鲲的英文:Google如何主导我们的生活

身为哲学家、作家、网络箴作家的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m)在微博中写道：我们和电脑的逻辑关系就是：满怀希望地在Google上输入＂生活的意义是什么＂。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做。输入下文＂什么是…＂，然后没等你输入完所有字符，反应快速的Google就会弹出几个选项供你选择：什么是云？什么是吝啬？什么是美国梦？什么是先觉者？正如你所见，Google正在猜测你在想什么。其实Google不仅仅揣测你的大脑，它还在预读全世界的“脑中栓”。不管怎样，这个成立仅有十二年、座落于加利福尼亚州山景城的公司正在和世界相联接，而且无人能及。

Google是我们寻找答案时要去的地方。过去当人们遇到问题时根本不知道往哪走，并且总是踉跄前行，迷茫若失。现在你不需要在用餐时长篇讨论是谁在尼尔·西蒙（ Neil Simon）的电影中获得了小金人？她在他的电影中扮演一个没有获得奥斯卡的女演员。某人只需用移动设置Google一下就能解决问题。如果你想知道“picturesque”在艺术史中的含意，你可以从那本四十多年前由纽约公共图书管编写的《The Book of Answers》一书中找到答案，但是现在你不需要这样做了。Google的部分使命就是要使参考书（或图书管理员）成为冗余。约翰·班维尔（John Banville）的小说《The Infinities》（2009）中有一个爱讲故事的人，他说“hamadryad 既是树精也是印度中的眼镜王蛇还是阿西比尼亚的狒狒。只有上帝知道它时什么。”其它人无从知晓。

寻找资料已经是人类在探索知识时非常重要的手段。从橡胶的发明再到核反应堆的建立，我们的科技水平也在不断进步。难怪人们总是猜测Google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而且越来越对它的强大影响力和它最后代给人们的是福兮或祸兮感到担心。

大多数的时侯Google并没有给你答案。有人说“我在Google上查了一下，”但发现搜索结果有语病。有人想抹去“在Google上的”尴尬历史，结果发现打错了算盘。有人说“根据Google的搜索结果”总是对的，但未必总是正确。Google是能让人们转向的圣贤。查查“hamadryad”这个词，Google会指向 Wikipedia或是 Free Online Dictionary，或是Hamadryad官方网站（一个摇滚乐队，可能你都不知道）。Google认为自已的使命是“整合世界的信息资源”，并不是想拥有或是累积这些资源。现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大量印刷品已经报拷贝到了Google公司的服务器上了。Google的服务器正在使用卫星或无数四处游走的街景车，和我们一起分享几百万小时的影像以及整个地球详细、多层、立体的信息资源，更不用提Google拥有着极其准确的有关我们每一个人的兴趣及其行为并且还在不断增加的信息系统。

我所说的Google“拥有”的信息，并不是少量的信息而已，相反它拥有的信息可以说如洪水一样涌入到它的服务器。

Google超越可口可乐或通用，成为全球知名品牌的公司只花了十年时间。它所创造的财富比历史上的任何一家公司都快。我们还可以说它主导了世界的信息经济。这一切的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呢？其实Google所走的成功之路一直被我们注意。Google有许多秘密，但是它成功的因素却不是什么秘密。其中有关Google的商业故事在很多书中都成了卖点。作家史迪芬·莱维（Steven Levy）的作品《在Google的总部》是至今为止有关Google的最权威而且是逸闻趣事最多的作品。莱维报道计算机领域动态已有三十余年，并且他还是《新闻周刊》和《连线》杂志的高级编辑，在这之前还出版过六本书。从1999年他就开始访问Google的总部，并给Google的两位创史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 ）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做谈话记录。他尽可能地以记者的眼光从公司内部观察了解Google。2004年他曾经记录过这样一段既有挑衅味道、又有自我觉醒意识的关于Google未来期冀的谈话：

佩奇说“每个人都一样，当你对某事一知半解，你就更想了解它。”

布林说“没错。最终Google会增加你的大脑容量，让你更加了解世界。现在你就可以来到电脑前，输入一个搜索短语。但是在未来搜索操作可能更简单，你只需要和设备对话，或者命令电脑注意你身边的变化……。”

……佩奇说“最终你的大脑会植入一个芯片，只要你提出问题，立刻就会得到答案。”

2004年成立只有五年的Google还是一家私人公司，市值25亿美元，处理互联网85%的搜索请求。Google最大的创新就是叫做PageRank的网页评级算法。它的发明者是拉里·佩奇和谢尔盖·布林。当时他们还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正在宿舍试验一项搜索程序。那时互联网搜索的结果总是差强人意。最终解决的方案很简单：获取万维网上已经形成一定规模的隐性信息资源。

万维网的本质就是网页间的互相联接。每一次链接就代表一次肯定——即使不是考虑质量也是根据个人喜好给予肯定。所以这种算法的关键是根据网站的流行程度给每个网站一个评估值。另外Google还会考虑每个外链的等级。来自外链的网站越有价值，和它相联的这个网站的评级就会越高。当然Google的最终计算方法并不是这么简单。网页评级是分布的，计算也是递归的，每一个网页的价值要依靠和它相联的外部链接，这个外部链接的价值又依靠……，如此这样循环往复。贝奇和布林在没有成立Google前就获得了网页评级机制的专利权，他们还发表地过关于网页评极的论文。

大多数人可能已经忘记了互联网曾是是多么的黯淡无光。1996年的网络用户面对着成百上千的站点和网页根本就不抱幻想能找到“Olympics”这个词，更不用说能自动发现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官方网站。

莱维记录过佩奇和一位工程师的对话，解释说网页评级系统可以另一个频繁出现“大学”字样的网页排名比实际要高。但是雅虎的搜索引擎阿塔维塔（AltaVista）看起来并不理会俄勒冈州研究中心（Oregon center） 的排名不靠前（因为没有大学这个词）。传统的给大学排名一样要依靠请教专家和各种因素：学生的成绩、滞留率、考试分数，所以Google也要依靠网页和分出优劣等级的无数链接来为网页评估。

网页评级就是要基于事实。但是网页搜索这个还很年轻的事物，已经陷入到僵硬的教条当中。人们好像认为搜索就是编写信息索引。所以人们也自然地认为科学地整合世界各地的信息，就像我们编写百科全书或字典一样。现在人们越来越明白信息的字母排序已经没有太大意义。但是人们又不太了解他们所要寻找到的目标是动态变化的，这就导致信息很难定位。虽然佩奇和布林已经开启了希望之光，大多数人还是戴着眼罩，处于懵懂状态。

互联网进入到了一触即发、充满争议的时代。野心勃勃的无数创业者在这个时代的舞台上创造自已的荣辱，每一个人都知道互联网公司想要赚钱的唯一方法就是吸引和留存用户。互联网时代的流行词语是“门户（portal）”——用户进入网站的必经之地，如Excite、Go.com和Yahoo。但是如果用户选择涌入其它网站，门户网站就不会赚钱。莱维说“粘性是衡量互联网公司最好的标准。”门户网站其实不希望自已的搜索技术太好，虽然这听起来有点愚蠢。然而不收取用户任何费用的Google，又是怎样实现盈利的呢？他的搜索界面简洁、紧凑、无广告，只有一个搜索框用来输入问题，下面是两个按纽，一个用来显示搜索结果，另一个是有名的口气直白的标签框“手气不错”。

Google的创使人佩奇和布林全力以赴以自的方式做事。即使在无拘无束的硅谷文化氛围当中，“接受过蒙特梭利教育的”俩人（根据莱维的说法），从一开始就脱颖而出，格外与众不同。他们不拘泥于标准，也不关心旧礼。他们喜欢办公室椅子上的超大红色健身球，脚踩滑轮现身会议现场，他们讨厌制作图表、撰写正式的标题。从这些书中我们了解到他们认同自已的个性飞场，笃定道德信仰的主导地位，相信信息科学的无限能量。（虽然在那个时侯佩奇和布林还没有发明公司的那句著名格言“不做恶”，但是他们的心中已经怀揣这样的理想，现在他们已经付诸行动并真正地拥有了这样的理想。）

佩奇和布林从一开始就认为自已的目标不仅是互联网上的信息，还包括世界上的印刷品和影像。当Google创建了免费的邮件服务Gmail，Google就变成了微软和雅虎的竞争对手。那时两家公司的邮箱分别提供2兆和4兆的存储空间。为了打败竞争对手Google本可以提供6兆或8兆的存储空间，然而他们却提供了1千兆的存储空间。一年后存储空间又翻了一倍，并承诺“在未来继续为人们提供更多的存储空间。”

Google永远不满足，一直推动计算机科学的进步。Google机器翻译的成就可以媲美并超越世界上所有人工智能专家的总和。Google的新发明Google Instant，可以提前预测你输入的问题，至今为止（2010年的年报骄傲地指出）“我们已经为用户节省了上亿次的键盘输入。”（例如当想查找Gobi Desert时，还没等你输入完desert一词，完整搜索结果就会出现。）

在整个创业过程当中Google给人的印象是根本就不在乎广告宣传，甚至没有这方面的商业计划。事实上广告宣传应该是Google创业计划中不可获缺的元素。但是Google鄙视传统的市场营销，而且好像认为Google可以为自已宣传。事实确实如此。Google就是一个动词，带有流行色彩。莱维写道“大众媒体把Google作为一种新行为模式的符号。”

无数的文章热情洋溢地报道人们如何在Google上搜索相亲对象的个人资料，如何利用Google搜索菜单配料来获得完整菜谱，或让Google反向查找电话号码。专栏作家分享他们用Google搜索自已的自嘲故事。电视节目《谁想成为百万富翁》中的一个参赛选手在呼叫好友求助的环节，和哥哥商量好要使用Google搜索回答问题。一位胸痛的五十岁男人用Google搜索“心脏病的征兆”，最后确定自己患了冠状动脉栓塞。

1999年Google的第一个市场部雇员只工作了几个月时间。他曾经在Miller Beer和Tropicana公司工作过，他的商业计划包括关注特定群体和投放电视广告。同一年多戈·爱德华参加了Google市场部的面试，面试过程中他明白在Google工作的关键字就是“病毒”——在工作时能互相感染的一种工作状态。他在Google工作的时间比较长，所以也是第一个出版回忆录记述在Google工作的内部人士。就像书的副标题一样，爱德华骄傲地说，我很幸运成为Google的第59个员工。他还提供了其它两个事实说明自已是Google最早的员工：他的邮件地址是doug@google.com；那时Google的整个服务器还被放置在租来的“笼子”里。

这些“笼子”就放在一个不足600平方英尺的好像猎人居住的窝棚一样的房间里，这和周围有高大门庭的别墅好像格格不入，似乎有损社区的形象。房间里每一英寸都摆着架子，架子上林立着从主机剥离下来的CPU。屋子里大概有二十一个架子，一千五百台机器。突出的电缆线就像彩色泥塑从意大利面条压榨机压出来的一样。这些“笼子”是无生命的、整齐的，然而Google和它的员工就像在山坡上筑巢的白蚁一样，整天忙忙碌碌，充满了生机，画出了一道一道互相交织的曲线。

莱维参观了Google的数据存储设备后评论道“你可以想像一下，一个大学新生的男宿舍里还要摆放着上亿字节的服务器是什么样子的。”

这些还远远不够。Google现在拥有并管理着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型服务器基地。基地建有无窗户的存储室。存储室就像飞机库或核电站，有些还带有冷却塔。基地存储着上百亿兆的信息，运行着让人叹为观止、聪明无比的最新科技设备。Google的云分享数据就在这里面存放着，和我们分享着最多的数据。

我们对Google是如何全面、彻底地转型为信息经济并不完全了解。信息经济出售的商品不是信息而是专注。这些商品呈现的关系是倒置的。信息越便宜，专注就越昂贵。用户给予Google专注，Google又向用户出售我们要专注的事物——即信息的聚焦、集中、精华。

Google的盈利来自于广告而不是搜索。去年Google的收入是290亿美元，其中超过96%的利润直接来自于广告，剩下的收入来自于相关的广告服务。Google从广告赚取的利润比全国报纸广告利润的总和还要多。所以了解Google广告的工作机制很有价值。莱维记录说广告搜索的发展“是一个非凡的成就，Google从真实的、有人烟的互联网的反射当中创造了这个赚钱机器。”《世界的Google化和我们的担忧》是至今出版的谴责Google书籍的其中一本，其作者弗吉尼亚大学媒体学者威德哈亚纳辛（ Siva Vaidhyanathan）这样写道“我们不是Google的用户：我们是Google的产品。我们的想像、迷恋、嗜好和爱好都被Google出卖给了广告主。”

至今为止Google这个前所未有的赚钱机器总是在不断地进步，创新发明也是接踵而来：

1.　2000年的上半年，Google就开始出售“高级赞助商链接”：给每一个搜索指定简单的文字广告。一个高尔夫球的经销商可以在用户搜索“高尔夫”或更具体的“高尔夫球”时向用户显示自已公司的广告。其它搜索引擎其实也早已这么做过。虽然紧跟传统，但是Google只根据每个广告的浏览量收费。这时销售人员一个一个地向大客户销售广告。

2.　同一年的下半年，工程师们发明一种自助服务系统“AdWords”，其广告语是“你有信用卡或五分钟吗？那今天就在Google上发布广告吧。”突然间在成千上百的小企业主开始购买他们的第一个互联网广告。

3.　当短命的GoTo公司（2003年被Google收购。）开始其事业后不久，Google就又开始了创新。一种是根据AdWords广告的点击量收费，而不是流览量。那些点击高尔球链接的用户比只是简单地看看Google页面广告的用户更容易买商品。另一种创新是让所有用户在线上竞价购买广告关键字（如关键字“高尔夫球”）。这种点击付费的竞价营销模式又一次开启了Google新一轮的现金流交易。一次点击就意味着一次成功的广告销售，所以很多广告主都愿意支付更多的、连销售人员也没想到的广告费。原告律师为了寻找客户，不惜花费高达$55（每点击一次）购买关键字“间皮瘤”（是由石绵污染引起的一种罕见肺病）的竞价广告。

4.　Google系统地监测用户行为，很快就知道哪个广告的成功率高，哪个广告成功率低。通过察看“点击率”可以作为判断广告质量的标准。Google还分析广告业主，不仅查看他们的广告费的支付情况还判断广告吸引他们的地方，从而把更加有效、获得更多点击率的链接放置在网页页面更好的位置上。

现在Google的广告系统已经大幅盈利，进入良性循环。通过提供给广告主积级的反溃帮助和更多的数据信息，以便剔除干扰和垃圾信息，来帮助他们选择效率更高的广告，同时也令用户获得更满意的广告。莱维写道“这种广告营销系统促使Google坚信，广告不应该是广告商和广告业主之交的交易，更应该包括用户，形成三方之间的良好关系。”　但是这三者之间的关系是不平等的。媒体学学者威德哈亚纳辛（Vaidhyanathan）认为这种关系是被剥削的，“Google化所有事物就需要收集、复制、积累、排序相关信息，然而所有这些信息都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付出。”

直到2003年Google的AdWords广告已经为成百上千的广告业主提供服务。Google由此获得的利润非常丰厚，以至于Google故意在媒体或竞争对手面前避而不谈收入问题。但是这只是Google迈向更加辉煌事业的一个跳板。

5.　至今为止，广告一直出现在Google的搜索界面，只是字体更加讲究、清晰，只出在页面右侧的顶部或底部。现在公司正在向外扩张自已的平台，努力研究出一种新的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分析出网页、博客、电子邮件的块状文字，达到和关键字相匹配的目的。利用已经索引的20亿个网页和仔细跟踪用户获得的信息，Google已存储了足够的数据解决这个技术问题。然后Google就可以为任意一个网页（或博客、电子邮件）评估，找出哪种广告在这个页面显示会更有效。

这种广告营销技巧的准确叫法是“内容定位广告。”Google把它叫做“AdSense”。人人都有雄心，当前流行的说法是，希望自已的网页可以“金钱化”。最大的数字发行商，如《纽约时报》很快就和AdSense签定了广告协议，希望利用Google来处理日益增长的广告业务。因为广告如此强大，又相当高效，所以从最小的发行商，到快速增长的数以千万计“长尾”理论的潜在广告业业户，再到个人博客站长，都和Google有了广告合作。《连线》的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写道“Google只用数学就征服了广告界。Google不需要装作熟知任何广告文化或规则，他们只是认为更多的数据信息、或更准确的分析工具可以赢得不败之地。Google最后证明自已是正确的。”从新闻报纸到传统媒体一直抱怨Google的罔自尊大，但是当Google吸纳了全世界的广告后，Google才变成了对他们最具破坏性的竞争对手。

就像所有的人工智能技术一样，定位目标广告既有优点也同样存在着不足。莱维就引述了一个经典过失：《纽约邮报》报道了一则骇人听闻的杀人解肢案，同时在网站上也相应地出现了Google兜售塑料袋的广告。现在任何人都以在自已的网页上加几句代码，自动地显示Google的广告，然后每个月都可以赚些零头。曾经免费的广告网页现在也和Google成了合作伙伴。如今的Google的这块广告画版不仅仅出现在搜索网页上，还出现在整个互联网，并且它还在扩大。大量的电子邮件和世界上的图书出版物可能在未来也会有Google的痕迹。

搜索和广告是一把利箭的双刃。就像布林和佩奇预测的一样，精准的搜索预读你的大脑，帮助你找出想要的答案。完美的广告搜索也具有同样的效果：帮助你找到想要的广告。多余的信息消耗用户精力、广告业主的金钱和宽带资源。理想中的广告应该具有纯粹道德性，买家和卖家能够实现共同利益最大化。但是这样的广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互相矛盾的。主告业主付钱希望我们把有限的精力分给他们一点，否则我们的注意力可能就放在了其它地方。但是如果我们的利益和广告主的利益相一致的话，他们就不需要付钱了。在信息经济领域是没有乌托邦的。Google的所有用户都是这个复杂交易的参加者，如果想要从这些书籍中学到什么经验，那就是我们不总是聪明的参与者。

看到你的电邮一侧的广告（如果你使用的是Google国的免费电子邮箱服务），有时会使你惊讶地发现，这个公司多么的了解你。即使没有电邮，你的搜索历史同样会泄露你的很多信息——就如莱维描述的，“你的的健康问题、你的经济状况、你的兴趣和你的梦想。如果你回应广告，你的信息暴露的会更多，因为Google的广告系统会跟踪用户从一个网站到另一个网站，并分析他们的行为。Google会观察我们的每一次点击，，然后以豪秒计算我们在页面上的停留时间。如果Google不这样做，他们的数据就不会准确。在挖掘数据的宽度和广度上，Google没有竞争对手。Google会为自己所知道的一切做统计，以小带大，从查询和点击就能了解到流行和季节趋势，天气和疾病关系。

这是为了你好——Google怀抱着这样的美好信念。如果我们想要最准确的搜索结果，如果我们希望广告符合我们的需要，了解我们的想法，我们就必须让Google进入到我们的灵魂。

Google有一句格言是“不做恶”。虽然很简单，但是需要我们的语法分析。

这句口号是由工程师保罗·布什海特（Paul Buchheit）在2001年提出的。那一次会议上人们正在激烈地讨论Google的价值和文化。他回忆到“人们听到这句话后都笑了。我说，我是认真的。那时欣欣向荣的科技产业总会存在着一些华而不实的东西。很多Google的员工都知道“不做恶”意指“不要像微软一样”，或者不要成为粗鲁、自大的独裁者。

有时这话会被误引为“做不坏的事。”　按这个标准做事更是难上加难　。

现在的很多人还是嘲笑Google的这句口号，但是Google人却是非常真诚的。他们相信任何一个公司都应该和做人一样有自已的道德标准。他们群策群力，终于有了属于Google人的价值观。从表面上来说“不做恶”这条准则也比其它竞争对手要高明得多：“Google会努力实现自已的承诺”或者是“努力把那个坏蛋打倒在地”。

“不做恶”并不意味着事事透明，清晰明了。没有一本书会告诉你Google要处理用少搜索、用多少电、有多少存储容量、拍了多少张街景、保存了多少电邮，Google不会告诉你这些，因为Google有自已的隐私。

“不做恶”也并不意味着“遵守法律”。当Google着手数字化版权书籍时，也曾欺骗和他有商业关系的出版商，偷偷摸摸地向自已的服务器拷贝资料。Google心知肚明拷贝是违法的临界点，但是却认为自已的意图是值得骄傲的，而且有关的法律也有一些滞后。莱维引用佩奇的话说“我认为现在需要讨论很多有趣的话题，法律的构建方式并不总是有意义。”

那么谁能判断什么是恶呢？在2002担任Google首席执行官的埃里克·施密特（ Eric Schmidt）解释道“布林说了算。”

至于布林：“我的确不应该把我的信念强加在这个世界上。这种做法很糟糕。”但是Google的两位创始人好像认为自已的行为无可指摘。（爱德华回忆说“当佩奇听到哪个博主提出疑问，关心Google用户的隐私问题时，他就会高呼‘真是混蛋’——这句话还可以被布林用在新闻媒体、政客、或那些头脑不清的用户身上，因为布林和佩奇认为这些人根本不懂Google产品背后极其先进的科技含量。”）

Google在中国确实做恶了。2004年年初Google向中国政府妥协，接受了其审查制度，开始改进和干预了算法，以便在Google中国主页上过滤掉不受中国政府欢迎的搜索结果。在最臭名昭著的“Tiananmen Square”事件中你只能看到和天安门场有关的旅游宣传资料，而非历史事实。Google通过“考察”中国政府批准的搜索引擎百度，接受政府的指导意见，最后才弄清应该如何遵守中国的审查制度。

和许多的美国公司一样，Google也要对抗来自中国政府的压力。Google坚持在搜索页面提醒读者搜索结果已被屏蔽，Google坚信（我认为这种做法很正确，虽然有为自已谋利之嫌疑。）这样做可以增加信息的流动性，表明自已已经违反了信息透明性原则。2010年1月这次在中国的探险之旅突然发生了变化。经过一系列有组织的黑客攻击（也许中国政府也参与其中），Google的服务器和一些人权人士的Gmail帐户都遭到非法入侵。最后Google关闭了其在中国大陆的主页，只在香港保留Google的服务器。这一次Google并没有过滤搜索结果，中国政府开始利用自已的防火墙执行审查制度。

Google邪恶吗？这个问题在这篇文章里不能给你答案。现在很多人仍然对这个问题争论不休，我们仍然兴高采烈地依靠Google的搜索结果给我们答案——地图、街景、日历、视频、经济数据，或者直接使用他的产品或服务。其中最强烈的Google的反对者是自称为“Google批评者”的斯高特·科林兰德（Scott Cleland）。他利用一根大棒痛斥Google——在《搜索和破坏》一书中他严词犀利地抨击了Google。书中的的标题还可以改写为“威胁或危险？”，他写道“事实表明Google并不一只可爱的小狗或一道绚烂的彩虹。”

Google的吉祥物是摆放在公司总部的一具霸王龙恐龙骨架。坚利的牙齿和下颚说明这只霸王龙肯定是个可怕的猎手。Google总裁埃里克·施密特的办公室有一张B-52弹射座椅。B-52是一架最有威力远程轰炸机用来运送核武器。

莱维对Google的评论更加慎重一些：“Google坚信纯粹的道德准则，但是对于和用户隐私权、物权相关的技术手段最后会导致什么后果却存在盲点。”显而易见的是，Google的两位创使人眼光独到，为这个不平凡的公司设定了不平凡的道德愿景。他们相信每个人都可以拥有信息，这些信息资源对每个人，反过来对信息资源本身又大有裨益。他们创建了一支科技团队，并带领这个团队走过了最具创新精神的黄金十年。他们在这段时间高瞻远瞩，尽管这个词在那个年代早已成了陈词滥调。现在他们也许拒绝接受别人的道德标准，但那可能是性格使然。人们要记住，现在的公司可以被我们定义为没有道德的一群人，因为他们只效忠于公司股东，而不是为公共的利益服务。

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六月份根据反垄断法向Google下达传票，调查Google的搜索和广告业务。去年欧洲贸易委员会对Google也进行了同样的调查。政府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要回应Google的竞争对手的集体抱怨，其中就包括微软。微软控诉Google操纵搜索结果，从而打压对手，讨好盟友。Google一直否认此种指控。当然立法者也担心Google的“主导地位”——因为Google无处不在，并且好像对任何事情都了如指掌，这使得很多人都感觉到美国人珍视的隐私权受到了侵犯。

社交网络的兴起又一次打破了平静。Facebook的使用者选择向部分公众透露，有时甚至是夸耀生活中的隐私。这部分公众是谁呢？在Facebook上用户对暴露隐私对象的选择极其混乱，而且经常容易改变，但是大多的用户还是和自已的朋友分享私密（朋友这个词已经被人们经常使用，已经体无完肤了）。在Twitter上每一句评论都可以被全世界看到，除了所谓的“直接引用”功能，前纽约州议员Anthony Weiner（译者注：因在Twitter上的不雅行为招致丑闻）曾经试图使用这个功能，但失败了。同样国会图书馆正在计划永久保存所有Twitter上的信息。这样的话即使国会议员不注意，青少年也应刻引以为戒。

现在Google利用新的产品Google+计划再一次在社交网络平台大展拳脚。八个月前Google曾推出Google Buzz,但是并不成功。默认状态下，GoogleBuzz会列出你的联系人名单。隐私保护权拥护者提出了疑问，联邦贸易委员会也开使对Google的隐私策略进行了调查。最后Google同意联邦贸易委员会在未来二年十对其隐私安全进行审查。Google+可以让用户自由控制和谁起分享。但是不管怎样Google还是和分享了我们的所有私人信息。所有的社交网络可以获取我们的信息，并可以使用这些信息，他们是我们的朋友吗？

最后我们要明晰：我们想要从Google那里得到什么。但是似乎我们每个人还没有做出判断。

Google总是说用户可“退出”，删除各种形式的私人数据信息。这种说法对有经验的电脑用户来说是没有错的。Google还说收集私人信息是为了“交替”，学者威德哈亚纳辛不同意这种“交换”：

隐私和其它东西或数据不一样，是不能计数、拆分、或“交易”的。隐私只是一个名词，用来在各种环境下，为了保护我们的名誉时，勉强替代我们形形色色的道德价值和行为准则。世界上没有一个公式去分析它：我不能给Google三分隐私去换取十分的服务。

对我来说，私隐不仅可以促护我们的声誉，还可以让我们独处，不必和其它人分享秘密生活。不管怎样，我们还是在继续地做着威德哈亚纳辛认为的不能交换的交换。我们想要被称呼为“个人”还是被当作世界大脑的“神经细胞”？为了得到更准确的搜索结果，浏览到更适合自己的广告信息，省去几下敲击键盘的动作，我们就得让Google知道我们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