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子华评价周星驰:文明的转变——为什么日本人走在了中国人前头？

文明的转变——为什么日本人走在了中国人前头？

2011-10-12 16:1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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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背后的中国》节选13）

相对于大陆原生文化，岛国日本的文化属于典型的次生文化系统。

考察日本的人种构成，除了祖居于北海道的虾夷人之外，大多数日本人具有亚洲大陆蒙古人种的典型特征。据说，日本国的居民大致有以下几个来源：东南亚马来人，古通古斯人、中国大陆北方人（包括朝鲜半岛）、中国大陆江浙人（古吴国）。这样说来，从人种上考察，除了马来人种（或许就是虾夷人的祖先）之外，其他人种来源都是中国大陆（古通古斯人亦是中国人的祖先血统之一）。

在历史文化上，日本受到的中国文化的影响更是具有决定性的。

有一种说法，说是日本的神道教是日本的本土文化，与中国大陆截然不同。这种说法是对中国历史无知的表现。

日本神道教的中心是天皇。所谓天皇，就是来源于天上的皇帝，就是“天子”。天皇家族是唯一具有祭祀天的权力的家族，这一点与中国的天子又是完全相同的。只不过，由于日本岛国的地理特征以及其他复杂的历史原因，日本的天皇虽然曾经长期被边缘化，却始终保存着天皇的名号。而中国的儒家理论系统，在孔子以前的时代（商末周初）就开创出了“天道”的概念，“得天道者得天下”，于是朝代得以循“天道”而发生更迭，是为“革命”。“革命”的原意，就是天命之更迭。所谓“汤武革命”就是商汤革夏之命而建立商朝，周武革商之命而建立周朝。这一点，在农业文明时代，是比单纯的“天子”血统继承更具有进步意义的。

至于日本神道中的“祖宗为神”的概念，更是中国夏商周时代的统治性概念。只不过，日本人的“祖宗为神”的概念有点不分青红皂白，凡是出名的祖宗都可以成为神，而中国人要想死去成为神的话，除了本身的“事功”之外，还要具有道德上的感召力。这就是把伦理的价值判断引入了祖先崇拜。这一点，又是中国文明比日本文明要更“文明”一点的地方。

实际上，日本与中国一样，都是在“天地信仰”系统的笼罩之下，但信仰的细节、标准和程序又略有不同。只是由于现代中国人对自己传统的“天地信仰”系统没有清醒的认识，所以才看不到中国文化和日本文化之间的内在联系。

2009年春天，我在东京拜访曾任桥本内阁和小泉内阁首相辅佐官的冈本行夫先生，冈本先生毫不迟疑地说：“从历史文化上看来，日本人的ＤＮＡ都含有中国成分。”

由于本身是次发性文化这一特点，日本人在历史上对于外来文明和外来文化就具有热情学习和真诚吸纳的传统。只不过，过去的学习对象是中国，现在的学习对象变成了西方国家。虽然这一学习对象的转变对于日本国民来说也有一个痛苦的转化过程，但这一转化过程毕竟很短暂，而且，一旦转化过来，就死心塌地、心悦诚服地学习和模仿这一新的母文化，不仅学习了文化制度和科学技术，连带着把扩张殖民也学得惟妙惟肖，唯恐整个世界都被西方国家抢了去，自己认为本国已经是亚洲的“西方国家”，所以先要把亚洲各国抢到自己手里再说。

当然，日本在十九世纪出现的“明治维新”这一全面地向西方学习的社会运动，除了日本文化是次生文化，具有学习和模仿外来文化的传统习惯之外，还有其他的社会内在需求。

史学界流行把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以及戊戌变法相比较，得出结论说，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失败了，所以日本的现代化（工业化）走在了中国前面。其实，这种比较本身就是违背历史发展逻辑的一种想当然的作法。十九世纪下半叶，因为中日两国国情的不同，中日两国走上了两种不同的发展道路，这是两国历史发展的必然。

明治维新之前，日本的社会结构相当于中国的东周列国（公元前700年左右）时期，名义上有一个皇帝，实际上由霸主（幕府将军）掌握政权，各个藩主相当于东周时期的各个封国国君。藩主之下，有武士阶层，相当于东周列国时期各封国的“国人”。居于武士阶层之下的日本平民，则相当于东周时期各封国的“野人”。

当时的日本，掌权的幕府将军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态度实际上是最开放的，明治维新提出的政治口号是“尊王攘夷”，这是东周列国时期齐国的管仲为齐桓公称霸诸侯提出的政治口号，只不过，在十九世纪下半叶的日本，尊的是天皇，攘的是西方列强。管仲提出这个口号是一种使齐国称霸的借口，并不真正要“尊王”，而日本的尊王则是要打压向西方列强妥协的幕府将军。所以说，在政治态度的取向上，日本的明治维新在开始阶段恰恰是极端保守派所发动的。但是，尊王的政治目标实现之后，掌握了国家最高权力的明治天皇推出了一系列的“改革开放”的举措，废除分封制（撤藩），取消武士阶层的特权，把日本平民从武士阶层的奴役下解放出来。在平民解放的基础上，大举学习西方工业文明，建立了一个政治上中央集权、生产关系上人人相对平等，生产方式上学习西方工业文明、军队建设迅速膨胀、地缘政治上采取扩张主义的军国主义国家。所有这一切的核心，实际上是“平民的解放”。通过废除武士阶层的特权，把平民从武士的从属奴役的身份下解放出来，在全社会建立了一种相对平等的生产关系，实现了一次日本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动员，每个人都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和完整的通过工作和奋斗实现自我价值的人生机会，因此，个人参与社会发展的积极性被充分地调动起来，整个日本社会变得生机盎然、朝气蓬勃。同时开展的向西方工业文明学习的运动，则使这个“平民解放”运动更加具有实质的意义。

十九世纪下半叶的中国，与日本的社会现实则完全不同。中国不存在一个被平民所隶属的武士阶层，平民的身份本来就是相对平等和自由的。在当时的中国，没有封建藩国可以裁撤，没有武士特权可以废除，要想在中国进行日本那种彻底的社会动员，需要寻找另外的途径。而当时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并没有意识到进行彻底的社会动员的必要性，同时也没有迎来进行社会动员的历史时机。

所以，对比中日两国在十九世纪下半叶所进行的现代化努力，可以看到这样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现状：日本的明治维新所进行的是一场全民参与的现代化进程，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则只是在知识精英的层面进行，根本没有得到全民的响应。

所以，用中国的“失败”和日本的“成功”来概括比较十九世纪下半叶中日两国之间的现代化竞赛是不恰当的。一个国家由全民参与的社会动员只能从这个国家本身的历史命运中发育出来，当没有这种彻底的社会动员的时候，这个国家就不可能实现实质性的社会转变。在这个意义上来说，用一种标准在同一时间段上比较两个历史命运完全不同的国家的发展只能是功利主义的，是违背历史的理性精神的。

由于复杂的历史原因，中国建立在“人的解放”之上的彻底的社会动员，要经过一段新的奴役过程，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才开始重新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