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暗之魂3邪道:仁——道德的永恒理想

　　重塑中国魂

　　如果说政治经济制度是社会的软件，那么，价值观念就是社会软件的核心。中国人的价值观念若不更新，那么，再好的制度对中国来说也只会是南橘北枳。

　　只有先进的价值观配上先进的制度，我们的社会才会更文明、更和谐、更富强。

　　■ 私有制是道德之神

　　在我国存在着一种普遍的误解，即认为财产私有制是人类社会的万恶之源。实际上，私有制并不特别有利于任何一方，它对一切人都是一视同仁的。有了私有制才产生出交换，才有商业社会，才有今日的丰富物质生活。私有制帮助了人类社会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私有制是合乎道德的。人们无法设想一旦取消了财产和私有制会出现什么样的混乱。任何别人的东西我都可以据为己有。更确切地说，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别人的，正如没有任何一样东西是属于我的一样。为了生活，食物、防寒物资仍被创造出来，但强盗和贼消失了，因为人人都按盗贼的规则行事。交换已经没有必要，更谈不上分工。如果人类仍有生存的欲望，就必须从原始公社倒退到没有工具的野兽群体，因为即使在原始公社，个人也有他自己用熟了的专用工具。所以有人说：私有制是道德之神。

　　私有制发展了经济，提高了人类整体的生活水平，但也发展了人与人的不平等。贫富差距的日益扩大是生产资料的私有制的一个直接结果，因此产生了公有制社会的理想。然而凡事有利必有弊，公有制虽然大大地缩小了各人收入水平的差距，但企业的经营效率普遍地不如私有制的企业，企业内外面临着较多的官僚问题。我曾在1993年12月论证了全面公有制必然导致经济效率的降低。因为全面公有制时生产者同时又是消费者，他们的利益一致，没有讨价还价，不可能形成市场价格。根据微观经济学，市场价格是唯一能引导资源合理配置的信息。

　　我国在20世纪50年代末刮了一降共产风，把城乡的生产资料搞一平二调，大大挫伤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在现代经济理论的发展中，有大量研究比较公营和私营企业的相对利弊。研究发现在多数情况下，在服务行业和在竞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中，私营企业优于公营;在提供公共服务的行业中(如公路、市政污水处理、国防)公营优于私营;在垄断性行为中(如电力、铁道)公营和私营差不多。所以一个比较好的所有制结构不是清一色的公有或私有，而是一个经常处于调整中的不断优化的结构。

　　这个概念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但达到这一认识我们是付了高昂的学费的，何况即使是最彻底的公有制主张者，也只能谈生产资料的公有化，而无法涉及生活资料的公有化。我国在刮共产风和"文革"抄家时，曾出现过生活资料公有的企图，其后果是大家都知道的社会大混乱。

　　■ 仁——道德的永恒理想

　　当家庭是一个最有利的生产单位和消费单位时，道德准则就应当是维持家庭关系而不是破坏这种关系。所以在自然经济时代，道德的基本内容是尊长爱幼，顶多再增加一条睦邻。亲戚和邻居就是可能与一个家庭发生关系的全部范围。在这种经济关系下的人们所能想象得出的理想世界，我们可以从《礼记·礼运》——"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描述中看到。在这个社会中：

　　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不兴，窃乱盗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人类社会后来毫无例外地向商品社会过渡，交换主宰了人与人的关系，出现了"认钱不认人"的交换准则的现实。离这种理想，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

　　《礼记》中关于大同世界的描述，包含着一些可称为永恒的理想，那就是"仁"。"仁"的确切含义据孔子自己的解释是：恭、宽、信、敏、惠(《论语·阳货》)。它包含爱、同情、宽恕、勤敏、推己及人，反求诸己、牺牲自我、以及由这些出发的全部原则。《论语》中"卫灵公"篇的开头就是："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孔子把成仁和生命看得同样重要。子贡问孔夫子："有一言可以终身行之者乎?"答："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也是对仁的注解。一直到二千年后孙中山提倡博爱，还是以仁为出发点。

　　仁的理想不但在中国古已有之，在其他民族里，也以略为不同的形式提出来过。基督教精神要求爱你的仇敌，这里就有恕和爱，是符合于仁的精神的。展望未来，仁将是不可替代的。大同世界里幻想的社会组织虽然不切实际，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以及及"鳏寡孤独废疾皆有所养"则是任何一个社会都应当为之奋斗的。在今天需要我们用批判的精神来反思中国传统道德观的时候，我认为仁的基本精神是万万不能抛弃的。

　　显然，一个仁字虽然概括了中国传统道德的基本精神，但远不是中国传统道德的全部。仁是代表道德的柔的一方，道德还有其刚的一面。孔子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论语·子罕》)他强调即使一个寻常的百姓，也有其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孟子又说："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滕文公下》)这个不可动摇的东西也正是指的道德原则。然而这个刚韧不屈的道德原则是为了达到仁的目的。如果我们回到"无求生以害仁，有杀生以成仁"的一段话，就不难理解"不可夺志"的志是什么内容。人要有志，但此志不是去杀戳，去复仇，去分夺，而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用仁的精神处理家庭关系，应该贯穿互爱的原则。尽管长辈爱下辈和下辈爱长辈的具体方式不同，但那是年龄的差别所致，而不是因为地位的不平等。可是在中国的专制主义道德中所提倡的三纲五常却规定了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于是维持这种不平等的关系成为道德规范的基本功能，人间的悲剧由此而生。无论君王如何昏庸，臣子只有服从的份儿，君臣间的矛盾激化时，唯一合于三纲五常的解决办法就是臣民的自尽，而不可以造反叛逆。子女孝顺父母用后来二十四孝的标准，必须做到自侮自戕违反人性的程度。妻子服从丈夫也是无条件的，甚至要求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非但没有独立的人格，连做人的起码权利都丧失了。

　　这种道德要求并非孔孟的本意，孟子就说过："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尽心》)。孔子所说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确切含义是君王必须按君王的规范来对待臣下，因而臣下也必须以相应的规范对待君王。否则君若不君，则臣可以不臣;父若不父，则子可以不子。所以君臣、父子，他们虽然地位不对称，但权利和义务是对称的，这里暗含着平等的原则。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充分平等的概念，他从来没有说帝王和老子可以例外。将儒家的平等仁爱改造成三纲五常是西汉时的董仲舒，从此儒学就变成了儒教，它不再是一种学说，而成了一种强加于百姓头上而且不容怀疑的信仰。

　　■ 什么样的人生享受才高尚

　　在自然经济中发展起来的道德观的一个重要要素是清心寡欲，乐天安命。孔子说："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他又称赞颜回在艰苦的环境中"回也不改其乐"。在《述而篇》中又说："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老子认为"不贵难得之货，使民不为盗。不见可欲，使民心不乱"(《道德经·三章》)。还说"我无欲而民自朴"(《道德经·五十七章》)。韩非子认为"人有欲，则计会乱;计会乱，而有欲甚;有欲甚，则邪心胜;邪心胜，则事经绝;事经绝，则祸难生"(《韩非子·解老》)。他推断人间祸难皆因人有欲而产生。到宋朝哲学家朱熹提出"存天理，灭人欲"，不要追求物质享受的规劝一直继续了几千年。

　　"文革"时化妆近于犯罪，香风属于资产阶级。在"五七干校"里个人自己花钱买肉吃被叫做偷吃，当然要挨批。这一观点的根源在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非常缓慢，任何较高的物质欲望一般来说都是不可能满足的，会被认为是奢侈。个别的人则受物质欲望的驱使，走上侵犯别人利益的非道德道路。非但中国如此，西欧也流行过这一观点。赫胥黎在他讨论《舒服》那篇文章里就讲，因为普遍认为舒服即罪恶，耽于舒服即趋于失敬，所以西方的封建社会阻止了躺椅的发明。

　　在中国过去几千年中生活过的百多亿人口过的是什么生活呢?除掉文景之治、贞观之治有限的几十年的太平盛世，基本上不是兵荒马乱就是饥荒瘟疫。小孩子生下来就在死亡线上挣扎，相当一部分人活不到成人的年龄，活到70岁算是古稀，大部分人糊口是最大的困难，食肉衣锦是非份之想。他们的一生不是享受生活，而是痛苦煎熬。只要看中国人口的变迁就足以证明这一推测。

　　西汉时全国人口为6000万人，到1000年后的宋朝人口反而降为2000万人。这中间不是人口没有增加，而是一次混战就消灭人口一半，甚至3/4以上。最近一次的人口灾难发生在一百多年前的太平天国。从1850年到1863年的13年内人口从4.3亿降到2.3亿。史书上说杀人的血流成了河，可能不假。这是从统计数字来看，如果从每个家庭的经验看，则是一幕幕活生生的悲剧。

　　我们今天要看彩电，要用空调，还要出门旅游。对我们这代人来讲，活在世上一生可以恰当地称之为享年若干，我认为这是今人生活与古人生活最大的不同。此种不同产生的道德观的变化就是，现代人认为享受是正当的生活追求，而不再是不道德，更不是犯罪。近百年来现代物质文明的飞速发展，实在有赖于人们坚毅地追求物质享受的推动。

　　一个人沉湎于物质享受成为庸俗的人，或享受物质生活而仍是高尚的人，其主要的区分点在于他是否关心别人的物质生活，承认别人的物质享受和自己的享受具有同样的重要性。其次，也在于他是否也懂得精神享受，追求友爱、艺术的欣赏、知识的学习、健康等。

　　物质享受的特点是很容易达到饱和，过度的物质享受反而造成痛苦。而精神享受的特点是永远不会饱和，相反，越多精神享受的追求，会引导人达到更高的欣赏境界，从而得到更大的满足。近一二百年以来，由于物质享受在更大程度上得到满足。人们有条件追求更多的精神享受。现在的问题是在总的物质生产越来越丰富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人变得更贫困;在商业化渗透到一切领域中去的时候，精神享受同样离不开钱。

　　■ 儒学变儒教，董仲舒是罪魁祸首

　　学说是以是非为其能否成立的根据，宗教则以信仰为根据，是不容争辩的，虽然宗教也有其理论，但不容别的理论的挑战。将儒学变成儒教，并罢黜百家独尊儒学的是汉武帝时的董仲舒。幸亏儒学提倡中庸之道，否则中国人还要遭受更多的不幸。董仲舒思想的核心是将神权、君权、父权、夫权贯穿在一起，形成专制神学体系。他提出的"天人感应学"认为君权是天授的，因而不容怀疑。这样的论点当然受到统治者的欢迎，所以西汉以后儒教伦理统治了中国人1800多年。

　　有人说，儒教三纲五常的伦理结构中，父子关系居有核心地位，其他如夫妇关系，君臣关系等等都是父子关系的推演。这个说法是有道理的，百善孝为先正好说明了这一点。父子、夫妇、君臣关系无非是顺从的不同表现方式，忠、孝、随，都是不同场合下的顺从。君主专制社会的秩序就是建立在不问是非，甚至违反人性的顺从上。这种"道德"所酿成的悲剧绝大多数是盲目顺从造成的。敢于反抗君威父命的人，不论有多么充足的理由，都不会得到社会的许可，更不用说赞同。

　　这种违背人类良知和理性的道德观念，在"文化大革命"中再一次充分地表现出来。武斗的双方都喊着誓死捍卫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口号，然而进行的却是残酷无情的杀戮。无论是五七干校里的校规，还是工人宣传队里的纪律，以至于批斗大会上的程序都不容分析和怀疑。当时电台广播的开始曲是东方红，终了曲是国际歌。前者歌颂他是我们的大救星，后者宣称从来没有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然而那时矛盾是不容分析的，每个人在革命外衣掩盖的专制伦理的淫威下，被彻底解除了理性的武装。

　　在40年前，巴金的著名小说《家》、《春》、《秋》以爱情悲剧尖锐地控诉了专制主义道德对人性的违背。后来的许多青年读者无法理解何以传统力量有如此巨大的威力，当一个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时，他只能选择自杀而不能反抗。有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人们可以从自身的体会中作出回答了。不容分析和怀疑，把某种论调看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这种思想方法在一切迷信盛行、经济落后的民族里至今还有广大的市场，敢于向神圣理论挑战的人都要冒极大的风险，不论这个理论是儒家伦理，还是圣经、可兰经或别的什么"科学学说"。

　　■ 顺从——专制主义的道德枷锁

　　因为顺从是专制主义道德的主轴，因此一个人如何对待别人，首先取决于这个别人是谁。如果此人是他的长辈，即使年龄比他小，阅历比他浅，知识比他少，也必须敬畏此人三分。如果此人是一位女性，本人又是男性，男卑女卑的准则就会立刻起作用，这种现象非但普遍存在于乡村里，甚至还存在于具有相当高知识程度的家庭里。如果比较一下中国家庭和外国家庭中人和人的关系，可以特别鲜明地感觉到这种区别。

　　笔者有一次访问一个美国家庭，家长是一位大学教授，他的女儿只有4岁，他们的客厅里放着两张椅子，他的女儿正坐在其中的一张里。教授为了便于和我谈话，对他的女儿说："多丽，我和你商量一件事，你可不可以把座位让给我们远道而来的中国客人坐?"4岁的女儿欣然起立让座，教授还谢谢她。用平等、礼貌的态度对待4岁的女儿，在中国家庭里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相反，在中国我们可以经常看到的是另一种情况：对家庭以外的人员，用一种轻蔑的称呼相称，以表示亲昵。这说明，不平等是家庭成员关系的特征。

　　根据对象的相对地位来决定拿什么态度相处，而没有一个普遍适用的原则，这只有在一个封闭的社会里才有可能。在一个封闭的有限的圈子里，每个人都认识其他的人，没有什么陌生人闯进来，所以按彼此的相对地位来相处的原则实行起来并没有什么困难。但如果周围有许多陌生人，按这种原则处世的人便会不知所措。当接到一个从远处打来的电话时，一时弄不清对方的相对身份，自己的态度就失去了参考坐标。有时先用傲慢的语气对答，稍后发现对方是自己的首长，立刻前倨而后恭。所以在一个向外界开放的社会里，依人而的处世原则就不再普遍可行。

　　从表面上看，在现代最开放，与外界联系最多的社会里，依人而异的处世态度在企业和团体内仍起主导作用。那里下级必须服从上级。而且由于工业生产的要求，这种概念和自然经济社会相比，甚至强化到了一种不近情理的程度。然而在工业社会里服从是一种组织原则而不是伦理规范。下级必须服从上级，工人必须服从工艺要求，否则就会招致经济上的损失。由此可见工业组织中的服从，其最终考虑的是经济利益，而不是维持社会秩序。

　　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中，维持社会秩序的恰好是协商而不是顺从。不过，无论是在自然经济或商品经济中，服从只有在一个互相熟悉的小圈子里才行得通，这一点是没有区别的。在一个互相熟悉的小范围内生活，对人的态度依相对地位而定，这造成了人们一种讲面子的社会心理。人要在一个小的社团里受人尊敬，首先要建立一个体面的形象，这种心理部分地解释了何以在我国比较封闭的边远地区，群众习惯于大操大办婚丧喜事，因为这是难得的挣得体面的机会。

　　由于自然经济中人的生活来源很少依赖交换，人们生活在一个互相熟悉的圈子里，所以顺从作为一种道德规范才可能行得通，而且能一代一代相传下去，成为一种传统观念。正如鲁迅所说：他们以为父对于子，有绝对的权力和威严;若是老子说话，当然无所不可，儿子有话，却在未说之前早已错了。

　　前面已经提到，顺从观念的前提是态度依人而变，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退居到次要地位。当此种道德规范演变成为传统观念时，它逐渐影响到人们的思想方法，即是非曲直不是主要的，而相对地位才是主要的。因为如果这不能成为一种思想方法，那么传统道德就要经常受到挑战。如果传统在挑战中失败，它就不能继续成为传统。或者说，如果传统继续存在下去的话，这种思想方法必然占有统治地位。

　　■ 轻是非重人情——中国人的陋习

　　无视是非曲直的思想方法，我们经常可以在日常纠纷中看到。两个家庭之间的争吵，两个村落之间的械斗，以至于两个国家之间的战争，两个党派之间的竞争，一个党内两种派别的路线之争，往往与此有关。当我们被牵涉到一场是非之争的时候，往往首先考虑哪一方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必须作出有利于自己的"是非"判断。我们经常说的爱国主义教育，多少含有强化这种思想方法的意思。如果有谁依据真正客观的是非判断来表示态度，或者仅仅是试图客观地分析一下是非曲直，他就很可能被指责为大逆不道。长达八年的两伊(伊朗和伊拉克)之战，耗资上千亿美元，死亡逾百万，双方互不共戴天的仇敌，但当停战宣时处于火线上的两侧士兵互相亲吻拥抱。这里看到被双方强化的"爱国主义"如何违背了人民的真正利益。

　　当然，生活中大量的纠纷是利益矛盾而不是是非之争，用什么思想方法在这里似乎不起作用。但即使是利益矛盾引起的纠纷，当舆论工具被动员起来时，必然有一批理论被制造出来。这些理论要想站住脚，就必须依靠上面所说的思想方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交战中的两国各自坚持的理由，都认为自己站在正义的一方，就不难悟出宣传者是如何巧妙地利用这种特定的思想方法了。

　　中国共产党的阐述马克思只有解放全人类，无产者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的理论，以及讲述共产国际的理论时曾遇到过巨大的困难，因为中国共产党的绝大部分党员来自农村，他们早已习惯了传统道德观以及与此相适应的思想方法，他们对于为什么要接受一个外国人的理论，遵从外国党组织的政策感到无法理解。刘少奇为此曾写过一本小册子《共产主义和国际主义》，使已经接受了传统观念的党员能够接受一些与以前不同的理论。

　　不过中国百姓中轻是非重关系的思想方法在以后的四十年中并没有得到扭转，相反地，在一再强调的路线斗争中更加变本加厉。那时候的所谓路线斗争就是强调是非以线划界，或者干脆以某个司令部划界。凡是这个司令部的人，其做的事，说的话都是对的;否则就都是错的。如果某人曾经被公认过做了某件有益于人民的事，现在又发现他不是这个司令部的人，是非又如何判断呢?于是解释说这件事虽然客观上对人民有利，但此人当初就怀有不良动机，假装积极，骗取党的信任，图谋日后的野心等等。

　　"文革"结束20多年后的今天，重关系而轻是非的陋习，虽然由于商业关系的大规模渗透而减弱，但传统观点仍有其牢固的阵地，尤其在比较闭塞的地域。当某人违反法纪，上级派人下来调查时，几乎没有例外地都会遇到"关系网"的阻力，说情者有之，代作解释者有之。这些说客未必都得到当事人的好处，只是因为他们和当事人相识。

　　四川省的一个杀人犯祝纪海逃避追捕，先后转移隐匿七处，每到一处，都首先声明自己杀了人，居然这七家户主不但为他隐瞒而且还送饭送钱。(1988年10月5日《人民日报》四版刘荣金：《麻木的神经》。)据统计在法院向有关证人索取证词时，提供伪证的竟数倍于提供实证的。说明人情关系非但重于是非，而且重于法律;这种行为不但没有受到社会舆论谴责，这些人反而被誉为有义气，有道德。

　　■ 专制主义的遗传"密码"是什么

　　我国学者金观涛在研究中国君主专制社会的超稳定性中曾提出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即原王朝被农民暴动推翻之后，新的王朝按原来的模版重新建立。其原因在于旧王朝虽然被消灭了，但其组织信息却被保存下来，新王朝仍然参照原来的组织信息组建自己的系统，所以新王朝酷似旧王朝，这使中国的专制体系可以维持几千年而不变。 (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第133页，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这个过程类似于生物繁殖中原来的遗传密码由生殖细胞传给新的一代，新一代的机体就按遗传密码交给的信息来结构。

　　现在我们需要指出的是，以君臣关系(忠)父子关系(孝)为核心的儒教恰是新旧王朝之间传递遗传信息的"密码"。专制制度的结构需要一个理论指导以维持其内在关系的一致性，这个理论指导就是儒教。专制制度之所以能够在旧王朝覆灭之后重建起来，主要靠的就是儒教的伦理。王朝一个个逝去，但忠君孝父的道德代代相。儒教伦理虽然是无形的，其生命力却异常强大。

　　末代王朝满清政府之后，经过了"辛亥革命"、"五四运动"，蒋介石的"新生活运动"，解放之后又经过了疾风暴雨式与和风细雨式的马列主义教育和思想改造运动，还经过了触及灵魂和脱胎换骨的社会主义教育，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儒教理论又死灰复燃。人们佩忠字徽章、跳忠字舞、搞三忠于活动、开忠于什么的誓师大会，如此等等。除了忠于的对象有可能改变之外，要求我们"忠、孝"的实质并未改变。电台里，报纸上，讲话中，忠字频频出现，说明这种伦理思想确实是根深蒂固的。

　　■ 文化是骨子里的东西

　　回顾清末的洋务运动之所以未能改变中国的命运，联系伦理思想之起社会结构中"遗传密码"的作用，或许能找到一点解释。清政府在甲午战争中吃了亏，明白了洋枪火炮的厉害。某些人得出的机械论的结论是只要把洋人的技术学到手，中国就可以变得像洋人一样富强了。同时他们又生怕把中国几千年的传统文化丢掉了，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口号，而不把哪些是糟粕哪些是精华区分一下。这种以"体""用"作为接受不接受的标准，而不以精华糟粕为标准的态度来接受西方文化是不会成功的。

　　从表面上看，洋枪利炮和封建道德并没有什么相干，也正因为如此，人们才会认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可以行得通。可是我们仔细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洋枪利炮决不可能在缺乏商业联系的社会秩序下顺利地制造出来。

　　首先，制造先进的设备要有技术工人。且不去追究技术工人能否在旧体制下培养得出来，即使有了技术工人，如何能将他们召募得来，来了之后又如何能使他们在一个生产作业线上互相配合，不要说在专制社会，就是在今天，要调动一名职工手续有多繁，困难有多大，户口、住房、双方领导批准，每一步都要耗费巨大的精力。要调动几十名职工，组建一个班子，难度就更大，往往是碰得焦头烂额，最后只好知难而退。而忠君、孝悌、睦邻的人际关系丝毫也无助于解决这类问题。

　　其次，制造设备的工厂先要有资金来兴建。资金从何而来，如何筹集。集资建立在信用基础上，人家把钱借给你，你要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连本带利还给人家。如果不是信用和法律高于一切，而是君皇高于一切，这种信用关系就完全没有保障。最困难的是制造设备要用上百种不同的原料和工具，少了任何一样枪炮都造不出来。而且每一种原料和工具本身又需要若干种原料和工具才造得出来。这样一种复杂的生产组织的形成和运转，如果靠官僚体系是完全不可能的。

　　总之，现代化技术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社会结构和伦理观念，而这一套东西决不可能自然地在原来的专制制度中生长出来。

　　现在"中学为体"的口号已经没有人喊了，但是我国文化的伦理观念中需不需要吸收外国的成分，却始终是不明确的。相反，过去我们一直曲解资本主义社会的人生哲学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人际关系则是单纯的金钱关系，似乎这方面对我们是一无可取。现在仍有不少人对于外来的东西样样看不惯。在清理精神污染运动中就有人拿着剪子和斧子要剪叭裤，长头发，要砍高跟皮鞋。有一阵在公园里跳舞要驱赶，用的音响设备要没收。总之，对于一切表现个性自由和解放的行为嗤之以鼻，因为这些观点和儒教所要求的，将个人的存在从属于君权、父权、夫权的教导，完全相对立。

　　"反对全盘西化"。这个口号似乎并不错，然而我们不得不说，它是含混的，片面的。它的确意思可能是：我们应当学习西方对我们有益的东西，而不应把有害的东西也吸收进来。所以首先应该肯定学习西方文化，然后才谈得上不要全盘西化。可是这个口号却忽略了主要的前提，而将在西化中要注意的一点当成主题突出。而且西方社会同时有其优点和缺点，它们是同一个体制下的两个侧面。制度的选择并不是超级市场上买东西，只挑选对我们有用的买得来，或者说，这些点和缺点是互相联系着的。只要看现今世界上凡是富裕的社会都有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为其特征，但也都同时存在着吸毒、犯罪、娼妓、同性恋、贫民窟等丑恶的现象。

　　我想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在接受外来文化的同时对这些必然出现的坏现象，有所准备，使它们的影响减到极小，而不是惧怕它因而拒绝制度的变革和创新。

　　儒教伦理在维持专制制度方面所起的作用，就是不论有多大的社会变动、多彻底的旧王朝的摧毁，一旦秩序恢复，人们所能想象得出的仍旧是原来的体制，因此历史是不断的循环，谈不上有什么真正的进步。要想摆脱这一困境，唯一的办法就是借助于外来的文化，整合成新的文化，用以取代儒教中阻碍社会进步的成分，特别是它强调的君权神授理论，以及由此衍化出来的泯灭个性和人与人因地位不同而产生的不平等。

　　"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没有的新事件。"五四"运动对儒教(过去曾不恰当地说成是孔家店)产生了重大的冲击，但远远不足以在全民的广度上彻底铲除儒教中反人性的部分。

　　全国解放，作为西方哲学的马克思主义大规模地介绍到中国来，这本来是一个极好的清算专制思想的机会。可是我国几十年来一直讳言对专制思想的批判，甚至还有意无意地强化这种思想，因此深埋于中国文化层的腐朽东西从来没有触动，结果才有文化革命中所谓"三忠于"活动的闹剧："人人挂忠字牌子，个个戴表忠像章，家家立像，户户供佛，条条街道漆成"四个伟大"的红海洋，个个机关树起新式门神或照壁。那个‘最高指示'一下达举国若狂，涕泪横流，半夜三更起来敲锣打鼓，游行庆祝，比对待皇帝圣旨还要疯魔万倍"。(孙越生：《蚯蚓现象》，《人民日报》1988年9月1日第八版。)

　　用外来文化的新因素注入中国传统文化，以改变用来建立社会秩序的伦理基础，从这一点看，对外开放政策对中国社会的进步具有重大意义。虽然中国接受西方文化在百年以前就已开始，但较少发生争论的只限于西方的自然科学。现在中国大专院校中所用的理工科教科书，就其内容而言90%以上都是舶来品，这部分知识在培养中国现代工业能力中起了关键的作用。且不说属于尖端技术的人造卫星或计算机，就是一颗普通螺丝钉的制造，也是以来自西方的数学、力学、物理学以及机械设计、金属加工等理论为基础的。

　　在社会科学及艺术方面吸收西方文化，可以说引起的争论是比较大的，虽然事实上音乐、美术的大学教育已吸收了大量西方成就，但是吸收到什么程度，以及吸收的后果是好是坏却一直存在着反复的争议。以被誉为社会科学皇冠的经济学来说，虽然居主导地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现在逐渐受到重视的西方主流学派经济学都是来自西方，但那并不等于承认这些科学可以用来解决中国的经济问题，只是因为中国实在没有自己的经济学可以代替。中国只有经济史而从未发展出经济学来。

　　■ 旧价值观是现代化的绊脚石

　　社会科学接受西方文化已经引起争论，价值观和伦理观则更难于吸收外来因素。然而价值却是人们行动和决策的依据。例如公平和效率两者往往互相矛盾，大锅饭多一些有利于公平，但有损于效率。一个社会究竟需要更多的公平还是更多的效率，永远不可能用推理的方法来证明，这完全取决于人的价值观。又如对自由的要求也是一种价值观，有的人把它看得很重，认为"不自由毋宁死";有的人则不大在乎，只好吃好喝好少一点自由也是可以接受的。由于对自由的价值判断不同，所以对民主生活的要求也就不同。具有不同倾向的人待人接物的原则有异，是非观也有差别。西方工业化国家的社会运转机制植根于人们的价值观念。不改变价值观念而欲改变社会运转机制，势必闹出一系列矛盾，最后还是格格不入，只得放弃一头。

　　价值观与现代化的冲突，在历史越是悠久，古代文化越是发达的民族，表现得越明显，中国如此，印度如此，许多伊斯兰教的国家也如此。而历史短的国家如美国，就没有这种包袱。博大精深的古文化成了现代化进程中的沉重负担。心理学家葛登纳(John W. Gardner)曾说：

　　那些企图逃避转变之潮流的人有一个诡计，即立足于高高在上的道德基地，他们断言固有的一切紧紧系于道德和精神之上，改变它们将威胁到这些道德和精神。当18和19世纪的俄国不得不面对西欧优势的工艺发展时，亲斯拉夫的人被迫绝口不提物质之落后，而大谈其俄罗斯的精神是如何高贵，正像今天在印度有些作家断言，以印度在精神性灵方面的博大精深来抵补西方工艺学的优势绰绰有余。新的东西和固有的比较起来，往往被认为是野蛮的。新生的纪元在精神的价值上，往往比即将逝去的纪元似乎显得逊色。(转引自韦政通：走向未来丛书《伦理思想的突破》第156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上面这段引文说透了传统道德和新价值之间的激烈冲突，如何妨碍了一个古老社会的现代化。然而价值观念和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是十分间接的，接受某一种伦理观究竟有益于社会还是有害于社会，在人们中间永远不会有一致的看法。

　　■ 个人主义等于自私自利吗

　　在西方，个人主义是普遍被承认的价值观，其内涵是要求尊重个人的基本权利，又同样尊重别人的基本权利。而在我国，个人主义几乎成了自私自利的代名词。

　　1979年以后，我国的改革逐渐倾向于改变社会的运转机制，相应地，人的价值判断系统也同时在发生着根本性的变化。"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原则和一切向钱看的哲学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甚至表现为两代人之间的鸿沟。连绵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伦理原则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明末以来流传极广的"朱柏庐治家格言"(又称朱子家训)现已近乎失传......有人把这些现象看成是道德的退化。虽然我们现在还没有充足的理由说这一切变化都是朝着好的方向的变化，但至少有一点我们是可以确信无疑的，那就是社会的现代化过程如果没有价值观念特别是伦理观念的重组，这个过程是决不可能完成的。

　　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金的库兹涅茨曾研究过许多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共同规律，他发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必定伴随着流行价值观念的迅速变化。这种变化既是经济增长的结果，又是推动经济进一步增长的原因。

　　■ 以直报怨

　　有一天，我陪一位外宾去北京西郊戒台寺游览，我们叫了一辆夏利出租车，来回走90多公里，加上停车等待约2个小时，总计价245元。但我发现司机没有按来回计价。按北京市的规定，夏利车行驶超过15公里之后每公里从1.6元加价到2.4元。其理由是假定出租车已驶离市区，回程将是空车。但对于来回行驶的计价，因不会发生空驶，全部计价应按1.6元。显然，司机多收我们的费。

　　此时我有两种选择。一是拒绝付款，并告诉司机他违了规，他将不得不屈从，因为如果我去举报，他将被处以停驶一段时间的处罚，损失更大;第二种选择是告诉他违规，但仍按规定给他付款。我选择了后者。算下来应付180元，另加停车场收费5元。

　　这件事涉及到人与人相处的一个原则问题，即当你被别人以不正当的手段对待时，你应如何反应。

　　有一种办法，叫做"以其人之道，还治于其人之身"，也就是以怨报怨。你不守信用，我也不守信用;你欺骗我，我也欺骗你。用这种方法来教训那些办坏事或破坏规则的人，他们吸取了教训或许会改辕易辙。

　　第二种方法，叫做"以德报怨"。你对我搞阴谋诡计，我仍旧对你友好。基督说，如果有人打你的左脸，你应把右脸也让他打，用这种胸怀和博爱去感化对方。基督相信人之初性本善，每个人都有善的基因，只要有足够的力量去启动，坏人也能变为好人。

　　上述两种办法截然相反，但都有他们的道理，仔细想来确实叫人感到惊奇。两种极端都有道理，处于中间的对策也决不会错，其结果是怎么做都可以。如果对待坏人真的就没有有效办法了吗?有没有既非以怨报怨，又非以德报怨的办法?有的，就是孔子说的：以直报怨。孔子反对以德报怨，因为这样做的话，对坏人也施以德，对好人也施以德，变成没有区别，这于理不合。孔子提出的以直报怨包含两种意思，一是要用正直的方式对待破坏规则的人，二是要直率地告诉对方，你什么地方办错了事。出租车司机多收费，以怨报怨就是拒绝付款;以德报怨就是再给他一笔小费;以直报怨则仍按规定付款，但要告诉他犯了规，以后改正。

　　以怨报怨并不错，甚至应该说是一种相当有效的制裁坏人的办法，法律对坏人的制裁就是顺这条思路来的。但是光靠法律很难把坏人改造成好人。所以在监狱里还要有对犯人的尊重、教育，甚至爱护，这才能使犯人出狱之后幡然改悔，重新做人，这说明为什么孔子既不赞成以德报怨，也不赞成以怨报怨，而要以直报怨。人与人之间的事大多数还涉及不到法律。出租车司机多收钱，也只能说犯规，而不能说犯法。对于这许多法律之外的事，更需要"以直报怨"

　　以怨报怨还会产生一个危险的结果。拿出租车司机多收钱的例子看，如果我以他犯规为借口拒绝付费，他吃了哑巴亏，没处告状，心中会产生不平，而且很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个世界就是黑吃黑。他以后得到机会一定会更狠地宰客，以补偿他这次的损失。如果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普遍用这种原则处理，人人都要随时提防别人的暗算，这个世界将变得相当可怕。我想它肯定不是我们希望生活在其中的世界，不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说到这里，我们对王海知假买假一事的是非曲直可能会有更深层次的认识(王海故意去商店购进大批假货，然后索取大额罚款，他的地引起法学、经济学、伦理学界的广泛争议)。王海这样做并不错，而且索赔是有法律依据的。所以许多人赞成他的做法，并认为如果有更多的王海知假买假并有法律做后盾，中国市场上的假货虽不一定绝迹，至少也会大大地减少。这种做法可以说，就是"以怨报怨"，制裁假货也确实会有效果，但商店吃了亏可能用别的隐蔽方式从顾客处捞回损失。而且这种以怨报怨的哲学流行起来的话，我们每个人不会生活得更舒服，更融洽，更幸福。想到这里，我不能不对2000多年前的哲人感到深深的敬佩。

　　■ 功利主义道德吗

　　人类或许有共同的是非观：杀人越货是坏事，乐善好施是好事。但是在一些细节上，在对某种行为好恶程度的判断上，各个民族却有各自的特点。

　　美国人在经济活动中的是非观大不同于中国人。首先给我深刻印象的区别就是对于"拾金不昧"的看法。我在美国时，我亲身经历了这么一件事：6月间我去休斯顿开会，因天气炎热，我来到一家小杂货铺买饮料，忽然见到地上有一张5美元的钞票。按照中国人的习惯，我很自然地拾起来交给掌柜的。可是掌柜拒绝接受，他回答我：Who found it who got it(谁拾到归谁所有)。

　　再有一次在哈佛大学的一间教室里，我见到课桌上留有一支精致的钢笔，肯定是前一堂课的同学遗忘的。新进来坐在这个座位上的同学随手就将这支笔插进了衬衫口袋，继而他忽然想起什么，又将这支笔拿出来欣赏一番，并用它往笔记本上做记录。其神态之自若，绝不像做了什么不应该做而需要隐瞒他人的事。

　　正巧，就在这时，《人民日报(海外版)》报道，建国门外的一位售货员因疏忽而少找给一位外宾30元人民币，她自己花了80元在用英文出版的《中国日报》上刊登广告，寻觅这位外宾。最后居然找到了那人，并把钱找还给他。我把这个故事讲给美国朋友听，并期望能得到几句称赞的话，可是出乎意料，我得到的反应是冷冰冰的"为了30元钱，花去80元钱，太不值得"。事后我捉摸美国人是如何算这笔账的。从售货员的角度看，她既还出了30元又花去广告费80元，这两笔钱显然不能相抵，而是应该相加。但从社会角度看，则确实是用80元的代价去伸张了30元归还原主的正义。

　　美国人信奉基督教，基督教的道德观同样鼓励拾金不昧，但他们同样重视道德的功利效果。道德的原则是牺牲自己的利益去照顾他人的利益，如果到头来社会并未得益，那么这种行为就会变成了损己不利人。这正是道德上也不值得称颂的事。

　　确实，我感到美国人的是非标准很大程度上是功利主义的，至少和中国人相比，这个特点一目了然。应该说，功利主义没有什么不好。如果道德与一切人的利益恒相对立，我怀疑这种道德原则能否坚持下去。它和苦行憎哲学有多大差别?它是不是人类理智的产物?问题只在于这个功利是个人自己的功利，还是全体人群的功利。

　　■ 信誉和诚实，商人最重要的品质

　　美国人的道德标准是和它极其发达的商业相联系的。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是信誉和诚实。这也许出乎我们许多人的意料，因为中国传统中商业倒是和欺诈密不可分的，打击商人常成为统治者的国策，且常常得到百姓的拥护。不但我国历史上屡屡出现打击商人的合法和非法的记录，直到近几十年内东南亚一些国家多次出现过打击商人，特别是华侨商人的非理性行动。其结果当然是两败俱伤。到那时才看出商人对社会的贡献。

　　美国讲究诚实和信誉的精神，通过一次考试安排给了我极其深刻的印象。我参加了一门研究生课程的学习，在期中测验时教授询问同学们什么时候大家有空来参加测验。可是全班16名同学竟凑不出一个大家都合适的时间，最后教授决定分两次进行，一次在星期三下午，另一次在星期五下午。我参加了星期三的测验。令我惊讶的是竟没有人监考，教授发完考卷就回办公室去工作了，考场上没有任何人交头接耳或翻书偷看。更使我惊讶的是星期五的试题竟和星期三的一模一样。而在我国的某些地区，考试舞弊的现象时有发生。社会上说假话的现象相当普遍，连天气预报都可以造假。我回国之后一个月内就"被迫"说了一次假话，那是我想买一本火车时刻表，而时刻表只有在北京站二楼才有卖，但进火车站必须凭当天的有效车票，而我没有，当我往里走被问到有没有车票时，我随口回答了"有"，幸亏把门的人没有认真，否则不但时刻表买不成，恐怕还要挨罚。

　　从这个例子中我悟出一点道理：一个社会内如果条条框框太多，有时甚至多得彼此冲突，人们就会试图用说谎来逃避管制;相反，如果条条框框太少，说谎而逃避管制就可以成为一件严重的过失。

　　我们可以归纳说，一个真正诚实的人不大可能做坏事，反之，一个经常撒谎的人，你就必须对他加以提防。所以诚实乃是人与人相处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则。

　　■ "不患贫而患不均"的恶果

　　"不患贫而患不均"，这是中国人的传统信条。可是至今我们未能发明一种分配方式，可以保证所有的人齐步致富，于是先富的人在他人眼中总是横竖不顺眼，他难免受非议、遭怨恨，甚至被抄家被瓜分。"不患贫而患不均"的结果是"大家一起受穷"。

　　改革以来，党的政策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立刻改变了大家受穷的僵持局面，20年来中国人民的生活改善不但有目共睹，而且是亲自感受。可是上述这条传统信条在大家的观念中究竟改变了多少实在很难说，一遇气侯适宜，它恐怕又会怂恿这一些人出来"造富人的反"。

　　贫富悬殊有可能但并非必然引起社会的不安定，理解这一关系的关键因素是弄清贫富不均的原因。如果富人是靠偷盗、欺诈、贪污、勒索而发家，贫富不均成为社会的不公，这将引起社会不安;但如果富人是靠勤劳、创新、敏捷、灵活而致富，则在一定程度内贫富差距大反而成为鼓励社会成员创造更多财富的动力。我们需要的是铲除社会的不公，而不是完全消灭贫富差别。

　　然而"公"和"平"是有联系的，历来的政治家、革命家都把公平作为奋斗的目标之一。贫富悬殊极易造成社会上的丑恶现象。尽管钱的来路正当，但富人的颐指气使，穷人的委曲求存，仍然会使许多人感到压抑。于是难题出现了，什么样的贫富差距算是适录的?

　　在一个法治社会里这一类纯属价值判断的问题可以通过议会中的辩论、投票，最后制定所得税法来解决。

　　美国的经济学界和政界不断在搜集社会收入分配的变化动向资料，并展开讨论，以确定当前对富人课的税应增加一些还是减少一些。对于合法收入(不论这种收入有多高)，美国人几乎从来不用"剥削"这一易使人情绪激动的说法。他们用收入分配差距这种中性的指标：最常用的衡量办法是看收入最高的20%的人的人均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的人的人均收入的几倍。

　　除了个人所得税，美国还有公司所得税、遗产税、馈赠税，这些税虽然并不明确针对富人，但富人的这类活动远多于穷人，因而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

　　嫉妒别人的富有，如果说这是一种毛病的话，原也是人之常情。问题是如何避免这种情绪被挑动和被激发，保持社会的安定与和谐。打土豪分浮财，斗地主抄家，都靠了激发这种情绪才能成功。

　　美国人有一些习惯有利于保持人际关系的平衡。他们互相不打听收入水平，问别人"你一个月挣多少钱"是很不礼貌的，正好像问一位女士"你多少岁数?"一样。除了在正式社交场合，人们不注重衣着，所以很难从衣着上去猜测此人是阔老还是寒士，当然也很少凭衣着取人的风气，大学教授过去上课时还打领带，但最近几年有些年轻教授穿着却非常随便。在大城市，邻里之间的交往非常有限，多半只限于说一声"Good morning"这类的问侯话，很少串门聊天。家里开宴会，出席者很少仅仅因为是邻居而受到邀请，这避免了比阔比排场引起的邻里纠纷。

　　税收从表面上看是不与权利相称的义务，但从根本上看，正因为每个人享受了国防、治安、道路、公共服务(例如路灯)，才有纳税的需要。所以纳税并不完全是无权利的义务。美国人纳税意识很强，常说"纳税和死亡是人生逃不了的两件大事"。

　　但同样强烈的是百姓对政府开支的监督意识，几乎每天报纸都有文章或消息，直接间接议论这件事。凡此种种，其原则是每笔钱的来龙去脉要弄清楚。用我们的话说，就是尽量做到各负盈亏，不吃大锅饭。

　　生产力越发达，分工必定越精细，其结果是交换越频繁。美国种小麦的农民仍在市场上买面包吃，因为自己做面包的成本比买面包的价格高。此时农民生产的商品率达到100%。不仅农民如此，几乎每一个人全都靠交换来获得自己生活用品，于是金钱成为主宰一切的因素。美国之成为金元帝国恐怕与这一点有关。

　　在美国，人人都谈钱，也不避讳谈钱。钱成了推动一切经济活动的动力。然而对每一个人有价值的事物却不限于能通过交换得到的东西，例如健康是有价值的，但钱却买不来健康;新鲜空气是有价值的，但穷人和富人呼吸同样的空气。此外，成就、友谊、寿命、理想等对生命的价值丝毫也不比物质享受次要，而都不用金钱可以买到的。

　　美国人重视钱与前商品经济社会中的价值观比较是一个进步。但物质享受相对满足之后，又发现了人生还有更多的东西值得追求。有一些美国人觉悟到了这一点，近几年环境保护热风起云涌，自然主义提倡回到自然去，宗教热忱久盛不衰，也许指出了下一个世纪人们将逐渐从热衷于追求物质享受，回复到一个比较均衡的人生价值观。

　　■ 道德可以强国，道德观的混乱亦可毁国

　　我国解放之后，多数人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哲学，认为建设社会主义是绝大多数人的长远利益，认为个人利益要溶化在集体利益之中，个性要化解在整体目标之中，这些观点扩大成为社会的共识。当时很少有人争论道德的是非问题，即使有的话，在那时一边倒的历史条件下也不可能形成任何有影响的对立观点，这对20世纪50年代社会的安定发展起过很大的作用。但到了20世纪80年代，老中青三代人中，尤其是青年一代中很多人对过去共同的是非准则产生了怀疑，世界各地经济发展的事实又为这种怀疑增添了根据。原来公认的哲学、经济学、历史观等逐一地被提了出来再行检验，公认的道德是非发生了动摇。我们可以从三个例子看出来这种日趋明显的倾向。一是1983年关于"向钱看"的争论，二是被禁止讨论了30多年的关于人权、人道、人情问题的重新认识，三是关于曲啸的争论。曲啸是辽宁省一所学校的教师，"文化大革命"中受冤屈坐牢，平反以后他仍执着地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他认为他受冤屈犹如母亲错打孩子。(有关他的一些观点的争讼参见《蛇口风波答问录》，《人民日报》1988年8月6日第一版。)这些事例都说明人们在最基本的道德观上不再整齐划一，社会的共识在缩小，社会发生了不安和动荡。许多人对此感到严重的焦虑。

　　确实，社会的动荡是可怕的，道德观的混乱更是可怕的。可是同样可以肯定的是，我国传统的道德观或解放后30多年的道德观，和建立一个民主、繁荣、富足的社会所需要的道德观之间，有着相当大的差距，如不对道德观念加以重新调整，它必将与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格格不入。淘汰一些陈旧的道德观，使原来的共识部分逐渐缩小，同时加入新的道德因素，使对新的道德因素的共识逐渐扩大，这是我们无法超越的必经过程。即使我们必须为此付出代价，这一代价也是值得的，无法逃避的。我想，我们唯一正确的态度是正视现实，主动接受挑战，调整老观点，努力树立新观点，宣传这些新观念;尤其重要的是以自己的道德行为来影响周围的人，绝不做不道德的事，尽力促使道德重整的早日完成。

　　■ 重建中国人的道德观

　　根据上面的解释，虽然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德行判断标准，但每个人也知道，他自己的标准未必就是社会上公认的道德，因为公认的道德是许多人的德行标准的共同部分。可是这个共同部分却不可能被任何人直接看见，人们只能从别人的行动中去猜测这一共同部分，因为行动是可以被看见的。正因为这样，一个人道德观念的建立会受到别人行为的暗示;同样道理，每个人的行为又不断地给周围的人以暗示，影响着别人的道德观念的建立。

　　在这样一个互相影响的环境中，道德观便成为一种比较稳定的社会意识。一个人即使接受一种新的道德观，他也未必会按这种道德观来行动，因为他知道别人还没有接受这种新观点，因而他的行为很可能被人指责为不道德。我们知道，每人都有权利得到他的劳动果实，保护自己的这种收入是合乎道德的，可是有些科学家、作者往往不好意思就自己的劳动成果和别人讨价还价，他们怕被别人批评为市侩气。由此可见，即使社会上已经有人接受了新道德观，他也不一定立刻以此行事，这说明新道德观要成为一种可以被人看得见的行为，进而影响别人是很不容易的。另外一个原因是新道德往往只有大家都奉行时才有效力。例如信守合同是新道德所要求的，但在大家都不信合同的社会风气下，一个人守合同非但使他自己吃亏，而且也不能提高社会的效率。如果在当前道德转轨的过程中，宣传机构仍宣传一些旧道德的典型人物，这将更不利于道德的转轨，这一现象确实存在着。当前有少数被宣传的故事中否认个人利益，宣扬人格依附，反对独立思考，提倡盲目信仰，这引起了群众中广泛的议论。从事宣传的干部自以为在为国家做好事，实际适得其反。

　　正因为道德是一种相当稳定的社会意识，道德观的重整就不是容易开始的，更不是容易完成的，但我们可以研究这个过程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外来文化常常可以对某一社会共同意识的变化起到巨大的推动作用。每一个社会都有自己公认的道德标准，把人家的标准和自己的标准加以比较，常常会引起人们的深刻思考，许多过去认为天经地义的原则，忽然会变得苍白无力，经不起一驳。外来文化包括的方面很多，自然科学的交换虽然也有助于改变人们的思想方法，但对于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比较小，这一点可以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清末洋务运动的结果中看到，也可从解放后吸收西方科技成果的社会作用中看到。要影响社会意识形态，必须通过文学、电影、社会科学等等形式的交流，尤其重要的是要有大量的人员交往，道德只能从人们的行为中去体会，所以身历其境是感受道德原则的根本道路，电影小说等则可以起到类似的作用。

　　■ 保障思想自由，有利道德再建

　　促进社会内部的信息交流和人员流动，让每个成员都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别人，了解别人的思想和主张，有利于避免意识形态的僵化，使社会共识有灵活应变的可能。在"文化大革命"时，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被严格限制，真实的思想交流几乎不可能，因为任何一种稍为不同于官方意见的看法都可以被无限上纲，真实的思想交流如果被告密可能招来杀身之祸。在这种情况下，除了官方鼓吹的道德，不可能形成任何别的道德观念。当时的社会共识之一就是热爱林副统帅，尽管当时已经有一些人看透了他的司马昭之心，但大家都以为别人在热爱他，自己不热爱将冒天下之大不韪，所以大小会议在祝愿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还要齐声高呼祝林副统帅永远健康，说一声永远健康还不够，还要再重复一声永远健康，从而使得虚假的共识得以维持。这些例子从反面证明了加强内部信息交流有利于道德观念的重建。

　　要尽快建立新的道德观，最重要的莫过于要尽可能按新道德观行事的人能得到实际利益，而违反道德的人则应受到惩罚。本来道德观的基础就是建立在多数人的长远利益上的，所以按道德规范行事理应使多数人得益。然而道德标准又不同于自利标准，它往往要求个人为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牺牲自己，或者说，道德标准和利益标准往往是冲突的。为了使新道德不受阻碍地尽快地确立，就应尽量减少使道德标准和利益标准发生冲突的可能，这需要在经济体制中建立一系列新的机制，改变一些旧的规则。

　　尽可能消除道德和利益的冲突，最主要的一条是保障自由的商品交换，保障在平等基础上的竞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直接干预，逐渐取消对垄断行业以外的价格管制。

　　■ 献身精神都高尚吗

　　革命是一种高尚的道德行为，革命家为了众人的利益与专制主义作斗争，有时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战争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作出牺牲。但是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一切为了集体利益而作出的自我牺牲都是道德高尚的行为。为了宗族间的械斗牺牲，有时不但不高尚，甚至是幼稚的。同样的道理，出于对地区利益的考虑，对民族利益的考虑，做出有害于更大范围内的人们的利益的事，则不合乎道德的原则。一个国家发动侵略战争，百姓"为国捐躯"，算不上是道德的行为;相反，反对这种战争的行为反而是道德的行为。

　　■ 集体主义不过是放大了的私

　　严格地说，集体主义只不过是放大了的私。当然，如果这个集体很大，甚至包括了全人类，全地球，那就没有私了，甚至包括了全人类，全地球，那就没有私了，但那也就不是集体主义了。强调集体主义正是为了某一局部的利益。试看当今世界局势长期动荡不安的原因之一正是集体主义。南非的种族矛盾和黑人集团间的矛盾，非洲许多国家的部落之争，波斯尼亚的动乱，北爱尔兰的恐怖主义，印度的教派斗争，都已持续几十年之久，夺去了几十万人的生命，它们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集体主义无疑是纷争长期不能缓解的因素之一。

　　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只有在集体、民族、国家遭受外来侵略的时候要加以强调，否则可能成为集团间怨仇的基础。历史的教训，不得不慎。

　　■ 天下归仁焉

　　上面提到的更大范围内人们的利益超越较小范围内人们的利益的原则，并不能导致以下的结论：为了国家或人类的利益牺牲地区的利益和民族的利益是应该的。这是因为道德的概念仅适用个人的行为，它是个人对于自身行为的约束。对于某一地区或民族来说，并不存在什么地区的道德或民族的道德。

　　如果我们认为一个民族应该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作出牺牲，就等于承认了民族不平等的合理性，承认了此民族的利益从属于它民族的利益。不仅在处理民族问题、地区问题的时候应该完全以平等作为最基本的原则，在处理任何团体间的纠纷时只有平等才是唯一的可以接受的原则。全世界约有180个国家和政治实体，他们之间的幅员大小、发达程度、文化背景、地理条件、人种渊源上有着巨大的差别，但是人们不能将其中的任何一点作为可以不平等对待各国的根据。

　　我曾论证了人与人在对称的情况下没有必要舍己为人的道理。在制度设计中，唯一可以被每个人都接受的原则就是平等，此种概念的出发点是人人生而平等，亦即人的基本权利平等。在前面我们又论证了对称的情况下，为了多数人的长远利益，有必要牺牲自己的一时利益，并将此种行为称为道德行为，并且如果其他人也同样奉行此种道德原则的话，最终的结果是一切人(甚至包括最初牺牲利益的人)都可能得益。

　　此种道德行为最主要的一个特点是，最初作出牺牲的所有的人的损失总和必定小于所有受益的人的得益总和，这正是多数人利益的比较准确的含义。如果没有这个特点，即使是牺牲了个人利益，也并不具备道德意义。正如《镜花缘》中君子国的芸芸众生一样，他们天天为了损己利人而互不相让，其行为丝毫不具有什么道德意义;它也不仅仅是一件笑料，它标志着秩序的混乱和社会的倒退。

　　■ 道德的最高境界：爱天下

　　上面提到，当我们把眼界放得更大更远一些时，道德的是非也跟着发生变化，道德境界在朝着更高更远的边界推进，小范围和短视的道德境界让位于更高更远的道德境界。爱家人推广到爱邻里，爱家人而不爱邻里的人不是真正有道德的人。而且这个范围不但推广到了全人类，甚至推广到了动物、植物和整个人类的生存环境。人类要爱一草一木，要爱飞禽走兽，要保持整个自然界的生态平衡。

　　1949年有人提出了土地道德论，(见Aldo Leopold:《A Sand County Almanac》。)作者通过他自身的经验，宣传生态平衡的道德哲学。确实他为了保护一种较弱小的动物鹿，消灭了当地捕食鹿的狼和灰熊，鹿由此而过量繁殖起来，过量的鹿导致了牧草的过量消耗，结果是草地退化了，鹿也因饥饿而大批死亡。这一惨痛的教训使作者提出了土地道德的思想，在以后的30多年内他的思想得到了巨大的响应。在发达国家里出现了大批生态主义者，还出现了绿色和平队和绿党。一个户主如果不在自家的园子里种上花草，甚至有可能被邻居以"破坏"生态的罪名告到法院。人们不但关心家门口的环境，而且关心万里之外的环境，他们发起禁猎鲸鱼和海豹的活动，还捐钱保护中国的熊猫和非洲的犀牛、大象。

　　自然界的美来源于大自然的生态平衡，可人类却往往意识不到这一点。人类以先进的科技成果为武器，不但无节制地繁殖自身，还赶走了森森里已栖息了几百万年的飞禽走兽，俨然称霸于地球。有毒的化合物，燃烧后产生的二氧化碳，各种破坏臭氧层的碳氟烃化合物，噪音，原子辐射等等正在肆无忌惮地到处肆虐，极大地破坏了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有许多是不可逆转的破坏。

　　爱护你周围的环境，已成为迫切需要建立的新的道德风范。个人和环境的利害关系，正如本章第一节中所举的单位滥发奖金的利害关系一样，缺乏道德的人可以在破坏环境中得益。滥发奖金的问题可能通过企业的私有化来解决，可是环境则是无法私有的，保护环境的基础办法就是让每个人都自觉地爱护环境，并把这种道德觉悟发展成为公从的监督。任何一个人如果贪图方便而乱扔脏物、践踏草木，他就是道德低下的人，将被人嗤之以鼻;如果他竟敢毁坏树木，偷猎鸟兽，将被绳之以法。

　　■ 道德是人类真正幸福的源泉

　　一个人的内心深处如果常常感到道德在约束着他，就说明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但是道德的作用远不止于给人约束，道德又是一个人真正幸福的源泉。当一个人做了一件有益于他人、有益于社会的事后，他内心的愉快是没有别的东西可以替代的。一切观感上的快乐，都有达到饱和的时候，正像山珍海味吃得多了也会腻一样，如果天天吃山珍海味，说不定还会得肥胖病，高血脂，或者消化不良。而且一切观感的享受都有伴之而来的副作用，开始时观感的快乐大于副作用，随着快感的滥用，副作用终于超过了正作用。此时的人不但没有快乐可以享受，反而堕入了痛苦之中。唯有德行给予人的愉快是没有任何副作用的，你越是沐浴在道德的光辉下，你就越是远离了一切烦恼。

　　爱具有不可穷尽的感召力量，可以化解人间的种种纷争和烦恼。

　　一个人或一个家庭能否生活得幸福，当然由许多条件决定，但爱人和被爱是一个基本的条件。有一些人被无限的物质欲望迷了心窍，成了欲望的奴隶，为实现欲望奔波了一辈子，他们既没有真心地爱过人，也从没有被人真心爱过;他们没有尝过爱的滋味，也不知道爱为何物，即使他们有宫殿般的住宅和花不完的钞票，到头来只是一条没有体验过真正幸福的可怜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