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人自带rap:能量道（2）

能量道（2） 2009-12-20 11:56:44 (已经被浏览125次) 目 录第一章 创立能量道，选择成功人生 第一节 我是张良第７1代世孙 第二节 我爷爷的选择 第三节 我父亲的选择 第四节 学生时代我也没有选择权 第五节 阴差阳错的选择 第六节 创立能量道，选择成功人生 第七节 希望用能量道学说为社会做点贡献第二章 能量道核心理论 第一节 能量道的信仰 第二节 能量道的积分诀 第三节 能量道的三大力 第四节 能量道的世界观 第五节 能量道的生命观能量道的善恶观能量道六大原理 第八节 能量道必须遵循的六大定律 第九节 能量道的十大选择之法第三章 能量道纵论 第一节 能量道起源 第二节 宇宙起源和人类起源 第三节 关于易学生命观 第四节 能量与人的成就、寿命、疾病的关系 第五节 能量的来源第四章 能量的积累 第一节 命运与能量质变 第二节 趋吉避凶与能量突变规律第五章 能量改变命运 第一节 人的命运之谜：能量造命 第二节 风水能量说 第三节 《能量道——选择成功学》选择之法第六章 能量道在生活中的应用 第一节 用能量道预知未来 第二节 用能量道解读中国富强之路 第三节 用能量道看“和谐社会” 第四节 用能量道预测全球金融风暴及地产业趋势 第五节 用能量道反驳“中国威胁论” 第六节 用能量道看中国“入狱富豪”和“落马官员” 第七节 用能量道解读中国儒、释、道三大教文化内涵用能量道解读中国国防与战争隐患漫谈能量道治病法 附录一 能量道三字经 附录二 能量道相关真言集萃 附录三：张姓始祖及历代概史 附录四：张氏祖先创立了太平道与五斗米道 附录五：“湖广填四川”简史 后 记 第一章 创立能量道，选择成功人生 第一节 我是张良第７1代世孙 我家在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悦中乡钓鱼村西沟。我的家史大致如下： 据《张氏氏族文化研究》记载，张姓始祖为挥公，系黄帝第五子，因发明弓箭，故黄帝给予其子孙赐姓张氏。张氏最早发源于尹城国的青阳，即今山西省太原市西南晋祠附近。 张氏的郡望有许多处，主要有二十六个。一、清河郡，汉时设置，此支开基始祖为张歆。二、范阳郡，三国时设置，始祖张皓。三、太原郡，战国秦设置，始祖张伟。四、京兆郡，始祖张汤。五、南阳郡，战国秦设置，治所在今河南南阳市，开基始祖为西汉大臣张良六世孙张彭。六、襄阳郡，东汉置郡，治所在今湖北襄樊市，始祖为张安子。其余二十郡不再详述。 历史上张姓族望人盛，约占全国汉族人口总数的10%，近1亿人，为中国人口第三大姓，以山东、河南、河北、四川四省为最多。张氏家族以“百忍”为家风，代代相传，历经145代，张姓名人历代辈出，从秦汉到明清，做过宰相张姓人士达66人。 另据《氏族文化研究》记载，早期道教的两大民间教派太平道与五斗米道，都是由张氏先人所创立，因而张氏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张角创立的太平道乃是农民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者，随着农民起义的发展壮大，太平道威震朝野。在统治者的残酷镇压下，农民起义失败了，太平道在遭受沉重打击后，逐渐销声匿迹。然而张角和他所创立的太平道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的辉煌业迹，却是永垂不朽、令人钦佩的。张道陵创立的五斗米道，经过其孙张鲁雄据汉中近30年，以政教合一的形式，大力推广和不断完善，使之成为经典、醮仪、规戒齐全、组织完备的道教，张鲁归顺曹魏后，又得到了官方的承认。所以后世论及道教创立者，都认为是东汉的张道陵。 张氏谱系从始祖张挥经历73代，约2200年。第74代为西汉大臣张良，字子房，生于公元前273年，卒于公元前189年，享年84岁。今河南省南考县城西五公里，曹新庄火车站西南侧保存有张良墓。张良第八代世孙，即82代道教始祖张道陵；张良之三十一世孙，即105代张宁公。张宁与孔子37世孙孔巢父是同时代人，号康叔，别号清牛涧主，升任国子监，与陆挚、韩愈相友善，为三溪张氏之始祖，卒于公元824年十月，享年八十岁，葬于武陵紫鹿岭，琵琶山下，庚山甲向。第115代张渝公从河南迁至湖北麻城县孝感乡高家堰，至126代以诚公，明初状元，官授江南部政，迁居江西淮安府清河县张家村。第132代庭俊之父又由江西抚州府金溪县十三都迁回湖北麻城县孝感乡。133代庭俊公约生于公元1560年至1570年间，明万历年间，由麻城县孝感乡迁四川省长寿县葛郎桥桃花街，其子由湖北永州府凌县晋贤村竹山下甲里迁至四川省顺庆府营山县小桥及双河区悦中乡西沟，名张含。 张含为南充市营山县悦中乡西沟张氏始祖，于明末清初“湖广填四川”之际随农民起义首领张献忠随军入川，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后，便退役定居于此。 四川省南充市营山县悦中乡西沟张含总称张氏第135代，乃张良公之世孙62代，营山县悦中乡西沟张氏第1代。 我爷爷张继友（张庆余）为西沟第8代，总第142代。 我父亲张汉雄为西沟第9代，总第143代。 我（张开一）为西沟第10代，总第144代，是张良的第７1代世孙。（相关详情，请参考本书附录） 第二节 我爷爷的选择 营山县历史悠久，周为巴国地，秦属巴郡，汉归宕渠县。南北朝535—547年间，境内的安固、三元黄渡曾建过安固县、绥安县、宕渠县。唐武德四年（621）于今县城所在地置朗池县。北宋大中祥符五年（1012）因“县城周围山丘如营垒”而更名为营山县。元朝至元二十年（1283），境内各县合并后统称营山，隶属四川行中书省顺庆路蓬州。清嘉庆七年（1802）归四川省川北道顺庆路辖。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由川北行署南充专区管辖，1952年属四川省南充专区管辖，1968年为南充地区管辖县，1993年起为南充市辖县。 营山县位于四川盆地东北，界于巴河、嘉陵江之间。东南与渠县接壤，西南与蓬安县相邻，北与仪陇县相依，东北与平昌县相连。幅员面积1634.27平方公里，山、丘、坝兼而有之，地势北高南低，略向东南倾斜，以低山、丘陵为主。 营山多层次的地形，适宜的气候，为动植物的生存繁衍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地上再生资源丰富，可供开发利用的有960多种。所以，因为各种各样的命运而被以不同方式“填”到这里的人们铲土立寨，相土为宅，发展生产，代代繁衍，生生不息。 我家所在的村子当时叫钓鱼坡，那里四面都是山，中间也没有平地和坝子，山坡上，依着山势建立了一个个村落。由于我家先人张含是从军队上“退休”下来的小军官，有见识，也有一定的积蓄，在这块物产丰富的土地上很快就扎下了根，在当地应该算是富裕户。 在张氏家族“百忍”家风的基础上，历代先人都十分重视对下一代的文化和品德教育，因此，我们家当时算得上是一个“诗书耕读”人家。我爷爷张继友为西沟第8代，张氏总第142代，出生于1904年，与伟人邓小平同乡且同年出生，从小喜爱读书，古文尤其学得好，哪里有一个错别字他都能一眼就认出并纠正，20岁时考上了成都大学，24岁大学毕业，精通四国语言，在当地算有知识文化之人，“张继友”是他父亲按张氏辈份给他取的名字，“张庆余”是他在成都读大学时自己给自己取的名字。 由于成都大学的课程是新学，不少老师和学生也都是进步人士，其中就有一些是中共地下党员，我爷爷很快就受到影响加入了中共地下党。1924年大学毕业后，他在邓锡侯军中谋到了一个差事，当了邓锡侯的秘书，兼任达县府电台台长。 邓锡侯（1889－1964），号晋康，国民革命军陆军上将。1889年6月22日出生于四川营山县回龙乡，曾先后出任过护国军营长，川军团、旅、师长，国民党部队第二十八军军长、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川康绥靖公署主储及四川省政府主席，西南长官公署副长官等重要职务。当时此人正值四川省军政要职，一眼就看上了同是营山人的我爷爷，提为随身秘书，掌管军政机要文书。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反对共产党的血腥政变，加紧与帝国主义、旧军阀官僚勾结，公开反共，镇压革命，举起屠刀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并叫嚣“宁可错杀三千也不放过一人”。一时间，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血流成河。短短3天中，仅上海一地，被杀掉的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就有300多人，被捕500多人，失踪5000多人。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4.12反革命政变”，“白色恐怖”顿时笼罩了中华大地，中国革命面临着生死考验。这一疯狂的反革命行为，同时也让无数人面临着命运的选择，我爷爷就是其中之一。 大巴山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被称为“红色大巴山”。7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就是以这些大山为依托，建立起了仅次于中央苏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第二个大区域”。张国焘、陈昌浩、徐向前、李先念、许世友、曾中生、董振堂等一系列彪炳史册的人物，当年都曾在这里运筹帷幕，决胜千里。 在红色革命中，大巴山之所以能够做出如此重大的贡献，并拥有如此重要的历史地位，这跟无数早期共产党人默默无闻地在那里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经营是分不开的。“4.12反革命政变”发生时，活跃在大巴山的大量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对正在举向自己头颈的屠刀还一无所知。我爷爷是地下党员，以国民党一方军政机要干部为公开身份，于第一时间收到了蒋介石发来的速战速决斩绝共产党人的秘密电文后，他惊呆了，一下子面临着一生中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一个人生选择。经过短暂而激烈的思考之后，他作出了选择：一方面把秘密电文私自压了下来，假装没有收到这份会让大巴山血流成河的秘密电文，另一方面立即将这一关系到大巴山红色革命生死的情报秘密传送了出去。 直到第二天，我爷爷才把秘密电文上报给长官。这时，大巴山地区的共产党人接到情报后立即转移得干干净净，较为完整地保存了大巴山的革命基础，同时也给国民党反革命留下了严重后患。这令蒋介石暴跳如雷，严令喝斥，一定要将此事追查到底，并严惩严办。我爷爷吓坏了，深知纸是包不住火的，在生死攸关的时刻，他又作出了人生中的第二个重要选择：为了保命，只能奋力逃出虎口。由于情况万分紧急，他什么都来不及带，只带了随身物品便仓皇逃回了与世隔绝的钓鱼坡。从此隐姓埋名，耕读于此间。 我家当时有几十亩田产，我爷爷见过世面，知道个人多占地产是错误的，是要被革命的，所以，尽管他很有能力，完全可以不断扩大家产，但他心明如镜，自觉放弃了这种想法。我没有见过他，但是时常从老辈人的嘴巴里听到他的故事。他是我们钓鱼坡最有学问的人，见过的世面最大，人缘也最好，完全可以当个乡长甲长什么的，大家也曾推举过，但他就是不干，只是一心耕种好自家的田地，闲暇之余，读读书，种种树，并在一切场合下坚持为乡里乡亲多做好事。赢得了当地所有人的爱戴。 听说，他最喜欢在田边地头种梨子树，一共种了300多棵。 我曾无数次想象过当时的情景： 我们老家那一带的地形以丘陵地貌为主，属于大巴山西部余脉，山上原始林木茂密，文革期间全给砍光了。 明媚的春天，我的家乡换上了一件嫩绿的新装，松杉苍绿，竹林鲜翠，新芽吐芳，布谷声声，油菜花香，蝴蝶翩翩，麦浪滚滚，我爷爷种下的梨子树也开花了，微风中摇落一地缤纷的雪花。金色的秋天，秋风徐徐，枫叶如火，落叶飘飘，我爷爷的梨子树上挂满了沉甸甸的诱人果实。我的家乡这时显得安详而静谧。 尽管当时的中国大地处处炮火连天，疮痍遍地，我的家乡还是远离战争，在我爷爷那样的人的辛勤耕耘下，完全是一幅世外桃源的幸福景象。 这就是我爷爷作为一名传统型旧知识分子的一种遁世选择，也是一种错误选择。 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 1945年的某一天深夜里，意外灾难突然降临我家的农田小院，一场大火把所有家产付之一炬，化为灰烬。大火中，我爷爷从睡梦中惊醒，吼叫着，拉扯着家人逃出火海，除了睡觉都要在戴在脸上的一幅眼镜外，什么都没有带出来，包括被他视为护身符的中共党员证也化为了灰烬。 对于农民来说，有地就有一切，我爷爷带着家人没日没夜地干，硬是在废墟上重建了一个新的家园，生活的希望重新回到家中。 1948年，我爷爷回到钓鱼坡隐居整整21年了，另一个人生的重大选择从天而降落在他的面前。中国共产党指挥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势如破竹，解放了东北，一直向长江边上打来，反动的国民党及其军队大势已去。许多骇人听闻的消息纷纷传到钓鱼坡，其中一个消息就是，解放区的大批恶霸地主都被镇压掉了。 我爷爷的中共党员证已经被大火吞没，他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自己的特殊身份，他的入党介绍人和个别曾与他保持单线联系的地下党员也已经在残酷的斗争中牺牲了，没有任何人来证明他的特殊身份。能够被证明的事实就是，他曾经当过国民党反动派的机要干部，虽然已经弃暗而去，但却没有投明，而是回到家乡当了小地主，是弃暗投暗。在当时的环境中，这是相当不利的。我爷爷面临着又一个生死攸关的人生选择：是逃跑还是留下来接受命运的安排？他想了想，觉得自己这一生从来没有做过亏心事，也没有剥削过贫下中农，更没有做过对不起共产党的事，所以自己是无罪的，根本用不着逃跑。 就这样，我爷爷留了下来，从此丧失尽了一切选择的能力和权力，一切只得听天由命了。 1950年，我的家乡解放了。由于我家的财产不算很多，所以在评定阶级成份时被定为富农。新政权组织批斗第一批地主时，我爷爷侥幸躲过了。到了1958年，地主斗完了，开始斗富农了，而且这种“私设公堂式”的批斗开始无限制地升级，开始打人，很多被批斗的人都被活活打死了。 终于，有一天，队长偷偷地跑来告诉我爷爷说：“没有办法，晚上要斗你了，你得穿厚一点，把棉衣棉裤都穿上，不然你耐不住打的。” 第三节 我父亲的选择 我父亲张汉雄为西沟张氏第9代，总第143代，1954年高小毕业。 乡里组织批斗我爷爷的时候，我那20来岁的父亲正在外地修水利。在那个人性被压制和禁锢的时代，任何的人思想、身体和生命都属于政治，个人的选择权是完完全全地被剥夺掉了的，比如，在那样的时候去外地修水利，绝不是我父亲的个人选择，而是国家的安排。 我父亲在外地修水利，对家里的情况知道得不多。当他回到家里的时候，家里的情况一切都改变了，天空开始塌陷。尽管有好心人提前叫我爷爷穿上了厚厚的棉衣棉裤，但是那些打人的家伙下手实在是太狠了，没有多久，我爷爷就被活活打得深度昏死，有人把烟灰放在他的鼻孔边来探他的鼻息，烟灰一动不动，说明他的鼻息已经没有了。有人给他灌了很多姜开水，使劲掐了他的人中，他这才又活过来了。 第二天，人们用当地抬猪用的竹筐抬着我爷爷向区上出发。这是当时的一个惯例，斗地主富农要巡回批斗，乡里斗了要到区里斗，区里斗了要到县上斗。在抬我爷爷的人中，有我的大伯，我父亲没有参加抬人，但他一边哭一边跟在人群中走。 在一个恰当的空隙里，我爷爷悄悄对我父亲讲了几句话，他说的大意是，我大伯虽然是大儿子，却是个比较弱智的人，无法成为家庭栋梁，所以以后家里的大事小情就要全部仰仗我父亲这个老二了，叫他们弟兄要团结，叫老二要把弟兄带好，如果他死了，要把尸体领回来，给他一个善始善终。 到了区上，我大伯和我父亲的任务算是完成了，我爷爷哪一天到县上挨斗也不清楚，于是他们回到了家里。有一天，他们接到了通知，说我爷爷在从区里去县上的途中死掉了，叫家里去领尸体。后来我大伯和我父亲他们去领我爷爷的尸体时什么也没有找到，我爷爷的尸体下落不明，问了几个当时在场的人也问不出结果。最终，家里除了留下我爷爷的眼镜之外，关于我爷爷的一切都没有能够保留下来。后来，这副眼镜成了我家唯一的传家宝。 由于我爷爷学问高，品行好，乐善好施，村里人大都得到过他的资助或接济，当他落难的时候，很多人都为他喊冤抱屈；他死后，至少有百分之八十的人为他挽惜落泪，都说他真的不该这样死去，死了太可惜，国家不用有文化知识的人太可惜，我太爷活了93岁，可他的儿子只活了54岁，真可惜。 我爷爷在路上留给我父亲的遗嘱无法得到兑现，这成了我父亲一生当中最大的憾事。他只得拼命劳动，发誓要把尚未成年的弟妹抚养成人，并照顾好弱智的大哥和年老体衰的母亲。但是，就是这样的一个正常愿望，他也无法兑现。 接着，一场更大的灾难降临在中华大地上，“三年困难”时期开始了。“三年困难时期”是指中国大陆地区从1959年至1961年期间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在农村，经历过这一时期的农民称之为“过苦日子”、“过粮食关”、“歉年”，官方则称其为“三年自然灾害”。直到1980年以后才改称为“三年困难时期”。海外一些学者则称之为“三年大饥荒”，西方学者也称其为“大跃进饥荒”。这三年中，由于粮食大幅度减产，全国有几千万人被活活饿死。这一事件，成为人类历史上无法抹去的伤痛记忆。 1960年，我父亲和我母亲仍然在外地修水利，当他们回到家里的时候，我奶奶已经活活饿死掉了。当时只有我的两个姑姑在家，也是饿得奄奄一息了。由于我家的成份不好，没有人愿意来帮忙，我父亲在一个村民的帮助下，一人抬头，一人抬脚把我奶奶的尸体抬到了屋后的山坡上。我父亲有泪哭不出，他对那个帮他的村民说：“我们不要走远了，就在屋头团转找一个地方把她埋近一点，这样她还可以帮我看个房子。” 我大伯已经成家分开另过，我的两个姑姑也出嫁了，我的两个叔叔，大的才十来岁，小的仅有四岁，他们只得跟着我父亲过。我父亲的两个重要愿望都无法兑现，现在只剩下一个了，那就是我爷爷落气前对他说的，要把弟兄带好。他勒紧裤带，咬紧牙关，送我的两个叔叔去读书，决心要把他们培养成人。 但是，在紧要的时刻，“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大家都停课闹革命去了，后来干脆学校都关门了，我的两个叔叔最终还是没有把书读出来，一个只读到高小，一个勉强读了个农中。我大的那个叔叔于1968年结婚后分家另过，小的那个叔叔碰上文化大革命，成份不好，根本找不到媳妇，直到改革开放，地主摘帽，他才找到对象结婚，这时是1982年，他已经40多岁了。直到这时，我父亲才终于松了一口气，好歹替我爷爷兑现了一个愿望。 虽然那个时代人性被压制和禁锢，任何的人思想、身体和生命都属于政治，个人的选择权也完完全全地被剥夺掉了，但是不能说我父亲年轻时候就从来没有过个人愿望和个人选择，他还是知其不可为而为地作过几次可能会彻底改变自己和家庭命运的选择。 我父亲作为毕业回乡的高小生，在当地也算得上是新中国培养出来的首批知识分子了，这样的知识分子，很容易被国家招兵和招工招走掉。1955年，我父亲和几个刚从学校毕业的同学得知消息，达县正在招工，所以有五个同学相约而去，整整走了两天才走到达县，鞋子走破了，脚也走破了，但是他们还是迟到了，人家已经把工人都招起走掉了。 1959年，营山县又招工了。当时我父亲在工地上修水渠，得知消息后立即跑回家，打好被包背着就去报名。一旦被招上了，那就是要去吃“贡粮”了，这是当时最美的事情啊，所以来报名的人相当多，排了长长的队伍。我父亲紧张地排到队伍里，希望尽快轮到自己。但是有人认出我父亲来了，知道他是一个富农的儿子，所以，一个负责招工的公社干部走到我父亲面前说：“你不能够去。”我父亲一下子彻底傻眼了，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班上的30多个同学都被招上了，背着被包去吃“贡粮”去了，只有几个成份不好的同学被排除后留了下来。我父亲只得重新回到工地上修水渠。 从此，在那个没有个人选择权的时代里，我父亲对自己的前途彻底丧失了信心，渐渐步入了中年，然后迈向了老年行列。但他并没有心死如灰，而是把一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下一辈的身上，因为他死死记住了我爷爷对他讲过的一句话：“读得书来胜大丘（即大片田地），不做粮田自有收，白天不怕人来借，夜晚不怕贼来偷。”这一句话是作为我家的家训代代相传的，所以人人都要遵记于心。 为了在自己身上兑现这一家训，我吃尽了苦头，父亲也死心塌地地压着我，叫我必须要考上大学，而我考了三年，一年比一年差，实在没有脸再去补习了，所以被迫选择离开了家乡，这才有了后来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