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方与部分学者都支持出租车“涨价论”

出租车业面临经营压力时常以涨价告终，调价听证“逢听必涨”

厦门出租车停运事件还在继续，然而出现停运的不仅仅是厦门。8月初杭州爆发数千辆出租车停运事件；8月9日，浙江嘉兴200多辆出租车停运；同一天，温州苍南县100多名出租车司机停运。据不完全统计，从2004年至今全国各地发生的出租车罢运事件已超过百起。

出租车司机选择停运的原因，主要是因为近年来油价上涨、租金过高、物价上涨致使司机营运收益低，入不敷出所致。然而在出租车司机面临盈利困难时，管理部门往往是倾向于通过涨价解决问题，让运价与上涨的油价联动。

虽然管理部门会在正式调价前召开价格听证会，征求公众意见，但几乎是“逢听必涨”。除了“听证专业户”等人员选择上的问题，管理部门提供给听证代表们选择的方案也都是在涨价前提下的：今年5月上海公布了两个出租车运价调价听证方案，方案一是出租车起步费由12元调整至13元，方案二是出租车运价由每公里2.4元调整至2.7元，听证代表们能够选择的也只是“这样涨价还是那样涨价”而已。

部分经济学者也从“市场”的角度，支持出租车运价上涨

对于厦门停运司机提出的提高起步费和降低租金的利益诉求，部分学者支持涨价。比如，经济学者薛兆丰就认为，应允许出租司机提高车资，至于上调多少，应由公司和司机共同探索，是为觅价行为；同时提高价格可以有效调节需求，缓解部分城市打车难的问题。

对于网友呼吁的“降低份子钱以提高的哥收入”，薛兆丰同意央视特约评论员王志安的观点：在维持数量管制的前提下，司机通过降低分子钱所增加的收入，只是垄断带来的租金而已。在劳动力市场充分竞争的前提下，这部分租值会转移。司机会成为有门路的人才可以做的职业。

出租车司机是利益链条弱势，涨价可能损害其利益

车租车司机是弱势人群，涨价的结果可能吓退乘客

出租车业是一个政府、出租车公司、出租车司机和消费者四方博弈的市场。在这四方的关系中，政府同意涨价更多是基于“维稳”的目的；而消费者是涨价后利益受损者，不会支持涨价，相反有可能在涨价后“用脚投票”，减少打车；基于同样的原因，司机也并不完全同意涨价，因为涨价有可能另会使其收入减少，而不涨价又难以承受“份子钱”的压力，可以说，司机是四方博弈中最弱的一方。

而四方博弈中，占最有利地位的是出租车公司。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副所长周天勇认为，在司机与公司的博弈之间，司机处于弱势地位，“份子钱”由公司决定；必要时出租车公司也暗地支持司机停运，向政府施压，目的就是减少税费，打击黑车，提高运价等等，而无论最终效果如何，出租车公司的利益丝毫不会受损。

出租车公司将是涨价的最大受益者

“胡姚之争”中的“份子钱”，是中国出租车行业的痼疾。目前，国家对出租车行业实行的是政府特许经营制度，司机为获取特许经营权，根据不同的形式和合同时间的长短，都要缴纳名目不同的高额“租金”，又叫做保证金、承包金、管理费等，这些就是俗称的“份子钱”。

因为手里垄断着经营权这一稀缺资源，出租车公司往往开出非常高昂的“份子钱”，据媒体报道，北京“的哥”单班每月需上交份子钱5000元左右，双班每月则需上交7000多元。两年的“份子钱”就足以抵消公司的购车成本，而一辆车运营年限8年，公司可以从每个司机身上赚取剩余价值至少20万元。而司机为此不得不采取延长劳动时间等方法，在司机与司机之间为客源而竞争。

运价上调，承包费不变，表面受益的是的士司机，但由于有“吓客”的风险，所以最终受益的还是出租车公司，并造成‘富了公司，亏了国家，苦了司机，坑了百姓’的局面。

与其涨价、下调“份子钱”，不如放开牌照管制

涨价只是“治标”，放开管制才是“治本”

城市出租车行业本身属一般性竞争行业，但由于政府实行出租车总量控制，通过经营权招投标或拍卖等方式，将出租车经营权有偿转让给公司或个人，从而造成垄断经营，使取得出租车经营权的“指标数”成为一种“稀缺资源”。

无论是出租车公司通过垄断经营权攫取的高额利润，还是拍照通过层层转包增加的成本，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这也是“黑车”得以泛滥的土壤。

在每次“停运潮”来临时涨价或是提高燃油补贴，只是“得过且过”的短期手段，只有放开准入限制，准许“黑车”合法化，才能从根本上破除垄断，降低“份子钱”，令司机和消费者双双受益。

西方国家也曾实施准入限制，但因为垄断带来的弊端而放开

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国家也曾推行对出租车市场的准入限制，主要是基于缓解交通拥堵、避免过度竞争、保证服务质量与安全水平方面的考虑。20世纪70年代初期，经济学家开始对政府管制提出质疑，他们认为政府的介入扭曲了市场竞争，阻碍了市场在提高生产率和管理效率。

美国一些城市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陆续解除了对出租车行业的价格管制和进入限制。2000年前后，英国、爱尔兰、荷兰、瑞典、挪威、美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国家相继深化了出租车市场规制改革，解除进入限制，尤其是出租车数量限制，放松价格管制，同时通过强化对出租车经营者、司机的执业资格审查来保证安全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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