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龙祥看针灸:韩德强：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转)

韩德强：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作者：oldsailor 提交日期：2006-11-26

 

在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开放与经济安全》讨论会上发言的修订稿9月2日发言，9月27日修订完毕　　　　
　　王志乐先生认为，中国处于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我的观点恰好相反：中国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　　　　
　　一、改变定义能提高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吗？　　　　
　　虽然观点截然对立，但判断标准却是一样的：一国经济安全取决于一国的经济竞争力，而一国的经济竞争力又取决于该国的企业竞争力。那么为什么同样的判断标准会产生截然相反的结论呢？　　　　
　　关键在于以何种标准判断企业竞争力。王先生用中国企业有多少进入世界五百强为依据来判断。1996年中国只有3家企业，而2005年则有19家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而且销售利润率还高于世界五百强的平均水平。由此，王先生认为，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大大增强了，中国企业群体正在崛起。　　　　
　　但是，王先生忘记了，中国进入五百强的都是垄断性的国有企业。国字号的电信、银行、石油业、电力企业进入世界五百强，靠的是垄断中国的庞大市场，而不是世界性的技术、品牌、营销、管理竞争力。这些企业实际上是大而不强，甚至是外强中干，根本不具备国际竞争力。进一步深究可以发现，这些企业都是在用跨国公司的电信设备、电力设备、石油开采提炼设备、银行信息系统在处理业务，其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被跨国公司赚走了。　　　　
　　中国企业的竞争力是不是增强了，这并不是一个深奥的问题。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一份报告说：在中国已开放的产业中，每个产业中，排名前5位的企业几乎都由外资控制：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在21个产业中拥有多数资产控制权。其实，并不需要什么专家的报告，任何一个头脑正常的中国人，都知道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是增强了，而是削弱了，沦落为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了，成为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了。好一点的，如联想、海尔、长虹、一汽等，这些似乎成长起来了的中国企业，究其实质，无外是微软、英特尔、松下、康宁、三菱、菲利浦、德国大众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拥有中国自主技术、自主品牌的企业则在跨国公司优势技术的打压下，纷纷败落，或者放弃自主技术和品牌，而改换成门，成为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在绝大多数技术和产业领域，自主技术或被主动抛弃，如运十飞机；或遭被动淘汰，如机床工业；重大技术进步寥寥无几。　　　　
　　对于这一进程，王志乐先生也不是没有认识，但他仍然坚持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怎么能做到这一点呢？他的办法很简单，改变中国企业的定义：在中国的外资企业只要服从中国法律，就是中国企业。所以，中国企业的竞争力增强了。　　　　
　　这真是好办法！建议王先生劝告美国的国会议员们也这样改变定义：凡是在美国经营的企业，都是美国企业，不管这家企业是日本投资还是中国投资。这样，中海油收购美国的尤尼科石油公司，联想收购IBM的计算机事业部，就不会再遭到美国国会的阻挠了，美国的经济民族主义也可以消失了。今后，国家统计局完全可以不再统计外资企业的活动了，外汇管理局也可以停止工作了，海关也可以取消了。甚至，“跨国公司”四个字都可以取消了：具体到每一个企业，无论设在何国，都是当地的本国公司，又何来跨国公司呢？只是这样一来，王先生的“跨国公司研究中心”也得取消了。　　　　
　　改变定义的确是解决问题的最好办法。按王先生的逻辑推论下去，根本不存在日本入侵中国问题，日本人到了中国就是中国人。日本人在中国立的法就是中国法律。服从了，大东亚共荣圈就建立了，东亚全球化时代就到来了。　　　　
　　二、血汗工厂是中国的成功之路吗？　　　　
　　王先生未必真不懂：西方投资流向全球，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跨国公司实现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控制，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的梦想，损害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成长、发展的前景，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陷入到“探底竞争”中，使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日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那么，他为什么还要站到跨国公司的立场上说话呢？　　　　
　　对此，他有一种解释：“我们过去是在全球产业链之外，现在能进入世界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这是一个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都嫉妒，说中国像一个巨大的黑洞，把本该投向他们的外资都给吸走了。他们想进入全球产业链低端都进不了。”　　　　
　　显然，王先生认为，能给跨国公司打工，能找到血汗工厂的道路，这是中国的荣幸。中国把别的国家的打工机会抢走了，这是中国的成功。但是，究竟有多少人同意这种看法呢？要得出王先生那样的结论，必须丧失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自信，必须全盘否定新中国的艰苦奋斗所取得的成就，必须全盘否定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甚至必须全盘否定从林则徐、康有为到孙中山的爱国志士的努力，必须将天安门广场上的革命烈士纪念碑变成“历史倒车纪念碑”。只有这样，才有理解他的“一个半世纪以来经济安全度最高的时期”的说法。
　　三、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溃问题　　　　
　　撇开这些人不论，对于关心中国经济安全的中国人来说，谈一谈中国经济安全还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什么是安全？或者，什么是不安全？一个人不安全，或者是内忧，某种严重的疾病正在发展；或者是外患，环境险恶，资源匮乏，亦可能有人要加害。内忧外患都可以致人于死地。同样，经济不安全，应该也是经济体系的内忧外患。　　　　
　　粗粗一列，中国经济的内忧有：两极分化，内需不振，失业率居高不下，财政赤字，银行巨额呆坏帐，对外依存度过高，外资控制了绝大部分技术和大部分产业，产业结构停留在低技术、低附加值，产业布局过度向沿海地区集中，资源消耗过多，环境污染严重。中国经济的外患有：发达国家的贸易保护主义压力上升，主要矿产资源依赖进口，外国资源方操纵资源价格，资源运输通道控制在它国手中，美国经济双赤字不断增长，国际货币体系动荡不安。这些因素都对中国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其中单项因素爆发就可以引起经济运行的不安；多项不安全因素同时爆发，相互激荡，足以使中国经济在短时间内陷入动荡甚至崩溃。　　　　
　　为什么说中国的经济安全到了建国以来最危险的时期呢？难道目前不是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时期吗？　　　　
　　经济快速增长和经济安全到了最危险时期，这两者完全可以同时成立。正如一辆快散架的、刹车失灵的破车遇到下坡地形高速下冲时，谁会觉得安全呢？中国经济是不是快散架的？城乡差距、沿海和内地差距、贫富差距，都在不断拉大。外资企业不断扩张、内资企业日益萎缩、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失业率居高不下，与经济增长极不相称。大学教育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和社会需要严重脱节，数量过剩而质量不足。财政、金融体系腐败大案、要案、窝案频繁爆发，经济血液循环系统失血过多，流动不畅。这些是不是中国经济大车快散架的迹象？中国经济是不是刹车系统失灵？以前有人称，中国经济就像是一辆自行车，只能蹬，不能停。此说后来成了政府经济决策的基本依据。果如此说，则刹车系统失灵无疑。事实上，中央对房地产泡沫屡次进行宏观调控，但每次都被地方政府和各种大利益集团化解，中央对钢铁、建材、能源等行业屡次进行调控，也是成绩不佳，产能严重过剩已成定局。这不是刹车系统失灵吗？那为什么中国经济还会高速增长呢？这是因为遇到了下坡地形。全球化时代，全球资本过剩，而中国的劳动力不但过剩，且价格低廉，缺乏罢工权等劳动者基本权益的保护，又加上中国社会强控制下的稳定，这就是中国经济遇到了世界性的下坡地形。下坡地形的尽头，是全世界制造业的岗位都转移到中国。然而，这显然会造成发达国家内部社会矛盾激化，从而抵制中国产品，使中国冲下坡的高速经济列车撞到内需不振、外需萎缩的巨大冰山。在我看来，内忧外患相互增强，造成中国经济乃至社会大震荡的危险已经近在眼前。对于一些短视的人来说，小车不倒只管推，只要现在没出大问题，经济就是安全的。但这样的人其实只是用一己、一时之限推论国家经济整体的安全，实在是“夏虫不可以语冰”！　　　　
　　四、做心脏和大脑产业还是做四肢产业？　　　　
　　与经济系统性崩溃的安全问题相比，其实就凯雷收购徐工引起的国家经济安全问题还是第二位的。这个第二位的问题恰恰又是更长远的问题。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徐工问题又可以化为：什么算国家经济的死亡？哪一部分死了就是国家经济死了？全球化的主导者，跨国公司及其背后的发达国家希望，他们来做全球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成为全球经济的四肢。换言之，如果中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死亡了，但却出现了一大批四肢型的产业，为跨国公司提供廉价劳动力、廉价加工基地，出现了一大批高价推销跨国公司的组装商和经销商，那么中国经济是不是死亡了？抑或中国经济从此变得安全了？　　　　
　　什么是一国经济的心脏和大脑产业？从实体产业的角度看，心脏产业是机械产业，是为各产业提供装备的产业，而机床工业则是心脏中的心脏产业。大脑产业是信息产业。国产的彩电、冰箱、洗衣机、计算机、汽车、摩托车，其发动机是进口的，其集成电路还是进口的。这种缺心又缺脑的国货究竟是不是国货，实在值得怀疑。外国企业从中赚走了高额的技术专利费、品牌费、管理费，留给中国的只有低微的利润、税收和工资。中国的石化、钢铁、船舶、建材、电信、电力、航空等产业，几乎全套生产和运营设备都是引进的，零备件都是进口的。巨额利润流出本国不说，一旦发生战争，外国停止供应零备件，这些产业都可能停止运行，造成中国经济瘫痪、交通停顿，社会动荡。这样，中国经济的命脉就不是掌握在中国人手中，而是外国人手中。　　　　
　　有人可能会反问，如果中国要控制头脑和心脏产业，那会不会与跨国公司发生竞争，会不会与发达国家发生冲突，会不会回到被外国从外部封关锁国的道路上？这个可能并不是没有，事实上，这正是中国前三十年发展道路。这条道路尽管被否定了，但如果没有这条道路所积累的研发队伍和生产技术能力，中国甚至可能都缺乏吸引外资的能力。更重要的是，经过这些年的实践，中国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发展一部分头脑产业和心脏产业，已经有可能选择性地与美国、欧洲或日本合作，已经有可能交替运用关税、配额、政府采购、技术标准、市场准入、税收和外汇等政策工具，在未来二三十年或三五十年中，逐渐形成自主的技术和产业体系。中国至少拥有部分头脑和心脏产业，对世界开放相应的四肢产业，同时，中国也允许部分心脏和四肢产业掌握在他国手中。只有这样的对等开放，才能使中国的经济安全有根本保证。美国再开放，绝不会出售洛克希德马丁公司，不会出售波音公司。中国再保守，也绝不会赁惜玩具产业、手表产业。　　　　
　　从实体产业加虚拟产业的经济整体看，心脏产业是金融业，而头脑产业则是设计业、媒体业、律师业、会计业、教育业、咨询业、投资业等。长期以来人们更看重厂房、设备、地皮等实物，而忽视设计、广告、管理、投机等业务的重要性。其实，后者调整的是人们的思维模式，寻找的是市场和技术机遇，其利润远比实体产生更丰厚，甚至可以说，实体产业的利润大部分都被这些虚拟的心脏和头脑产业拿走了。当境外风险投资公司到中国市场上寻找投资对象时，当麦肯锡公司给中国企业做咨询时，当中国的媒体业跟着华尔街的调子起舞时，当中国的律师业、会计业接受美国模式时，当中国的优秀人才纷纷到美国大学留学时，当中国的银行接受外资银行的战略投资时，实体产业的利润就以各种合情、合理、合法的方式流出了国门。　　
　　五、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　　　　
　　更深层的问题是主体问题。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谁？中国经济安全的主体是十三亿中国人民的话，这个经济安全就非常严重。无论是系统性崩溃，还是做了四肢产业，对于工作在跨国公司研究中心的王志乐先生，或者工作在高盛公司的胡祖六先生来说，他们都是安全的。如果经济安全的主体是跨国公司的中国部分，以及与跨国公司有关的官僚和买办群体，那么，我可以同意说，今天的中国经济是安全的。但是，对于生活在这片土地上，不可能被西方接纳的十三亿中国人民的大多数人来说，经济系统性崩溃带来的痛苦将是真实而持久的，在四肢型产业中从事低附加值、低工资、低利润、高污染、高资源消耗型工作的痛苦也是真实而持久的。因此，中国经济安全问题就是事关绝大多数人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　　　　
　　今天这个会是非常有意思的。题目叫开放与经济安全。可是如果严格按照我们主流经济学的说法，是不存在经济安全问题的。为什么？当每一个国家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当每个个体追求自身利益的时候，全世界经济都最大化了，还有经济安全问题吗？经济安全问题提出来，实际上说明在全球市场经济过程中，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强者、成了胜者，有一部分主体成了弱者、成了败者。这是问题的关键。胜者控制着大脑和心脏产业，败者只好做四肢产业。也就是说中国是不是要接受在世界经济竞争中的败者地位呢？透过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就是中国发挥比较优势的结果，是中国加入了国际分工体系，融入了世界经济主流，使世界利益最大化了。透过非主流经济学的眼光，这败者地位意味着中国的开放政策在很长时间内走了极端，损害了中国国家经济安全。更进一步，中国成为世界打工厂，既抢走了发达国家蓝领和白领的工作机会，也抢走了发展中国家工人的工作机会。这个过程的唯一受益者就是发达国家的大资本。　　　　
　　恐怕，正因为主流经济学造成了日益严重的中国经济安全问题，所以今天这个会议，主流经济学家绝大部分没有到场。看来，他们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原文链接：http://blog.sina.com.cn/u/1260251837
我为什么反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韩德强
　　在中国，我是最激烈地批评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批评世贸组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的学者，当然也就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后果深表忧虑。这与中国主流舆论的态度恰好相反。
　　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弊大于利
　　中国企业还远远不具备国际竞争力。从规模上看，中国前500 家企业的年销售总额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相当，中国前500 家企业的平均销售额仅为世界500强的2%. 中国的若干产品的总产量在名列世界前茅，如钢材、水泥、煤炭、棉布、化肥、电力，甚至彩电、冰箱、空调、摩托车等家电是如此。但是，中国的庞大的生产量是由众多企业生产出来的，产业集中度很低，每家企业的规模都不够大。从生产技术上看，中国企业技术装备水平较差，生产技术落后，单位产量的能耗较大，且在产品品种、性能、质量方面都比不上欧美大企业。从可以调动的资金来看，中国企业普遍缺乏雄厚的资金支持，无法在技术改造和市场占有率上有迅速提高；从品牌来看，中国产品普遍缺乏国际知名度，无法做到优质优价，利润实现能力差。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平等竞争，其结果必然是中国企业大量破产倒闭，或被跨国公司收购兼并。事实上，中国的饮料工业、啤酒工业、洗涤剂工业、自行车工业、造纸工业、医药工业、电梯业、计算机业、民用客机车、装备工业都已经被跨国公司占领，或者高附加值部分市场被占领，机械工业、汽车工业、石化工业、钢铁工业、煤炭工业、农业等也都面临著进口商品和跨国公司的严重威胁，有的甚至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的生产组装车间。与此相应，则是中国企业纷纷破产倒闭，利润萎缩，裁员和降低工资福利，拖欠银行贷款。中国银行体系不良资产比率相当高，腐败因素造成的不良资产只是其中一部分，主要的呆帐坏来源是市场竞争造成的，特别是由于外资企业挤垮中国企业造成的。
　　中国农业是竞争力最弱的产业。众所周知，中国农村人口多达9 亿，农业劳动力5 亿左右，户均拥有耕地仅为0.4 公顷左右，与美国、加拿大、阿根廷、澳大利亚上百万公顷的农场相比，毫无规模经济效益可言。为了确保如此微小的土地面积能够有足以维持农民生存的产出，必须要使粮食价格维持在较高的水平。这就使中国农产品特别是小麦、水稻、玉米等主要农产品的价格高于国际市场价格。从1996年起，由于中国增加粮食进口规模，农产品价格不断下降，至2000年秋，降低至每种一亩小麦要亏损8 美元的水平，使农民生活陷入困境。目前，中国农业地区普通农民的年人均收入不到80美元，生活十分艰难。如果加入世贸组织后履行《中美农业合作协议》，则农民收入还将继续下降，大量农村土地将被荒芜，农村人口将大量流入城市，成为城市边缘人口。
　　一句话，加入世贸组织后，中国的ＧＤＰ总量虽然可能有一时的增长，但是单位ＧＤＰ的税收、工资含量将有下降，单位ＧＤＰ的就业量将继续减少。
　　更重要的是，中国将失去独立的工业体系，逐渐成为跨国公司的生产加工基地。中国农业将面临极大冲击，农民收入可能大幅减少。中国的金融体系可能被进一步增加的呆坏帐拖垮。中国城市和农村的失业人口将大量增长。同时，在世贸组织规则下，为了吸引外资，中国将无法提高税收，从而无法建立一个有足够支付能力的社会保障体系。其结果是，中国的社会治安将进一步恶化。
  　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动力
　　中国如此急切地加入世贸组织，许多人都觉得难以理解。中国媒体连篇累牍地赞扬世贸组织，认为加入世贸组织能加快中国的改革开放步伐，使中国企业在国际竞争中焕发活力，能使中国的市场经济走向规范，能使中国与世界真正接轨。即使一些企业被淘汰，也是中国经济成长应付出的代价。更多的媒体则希望加入世贸组织能给消费者带来质优价廉的进口消费品。
　　然而，直面国际竞争的中国企业界的声音却没有出现在媒体上。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规模还太小，他们的主要竞争对手不是跨国公司。虽然这些小企业也模糊地感觉到国际竞争对他们的威胁，但是他们缺乏信息沟通，更缺乏组织，在政治上没有发言权。中国大企业仍然是以国有企业为主，这些企业明确感到跨国公司的压力，但是企业的领导人们受命于×央政府，对企业的生死存亡不承担最终责任。就个人而言，加入世贸组织后还有可能享受与国际接轨的收入，自然也没有多少兴趣反对。工人和农民本来应该对此表示不同意见，但这两个群体同样缺乏信息沟通，同样缺乏组织，他们甚至不知道世贸组织是什么。
　　那么究竟是什么力量能够排除这一切阻力推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呢？
　　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对中国改革开放的逻辑和历史有所了解。人们一般认为，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日益提高。然而，事情并非如此简单。改革开放的核心是引进市场逻辑，让人们的致富愿望和能力来带动社会发展，同时就意味著让弱肉强食的规律自发作用。然而改革开放第一阶段的主导因素并不是弱肉强食，而是强者主动出让利益。
　　1985年以前，由于政府放权让利，给农民提高农产品价格，给工人以奖金和津贴，给地方政府和企业以一定的自主支配权，弱者群体首先得到利益，因此社会生产总量迅速增长，消费品增长更是迅猛，改革开放得到了广大公众的普遍拥护。
　　然而，1985年以后，政府已无利可让，无权可放。从那时起，弱肉强食开始成为社会的主导性因素。在农村，农民的收入增长趋缓，而农民的负担却逐年上升。在城市，国有企业的领导层逐渐以各种方式将越来越多的企业收入据为己有，工人的政治地位和相对经济收入则不断下降。这又进一步导致国有企业凝聚力的下降，各级干部甚至工人都在借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使国有企业逐渐成为各种力量瓜分的对象，失去活力和竞争力。在国有企业的外部，又有乡镇企业从低端、外资企业从高端占领国有企业的市常这样，国有企业就渐渐地萎缩了。伴随著这一过程的，是一个庞大的新富阶层的形成，包括城市握有实权的各级干部，国有企业的领导人，农村的基层干部，乡镇企业领导人，私营企业主，以及外资企业主等。　　当然，必须指出，整个八十年代，外资进入的规模、水平都较低，港澳台资为主，且国家保护措施较强，外资对中资企业示范作用较大，威胁较小，中资企业工业产品供不应求，产销两旺，发展迅速。国有企业的内外部种种问题虽然都已经出现，但尚不严重。
　　但到八十年代末，各行各业都出现生产过剩，市场竞争开始激化，加上国际制裁，出口下降，中国发生了第一次经济危机。其显著标志是所谓“三角债”。解决危机的办法本应是通过财政、税收和货币政策，缩小贫富差距，扩大内需，吸纳过剩的生产能力。但是由于这一办法违背改革开放中新富阶层的利益，根本就被排除在政策选择之外。实际发生的是国内经济的外向化和泡沫化。1992年邓小平讲话以后，各级政府大搞“五通一平”、“七通一平”，提供超国民待遇吸引外资。结果，中国掀起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物价迅速上涨，库存物资全部销售一空，生产能力由过剩转为不足。但是，好景不长，大量房地产和开发区无人问津，价格一落千丈，如海南省和广西北海的房地产价格下降了90% 以上。中国国内经济落入更严重的危机。从1996初年底，竞争性行业的物价不断下降，彩电、冰箱、空调、摩托车等产品的价格下降了50% 以上，生产能力严重过剩。
　　支撑九十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是外国直接投资和出口的高速增长。外国直接投资集中于两大领域，一是占领中国市场的高附加值产业，如汽车、医药、化工、电子等，一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出口加工业，如玩具、鞋、皮革、服装等行业。其结果必将是使一个又一个产业落入跨国公司之手，中国丧失自主工业生产能力，同时，则使中国经济进出口依存度高达46% ，成为高度外向型经济。
　　在九十年代经济外向化，国内经济由泡沫破裂陷入长期通货紧缩危机的过程中，弱肉强食逻辑得以充分展开，农民、工人的收入长期停滞甚至不断下降，而各级干部特别中央和富裕地区的干部、在外资企业工作的白领以及部分知识分子的收入则急剧增长，贫富差距甚至超过了美国。这三部分人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核心力量，而这三部分人又都是受益于外向型经济，受益于通货紧缩危机的。在他们看来，如果以内需为主实现自主型增长，则势必要增加税收，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影响他们的收入和消费。而发展外向型经济，使中国经济彻底加入全球化，则既是改革开放逻辑的必然，又与他们个人的利益一致。因此，当中国面临著自主型经济还是外向型经济的选择时，这三股力量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外向型经济，也就是选择了加入世贸组织。
　　这一动力被中国政治术语含蓄地概括为：加入世贸组织，使改革开放不可逆转。此话破译出来就是：加入世贸组织，使富人的钱包不再受威胁。　　三、公众是怎样被说服的？
　　实际上，加入世贸组织将使中国富人成为跨国公司生产体系中的依附性力量，因此并不符合其长远利益。对于世界各国大多数人来说，中国不是成为一个自主成长的经济发动机，而成为靠低工资竞争的国家，也不是件好事。但是这样一件“双输”的事情居然被媒体说成是“双赢”，而且似乎还振振有词，的确值得奇怪。
　　我认为，根本原因是跨国公司及其推崇的新自由主义学说统治著学术界和舆论界。中国的经济学界几乎一边倒地信奉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信奉弗里德曼，政府各级领导人都接受过斯密教条的训练，他们几乎无条件地相信市场经济，相信自由贸易。媒体也不例外，记者和编辑都是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斯密教条信奉者，很少有人知道美国、德国、法国、日本甚至英国都是靠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起来的，他们甚至把贸易保护等同于“闭关锁国”。
　　中国在改革开放后，一切都向美国学习。美国倡导新自由主义，中国就流行新自由主义；美国纳斯达克股市高涨，中国就准备创办二板市场；美国电信业放开竞争，中国电信业就急著拆分。这一思维定式对说服公众支持加入世贸组织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四、中国反新自由主义力量的成长
　　当然，情况也正在起变化。随著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随著国内失业人数的增长和农村情况的恶化，随著国有企业困境的加深，以及斯蒂格利茨、克鲁格曼等美国经济学家对资本自由流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批评，德国明镜杂志记者《全球化陷阱：对民×与福利的进攻》出版，中国反新自由主义的学术力量在增强，公众反对市场化改革的情绪也在增强。
　　从1999年上半年起，我连续写文章批评加入世贸组织政策及相关协议，至2000年上 1月出版专著《碰撞——全球化陷阱与中国现实选择》，虽然遇到一些压力，但更多地却是来自各方面的支持。《碰撞》出版后，中央政研室的内部刊物发了长篇摘要，外经贸部的杂志《国际贸易》刊载我的文章《反经济全球化思辨》，国内几十家刊物都发表或转载了我的观点，国内主要的经济和思想类网站推荐此书，并提供网上阅读。香港和美国等地的媒体也有介绍。此外，许多大学、机关和研究机构请我去演讲，多达几十场。每次演讲开始时，我都是少数派，但到演讲结束时，我就成了多数派。
　　目前，中国经济学界已经出现明显分裂。主张新自由主义的学者仍然是多数，但他们已经失去了前几年的气焰，而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学者虽然是少数，但却理直气壮，成为一种新的声音。我想，我能来到布鲁塞尔发表自己的见解，大概也是应了中国的古语，“德不孤，必有邻”。我深信，新自由主义既然在全世界各地带来失业，带来两极分化，就会在全世界各地遭到民×力量的反对。

我国工业体系是怎么崩溃的：
　　　　
　　在这场工业化的竞赛中，先行出发的西方重工业体系已经领先了数百年，无论是生产规模还是精度、灵活程度都远远超过后发国家。西方可以用更少的资源和人力成本制造出比后发国家更先进、质量更好的产品，更何况西方国家早就通过投资、军事占领、政治扶持等手段控制了许多资源富矿，资源采集成本要低的多。如果这时候解除贸易保护，商业和轻工业自然会选择向更发达的重工业体系获得物资。鉴于重工业体系最终还是要通过向传统产业部分输出工业物资来换取资源、人力，检验自身的发展方向，一旦传统产业部分有机会用同样的人力和资源交换到更多更好的物资，本国的重工业体系也就死期不远了。这种压力在国际上体现在西方要求开放市场的压力，在国内体现为那些要求与西方重工业体系相结合，进行看起来更"合算"的贸易的轻工业-商业集团（买办集团）为实现自由贸易而做的努力，具体到个人，则体现为西方重工业体系可以用更高的薪水和发展前景挖走第三世界国家的全部工业化人才。
　　落后的重工业体系无法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与先进的对手进行竞争，除非前者努力发展，缩小与后者的差距，才有可能改变不利的局面，但在落后国家的重工业体系不断升级追赶的过程中，在经济上遇到的阻力往往越来越大，事实上，西方和买办集团要求开放市场的理由往往正是由落后国家的工业化努力所制造并加强的。这听起来很荒谬，但确实是曾经发生过的事实。下面的模型可以解释这个问题：
　　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某国的传统农业部门在得到工业物资A(可能是某种数量的化肥，也可能是机械、农药、种子）后可以多生产价值10亿元的粮食，那么，在这个国家没有重工业体系的情况下，西方可以为工业物资A索要9.9亿元的高价格。反正只要价格少于10亿元，这个国家的农民就必然会接受，即便西方只用1亿元成本就能制造这些物资，农民们也无可奈何。但如果落后国家一部分人努力打造了独立的重工业体系，可以以5亿元的成本制造同样数量的物资A,那么西方索要的价格就不可能比5亿元更高，随着西方对先进工业物资的要价越来越低，西方发达国家和买办集团要求解除贸易保护的理由（互惠互利）也越来越充分（与索价10亿元相比）。只是一旦这个独立的重工业体系解体，根据资本获利的本性，价格又会重新跳回9.9亿。
　　从另外一个角度看，象中国和苏联这样的人口和资源大国脱离西方中心体系后，其余国家所能提供的人力和资源相对过剩的现象也有了很大改观，甚至为了保证不再有国家继续脱离西方体系，西方还可能会在工业物资和技术的价格上向某些位于对抗前线的"边缘国家"如台湾韩国倾斜照顾。这种现象也使西方的霸权看起来更加"温柔"，往往会成为买办集团主张贸易自由的论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