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当娜全部演唱会:印章：方寸之间，气象万千

　　印·信

　　印章的起源悠久，印章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信”的意思，表示诚信、信任、相信、信仰，知音以印为信物，中国古代文人士大夫用印章表示自己坚定的信仰，崇尚格调与境界。

　　最早的中国印是印玺，是私有制出现以后的产物，印玺的形成与货物、与属于私有财产的奴隶密切相关。《后汉书·祭祀志》指出：“三皇无文，结绳以治，自五帝始有书契。至于三王，俗化雕文，诈伪渐兴，始有印玺以检奸萌，然犹未有金玉银铜之器也。”

　　“三王”指夏禹、商汤、周文王。“诈伪”、“奸萌”显然是私有制出现后的诈骗、冒认、偷盗、侵夺等不正当的行为。因此，能在器物上戳压记号，以证明物归谁主的中国印便应运而生，殷商时代的经印仅仅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到了西周，随着商品经济的出现，玺印跻身于符节一类行列，才有了凭信的作用。

　　印章也是政治的工具。它曾经在封检时盖在“封泥”上，用做记号。据《史记》载，战国时代，以主张合纵著称的政治家苏秦曾佩有六国的相印，证明那个时期官吏佩印已经形成了一种制度。

　　最近发现的曹操墓一时引起学界和社会上的普遍关注。其中一项质疑的声音就是，为什么此次没有发现曹操的印章？因为很多人都知道，印章是确定墓主人身份最重要的证据之一。

　　曹操高陵墓葬考古队领队潘伟斌回应说，曹操是严禁随葬印章的！因为当时他的印章，不是金的，就是玉的，随葬进去，违反了他“无藏金玉珍宝” 的遗令，有悖于他的薄葬思想；而且更容易遭到盗掘。后来曹操的儿子曹丕在追封曹操为武皇帝的时候给曹操制了一枚金印，因为以上原因而不敢放进高陵内，而是放在了另一个石龛里。

　　潘伟斌还引用曹植为父亲曹操写的《诔文》中的一段话来证明自己的观点，其文为“既即梓宫，躬御缀衣，玺不存身，唯绋是荷。”所谓“玺不存身”，说的就是严禁随葬印章。

清  田黄石龙纽长方章   成交价RMB16,500    北京翰海2005年7月

清  田黄石兽纽方章   成交价RMB16,500     北京翰海2005年7月

清  田黄石兽纽方章   成交价RMB22,000     北京翰海2005年7月

　　印·权

　　印章不仅是持信之物，还是权力的象征。 据记载：秦以前的玺印尊卑共之，“民皆以金玉为印、龙虎钮、唯其好，”秦始皇建立了统一的封建帝国以后，为了提高皇帝的尊严，对于印章的使用，定下了严格的制度：皇帝所用的称为“玺”，臣下所用的或称“章”，或称“印”，名有专称，不能混淆。

　　秦始皇在统一中国之前，曾经掠得赵国的国宝“和氏璧”，于秦二十六年令李斯篆刻作为皇帝的玉玺，这就是中国历史上最有名的传国玺。此玺方圆四寸，上镌五龙交纽，并篆有“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个字。

　　汉代官印分文官印和武官印两种。文官用铸印，武官用凿印（凿印是将预先制作好的印坯由印工用刀直接凿刻而成，为武官急赴前方战场佩戴所用），也称急就章。齐白石先生就是从急就章中悟出机理，而成一代大家的。

　　隋唐时，印章没有重大发展。武则天掌权时，因“玺”与“死”近音，下令将“玺”改为“宝”。北宋徵宗善长书画艺术，他拥有印章、收藏章、闲章极多。金灭北宋后，从宋都获皇帝玉宝15枚，金宝7枚、金印1枚、镀金银宝5枚、共28枚，各种杂印35枚。

　　现在广为人知的石印章的兴起始自元代著名画家王冕。他最先采用花乳石做印章，这种印材既不像金、银、铜、牙那样费劲难刻，又能表现各种刀法的效果和韵致，因而广受欢迎。而推动石头作为印材并形成流派则始自一个叫文彭的书画家，其父是明代“江南四大才子”之一的文征明。

　　据说，当年文彭在南京做官时，经常将要刻的文字设计好请当时南京的名手雕刻，一次上街时他偶然看到一妇女挑着几筐民间雕琢首饰的青田灯光冻石，顺手将它买下并尝试制作印章，谁料效果十分理想，时人纷纷效法，一时轰动。

　　明清之际印章得到空前发展，特别是清代篆刻艺术足以胜出汉印。而明清篆刻艺术家，对印章艺术具有极深刻的理解，因此能在汉印艺术的基础上又有新的创新。

　　随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申办成功，“中国印”也随之名声远播，而且日渐成为社会经济和文化交流中一种时尚的礼品，代表着诚信、祝福、尊重、情意和约定。

　　近几年来，印章受到追捧，但更多地倾向于材质的升值空间，如资源紧缺的田黄、鸡血石受到热烈追捧。而印章本身的文化内涵一时无人顾及。相信随着时代的发展，中国印的文化内涵将得到进一步的体现。

各式印章  （二十八方）RMB5600  中国嘉德  2009年11月

清  咸丰  墨玉龙钮玺   RMB350,000~450,000  北京翰海珍玩05秋拍

清  中期  田黄巧色龙纹扁方章  RMB20,000~30,000  （左）  清  中期  田黄双龙回纹章   RMB20,000~30,000 （右）  北京翰海古董珍玩专场 07.01.21

民国金融牛角印章一组四件  成交价RMB11,200  中国嘉德  2009年11月

　　名人的印章缘

　　古往今来，喜欢藏书的名人雅士大都在自己的藏书上钤上印。印章上除名号之外，往往还留有别的文字，用以反映藏书者的人品和气质，让人感到妙趣横生，韵味无穷。

　　明代以后，使用藏书印的风气逐渐普及开来，私人藏书尤为重视藏书印的应用。明代文学家黄宗羲的藏书印上刻著“穷不忘买，乱不忘携，老不忘读，子子孙孙，鉴我心曲”，爱书之情，尽在其中。

　　明代“汲古阁”主人毛晋藏书之丰举世皆知。他有一方56个字的大藏书印章，印文为“赵文敏于书卷末云，吾家业儒，辛勤置书，以遗子孙，其志如何，后人不卖，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屋，当念斯言，耻非其有，无宁舍旃”。可谓蔚为壮观。

　　清代“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他的私人印章寓人品于字里行间，颇具韵味。常见的钤印有“七品官耳”、“动而得谤，名亦随之”。初看印文平淡，细究方觉可贵。藏书大师马太龙自刻一藏书印章，印文为“印奴”。由于藏书甚多，他的书常被人盗走。他一气之下又刻了“警印”，钤于书之扉页：“窃书非雅贼”。

　　现代许多文艺家藏书印章也独具特色。像瞿秋白、杨之华夫妇常合用一印钤于书扉页，印文是“秋之白华”，含二人名字在内，构思巧妙，用意深刻。茅盾所藏的《庄子集解》上，盖有他的“玄珠68岁后所读书”的藏书印记，颇有深意。

　　在现存的鲁迅先生57方印章实物中，有一方白文草书“迅”字印为鲁迅自刻，许广平当年捐赠予北京鲁迅博物馆时称，该印是实物印章中唯一一件鲁迅自刻印，弥足珍贵。鲁迅遗存的其他一些均为自用印，如姓名笔名章、藏书鉴赏章和闲章等。 

　　为鲁迅治印的多为篆刻名家，如早期的西泠印人吴德光和陶寿伯，其中陶寿伯后列赵叔孺门下，与陈巨来、方介堪、叶潞渊同为“赵门四杰”，亦印坛一时之翘楚。还有一位与鲁迅交谊最厚的书画篆刻家陈师曾不得不说。陈师曾是晚清同光派诗人陈三立之子、史学大家陈寅恪之兄，其印古拙纯朴，老辣浑穆，深得鲁迅喜爱。而且他与鲁迅关系非同一般，早年曾同窗于南京矿路学堂和日本弘文学院，后又同在民国教育部共事。在鲁迅日记中，尤其是1914年至1916年之间，经常可读到他与陈师曾访友逛书肆的记录。

　　陈师曾替鲁迅刻印多方，如“会稽周氏收藏”、“会稽周氏”、“俟堂”等，《鲁迅日记》大多都有记载。查1916年11月30日《日记》中就有：“师曾贻印一方，文‘俟堂’。”据许寿裳后来回忆：当时陈问鲁迅印章刻何内容时，鲁迅便说：“你叫槐堂，我就叫俟堂罢。”

　　鲁迅晚年还经常使用两方略小点的印，一白一朱，分别是“鲁迅”和“旅隼”。1933年鲁迅致郑振铎信中曾提到“名印托刘小姐刻，就够好了……。”信中的“刘小姐”，指的就是刻此两方印的刘淑度。刘淑度名师仪，1925年考入北师大中文系，课余在齐白石门下学艺。白石先生曾评她“篆法刀工无女人气……殊为闺阁特出也。” 

　　鲁迅遗印中，还有个独特的印章，印文楷书“生病”朱文两字。周海婴在《重回上海忆童年》中写道：“这一枚‘生病’图章，是父亲在逝世之前的那一年请人刻制的。当时，他已病得很重。据《日记》从1936年6月5日——6月30日，就‘艰于起坐’，连一向坚持的日记都不能写了，因而也就不能像过去那样，有信必复，有稿必看了。接到信件，不愿拖延时日，以免寄信人和寄稿人牵挂，所以想出此法，在回执条上盖上‘生病’二字的图章，使寄件人见此回执，就能明白情况，不致再着急催促。这也是父亲对识与不识朋友的一种认真负责的态度。”“生病”印现存上海鲁迅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