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后悔：不听邓华言 吃亏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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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是共和国的元帅，一个是开国上将，两人因抗美援朝战争成为军史上最著名的搭档之一。在此后的政治风云变幻中，这段感情既给他们带来了无限的荣光，也给他们带来了无穷的痛苦。唯一不变的是他们在血与火的战争中凝结而成的生死情谊。

他们就是彭德怀与邓华。

相识——富有主见的彭德怀为邓华而改变，轻易不下赞语的他多次不吝言词表扬邓华。唯一一次没有听从邓华的建议，彭德怀引为一生憾事，他说:“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直到全国解放前夕，彭德怀和邓华两个人基本上不了解。红军时期，邓华一直在林彪的第一军团下效力，而彭德怀指挥的是第三军团，不属同一个系统。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是八路军的副总司令，而邓华只是八路军115师的一个团政委，后来任分区和纵队的司令员及政委。两人虽属一个系统，但因为职级相差太大，加上当时部队高度分散，也没有机会接触。解放战争时期，彭德怀在西北战场与胡宗南捉对厮杀，而邓华则跟随林彪在东北战场征战，更没有机会相知。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央决定出兵援朝，并且指定四野十三兵团满编后出动。当时，邓华是十五兵团司令员，中央命令将邓华的十五兵团番号改为十三兵团去任志愿军，十三兵团司令员黄永胜改任十五兵团司令员。不久，邓华带上四野实力最强的三十八、三十九、四十、四十二军和华北军区的六十六军共五个军进入朝鲜。就这样，彭德怀和邓华终于有了相识的机会，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内，来自四野的邓华就得到了彭德怀的高度赏识，并因为他而对军事决策做出了几次较大的改变。

第一次改变是志愿军司令部的设置。入朝前，彭德怀原准备以他从北京带来的小型班子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但是在入朝后，他对十三兵团司令部战前组织准备、拟制作战计划和组织指挥部队开进等工作都很满意，认为兵团组织指挥能力不错，就决定以十三兵团司令部为基础组建志愿军司令部。1950年10月 24日，彭德怀宣布:“我向毛主席请示了，毛主席也有这个意思，就是把你们十三兵团的领导机构，改称为志愿军的领导机构。你们几位，也同时改为志愿军的领导。”顿了一下，彭德怀眼望邓华微微一笑:“我已被任命为司令，你就不当司令了，你邓华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并担任志愿军党委副书记。”彭德怀风趣的话语，使邓华深受感染。自10月8日彭德怀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以来，他在彭德怀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了半个来月的时间，开始慢慢改变了关于彭德怀的某些传闻在脑子里留下的刻板印象。这些日子来的密切接触，彭德怀作为志愿军统帅，他的高瞻远瞩，他的当机立断，他的虚怀若谷，使邓华深受感动，特别觉得彭德怀的严肃之中有着使人温暖的亲情，严厉之中包含着诚挚的爱护。这一切都让邓华倍感亲切，为自己能够作为彭德怀的助手而高兴。

第二次改变是入朝兵力的部署。1950年10月9日，刚刚被任命为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的彭德怀，在沈阳市东北军区第三招待所会议室里，主持召开了首批志愿军军以上干部会议。会议结束时已是深夜，邓华仍无倦意，他心里还牵挂着一件大事:入朝初战，志愿军必须具备兵力上的优势。原来决定志愿军先派两个军过江，两个军不过十多万人；而此时，“联合国军”的总兵力已达到42万人，而且越过三八线的敌方部队已经多达13万余人。除地面部队外，敌人还掌握着制空权和制海权。且不说它的装备优势、海空军优势，志愿军出动两个军，同它的第一线南面兵力相比，也不具备优势。基于此，他找到彭德怀，建议4个军同时入朝。“这个意见很好，我立即向毛主席和中央军委报告。”彭德怀的回答很干脆。10月10日一早，彭德怀致电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历史证明，这一招非常重要，主力全部出动形成了有力的“拳头”。10月11日，彭德怀来到兵团司令部驻地安东（今丹东）检查出国战备情况时，邓华再次向彭德怀提出，即使先头四个军一起入朝，兵力也还是不够，必须再调一个军来维护后方。彭德怀认为意见很好，立马向中央报告。中央军委接受了彭德怀的建议，迅速增调了部队。这为抗美援朝第一、第二次战役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对于邓华这段时期的表现，彭德怀事后评价说:“邓华这个人，知识丰富，很有头脑，考虑问题有眼光，也比较周到。”

第三次是改变第六次战役的作战计划。1951年8月8日，彭德怀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报告了第六次战役的意图和基本部署。这次战役准备出动志愿军13 个军，人民军4个军团，并有志愿军炮兵、装甲兵支援步兵作战，还计划志愿军空军出动10个航空兵团支援地面部队作战，要求歼灭敌军2个师左右，将东线之敌打回到三八线以南地区。8月17日，彭德怀签发了发动第六次战役的预备命令。8月20日，在开城志愿军谈判代表团驻地和敌人谈判的邓华致电彭德怀，认为在敌人阵地已经巩固“深沟高堡，固守以待”的情况下出击，于我不利。26日，经过对敌我双方战场态势的反复思考后，邓华再次致电彭德怀，进行更为详细的分析，以说服彭德怀放弃第六次战役。通过几次电报往来，彭德怀并没有责备邓华，而是对邓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为邓华能在关键时刻讲自己的不同看法而高兴，并多次表示:“邓华作战勇敢，细心，出了好主意，是个好帮手。”最后，第六次战役事实上被取消。

期间，有一次没有听从邓华的建议，彭德怀一直引以为憾。1951年4月6日，在朝鲜金化上甘岭志愿军总部，志愿军第五次党委扩大会议正在举行，会议研究部署新的战役，即第五次战役。会场上的气氛活跃，但似乎没有感染到邓华，他处在一种复杂的心态中:中央军委、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必须贯彻，第五次战役必须打响，可是这次战役怎样打，他还有许多保留。面对会场上沸腾激昂的劲头，邓华感到不踏实，于是不顾大家的劲头，泼起了“冷水”:“打的方式是两种，一是开始即大规模猛插，一是各兵团小的穿插，打多少算多少，然后再向敌纵深穿插，最好是两种方式结合起来。”可是，他还是把小穿插打法加以强调:“开始口子不要张得太大，不要企图一起围上打，必须实行分割猛插一块块吃。”可惜的是，最后彭德怀根据毛泽东的设想和敌人可能登陆的情报，没有采用邓华提出的小穿插战法，而是决定进行大规模反击。1951年4月22 日，第五次战役打响，双方相持到5月21日，历时一个月。此次战役中朝方面投入15个军，连续奋战50天，虽然歼敌8万余人，但自身作战损失也高达8万余人。战后，彭德怀自己承认说，第五次战役是他一生中四次军事错误之一。为此，他还感叹:“不听邓华言，吃亏在眼前。”
进入朝鲜战场后，每次在最危险的时刻，彭德怀第一句话总是大声地问身边人:“邓副司令员怎样了？”彭德怀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脾气特别大，一不顺心就骂出来了，志愿军司令部中许多高级将领，包括副司令洪学智、韩先楚等人，都被彭德怀骂过，但是邓华是个例外。据彭德怀的夫人浦安修后来与邓华的夫人李玉芝说:“ 老彭的脾气很大，好骂人，可是就是不骂邓华。”李玉芝听后笑着说:“这就好啊！我还担心邓华那个倔脾气呢！万一要和彭老总吵起嘴来，那叫糟糕呢！”

邓华对彭德怀也特别尊重，在工作和生活中处处以彭德怀为中心，替他分忧解难。为了搞好团结，邓华让彭德怀带来的人员到志愿军司令部各处担任正职，而让兵团原正职担任副职，有效地保证了志愿军司令部的团结。入朝作战不久，第一副司令兼第一副政委的邓华即接受了一个重要任务:代表党委负责彭德怀的安全。抗美援朝战争初期，敌机异常猖獗，志愿军领导机关更是敌机千方百计想要袭击的目标。彭德怀曾经两次在着弹前一两分钟被工作人员拉开，才幸免于难。虽然志愿军党委曾开会讨论过防空的问题，要求领导机关所有人员在警报发出后都要进入防空洞，可是彭德怀却不在乎，敌机临空时他照常工作。邓华、洪学智等急得没办法，只好向中央报告。中央回电指示，彭德怀的安全由党委集体负责。邓华身为党委副书记（党委书记彭德怀）深感肩上的担子沉重。他了解彭德怀的脾气，弄不好他犟起来就更难办了。邓华找到洪学智、韩先楚（志愿军副司令员）等党委成员一起想办法，终于研究出一条“妙计”来。原来彭德怀别无嗜好，只在休息时间喜欢下象棋，有时爱和洪学智杀两盘。洪学智身高力大，平时又爱和彭德怀说两句笑话。大家一致同意将这一“艰巨的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洪学智。于是，防空警报一响，洪学智即上前将彭德怀一把拉住，嘴里说着“走，战一盘”，然后拉起就走，其他人跟着一拥而上，硬把彭德怀拥进防空洞。此时的彭德怀便也无可奈何，只有听凭大家摆布。
彭德怀与邓华的惺惺相惜在邓华让贤的事件上体现得更加明显。

第五次战役第一阶段作战期间的一天，邓华在饭桌上停住筷子，瞄了彭德怀一眼说:“总部领导的位子，是不是重新排一下。”“怎么哟，想到这里来了。”彭德怀颇感唐突，“你这个人呀，我早就知道，你胆大心细，能打仗。毛主席、军委选你来朝鲜是对的。来朝鲜后，我们一块共事，我看你干得挺好的嘛。”说完，继续夹菜扒饭，仿佛没有商谈的余地似的。

“陈赓同志要来，我看第一副司令兼副政治委员，就由他担任好了。我自己则任第三副司令员兼第十三兵团司令，主要抓第十三兵团，第二副司令则由第九兵团司令宋时轮担任。”邓华作了进一步的说明，并把位子排出来了。

对于邓华提出的排位子问题，彭德怀也确实斟酌了一番。邓华的主动让贤让彭德怀颇为感动。但是他考虑邓华自入朝以来一直就是第一副司令员兼第一副政委，熟悉了志愿军的情况，改变座次不利于开展工作。而且根据在志司几个月共事的观察，彭德怀发现邓华是一个能够拍板、敢于拍板的人，办事情抓得起、放得下，是一位肯动脑子、善于思考的难得的将领。因此，彭德怀回绝了邓华的请求，说:“这不用你考虑，是组织上的事。”

尽管彭德怀不同意，邓华还是于1951年5月15日以他个人的名义，向中央军委总干部部并毛泽东主席发了电报，把他向彭德怀说过的志愿军司令部副司令位子安排意见说了，建议军委采纳。

听说邓华向中央军委再次提出主动让贤的事后，5月27日，彭德怀亲自执笔拟稿，向毛泽东主席发电，要求邓华留任第一副司令员，电文写道:“惟便于联系各野战军，志司似应增加陈赓为第二副司令员，宋时轮为第三副司令员。”这就是说，邓华第一副司令员的位子不变。三天后，6月1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彭德怀建议，邓华位子不变。

1952年4月，彭德怀因病回国治疗，病愈后即留在国内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在他的推荐下，邓华于6月11日就任志愿军代司令员和政治委员，全面主持志愿军工作。1954年9月5日，彭德怀辞去在志愿军中的职务，邓华被任命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相守——不管是在得意时还是在失意处，他们都紧紧守护住了在血与火的战场上凝结而成的生死情谊，高唱了一曲人间颂歌

随着抗美援朝战争的结束，彭德怀与邓华在朝鲜战场上亲密合作获得的巨大荣耀把他们的事业带上了巅峰。回国后，彭德怀担任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国防部部长，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邓华先后被任命为东北军区党委书记、东北军区代司令员、沈阳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沈阳军区司令员、党的八大中央委员，职务上超过了许多老资格的上将。

回国后，他们还保持了很好的联系和密切的往来。1954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任命邓华为副总参谋长，分工主管作战方面事宜。任命前，彭德怀专门征求过邓华的意见。任命后，彭德怀多次要求邓华赴京就职，还亲自为他一家寻找住房，但他一直未赴任。最后，彭德怀同意邓华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兼任沈阳军区司令员之职，镇守东北。1955年11月初，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抗登陆战役演习在辽东半岛进行。彭德怀亲率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等元帅怀着极大的兴致前往观看，他们或屏息观之，或频频颌首，对演习给予了极高的评价。当时，台湾方面在观察完这场演习后评论说，邓华是“彭德怀正规化建军路线的主要执行人”。1958年11月中旬，邓华与沈阳军区参谋长曾思玉等人来到北京，准备去东南海防前线参观学习。彭德怀听说邓华要到东南沿海参观，便安排邓华代替他到前线去看看。邓华为人很谨慎，说:“那不合适吧?”彭德怀说:“什么不合适，你以副总参谋长身份去吧。”彭德怀专门安排邓华坐他的伊尔18专机，到福州军区和广州军区代他巡视军事训练和国防工事，直到12月底邓华才结束这次视察，返回北京向彭德怀报告情况。

如果说此前交往都是锦上添花的事情，看不出人与人之间的真实品格的话，那么1959年的庐山会议及其以后的非常岁月，则是一个试金石，检验出了两颗伟大的心灵。
1959年的庐山会议，是中国共产党的两次重要会议的总称。7月2日至8月1日是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8月2日至8月16日是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全会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批判因给毛泽东写了一封反映客观情况的信件的彭德怀。身为中共八届中央委员的沈阳军区司令员邓华接到参加党的八届八中全会的通知，便乘飞机匆匆飞往庐山。从8月3日起，全会分成三个大组，分别批判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与张一组)四人。邓华被有意分配在批判彭德怀的那个组，因为邓华是彭德怀任志愿军司令员时的副司令员，按当时的逻辑就是“捆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会议气氛十分紧张，对于彭德怀等人所谓“右倾”问题的揭发批判已形成了“一致”的意见，而且根本容不得彭德怀申辩。邓华心里很不是滋味，从内心讲，他是赞同彭德怀的观点的，因为“大跃进”以来出现的种种怪异现象早已让他忧心忡忡，他本来都已酝酿好准备在分组会上讲一讲这个方面的问题。但是一边倒的形势，让邓华不得不避重就轻地说了几句违心的话，但很快就招致一阵指责，说他的发言是“假批判，真保护”。

8月18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扩大会议，继续揭批彭德怀、黄克诚的所谓“反党罪行”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 ”。在这次会议上，邓华和洪学智、万毅、钟伟等人被错误地划为“彭德怀军事俱乐部”的主要成员，被迫交代“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广州军区司令员黄永胜火上浇油:“老实交代你跟彭德怀的黑关系。”“彭德怀爱骂人，许多人都骂到，就是没骂过你，这是为什么?”“你长期跟林总，却是格格不入，为何一到朝鲜就跟彭一拍即合?”邓华听后轻蔑地说:“他骂你是因为你打皮绊，玩女人。我没有男女作风错误，当然没有挨骂。”台下哄堂大笑。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在听取林彪汇报时给邓华和彭德怀的关系定了调:“邓是彭的人。但是，邓与彭是有区别的。”会后，撤销了邓华在党内外的一切职务，退出军界，并于1960年6月发配到四川省担任分管农业机械工作的副省长，从而开始了长达16年的副省长生涯。

被打倒后的彭德怀除了对自己的问题不断向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进行申诉外，还时刻关注自己在朝鲜战场上的老搭档邓华的情况，特别是邓华因替自己仗义执言受到牵连，这让彭德怀感觉非常过意不去。听说他远去成都之后，彭德怀伤感不已，以为两人此生再也没有机会见面了。1965年10月，毛泽东找到在吴家花园“隐居”赋闲六年之久的彭德怀谈话，让他担任三线建设委员会的副主任。11月28日，在前往成都的列车上，彭德怀的心情特别激动，一是自己新的生活即将开始，另一则是也许能见到分别六年而杳无音信的老战友邓华了。
一天，彭德怀到省委总府街招待所理发，认识了曾参加过志愿军的理发员贾月泉，从他那里得知邓华住在童子街29号，距自己住的地方步行20分钟、坐汽车5分钟的路程后，心情特别激动。彭德怀立刻叫人买来一张成都地图，戴上老花眼镜，在上面寻找邓华家所在的童子街的位置。很快，彭德怀便找到了童子街29 号。他取下老花镜，兴奋地对身边的警卫参谋景希珍说:“天一黑，我们就立刻行动！”

谁知天刚黑下来，天空却下起了蒙蒙细雨。景希珍见天气有些寒冷，路面又滑，担心彭德怀的身体，就问:“彭总，还去不去？”彭德怀如同战场上指挥战斗一样，将手一挥:“走，定了的事，就是下刀子也不能改！”为了防止路人认出彭德怀，牵连这两个被错误罢了官的功臣，景希珍只好让彭德怀戴上大口罩，经过大约半个小时后，冒雨来到白天早已侦察好的邓华家的那个小院子里。

彭德怀站在细雨中，抬头朝那座小楼看去，只见蒙蒙雨幕中，小楼里的电灯亮了，一个身影在屋子里走动着。彭德怀兴奋地说:“就是他，就是他，邓华，那背影一看就是邓华！”彭德怀这位硬汉子，这位在血与火面前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的铁骨男儿，一下子热泪盈眶。可是，当他向前走了几步之后，不觉又停了下来。景希珍不解地问:“彭总，怎么不进去呀？”彭德怀此时此刻是多么想敲响老战友的房门，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老战友的手啊！然而，他却尽力控制住自己的感情，用牙齿咬住宽厚的嘴唇。在细雨蒙蒙的这个夜晚，庐山会议的情景也许又浮现在眼前，前几天报纸上连篇累牍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又使他想起了很多很多。他是一个胸怀坦荡的人，是一个铮铮的硬汉子，他宁愿自己粉身碎骨，宁愿被无情的烈火烧成灰烬，也决不会再去连累邓华。彭德怀轻声地说:“不了，我们不进去了。”说到这里，一串泪珠从彭德怀眼眶里涌了出来，与脸上的水珠融在了一起。彭德怀久久地伫立在雨幕中，看着小楼的灯光下那个十分熟悉的身影，自言自语地说:“好了，好了，看看这个地方就行了，行了，看看就行了啊！”
这一老一少，在邓华家的窗户下，在漫天的雨幕中，站立了许久，直到邓华关灯休息了，还久久不舍离开。直到彭德怀离开成都，邓华都不知道，自己思念已久、咫尺天涯的老首长曾经到过他家的窗户底下，对着他的背影泪流满面。

尽管邓华不知道彭德怀来看过他，但是他却为彭德怀被抓走感到愤怒。1966年12月28日傍晚，邓华的秘书和司机神色慌张地走了进来，告诉说彭德怀被北京来的红卫兵劫走了，现扣押在北京地质学院红卫兵手中。邓华听了心情特别难过，愤怒地说:“真是无法无天了!堂堂的元帅、政治局委员就是这样被抓走，岂有此理！”

自此之后，两人一个在北京经受着非人的折磨，并于1974年含冤而逝；一个在成都如履薄冰，时时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批斗，再也没听到对方的任何一点消息。但是，他们心里都惦记着对方，彭德怀临终前还留下遗言让家人把邓华送给他的金质烟盒物归原主。邓华重新回到部队工作后，把自己晚年的大部分精力花在为彭德怀平反昭雪上。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小组发言中，明确表示1959年整彭搞错了。在彭德怀的追悼大会上，邓华也像当年彭德怀站在他家的窗户底下一样，泪流满面，久久不愿离去，只是彭德怀也像当年邓华一样一无所知了。在邓华弥留之际，唯一留在他床头的东西，便是彭德怀重新送还给他的金质烟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