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鸡蛋仔图片大全:HK穷人的晚餐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7 16:17:40
《通胀中的挣扎》http://www.ftchinese.com/video/864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在铜锣湾步行街街头，几张收缩饭桌，一个改装过的货车，展示是香港来自香港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二十多个基层家庭，他们在食品价格飞速上涨的情况，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从饭桌，再看他们的居住环境，体会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面，依然存在的贫穷问题。
来看这个展览的，很多是年轻人，对于这些，很多人充满了好奇，不停的提问，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公屋倒是不算陌生，但是旧楼里面，被隔到只有二到六个平方米的房间，在便利店里面打发三餐的露宿者的生活，却是那样的遥远，最多在媒体上看到过几个画面，但是走得这样近，看得这样仔细，却都是第一次。
在这些家庭里面，有的失业者，只能够依靠教会的免费饭菜，有的单亲妈妈，把从内地买来的廉价牛肉，放在冰格里面，已经整整半年，这是女儿的“急救药”，因为医生说，身患地中海贫血的孩子，需要多吃红肉补充铁质。家庭主妇们，每天比较着菜的价格，赶在收档前买便宜蔬菜，明知道罐头过期，还是不舍得丢弃。不过也有温暖的故事，一个在面包工场的工人，每天把剩下不要活这样子不好看的面包带回家，除了自己留一下，家人会把这些面包，每个塑料袋里面放三四个，在半夜的时候，挂在街坊或者附近店铺的门口，帮助大家节省一点饭钱。
每个地方都会有贫穷出现，只不过每个地方的贫穷标准不同，因为平均收入的标准不同。拿美國今年的貧窮定義来说，是一個4人家庭去年收入少於22,314美元，單身人士收入少於11,139美元。美國統計局的最新報告指出，去年有15.1％美国人活在貧窮線以下，比例是1993年以來最高。
而在香港，一个单人家庭的月收入低于3725港元属于贫困，按照这样的标准，香港的贫穷人口有127万。食品价格上升，对于不少香港的贫穷家庭来说，食物开支大幅增加，平均占每月总开支的四成，而住房所占的比例，平均为二成八，乐施会的最新调查显示，在家中有十五岁的孩子的贫困家庭里面，每六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包括分量和营养。
香港的贫富差距严重，社会团体呼吁政府要多帮助贫困人口，而不管是香港政府已经在做的，还是民间提出的建议，有不少也值得内地借鉴。
比如内地正在开始兴建的保障房，不少是在偏远地段，而这个问题对于香港来说，当年天水围的设计，已经开始出现后遗症。对于这些低收入家庭来说，昂贵的交通费和更多的交通时间，让他们难以兼顾照顾子女以及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些偏远地区的物价，往往要比市区更贵，而大型连锁商店的垄断，拿天水围来说，调查显示，一顿饭，付出的开支要比在其他地区贵两成。当然，民间团体也有具体的建议来改善这样的情况，比如在社区里面允许居民当小贩，因为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让居民有更多廉价的商品选购，另一方面，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而现在，那些靠当非法小贩来贴补家用的居民，最担心的，就是被小贩管理队没收自己的生财工具。
对于香港的适龄学童来说，家庭贫困，虽然不影响他们求学的机会和质量，但是因为无力承担足够分量和营养的食物，却会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虽然这些家庭可以申请政府援助，但是由于食物价格上升，援助金额的调整，往往跟不上通涨。
在繁华的现代化都市里面，这些贫穷家庭往往是最沉默的一群，也往往会被忽略，尽管他们占据的人口比例并不算低。很多人无法想象，香港居然还有穷人，同样的，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情况，其实也存在于内地的那些光鲜的大城市里面。
当我站在名牌林立，霓虹灯闪烁的铜锣湾，看着那一张张的饭桌的时候，我在想，至少在香港，这些人群是有人在关注着，并且为他们奔走呼吁着.至少香港的福利政策相对完善，他们不需要为孩子上学烦恼，虽然生了病，会手停口停，但是至少可以享受到公立医院的服务。而在内地的那些大城市，繁荣富裕背后的穷困到底如何，又有没有人相信存在，并且关注呢?
（续）在香港石硖尾公屋地区的这家食物银行(food bank)，傍晚时分最为繁忙。这个时候，从学校接孩子的妈妈们顺路来到这里，领取晚餐所需的食物——米饭、豆豉鱼罐头以及新鲜猪肉（如果有的话）或火腿（如果没有猪肉的话）。丧偶的周太太有一双儿女，分别为9岁和11岁。居住在这个香港最贫困社区之一的她，是越来越多开始利用食物银行服务的低收入者之一，因为通胀的不断抬头，让她本自微薄的收入捉襟见肘。她有些窘迫地说道：“我们现在吃的少了，因为从鱼到大米，所有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从不在外面吃饭。实际上，除了上班和上学，我们几乎什么都不做。而今年夏季难得的一次活动，是带孩子们去了一趟免费的香港动植物公园。”周太太兼职做一些家政工作。
石硖尾食物银行由当地慈善机构圣雅各福群会(St James’ Settlement)经营，从此类银行的反馈看，人们对它们的需求正日益升温。今年年初以来，从食物银行领取食品救济的人数增加了25%，达到约1500人。目前香港有大约16家非政府机构运营的食物银行。而另一方面，香港经济正蓬勃发展。当地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逾6%，失业率为3.2%，为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去年，香港百万美元富翁数量的增长速度位居全球首位。
然而，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9年的一份报告，香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按照贫困线的定义，家庭收入不及收入中值一半的家庭为贫困家庭。而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约15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预计这一比例不会下降。东亚银行(Bank of East Asia)经济学家邓世安(Paul Tang)也表示：“贫富差距可能会扩大，因为香港的经商成本已迫使很多企业迁出。例如，很多后台职位因此转移到了中国内地。留给香港的主要是一系列高端服务，比如金融和奢侈品零售，在这些行业，内地尚不具备相对于香港的优势。”他表示：“失业率或许比较低，但很多不适合这些服务行业的人，被迫从事薪资微薄、且不太体面的工作。”
香港政府今年顶住了商业游说机构多年来的强烈反对，推出了28港元(合3.60美元)最低时薪计划。港府计划向贫困家庭提供交通补贴，最近几个月还建起了自己的食物银行。此外，香港还正在向包括最富裕人士在内的所有香港居民每人发放6000港元，以帮助抵消通胀的影响。然而，在像周太太这样的人看来，政府没有为那些真正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采取足够的措施。据估计，香港目前坐拥逾39亿港元的预算盈余。
让香港政府担忧的，是当地有可能出现骚乱。在香港，针对贫富差距的抗议活动有所增多，涉及到更为年轻、在政治上更为积极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在一个已然富庶的城市，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十分糟糕，而这个城市却那么有钱。”学者、维权主义者司徒薇(Mirana Szeto)表示，“这些孩子有着很强的表达能力、受过教育，他们利用了互联网的力量。他们信息灵通，对现状感到非常愤慨。”
香港对于食品和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港元汇率盯住疲弱的美元，以及高昂的房租，使得7月通胀率升至7.9%，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8月份通胀率降至5.7%，但预计食品价格仍将居高不下。“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另一位食物银行的消费者、现年75岁的陈太太表示，“我和丈夫都已退休，孩子们也没有条件帮助我们。”与香港很多贫困的退休人员一样，她没有申请公共福利金，这本能给她带来每月数千港元的收入。如果她要这么做，必须让自己的儿子们签署一份官方声明，表明他们无法赡养父母。
在一个“百善孝为先”的社会里，要被迫承认自己无法获得子女的赡养，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年轻人也不愿接受政府的施舍。周太太说，尽管自己为了养活孩子，被迫接受了短期救助，但她永远不会申请公共福利金。她自尊地说：“还有其他人比我更穷。我希望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我希望能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工作非常努力。所以你们也应该这样。”
国际先驱导报专栏
在铜锣湾步行街街头，几张收缩饭桌，一个改装过的货车，展示是香港来自香港不同地区，不同背景的二十多个基层家庭，他们在食品价格飞速上涨的情况，他们的日常生活状况，从饭桌，再看他们的居住环境，体会在这个繁华的都市里面，依然存在的贫穷问题。
来看这个展览的，很多是年轻人，对于这些，很多人充满了好奇，不停的提问，因为对于他们来说，公屋倒是不算陌生，但是旧楼里面，被隔到只有二到六个平方米的房间，在便利店里面打发三餐的露宿者的生活，却是那样的遥远，最多在媒体上看到过几个画面，但是走得这样近，看得这样仔细，却都是第一次。
在这些家庭里面，有的失业者，只能够依靠教会的免费饭菜，有的单亲妈妈，把从内地买来的廉价牛肉，放在冰格里面，已经整整半年，这是女儿的“急救药”，因为医生说，身患地中海贫血的孩子，需要多吃红肉补充铁质。家庭主妇们，每天比较着菜的价格，赶在收档前买便宜蔬菜，明知道罐头过期，还是不舍得丢弃。不过也有温暖的故事，一个在面包工场的工人，每天把剩下不要活这样子不好看的面包带回家，除了自己留一下，家人会把这些面包，每个塑料袋里面放三四个，在半夜的时候，挂在街坊或者附近店铺的门口，帮助大家节省一点饭钱。
每个地方都会有贫穷出现，只不过每个地方的贫穷标准不同，因为平均收入的标准不同。拿美國今年的貧窮定義来说，是一個4人家庭去年收入少於22,314美元，單身人士收入少於11,139美元。美國統計局的最新報告指出，去年有15.1％美国人活在貧窮線以下，比例是1993年以來最高。
而在香港，一个单人家庭的月收入低于3725港元属于贫困，按照这样的标准，香港的贫穷人口有127万。食品价格上升，对于不少香港的贫穷家庭来说，食物开支大幅增加，平均占每月总开支的四成，而住房所占的比例，平均为二成八，乐施会的最新调查显示，在家中有十五岁的孩子的贫困家庭里面，每六个家庭，就有一个家庭得不到足够的食物，包括分量和营养。
香港的贫富差距严重，社会团体呼吁政府要多帮助贫困人口，而不管是香港政府已经在做的，还是民间提出的建议，有不少也值得内地借鉴。
比如内地正在开始兴建的保障房，不少是在偏远地段，而这个问题对于香港来说，当年天水围的设计，已经开始出现后遗症。对于这些低收入家庭来说，昂贵的交通费和更多的交通时间，让他们难以兼顾照顾子女以及工作，更重要的是，这些偏远地区的物价，往往要比市区更贵，而大型连锁商店的垄断，拿天水围来说，调查显示，一顿饭，付出的开支要比在其他地区贵两成。当然，民间团体也有具体的建议来改善这样的情况，比如在社区里面允许居民当小贩，因为这样的话，一方面可以让居民有更多廉价的商品选购，另一方面，也可以创造就业机会，而现在，那些靠当非法小贩来贴补家用的居民，最担心的，就是被小贩管理队没收自己的生财工具。
对于香港的适龄学童来说，家庭贫困，虽然不影响他们求学的机会和质量，但是因为无力承担足够分量和营养的食物，却会影响到他们的身体健康。虽然这些家庭可以申请政府援助，但是由于食物价格上升，援助金额的调整，往往跟不上通涨。
在繁华的现代化都市里面，这些贫穷家庭往往是最沉默的一群，也往往会被忽略，尽管他们占据的人口比例并不算低。很多人无法想象，香港居然还有穷人，同样的，也有很多人不相信，这样的情况，其实也存在于内地的那些光鲜的大城市里面。
当我站在名牌林立，霓虹灯闪烁的铜锣湾，看着那一张张的饭桌的时候，我在想，至少在香港，这些人群是有人在关注着，并且为他们奔走呼吁着.至少香港的福利政策相对完善，他们不需要为孩子上学烦恼，虽然生了病，会手停口停，但是至少可以享受到公立医院的服务。而在内地的那些大城市，繁荣富裕背后的穷困到底如何，又有没有人相信存在，并且关注呢?
（续）在香港石硖尾公屋地区的这家食物银行(food bank)，傍晚时分最为繁忙。这个时候，从学校接孩子的妈妈们顺路来到这里，领取晚餐所需的食物——米饭、豆豉鱼罐头以及新鲜猪肉（如果有的话）或火腿（如果没有猪肉的话）。丧偶的周太太有一双儿女，分别为9岁和11岁。居住在这个香港最贫困社区之一的她，是越来越多开始利用食物银行服务的低收入者之一，因为通胀的不断抬头，让她本自微薄的收入捉襟见肘。她有些窘迫地说道：“我们现在吃的少了，因为从鱼到大米，所有东西都在涨价。我们从不在外面吃饭。实际上，除了上班和上学，我们几乎什么都不做。而今年夏季难得的一次活动，是带孩子们去了一趟免费的香港动植物公园。”周太太兼职做一些家政工作。
石硖尾食物银行由当地慈善机构圣雅各福群会(St James’ Settlement)经营，从此类银行的反馈看，人们对它们的需求正日益升温。今年年初以来，从食物银行领取食品救济的人数增加了25%，达到约1500人。目前香港有大约16家非政府机构运营的食物银行。而另一方面，香港经济正蓬勃发展。当地生产总值(GDP)每年增长逾6%，失业率为3.2%，为1998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去年，香港百万美元富翁数量的增长速度位居全球首位。
然而，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 2009年的一份报告，香港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发达经济体中最高。按照贫困线的定义，家庭收入不及收入中值一半的家庭为贫困家庭。而香港有五分之一的人口（约15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预计这一比例不会下降。东亚银行(Bank of East Asia)经济学家邓世安(Paul Tang)也表示：“贫富差距可能会扩大，因为香港的经商成本已迫使很多企业迁出。例如，很多后台职位因此转移到了中国内地。留给香港的主要是一系列高端服务，比如金融和奢侈品零售，在这些行业，内地尚不具备相对于香港的优势。”他表示：“失业率或许比较低，但很多不适合这些服务行业的人，被迫从事薪资微薄、且不太体面的工作。”
香港政府今年顶住了商业游说机构多年来的强烈反对，推出了28港元(合3.60美元)最低时薪计划。港府计划向贫困家庭提供交通补贴，最近几个月还建起了自己的食物银行。此外，香港还正在向包括最富裕人士在内的所有香港居民每人发放6000港元，以帮助抵消通胀的影响。然而，在像周太太这样的人看来，政府没有为那些真正生活在最底层的人采取足够的措施。据估计，香港目前坐拥逾39亿港元的预算盈余。
让香港政府担忧的，是当地有可能出现骚乱。在香港，针对贫富差距的抗议活动有所增多，涉及到更为年轻、在政治上更为积极的一代人。“他们出生在一个已然富庶的城市，他们强烈地感受到，很多人的生活条件十分糟糕，而这个城市却那么有钱。”学者、维权主义者司徒薇(Mirana Szeto)表示，“这些孩子有着很强的表达能力、受过教育，他们利用了互联网的力量。他们信息灵通，对现状感到非常愤慨。”
香港对于食品和大宗商品进口的依赖、港元汇率盯住疲弱的美元，以及高昂的房租，使得7月通胀率升至7.9%，为1995年以来的最高水平。尽管8月份通胀率降至5.7%，但预计食品价格仍将居高不下。“什么东西都在涨价，”另一位食物银行的消费者、现年75岁的陈太太表示，“我和丈夫都已退休，孩子们也没有条件帮助我们。”与香港很多贫困的退休人员一样，她没有申请公共福利金，这本能给她带来每月数千港元的收入。如果她要这么做，必须让自己的儿子们签署一份官方声明，表明他们无法赡养父母。
在一个“百善孝为先”的社会里，要被迫承认自己无法获得子女的赡养，是一件丢脸的事情。年轻人也不愿接受政府的施舍。周太太说，尽管自己为了养活孩子，被迫接受了短期救助，但她永远不会申请公共福利金。她自尊地说：“还有其他人比我更穷。我希望给孩子们树立一个好榜样。我希望能告诉他们：你们的妈妈工作非常努力。所以你们也应该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