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黄山市旅游景点: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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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典型例子。战国秦昭王时期的统帅白起战功卓著，每战拔城十座以上，最后打得山东六国无人敢于挂帅迎敌。后来的长平大战中，白起秘密挂帅，一战灭敌五十万，创造了中国兵法的最高典型，堪称战神当之无愧！然则由于他坑杀赵国降卒四十万，却被中国的正统史家永远的打入另策，从来不列为名将褒奖（当代研究除外）。相比之下，日本民族的靖国神社堂而皇之的供奉肆虐屠杀的“英雄”，除了说明这个民族没有多少名将英雄可供奉外外，民族文明的卑俗猥琐的价值观当是更为深层的原因。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任渥陨悦稹？嗄讯喽喽趾懦谱钅淹挠烫耍诒彼纬逼冢兴陌俣嗷Я魅肟猓倌曛缶谷湮泄恕６绞逼冢澜缂负趺挥幸桓龃蠊矣诮幽捎烫耍辉蛎窆粤魅肷虾５拇罅坑烫耍疵挥幸蛭澜绶ㄎ魉故屏Φ牟倍芫幽桑晌俚母矣诮幽捎烫说墓抑弧＞菀辉蜃柿希泄淙辉て谇丛鹨陨械挠烫垂饕澹⒋笳牌旃牡恼驹诎屠账固挂槐撸烫褡宥灾泄墓セ髁⒊∪匆恢北３殖聊蚓褪侵挥兄泄谟烫褡迳来嫱龅墓赝犯矣谝怨倚问浇幽捎烫衙瘛?
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远比欧洲移民（后来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耳曼民族的种族灭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界。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绝对能够从它的战争方式中表现出现出来。侵略战争与有组织的战争暴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堕落。这种野蛮的堕落，将这些所谓的发达民族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盏明灯。
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所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伙别太当真。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好象还举了印度与英国作为例子（请那位网友论述一下，我一下记不清楚了）。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中国人的这句老话。
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会象中国民族这样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与资本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历史的大血债，没有资本掠夺的大血债。中国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不要以为这种伟大的文明情怀是一种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贵所在。一个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心态，即或是一时落后，即或是曾经屈辱，也无法掩盖她不朽的万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为什么偏偏诞生在自诩“最优秀种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对这种邪恶“主义”的毁灭性失败，很少有人从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询，却围绕战术与武器找原因。这种卑劣与浅薄以日本民族为甚，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探讨“二战如果这么这么打，日本就会胜利”。从游戏软件到研究文章，从靖国神社到天皇、议会、政府，无耻低能得令人齿冷。
一个强盗杀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则如何能被捉住？却从不去想强盗行径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强盗，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结果，即或赢得了一场战争，这种被杀的结果总会到来。
一个民族的文明中隐藏了邪恶与疯狂的基因，能说这个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贵的成熟的么？如同一个患有癫痫（羊角风）并不时疯狂发作的人一样，能说他是健全高贵的么？
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人称做“怀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让步，从而获得文明共生。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大的偏离。对越南，对朝鲜，对蒙古，以及对周边更小的民族，几乎没有例外。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济观念的典型例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象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用小玩意儿交换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至少会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从条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
可是，中国的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趋赶异族入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力征服他国有着特殊深刻的认识。蒙古人征服中国将近一百年，最后还是在土崩瓦解，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万里，征服掠夺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稳定的壮大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
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了有什么好？统一有什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洲统一？何况还在当代社会？再去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现在的大中国（尽管还是残缺的）对谁不好？
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对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文明灭亡后个体的悲惨命运是无须论证的。它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绝不会因为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了所谓人权理论而改变。时髦者们发发牢骚骂骂大统一大文明何尝不可，然则千万别上脸当真。毕竟，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日子谁也不会向往。看看我们那些海外“**”人士，不惜游说美国国会断绝与中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彻底摧毁现政权，再造一个“民主中国”（魏京生可谓典型）！美国人嘲笑这是比冷战思维还要极端的极端观念，嘲笑一通之后，连魏京生的“办公桌”都被端了。且不说这并不是美国人有伟大的文明胸怀。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彻底打烂重来，可能么？一旦打烂，重来的机会何在？统一文明的框架一旦解体，虎视眈眈的列强们岂容你“重建”更伟大的更有力的文明框架？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沼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丝的脱离临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唯一的选择。
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毁灭。
知识阶层的地位，决定着民族与国家的兴衰生灭。
世界文明竞争展现着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知识阶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优秀民族，都曾经有过足以骄人的光荣与梦想；知识阶层地位卑下弱小，甚或不足以产生知识阶层的民族，都是显而易见的落后弱小民族，都无可避免的陷入“鱼腩”境地；当一个或若干个民族以国家形式生存的时候，知识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就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存命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孕育出具有优秀传统与非凡智慧的知识阶层，意味着这个民族与国家是否拥有最根本的竞争实力。
也许，这幅画卷曾经有过一笔两笔的异色与偏差。但就主流趋势而言，这幅历史画卷是清晰的，那铁血交织的兴亡线条永远的震慑着我们，警示着我们。
知识阶层是一个民族孕育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所产生的智慧活体，是一个民族血肉滋养成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为自己铸造的远航灯塔，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凝聚催生的导航师。
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但却不能没有知识阶层。
浏览民族竞争的血泪历史，我们会偶尔看到这样的异象：一个在文明形态上显然落后的剽悍民族，突然之间吞没了某个文明民族（古罗马吞并古希腊征服埃及、拜占庭征服西亚、亚利安人吞并古印度文明创造者达罗毗荼人等），可是不久，吞并者自己也轰然崩塌了；一个同样落后的游牧民族，电光石火般征服了许多民族，然则还来不及享受帝国的财富，就在马背上解体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相反，许多曾经被一时占领征服的民族，却又奇迹般的重新崛起，重新焕发出文明的异彩！
这种异象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甚至还没有完整知识阶层的落后民族，是无法理性的把握自己命运的，其对文明民族的吞并征服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她没有消化文明的能力；一个拥有优秀知识阶层的民族，虽然可以暂时被“征服”，但她的智慧与理性却往往使自己能够起死回生。
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当知识阶层被一个民族抛弃践踏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陷入热昏状态，就会将整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日本民族，都曾经陷入过这种热昏状态。中国民族也曾经在当代陷入这种热昏，虽然是短暂的，但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却几乎是致命的。
痛定思痛，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漫漫数千年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始终居于国家领导地位，中国民族对知识阶层的景仰呵护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民族在残酷竞争中的高度理性与卓越智慧，创造了五千多年一脉相承而岿然屹立的文明奇迹。
所以说，知识阶层长期稳定的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民族强势生存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春秋之前，中国尚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民族文明精神主要通过贵族阶层中的文职机构、官员与少数专职知识分子（史官、占卜、巫师等）来体现。虽则如此，夏商周三代时期贵族知识分子仍然是国家的精神领袖，仍然是文明中坚，对国家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是中国上古留下来的治国经典，而其中论述治国纲领的名篇《洪范》，就是周武王灭商后请教殷商贵族遗臣箕子（大学者）如何治国，箕子写下的治国纲要。事实上，从西周“礼乐治天下”开始，知识阶层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大松动与各种形式的变法（改革），促使自由平民阶层壮大（基础是隶农制解体，大量奴隶成为平民），中国的知识阶层终于成熟起来，破土而出。
这就是“士”阶层的出现。
“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请注意，“国人”是一种社会地位）。他的初期主要特征是拥有专业知识与一技之能，四处流动而独立谋生。但其主要成分是有武技（剑术）造诣与专业知识的分子。经过数百年稳定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纯武技者逐渐从“士”阶层分离出去而仅仅保留了一个社会名号，通常称为武士。士人阶层开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
士人阶层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使知识分子从僵化的贵族硬壳中剥离出来，以平民社会作为自己的根基，成熟壮大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因此而成为能够广泛汲取民族文明的营养，真正体现民族智慧水准的一个社会阶层。
这是中国民族真正成熟发达的伟大里程碑。
士人阶层一旦出现，立即爆发出无比的力量与光彩。在春秋战国这个大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管仲改革（齐国）、子产改革（郑国）、李悝变法（魏国）、吴起变法（楚国）、商鞅变法（秦国）、申不害变法（韩国）、驺忌变法（齐国）、乐毅变法（燕国），就连赵国的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也有名士肥义的一半功劳。
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也都是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著名者有苏秦的合纵抗秦，张仪的连横破盟，范雎的远交近攻。
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有名士的运筹帷幄。吴起的大战诸侯（十余年间，大战76次，胜64，平12），孙膑的围魏救赵，商鞅的收复何西，乐毅的联军破齐，司马错的长途奔袭巴蜀（秦国），尉僚的策划灭六国。
而在统一中国、实行法制、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架构文明的大业中，名士商鞅、李斯的名字更是谁也不能忘记的。
一部《战国策》所迸发的国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的建树，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时代竞争的浪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煌煌光焰，使既往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贵族阶层黯然失色。在整个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没有出现一个堪称名士的知识分子。名满天下的“战国四大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除了最优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具有名士风范外，其他三位只是以“养士”闻名，春申君更是个酒囊饭袋。余此而外，各国的王族阶层与传统贵族阶层，没有涌现一个大家。请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国名臣尽出于传统贵族。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高。
春秋战国时代其所以出现“得士者兴，失士者亡”的普遍现象，根源正在于知识阶层大大超出社会其他任何阶层的创造力。秦孝公怀雪耻之志而向天下各国发出《求贤令》，才有商鞅入秦，秦国二十三年间一跃成为第一强国。这是用平民知识分子振兴国家的典型。相反，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强国魏国则是另一种典型。魏国本来是当时的中原文明中心，拥有最具智慧水准的士人阶层，是战国名士云集的渊薮之地。然却因为颟顸平庸的魏惠王顽固的依赖贵族治国，蔑视平民士子，逼走了一个又一个才堪扭转乾坤的名士（吴起、商鞅、孙膑、张仪、乐毅、信陵君、范雎、尉僚等都是魏国人或前来投效的他国名士）。随着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出走，魏国也象太阳下的冰块一样溶化了。
中国第一代士人阶层有一个显著特点——极少有贵族分子，几乎全部是平民出身的布衣之士。这一构成说明，基于平民社会所成长的中国知识阶层具有正义生成的特质，即他不依赖过量的财富滋养而能茁壮生成的朴实本色。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是这里无法完成的。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中国民族知识阶层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世界性特征。稍许留意就可以发现，许多民族的知识阶层是依赖于贵族阶层的财富与生活方式的，贵族的兴衰荣辱，就是知识阶层的兴衰荣辱。印度大约比较鲜明。
牵扯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问题。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真正独立的思考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
然则只要仔细审视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成特性，就不难明白，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期就具有溶入社会潮流并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原生基因；追求仕途并改造社会，是中国士人阶层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从来不以孤立抽象的保持某种理论价值（主义）而作为自己的生存目标，从来就不追求超然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中国士人阶层讲究的特立独行，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标新立异，而不是在社会喧嚣之外保持一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独立。春秋战国的墨家团体，是士人阶层中唯一没有追求仕途的大学派。但是他们的天下意识却是那样的浓烈，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的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组织严密，勤奋节俭，具有先进的科学观念与工艺水平，不依附任何国家保护，但却反战反腐，兼爱天下，墨家暗杀暴政的剑士团曾经令所有暴君酷吏胆寒三分。这是“独立”么？显然不是。老子、庄子大约是当时为数寥寥的游离于大潮之外的名士，但也不是“独立”，而是自觉无力回天后的遁出。纵然如此，他们的著作中也渗透出浓郁的忧患意识，以致使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老子》是一部经世治国的著作。儒家更不用说了，列国求仕而不得，孔子方做《春秋》而企图匡正天下。更是这位老人家给知识分子确定了实际目标——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在原生时期甚至从来没有过尝试“独立”。这是历史形成的基因传统。正视这个传统，才能清醒的看到中国知识阶层这一特质基因的巨大长处与相对短处。
由于知识阶层第一浪潮的强大力量，中国民族的治国主导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一的传统贵族阶层转变为贵族阶层与知识阶层结合的架构——贵族当船长，知识阶层掌舵导航。
从秦汉开始，这种架构始终没有改变，知识阶层始终在民族文明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种领导主导，不独是文化知识的直接创造与传播，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策划运作，直接作为官员阶层出现。由于这个特点，中国历史上有着其他国家与民族少见的一个现象——学在官府。
虽则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知识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同一。从根本上说，知识阶层的平民性（布衣）特点，并没有因为增加了一个贵族来源而改变。
所不同的是，历史发生了一次知识阶层“内讧”事变，使知识阶层的力量构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短视的汉武帝竟然采纳实行了。儒家在先秦时代曾经梦寐以求的独霸学界，遭受到普遍的嘲笑冷落。儒家是个很记仇的学派，秦始皇因焚书坑儒（数量极其有限），被儒家口诛笔伐了两千多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因治国主张的落后而备受其他学派责难，不能风光，自然将仇恨深深埋在心里。对于刘邦这种皇帝，儒家不敢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们怕那个江湖豪客会将洗脚水泼到自己脸上。隐忍一百多年，到了汉武帝刘彻这种做事虎头蛇尾的富贵皇帝时期才提了出来，可谓匪夷所思！
终于，狂妄的梦想，离奇的变成了现实。
儒家独霸，使中国知识阶层失去了汪洋恣肆博大汹涌的气势与力量，变得单调沉闷起来。儒家虽然博学严谨，但在治国方面却极为保守（在战国时代依然主张恢复井田制），所以在春秋战国四百多年中在政治上被天下共同抛弃。但是，儒家在当时并没有失去他应得的社会尊重。子思、孟子及其儒家弟子传播学问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依然受到了各大战国的高度礼遇。弃其政治而敬其学问——这说明，战国时代是一个非常清醒而具有大器局的时代，取舍得当。而儒家独霸且渐渐成为治国主导观念，恰恰是将儒家最不擅长的一面抬高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从此，中国知识阶层的学问、精神、器局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都大大缩水。治国理念、国策规范、官员行为、民众风俗，无一不以“儒”为最高标准。甚至连孔夫子编写的《春秋》都变成了决狱的案例，连稍知诗书但其职业精神与“儒”最不沾边的将军，也被冠以“儒将”雅号。对治国最重要最具有价值的法家，历来激烈反对儒家，坚定主张“唯法是从”。现在，法家也被儒家阉割了，儒家用“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典从崇高的社会目标沦落为可怜的工具。
壮士断臂，佳人扼腕。虽然这一悲剧令人深深叹息，但是中国民族的知识阶层的领导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民众意识、社会价值、官府构成等基本方面，知识阶层都明确无误的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大辉煌，但也是保持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与良知，在激烈残酷的民族竞争中保持了民族文明的屹立不倒。
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竞争中的领导作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绝无仅有的。任何形式的贬低这种作用、贬低这种地位，都会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应该学习我们祖先那种朴实的本色精神，谁行就说谁行，谁不行就说谁不行。如果弄反了，麻烦也就来了。儒家独霸后能够成为不倒翁，也就是他具有追求认识事物的本色精神，老老实实讲出来，不怕难听。我相信，中国语言文字中关于生殖器的用字肯定是最多的，其他语种无法望我项背。不嫌难听，不怕难看，看到的各种形状都有文字可以表现。这就是古代知识阶层的精神勇气，本色精神。孔孟老夫子说过许多令人难堪的老实话，但却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实——
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近了轻狂，远了挨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官府带头正，谁敢不正！）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若民，因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斜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孟子）
……
赤裸裸的，没有丝毫矫饰与说教。
不管现在进入了什么时代，也不管有多少眼花缭乱的“高新”，都抵挡不住那永恒的本色。
一个民族如果丢弃了社会结构应有的本色，民族就要灭亡。
一个民族如果颠倒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走向热昏与疯狂。
一个民族如果污染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在堕落中腐朽。
中国民族的**依然寄托在知识阶层，尽管这个阶层那么需要住院治疗。
中国民族是否还能浴火重生再度崛起？
自从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这个令人心悸的话题就一直在炮火硝烟与灾难频仍中五光十色的延续着。
一开始，中国人几乎被坚船利炮打懵了，大清官员竟然要在长江口用狗血粪尿“镇压”这喷火的邪器。近三百年从未在外患边乱中吃过亏的清帝国，开始并不软弱，更不想卖国。从林则徐焚毁鸦片，到战斗力最强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在炮火下尸横遍野，清政府拿出了全部家底抵抗，也未能挡住区区万余人的洋师攻入北京焚烧掠夺。圆明园的断垣残壁，给古老的中国第一次留下了永远的火器创伤。生死存亡之际，清政府只好“戒急用忍”，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列强势力堂而皇之的进入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民族开始了漫长的灾难。
民族危亡，救国浪潮风起云涌。
民间势力拣起的是古老的巫术与江湖手段，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等各种山头自发的杀洋人、烧教堂，宣泄着怒不可遏的仇外激情。甚至刚刚传入中国的洋教也成了中国平民的精神武器，拜上帝会催生的太平天国，掀开了民众救国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摇摇欲坠的帝国上层，走得是变法图存的正道。年轻的光绪皇帝有着非凡的胸怀与满族人的激情本色，情愿缩小虚化皇权，实行君主立宪，推行戊戌变法。短短百日，颁布与起草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部！为了维护变法，竟不惜与太后派火并，其急迫之情直是心头滴血。
帝国实权派阶层也同样努力，花大价钱建立了自己的北洋舰队与火器步兵，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新军静态力量而言，当时在东亚堪称首屈一指。然而，一场甲午海战，中国的“师夷制夷”的战略观念被血淋淋的埋葬到海底了。
这一切，都悲剧性的失败了。这些失败，非但宣告了以帝制政府为主体领导层的救国道路无法使中国民族摆脱危机，而且也宣告了一切以古老落后的“信仰”为帮派团体凝聚力的民间救国道路的失败。
救亡图存，中国就必须走新的道路。
危亡伊始，中国民族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思索这条道路。从孜孜勤奋的翻译介绍西方著作，到实实在在的洋务运动，中国人的眼界逐渐的艰难的扩大着。随着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走出国门，随着长期奋斗而在海外站稳根基的受到良好新式教育的海外华人投入救国大潮，中国的救亡新道路终于出现了新气象。历经艰难曲折，辛亥革命终于发生，帝制被推翻，共和得实现。
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丝走向现代国家的曙光。
但是，灾难并没有结束。一架古老而又庞大的战车，当它的几乎所有零件都锈蚀衰朽而需要更新的时候，仅仅换掉车头的旗帜与驭手，是无法使战车飞驰的。军阀割据、列强瓜分、强大的复辟势力、文盲充斥的愚昧，这一切，都给新生的第一共和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孙中山盛年病逝，蒋介石的民国新政权痛下决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族重新凝聚起来。这是当时中国进步阶层的共识，否则就没有当时的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形式上获得了统一。但是，蒋介石民国政权没有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成熟的架构各种社会力量，而是笃信中国传统的极端集权的帝国形式，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领主式政策，只注意维护富裕阶级的利益，而蔑视广大穷困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主流人口的贫困农民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一项象样的政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在发霉的古老根基上严重失衡。其二，采取灭绝手段消灭共产党。历史的看，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势力很弱，但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劳动阶级，其主要成分构成也的确是当时中国民族的优秀阶层。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阶级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孙中山不愧伟大的政治家，他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请注意，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权力意识也是很强的，他团结当时弱小的共产党，是以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并服从国民政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让共产党发挥的作用就是将劳动阶级凝聚到国家政权的旗帜下，而绝不是让共产党坐大与自己共享政权。当时的共产党是毫不犹豫的接受，并派出优秀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也不能接受，竟在统一战争的关键时刻，非得灭此朝食。
蒋介石政府的短视、极端，使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不可避免的走向对抗。偏偏又是雪上加霜，东洋日本帝国此时又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又一次沦入血与火的劫难。救亡图存又一次成为迫在眉睫的民族大义。当此之时，中国社会的上层力量发生了四重裂变：一是残存的清皇室依附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二是***高层派别卖国，成立汪精卫汉奸政府；三是蒋介石民国政府主流力量提出匪夷所思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入侵不抵抗；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战政策与合作政策。这种裂变使中国抵御外侮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大混乱，汉奸遍地，绥靖盛行，政治腐败，战斗力空前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切身感到了军人阶层对不抵抗与“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满与可能发生的更大威胁，方忍痛退让，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正面抵抗日本入侵。
历史的报应是公正的。伪满洲国亲手抹去了帝制的最后一丝霞光，使帝制复辟与君主立宪等在中国永远成为梦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王权帝制的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汉奸政权不管怎样叫嚷自己“曲线救国”，都无可避免的身败名裂。蒋介石民国政权则由于屡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狭隘偏执，虽有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却是冰消雪解般崩溃了。中国共产党虽然长期弱小，却因为屡屡在社会基本问题上切中要害，并屡屡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展现铮铮硬骨，所以竟屡屡死里逃生，屡屡战胜强大对手，硬是建立了真正统一的大中国。
用种种希奇古怪的野史秘闻甚或高层的恩怨隐私来解释历史，或恶意中伤那些历史人物，都表明了传播者自己的阴暗心理。国家兴亡，政治成败，无不在于政治力量的基本作为，而绝不在于细言末行。
20世纪末期，中国民族终于重新回到了民族竞争的跑道。
中国的前途如何？还能赶上世界一流强国么？还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么？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然则背后却包含了太多的内涵，所以答案竟是多样化的。无论就前途还是就对策，都有很难弥合的分歧。
就中国民族的前途而言：
有人说，中国文明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必须全盘西化。
有人说，中国文明已经沦落为“周边文明”，再也不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心动力之一，只有跟在西方后边亦步亦趋。
有人说，中国文明痼疾深重，中国人品性丑陋，不可能再创辉煌。
有人说，中国民族比起同是东方民族的日本，只算劣等民族。
就中国富强文明的“药方”而言：
有人说，中国的落后根本在专制，非民主制度不足以挽救中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地土太辽阔，分为若干小国方可发展。
有人说，中国的病根在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非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退出意识形态，中国不会成为文明富强国家。
外国人说，今日中国只是一个二流国家，明天也不会怎么样。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根本国策与国家发展战略，往往不是一下子能明确的，它有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许多时候，走着走着才能明白。只要一个民族保持着非凡的智慧与历史选择能力，战略选择的机会就不会错过。对于许多太基本、太困难，甚或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大问题，轻易的非此即彼，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应该有等待的耐心，经济发展与富裕文明的目标一旦达到，历史的选择自有他的法则。图大则缓，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但是，从前途而言，中国民族的希望是空前的。
这里并不将简单的经济富裕当作崛起的目标，那些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文明发展的石油国家，绝不是中国民族崛起的指标。我们说的民族崛起，指的是这样一副蓝图：先进合理的国家制度，高度发达的文化传播方式，世界一流的物质财富，作为具有世界意义与强大再创造能力的东方文明中心。
台湾学者的“周边文明”说大约能理论化的代表一种相当普遍的沮丧观念。（顺便提及：周边文明，即脱离世界文明中心、只能受别人影响而不能影响世界文明历史进程的落后文明）。中国在“硬件”上赶上并超过一流国家，大约没有多少人怀疑，分歧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在文明的再生并重新领先世界这一点上，怀疑者却是大有人在。
然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却恰恰是最有潜力最有底色最有创造力。
先说文明自身体系中的“硬件”——国体与国家制度。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以启蒙运动诸学派为核心力量，发明创造了“共和制”的现代民主国家形式——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与选举制度。应当说，这是西方人文在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她的光辉将长久的照耀着人类的历史。但是，这与中国人在国家政体方面的创造力不过打了个平手而已。如果说，奴隶制时代，东西方大致在同一水平的话，那么在农耕文明的封建时代，国体政体的伟大创造属于中国民族。中国民族对国家行政治理权的黄金分割（郡县制），至今依然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国封建国家的官制体系也是那个时代最为科学合理的。国人长久的沉浸其中，熟视无睹使我们许多人容易忘记中国民族的基础贡献，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时新蛊惑得迷失自己。可是，世界历史学家没有忘记，一切清醒客观的科学史家与人文学者也没有忘记。
他们写下的历史，代表着人类的良知。
再说文明体系中的“软件”。中国民族的的生活方式与其创造的文明传播方式，以及礼仪精神、道德修养、人道理念、文化流派，无一不使认真比较中西方的学问家由衷赞叹。想一想，假如没有指南针，没有印刷术，没有火药，没有纸张，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尚且不说中国民族的冶铁、锻铸、建筑以及两千多年前公输般发明的木制滑翔“机”（木鸟）。再说令全世界至今不可思议的中国人的方块字，型意音具佳，每一个“方块”都有着说不尽的学问与历史变迁。电脑出现初期，外国人与一些中国人断言汉字最不适应传播，必将惨遭淘汰。然则曾几何时，世界华人发明的汉字软件竟直追英语体系！一些教育家的实验也同时证明，汉字的基础教育输入强于抽象文字体系，更容易被接受记忆。毛泽东曾经在游泳池边裹着大白毛巾，骄傲的对对赫鲁晓夫说，中国字是表意最丰富的，电发明之后，世界所有文字都原形借用了英文的“电”字（electricity），惟独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字中找到了对应字——电，而且那么传神。
再说中国人的智商与创造力。无数中国留学生们的成就其所以令世界任何种族的学子们赞叹敬佩甚或酸溜溜的热嘲冷讽，不是最好的竞争比较么？可以说，中国人的智商、学力、勤奋、悟性，与全世界任何种族相比，都是超一流的！放眼小小寰球，没有一个民族在智商创造力方面高出中国人一筹，即或最优秀的其他民族，也最多与中国人相伯仲。无论是高深学问，无论是尖端技术，无论是诗情画意，无论是生活艺术，中国人可是丝毫的不输于任何外国人。
中国民族可以毫无愧色的说，世界是在我们的肩膀上站立起来的。
那么再往前走，中国人有钱了发达了富裕了，外国人拥有的硬件设施我们全有了，那时侯，中国民族的文明创造力还会永远是周边文明么？中华文化圈具有悠久的历史，难道她会在中国民族重新崛起的时候失落么？台湾孤悬大海，民国政府又素来有仰人鼻息的软骨传统，他们的学者日每浸淫在文化殖民与精神殖民的氛围之中，丧失信心也是情有可原。然则国人万不可当真。有人也经常拿日本人与中国人比较，认为同是东方人，日本民族远比中国民族优秀。中国人连亚洲都冲不出，谈何世界？我说，判断根本性问题就要有正视基本事实的能力与勇气，而不是在纷纭的个别事例上比较。大国与小国表现形式不一样，大民族与小民族表现形式不一样，多民族与单一民族表现形式不一样，具有悠久原生文明根基的民族与依靠“借贷文明”爆发的民族不一样。要论国家效率与民族齐心，不独中国，就是美国，也永远赶不上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的小国家。可是，作为世界第二强经济强国的日本，大国气度在在哪里？天下意识在哪里？一个亚洲金融风暴，破落贵族般的中国抖擞精神撑住了亚洲。那时多少国家对日本挽救危局翘首以待，可是，富得流油的优秀的日本民族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的迂腐，但我们不能昧着良心指责这种文明内涵赋予政府的优秀传统——包容天下的博大情怀。一个小民族、小国家，即或他富得无与伦比，有这样的行动意识么？不要将大民族、大国家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当作他的污浊本色，也不要将小民族小地主般的斤斤计较、辛勤操持与地头蛇般的凶泼当作他的至高美德。如同一个人的品性要在关键时考验一样，民族的优秀与否，是要在历史进程中考验的。请朋友们回答，日本民族自明治维新以来，除了无休止的侵略罪行与泼皮般的死不认罪，可曾干过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好事？中国就有，鸦片战争、抗击法西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团结第三世界等等等等。
中国民族没有骄傲膨胀的恶习，但却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与不甘落后的顽强精神。做天下中心，做天下第一，是中国民族基因中牢不可破的先天意识。中国民族对“落后”是深以为耻的。为了迎头赶上，中国民族往往近乎狂热的牺牲平稳的代价。一件大事，当中国人发现帝制国体落后的时候，竟然一步到位的推翻了帝制，实现了共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帝制根基最深的国家，如此激烈的革命远远超过了英国、日本和许多国家，可不是一件“狂热”二字所能解释的历史事件。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赶上世界，中国民族吸纳了西方所有的“主义”，同时近乎残酷的批判中国文明的缺陷，几至于鲁迅说出“中国书可以不看”这般极端的话来。然则无论如何，中国思潮的总体精神是鲜明的，这就是中国不能落后。
精神如此，文明犹存，中国何以不能重新超前？
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世界将重新拥有这样的中国。
对和平流入的外来民族的文明，中国文明历来持包容态度，任渥陨悦稹？嗄讯喽喽趾懦谱钅淹挠烫耍诒彼纬逼冢兴陌俣嗷Я魅肟猓倌曛缶谷湮泄恕６绞逼冢澜缂负趺挥幸桓龃蠊矣诮幽捎烫耍辉蛎窆粤魅肷虾５拇罅坑烫耍疵挥幸蛭澜绶ㄎ魉故屏Φ牟倍芫幽桑晌俚母矣诮幽捎烫说墓抑弧＞菀辉蜃柿希泄淙辉て谇丛鹨陨械挠烫垂饕澹⒋笳牌旃牡恼驹诎屠账固挂槐撸烫褡宥灾泄墓セ髁⒊∪匆恢北３殖聊蚓褪侵挥兄泄谟烫褡迳来嫱龅墓赝犯矣谝怨倚问浇幽捎烫衙瘛?
中国民族也不是没有扩张（虽然这种扩张总是限制在夺取敌方进攻根据的范围内）。但是，对扩张土地内的原住民族，中国人的国策远远比欧洲移民（后来的美国人）对待美洲原住民（印第安人）的残酷杀戮伟大高尚得多。与日本民族的大屠杀、日耳曼民族的种族灭绝相比，更是民族文明的两重境界。
一个民族的文明程度，绝对能够从它的战争方式中表现出现出来。侵略战争与有组织的战争暴行，是一个民族文明的堕落。这种野蛮的堕落，将这些所谓的发达民族永远的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
中国文明在对外战争中所具有的人道主义光辉，永远是世界历史的一盏明灯。
不要因为我们落后了，就将那些曾经是野兽般残酷屠杀与掠夺世界的所谓发达文明，看得如同他们自己标榜的那样道貌岸然。对那些家伙别太当真。历史的发展终究是平衡的，一个依靠屠杀掠夺其他民族而积累了原始资本的血腥民族，不管他后来戴上了何等光芒闪烁的桂冠并且以世界领袖自居，他终究都会付出惨痛的代价。列宁曾经提出过一个概念，叫做“历史的报应”，好象还举了印度与英国作为例子（请那位网友论述一下，我一下记不清楚了）。这是民族生存竞争的法则之一。
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请记住中国人的这句老话。
在世界大民族中，没有一个民族的崛起会象中国民族这样具有文明的正义性与资本的正义性。中国民族没有文明历史的大血债，没有资本掠夺的大血债。中国的崛起完全依靠着自己的力量，依靠自己的勤奋与智慧。不要以为这种伟大的文明情怀是一种迂腐，她是人性文明的高贵所在。一个民族在数千年历史中能够始终如一的保持这种高贵的文明心态，即或是一时落后，即或是曾经屈辱，也无法掩盖她不朽的万丈光焰！
想一想，法西斯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诞生？为什么偏偏诞生在自诩“最优秀种族”的日耳曼民族？而对这种邪恶“主义”的毁灭性失败，很少有人从其文明根源中去探询，却围绕战术与武器找原因。这种卑劣与浅薄以日本民族为甚，至今还在喋喋不休的探讨“二战如果这么这么打，日本就会胜利”。从游戏软件到研究文章，从靖国神社到天皇、议会、政府，无耻低能得令人齿冷。
一个强盗杀人放火而遭痛打，竟然一味埋怨自己跑得不快，否则如何能被捉住？却从不去想强盗行径本身的“原罪”。只要做强盗，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必然的结果，即或赢得了一场战争，这种被杀的结果总会到来。
一个民族的文明中隐藏了邪恶与疯狂的基因，能说这个民族的文明是健全的高贵的成熟的么？如同一个患有癫痫（羊角风）并不时疯狂发作的人一样，能说他是健全高贵的么？
对待周边民族文明，中国文明依然是以一贯之的国策，古人人称做“怀柔”“安抚”或者“绥靖”。实际上就是立足于和平共处的有限让步，从而获得文明共生。无论中国强大与贫弱，这个传统都没有大的偏离。对越南，对朝鲜，对蒙古，以及对周边更小的民族，几乎没有例外。
在今天看来，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行为遭到非议贬斥。郑和下西洋，许多人都说那是一场毫无经济观念的政治炫耀，是中国人对外交往缺乏经济观念的典型例证。设想如果中国当初象数百年后的哥伦布那样有用小玩意儿交换土地的头脑或者征服意识，郑和下西洋都会成为一次规模庞大的征服战争，至少会成为一次大规模的经济掠夺。从条件说，郑和的远洋舰队拥有这样的能力，当时的东南亚小国没有抵御这种远洋征服的能力。
可是，中国的明朝政府没有这样做，郑和没有这样做。为什么？
除了中国的固有传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那就是明朝是在趋赶异族入侵之后的统一政权，对蒙古人的结局有着特殊体会，对于依靠武力征服他国有着特殊深刻的认识。蒙古人征服中国将近一百年，最后还是在土崩瓦解，导致了蒙古民族的大衰落。有着最直接的陆地通道，尚且不能保证征服的最终胜利，况且远隔重洋迢迢万里，征服掠夺的最终结局又会是什么？如果今人想到了这一层，就会对明成祖政权的和平舰队有更深的理解。
这种和平安边的久远传统，是中国消解文明冲突的基本国策之一。在历史上，她带给中国民族一种旷远持久的亲和力、感召力，使周边小民族产生了滚雪球式的归化效应。最终，中国文明非但没有消亡，而且稳定的壮大为多民族文明的泱泱大国。
一个具有强大消解能力的文明形态，必然是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一个缺乏消解能力的文明，必然是踽踽独行，难以滚大。有人说，大了有什么好？统一有什么好？劝这些朋友去问问欧洲共同体那些竭尽全力追求欧洲统一的官员和有识之士，富得流油的小国家小民族有何不好，偏要追求劳什子大欧洲统一？何况还在当代社会？再去问问西方与日本那些专门研究中国分裂为多少个“国家”合适的机构与学者，为什么如此卖力？中国“小”了对谁好？现在的大中国（尽管还是残缺的）对谁不好？
一种汪洋恣肆的强大文明形态，如果同时以统一国家的形式出现，其对民族的凝聚力与未来无可限量的竞争力的巨大意义，无论如何估计都不会过高。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整体文明灭亡后个体的悲惨命运是无须论证的。它已经被无数的历史事实所证明，绝不会因为世界发展到了“今天”，有了所谓人权理论而改变。时髦者们发发牢骚骂骂大统一大文明何尝不可，然则千万别上脸当真。毕竟，惶惶若丧家之犬的日子谁也不会向往。看看我们那些海外“**”人士，不惜游说美国国会断绝与中国的一切贸易往来，彻底摧毁现政权，再造一个“民主中国”（魏京生可谓典型）！美国人嘲笑这是比冷战思维还要极端的极端观念，嘲笑一通之后，连魏京生的“办公桌”都被端了。且不说这并不是美国人有伟大的文明胸怀。即或真如魏京生所言，彻底打烂重来，可能么？一旦打烂，重来的机会何在？统一文明的框架一旦解体，虎视眈眈的列强们岂容你“重建”更伟大的更有力的文明框架？
文明的发展，本质上是渐进的。中国文明在当代的境遇，如同濒临泥沼悬崖的巨大的战车，只有一丝一丝的从旧日泥沼中拔起，一丝一丝的脱离临渊之危，稳健渐进的驶入快车大道，才是唯一的选择。
任何投鼠不忌器的莽汉们，都会导致中国民族与文明的整体毁灭。
知识阶层的地位，决定着民族与国家的兴衰生灭。
世界文明竞争展现着这样一幅历史画卷：知识阶层始终居于主导地位的民族，都是无可争辩的优秀民族，都曾经有过足以骄人的光荣与梦想；知识阶层地位卑下弱小，甚或不足以产生知识阶层的民族，都是显而易见的落后弱小民族，都无可避免的陷入“鱼腩”境地；当一个或若干个民族以国家形式生存的时候，知识阶层的地位与作用，就决定着这个国家的生存命运。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否孕育出具有优秀传统与非凡智慧的知识阶层，意味着这个民族与国家是否拥有最根本的竞争实力。
也许，这幅画卷曾经有过一笔两笔的异色与偏差。但就主流趋势而言，这幅历史画卷是清晰的，那铁血交织的兴亡线条永远的震慑着我们，警示着我们。
知识阶层是一个民族孕育的精华，是一个民族所产生的智慧活体，是一个民族血肉滋养成的灵魂，是一个民族为自己铸造的远航灯塔，是一个民族用自己的全部智慧凝聚催生的导航师。
一个民族可以没有任何一个社会阶层，但却不能没有知识阶层。
浏览民族竞争的血泪历史，我们会偶尔看到这样的异象：一个在文明形态上显然落后的剽悍民族，突然之间吞没了某个文明民族（古罗马吞并古希腊征服埃及、拜占庭征服西亚、亚利安人吞并古印度文明创造者达罗毗荼人等），可是不久，吞并者自己也轰然崩塌了；一个同样落后的游牧民族，电光石火般征服了许多民族，然则还来不及享受帝国的财富，就在马背上解体了（成吉思汗的草原帝国）。相反，许多曾经被一时占领征服的民族，却又奇迹般的重新崛起，重新焕发出文明的异彩！
这种异象说明了一个道理：一个甚至还没有完整知识阶层的落后民族，是无法理性的把握自己命运的，其对文明民族的吞并征服永远都是暂时的，因为她没有消化文明的能力；一个拥有优秀知识阶层的民族，虽然可以暂时被“征服”，但她的智慧与理性却往往使自己能够起死回生。
问题的另外一个层面是：当知识阶层被一个民族抛弃践踏的时候，这个民族就会陷入热昏状态，就会将整个民族引向灾难的深渊。日耳曼民族、意大利民族、日本民族，都曾经陷入过这种热昏状态。中国民族也曾经在当代陷入这种热昏，虽然是短暂的，但对我们民族的伤害却几乎是致命的。
痛定思痛，反观历史，我们会发现这样一个事实：在漫漫数千年中，中国的知识阶层始终居于国家领导地位，中国民族对知识阶层的景仰呵护是绝无仅有的。正是这一点，保证了中国民族在残酷竞争中的高度理性与卓越智慧，创造了五千多年一脉相承而岿然屹立的文明奇迹。
所以说，知识阶层长期稳定的居于领导地位，是中国民族强势生存的极为重要的原因。
在春秋之前，中国尚没有独立的知识阶层，民族文明精神主要通过贵族阶层中的文职机构、官员与少数专职知识分子（史官、占卜、巫师等）来体现。虽则如此，夏商周三代时期贵族知识分子仍然是国家的精神领袖，仍然是文明中坚，对国家决策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尚书》是中国上古留下来的治国经典，而其中论述治国纲领的名篇《洪范》，就是周武王灭商后请教殷商贵族遗臣箕子（大学者）如何治国，箕子写下的治国纲要。事实上，从西周“礼乐治天下”开始，知识阶层的地位就越来越重要。到了春秋时期，社会大松动与各种形式的变法（改革），促使自由平民阶层壮大（基础是隶农制解体，大量奴隶成为平民），中国的知识阶层终于成熟起来，破土而出。
这就是“士”阶层的出现。
“士”是一个非官、非农、非工、非商的“国人”阶层（请注意，“国人”是一种社会地位）。他的初期主要特征是拥有专业知识与一技之能，四处流动而独立谋生。但其主要成分是有武技（剑术）造诣与专业知识的分子。经过数百年稳定发展，到了战国时期，纯武技者逐渐从“士”阶层分离出去而仅仅保留了一个社会名号，通常称为武士。士人阶层开始真正成为相对独立的知识阶层。
士人阶层出现的意义，在于它使知识分子从僵化的贵族硬壳中剥离出来，以平民社会作为自己的根基，成熟壮大为一个独立的知识阶层；知识分子因此而成为能够广泛汲取民族文明的营养，真正体现民族智慧水准的一个社会阶层。
这是中国民族真正成熟发达的伟大里程碑。
士人阶层一旦出现，立即爆发出无比的力量与光彩。在春秋战国这个大黄金时代，几乎所有伟大变革都是由名士策划发动并主持的。管仲改革（齐国）、子产改革（郑国）、李悝变法（魏国）、吴起变法（楚国）、商鞅变法（秦国）、申不害变法（韩国）、驺忌变法（齐国）、乐毅变法（燕国），就连赵国的武灵王胡服骑射（军事改革）也有名士肥义的一半功劳。
几乎所有的长策大谋，也都是名士提出并主持执行的。著名者有苏秦的合纵抗秦，张仪的连横破盟，范雎的远交近攻。
几乎所有的著名战争，都有名士的运筹帷幄。吴起的大战诸侯（十余年间，大战76次，胜64，平12），孙膑的围魏救赵，商鞅的收复何西，乐毅的联军破齐，司马错的长途奔袭巴蜀（秦国），尉僚的策划灭六国。
而在统一中国、实行法制、郡县制、统一文字与度量衡等架构文明的大业中，名士商鞅、李斯的名字更是谁也不能忘记的。
一部《战国策》所迸发的国策智慧，至今依然放射着灿烂的光芒！
非但如此，举凡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哲学、艺术、工艺、社会风俗的各个领域的建树，士人阶层都争奇斗艳，具有发轫推行之功，建立了不朽的文明功业。他们出将入相策划运筹纵横捭阖叱咤风云，掀起了一波又一波时代竞争的浪潮，将中国文明推向了辉煌的极致。
士人阶层的煌煌光焰，使既往决定国家民族命运的传统贵族阶层黯然失色。在整个战国时期，贵族阶层没有出现一个堪称名士的知识分子。名满天下的“战国四大公子——魏国的信陵君，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除了最优秀的信陵君文武俱佳具有名士风范外，其他三位只是以“养士”闻名，春申君更是个酒囊饭袋。余此而外，各国的王族阶层与传统贵族阶层，没有涌现一个大家。请注意，春秋之前的夏商周三代，可是治国名臣尽出于传统贵族。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转折，其意义无论如何估价都不会过高。
春秋战国时代其所以出现“得士者兴，失士者亡”的普遍现象，根源正在于知识阶层大大超出社会其他任何阶层的创造力。秦孝公怀雪耻之志而向天下各国发出《求贤令》，才有商鞅入秦，秦国二十三年间一跃成为第一强国。这是用平民知识分子振兴国家的典型。相反，战国初期唯一的超级强国魏国则是另一种典型。魏国本来是当时的中原文明中心，拥有最具智慧水准的士人阶层，是战国名士云集的渊薮之地。然却因为颟顸平庸的魏惠王顽固的依赖贵族治国，蔑视平民士子，逼走了一个又一个才堪扭转乾坤的名士（吴起、商鞅、孙膑、张仪、乐毅、信陵君、范雎、尉僚等都是魏国人或前来投效的他国名士）。随着这些精英知识分子的出走，魏国也象太阳下的冰块一样溶化了。
中国第一代士人阶层有一个显著特点——极少有贵族分子，几乎全部是平民出身的布衣之士。这一构成说明，基于平民社会所成长的中国知识阶层具有正义生成的特质，即他不依赖过量的财富滋养而能茁壮生成的朴实本色。深入探讨这个话题是这里无法完成的。我只想提醒大家，不要忘记了这是中国民族知识阶层具有顽强生命力的根源，也是一个极其鲜明的世界性特征。稍许留意就可以发现，许多民族的知识阶层是依赖于贵族阶层的财富与生活方式的，贵族的兴衰荣辱，就是知识阶层的兴衰荣辱。印度大约比较鲜明。
牵扯出来的另外一个问题是，中国知识阶层的独立性问题。近代以来，许多有识之士认为，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缺乏真正独立的思考精神。
从某种意义上说，的确如此。
然则只要仔细审视中国知识阶层的生成特性，就不难明白，中国知识阶层在生成时期就具有溶入社会潮流并积极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追求，以天下为己任是他的原生基因；追求仕途并改造社会，是中国士人阶层的崇高理想；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从来不以孤立抽象的保持某种理论价值（主义）而作为自己的生存目标，从来就不追求超然的独立人格与独立精神；中国士人阶层讲究的特立独行，就是在解决社会问题中标新立异，而不是在社会喧嚣之外保持一种纯粹审美意义上的独立。春秋战国的墨家团体，是士人阶层中唯一没有追求仕途的大学派。但是他们的天下意识却是那样的浓烈，简直就是一个古代的绿色和平组织。他们组织严密，勤奋节俭，具有先进的科学观念与工艺水平，不依附任何国家保护，但却反战反腐，兼爱天下，墨家暗杀暴政的剑士团曾经令所有暴君酷吏胆寒三分。这是“独立”么？显然不是。老子、庄子大约是当时为数寥寥的游离于大潮之外的名士，但也不是“独立”，而是自觉无力回天后的遁出。纵然如此，他们的著作中也渗透出浓郁的忧患意识，以致使一些当代学者认为《老子》是一部经世治国的著作。儒家更不用说了，列国求仕而不得，孔子方做《春秋》而企图匡正天下。更是这位老人家给知识分子确定了实际目标——学而优则仕。
也就是说，中国知识阶层在原生时期甚至从来没有过尝试“独立”。这是历史形成的基因传统。正视这个传统，才能清醒的看到中国知识阶层这一特质基因的巨大长处与相对短处。
由于知识阶层第一浪潮的强大力量，中国民族的治国主导阶层发生了重大变化，由单一的传统贵族阶层转变为贵族阶层与知识阶层结合的架构——贵族当船长，知识阶层掌舵导航。
从秦汉开始，这种架构始终没有改变，知识阶层始终在民族文明的发展中居于领导地位和主导地位。这种领导主导，不独是文化知识的直接创造与传播，更重要的是直接参与国家事务的策划运作，直接作为官员阶层出现。由于这个特点，中国历史上有着其他国家与民族少见的一个现象——学在官府。
虽则如此，但这绝不意味着中国知识阶层与贵族阶层的同一。从根本上说，知识阶层的平民性（布衣）特点，并没有因为增加了一个贵族来源而改变。
所不同的是，历史发生了一次知识阶层“内讧”事变，使知识阶层的力量构成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这就是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短视的汉武帝竟然采纳实行了。儒家在先秦时代曾经梦寐以求的独霸学界，遭受到普遍的嘲笑冷落。儒家是个很记仇的学派，秦始皇因焚书坑儒（数量极其有限），被儒家口诛笔伐了两千多年。春秋战国百家争鸣，儒家因治国主张的落后而备受其他学派责难，不能风光，自然将仇恨深深埋在心里。对于刘邦这种皇帝，儒家不敢提“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们怕那个江湖豪客会将洗脚水泼到自己脸上。隐忍一百多年，到了汉武帝刘彻这种做事虎头蛇尾的富贵皇帝时期才提了出来，可谓匪夷所思！
终于，狂妄的梦想，离奇的变成了现实。
儒家独霸，使中国知识阶层失去了汪洋恣肆博大汹涌的气势与力量，变得单调沉闷起来。儒家虽然博学严谨，但在治国方面却极为保守（在战国时代依然主张恢复井田制），所以在春秋战国四百多年中在政治上被天下共同抛弃。但是，儒家在当时并没有失去他应得的社会尊重。子思、孟子及其儒家弟子传播学问的孜孜不倦的精神，依然受到了各大战国的高度礼遇。弃其政治而敬其学问——这说明，战国时代是一个非常清醒而具有大器局的时代，取舍得当。而儒家独霸且渐渐成为治国主导观念，恰恰是将儒家最不擅长的一面抬高到了最重要的位置上。
从此，中国知识阶层的学问、精神、器局以及无与伦比的创造力，都大大缩水。治国理念、国策规范、官员行为、民众风俗，无一不以“儒”为最高标准。甚至连孔夫子编写的《春秋》都变成了决狱的案例，连稍知诗书但其职业精神与“儒”最不沾边的将军，也被冠以“儒将”雅号。对治国最重要最具有价值的法家，历来激烈反对儒家，坚定主张“唯法是从”。现在，法家也被儒家阉割了，儒家用“人治”代替了法治，法典从崇高的社会目标沦落为可怜的工具。
壮士断臂，佳人扼腕。虽然这一悲剧令人深深叹息，但是中国民族的知识阶层的领导地位却始终没有改变。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民众意识、社会价值、官府构成等基本方面，知识阶层都明确无误的占据着主导地位。虽然再也没有出现过春秋战国时代知识阶层的大辉煌，但也是保持了我们民族的智慧与良知，在激烈残酷的民族竞争中保持了民族文明的屹立不倒。
中国知识阶层在民族竞争中的领导作用，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是绝无仅有的。任何形式的贬低这种作用、贬低这种地位，都会给民族带来毁灭性灾难。
应该学习我们祖先那种朴实的本色精神，谁行就说谁行，谁不行就说谁不行。如果弄反了，麻烦也就来了。儒家独霸后能够成为不倒翁，也就是他具有追求认识事物的本色精神，老老实实讲出来，不怕难听。我相信，中国语言文字中关于生殖器的用字肯定是最多的，其他语种无法望我项背。不嫌难听，不怕难看，看到的各种形状都有文字可以表现。这就是古代知识阶层的精神勇气，本色精神。孔孟老夫子说过许多令人难堪的老实话，但却都是令人不愉快的事实——
唯小人与女子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生怨。（近了轻狂，远了挨骂）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唯上智与下愚不移。
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官府带头正，谁敢不正！）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能为。若民，因无恒产，则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斜侈，无不为己……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蓄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趋而之善。（孟子）
……
赤裸裸的，没有丝毫矫饰与说教。
不管现在进入了什么时代，也不管有多少眼花缭乱的“高新”，都抵挡不住那永恒的本色。
一个民族如果丢弃了社会结构应有的本色，民族就要灭亡。
一个民族如果颠倒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走向热昏与疯狂。
一个民族如果污染了这种本色，民族就会在堕落中腐朽。
中国民族的**依然寄托在知识阶层，尽管这个阶层那么需要住院治疗。
中国民族是否还能浴火重生再度崛起？
自从1840年中国被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国门，这个令人心悸的话题就一直在炮火硝烟与灾难频仍中五光十色的延续着。
一开始，中国人几乎被坚船利炮打懵了，大清官员竟然要在长江口用狗血粪尿“镇压”这喷火的邪器。近三百年从未在外患边乱中吃过亏的清帝国，开始并不软弱，更不想卖国。从林则徐焚毁鸦片，到战斗力最强的僧格林沁的蒙古铁骑在炮火下尸横遍野，清政府拿出了全部家底抵抗，也未能挡住区区万余人的洋师攻入北京焚烧掠夺。圆明园的断垣残壁，给古老的中国第一次留下了永远的火器创伤。生死存亡之际，清政府只好“戒急用忍”，签定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从此，列强势力堂而皇之的进入了这个古老的东方帝国，中国民族开始了漫长的灾难。
民族危亡，救国浪潮风起云涌。
民间势力拣起的是古老的巫术与江湖手段，义和团、红灯照、小刀会等各种山头自发的杀洋人、烧教堂，宣泄着怒不可遏的仇外激情。甚至刚刚传入中国的洋教也成了中国平民的精神武器，拜上帝会催生的太平天国，掀开了民众救国最为辉煌灿烂的一页。
摇摇欲坠的帝国上层，走得是变法图存的正道。年轻的光绪皇帝有着非凡的胸怀与满族人的激情本色，情愿缩小虚化皇权，实行君主立宪，推行戊戌变法。短短百日，颁布与起草的法律就有一百多部！为了维护变法，竟不惜与太后派火并，其急迫之情直是心头滴血。
帝国实权派阶层也同样努力，花大价钱建立了自己的北洋舰队与火器步兵，企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就新军静态力量而言，当时在东亚堪称首屈一指。然而，一场甲午海战，中国的“师夷制夷”的战略观念被血淋淋的埋葬到海底了。
这一切，都悲剧性的失败了。这些失败，非但宣告了以帝制政府为主体领导层的救国道路无法使中国民族摆脱危机，而且也宣告了一切以古老落后的“信仰”为帮派团体凝聚力的民间救国道路的失败。
救亡图存，中国就必须走新的道路。
危亡伊始，中国民族的有识之士就开始思索这条道路。从孜孜勤奋的翻译介绍西方著作，到实实在在的洋务运动，中国人的眼界逐渐的艰难的扩大着。随着一批优秀知识分子走出国门，随着长期奋斗而在海外站稳根基的受到良好新式教育的海外华人投入救国大潮，中国的救亡新道路终于出现了新气象。历经艰难曲折，辛亥革命终于发生，帝制被推翻，共和得实现。
中国终于出现了一丝走向现代国家的曙光。
但是，灾难并没有结束。一架古老而又庞大的战车，当它的几乎所有零件都锈蚀衰朽而需要更新的时候，仅仅换掉车头的旗帜与驭手，是无法使战车飞驰的。军阀割据、列强瓜分、强大的复辟势力、文盲充斥的愚昧，这一切，都给新生的第一共和带来无法逾越的障碍。孙中山盛年病逝，蒋介石的民国新政权痛下决心，要用武力统一中国，将一盘散沙的中国民族重新凝聚起来。这是当时中国进步阶层的共识，否则就没有当时的国共合作。北伐战争之后，中国形式上获得了统一。但是，蒋介石民国政权没有从当时中国的现实出发，成熟的架构各种社会力量，而是笃信中国传统的极端集权的帝国形式，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其一，领主式政策，只注意维护富裕阶级的利益，而蔑视广大穷困阶级的利益，对中国主流人口的贫困农民的切身问题几乎没有一项象样的政策，从而导致中国社会结构在发霉的古老根基上严重失衡。其二，采取灭绝手段消灭共产党。历史的看，中国共产党当时虽然势力很弱，但她的基本立足点在于劳动阶级，其主要成分构成也的确是当时中国民族的优秀阶层。在中国这样一个劳动阶级占绝对人口优势的国家，这样的一个政党的生命力是不言自明的。孙中山不愧伟大的政治家，他正是基于这一点，才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请注意，孙中山作为政治家的权力意识也是很强的，他团结当时弱小的共产党，是以共产党不搞武装斗争并服从国民政府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国民政府让共产党发挥的作用就是将劳动阶级凝聚到国家政权的旗帜下，而绝不是让共产党坐大与自己共享政权。当时的共产党是毫不犹豫的接受，并派出优秀分子参加国民政府的。然而就是这样的政策，蒋介石的民国政府也不能接受，竟在统一战争的关键时刻，非得灭此朝食。
蒋介石政府的短视、极端，使中国社会的深层危机不可避免的走向对抗。偏偏又是雪上加霜，东洋日本帝国此时又大举入侵中国，使中国又一次沦入血与火的劫难。救亡图存又一次成为迫在眉睫的民族大义。当此之时，中国社会的上层力量发生了四重裂变：一是残存的清皇室依附日本成立伪满洲国；二是***高层派别卖国，成立汪精卫汉奸政府；三是蒋介石民国政府主流力量提出匪夷所思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对日本入侵不抵抗；四是中国共产党的主战政策与合作政策。这种裂变使中国抵御外侮的历史第一次出现了大混乱，汉奸遍地，绥靖盛行，政治腐败，战斗力空前低下。蒋介石在西安事变切身感到了军人阶层对不抵抗与“攘外必先安内”的不满与可能发生的更大威胁，方忍痛退让，实行国共第二次合作，正面抵抗日本入侵。
历史的报应是公正的。伪满洲国亲手抹去了帝制的最后一丝霞光，使帝制复辟与君主立宪等在中国永远成为梦幻。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数千年王权帝制的国家，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汉奸政权不管怎样叫嚷自己“曲线救国”，都无可避免的身败名裂。蒋介石民国政权则由于屡屡在历史紧要关头的狭隘偏执，虽有绝对优势的武装力量，却是冰消雪解般崩溃了。中国共产党虽然长期弱小，却因为屡屡在社会基本问题上切中要害，并屡屡在民族危亡的生死关头展现铮铮硬骨，所以竟屡屡死里逃生，屡屡战胜强大对手，硬是建立了真正统一的大中国。
用种种希奇古怪的野史秘闻甚或高层的恩怨隐私来解释历史，或恶意中伤那些历史人物，都表明了传播者自己的阴暗心理。国家兴亡，政治成败，无不在于政治力量的基本作为，而绝不在于细言末行。
20世纪末期，中国民族终于重新回到了民族竞争的跑道。
中国的前途如何？还能赶上世界一流强国么？还能成为世界文明中心之一么？
这个问题表面上很简单，然则背后却包含了太多的内涵，所以答案竟是多样化的。无论就前途还是就对策，都有很难弥合的分歧。
就中国民族的前途而言：
有人说，中国文明是没有希望的，中国必须全盘西化。
有人说，中国文明已经沦落为“周边文明”，再也不能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中心动力之一，只有跟在西方后边亦步亦趋。
有人说，中国文明痼疾深重，中国人品性丑陋，不可能再创辉煌。
有人说，中国民族比起同是东方民族的日本，只算劣等民族。
就中国富强文明的“药方”而言：
有人说，中国的落后根本在专制，非民主制度不足以挽救中国。
有人说，中国人口太多，地土太辽阔，分为若干小国方可发展。
有人说，中国的病根在共产党与社会主义，非共产党下台，社会主义退出意识形态，中国不会成为文明富强国家。
外国人说，今日中国只是一个二流国家，明天也不会怎么样。
………
等等等等，不一而足。
根本国策与国家发展战略，往往不是一下子能明确的，它有一个历史选择的过程。许多时候，走着走着才能明白。只要一个民族保持着非凡的智慧与历史选择能力，战略选择的机会就不会错过。对于许多太基本、太困难，甚或涉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大问题，轻易的非此即彼，往往会导致更大的民族灾难。应该有等待的耐心，经济发展与富裕文明的目标一旦达到，历史的选择自有他的法则。图大则缓，这是历史的经验教训。
但是，从前途而言，中国民族的希望是空前的。
这里并不将简单的经济富裕当作崛起的目标，那些只有经济增长而没有文明发展的石油国家，绝不是中国民族崛起的指标。我们说的民族崛起，指的是这样一副蓝图：先进合理的国家制度，高度发达的文化传播方式，世界一流的物质财富，作为具有世界意义与强大再创造能力的东方文明中心。
台湾学者的“周边文明”说大约能理论化的代表一种相当普遍的沮丧观念。（顺便提及：周边文明，即脱离世界文明中心、只能受别人影响而不能影响世界文明历史进程的落后文明）。中国在“硬件”上赶上并超过一流国家，大约没有多少人怀疑，分歧也只是时间长短的问题。在文明的再生并重新领先世界这一点上，怀疑者却是大有人在。
然而在这一点上，中国却恰恰是最有潜力最有底色最有创造力。
先说文明自身体系中的“硬件”——国体与国家制度。西方在文艺复兴之后，以启蒙运动诸学派为核心力量，发明创造了“共和制”的现代民主国家形式——三权分立、相互制衡与选举制度。应当说，这是西方人文在近代历史上最伟大的贡献，她的光辉将长久的照耀着人类的历史。但是，这与中国人在国家政体方面的创造力不过打了个平手而已。如果说，奴隶制时代，东西方大致在同一水平的话，那么在农耕文明的封建时代，国体政体的伟大创造属于中国民族。中国民族对国家行政治理权的黄金分割（郡县制），至今依然适用于全世界所有国家。中国封建国家的官制体系也是那个时代最为科学合理的。国人长久的沉浸其中，熟视无睹使我们许多人容易忘记中国民族的基础贡献，容易被形形色色的时新蛊惑得迷失自己。可是，世界历史学家没有忘记，一切清醒客观的科学史家与人文学者也没有忘记。
他们写下的历史，代表着人类的良知。
再说文明体系中的“软件”。中国民族的的生活方式与其创造的文明传播方式，以及礼仪精神、道德修养、人道理念、文化流派，无一不使认真比较中西方的学问家由衷赞叹。想一想，假如没有指南针，没有印刷术，没有火药，没有纸张，今天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尚且不说中国民族的冶铁、锻铸、建筑以及两千多年前公输般发明的木制滑翔“机”（木鸟）。再说令全世界至今不可思议的中国人的方块字，型意音具佳，每一个“方块”都有着说不尽的学问与历史变迁。电脑出现初期，外国人与一些中国人断言汉字最不适应传播，必将惨遭淘汰。然则曾几何时，世界华人发明的汉字软件竟直追英语体系！一些教育家的实验也同时证明，汉字的基础教育输入强于抽象文字体系，更容易被接受记忆。毛泽东曾经在游泳池边裹着大白毛巾，骄傲的对对赫鲁晓夫说，中国字是表意最丰富的，电发明之后，世界所有文字都原形借用了英文的“电”字（electricity），惟独中国人在自己的文字中找到了对应字——电，而且那么传神。
再说中国人的智商与创造力。无数中国留学生们的成就其所以令世界任何种族的学子们赞叹敬佩甚或酸溜溜的热嘲冷讽，不是最好的竞争比较么？可以说，中国人的智商、学力、勤奋、悟性，与全世界任何种族相比，都是超一流的！放眼小小寰球，没有一个民族在智商创造力方面高出中国人一筹，即或最优秀的其他民族，也最多与中国人相伯仲。无论是高深学问，无论是尖端技术，无论是诗情画意，无论是生活艺术，中国人可是丝毫的不输于任何外国人。
中国民族可以毫无愧色的说，世界是在我们的肩膀上站立起来的。
那么再往前走，中国人有钱了发达了富裕了，外国人拥有的硬件设施我们全有了，那时侯，中国民族的文明创造力还会永远是周边文明么？中华文化圈具有悠久的历史，难道她会在中国民族重新崛起的时候失落么？台湾孤悬大海，民国政府又素来有仰人鼻息的软骨传统，他们的学者日每浸淫在文化殖民与精神殖民的氛围之中，丧失信心也是情有可原。然则国人万不可当真。有人也经常拿日本人与中国人比较，认为同是东方人，日本民族远比中国民族优秀。中国人连亚洲都冲不出，谈何世界？我说，判断根本性问题就要有正视基本事实的能力与勇气，而不是在纷纭的个别事例上比较。大国与小国表现形式不一样，大民族与小民族表现形式不一样，多民族与单一民族表现形式不一样，具有悠久原生文明根基的民族与依靠“借贷文明”爆发的民族不一样。要论国家效率与民族齐心，不独中国，就是美国，也永远赶不上日本这样的单一民族的小国家。可是，作为世界第二强经济强国的日本，大国气度在在哪里？天下意识在哪里？一个亚洲金融风暴，破落贵族般的中国抖擞精神撑住了亚洲。那时多少国家对日本挽救危局翘首以待，可是，富得流油的优秀的日本民族在哪里呢？我们可以批评中国政府的迂腐，但我们不能昧着良心指责这种文明内涵赋予政府的优秀传统——包容天下的博大情怀。一个小民族、小国家，即或他富得无与伦比，有这样的行动意识么？不要将大民族、大国家的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就当作他的污浊本色，也不要将小民族小地主般的斤斤计较、辛勤操持与地头蛇般的凶泼当作他的至高美德。如同一个人的品性要在关键时考验一样，民族的优秀与否，是要在历史进程中考验的。请朋友们回答，日本民族自明治维新以来，除了无休止的侵略罪行与泼皮般的死不认罪，可曾干过一件具有世界意义的好事？中国就有，鸦片战争、抗击法西斯、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团结第三世界等等等等。
中国民族没有骄傲膨胀的恶习，但却有强烈的竞争意识与不甘落后的顽强精神。做天下中心，做天下第一，是中国民族基因中牢不可破的先天意识。中国民族对“落后”是深以为耻的。为了迎头赶上，中国民族往往近乎狂热的牺牲平稳的代价。一件大事，当中国人发现帝制国体落后的时候，竟然一步到位的推翻了帝制，实现了共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帝制根基最深的国家，如此激烈的革命远远超过了英国、日本和许多国家，可不是一件“狂热”二字所能解释的历史事件。为了救亡图存，为了赶上世界，中国民族吸纳了西方所有的“主义”，同时近乎残酷的批判中国文明的缺陷，几至于鲁迅说出“中国书可以不看”这般极端的话来。然则无论如何，中国思潮的总体精神是鲜明的，这就是中国不能落后。
精神如此，文明犹存，中国何以不能重新超前？
世界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国。世界将重新拥有这样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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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将重新拥有这样的中国——我读过的最好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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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将重新拥有这样的中国——★军事第一播报★-->
中国曾经是这样！！
引用 世界上曾经拥有这样的中华帝国：谁也无法征服！
曾经拥有的，渐渐失去
曾经拥有的 不要忘记
曾经的最美丽拥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