鸽子代表什么象征意义: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

忆中国原子弹的初制

袁成隆

2002年第1期 炎黄春秋杂志247

　　我是1956年二机部（即核工业部）成立不久，调任二机部副部长的，有幸先后在宋任穷、刘杰两位部长的领导下，参与了我国核工业初期起步的艰难历程，负责核工业生产最基础的核燃料矿产的勘探、开采、加工、转化的全过程，为把第一颗原子弹升上天奠定了基础。

　　探采铀矿土法上马

　　　　我任职的二机部建部初期，最大的问题是我国有没有铀矿资源。铀是制造原子弹的主要原料，因此找铀是头等大事。当时，部里所属的地质队在各地寻找矿源，其中有一支地质队在华中地区的深山老林里，从山顶到山脚三条数百米长的深沟中探测到铀矿。对这一发现，部里十分重视，苏联专家也很高兴。经过对可供开采的储量计算，结论证明我国不仅有铀矿，而且有品质优良的较大型铀矿。于是，1958年4月在这里动工兴建我国第一座大型铀矿厂，并开采出第一批矿石。

　　当时我们同苏联专家发生了一次争论。某些苏联专家坚持认为在花岗岩地区不可能开采出有价值的铀矿，铀矿只能到砂岩中去找，而我国地质队首次发现的铀矿区恰恰就属花岗岩地区。因此我们没有听他们的意见，坚持开采下去，并通过深部挖掘，结果证明在花岗岩地区不仅有铀矿，而且还是具有工业价值的大型铀矿。这一发现对我国地质资源的勘探开发，对国际上关于铀矿形成理论的发展，都具有新的突破性的意义。随后几十年中，二机部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地质队探明的铀矿资源，其中百分之四十以上都属于花岗岩地区。

　　仅是发现铀矿矿源，挖掘出矿石还不行，必须要从矿石中提炼出重铀酸胺（粗铀），再从粗铀中提炼出制造原子弹最终使用的核燃料。因此，能否搞到粗铀，就成为核燃料工业能否全线尽早起步的首要任务之一。

　　为了争取时间，我们一面筹建大厂，一面布置若干点进行土法炼铀。1958年秋，部里派我到西南地区考察农民在地质队的指导下，自力更生、土法上马办铀矿的情况。所见情况实在动人：四五十个男女青年农民，在技术专家的指导下，用镢头、铁铲开山取矿，然后在临时搭起的竹棚里用十分简陋的工具，不分昼夜，用碾米的石磨将矿石粉碎，用竹筛子筛净，用土缸酸浸，再用豆腐包细布一遍遍过滤，经烘干，最后才得到了所需的面粉状粗铀，经检验完全合格。

　　农民用土法办矿炼铀，搞原子能，这在世界上恐怕是史无前例的，它充分显示了中国人民的聪明智慧和愚公移山的英雄气概。我当即把这一激动人心的喜讯用电传向部里作了汇报，表示有信心用这个办法搞到更多的粗铀。通过20多个省、区的土法炼铀，我们共获得粗铀约160余吨，解决了大型矿山、冶炼厂未建成前，首先取得部分粗铀的问题。不要小看这土法上马搞出的粗铀，它可是对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争取了时间，立下了大功。

　　核燃料从最初的粗铀到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要经过多次冶炼转换才能产出可供组装核武器用的浓缩铀—235。为了早日取得合格的浓缩铀，当时我们没有等大厂建成，就在研究所里，用自制的土设备，因陋就简地先干了起来。在两年多的时间里，先是一个研究所就拿出了合格的二氧化铀21吨，四氟化铀31吨。研究所还先后建起了“615”乙、丙两套简法装置，生产出六氟化铀18.5吨。

　　当年，在我国决心发展核工业生产，拥有自己的原子弹时，苏联对我们是支持的，先后派来二机部工作的苏联专家有上千名之多。当时部里尚无政治部，但很重视政治思想工作，要我兼抓政治工作。为此我们专办了一张《跃进报》。　　毛主席看了很快作了重要批示，他批示说：“四海之内皆兄弟”，“尊重苏联同志，刻苦虚心学习，但又一定要破除迷信。打倒贾桂！贾桂即奴才，是谁也看不起的”。　　1960年8月风云突变，苏联政府无理撕毁合同，停止援助，撤走专家，给我们造成了巨大困难。

　　这些困难是：援建项目不配套，有的是缺项空白，有的无法开工，有的半路停工。特别是一些关键核心设备未全部到齐，资料、图纸不全，最终连原子弹模型和有关技术资料都不给我们，供扩散厂生产浓缩铀—235必需的六氟化铀也未按合同交货，人员培训半途中止，许多工艺技术尚未完全掌握。……

　　我们首先考虑的就是建立自己的专家队伍。为此，部里决定把我国为数不多、但却出类拔萃的学有专长的专家调集来，委以重任，充分发挥他们的积极性和创造才能；同时调来一批新毕业的尖子大学生和留学生，与老专家一起组成了一支可靠的科技队伍。

　　1961年二机部派我到兰州扩散厂蹲点，经过排队摸底调查，及时发现并解决了施工安装过程中的一些问题，弄清了200多个尚待攻克的技术难关。

　　　　当时我在兰州扩散厂亲眼看到该厂有领导、有计划、有组织的群众攻关活动搞得很好，通过成千上万次试验，取得了47万个数据，攻克了全厂200个技术难关，使各方面工作能按计划顺利开展。

　　1962年9月，部党组鉴于各项工作已走向正规，就向党中央写了一个专题报告，提出1964年下半年，至迟1965年上半年实现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两年规划”。　　

　　一次，为了一个储量仅300吨的小富铀矿，由于它品位高，埋藏浅，需要尽快开采以应急需，但因缺少人力，无法开工，要请部队调几百名战士给以支援。我去见周总理，请求帮助。总理详细询问了有关情况，要我再写个书面报告，然后批示有关部门给以解决，结果事情很快就办成了，铀矿及时得到开采利用，满足了当时的需要。

　　　　抓紧解决了核燃料生产系统两个关键性的重大问题，一个是生产浓缩铀—235专用原料六氟化铀的工厂，一个是铀—235金属铀的冶炼和加工工厂，它们都是研制原子弹核装料不可缺少的，除了原子能研究所勇敢地用土洋结合的简法装置，承担了生产六氟化铀的任务外，兰州铀浓缩厂也利用化工车间的回收装置，生产出六氟化铀，连同原子能研究所生产的六氟化铀，已能满足铀浓缩厂初期生产的需要。以后，在这基础上我们又正式建成了一个六氟化铀厂，解除了六氟化铀厂缺项之忧。

　　与此同时，铀—235金属元件冶炼加工厂的建厂任务也很紧迫，因苏联没给图纸，按原计划建大厂已来不及了，我们决定在玉门801厂内建个比较简化的小型厂，以应急需。决定下达后，大家劲头很大，由原子能研究所和设计院共同设计，各有关部门赶到现场，在玉门801厂的统一领导下，日夜奋战。二机部特派我到现场帮助，并承诺钢材、水泥、设备等，要什么给什么，什么时候要什么时候给。记得我根据现场需要，向二机部发过几次求助财物的电报，都马上得到解决。就于1963年底把小厂建成了，解决了影响核工业全线联动的又一个缺项。

　　1964年初，当“两年规划”进行到最后关键时刻，二氧化铀，四氟化铀，六氟化铀，直到浓缩铀—235都已过关，能取得合格产品，有关部门对核爆炸的计算等准备工作也已就绪，万事俱备，只等引爆核部件最后保质保时加工生产，拿出合格产品了。这一最后任务是由801厂负责，我又代表二机部赶到设在玉门的有关工厂督促完成任务。

　　浓缩铀—235金属球是用于原子弹起裂变反应的关键核部件，它的铸造和加工在工艺技术上要求很高。当时工作中遇到两个难题：一是，铀—235金属球在铸造时表面上总是起泡，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但久攻不下，不好解决，消息传来，牵动着上上下下多少人的心弦。二机部冶炼专家张沛霖教授一直在现场进行具体指导，由于我们没有铀冶炼经验，又无现成资料可查，只有自己反复试验，反复研究。一连几十天日夜奋战，从一周一炉改为一天一炉，每次出炉，大家聚在炉前，个个屏住呼吸，焦急地目不转睛地看结果。一次次失败，一次次总结，一次次再来。科学的态度，顽强的意志，认真的精神，终于使我们在冶炼和浇铸的温度、密度、角度和时间的合理控制上找出了原因，摸到了规律。几炉下来，不再起泡，成功了！几十张憔悴的脸上露出了笑容，熬红了的眼睛流出了喜泪。

　　铀—235金属球虽然铸造成功，但对它的切削加工又是一关。对铀—235金属球的精度、光洁度要求非常高，只能允许误差不超过一根头发的几分之一，几次试验都不理想。当时部内尚无这样高水平的车工，后来从武汉请来一位七级车工师傅，与玉门厂的车工共同努力，小心翼翼地一刀一丝，一丝一验，经过几天时间，终于切削成功，一个光亮、合格的核部件做成功了。作为原子弹前序列的核燃料工业各生产系统的各工厂、各科研设计单位，综其大成取得的这一最终成果拿出来了，放心地移交给核武器装配部门。时间是1964年4月30日夜。同年10月16日，我国第一个原子弹终于爆炸成功！（作者系原二机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