黑曜石钟馗图片:圆明园被焚毁的历史秘密

圆明园被焚毁的历史秘密

  2010年10月18日，圆明园罹难150周年。

   始建于1707年（康熙四十六年）的圆明园，至1860年10月18日被英法联军劫掠焚毁，建设时间长达150余年。

   圆明园罹难至今，又一个150年过去了。风雨圆明园，沧桑三百年，圆明园从昔日的“万园之园”，变成了今天的断壁残垣，期间到底经历了怎样的兴衰变迁？

   圆明园的兴建，正是大清帝国走向兴盛之时；圆明园的焚毁，则标志着大清王朝的气数已经到了尽头。

   圆明园，一个帝国命运的写照，一个民族创痛的见证。

   断壁残垣、荒草斜阳里，圆明园，遭受的不仅是外来的劫难，也不仅仅是强权的凌辱……

   这些拍摄于137年前的老照片，隐藏着多少历史的秘密？        

   一、圆明园，梦幻般的典范    

   法国大作家雨果曾惊叹说：“在中国曾经有一个世界奇迹，她的名字叫圆明园；如果梦幻有典范的话，那就是圆明园！”

   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包括圆明园、长春园、绮春园三座园林。它尽揽江南名园胜景，集中国古代造园之精华，为皇家园林典范，堪称“世界园林之王”。

   “圆明”二字，是“圆润普照”的意思，意味着完美和至善。

   1726年的农历新年，雍正皇帝从紫禁城出发，乘坐一辆镀金的马车，在另外11辆马车的护送下，到达了圆明园。这是雍正第一次正式入住圆明园，亲王和大臣们特意送给他3000个灯笼，以示庆贺。

   与刻板森严的紫禁城相比，皇帝们更愿意在鸟语花香、幽静闲适的圆明园里处理政务，期冀在烟水葱茏中寻求到休息和安宁。按照《清六朝御制诗文集》所体现的园居生活，清朝的皇帝通常每年正月初十前后，就开始移居圆明园。此后，除外出巡游或庆典活动外，基本上都在圆明园内处理政务，直到冬至前，才回紫禁城过冬过年。

   自雍正起，圆明园就成为历代帝王处理政务的离宫别院。百余年的时间里，圆明园随处都能找到清朝五代帝王的身影。雍正在圆明园和北京城之间修建了一条宽阔的石板路，以方便往来；乾隆曾在园内接待多国使节，他在位60年间，不断扩建圆明园，使圆明园达到全盛；嘉庆问政后，继续为圆明园花钱，不惜工本打造自己的绮春园；道光在鸦片战争后，还踌躇满志地在圆明园的“山高水长”检阅他的军队；轮到咸丰，只能在园内为皇朝衰败的命运失声痛哭，当英法联军攻入北京，他离开园明园避祸热河，闻听150年家业被焚毁时，竟口吐鲜血，不到一年就病逝。

   圆明园的兴建，正是大清帝国走向兴盛之时；圆明园的焚毁，则标志着大清王朝的气数已经到了尽头。

   圆明园内余焰未灭，清政府就与英法两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北京条约》，此后仅50年，辛亥革命便将帝制终结。

   二、野蛮与愚昧，注定了劫难    

    事实上，对于清王朝来说，圆明园不仅仅是一座离宫，家天下时代，它就是天下的中心所在。

    圆明园被焚，起因于1856年英国挑起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为扩大在华特权，令鸦片贸易合法化，英法联军攻陷广州、大沽炮台，进据天津。清政府被迫与俄、美、英、法订立《天津条约》。条约签订后，英国公使额尔金却提出要在北京换约。得到应允后，英、法、美三国公使1859年6月进京时，却未按规定路线行进，僧格林沁视之为侵犯，率兵击退了这三位不守规矩的公使。

    1860年8月，英法联军决定“报仇雪恨”，以舰船两百余艘、陆军17000人，再次攻占大沽、天津，进犯北京。咸丰皇帝速派载垣到通州与联军谈判。9月14日，清政府屈从了英法的各项要求，达成了停战签约的协议。

   眼看战争就要结束，不料，9月17日，以公使翻译巴夏礼为首的英法使团，又节外生枝地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按满清“朝贡体系”的完整外交模式，公使觐见皇上，必须行跪拜之礼。

   巴夏礼1842年5月，曾充任英国驻华公使濮鼎查的随员，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战争；1856年代理广州领事期间，因入城问题与广东居民正面冲突，又一手制造了“亚罗号事件”，并极力扩大事态，力主对中国出兵。当时的两广总督的黄宗汉，就曾愤恨地上奏表示：“天生巴夏礼，所以祸粤也；不去巴夷，粤难未已”。

   巴夏礼在整个通州谈判中，狂傲无理，拒绝跪拜。对此，在谈判中已经满足英法各项要求的载垣认为：“此事关系国体,万难允许。”巴夏礼则咄咄逼人地提出，觐见皇上亲递国书乃“国际惯例”，没必要谈判。双方各持己见，相持不下。

   巴夏礼被认定为英法联军的“谋主”，于是，擒贼先擒王，载垣令僧格林沁率兵在通州张家湾将巴夏礼使团包括一些记者在内的一行39人擒拿羁留。至此，通州谈判全面破裂。

   监禁期间，这些人质被百般拷打，一个月后，只有19人生还。

   这是近代战争史、外交史上都罕见的事例。中国自古有“擒贼先擒王”的战略思想，也有“两国交兵，不斩来使”的外交准则，在谈判期间将使者扣押并折磨致死，不能不说是处置失当。敌强我弱，这只能给入侵者提供施展暴行的借口！

   入侵者的跋扈与野蛮，统治者的愚昧与颟顸，圆明园的劫难由此注定。

   三、掠夺，掠夺，再掠夺

   清政府“擒拿”了巴夏礼，并没有达到载垣奏折所预言那种“该夷兵心必乱，乘此剿办，谅可必操胜算”的效果。

   英法联军恼羞成怒，于9月21日进犯北京。还是在通州，这回僧格林沁面对的不是使团而是军队。手持落后半个世纪陈旧武器的蒙古骑兵和绿营，怎敌英法联军猛烈的枪炮火攻击？不到一天，清军伤亡惨重，全线溃退。京师门户大开。

   10月6日傍晚7时，法军率先攻入圆明园；次日，英法联军立即派“委员各三人合议分派园内之珍物。”法军统帅蒙邦托即函告法外务大臣：“予行将以法国极罕见之物由阁下以奉献皇帝陛下（拿破仑三世），而藏之于法国博物院。”英国司令格兰特也立刻“派军官竭力收集应属于英人之物件。”参与过当时劫掠的英法军官、牧师、记者留下大量的文字，所描述的情景，今天我们已经耳熟能详，但每每读起来仍然触目惊心：

   园内珍宝太多，以致不知该拿什么。有的往外衣口袋里装进金条、金叶，有的帽子里放满了红兰宝石、珍珠和水晶石，有的背负装满了珍宝的大口袋，有的脖子上挂着翡翠项圈，有的半身缠着织锦绸缎……为了抢夺财宝，他们互相殴打，甚至发生过械斗。

   足够北京半数居民之用的高档绸缎，都被士兵们用大车运走；一个法国军官，抢劫了价值60万法郎的财物；一个英国军官掠得一尊可值1200英镑金佛像；蒙邦托的儿子掠得的财宝可值30万法郎，装了好几马车；一个名叫赫利思的英国兵，一次就抢掠了二座金佛塔（均为三层，一座高7英尺，一座高6.4英尺）和大量珍宝，让7名壮夫替他搬运回军营，他因此暴富，享用终身，得了个“中国詹姆”的绰号……

   抢掠之外，他们糟踏了的东西更不计其数。有几间房子充满绸缎服装，衣服被从箱子拖出来扔了一地，人走进屋里，几乎可遮没膝盖；工兵带着大斧，把家具统统砸碎，取下其中镶嵌的宝石；一些人打碎大镜子，另一些人向大烛台开枪射击，以此取乐；大部分法国士兵手抡木棍，将不能带走的东西全部捣碎。

   大肆掠夺的同时，还焚烧了十几处建筑。10月9日，法国军队暂时撤离时，这座秀丽园林，已变得满目狼疮。

   他们并不满足于此，他们有着更加贪婪的企图。

   四、两种傲慢，三日大火    

   清政府屈膝退让了，答应全部“议和”条件，准备择日签约。英国公使额尔金、远征军统帅格兰特，为了给其侵华行踪留下“赫然严厉”的印象，认为必须给咸丰皇帝一个“严厉的教训”。

   这个“严厉的教训”，就是摧毁紫禁城或圆明园。之所以选择后者，按他们的说法，是因为“圆明园是使团人质遭受折磨的地方”。报复行动前几天，额尔金命令在全城张贴公告：“圆明园将于18日被烧毁，作为对中国皇帝背信弃义的惩罚。”额尔金甚至傲慢地通过公函的形式，向清政府下达最后通牒。

   这份公函递交的时间，是10月17日。

   次日，格兰特为说服法军统帅蒙邦托参加这所谓的“正义”报复行动，提出的理由之一就是：“摧毁圆明圆，只是针对应当为这些罪责承担责任的清政府，而非人民。”

   巴夏礼后来在给妻子写信说：“我认为毁掉它是非常合适的。把整座北京城都烧掉太残忍，毕竟这城里的人民有很多是无辜的，他们并没有伤害我们。”

   在英国人眼里，圆明园就是这个傲慢无礼的大清王朝的缩影。10月18日、19日，三四千名英军在园内到处纵火，大火三昼夜不熄。

   我们无法想象那场大火，无法想象楼阁殿宇在大火中的惨状。寻找有关当时情景的记载，可以看到这样的文字：“遥见西北火光烛天。行近宫殿，则火声若吼，日光自浓烟中透过，照在草木上，俱成惨厉之色，纵火士兵为火光所照，形同鬼魅。”

   六代帝王150余年精心营建的“世界奇迹”，就这样毁灭在侵略者的大火之下。

  五、乾隆、郎世宁与西洋楼    

   园内100多个景区，大多数为木制建筑，大火之后，悉数化为灰烬，年深日久，渐渐连痕迹也难寻了。不过，由于圆明园面积巨大，建筑分散，水域辽阔，一些偏僻之处和水中建筑，如藏舟坞、正觉寺等十三处建筑，还是幸免于难，留存了下来。

   此外，以大理石结构为主的西洋楼建筑群，因为不易燃烧，在惨烈的大火之后，以残破之躯仍旧屹立在原址上，成了圆明园惟一可以供后人凭吊的历史遗迹，以至于今人常常误以为西洋楼便是整个圆明园。

   西洋楼始建于1747年。乾隆皇帝在大片中式建筑群中，兴建这些巴洛克风格的西洋建筑群，与意大利传教士郎世宁有关。

   郎世宁是位有着极高美术修养的传教士，自清康熙五十四年来到中国传教后，便深得皇帝赏识，成为历经三朝的宫廷画师。一个偶然的机会，郎世宁给乾隆看了一张法国凡尔赛宫的图画，并讲述凡尔赛宫的喷泉。这让乾隆觉得非常有趣，于是，授意郎世宁和蒋友仁在圆明园内筹建了这组西式建筑。

   当时，郎世宁已在中国生活了30多年。他运用欧洲流行的巴洛克式风格，同时吸收中国传统的建筑手法，在中国的土地上，精心打造这些中西合璧的庞大建筑群。对于西洋楼的营建，乾隆非常重视，几乎每天都饶有兴致地前去视察，并不时提出修改意见。

   在海晏堂的喷泉造型上，郎世宁原本按照西方的设计风格，将喷泉造型设计成了裸体雕像。而当乾隆看到这一设计后，大为惊讶，认为这不符合中国人的审美情趣，建议将造型改为中国传统的十二生肖，著名的十二生肖铜像就这样诞生了。

   相比于圆明园的中式建筑，西洋楼的实用功能并不大，只是用于皇帝偶尔的赏玩游览。比如“大水法”，是一座专为欣赏喷泉而建的大型水景；养雀笼，是饲养孔雀和珍禽的动物园；方外观和远瀛观，是乾隆的维族妃子容妃的清真寺和寝宫；线法山，是乾隆骑马的地方；而黄花阵是一座大型迷宫，每年中秋游园时，夜幕降临之际，乾隆便会站在亭子中心，看嫔妃和宫女们提着灯笼走迷宫，据说，最先走出迷宫的嫔妃和宫女，将会得到皇帝的赏赐。

  六、137年前的老照片    

   1744年，乾隆命宫廷画师伊兰泰绘制的《圆明园四十景图》铜版画，让我们看到圆明园某些景区当年的风貌。

   这些铜版画历时五年，才最终完成。每块铜版所用的红铜重达26公斤，画面采用写实透视画法，精心描绘了西洋楼里的每一座建筑，令乾隆皇帝龙颜大悦，立即命人用铜版压印了一些铜版画，赏赐给了身边的大臣们。

   英法联军洗劫圆明园时，收藏在园内的铜版和印制好的铜版画，也一起劫掠一空。今天，世上仅存的一套20幅完整铜版画，保存在法国国家图书馆，而刻印它们的铜版，早已无处可寻。

   圆明园最早的老照片，则出自德国人奥尔末之手。奥尔末十几岁加入一支经商船队来到中国，先是在厦门开照相馆，后进入大清海关任职。他经常和同事及家属一起到西洋楼景区游玩，被西洋楼建筑及周围景观所吸引，拍下了一组圆明园西洋楼残迹的照片。

   奥尔末1914年退休后，携妻子回了德国老家。跟他一起离开中国的，有12张圆明园老照片和玻璃底片，还有大量中国瓷器。

   1927年，奥尔末去世，他收藏的瓷器被家人捐给当地博物馆，12张底片则送给了德国柏林大学的建筑学教授恩斯特·柏石曼。

   柏石曼不仅是一名建筑学家、艺术史学家，还是一名汉学家。曾在20世纪初来到中国，穿越中国12个省，行程数万里，拍摄了数千张宗教建筑和民居的照片，之后陆续出版了一系列论述中国建筑的专著。正是这个原因，奥尔末夫人才愿意将圆明园底片送交他收藏和研究。

   1729年，一位名叫滕固的中国青年来到德国学习美术史，听说柏石曼收藏有12张圆明园老照片和底片，便拿着大使馆开具的信函前去拜访，请求借底片拍摄。刚开始，柏石曼不愿出借，托词要留下研究，但经不住滕固三翻五次的“固请”，只好答应了。

   借到底片后，滕固把底片运往上海制版印刷，谁知竟在运输途中受损，致使大水法那张底片断为两半，成为无法弥补的憾事。

   此后，这些底片一直保存在柏石曼及其后人手中。1987年，柏石曼的孙子将底片卖给了一位法国收藏家，人们才又重新得到圆明园底片的音讯。

   2010年5月28日，台湾收藏家秦风得知“一位法国收藏家有意出让一批圆明园老照片”，几经努力，终于把这12张底片抱回了中国。秦风回忆道：“当飞机即将降落在桃园机场时，机身震动，我紧抱着木箱，如同多年前抱着自己的婴儿般，既戒慎又怜惜。奥尔末老照片终于又回到了中国人的土地上——宝岛台湾。而且跟滕固那一次不同的是，我相信这一次它将永远留在中国。”

   据考证，这些照片拍摄于1873年，是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圆明园实景照片，它呈现了十五处西洋楼景观中的七处。

   七、消失的废墟，无尽的劫难    

   奥尔末的老照片告诉我们，大火之后的西洋楼，并非今天看到的“断壁残垣”。

   大火之后，1896年，慈禧还曾三次来到黄花阵游览，西洋楼主体建筑仍保持着原有的格局。

   乱世里，国将不国，人心也变得荒蛮无知。西洋楼是在荒废中一点点倒下去的废墟。谐奇趣楼前的菊花喷水池，便因为国人盗取池中的铜管而惨遭拆毁。之后，其精美的海螺雕花，又被一名军阀分解切割，搬到了自己的私人宅院里。

   许多奸商甚至勾结守园太监一起盗卖石刻。一次，在盗卖观水法石屏风时，二者竟因价格问题发生争执，被贝勒载涛发现，才将石刻追回，保住了这五块石屏风及两边的小方塔。然而，载涛将屏风追回后，并未将其归位，而是将石屏风与大批石雕一起，运到了自己的私家花园内。

   紧接下来的1900年的庚子之乱，西洋楼幸存下来的建筑，继续遭受到军阀、土匪、流氓的破坏和盗毁。今天，在军阀张勋曾经的帅府——翠花胡同9号院，以及李莲英姐姐的宅院——西交民巷87号院，都可以找到圆明园的遗珍。

   1913年，郝升堂买下西交民巷87号院。郝升堂是当时京城商界名流，他原本在俄罗斯做生意，后回国开办了中国历史上第一家啤酒厂——双合盛。为了装饰87号院，郝升堂可谓煞费苦心，到处搜罗奇石匾额点缀其间。其中，最为醒目的，就要数从圆明园收集来的5块石刻匾额了。这些匾额大多为皇帝御笔亲题，如“普香界”、“屏岩”两块石匾为乾隆亲笔题写；“翠潋”、“护松扉”和“排青幌”三块石匾，则均为嘉庆皇帝御笔题写。

   辛亥革命后，圆明园划为皇家私产。但没落的清皇室，根本无力保护和管理，园中残迹不断被盗拆、变卖、挪用。由于长期处于无人看管的状态，大量石材被任意拆毁，甚至一度沦为“采石场”，拥有了出售石材的收入！

   中南海开辟新华门，门前石狮缺座，袁世凯大笔一挥：准由圆明园移挪。中山公园创建时，三次由圆明园远走大量太湖石、青云片石。这些青云片石，每块都重达近20吨，由于当年运输条件有限，运送这个庞然大物时，共动用了3辆运料车，32头骡子，再加上30多个壮小伙子，拉了七天七夜，才把它从圆明园运到中山公园。

   1928年，革命党北伐成功，革命意志弥漫神州，国民党提出大力“破除封建迷信”，甚至提出“拍卖故宫这个天字第一号逆产”的议案。这一年，北平特别市政府核准圆明园残迹变价批卖，大规模出售园中的雕花石刻及构件。

   到1940年，日寇占领期间，大部分西洋楼已经被彻底破坏掉了。

   1950年代至1960年代，北京市两度掀起拆除城墙的高潮。在拆墙高潮之下，圆明园也难逃此劫。虽然在1950年代初期，周恩来曾作出指示，要求保护圆明园，但园内居住着三千多农民，占用着园内近两千亩土地，为了生产、生活，仍不断挖山填湖，占地建房，任意毁坏园内仅存不多的遗迹。

   无独有偶，在世界历史上，因公元479年西罗马的灭亡，罗马古城也曾沦为“采石场”，大型公共浴场墙体上五彩斑澜的大理石板被剥光，柱子及各种装饰被拆毁，其宿命就像圆明园。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当然，罗马也不是一天毁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