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质疑

　　“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是无奈，是“忍经”、“挺经”而非真经，我们切不可把底裤当旗帜挥舞。“真话不全讲”如果说的不是依法保守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公民隐私，那就是存心以偏代全，误导公众。
 　　
 　　“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这句名言的版权属于谁？似乎属于季羡林先生。新华网上搜得源于去年7月19日《光明日报》的“季羡林先生语录”，有一条是：“要说真话,不讲假话。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就是不一定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但说出来的话一定是真话。”
 　　但是，相似的话，上世纪90年代我到南方周末报社工作，就常听老主编左方先生将它当“报训”给大家念，并说它得自南方日报社老总编黄文俞的真传。“老左”（在“官本位”还没有侵蚀到报社的上世纪，刚入职的小青年也这么叫他，没人好意思喊“左主编”或“左总”）的话，在2010年3月11日这期《南方周末》周瑞金同志《示读者以大信》一文中得到印证。周瑞金写道：“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担纲《南方日报》总编辑的黄文俞同志，留下一句耐人寻味的‘报训’：‘可以有不说出来的真话，但是不可以说假话。’……”
 　　应该是“英雄所见略同”，而不可能是谁抄袭谁，不过季先生的概括更精炼上口，更方便流传。
 　　我们应该明白所谓“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并非什么真经，正如周瑞金同志在上引句子接下来所说，那样的报训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仍然坚守社会道义和报人品格、坚守曾经遭到嘲笑和践踏的职业精神”。换言之，所谓“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是特定社会环境的产物，有它的历史局限性；抽离这个“报训”或这段“语录”的特定历史背景，无条件地拔高它，就可能是谬种流传。
 　　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比如“文革”中及之前的五六十年代，“真话不全讲”是为了自我保护，免得惹火上身，像林昭那样被“派右”被枪毙，像张志新那样被割喉，这是出于人求生本能的无奈。1957年“大鸣大放”期间，毛泽东提出“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要“五不怕”（“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可是，那时候很多人不怕牺牲自己当烈士，怕的是被党和人民误会当比狗屎还臭的“反革命”。至于提倡“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那一刀刀凌迟处死的滋味又比“砍头只当风吹帽”更惨烈，非大圣人或大亡命徒不能承受。至于“假话全不讲”其实也很难，自我贬损的假检讨在那个年代几乎无人幸免，彭德怀大将军也做不到；而数不清的整人运动中，能做到损害他人的“假话全不讲”的，在党政军干部中也就是张爱萍将军等廖廖数人敢说自己做到了。简言之，整句格言是那个政治生活极不正常年代的“高标准”，其实是不足为后世法的。
 　　细品这句语录，不难发现它暗含假定或者说预设了“真（的话）”就是善的美的，“假（的话）”就是恶的丑的，而实际的社会生活当然不是这么简单，根本不可将“真话”与“假话”的善恶美丑绝对化。为人处世和参与公共事务有区别、不同的职业要求也不尽相同。与人为善的人，有时应当说“假话”，比如夸奖招待你的主妇做的饭菜好吃是礼貌，虽然并不对你的口味；医生有时要宽慰病人而不宜对本人讲出全部真相；而辩护律师只讲对委托人有利的话则是职业道德；政客若像律师只讲一面之辞，公众和媒体就有权揭穿他的谎言，穷究事情的全部真相。
 　　不能混淆是非界线。在正常社会里，举凡涉及公共生活领域，比如参政议政和办新闻媒体，“真话不全讲”如果说的不是依法保守国家机密、商业秘密和公民隐私，那就是存心以偏代全，误导公众。现在人们有“选择性执法”一说，指的是有些地方官员看谁不顺眼了，或怀疑谁举报他了，就派人去查他的经济问题；如果是“自己人”，则不见其贪赃枉法只见其“有魄力”“能办事”，这也是“窝案”能发生的条件。有些媒体，报喜不报忧，即便这“喜”没兑水掺假，其不敢揭露问题，生怕批评和监督政府“惹麻烦”，恐怕也算不得有良知，是对人民负责吧？
 　　因此，本文的结论是，“假话全不讲，真话不全讲”是无奈，是“忍经”、“挺经”而非真经，我们切不可把底裤当旗帜挥舞，降低建设公民社会做人处世的底线；直面现实、实事求是、求真务实，才是正常社会处理公共事务的道德标准，我们不可因它们被某些人长期当口头禅，光说不做，而生因人废言之心，正确的态度应是循名责实和从我做起。
 　　附记：四川巴中市白庙乡试行在政府网站“全裸”公开今年1、2月的公务开支，受到网友热捧。乡党委副书记、乡长欧明清回答《南方日报》（03/16）记者说：“当时最大的压力就是公开招待上级的费用，经过激烈的讨论，我们一致认为，公开一部分（财务），不公开另一部分，等于没有公开，于是选择了全部公开。”——他对所谓“真话不全讲”做了最好诠释。
 　　2010/03/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