鹿晗原名李如阳:肖知兴：我们为什么容易自我膨胀

最近看了安东尼奥尼的长达三小时半的纪录片《中国》和朋友从香港给我带来的几本关于建国以来发生一些事情的几本书，感触非常深。电影和书里一个共同点是那个年代里毛泽东无所不至的巨大存在。安东尼奥尼是左派，在1972年那么一个特殊的年代，整部片子却依然散发出一种平和、深厚的人道主义温情，非常让人感动。那些一口一个“敬爱领袖毛主席”的幼儿园朋友们，现在已经是为人父母、人到中年了，不知道他们还想不想得起镜头后面那个不苟言笼、目光锐利的高个子意大利人?可惜他的呕心之作却被批为“恶毒攻击中国”的“反华”影片，一直到2007年去世，35年，安东尼奥尼再也没有踏上中国的土地一步。
那几本书里的内容更是沉重到令人欲言又止了。总而言之，从反右，到大跃进，到“文革”这一系列政治运动，如果联系到中国与苏联，毛泽东与斯大林、与赫鲁晓夫的关系，背后的逻辑主线才算是清晰了。首先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错误的清算引起了毛的警醒，所以毛要通过反右奠定其在国内一言九鼎的地位。然后是“手中没把米，叫鸡都不来”，要想争夺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主导权。没有经济实力不行，所以要迅速发展经济，“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才有了“三面红旗”，有了大跃进，以及大跃进之后的“大摔跤”，然后是“七千人大会”上的微妙的毛刘之争。最后是1966年3月22日，中共中央复信苏共中央表示中共不能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苏正式决裂。两个月后，《五一六通知》出炉，一个彻底改变了几代中国人的命运的时代开始了。
所以，那个时代最流行的一张宣传画是不同肤色的人沐浴在伟大领袖的耀目光芒之下。一个人自我膨胀的结果是整个国家的灾难。从小学起，老师每天挂在嘴上教训我们“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我们念念不忘的所谓“落后”与“进步”，不过是期末考试的排名先后而已，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么大一个国家的“落后”与“进步”，居然也会取决于一个人的“谦虚”与“骄傲”。
国家是这样、公司更是这样。而今活跃在商界的这些风云人物，有几个人能够完全脱离他们所成长的那个时代的巨大阴影?曾几何时，中国上下不是到处都活跃着那种梳着大背头，裤子挽到胸前，腆着肚子作高瞻远瞩状的企业家吗?一两个项目侥幸成功后，就自我表现膨胀到非要把自己当牛皮阀使，做“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弄潮儿，弄着弄着就把自己弄到监狱里去了。这种企业家不时髦甚至不吉利之后，活跃于大小论坛的逐渐是另一种类型了：王朔式的痞子型企业家。他们与上一种类型企业家看起来完全不是一种类型，但实际上与那种企业家构成一种类似正负电子的相生关系，其共同基因是那个特殊时代培养起来的、发自内心的对各种规则(包括自然规律和人际法则)的蔑视。
《经济学人》去年圣诞节特刊的封面文章以一种令人哭笑不得的笔调描述了伟大领袖如何是那些(业绩不那么好的)CE0和管理者学习的好榜样：一个像“为人民服务”那种美丽口号；对媒体进行无情的操纵；对下属和朋友毫不留情；如果没有业绩，一定要显得很忙等等。我更哭笑不得的是国内一本管理类的杂志的综述，居然说西方重视研究中国管理经验，不约而同地把目标对准“中国式管理”云云。呜呼，所谓误人子弟，“毁”人不倦者是也!
我曾经写过，卡理斯玛型领导者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社会化的，一类是个人化的。社会化的卡理斯玛型领导者很慎重地使用自己的权威。善于反省，有坚定的自信心，不倾向于使用各种阴谋手段。他们讲究平等，尊重现有的权力架构，努力满足追随者的需求，通过授权来激励下属。这种领导者深层的动机是促进他人的福祉，与人交往的兴趣来自他们对他人真诚的关怀，寻求的是一种社会化的成就感，这种成就感的衡量标准是集体生活环境和生活质量的提高。他们让追随者信仰自己从事的事业，坚持一种普遍的价值观而不是个人崇拜。
与此相对比的是个人化的卡理斯玛型领导者，他们非常注重培植自己的无上权威、对下属使用权威时没有丝毫顾忌。他们从来不反省，内心有很强的不安全感，缺乏自信心，非常喜欢使用各种阴谋诡计。他们独断专行，无视规则，不鼓励平等的讨论，开展工作时完全无视现有的权力架构。他们乐于通过奖惩来激励追随者。他们与追随者之间的关东是一种依附与被依附的关东，强调无条件的服从，而不是独立的思考。他们行踪诡秘，永远不让别人知道他们心里在想什么。他们培植个人的无上权威而不是制度的权威。他们寻求个人的成就感而不是社会化的成就感。他们放纵自我，无限地膨胀自我。如果可能，也们会让整个世祭为他们的一个想法而停下来，换一个方式运转。
承认吧，我们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小暴君。看住他，不要让他出来伤人--这也许便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原罪?
作者肖知兴  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著有学术随笔集《燎望》及中国组织研究专著《中国人为什么富不起来》等。
源自中国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