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麻将单机版:楚才晋用：一个值得湖北反思的现实话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5/02 09:07:35
楚才晋用：一个值得湖北反思的现实话题
文 / 任善炯
自古以来，人们盛赞“唯楚有才”，湖北人往往为这句古语感到自豪，而作为楚地核心区域的荆州，更是至今还沉浸在这历史辉煌的荣耀之中。但是，无论是湖北人，还是荆州人，在谈到本地盛产人才的时候，却往往只强调“惟楚有才”，而不愿意说出这句历史典故的下半句是“楚才晋用”。大略这实在有点伤湖北人的脸面，特别是让荆州人的脸上无光。因为古荆州之地，就是楚国国都。
追溯一下浩瀚的历史典籍，“惟楚有才”，确乎在史书上留有踪迹，并非后人的穿凿附会。但历史告知我们，这个成语典故的唯一来源，以及它的本义，其实是褒贬参半。因为史书上记载的原话是“虽楚有才，晋实用之”。八字连读，内含贬义，比喻楚地虽然有人才，但人才外流，为人作嫁。而生于楚、长于楚的后世学人，也许为了面子吧，将 “虽楚有才”篡改为“惟楚有才”，并将这句原话断章取义，用其前半句炫耀自己，而将后半句掩藏进泣血的心中。虽然此“惟”只是个语气助词，但它却强调了“楚地有才”，而忽略了楚地人才命运之不幸。然而，对这个成语典故的改造并没有到此为止，跟着就有后世的后人们，进一步偷换概念，将语气助词“惟”改换成了含有“独有”之意的“唯”。哈哈，这一字之改，词义全然升华到了舍我其谁的境界“唯楚有才”——独有楚地有人才！
荆楚大地上盛产人才是一回事，但荆楚之地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否信得过、留得住、用得上人才，则是另一回事。笔者每读华夏历史，尤其是读楚史，在为古楚先民们为强盛楚国而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感到振奋的同时，又为好不容易强盛起来的楚国突然落花流水般的衰亡而扼腕叹息！而那些一次次让强盛的楚国走向衰败、衰亡的重大历史变故的刀光剑影中，几乎都有楚国的旷世人才被迫出走、流落他乡后，借助别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向楚国朝政杀来的回马枪。行文至此，我们不妨从史书中检索一些被迫出走后的楚国旷世人才，最后向楚国杀回马枪的最“给力”的事实吧——
伍子胥有治世之才，楚王却由刚开始的信不过他，到最后杀了他满门，一气之下的伍子胥历尽艰险“过昭关”，跑到吴国谋政，帮助吴国厉兵秣马强盛起来，最后率吴国兵将杀回楚都，将死去的楚王“掘墓鞭尸”，搞得楚国国势从此一蹶不振。范蠡有济世之才，楚王却牙根儿就不想留用他，饱受楚王歧视的范蠡在怀才不遇中，只好跑到小邦越国，督导越往勾践卧薪尝胆，助其成就其春秋霸业。李斯有经天之才，能辅佐社稷江山，但楚王却不仅不用他，还深恶痛绝他，迫使李斯跑到秦国谋前途。最后李斯成为秦国丞相，实施变法，辅佐秦王嬴政“扫XX而得天下”，终成千古一帝的始皇大名。屈原有纬地之才，楚王信而又疑，留而又逐，用而又绝。可怜屈原只好将胸中的万丈忧愤，泣血为珠，凝聚为一部悲愤千古的《离骚》，给所谓的“楚文化”传统留下了悲剧性的遗传因子。
尤其是值得今天执政荆楚的官员们以史为鉴的是，自古以来，有君子的地方必有小人，而缺少民主管理体制和气氛的政府部门，又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氛围里，君子一般是敌不过小人的。有道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手握对人才生杀大权的“一把手”，就成为戕害人才的杀手。回顾一下当年的楚国最有才能的几位人才的悲剧命运，他们无一不是遭遇小人的残酷迫害。伍员（伍子胥）桀骜不驯，却落败于小人费无忌；屈原文采绝艳，却落败于小人靳尚。楚国由盛入衰竟致灭国的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所用非人。所以，屈原曾悲切地叹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就此而言，一部楚国兴亡史，其实就是一部人才流失史。
湖北自汉以降，尽管年年出人才，代代有英贤，但荆楚大地上却没有诞生过什么著名的人才，连盛唐时代也只有孟浩然可以与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媲美。当然，在荆楚大地做过官或羁旅过的著名人物很多，但他们不能算楚地人才。而在唐代流传下来的著名典故“破天荒”，应该是湖北缺乏人才的耻辱——连续几届朝廷科举大考，堂堂的大荆州府竟然屡屡剃光头，没有一个人名列进士榜上。所以被人们戏称为“天荒”，意思即为天子朝堂上的人才灾荒。多年以后，终于有人中榜，荆州府的地方政府官员和民众高兴得奔走相告：终于“破了天荒”。尽管明代的荆州府出了个宰辅张居正，试图进行明朝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主张的改革措施虽然最终并没有得到实现，但他主张的“敬天法祖”、“孝莫大于遵祖”、“率由旧章”， 其实质却是遵守成宪、效法祖制，窃以为这还是楚先民“尊祖、崇古、守制”人文传统的扩大版而已。近现代以来，荆楚大地仍然很少滋养出著名人才，而很多湖北籍的著名人才差不多都是离开湖北后才获得成功的。譬如李四光、闻一多等等。追寻原因，似乎都与湖北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对人才成长的限制有关。
说到荆楚大地上世代传承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就不能不考究一下古楚先民在荆山南麓很封闭的山野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历程。的确，楚人是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的古老民族，他们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奋斗求生存的意志和刻苦钻研、一飞冲天的思想抱负。但是，他们却害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处处防备别人，而且还善于用鬼神巫术来算计别人，形成了气量小，胸怀狭窄的民风，容不得别人比自己高明，比自己成功。哪怕是著名的典故“问鼎中原”和“不服周”所表达的楚人急于王霸天下的意识，其实它所隐含的思想内核，也是楚人认为周朝朝廷总是瞧不起自己，才寻找机会实施的反抗举措。
所以，作为楚人的后裔，湖北人在一起就喜欢“窝里斗”，而一旦自己当了官或拥有了一方领地，就不容许别人比自己的智慧高、本领强，想方设法也要把比自己强的人整垮整倒整走。楚国曾经有与秦国争夺华夏江山的强大势力，但由于不善于用楚人的人才，排挤人才，结果逼迫得经邦济世之才不得不逃亡他方求生存。在这里，笔者不妨再次引述几位“楚才晋用”的历史档案，用以佐证楚不容才，迫使大贤大才们不得不远走他乡，实现自己的经邦济世的理想。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国公子归生访晋归国，楚令尹(楚国的丞相)子木向他了解晋国的情况，问道：“晋楚两国的大夫相比，哪国的大夫更贤能？”归生答说：“晋国的大夫都很贤能，几乎个个都是做公卿的人才。不过，这些大夫有许多是由楚国去到晋国的。”
公子归生所说的“由楚国去到晋国的”贤能大夫中，至少有四位在铁卷丹书中是堪称“楚才晋用”的实例：一是楚共王六年(公元前585年)发生子仪之乱时，楚国大夫析公逃到晋国，被晋国用作主要谋士。在楚晋之争的绕角战役中，晋国把他安排在战车的后面参与指挥。本来晋军失利，准备逃跑了，可是析公向晋君建议说：“楚军轻佻，当于夜间袭击!”晋君听了他的建议，夜袭楚军，结果大获全胜。二是楚国大夫雍子不幸遭到父兄的诬陷，楚王和左右大臣无人为他主持公道，雍子只好逃奔晋国。晋国给了他封地，礼遇有加。在彭城战役中，晋楚两军相遇于靡角之谷，晋军正要撤退，雍子却向晋军发布命令：“喂饱战马，烧毁帐篷，明日与楚军决一死战！”结果又把楚军打败了。三是楚国宗族大夫子灵，他逃至晋国后，得到重用。子灵为晋国抵御了北狄的进攻，又与楚国的近邻吴国联合通好，使吴叛楚。还训练吴军乘车射箭，奔驰作战，成为楚国的心腹之患。四是若敖氏之乱中楚臣贲皇逃亡晋国，晋人将苗地封给了他，委以重任。楚共王十六年(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时，楚军兵强马壮，气焰嚣张地杀向晋军，实力不济的晋军眼看就要败逃，深谙楚军战法的贲皇向晋君建议说：“楚军来势凶猛，其精锐之兵不过是中军五族，我们必须避实就虚，先以晋军的精锐中军分为两路，全力攻击楚军的左军与右军，然后合兵攻其主力，定能大败楚军。”晋君照此用兵，又获全胜。
楚令尹子木听公子归生一口气讲了四位楚才为晋所用的例证后，不得不感叹道：“确是这样啊！楚虽有才，晋实用之”。这就是“楚才晋用”的典故来源。 在中国的辞典中，除了“楚才晋用”、“楚人秦相”“楚将吴帅”的记载，还有像屈原这样的旷世之才，在楚国倍受打击，被流放蛮荒之地、沉沙汨罗江的悲剧；“高山流水遇知音”著名典故中的大音乐家喻伯牙，也是因为在楚国无法发挥自己的才干，最后流落晋国，当了上大夫的要职，最后以晋国公使的身份出使楚国时，才与隐居在汉阳山中打柴为生的音乐家钟子期相遇的。可惜，同为当时著名音乐家的钟子期，因为不愿意走出故土，只好隐居汉水之阳的山野，靠打柴为生，终老黄泉。可见楚人不重视人才、埋没人才，甚至打击压制人才，是有其悠久人文历史的，并且这种地域性的社会集体无意识，已经浸入到楚地后人的骨髓之中了。
据最近的30年来的资料显示，在湖北武汉的著名高等学府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三位，其中列入全国前十名的著名大学就有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而被列入国家“211工程” 名单的重点大学数量，武汉在全国名列前茅。可是，在湖北的数十所高等学府中，每年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由于在湖北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使用，或得不到应有的工作岗位和报酬，或被疾贤妒能的排挤而纷纷南下、结伴东飞或出国寻求发展。
笔者在2000年曾为写一篇文章查阅过当时的一个统计数据，说是从湖北各个大学毕业的博士生留在湖北工作的人，还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五。而今又是10年过去了，最近笔者再次注意到这样一篇《武汉遭遇人才流失之痛》的文章。据该文章引述：“根据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的数据表明，在武汉高校毕业生中，每年有99%的博士，96%的硕士和89%的本科生流向市属以外的单位。根据省人事厅抽样调查显示，最近5年全省高、中级职务人才的流失分别是引进的6.45倍和4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的骨干力量因此而减少了50%。”新世纪的1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最好时期，科学是生产力，人才是实力，经济实力的竞争就是人才竞争的理念深入人心。而湖北在这10年里在留住人才、使用人才方面竟然出现如此倒退现象，这是多么匪夷所思的现实呵！
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追问一声：那些位于湖北省领导岗位和科技阵地的领导人，他们真的不知道这铁的事实吗？其实，他们也可能是害怕有才干的人进入他们的领地，进而对他们取而代之。于是，他们继续沿用古楚民族的狭隘妒忌心理，迫使有本领的人才走人。如此下去，振兴湖北经济，发展现代科技，坚持科学发展，就只能是文件上的虚假语言或领导人的大话套话了。据笔者所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向湖北以外的、或走向国外的湖北人才，一般都比较有建树，成功人士大有人在。在好多地方都听当地朋友们说到湖北人的聪明能干，能够成就大事。为什么他们飞出了湖北就拥有了广阔的用武天地，就能够发挥才干做出惊人的成绩，而留在湖北就只能效法“猛虎卧荒丘”埋没自己呢？我们不能否认，这是荆楚大地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造成的负面结果，也是自酿的苦果。
写到这里。笔者不妨作一个假设：倘若当今湖南省的省长周强、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胡春华，这两位已经成为国家封疆大吏的年轻的湖北籍官员，倘若当初他们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北的鄂东和鄂西山区的家乡工作，说实话吧，即便他们再发奋工作，再才华横溢，若不被人因嫉妒而打压下去的话，充其量也只能混个县级官员吧！他们今天能成为新一代的治国之才，主政华夏一方，想来他们俩都应该感谢自己当初的选择——走出荆楚大地，留在他乡发展。
湖北地处中原，交通极其便利，物产极其丰富，人才资源极其丰厚，荆楚儿女极其聪明，要是发挥好每个人才的才智，做到人尽其才，在当前大好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湖北真的是可以“一飞冲天”，为中华的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但其前提是，湖北人必须彻底抛弃古楚民族遗留下来的疾贤妒能的狭隘心理，彻底地对所谓的“楚文化”中的封闭性的人文环境予以否定和扬弃。也期待现任的湖北各级领导们用心关注湖北的人才命运，制订相关的政策，保护湖北的人才，使用湖北的人才，让湖北的人才在湖北的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乃湖北之大幸，中国之大幸也！
2011-02-16 于荆楚故地
文 / 任善炯
自古以来，人们盛赞“唯楚有才”，湖北人往往为这句古语感到自豪，而作为楚地核心区域的荆州，更是至今还沉浸在这历史辉煌的荣耀之中。但是，无论是湖北人，还是荆州人，在谈到本地盛产人才的时候，却往往只强调“惟楚有才”，而不愿意说出这句历史典故的下半句是“楚才晋用”。大略这实在有点伤湖北人的脸面，特别是让荆州人的脸上无光。因为古荆州之地，就是楚国国都。
追溯一下浩瀚的历史典籍，“惟楚有才”，确乎在史书上留有踪迹，并非后人的穿凿附会。但历史告知我们，这个成语典故的唯一来源，以及它的本义，其实是褒贬参半。因为史书上记载的原话是“虽楚有才，晋实用之”。八字连读，内含贬义，比喻楚地虽然有人才，但人才外流，为人作嫁。而生于楚、长于楚的后世学人，也许为了面子吧，将 “虽楚有才”篡改为“惟楚有才”，并将这句原话断章取义，用其前半句炫耀自己，而将后半句掩藏进泣血的心中。虽然此“惟”只是个语气助词，但它却强调了“楚地有才”，而忽略了楚地人才命运之不幸。然而，对这个成语典故的改造并没有到此为止，跟着就有后世的后人们，进一步偷换概念，将语气助词“惟”改换成了含有“独有”之意的“唯”。哈哈，这一字之改，词义全然升华到了舍我其谁的境界“唯楚有才”——独有楚地有人才！
荆楚大地上盛产人才是一回事，但荆楚之地的社会环境和人文环境是否信得过、留得住、用得上人才，则是另一回事。笔者每读华夏历史，尤其是读楚史，在为古楚先民们为强盛楚国而筚路蓝缕的创业精神感到振奋的同时，又为好不容易强盛起来的楚国突然落花流水般的衰亡而扼腕叹息！而那些一次次让强盛的楚国走向衰败、衰亡的重大历史变故的刀光剑影中，几乎都有楚国的旷世人才被迫出走、流落他乡后，借助别的诸侯国的政治军事力量，向楚国朝政杀来的回马枪。行文至此，我们不妨从史书中检索一些被迫出走后的楚国旷世人才，最后向楚国杀回马枪的最“给力”的事实吧——
伍子胥有治世之才，楚王却由刚开始的信不过他，到最后杀了他满门，一气之下的伍子胥历尽艰险“过昭关”，跑到吴国谋政，帮助吴国厉兵秣马强盛起来，最后率吴国兵将杀回楚都，将死去的楚王“掘墓鞭尸”，搞得楚国国势从此一蹶不振。范蠡有济世之才，楚王却牙根儿就不想留用他，饱受楚王歧视的范蠡在怀才不遇中，只好跑到小邦越国，督导越往勾践卧薪尝胆，助其成就其春秋霸业。李斯有经天之才，能辅佐社稷江山，但楚王却不仅不用他，还深恶痛绝他，迫使李斯跑到秦国谋前途。最后李斯成为秦国丞相，实施变法，辅佐秦王嬴政“扫XX而得天下”，终成千古一帝的始皇大名。屈原有纬地之才，楚王信而又疑，留而又逐，用而又绝。可怜屈原只好将胸中的万丈忧愤，泣血为珠，凝聚为一部悲愤千古的《离骚》，给所谓的“楚文化”传统留下了悲剧性的遗传因子。
尤其是值得今天执政荆楚的官员们以史为鉴的是，自古以来，有君子的地方必有小人，而缺少民主管理体制和气氛的政府部门，又缺少有效的监督机制，所以在“一把手”说了算的政治氛围里，君子一般是敌不过小人的。有道是“文章憎命达，魑魅喜人过”，手握对人才生杀大权的“一把手”，就成为戕害人才的杀手。回顾一下当年的楚国最有才能的几位人才的悲剧命运，他们无一不是遭遇小人的残酷迫害。伍员（伍子胥）桀骜不驯，却落败于小人费无忌；屈原文采绝艳，却落败于小人靳尚。楚国由盛入衰竟致灭国的教训有很多，其中最主要的一条就是所用非人。所以，屈原曾悲切地叹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谗人高张，贤士无名。”（《卜居》）就此而言，一部楚国兴亡史，其实就是一部人才流失史。
湖北自汉以降，尽管年年出人才，代代有英贤，但荆楚大地上却没有诞生过什么著名的人才，连盛唐时代也只有孟浩然可以与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媲美。当然，在荆楚大地做过官或羁旅过的著名人物很多，但他们不能算楚地人才。而在唐代流传下来的著名典故“破天荒”，应该是湖北缺乏人才的耻辱——连续几届朝廷科举大考，堂堂的大荆州府竟然屡屡剃光头，没有一个人名列进士榜上。所以被人们戏称为“天荒”，意思即为天子朝堂上的人才灾荒。多年以后，终于有人中榜，荆州府的地方政府官员和民众高兴得奔走相告：终于“破了天荒”。尽管明代的荆州府出了个宰辅张居正，试图进行明朝政治体制的改革，他主张的改革措施虽然最终并没有得到实现，但他主张的“敬天法祖”、“孝莫大于遵祖”、“率由旧章”， 其实质却是遵守成宪、效法祖制，窃以为这还是楚先民“尊祖、崇古、守制”人文传统的扩大版而已。近现代以来，荆楚大地仍然很少滋养出著名人才，而很多湖北籍的著名人才差不多都是离开湖北后才获得成功的。譬如李四光、闻一多等等。追寻原因，似乎都与湖北的社会环境、人文环境对人才成长的限制有关。
说到荆楚大地上世代传承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就不能不考究一下古楚先民在荆山南麓很封闭的山野中“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奋斗历程。的确，楚人是从深山老林里走出来的古老民族，他们有吃苦耐劳的精神、奋斗求生存的意志和刻苦钻研、一飞冲天的思想抱负。但是，他们却害怕别人瞧不起自己，处处防备别人，而且还善于用鬼神巫术来算计别人，形成了气量小，胸怀狭窄的民风，容不得别人比自己高明，比自己成功。哪怕是著名的典故“问鼎中原”和“不服周”所表达的楚人急于王霸天下的意识，其实它所隐含的思想内核，也是楚人认为周朝朝廷总是瞧不起自己，才寻找机会实施的反抗举措。
所以，作为楚人的后裔，湖北人在一起就喜欢“窝里斗”，而一旦自己当了官或拥有了一方领地，就不容许别人比自己的智慧高、本领强，想方设法也要把比自己强的人整垮整倒整走。楚国曾经有与秦国争夺华夏江山的强大势力，但由于不善于用楚人的人才，排挤人才，结果逼迫得经邦济世之才不得不逃亡他方求生存。在这里，笔者不妨再次引述几位“楚才晋用”的历史档案，用以佐证楚不容才，迫使大贤大才们不得不远走他乡，实现自己的经邦济世的理想。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期鲁襄公二十六年(公元前547年)，楚国公子归生访晋归国，楚令尹(楚国的丞相)子木向他了解晋国的情况，问道：“晋楚两国的大夫相比，哪国的大夫更贤能？”归生答说：“晋国的大夫都很贤能，几乎个个都是做公卿的人才。不过，这些大夫有许多是由楚国去到晋国的。”
公子归生所说的“由楚国去到晋国的”贤能大夫中，至少有四位在铁卷丹书中是堪称“楚才晋用”的实例：一是楚共王六年(公元前585年)发生子仪之乱时，楚国大夫析公逃到晋国，被晋国用作主要谋士。在楚晋之争的绕角战役中，晋国把他安排在战车的后面参与指挥。本来晋军失利，准备逃跑了，可是析公向晋君建议说：“楚军轻佻，当于夜间袭击!”晋君听了他的建议，夜袭楚军，结果大获全胜。二是楚国大夫雍子不幸遭到父兄的诬陷，楚王和左右大臣无人为他主持公道，雍子只好逃奔晋国。晋国给了他封地，礼遇有加。在彭城战役中，晋楚两军相遇于靡角之谷，晋军正要撤退，雍子却向晋军发布命令：“喂饱战马，烧毁帐篷，明日与楚军决一死战！”结果又把楚军打败了。三是楚国宗族大夫子灵，他逃至晋国后，得到重用。子灵为晋国抵御了北狄的进攻，又与楚国的近邻吴国联合通好，使吴叛楚。还训练吴军乘车射箭，奔驰作战，成为楚国的心腹之患。四是若敖氏之乱中楚臣贲皇逃亡晋国，晋人将苗地封给了他，委以重任。楚共王十六年(公元前575年)鄢陵之战时，楚军兵强马壮，气焰嚣张地杀向晋军，实力不济的晋军眼看就要败逃，深谙楚军战法的贲皇向晋君建议说：“楚军来势凶猛，其精锐之兵不过是中军五族，我们必须避实就虚，先以晋军的精锐中军分为两路，全力攻击楚军的左军与右军，然后合兵攻其主力，定能大败楚军。”晋君照此用兵，又获全胜。
楚令尹子木听公子归生一口气讲了四位楚才为晋所用的例证后，不得不感叹道：“确是这样啊！楚虽有才，晋实用之”。这就是“楚才晋用”的典故来源。 在中国的辞典中，除了“楚才晋用”、“楚人秦相”“楚将吴帅”的记载，还有像屈原这样的旷世之才，在楚国倍受打击，被流放蛮荒之地、沉沙汨罗江的悲剧；“高山流水遇知音”著名典故中的大音乐家喻伯牙，也是因为在楚国无法发挥自己的才干，最后流落晋国，当了上大夫的要职，最后以晋国公使的身份出使楚国时，才与隐居在汉阳山中打柴为生的音乐家钟子期相遇的。可惜，同为当时著名音乐家的钟子期，因为不愿意走出故土，只好隐居汉水之阳的山野，靠打柴为生，终老黄泉。可见楚人不重视人才、埋没人才，甚至打击压制人才，是有其悠久人文历史的，并且这种地域性的社会集体无意识，已经浸入到楚地后人的骨髓之中了。
据最近的30年来的资料显示，在湖北武汉的著名高等学府数量在全国排名第三位，其中列入全国前十名的著名大学就有武汉大学和华中科技大学，而被列入国家“211工程” 名单的重点大学数量，武汉在全国名列前茅。可是，在湖北的数十所高等学府中，每年毕业的硕士生和博士生，由于在湖北得不到应有的重视和使用，或得不到应有的工作岗位和报酬，或被疾贤妒能的排挤而纷纷南下、结伴东飞或出国寻求发展。
笔者在2000年曾为写一篇文章查阅过当时的一个统计数据，说是从湖北各个大学毕业的博士生留在湖北工作的人，还不到总数的百分之五。而今又是10年过去了，最近笔者再次注意到这样一篇《武汉遭遇人才流失之痛》的文章。据该文章引述：“根据武汉市人才服务中心的数据表明，在武汉高校毕业生中，每年有99%的博士，96%的硕士和89%的本科生流向市属以外的单位。根据省人事厅抽样调查显示，最近5年全省高、中级职务人才的流失分别是引进的6.45倍和4倍，高新技术产业开发的骨干力量因此而减少了50%。”新世纪的1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大发展的最好时期，科学是生产力，人才是实力，经济实力的竞争就是人才竞争的理念深入人心。而湖北在这10年里在留住人才、使用人才方面竟然出现如此倒退现象，这是多么匪夷所思的现实呵！
有鉴于此，我们不仅要追问一声：那些位于湖北省领导岗位和科技阵地的领导人，他们真的不知道这铁的事实吗？其实，他们也可能是害怕有才干的人进入他们的领地，进而对他们取而代之。于是，他们继续沿用古楚民族的狭隘妒忌心理，迫使有本领的人才走人。如此下去，振兴湖北经济，发展现代科技，坚持科学发展，就只能是文件上的虚假语言或领导人的大话套话了。据笔者所知，改革开放30多年来，走向湖北以外的、或走向国外的湖北人才，一般都比较有建树，成功人士大有人在。在好多地方都听当地朋友们说到湖北人的聪明能干，能够成就大事。为什么他们飞出了湖北就拥有了广阔的用武天地，就能够发挥才干做出惊人的成绩，而留在湖北就只能效法“猛虎卧荒丘”埋没自己呢？我们不能否认，这是荆楚大地的社会环境与人文环境造成的负面结果，也是自酿的苦果。
写到这里。笔者不妨作一个假设：倘若当今湖南省的省长周强、内蒙古自治区的党委书记胡春华，这两位已经成为国家封疆大吏的年轻的湖北籍官员，倘若当初他们大学毕业后回到湖北的鄂东和鄂西山区的家乡工作，说实话吧，即便他们再发奋工作，再才华横溢，若不被人因嫉妒而打压下去的话，充其量也只能混个县级官员吧！他们今天能成为新一代的治国之才，主政华夏一方，想来他们俩都应该感谢自己当初的选择——走出荆楚大地，留在他乡发展。
湖北地处中原，交通极其便利，物产极其丰富，人才资源极其丰厚，荆楚儿女极其聪明，要是发挥好每个人才的才智，做到人尽其才，在当前大好的国内经济社会发展格局中，湖北真的是可以“一飞冲天”，为中华的振兴做出更大的贡献的。但其前提是，湖北人必须彻底抛弃古楚民族遗留下来的疾贤妒能的狭隘心理，彻底地对所谓的“楚文化”中的封闭性的人文环境予以否定和扬弃。也期待现任的湖北各级领导们用心关注湖北的人才命运，制订相关的政策，保护湖北的人才，使用湖北的人才，让湖北的人才在湖北的经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乃湖北之大幸，中国之大幸也！
2011-02-16 于荆楚故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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