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我逆鳞txt下载:《刘禹锡评传》一、刘禹锡写作《天论》的缘由

一、刘禹锡写作《天论》的缘由

-　　刘禹锡的《天论》三篇，写于贬谪朗州时期。

　　"永贞革新"失败后，刘禹锡、柳宗元等参与改革运动的核心人物，遭受守旧势力的迫害。元和八年（813），正当王叔文之党既贬，有诏虽遇赦不得量移的七年之后，韩愈以"论史"为题对柳宗元进行有神论的说教："夫为史者，不有人祸，则有天刑。"①暗示"永贞革新"的失败是"天"的惩罚。

　　针对韩愈这种有神论的世界观，柳宗元坚持无神论的立场，在《与韩愈论史官书》中给以批驳：获书，言史事，云："具《与刘秀才书》"。及今乃见书藁，私心甚不喜。??又言"不有人祸，则有天刑"，若以罪夫前古之为史者，然亦甚惑。??又凡鬼神事，渺茫荒惑无可准，明者所不道，退之之智而犹惧于此？??此大惑已。

　　柳宗元认为，凡明智之人是不言鬼神之事的，只有愚味无知的人才对"天"感到困惑。

　　韩愈继而责备柳宗元"不知天"，说"天"能"赏功罚祸"："吾意天闻其呼且怨，则有功者受赏必大矣，其祸焉者受罚亦大矣。"②韩愈以"物坏虫生"作类比，认为人类同自然界作斗争，为人民谋利益，是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因而遭到天的惩罚是理所当然的。在韩愈把争论从"论史"引申到"说天"的情况下，柳宗元撰写了《天说》，驳斥韩愈鼓吹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的谬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呼而怨，欲望其哀且仁者，愈大谬矣。"柳宗元认为："彼上而玄者，世谓之天；下而黄者，世谓之地；浑然而中处者，世谓之元气；寒而暑者，世谓之阴阳。是虽大，无异果蓏、痈痔、草木也。假而有能去其攻穴者，是物也，其能有报乎？

　　繁而息之者，其能有怒乎？"①韩愈说凡呼天怨天者皆不知"天"，柳宗元说凡求天赏罚或望天哀仁者均是大谬。韩愈强调不怨乎天与柳宗元强调不求于天，从表面上看似乎分歧不大。但从理论前提上看，韩愈说天能赏功罚祸，是把天看作有意志的人格神；柳宗元说天地、元气、阴阳都是"物"，天没有意志，不可能对人赏功罚祸、有报有怨，人的祸福是由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与天没有关系，从而肯定了人类改造自然的合理性。自然物与人格神，柳宗元与韩愈在大有无意志的问题上存在着明显的对立。

　　柳宗元的《天说》写成后，刘禹锡以柳宗元的结论为起点，续作《天论》三篇。关于《大论》的写作动机，其上篇第一段指出：余之友河东解人柳子厚作《天说》，以折韩退之之言，文信美矣，盖有激而云，非所以尽天人之际。故余作《天论》，以极其辩云。

　　刘禹锡认为，韩、柳两人在对"天"的认识上发生争论，柳宗元写了《天说》驳斥韩愈关于天的说法，文章确实写得很好。但《天说》大概是激于愤慨而① 《韩昌黎集·外集》卷二《答刘秀才论史书》。

　　② 《柳宗元集》卷十六《天说》。

　　① 《柳宗元集》卷十六《天说》。

　　作，还未能详尽地论述天入关系。所以，刘禹锡写作《天论》，是为了更透彻地辩明这个问题。

　　《天论》是在和韩愈的哲学论辩中产生的。柳宗元《天说》中所引韩愈的话，不仅宣扬了天有意志的神学谬论，而且浸透了任天无为的厌世情绪。

　　韩愈说：物坏，虫由之生；元气阴阳之坏，人由之生。虫之生而物益坏，食啮之，攻穴之，虫之祸物也滋甚。其有能去之者，有功于物者也；繁而息之者，物之雠也。人之坏元气阴阳也亦滋甚：垦原田，伐山林，凿泉以井饮，窾墓以送死，而又穴为偃溲，筑为墙垣、城郭、台榭、观游，疏为川渎、沟洫、陂池，燧木以燔，革金以熔，陶甄琢磨，悴然使天地万物不得其情，倖倖冲冲，攻残败挠而未尝息。其为祸元气阴阳也，不甚于虫之所为乎？吾意有能残斯人使日薄岁削，祸元气阴阳者滋少，是则有功天地者也；繁而息之者，天地之雠也。今夫人举不能知天，故为是呼且怨也。

　　概括这段话的意思，主要有两点：一是说天有意志，能赏功罚祸；二是说天不喜欢那些积极有为，勇于实践，务求有利于生民的人。按照韩愈的逻辑，虫子是由于物体败坏而生出来的；人是由于元气阴阳败坏而产生的。虫生出来后，物体就更加败坏，因虫子吃它，咬它，又在里面钻孔打洞，对物体的祸害就更加严重。如果有人能把虫除掉，对这些物体是有功德的；谁要是让虫子繁殖生长，就是物体的仇敌。而人们对元气阴阳的破坏则更加厉害：开垦荒地，砍伐山林，凿井饮水，掘墓葬人，修筑城郭，疏浚河流，钻木取火，熔化金属，制作陶器，雕刻玉石，把天地万物糟踏得不成样子，使它们丧失了本来面目。人类这样恶狠狠地攻击、残害、败坏、扰乱天地万物，从来没有停止过，其对元气阴阳的祸害，比虫子所干的更厉害。在韩愈看来，现在人们全都不知道天意，所以才发出"残民者昌，佑民者殃"这样的呼喊和抱怨来。

　　柳宗元、刘禹锡等人具有"辅时及物"、"施道于人"的志向，他们积极参加的"永贞革新"中所推行的一些利国佑民的措施，深得人民的欢迎，但却受到守旧派的攻击和迫害。刘、柳被贬为远州司马后，一方面"呼且怨"世道弄到这样极端不合理的地步，残害人民的反而昌盛，保护人民的反而遭殃；另一方面，面对失败，他们不消极、不悲观，仍然保持着积极进取的精神。因此，柳宗元、刘禹锡要奋起反击韩愈的谬论是必然的。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因直谏贬为连州阳山令。①"仰而呼天曰：'残民者昌，佑民者殃'"，也是他失意时的一种思想状态；但"永贞革新"失败后的元和初年，他仕途开始得意起来，而柳宗元、刘禹锡等人遭到贬斥。

　　韩愈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说出这样的话，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在客观上是对柳宗元、刘禹锡当时处境的一种嘲弄。这实质上是以天人感应说为守旧派镇压革新派提供一个唯心主义的哲学基础。

　　柳宗元的《天说》，主要是驳斥了上引韩愈这段话的第一点意思。柳宗元强调，天地、元气、阴阳与自然界的果蓏、草木、痈痔一样，都是物质性的。果蓏、草木、痈痔不能赏功罚祸，天地、元气、阴阳"乌能赏功而罚祸乎？"《天说》的结语是："子而信子之仁义以游其内，生而死尔，乌置存① 参阅卞孝萱《刘禹锡年谱》。

　　亡得丧于果蓏、痈痔、草木耶？"其意思是对韩愈说，假如你坚信你的仁义而把它作为行动的准则，那就应该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又何必把生死得失的念头寄托在象瓜果、痈痔、草木那样没有意识的"天"上面呢？从这里可以看出，柳宗元《天说》中的立论始终围绕着天有无意志这一问题，而对天人关系这一问题并未充分展开，并在此结语中流露出不愿再作进一步争论的情绪。因此，对韩愈在天人关系上的驳斥，是由刘禹锡的《天论》完成的。

　　刘禹锡写作《天论》时，已具有较为坚实的唯物主义思想基础。刘禹锡曾为社佑幕僚，有机会看到杜佑的《通典》。《通典》蕴含卓越的唯物主义思想，强调人类社会的经济生活对于礼乐制度的影响，并从历代社会典章制度的沿革中看到了社会的发展变化。《通典》对刘禹锡唯物主义世界观的形成起过一定的作用。陆贽也是刘禹锡所敬佩的大臣。在他的奏议中，多次针对唐德宗"运数前定，事不由人"①的宿命论思想，强调修人事的重要性。陆贽的唯物主义思想，对刘禹锡也有影响，从刘禹锡自身的素质来说，他熟悉《周易》，著有《辩易九六论》，对《周易》在神秘主义外衣下透露出来的朴素辩证法和唯物论思想有一定的了解。他对医药、天文、音乐、书法等都有研究。刘禹锡和精通天文的僧惟良，为讨论天文问题，"语至夜艾，遂为诗以志焉。"诗中写道："语到不言时，世间人尽睡。"②这说明刘禹锡学习和钻研天文的兴趣很浓。为了搜集各种医药单方、验方，他三十多年一直没有问断过，后来在连州时编出《传信方》一书，广为流传。由此可见，刘禹锡所以能够坚持唯物主义自然观，是与他具有丰富的天文学、医药学等自然科学知识分不开的。

　　刘禹锡完成《天论》三篇后，送给了柳宗元。柳宗元在收读《天论》后，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认为《天论》乃《天说》的"传疏"，二者在原则上"无异道焉"，实乃一个学派之言论。刘禹锡认为自己的《天论》补充和发挥了《天说》的思想，提出了一些与柳宗元不同的看法，而柳宗元认为《天论》只是为自己的《天说》作注释，并没有什么不同的道理。柳宗元还在天人关系等问题上，与刘禹锡进行了辩论。柳宗元在《答刘禹锡（天论）

　　书》中的商榷，既有中肯的地方，也有未能对刘禹锡补充和发挥《天说》的某些创见作出应有的肯定的地方。当然，柳宗元与刘禹锡关于天人关系的辩论是唯物主义内部的争论。

　　韩愈在读了刘禹锡的《天论》以后没有进行反驳。他停止哲学论辩，可能是担心影响与刘、柳的友情。刘禹锡后来也没有再针对韩愈的论点写文章，但他的重人事而不重天命的思想在其它诗文中常有所表现。柳宗元、刘禹锡同韩愈进行的这场哲学论辩至此结束。

　　总之，刘禹锡的《天论》，在迎接韩愈挑起的关于"天之说"的论战中，以"极其辩"的理论勇气，以"尽天人之际"的理论深度，从哲学的意义上划清天道观上"自然之说"与"阴骘之说"的根本界限，对从董仲舒到韩愈的一切有神论思想，其中包括玄学和佛学的基本论点进行了理论清理，提出了许多带有创见性的哲学观点，从而把我国古代唯物论思想推进到一个新的高峰。刘禹锡的《天论》三篇是继荀况《天论》之后具有理论总结性的战斗① 《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

　　② 《刘禹锡集》卷二十九《送惟良上人并引》。

　　无神论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