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手党2 剧情:历代书法概况

为中国书法奠定基础的先秦书法

中国书法，艺苑菁华，历数千年，史迹流衍，面目多端，难以尽举。兹仅依时序，分作十段：商周、秦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民国，略撮其意而已。
谈及中国书法史，有一个问题不能回避，即：最早的书法是什么样子？要回答这个问题，并不简单。不过，有四个方面的内容应该涉及到：一，可以查考的中国历史最早起于何时；二，文字是怎么产生的；三，文字史是否与书法史同步；四，现有的实物资料能否满足我们的研究要求。第一个问题纯归史学家们考虑，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留给理论家们去讨论，第四个问题，则属于我们的书法家以及书法艺术爱好者们；其实，实物资料的审美价值，更容易让人发生兴趣。
关于汉字的起源，有庖牺氏八卦造字、神农结绳造字和仓颉象形造字等说法，但谁也不能断言。基本可以肯定的是，文字在出世并投入使用之后，有一个成熟过程，在这段道路上，是靠实用价值和审美价值这两条腿前进的。
早在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就已经在日常使用的陶器上用笔来描画或者作记号。倘若"书画同源"之说有道理，那么文字史或者书法史起码不晚于此。
甲骨文，是目前可以见到的最早的成熟书法。1899年王懿荣在一种称为"龙骨"的中药材上面，偶然发现一些刻画符号。"龙骨"，就是龟壳，而上面的刻画符号，后来经考古学家和古文字学家证明，就是"甲骨文"。它最初出土于河南安阳小屯村的殷墟，是距今约三千四百年前的商代遗物。后来经过不断挖掘，出土甲骨片达十万枚之多；而上面的刻画符号，也总计达4500个，其中1700个被逐一破译和解释出来。甲骨文内容大多为"卜辞"，乃记载占卜吉凶之事件。
甲骨文，主要是刻划而成的，从书法角度欣赏，已经完全具备了章法、结体、用笔等主要构成因素。如现藏历史博物馆的一片商武丁时期（公元前13-12世纪）的牛胛骨，上面刻字多达128个，记述丁酉日商边之事，刀法灵秀，变幻莫测，奇趣丛生。甲骨文的章法或整齐或错落，结体或规则或随意，线条或纤弱或刚劲，这除了所使用的工具材料的客观限定之外，不能否认其主观审美趣味和"书法意识"。另如祖庚祖甲时期甲骨、廪辛康丁时期甲骨、武乙文丁时期甲骨等，亦各具气象。有意思的是，少数甲骨不是刀刻，而是用朱书或墨书所写，这证明，当时已开始使用毛笔之类的书写工具。
周代，金文为主要的书体存在形式与书法表现形式。金文，又名钟鼎文，是钟鼎等器物上铸造的款识文字，或阴或阳。金文在商殷晚期（公元前14-11世纪）业已成熟，如《戍嗣子鼎》、《宰甫鼎》、《母戊方鼎》。其后西周武王时期的《天亡簋》、《利簋》，成王时期的《何尊》，康王时期的《庚赢卣》、《庚嬴鼎》、《大盂鼎》，昭王时期的《召尊》、《令簋》、《令方彝》，风格渐分，甲骨文的尖刻感彻底泯灭，但也并不拘泥于典型的肥厚笔画。西周中期，长篇金文更为普遍，如共王时期的《永盂》、《墙盘》，懿王时期的《师虎簋》，孝王时期的《大克鼎》，其大篆书也更显圆匀挺秀。至西周晚期，如厉王时期的《散氏盘》，宣王时期的《毛公鼎》、《虢季子白盘》，金文抵其颠峰，古奥浑朴，凝重大度，肥瘦自若，容与徘徊。至春秋战国，在周代金文基础上，诸侯各自独创自己地方色彩的书法，如《越王勾践剑》、《蔡侯尊》、《曾侯乙编钟》，字体修长，颇具装饰和夸张意趣。
秦《石鼓文》（亦称《陈仓十碣》、《猎碣》、《雍邑刻石》），是目前所见最早的石刻书法，其书体介乎古籀与秦篆之间，结体方整而宛通，风格浑穆而圆活，是由大篆到小篆的转型期代表作。石鼓文在唐朝初年出土于陕西宝鸡，韩愈曾作《石鼓歌》记之，因出土早，所以对后世影响极大。
开创先河的秦汉书法

秦代墨迹，今可见者有《青川木牍》、《侯马盟书》、《云梦睡虎地秦简》等。竹木简牍和帛书，告别了钟鼎器物的依托，使书法以墨迹的形式系统地出现了；而且，这些墨迹书体，已经由长而扁，由圆而方，开始了隶变之先声，在同时期的器物如《楚王鼎》上，亦有此消息。 秦始皇统一六国，实施"书同文"，制定规范统一的书体，即"小篆"。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的《秦诏版》、《秦铜量铭》，为统一度量衡的诏书，其书法通篇气息规整，而单字欹正多姿、大小随意，笔画之间则多呈平行态势。《峄山刻石》为秦始皇登临峄山时命李斯记颂其德所立，唐时已毁，现存者为宋人转刻（称《长安本》），该篆书圆转遒正，与《碣石颂》、《会稽刻石》、《泰山刻石》一样，为标准秦篆，是后世小篆之祖。 战国末期至秦，隶书虽已露端倪，在民间也已使用，但隶书独立地占据统治地位，却在两汉，尤其在东汉。马王堆帛书（如《老子甲本》和《老子乙本》）、银雀山汉简以及居延汉简等大批墨迹书法，不但展露了由尚带篆意的浑朴的古隶如何演化到劲秀洒脱的标准汉隶的这一过程，也让我们真切地领略到了汉人隶书的风采。除了这些珍贵的墨迹实物之外，汉隶中最具价值的，莫过于碑刻。
西汉碑刻如《五凤刻石》、汉莱子侯刻石，与当时简书面目相仿佛，其后至东汉，隶书炉火纯青。彼时树碑之风甚烈，加之写手之层次多端，遂使各地碑刻隶书面目丰富无比。《张迁碑》、《张寿碑》、《曹全碑》、《鲜于璜碑》、《礼器碑》、《史晨碑》、《孔庙碑》、《朝侯小子残石》、《杨叔恭残碑》、《熹平残碑》、《乙瑛碑》、《衡方碑》、《夏承碑》、《张景碑》、《石门颂》、《西狭颂》、《孔庙碑》、《西岳华山庙碑》、《封龙山颂》、《韩仁铭》等等，或朴拙或秀巧，或方刚或圆柔，或含蓄或张扬，各臻妙绝。这些隶书虽然都是以称作"蚕头燕尾"的波笔捺脚为主要造型标志，但能各具特征特色，拉开距离，这不能不令人惊叹于汉人的艺术创造力。隶书仅就一种书体而言，在东汉获得了中国书法史上空前绝后的鼎盛期。除了作为主宰的隶书，在秦篆的基础上，汉代篆书也有所发扬，如《开母庙石阙铭》、《袁安碑》、《太室石阙碑》等，更值得注意的是汉碑碑额，亦篆亦隶，开装饰风一路。至于《祀三公山碑》则尤独特，篆而参隶，峭拔奇耸。另有一些刻石和砖刻，如《公羊传碑》、《"急就"砖》等，亦引人注目，它们在为研究书体演化提供旁证的同时，还给我们以启示，出自民间书家的书法，其质朴不雕、天真率直，于法度谨严的传统之外别开生面。 篆隶之外，作为隶书之捷、今草之源的章草书，成熟于东汉，代表作有史游《急就章》和张芝《八月帖》、《秋凉平善帖》等。而且，后世的所有书体，如草书、楷书、行书等，几乎全部孕育于这一时期，这可从出土的大批简书和砖刻中得以见证。
完成书体演变的魏晋书法

经由了隶书为主宰的两汉，书法至魏晋，是一个空前的丰收季节，至此，所有书体全面问世，尤其是草书、楷书、行书的独立门户。此一时期的书体变化也最为复杂多端，几种书体大规模地交轨并行，而不是单线发展。也可以说，在书法的实用与艺术这两个主要因子中，艺术因子空前活跃。 三国吴出现的《天发神谶碑》、《禅国山碑》，悬针篆书中蕴涵隶书气韵，这不只是地域性的书风代表，更能传达书家的个性。而魏《曹真残碑》，东晋《爨宝子碑》、《好大王碑》以及《谢鲲墓志》，奇纵方刚，隶书之形貌始蜕，启后来北碑书法体格。
曹魏钟繇《宣示表》、《荐季直表》，为楷书经典的开山之作。 吴皇象《急就章》、《文武帖》，晋杜预《岁终帖》，索靖《月仪章》、《出师颂》，陆机《平复帖》（目前传世最早的名人墨迹）以及无名氏《孤不度德量力帖》等，为章草书之范本。
书法史上所谓的"二王"帖学派系，即出自东晋的王羲之与王献之。王羲之有章草《豹奴帖》、《十七日帖》、《寒切帖》，小楷《黄庭经》、《乐毅论》、《东方朔画赞》；王献之有章草《七月二日帖》，小楷《洛神赋》、王僧虔《太子舍人帖》。
"二王"最有创新意义和存在价值的，是其流美飘逸的行草书，如王羲之的《初月帖》、《丧乱帖》、《二谢帖》、《快雪时晴帖》、《姨母帖》、《得示帖》、《游目帖》以及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的《兰亭序帖》（唐人模本）等，而王献之则有《鸭头丸帖》、《中秋帖》 、《二十九日帖》等。此外，王珣《伯远帖》，亦有"二王"法度（与王羲之《快雪时晴帖》、王献之《中秋帖》，合称"三希"）。
晋人墨本《法华经残卷》，楷书而存隶书气息、得行书笔意，横笔轻起，捺笔重掷，在貌似谨严中暗含灵便，此类"经生书"，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高度统一。此外，楼兰出土的大批残纸，如《李柏文书》，不但使我们得以窥见晋人书法的真面貌，而且为研究当时书风的演化提供了实证。
三国书法
《宣示表》 故宫博物院藏 梁武帝萧衍誉道“势巧形密，胜于自运”。笔法质朴浑厚，雍容自然。
汉字书法源远流长、光辉灿烂，与世界各国文字相比，汉字书法艺术具有独特的艺术魅力与鲜明的民族个性。历来书品与人品有机结合的理论，成为汉字书法艺术的精髓
三国时期，从书法的历史发展来说，是完成汉字书体演变承前启后的重要时期，楷书与草书已日臻成熟。汉字发展的终极目标，是字体的规范化，而楷书正是规范化的表现，草书则含有实用与审美两方面的功能，它可以大大提高汉字的书写速度，同时，古代“书者，如也”、“书品即人品”等理论在草书中可以得到充分的体现。狂放不羁者，表现为书法的豪放飘逸，沉稳成熟者则表现为凝重圆润。当然，这并不是说楷书不具备审美效益，楷书自有楷书的妙处。总之，小小毫锋凝聚着万千品性，奇妙异常。
三国以前，汉字经历了甲骨文、金文、大篆、小篆、隶书等阶段，加上楷书、草书，从中可以发现，汉字的发袭规律是由简到繁，繁简交替，又发展演变为由繁到简三大阶段，总的趋势是从繁杂到简单，从难写到易写，这是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必然。
书法随时代而发展的另一面，是时代决定着书法的发展进程，三国时期，书法艺术的提高有四个方面的社会原因。其一，魏晋时期的思想解放是书法艺术迅速发展变化的基础。钟繇认为 “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宋·陈思《书苑菁华》卷一《秦汉魏四朝用笔法》)。意谓书法创作犹自然元气赋予万物，从而产生、创造了奇异美妙的艺术。这种崇尚自然、提倡自然天成的思想，是思想解放的结果。其二，物质条件的进步是书法艺术成熟的前提。此时，作为书写材料的笔、墨、纸、砚质量有了极大的改善，尤其是纸张的改良与运用，使笔墨发挥了圆润、柔韧的特长，消除了简帛呆板坚硬的束缚。这为书法各种风格争芳斗艳铺平了道路。同时，楷书的出现，使汉字的实用功能大大提高，出现了一大批专门从事书写的书法家，推动了书法艺术的发展。其三，碑铭文大量出现，加强了汉字的实用价值，客观上促进了书法艺术的提高。记功刻石，祭祖立碑成为一时所尚，蔡邕就是一个以书写碑文著称当世的著名书法家。其四，与书法达到繁荣期同步，传统的书法理论与文艺思潮相适应，取得了可喜成就，指导了书法艺术向至淳至美的发展。有了这几个条件，便奠定了三国书法艺术在中国书法史上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钟繇及其书法艺术
钟繇，字元常，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于东汉桓帝元嘉元年(151年)，卒于魏明帝太和四年(230年)。钟繇出身于东汉望族，祖先数世均以德行著称。曾祖父钟皓 “温良笃慎，博学诗律，教授门生千有余人”(《三国志·魏书·钟繇传》引《先贤行状》)，祖父钟迪因党锢之祸而终身没有做官。父亲早亡，由叔父钟瑜抚养成人。
传说钟繇小时长相不凡，聪明过人，他曾经与其叔父钟瑜一起去洛阳，途中遇到一个相面者，相面者看到钟繇相貌，便对钟瑜说：“此童有贵相，然当厄于水，努力慎之”(这个孩子面相富贵，但是将有一个被水淹的厄远，请小心行走)。结果，走了不到十里路，在过桥时，钟繇所骑马匹突然惊慌，钟繇被掀翻到 水里，差点被水淹死。钟瑜看到算命先生的话应验了，感到钟繇将来一定会有出息，便加倍悉心培养，钟繇也不负厚望，刻苦用功，结果长大以后便先被当时颍川太守阴修举荐为孝廉，做了尚书郎，并在阳陵(今陕西高陵)任县令，后因病去职。钟繇还在宫中任过廷尉正及黄门侍郎，成为皇帝身边侍从官，董卓之乱时，钟繇随曹操平乱，献计献策，深得曹操重用。当董卓挟持献帝刘协时，钟繇又与尚书郎韩斌一起商议，救献帝出长安，因钟繇屡立奇功，被拜为御史中丞，又迁侍中、尚书仆射，并被封为东武亭侯。钟繇对曹操统一北方起了重要作用，当马腾、韩遂诸将恃强居于关中时，曹操便命钟繇以侍中守司隶校尉之职持节监督，终于说服马腾、韩遂诸将。官渡之战时，袁绍与曹操相持不下，钟繇及时送一千余匹马给曹军，为曹操大破袁军立下汗马功劳，因此，曹操写信给钟繇说：得所送马，甚应其急，关右平定，朝廷无西顾之忧，足下之勋也。昔萧何镇守关中，足食成军，亦适当尔。对钟繇之功劳予以彰扬。
后来匈奴单于在平阳发动战争，钟繇又率军抗敌；不久，袁尚旧部河东太守郭援陈兵河东，气焰嚣张。钟繇部下欲躲避而去，钟繇说：“袁绍正当强盛之时，郭援来关中暗中与袁绍互通情报，郭援之所以没有立即公开与袁绍联合起来，是担心我们的威名，如果不理他们而躲避起来，那么就会让他们感到我们怕他们。这里的百姓都仇恨郭援之兵，纵然我们躲开了，这些百姓能全部躲得了吗?这就是我们没有打仗而先失败了。况且，郭援刚愎自用，头脑简单，一定认为我军很好对付。如果他们渡过汾水安营扎寨，在他们未渡河之前就攻击他们，我们可大获全胜。” 这时，马腾又派遣儿子马超带领精兵追击郭援。果然不出所料，郭援不经认真考虑，便欲渡过汾水，众将阻止他，他根本听不进去。当郭援兵还未渡过一半河水时，钟繇率军猛然攻击，郭援大败。钟繇趁机杀了郭援，并同时降服了单于。之后，钟繇又连续打败了河东卫固的叛乱及边境地区张晟、张琰、高干等敌寇的骚扰。立下了赫赫战功。
钟繇曾在洛阳为宫，当时皇帝下诏征河东太守王邑入京，而邑认为天下尚未平定，不愿应征，百姓亦因王邑政绩卓著而不想让王邑走，于是王邑属下官吏郡掾卫固、中郎将范先等分别去找钟繇，要求留下王邑。但皇帝诏书已下，而且新任命的河东太守杜畿此时已来到河东。因此钟繇未答应卫固、范先等人的要求，反而按皇上之意要求王邑尽快交付印绶。王邑一气之下，自己拿着印绶径自从河东来到许昌交给皇帝，钟繇看到事已至此，认为自己失去了职责，没把事情办好，于是上书自劾请罪。
但献帝并未听从钟繇自劾的意见。由此可见，钟繇作为封建官吏，能够严格要求自己，有功受赏，有过自罚，这种精神、品德足以为后人效仿学习。
献帝从长安迁到洛阳，钟繇又官徒关中，经过几年努力，钟繇使荒凉的地区变得民实殷富，为后来曹操征伐关中各地打下了物质基础，钟繇因此功又被任命为前军师。公元220年魏国建立，曹丕任命钟繇为大理寺卿，后升为相国，廷尉，进封为崇高乡侯。旋又迁职太尉，改封平阳乡侯。深得曹丕重用，曹丕曾对左右大臣称赞钟繇及司徒华歆、司空王朗说：“此三公者，乃一代之伟人也，后世殆难继矣！”公元227年曹丕死，其子曹睿即位，封钟繇为定陵侯，增其食邑人口达到一千八百户，并迁为太傅。可见曹氏对钟繇极为重视。钟繇晚年因膝关节疾病，朝拜皇帝甚为不便，明帝曹睿便让钟繇入朝时免去拜礼。由此还首开凡三公有病皆可不拜之先例。
钟繇因其德高望重，功勋卓越，与曹魏皇室关系极为密切。曹丕早在做太子时，随曹操到孟津征战，听说钟繇藏有一块玉玦，便想得到它，但又难于启齿，便密令别人转为传意，钟繇听说后，马上送给了曹丕。曹丕感动之余，写了著名的《与钟大理书》以示谢意。钟繇也写了回信表达内心隐情，二人关系极为友善。
文帝曹丕还曾赐给钟繇“五熟釜”(一种器皿)，而且亲自作铬文曰：“于赫有魏，作汉藩辅。厥相惟钟，实于心膂。靖恭夙夜，匪遑安处。百僚师师，楷兹度矩。”
钟繇对国家大事倍加关心，当他看到战争使人口骤减后，便给曹操提议减死刑为肉刑，目的是既惩罚罪犯，又可以推动人口的增长。但没有被朝廷通过。原因是“非悦民之道”。到了文帝时，钟繇再次提及，但还未议审便遇到战事，于是只好作罢。曹睿即位，钟繇第三次上书，阐述恢复肉刑之必要，但最终被以司徒王朗为代表的反对者推翻，明帝曹睿也以吴蜀未平为由而搁置一旁，不复处理。肉刑是一种残酷的刑法，曹魏以前已不复使用，钟繇因要推动人口数量的增加而主张恢复肉刑，但毕竟它已失去了存在的历史土壤，最终没有得以实施。
繇晚年经常数日不朝，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说：“常有好妇来，美丽非凡。”人们告诉他，这是个妖怪，你要把她杀了。后来，这个妇人又来找钟繇，不敢向前，站在门外。钟繇问她为什么不进来，妇人说：“您想杀死我。”钟繇说：“没有的事”，说完殷勤邀请，于是妇人便进到他的屋中。钟繇想把她杀了，但是感到杀死她十分遗憾，而且又下不了手。但最终仍砍伤了她的大腿，妇人立即跑了出来，用衣中棉絮擦血，血流满路。第二天钟繇让人去沿着血迹寻找，结果找到一座大坟墓中，棺中有一个漂亮的妇人，外表容貌身体如活人一样，穿着白绸衣衫，坎肩上绣有花纹，左大腿受了伤，妇人用坎肩中之棉絮擦腿上的鲜血。
这个故事当然纯粹是“小说家言”。
钟繇死于魏明帝曹睿太和四年(230年)，死时明帝穿孝衣凭吊，并谥之为成候，下诏赞其“功高德茂。”
钟繇不但在政治上，军事上取得重要成就，而且，更重要的是其书法成就经常被人称颂，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据唐代张彦远《法书要录·笔法传授人名》说：蔡邕受于神人，而传与崔瑗及女文姬，文姬传之钟繇，钟繇传之卫夫人，卫夫人传之王羲之，王羲之传之王献之。 可见，钟繇是蔡邕书法的第二代传人。其实，钟繇的书法艺术之所以取得巨大艺术成就，并不限于一家之学。宋代陈思《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就记述了钟繇的书法成功经过，说他少年时就跟随一个叫刘胜的人学习过三年书法，后来又学习曹喜、刘德升等人的书法。因此，钟繇与任何有成就的学者一样，都是集前人之大成，刻苦用功，努力学习的结果。
钟繇在学习书法艺术时极为用功，有时甚至达到入迷的程度。据西晋虞喜《志林》一书载，钟繇曾发现韦诞座位上有蔡邕的练笔秘诀，便求韦诞借阅给他，但因书太珍贵，韦诞没有给他，虽经苦求，韦诞仍然是不答应借给他。于是钟繇忽然情急失态，捶胸顿足，以拳自击胸口，伤痕累累，这样大闹三日，终于昏蹶而奄奄一息，曹操马上命人急救，钟繇才太难不死，渐渐复苏。尽管如此，韦诞仍铁心一块，不理不睬，钟繇无奈，时常为此事而伤透脑筋。直到韦诞死后，钟繇才派人掘其墓而得其书，从此书法进步迅猛。这件事也是小说家们的虚构，韦诞比钟繇还晚死二十余年，钟繇怎么能去盗韦诞的摹呢?而且，钟繇身为皇朝重臣，怎肯如此失礼？不过我们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为书法的提高确实作了不懈的努力。
另据《书苑菁华》记载，钟繇临死时把儿子钟会叫到身边，交给他一部书法秘术，而且把自己刻苦用功的故事告诉钟会。他说，自己一生有三十余年时间集中精力学习书法，主要从蔡邕的书法技巧中掌握了写字要领。在学习过程中，不分白天黑夜，不论场合地点，有空就写，有机会就练。与人坐在一起谈天，就在周围地上练习。晚上休息，就以被子作纸张，结果时间长了被子划了个大窟窿。见到花草树木，虫鱼鸟兽等自然景物，就会与笔法联系起来，有时去厕所中，竟忘记了回来。这说明了钟繇的书法艺术确实是自己勤学苦练的结果。在苦练的同时，钟繇还十分注意向同时代人学习，如经常与曹操、邯郸淳、韦诞、孙子荆、 关枇杷等人讨论用笔方法问题。
钟繇不但自我要求严格，对于弟子门生也同样以严要求。据说钟繇的弟子宋翼学书认真，但成效不大，钟繇当面怒斥，结果宋翼三年不敢面见老师。最后宋翼终于学有所成，名振一时。对于儿子钟会，钟繇也常常苦口婆心，百般劝诫，钟会最后也取得了巨大成就，钟繇、钟会父子被人们称为“大小钟”。
钟繇的书体主要是楷书、隶书和行书，南朝刘宋时人羊欣《采古未能书人名》说：“钟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押书，相闻者也。”所谓“铭石书”，即指正楷，“章程书”即隶书(八分 书)，“行押书”指行书。钟繇书法真迹到东晋时已亡佚，人们今天所见到的要么为临摹本，要么系伪书。一般地认为有 “五表”、“六帖”、“三碑”。“五表”指《宣示表》、《荐季直表》、《贺捷表》(又叫《戎路表》)、《调元表》、《力命表》。这是现存钟繇书法艺术性最高的作品，但都不是钟繇的真迹。褚遂良《晋右军王羲之书目》说，《宣示表》是唐代所传王羲之临本。因王羲之亦为书法大家，所以他临摹钟繇的真迹非常成功，从中可以看到钟繇书法的情况。《宣示表》真迹据王羲之曾孙王僧虔《书录》说：
太傅《宣示》墨迹，为丞相始兴(王导)宝爱，丧乱狼狈，犹以此表置衣带。过江后，在右军处，右军借王修，修死，其母以其子平生所爱纳诸棺中，遂不传。所传者乃右军临本。《调元》、《力命》、《贺捷》三表，也是后人临本，但成就亦较高。《荐季直表》可信性最强，在唐宋时期由宫中收藏，周围印有唐太宗李世民“贞观”玉玺，宋徽宗赵佶“宣和”、宋高宗赵构“绍兴”，以及清乾隆“乾隆真赏”等御印，说明它曾经由以上各帝御览。后几经辗转，毁于民国十三年(1924年)，今仅存其影印件。
《荐季直表》艺术成就很高，元代陆行直赞美此表“高古纯朴，超妙入神，无晋、唐插花美女之态”，为“无上太古法书，天下第一妙迹”。“六帖”指《墓田丙台》(简称《丙舍帖》)、《昨疏还示帖》(简称《还示帖》)、《白骑帖》、《常患帖》、《雪寒帖》、《长风帖》(其后半部分又名《安厝帖》)。“六帖”全部为临本，《丙舍帖》、《还示帖》，成就较高，也较接近钟 体，是上乘之作。至于《白骑帖》等四种则经多人辗转临摹，巳远离钟体。“三碑”是《汉乙瑛置百石率史碑》(简称《乙瑛碑》)、 《魏上尊号碑》、《受禅碑》，这些全为刻本，是否钟繇所作已无从考证。《乙瑛碑》有宋人张稚圭石刻记云：“后汉钟太尉书”，但此碑立于东汉永兴元年(153年)，此时钟繇只有3岁，显然是误传。
钟繇的书法古朴、典雅，字体大小相间，整体布局严谨、缜密，历代评论成就极高。梁武帝撰写了《观钟繇书法十二意》，称赞钟繇书法“巧趣精细，殆同机神”。庚肩吾将钟繇的书法列为“上品之上”，说“钟天然第一，工夫次之，妙尽许昌之碑，穷极邺下之牍”。张怀瓘更将钟书列为“神品”。此外，明岑宗 旦、清刘熙载等都给以极高评价。作为书法家，钟繇对书法的看法也对后世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书论较零碎，散见于后世文集中。
刘熙载《艺概·书概》云：“钟繇书法曰：‘笔迹者，界也，流美者，人也。’”《书苑菁华·秦汉魏四朝用笔法》也记载有钟繇大致相同的话说：“用笔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以天地、天人来论述书法艺术，指书法艺术中存在的自然之气，把对自然奥妙的领悟运用于书法创作中，可以达到出神入化、赋造化之灵于笔端的境界。正因这种创造与太自然之钟灵毓秀气脉相通，故谓“非凡庸所知”。实际上，这种看法主要指书体的自然流丽，平淡真淳，多天工而少人为。以自然状书势，在书法艺术中追求自然美，是中国书法史上的重要美学范畴。
卫恒《四体书势·隶势》载钟繇语曰：“鸟迹之变，乃惟左隶，（益蜀）彼烦文，从此简易。焕若星辰，郁劳云市”，此语见于《初学记》，内容主要谈隶书的演变及其笔法。
张彦远《法书要录》收有梁武帝萧衍《观钟繇书法十二意》，所谓十二意指平、直、均、密、锋、力、轻、决、补、 损、巧、称。主要也是指用笔方法、间架结构等。
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影响很大，历来都认为他是中国书史之祖。他在书法史上首定楷书，对汉字的发展有重要贡献。陶宗仪《书史会要》云：“钟王变体，始有古隶、今隶之分，夫以古法为隶，今法为楷可也。”钟繇之后，许多书法家竟相学习钟体，如王羲之父子就有多种钟体临本。后张昶、怀素、颜真卿、黄庭坚等在书体创作上都从各方面吸收了钟体之长、钟论之要。总之，钟繇在中国书法史上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对于汉字书法的创立、发展、流变都有重要作用。
其他书法家
钟 会
钟会，字士季，钟繇少子。敏慧夙成，少有才气。受其父影响，在书法上有独到成就，梁武帝萧衍称其书“有十二意，意多奇妙”(《古今书人优劣评》)。唐代张怀瓘《书断》赞其“书有父风，稍备筋骨，兼美行、草，尤工隶书。遂逸致飘然，有凌云之志。”
梁 鹄
梁鹄，字孟皇，安定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人。汉灵帝时，官至选部尚书。书法上，学习师宜宫的书法艺术，以善八分著称。后来依附刘表，不久归于曹操。曹操非常喜欢其书法作品，认为超过了其师。因此，每逢宫殿落成题字，均邀梁鹄书写。
曹 操
曹操不但是个卓越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在书法上也有独到成就。晋代陆云给陆机的信中说：“曹公藏石墨数十万斤”，可见曹操亦喜欢书法，这一点也可以从他与钟繇、梁鹄的关系中看出。现在发现曹操的唯一墨迹为“衮雪”二字，这是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西征张鲁到汉中，经过栈道咽喉石门(今陕西褒城)时，看到河中景象所书，字刻于河水礁石上。“衮雪”二字表现了河水汹涌澎湃的流势，河水冲击石块水花四散溅出，水大石众，犹如滚动之雪浪，故云“衮”(滚)雪”。此石现存陕西博物馆，左端书有“魏王”二小字。
韦 诞
韦诞，事迹参本书文学部分。韦诞原官武都太守，以能书留补待中，与卫觊、邯郸淳等皆因善书而有名，魏室宝器铭题等皆韦诞所书。曾师邯郸淳。
邯郸淳
邯郸淳，事迹略见本书文学部分。善篆书，有名。卫恒《四体书势》古文序云：“自秦用篆书，焚烧先典，而古文绝矣。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时人已不复知有古文，谓之科斗书，汉世秘藏，希得见之。魏初传古文者，出于邯郸淳”。邯郸淳的书法成就很大，《魏略》言其“善《苍》、《雅》、虫、篆、许氏字指”。可惜其墨迹早巳不传。
卫 觊
卫觊，字伯儒，河东安邑(今山西夏县北)人。少以才学著名。建安中任曹操司空掾属，累迁至尚书。魏时任侍中，与王粲等同掌礼仪制度。古文、鸟篆、隶草，无所不善，成就较大。死后谥为敬侯。邯郸淳传古文后，卫觊写《尚书》，后来让邯郸淳看，邯郸淳竟没有辨别出来。到魏正始时，邯郸淳的书法消失殆 尽，但卫觊仍致力于科斗文的书法创作。西晋太康元年(280年)，汲县百姓盗掘魏襄王墓，得到策书十余万言，其中就有敬侯卫觊之书。
胡 昭
胡昭，字孔明，颍川(今河南禹州市)人。初避乱于冀州，袁绍征之，辞而不就，隐还乡里。曹操为司空丞相，多次请之，胡昭无奈，只好应命见曹操，但到了之后，自陈一介野生，无军国之用，仍恳求归去。曹操不得不无遗憾地说：“人各有志，出处异趣，勉卒雅尚，义不相屈。”胡昭便居于陆浑山中，躬耕乐 道，以经籍自娱，颇有德行于世。胡昭在书法上亦取得了较大成就，当时与邯郭淳、卫觊、韦诞并有声名。 此外，在书法艺术上较有成就者如刘德升(善行书)、刘胜(钟觊师)、孙子荆、关枇杷、师宜官(梁鹄师)、宋翼(钟觊弟子)、崔璀(蔡邕弟子)以及蔡琰等，可惜事迹多巳无考。
晋司马芳残碑
此碑出土时仅存上半段，中裂为二，残高106厘米，残宽98厘米，正面余文15行，共142字。碑额称：“故汉司隶校尉京兆司马君之碑颂。”碑额雕蟠螭文，这种雕饰尚在由汉碑头向隋唐碑首过度阶段。就碑余文研究。为司马懿之父司马芳残碑，书体在隶楷之间，是由隶书转向楷书的过度书体，书法峻逸，在陕西地区发现晋碑仅此一石，具有一定研究价值。
摘自赵西尧等著《三国文化概览》民间书家大显身手的南北朝书法 《始平公造像记》
南北朝最突出的成绩是楷书，主要见于墓志碑刻当中。此一时期上续汉魏之隶意碑风，下开隋唐之楷体书韵。南朝名书家有羊欣、王僧虔、陶弘景、肖子云等。北朝名书家有崔浩、郑昭道、赵文渊等。
南朝墓志《爨龙颜碑》、《刘怀民墓志》、《肖胆碑》等，方圆并济，已在碑体书中露出楷书灵秀之风。梁时《瘗鹤铭》石刻，楷书而有行书、隶书笔意，开张纵逸，有摩崖气度。
北朝书法风范，同时显著于大批造像、碑刻与墓志当中，其面目之丰富，似又重复汉碑之辉煌。初期碑刻，方劲斩截，尚遗隶意，如《嵩高灵庙碑》，而龙门造像诸品，因势布局，刀笔相加，《始平公造像》为其杰作。后来之《张猛龙》、《贾思伯》、《根法师》、《敬使君》以及造像《高归彦》、《五百人》等，更见用笔之灵变，而《石门铭》、《华岳颂》与云峰山石刻，则别有一番光景。
至若北朝诸墓志，则体态多姿，各具风韵，《张玄墓志》、《元桢墓志》、《元鉴墓志》、《元演墓志》、《元慧墓志》、《元祐墓志》、《元文墓志》、《元定墓志》、《元勰墓志》、《元显墓志》、《元详造像》、《刁遵墓志》、《崔敬邕墓志》、《元显俊墓志》、《吊比干文》、《魏灵藏造像》、《郑长猷造像》、《广川王祖母造像》、《牛橛造像》、《孙秋生造像》《杨大眼造像》、《高贞碑》、《李谋墓志》、《于景墓志》、《郑文公碑》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元怀墓志》等，俨然已是唐人楷书的景象。
出土于新疆吐鲁番的高昌十一年《令狐天恩砖志》墨书，犹有碑书之劲健斩截，与出于敦煌莫高窟北魏皇兴二年墨迹《康那造幡发愿文》一样，颇堪玩味的是，碑书用笔方刚斩截之妙。
书学鼎盛的唐代

隋代楷书，承传北朝墓志之精华，脱略更多的锋棱而日趋温雅，若《龙藏寺》、《董美人》、《贺若宜》、《苏孝慈》、《龙华寺》、《昭仁寺》、《孟显达》等，已开唐人楷书之先。隋人章草书《出师颂》，今见者有写本和拓本，其用笔简率中兼得老到。隋智永《真草千字文》，则承前启后，为真草范本。
欧阳询、虞世南、禇遂良、薛稷，合称"初唐四杰"。初唐楷书范本，碑刻有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化度寺》、《皇甫诞》，虞世南《孔子庙堂》，禇遂良《雁塔圣教序》、《孟法师》，薛稷《信行禅师》以及欧阳通的《道因法师》等，而欧阳询行书《卜商读书帖》、《梦奠帖》、《张翰思鲈帖》等，墨本已可珍，尤可揣摩笔法。
盛唐，书家群起，风格纷呈。李邕行楷书平中见奇，优游不迫，若《叶有道》、《岳麓寺》、《云麾将军》、《法华寺》等皆是。张旭草书一出，彻底变革了"二王"草书的理路，纵横跌宕，若《肚痛帖》、《古诗四帖》皆是，遂有"颠张"、"草圣"之誉。颜真卿楷书熔铸古今，若《多宝塔》、《东方朔画赞》、《麻姑仙坛记》、《颜勤礼》、《颜氏家庙》、《告身帖》等，雄浑豪迈，一幅盛唐气象；至如其行草书墨迹，有著名的"三稿"--《祭侄文稿》、《祭伯稿》、《争座位》，以及《刘中使》、《湖州帖》、《送刘太冲》等，以楷法为基，收放得宜，法度森严，为后世推崇，其中《祭侄稿》更被誉为"天下第二行书"。怀素狂草书，下笔连绵不绝，鼓荡而下，若《自叙帖》、《食鱼帖》、《苦笋帖》，与张旭比肩，合称"颠张狂素"，至如其《圣母帖》、《小草千字文》，则冲和雍雅，尚有几分章草馀意，可窥其草法变化之来源。孙过庭墨迹《书谱》，既是草书法帖，又是空前的书论杰作。
中晚唐书家柳公权，又筑一重镇，作品若《玄秘塔》、《神策军》、《蒙诏帖》、《送梨帖跋》等，骨峻气遒。 晚唐以降至五代，兵燹频仍，文事废弛，书坛较为冷落。但中唐以来的书法革新浪潮影响深远，五代时期杨凝式的书法，实现了由唐至宋元的重要转折，为“宋代尚意”书风的崛起，作了铺垫。其作品若《卢鸿草堂十志图跋》、《韭花帖》、《神仙起居法》、《夏热帖》，超脱清逸，别有异趣。杨凝式之外，还有李煜、徐铉等有成就的书法家。
唐人擅篆隶者，有李阳冰、韩择木、徐浩、史惟则、尹元凯、李隆基等。唐诗人中，雅善书法者不乏其人，可惜墨迹鲜有流传，因此贺知章《孝经》、杜牧《张好好诗并序》等弥足珍贵。
隋唐墨迹中，名家之作固可珍贵，但敦煌隋人写经楷书《大般涅槃经》，唐人写经草书《因明入正理论后疏》等，均挥洒自如而妙合法度。
帖学大行的宋代书法

宋初书家，杰出者有徐铉、李建中。李建中传世作品《土母帖》、《同年帖》，直追晋唐。然而真正代表宋代书法成就的，还是"宋四家"，即：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
苏轼，是宋代最有影响力的文人艺术家，其书法，远绍"二王"，近接颜真卿、柳公权、李邕、杨凝式诸家，结体笃实，笔墨润朗，代表作有《黄州寒食诗帖》、《新岁展庆帖》等。黄庭坚书法则博采众长，结体中宫紧凑而外围宽博，用笔左右纵横，如摇双橹，代表作有《书李白忆旧游诗帖》、《诸上座帖》、《松风阁诗卷》、《花气诗帖》等。米芾书法，得"二王"精髓，结体欹侧多姿，用笔"八面出锋"，变化多端，才情毕露，代表作如《论草书帖》、《苕溪诗卷》、《蜀素帖》、《珊瑚帖》、《拜中岳命诗》、《虹县诗帖》等。蔡襄书法得力于二王、颜、柳，作品有《万安桥记》、《扈从帖》、《思咏帖》、《入春帖》等。
宋徽宗崇尚艺术，是历史上最著名的皇帝书画家，其所创书体"瘦金书"，顿挫有致，挺秀清雅，别具一格，代表作有《瘦金千字文》、《草书千字文》、《草书团扇》等。宋代文人书家甚夥，若文仝、文彦博、林逋、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洵、司马光、王安石、张舜民、蔡京、蔡卞、薛绍彭、米友仁、叶孟得、赵构、陆游、范成大、朱熹、吴说、张孝祥、文天祥、姜夔、吴琚、魏了翁、张即之、赵孟坚等，各自揭须眉。
宋代书法尚"意"，是对唐人书法尚"法"的一个创作理念上的更新。唐颜真卿和五代杨凝式的书法，之所以对宋人影响最巨，也正是二者书法于法度之外，更多得几分意趣。
另外，大批文人、诗人、词人书法之特长，也正在于超脱理法，而倾慕趣味。宋代，之所以没有篆书、隶书和楷书大家，既时运使然，亦与当时书家群体特征不无关系。可以说，中国书法及宋，乃一大转捩：艺术性这一"因子"，由实用性与艺术性之合体中游离出来。宋人传世的大批墨迹如书札，更多体现的，是书家有意识的个人性情。
宗唐宗晋的元代法

金人入主中原，极力吸收中原文化，不过杰出书家仍为汉人，若蔡松年、王庭筠、张孔孙等。
元初，书家如耶律楚材等，大多仍驻足于宋人习气。随着复古之风涌起，书法复兴，书坛三大家赵孟頫、鲜于枢和邓文元登上舞台。赵孟頫为元代书坛盟主，影响深远，故跨迈宋代而直与唐人颜真卿、柳公权、欧阳询汇合，称楷法四大家--"颜、柳、欧、赵"。
赵孟頫书画兼善，书法则诸体皆工，尤以楷书和章草见长，代表作有《胆巴碑》、《七绝》、《兰亭十三跋》等。鲜于枢擅草书，代表作有《书王安石诗卷》、《书醉时歌帖》等。邓文元以章草书见称，传世作品有《临急就章》等。
元中，书坛依然笼罩于赵孟頫书风之下。直至康里巎巎、杨维桢出，书风始令人耳目一新。康里巎巎行草书见长，尤得章草笔意，通篇视之，有"大刀斫阵"之声势，其代表作有《书李白诗卷》、《述笔法》、《渔父辞》等。杨维桢书法杂和众体，以行楷书见长，布局参差，用笔狂放，墨法大胆，代表作有《张氏通波阡表》、《真镜庵募缘疏》、《题邹复雷画春消息卷》等。康、杨之外，尚有虞集、揭傒斯、柯九思、张雨、郭畀等书家。
元后期，吴镇（代表作《心经卷》）、倪瓒（代表作《淡室诗》）二家，同时均居绘画"元四家"（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之列，书画相参，自成高格。而饶介、俞和二家，亦颇有法度。其他诸家若管道升、赵雍、吴睿、钱选、钱良右、僧维则等，亦各具面目。
由宋元上追晋唐的明代书法

明初，书家以"三宋"--宋克、宋璲、宋广和"二沈"--沈度、沈粲兄弟最为著称。"三宋"中，宋克章草为明人之冠，影响亦最大，代表作有《急就章》、《孙过庭书谱》、《唐宋人诗卷》；而宋璲的篆书、宋广的章草，亦秀出群伦。"二沈"中，沈度楷书为最工，被明太宗誉为"我朝王羲之"，行书亦流美脱俗。沈粲则工行草，下笔力度不凡。此外解缙的楷书、草书，李东阳的篆书、行草，均颇可观。
明中期，祝允明、文征明、王宠出现，使明代书坛略有复兴之象。此三人中，以祝允明成就最巨，其小楷直追晋唐，而行书、行草、章草、今草诸体皆善，代表作有《章草长门赋》、《草书赤壁赋》、《小楷赤壁赋》、小楷《东坡记游卷》、《正德兴宁志稿》等。文征明工小楷，行草法黄庭坚而追晋唐，代表作《跋刘中使帖》、《七言律诗》等。王宠诗书画"三绝"，小楷法晋唐，行草书法颜真卿而融众法，气息超拔。 由于明代帝王雅好书法，亦以书艺择仕，加之帖学之风盛行，众皆竟务书札之体，所谓"简牍之美，几越唐宋"，至使急于功名者笔墨纤弱，习俗相染，法度式微矣，出现所谓"台阁体"。
晚明，徐渭、邢侗、董其昌、张瑞图、黄道周、倪元璐、许友、米万钟等人继起，踵武前贤，真正开始了一种复古运动，于是书风离俗而趋雅，渐归正宗。明末"四大家"--邢侗、董其昌、张瑞图、米万钟（又有"南董北米"、"北邢南董"之称），崇尚用笔个性。董其昌法唐而入晋，用笔有弹性，显韵致，代表作《蜀素帖》、《丙辰论画册》、《答客难卷》、《临古卷》等。邢侗书法"二王"，参章草，颇有古韵。张瑞图草书下笔峻峭，转折方劲外拓，存隶意而得章草味，极富特色，代表作《醉翁亭记》、《后赤壁赋》等。米万钟擅行草，间用章草笔意。倪元璐草书，用笔险绝，风清骨峻，有烟云之气。黄道周楷书法钟王，参北碑，巧拙并施，行草书笔法离奇，遒密高超。
值得注目的是徐渭，其书法方圆兼济，轻重自如，笔墨纵横，貌似狂放不羁，其实暗含秩序，为后来书家效法，代表作有《草书七言律诗》、《草书诗卷》等。另外，于谦行楷、徐有贞草书、张弼草书、沈周行书、吴宽行书、邵宝行书、唐寅行书、王守仁草书、文彭行草、王稚登隶书、陈继儒行书、赵宦光篆书、钱士升行书、李流芳行书、左光斗行草、蔡羽行草，亦各自独绝。
书道中兴的清代书法
清末书法大家赵之谦作品
书法史称乾隆以前为"帖学期"，其后为"碑学期"。学帖之习由来已久，至清，康熙好董其昌书法，而乾隆好赵孟頫，上行下效，帖学之风炽热矣。初有帖学"四大家"（笪重光、姜宸英、汪士鋐、何焯），后有张照以及"翁、刘、梁、王"（翁方纲、刘墉、梁同书、王文治），虽功力不输，但无甚建树，尤其因科举书法讲究"黑、圆、光"，遂形成所谓"馆阁体"。
于帖学之外，碑学的另辟户牖，乃是中国书法史上至为重要的事件。碑学的出现及其迅速兴盛，与时代风气之浸染有关，与碑版实的大批出土和金石文字学、考古学的兴起有关，更与书家学者们的极力鼓吹有关。前有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后有包世臣《艺舟双楫》，再后有康有为《广艺舟双楫》，具体而微地剖析碑书之客观价值，既而在书坛上掀起尊碑浪潮，于是，自嘉道而至咸同，书家结社，竟习碑版，又成一种风气。
碑派代表书家甚夥，其中，邓石如篆隶双美、沉着雄厚；伊秉绶隶书面目独特，朴拙敦实；何绍基以颜真卿为本融北碑，碑帖互济，行书最精；赵之谦擅篆隶之法而参北碑，笔法斩截稳健，其行书则是融碑帖于一体之巨擘；沈曾植宗汉章草而用北碑笔法，辗转险奇，欹侧多姿；曾熙、李瑞清号"南北二宗"，师法汉隶，用篆意而行笔战掣；吴昌硕师《石鼓》，用笔苍辣，大气淋漓；康有为吸收碑书之宏阔气息，下笔千钧，纵横开张。
此外，若宋曹草书、龚贤行草、周亮工行书、查士标行草、郑簠隶书、王澍楷书、黄慎草书、桂馥隶书、梁巘草书、钱沣楷书、钱坫篆书、冯敏昌行草、孙星衍篆书、包世臣行书、吴熙载篆书、林则徐行书、莫友芝篆书、张裕钊楷书、俞樾行楷、吴大澂篆书、翁同和行书、杨守敬篆书等，亦各有会心。
清代书法除碑学之成就外，还在于书家的个案特征。如王铎的用笔劲健，用墨注重节奏感；傅山的下笔腾转，行气跌宕；朱耷的秃笔行书，浑然干练，中气内敛；"扬州八怪"中金农"漆书"，方笔刷涂，孤高冷峻，而郑燮"六分半书"，则杂陈诸体，个性明显。
活跃的近代书法舞台
一个全新的时代开始了。社会的革命，必然影响到文化艺术的变迁，作为其中之一的书法艺术，当然也不例外。书法艺术史，流衍数千年之后，已然蔚为大观，尤其在历清而至民国之际，更是百川竟奔而归于大海。
民国时期的书法界至少还深受康有为理论的影响。许多人追随康有为的理论，从碑版中寻找新的艺术资源，并通过各种大胆尝试解放自己的艺术创造力。康有为亲身实践自己的理论并影响了他的四位得意弟子——梁启超，徐悲鸿，刘海粟，萧娴。康有为书法精湛，人称康体。但自认眼比手高。他的前三位学生书名均为文名或画名所盖。萧娴则是本世纪最优秀的女书法家。曾是张大千书法老师的李瑞清，本世纪初即以北碑书法闻名。但他的作品粗捍霸气有余，而细腻流畅不足。比较成功的书家有于右任，李叔同，曾熙等人。他们的作品粗放中有柔腻，刚劲而不失流畅。于右任是民国时期最具影响的书家，融北碑行草于一炉。李叔同（弘一法师〕的作品以碑版为面目，而受西方画理与佛教精神的影响。他的学生丰子恺，西人誉为中国最象艺术家的艺术家擅书画散文，作品富有生活情趣与艺术感染力。上海国画大师吴昌硕则精于石鼓文及行草，以书法笔意入画。他的学生在当代书坛极具影响——潘天寿，沙孟海，陆维钊（间接受影响〕，陶博吾（间接受影响〕。前三位为奠定中国高等书法教育立下了汗马功劳。民国时期的一个特例是沈尹默。他基本杜绝康有为的理论，坚持研习传统的帖派书法。作为优秀的书法教育家和学者，他在当时略显保守。
很多书法大家（如林散之，刘海粟，萧娴，沙孟海，陆维钊等等〕在1949年之前即已从事书法创作，但直至文化大革命之后他们已近耄耋之年才以书法闻名。1949年之后到毛泽东去世的近三十年时间内，书法基本上不受重视。当时的人们正以极大的热情建设一个新中国。书法被认为是旧传统的代表。有趣的是毛泽东本人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书法家。他的书法受怀素狂草和北碑书体影响大度开张富于浪漫气质与领袖风。在这三十年间，中国大体上有三位最著名的书法家，毛泽东，郭沫若，舒同。郭沫若以行草为胜，是典型的文人才子书法。舒同是军队高级官员，1981年任中国书法家协会首任主席。他的书法出自颜真卿和何绍基雄健豪放。
近代书法艺术的色彩斑斓，与其书家队伍的空前复杂有直接干系。或许因距离太近，这段风景比此前任何时期都清晰明透。这一时期知名的书家实在太多，而又各臻其极，在此仅拈取其重者，当有：齐白石、黄宾虹、罗振玉、王世镗、梁启超、徐悲鸿、吴湖帆、林纾、徐生翁、于右任、叶恭绰、李叔同、蔡元培、郭沫若、沈尹默、吕凤子、马一浮、谢无量、胡小石、郑诵先、毛泽东、刘孟伉、吴玉如、林散之、邓散木、张大千、陆维钊、王蘧常、沙孟海、萧娴、高二适、来楚生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