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搞好志书的总纂
柳成栋
提要：总纂是修志工作的重要阶段，是志书编辑加工成书的重要过程，是确保志书质量的重要步骤，总纂定稿是整个志书败与否的关键一环，搞好总纂是编史修志的成功经验。首轮修志中个别志书未能很好地进行总纂，主要表现体例不规范，有悖志体；文风不统一，风格不协调；交叉重复，一事多记；前后抵牾，互相矛盾；画蛇添足，随意省略；重要史实，记载有误；数字不准，影响使用；校勘粗疏，鲁鱼亥豕等现象。要搞好总纂首先要制订好总纂方案，其次要搞好分工。总纂的方法主要是通览全书，决断是非，把好政治关；分合取舍，终定篇目，把好体例关；查核资料，精益求精，把好史实关；斧削笔润，精雕细刻，把好语言文字关；横打竖克，总分相符，把好数字图表关；精校精勘，运用好“四校”，把好校雠关。要搞好总纂，首先应树立总纂的权威性实行主编责任制，提高和加强其总纂全志的权力。其次，要不断提高总纂人员的德、才、学、识水平，三是要树立不怕吃苦的精神。
关键词：志书 总纂
总纂，作为名词，它是指志书的主编或总编。如纪晓岚是《四库全书》总纂官，屠寄、张国淦、张伯英曾被任命为《黑龙江通志》的总纂。总纂其实就是总编或主编。我国历代修志署名（著录）原则就是真主持修志者为修，具体编纂者为纂。县知事、知县主持修志者，自己又动笔编写曰××
修纂或××纂修。总纂可以由主编或编纂者直接完成，亦可志书完成初稿后，外聘他人完成。如民国《凤城县志》就是在沈国冕的主持下，有胡溪午、蔡运辰编成初稿后，聘请江苏的蒋龄益（陶山）来完成总纂的。
总纂，亦称通纂、统纂，或称通稿、通编。总纂就是按照已定的全书宗旨、体例等原则将分工编纂的各部分志稿合成一书，使全书各部分衔接呼应自如，风格协调，笔法一致，将原来分散的各部分统一为一个浑然一体的有机整体。它是志书编纂工作中的一个重要阶段。
要搞好志书的总纂，我们就要进一步明确总纂工作的重要意义，了解首轮修志总纂工作存在的问题，进一步明确总纂工作的步骤、方法和搞好总纂所应具备的条件。
一、总纂工作的意义
总纂是一项工作流程，它是修志工作的重要阶段；总纂是一种手段，就是通过总纂搞好志书的编辑加工；总纂更要达到一个目的，就是使志稿顺利成书，确保证志书的质量。
（一）总纂是志书编纂工作的重要阶段
志书编纂一般可分为七个阶段，即确定体例、拟订篇目、搜集资料、编写长编、撰写志稿、总纂定稿、付梓成书七个环节。总纂定稿是整个志书编纂工作的重要阶段和成败与否的关键一环。
（二）总纂是志书编辑加工成书的重要过程
志书的总纂过程，就是在各分志分纂初稿的基础上，进一步编辑加工、删繁就简、斧削笔润、去芜存菁、精雕细刻、统一风格、由璞至玉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志稿就不能成为志书。如果说一部志书初稿的完成是只是将玉挑出来，那么总纂的过程却是将采出来的玉细细地雕琢的过程。玉不琢不成器，所以一部志书的好坏，总纂起着决定的作用。
（三）总纂是确保志书质量的重要步骤
总纂是保证和提高志书质量的重要一环。一部志书往往由几个乃至几十个部门，少则几十人，多则上百人撰稿共同修纂的。如果不经过总纂，是很难成为一部合格的志书的。从宏观上讲，一部省志，少则几十部分志，多则上百部分志，不经过总纂，是必五花八门，充其量是一部地方志丛书，而不是一部完整的通志。《北京市志》、《上海通志》已明显地显露出这种弊端。愚以为，省志成书的最佳方案是先成各分志，由各分志组成省志丛编，然后再由省志总编室最后总纂成一部结构严谨、体例规范、详略得当、避免交叉、浑然一体的省志，亦即两步成志。《安徽省志》（续志）即准备采用这种方法进行。另外，亦可先形成完整的统一的省志的总体设计和完整篇目，然后再一部分志一部分志地加以实施，河南续编省志即是采取这种方式进行。《齐齐哈尔市志》也是两部成志，先成志稿37卷，然后经过总纂，最后成书，分为综合、政治、经济、文化4卷出版。从宏观上讲，一部普通市志、一部县志，尽管没有一部省志、市志那样庞大，但也是几十万乃至上百万字的地方综合性著述。加之，众手成志，势必同一书中，要出现体例不一，前后矛盾，互相重复，互有阙漏，文风不统一等现象。因此说，一部志书初稿的完成只是完成了志书的一半或大半。总纂的工作，将会更复杂、更细致、更艰苦。做个比喻，如果说一部志书初稿的完成是只是将玉挑出来，那么，总纂的过程就是将采出来的玉细细地雕琢的过程。玉不琢不成器，所以一部志书的好坏，总纂起决定作用。那种认为初稿完成，大功告成，送稿交差和急于出版等想法都是不对的。只有经过总纂，经过反复认真地修改、锤炼、精雕细琢，才能使初稿成为成品，才有希望产生一部质量较高的志书。
搞好总纂，有利于规范志书的体例；搞好总纂，有利于处理好志书中的交叉重复；搞好总纂，有利于避免志书前后的相互抵牾。总之，搞好志书的总纂，有利于提高志书的整体质量，树立全方位的质量观。从而达到增强志书的著述性、整体性、科学性的目的。
（四）搞好总纂是编史修志的成功经验
从历史上看，无论是编史，或是修志，还是从事其它著述都是离不开总纂的。司马光编撰《资治通鉴》，乾隆修《四库全书》，都是充分发挥了总纂的作用才顺利完成的。
二、首轮志书在总纂中存在的问题
首轮修志总纂工作未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个别志书未能经过很好地总纂，甚至缺少总纂。篇幅冗长，缺少著述性。
（一）体例不规范，有悖志体
如有的把概述、大事记、附录列入志书正编，有的有章无节，有的归属不当等等。以新编《饶河县志》为例，首先是有章无节。该志为卷章节目体，卷一分为总说，气候，节令物候，水文地质，矿藏，土壤，地貌，山脉岭峰，河川，泡沼，岛屿，形胜，险要14章，章下均有章无节。卷二为历史沿革，分为原始人类居住影迹与考证，唐虞三代（夏、商、周），汉晋，魏隋，唐及五代，辽、北宋，金、南宋。元、明、清，中华民国，伪满洲国时期12章，前11章均有章无节。其次，章下直接标目。卷十三杂记，第一章自然山川地理记节下标目，第二章工建史迹，第三章历史印记，第四章物华天宝记，第五章异祯孽记均无节而在章下直接标目。又如第四章下设四大木王记、鱼仓泛记、西风口莲花泡记实、芡实湖记、冰帐渔滩记、黄鱼窝子岛记、大麻哈鱼记、镜鲤鲈鱼记、虎豹记、山猪记、狍鹿记、麝鼬记、禽鸟记、珍奇特产记、农丰记、三宝记、灵芝天麻记、淘金记、草炭集等19记。再如卷下设集，集下标入传人物名称，也是卷下无章无节。
（二）文风不统一，风格不协调
1.文白夹杂，文风不统一。如新编《饶河县志》卷十产业，第五节津梁记述饶河县的桥梁建设时是这样记述的：“清末民国以还，本县始有津梁，然其构也简，横木为桥，刳木为舟，以引行渡。艄渡者，唯西风嘴子、挠力河口、大带河口处有之。自架桥之后，艄渡乃废。伪康德五年（1938）首筑大带河桥，随着公路之连通，沟洫之上，多架木桥，经三五年则朽，不耐久远。” 基本是浅文言文，但是全书百馀万字，95%以上是白话文，使文风显得很不统一。
2.口语话严重，文字冗长。志书的文体属记述文体，语体属语体文中的陈述语体，但这并不是要拉杂地记流水账，随便地唠家常，而是用书面的语言向读者陈述地情。鲁迅先生曾经指出：“语言和口语不能完全相同，讲话的时候可以夹许多‘这个这个’‘那个那个’之类，其实并无意义。到写作时为了时间、纸张的经济，意思的分明，就要分别删去，所以文章一类应比口语简洁然而明了，有些不同，并非文章的坏处。”(《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首轮志书语言方面的致命弱点正在于此。如某部县志，记述互助合作化运动时是这样记述的：“1948年春，组织起来的临时互助组有4 828个，这种组织形式，是按‘自愿互利’原则组织在一起的，有马出马，有农具出农具，实行‘以工换工’或人工换马力，互相找工的办法。这一年由于组织起来了，克服了在春耕、夏锄、秋收中的许多困难，贫雇农在生产劳动中情绪很高，除了把202.5万亩地种上以外，还开荒了15 000亩，挖顺水壕33条，治理了2 996亩涝洼地。”这段记述口语化就比较突出，可改成：“1948年春，根据自愿互利原则，全县组织起临时互助组4 828个，有工出工，有马出马，有农具出农具，农民生产积极性很高，克服了农业生产中的许多困难，除耕种土地202.5万亩以外，还开荒1.5万亩，挖顺水壕33条，治理涝洼地2 996亩。”这样便成了既简练又通畅的书面语言。
正因为口语化严重，所以志书的文字越来越冗长。关于志书的字数，《新编地方志工作暂行规定》要求县志控制在30万至50万字左右为宜，市志控制在一二百万字至四五百万字为宜，省志字数最好控制在一千万字以内。就全国而言，除市志外，省志和县志几乎没一部不超出此规定，而且篇幅越来越长，字数越来越多。仅就《黑龙江省志》为例，最初设立63部分志，全志字数是不超过1 500万，经过几次调整，最后变为100部分志，全部志书达5 000余万字。县志最少的60万字，以后字数越来越多。《漠河县志》143.5万字，《呼兰县志》164万字，《宾县志》175.4万字，全省最后出版的《塔河县志》146万字，《林口县志》已达220万字。这些志书，除了结构体例谋篇布局不当，材料取舍不严，今天这个单独成志，明天那个单独成篇，造成总体膨胀以外，这其中很重要的原因之一，便是语言浓缩不够。一部《史记》，时间跨度3 000年，也只有52.6万多字。《资治通鉴》原稿有600余卷，经司马光删定，最后只剩81卷。一个设治仅有几十年，最多不过百年的边鄙小县，如何能写出那么多字数的志书?对此，二轮修志必须从中汲取教训。
（三）交叉重复，一事多记
1.关于资源的记述。一般综合性志书特别是市县志，在地理志中记有资源，有关专业志或分志中亦有记述。
2.关于重大决策和施政纪略的记述。有的志书，在政治部类为了突出党的领导和政府的政绩，专设重大决策或执政纪要篇章；在政府中，专设施政纪略篇章，岂不知党的领导、政府的政绩体现在各条战线、各个行业中，同时又已体现在各个专业志或分志中，若单独重设大决策、执政纪要、施政纪略等篇章，势必造成很大的重复。
3.关于改革开放的记述。有些志书，为了突出改革开放，专门设立改革开放篇。改革开放涉及各个领域，续志的主线就是要突出改革，自始至终贯穿改革，志书的各门类也都须体现改革，如果集中设立改革开放篇，必然会造成很大的交叉重复。
4.总述、概述、无题序处理不当，造成重复。如《牡丹江市志》初稿350余万字，其中总述，篇下概述、章下无题序加在一起就多达七八十万字，出现了重复现象。后来在总纂时经过压缩，不但文字量大为减少至250万字，也避免了不必要的重复。
（四）前后抵牾，互相矛盾
如某部志书的《人物志》依克唐阿记载他“光绪二十年七月出师奉天，参加甲午战争，二十五年卒于盛京任内。”但传的最后又记其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七月出师奉天，参加中日战争，同年卒。前段段记载是准确的，后段记载是错误的。
（五）画蛇添足，随意省略
如《黑龙江省志·政权志》中记载黑龙江都督、黑龙江巡按使、黑龙江民政使等职官名称时，均记载成黑龙江省都督、黑龙江省巡按使、黑龙江省民政使，各多一“省”字。《黑龙江省志·气象志》记载黑龙江（指瑷珲）的气象灾害市均省略为龙江，这样一省略就回使人误以为是龙江县了。
（六）重要史实，记载有误
如饶河县设治时间为为宣统二年（1910年）四月十六日，新编《饶河县志》误作为宣统元年，或宣统三年。再如绥化设治的时间是光绪十一年（1885），而《绥化县志·大事记》却误为1862年（同治元年）北团林子设治（按：1862年为呼兰厅设治，治巴彦苏苏）。又如1976年10月6日，党中央执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后称江青反革命集团）史实的记述。应该说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这是一件具有伟大历史意义和深远影响的政治事件，它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也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础。但是这件事情最初几天还是中央的绝密，外界根本不知道事情的真相，偶有传闻，一经发现，立即会被定为“反革命”。10月10日中央政治局才召开各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主要负责人参加的打招呼会。黑龙江省是刘光涛、张林池去北京参加的会议。13—17日，中共黑龙江省委召开常委会和地、盟、市及省直委办局负责人会议，传达了华国锋、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打招呼会议上的讲话。18日，中共中央正式向全党发出《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事件的通知》。21日北京举行了有15万群众参加的盛大游行活动，庆祝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24日，首都举行了百万军民参加的庆祝粉碎“四人帮”反党集团大会。全国各地收听收看了大会实况。对于这样一件事关中国命运的历史大事，一些志书却未能记述准确，甚至时间完全是错误的。其中《绥化地区志》、《绥化县志》、《五常县志》、《宾县志》、《巴彦县志》、《明水县志》、《肇州县志》、《大事记》、《鸡东县志》、《肇源县志》等10部志书的大事记均记载粉碎“四人帮”的当天各地就有数万群众上街游行，庆祝这一伟大胜利。无独有偶，经查河南、河北二省的部分县志，也发现在获嘉、商城、松县、登封、井陉、抚宁等县志的《大事记》中仍然存在着粉碎“四人帮”的当天各地就召开庆祝大会的错误记载。
（七）数字不准，影响使用
首轮出版的志书和送审的志稿中好多在图表运用还存在着不科学的现象，数据的使用不准确比较突出。尤其是表格中数字的纵、横项、分项与总项不相符，文字记述与表中不相符的现象比较普遍，使一些研究者本想用的数字不敢使用。甚至个别志书为了回避矛盾，表中根本不搞累计和总计。
（八）校勘粗疏，鲁鱼亥豕
新闻出版署规定出版物差错率不得超过万分之三。一些志书由于校勘粗疏，鲁鱼亥豕，令人震惊，差错率远远超过万分之三。如《黑河地区志》将宣统元年误作宣统六年，甚至还出现了光绪三十五年，将《北徼纪游》误作《北缴纪游》等等。《黑龙江省志·气象志》气象灾害中将“亢旱”误作“抗旱”，将“淫雨”误作“霖雨”等等。
二、总纂的步骤和方法
（一）总纂的步骤
1.制订好总纂的方案。总纂方案的制订，直接关系到总纂的进度和总纂的质量。总纂方案可由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组织办公室全体同志参加制订，如《通城县志总纂工作实施细则》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总纂方案(见《史志文萃》1986年第2期)。总纂方案应包括总纂的指导思想、总纂的程序、分工、职责、方法，总纂后的质量标准，包括政治标准、科学标准、资料标准、论述标准、史法标准、文字标准，以及按行文规定的具体要求、完成总纂的时间。
2.搞好分工。总纂一般应由主编一人完成，但由于一部志书，尤其是一部省志卷帙浩繁，只有主编一人总纂是很难完成的。这就必须在制订好总纂方案的时候，明确分工。总纂可根据情况，设若干组，每人负责一组。如《通城县志》总纂时设了史实组、数据组、文字组、编排组、外调组，以及后勤组等。或也可按志书的几大部类分为综合组、政治组、经济组、科学文教组、社会组等。各组搞完之后，再由主编通纂。无论是设若干组或若干分纂，都是由主编负责，目的是搞好志书的总纂。
3.具体实施总纂。按照制订好总纂的方案和分工来实施总纂。
（二）总纂的方法
朱雨三在民国《凌原县志》校志小言（序）中对志书如何总纂作了这样的概括：“故审例义，以访其混；却干请，以访其私；施删节，以救其泛；抑浮词，以救其蚀。宁缺而不欲其滥，宁简而不欲其繁。”正是总纂要达到的目的。总纂的方法大体可按下列步骤进行。
1.通览全书，决断是非，把好政治关。要搞好志书的总纂，必须通览全部志书，纵观每部分志，必须吃透全书的内容，这样才能发现志书中的各种问题，才能统摄全局，把各个篇章的内容结合起来，对全书做通盘的安排；才能斟酌推敲，明断是非，协调众议。在此基础上首把好政治关。所谓政治关就是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关。具体要注意以下几点：
①检查志书在政治观点上是否和党中央保持一致，是否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是否坚持了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实事求是的原则，是否符合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否体现了“三新”的观点。因此，凡是内容和行文不能正确体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能正确体现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与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十六大所确定的路线、方针、政策；是否符合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与之相反的特别是在政治上和党中央要求不一致的记述都应认真地进行把关修改。那种纯客观、纯自然主义，自觉不自觉地偏离了党的现行政策的倾向，都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②检查志书是否符合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民族政策、宗教政策、保密政策和外交政策。凡是不利于党的统一战线，凡是不利于各民族团结，违背现行宗教政策，伤害信教群众的宗教感情的地方都要及时改正。如一部县志初稿将妓院、烟馆两节列入宗教一章中，这不但是立目归属不当，而且违反了党的宗教政策，有损于信教群众的感情和宗教的尊严。另外在人物传的编写上，对待长期同我们党共事的人，要贯彻中央领导的重要指示，对其历史上的污点，特别是以鄙视和讥讽的口吻评论，要特别慎重，一般不去写。对原有的历史问题不应再继续纠缠。在总纂过程中凡是违背党和国家保密政策、保密规定的地方即失密性的记述都应一律删去。如建国后的驻军、民兵编制、武器配备、公安部门的发案破案数、侦破手段、传统工艺的珍贵技术资料等失密性记述都应全部删去。
③反复推敲斟酌，排除因文字不严谨而导致政治观点上的错误。如有的志稿在记述战事时写到；“辛亥革命，军阀混战，抗日战争，兵连祸接。”在记述文化大革命的教育时写到“革命小将上讲台”。前者把正义战争、非正义战争混为一谈，后者把文化大革命中左的东西加以肯定。这些看起来是个文字表述问题，实际是一个观点问题。如果不仔细推敲斟酌，就会出现政治观点上的错误。再如有的志稿将台湾同胞回大陆探亲，写成回国探亲，将商品远销日本、美国、香港、台湾等国家和地区写成远销日本、美国、香港、台湾等国家。
2.分合取舍，终定篇目，把好体例关。通读全篇志书，把好政治上的大是大非关之后，总纂的重要问题就是体例问题，包括进一步完善志书的总体设计，调整志书的篇章结构。类目该分列的分列，该合并的合并，该串动的串动，该修改的修改，该删掉的删掉。总之，就是在谋篇布局上，在篇目的锤炼上下一番功夫，使志书的体例更加完善，更加严密科学，既体现其现代性，又体现其科学性和地方特点。同时，我们还要注意用系统论的方法搞好总纂，以增强志书的整体性。这些都需要靠主编在总纂过程中来完成，来体现。这样方能保证志书的连贯、完整、系统，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具体地说就是采用系统论的方法进行优化、整合，处理好交叉重复的现象。这就要求主编、副主编、编辑要有大局意识，对本部分内容从全局上加以考虑。看其结构是否合理，排列是否得当，条理是否清楚。同时遇到自己的内容可能涉及其它篇章的时候，要彼此沟通，加强联系，注重协调，尽量避免交叉重复。
3.查核资料，精益求精，把好史实关。查核资料，包括核对史实，核对引文，是总纂工作的重要内容。由于志书各个部分分头编写，有时互不通气，既使是同一史料的运用有时也会互有出入，前后矛盾，有的由于引文疏忽，因一字之差，则意思完全相反，有的即使引用的是原文，但因受理解程度所限，也可能造成误解。如一部志书关于土地开发和设治时间，前后就有五六种不同的说法。究竟那个时间对，就需要进一步查核研究。又如新编《宁安县志》原来在附录编记载的《宁安县军民抗日活动纪略》专章中讲到“墙缝战斗”一事，最初访问当事人李延禄同志时，据他讲：“当时在墙缝消灭日军上田支队万人师团。”经实地调查，一些知道情况的人们都说；“没有消灭那么多的人，整个墙缝沟最多能容纳1000人左右。最后他们找到了当时被日本侵略军抓去掩埋尸体的老黄头和老李头证实说：“当时被打死的日本鬼子最多也不过70人”，于是就以这个数字作为“墙缝战斗”中消灭日军的数字记载入志。再如新编《巴彦县志·教育志》原稿中引用民国《巴彦县志}傅襄传时写到傅襄说；“江省文风，巴彦尤著”，此与原传所记清末黑龙江的文风之所以巴彦最盛是和呼兰厅学政傅襄在这里办学兴教有方和勤奋努力分不开的原意大相径庭，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这些问题的发现都需要在总纂工作中加以解决。可见精益求精地查证史实，核对引文，把好史实关，是搞好志书总纂的重要内容。
4.斧削笔润，精雕细刻，把好语盲文字关。把好志书的语言文字关，应包括志书语言的运用，字词的推敲，文风的体现，图表、数据的使用，标题的表述，以及行文的规范等。这些虽然是一个技术问题，但却直接影响到志书的质量。试想一部志书尽管政治观点再准确，体例再完整，资料再翔实，文字功夫不强，语言表述不清，文风不够端正，行文不合规范，也不能成为一部好的志书。无论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史记》，还是“网罗宏富，体大思精，为前古之所未有”的《通鉴》，不仅因体例严谨，史料翔实而为人称颂，更因为其语言生动，脍炙人口而能千古流传。《如东县志》素以简洁精炼著称，但文字也有欠“锤炼”，文风也有欠端正之处。具体说语言还有不够简洁、严谨，表达不够准确，具体的地方(王树山：《对〈如东县志〉的几点挑剔》《史志文萃》1986年第3期)。可见运用好志书的语言文字是何等重要，又是多么样的艰难。
关于志书的语言文字已不乏论述，这里所说的把好语言文字关，就是说在语言上要精雕细刻，反复琢磨；在文字上要千锤百炼，反复推敲。一句话，就是斧削笔润，删繁就简。不经过这一步，志书只能是一部半成品。《资治通鉴》原稿唐代部分有600卷之多，后经司马光删定，如今只有81卷。此事在其《与宋次道书》中有云：
“某自到洛以来，专以修《资治通鉴》为事，至今八年，仅了得晋、宋、齐、梁、陈、隋六代以来奏御。唐代文字尤多，托范梦得将诸书依年月编次为草卷，每四丈为一卷。自课三日删一卷，有事故妨废，则追补。自前秋始删，到今已二百余卷，至大历末年耳。向后卷数须倍此，共计不减六七百卷，须更三年，方可粗成编，又须细删，所存不过数十卷而已。”
从这段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删定《通鉴》过程中做了多少艰苦繁难而又非常细致的工作，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志书总纂者学习的。
志书成稿后的删定工作就是删繁就简、取精用宏的工作，是一个由博而约的提炼过程，也是斧削笔润、精雕细刻的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浓缩、提炼、淘金，就是以较少的文字增加更多的信息含量的过程。郑板桥有两句名言：“删繁就简千秋树，立异标新二月花”；“削去繁冗留青瘦，画到生时是熟时。”虽然是艺术语言，但对我们如何就志书的语言文字删繁就简仍有很好的启示。只有删繁就简才能留传永久，只有删繁就简才能保留精华。余在帮助《漠河县志》删繁就简时曾砍掉文字27万，仅《黄金篇》就砍去了5万余字，最后该篇编辑见面时说道：“这样一删削反倒使志书内容更清晰了。”山西代县县志办公室在总纂过程中采取了注意史实，删去知识性介绍和空泛叙述；立足本县，删去由大到小，从全国到地方的发展过程；精选资料，提高入卷内容的标准；略古详今，压缩古代内容；合理布局，减少复重的五点删繁就简的作法是很值得我们在总纂过程中借鉴。删繁就简要做到八删：
一是总结性语言应删。总结式的记述方法较为省力，但弹性大，易拉长篇幅，凡染此病者，会使志书变成历代各行业总结之综汇，失去志书的科学价值，必须根除之。二是文件汇编或语言应删。地方志是科学著述，并非文件汇编或文件摘要、辑存，将其收录入志，不但不会给志书增光添彩，反而会影响志书的严肃性和科学性。三是政治化语言应删。志书是严肃的科学的资料书，以提供科学资料为目的，而不是政治宣传材料。胡乔木同志指出：“作为地方志编辑工作的同志，要力求在编辑工作中避免一种所谓政治化的倾向。”志书染上这种弊病之后，必然是空话套话连篇，严重影响志书的严谨性、科学性。四是评论、论证式语言应删。志书是客观历史的真实纪录，不是评论集，也非论证历史之专著，不应该也不需要在志书里加以评论。五是教科书、词典式语言应删。六是背景、导言式语言应删。背景，导言式语言俗称小帽、开场白，多见于编(卷)、章、节、目之首，形成全志有概述，编(卷)有小序(导言)，章节目有导言(前言)这种格局，我们提倡志书之首设概述，编(篇)首设无题小序，但章节之下再设导言(前言)不仅破坏了志书直书其事的风格，也给志书带来了大量的、不必要的重复。七是与己无关者应删。如《饶河县志》16卷，历史沿革就占2卷共24章，上卷1-10章，从远古写至饶河建县，引经据典，繁琐考证，讲元代扯到蒙古起源，记述多与饶河无关，故宜删。八是越境而书者应删。我们都知道17世纪80年代发生的著名的两次雅克萨自卫反击战，清军前线总指挥部虽然设在今漠河县的古城岛，但在《漠河县志》中全面记述两次雅克萨战役的经过和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过程，仍有越境而书之嫌，如记只能略记。志书送审稿中对此都记述甚过详，后经删削，篇幅虽然骤减，但仍有些是越境而书。对此我们应分情况，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把好志书的语言文字关，除了注意删繁就简以外，我们必须看到当前出版和送审的志书仍然存在着图表运用不科学，数据不准确，尤其是表格中数字的纵、横、项、分项与总项不相符，以及标题表述不精炼、不准确，志书行文不规范的现象仍然较普遍地存在，这些都是需要按照著书的要求，认真地进行总纂，从而使志书符合编辑出版的规范化要求。
4.横打竖克，总分相符，把好数字图表关。数字图表是志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引起我们在总纂的过程中给予足够重视。首轮出版的志书和送审的志稿在图表运用还存在着不科学的现象，数据的使用不准确比较突出。尤其是表格中数字的纵、横项、分项与总项不相符，文字记述与表不相符的现象比较普遍。这些都是需要按照著书的要求，认真地进行总纂，从而使得志书符合编辑出版的规范化要求。
5.精校精勘，运用好“四校”，把好校雠关。在总纂的过程中，运用好校雠学（校勘学）知识是搞好总纂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我们可以学习和参照陈垣先生《元典章》校法四例（《〈元典章〉校勘释例》）总结的对校法、本校法、他校法、理校法，结合书证、物证、人证、理证的方法来进行。要增强史料的考证能力。考证史实时要大胆地假设，小心地求证。往往一字之差，意思全然弄反。如新编《巴彦县志》原稿在记载光绪五年呼兰教案中城守尉惠安被法国传教土殴打，愤恚投呼兰河而死时，将“冰合未得尸”，误成为“冰合未得死”，与事实与愿意大相径庭，通过校勘，使差之毫厘，谬之千里的一字之差的以纠正。
三、搞好总纂工作的基本要求
董一博先生在潍坊市地方志编纂研究讨论会上的讲话中曾经指出：“你们传给后世的是什么样的志书呢?是作为名志书上乘传世呢，还是作为庸篇俗作而传世呢，决定于此的关键因素在于总纂。名志出于名手，一代之志须一代之人才任之。没有名手是写不出名志来的。”无乐史，就无《太平寰宇记》，无高似孙就无《剡录》，无洪亮吉就无泾县、淳化、长武三县志，无黄炎培就无《川沙县志》，都说明了这个道理。总纂人员的水平多高，志书的质量就多高，总纂人员的文化素质多高，志书的文化品位就能多高。
因此，要搞好总纂，首先那么，首先应树立总纂的权威性，也就是说要实行主编责任制，提高和加强其总纂全志的权力，这是因为作为一个总纂全志的主编要承担协调众议，决断事非，终定篇目，详核史实，笔削文词的重任，所以必须树立总纂权威。总纂必须得有纵观全局的眼力，必须得有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能力，必须得有大刀阔斧、雷厉风行、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那种唯唯喏喏、犹犹豫豫，无魄力、无胆识的人是难以胜任总纂工作的。因此，对于总纂人员在政治上要给以地位；学术上要给以职称；经济上要给以应有的报酬。
其次，要不断提高总纂人员的德、才、学、识水平。唐代史学家刘知己提出：“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故史才少。”章学诚对此有所发挥：“夫才需学也，学贵识也，才而不学，是为小慧，小慧无识，是为不才。”在此基础上他对修志者提出了“三长”，即“识足以断凡例，明足以决去取，公足以绝请托。”这里所说的识是指学识，明是指眼力和见识，公则指史德，即修志者应该是不徇私情，不附权贵，刚正不阿。拿我们今天的眼光来看，修志工作者，尤其是一部志书的总纂，同样要有德、才、学、识四方面的素养。若赋以新意，德即总纂者必须在政治上和党中央保持一致，必须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思想，拥护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坚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提倡秉笔直书，不作曲笔，不为尊者、亲讳，主持公遭，不持门户之见，不抄袭，不因循，不掠人之美，不书荒诞狭邪之事。
所谓才，即总纂者必须是通才，一是要有文才，要有较深的文字功夫；二要有协调工作之才，也就是总纂者必须善于依靠领导，团结同志，善于调动各个分纂及分工小组的积极因素，群策群力，集思广益。
识，主要指见识和胆识。要使总纂者见识不凡，必须取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高屋建瓴地去观察问题，认识问题，决定取舍。总纂还必须通晓各门科学大旨，除方志学本身及与之相关的目录学、校勘学、年代学、史料学、考古学、地理学以外，对于新兴的信息论、系统论、控制论等也应有所涉足，方能使志书总纂的质量更高。
学，指学历和学问。学历有大有小，学问有探有浅，这就要求总纂者一是要知识更新，一是摹抓紧学习，在总纂过程中要勤于思考，勤于研究，勤于商议，充分发挥各种工具书在总纂工作查核、检索、解疑等方面的作用。
第三，要树立淡泊名利不怕吃苦的精神。总纂工作是一项艰苦的繁重的细致的总其成的工作，所以总纂者不但要承担起对一部志书负责的重任，更要承担起对历史负责、对于孙后代负责的使用，要有不折不挠的勇气，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心，勇于争做一方风流人物强烈愿望，只争朝夕不辞劳苦的忘我工作精神，才能搞好一部志书的总纂。要学习燕居谦、郑永力把毕生献给方志事业的高尚品质，才能完成好志书总纂的任务。
（原载《中国地方志》 2007年第7期）
九乡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