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豫有约马云下:中英谈判揭秘 中共曾有武力收回香港的准备

邓小平：香港不收回，我们就是卖国贼

　　中国原来设想的“一国两制”是想用在解决台湾问题上的，但是香港问题先碰到了。因为到了1997年6月30日，按照条约，英国人租借新界到期了。到期了就有一个问题：是索还，还是继续租？必须作出决断。

中英两国政府举行《联合声明》签字仪式

　　1979年3月，英国派了当时的港督麦理浩到北京摸底，想延长对新界的租期。

　　3月29日，邓小平会见麦理浩。麦理浩表示，如果港英政府批出的新界土地契约不能超过1997年，可能会影响到香港未来的繁荣。

　　邓小平觉察到了英国的意图，明确表示不同意麦理浩提出的在1997年6月后新界仍由英国管理的意见。他指出：我们历来认为，香港主权属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但香港又有它的特殊地位，即使到了1997年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也会尊重香港的特殊地位。“在本世纪和下世纪初相当长的时期内，香港还可以搞它的资本主义，我们搞我们的社会主义。就是到1997年香港政治地位改变了，也不影响他们的投资利益。”

　　1982年1月，邓小平在会见美国华人协会主席李耀滋时，第一次正式使用了“一国两制”的名词。他说：解决台湾问题的九条方针是以叶剑英的名义提出的，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家两种制度。

　　1982年8月10日上午，邓小平和邓颖超一起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谈到香港问题，邓小平再次强调：香港不收回，我们这些管事的人，历史上将怎样写我们？说得露骨点儿是卖国贼，含蓄点儿是清朝皇帝。

　　1982年9月16日，邓小平在一次谈话中，对解决香港问题的总方案拍了板。概括地说，当时中方确定的谈判方针就是：“必须在1997年全部收回香港地区和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保留香港的资本主义制度不变。”按照小平当时的话讲：“一切文章都要在收回香港，设立特别行政区这个大框架里面做。”他还说：“我们要根据会出乱子这种可能性来安排一切。”“如果这中间发生大的风波，我们对收回香港的方式和时间不得不被迫做出新的考虑。”

　　这说明，中央从一开始对解决香港问题就做了两手准备。文的一手如果不行，就得采取武的一手。

英国打出“民意牌”与“经济牌”

　　英国人从一开始就玩弄“三脚凳”。本来是中英谈判，英国侵占了中国领土，是两个主权国家之间的谈判。但是英国想把香港作为独立的第三方拉进来，使谈判形成2∶1的形势。“三脚凳”就是想“以华制华”。但中方立场坚定，英方没有办法了，只得同意。

　　英方还制造所谓的“民意”，配合会场上的斗争。有些报纸整天发表文章，说：我们香港人欢迎英国继续统治，中共来了就不得了，香港就要毁灭，诸如此类，要英国人不能让步。港督尤德这派人物尤为积极，几次策动由两局议员单独组织的代表团到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愿”，要求英国政府“不要对中国作太多让步”等等。

　　英国打“民意牌”，中国也动员舆论。所以那一时期，《人民日报》发表了很多文章来反击。碰巧当时拍了电影《火烧圆明园》，外交部就组织各国使节去看。英国大使馆的人很敏感，没有出席。

　　6月25日上午，邓小平在会见出席六届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的港澳人大代表、港澳政协委员时又详细谈了香港问题。这次谈话着重讲了“五十年不变”和“要在过渡时期中培养治港人才”的问题。 

　　除了“民意牌”之外，英国人还打“经济牌”，有意地制造恐慌。香港金融市场是很敏感的，所以物价开始飞涨，民众抢购日用品，港币直线贬值。

　　结果1983年9月24日出现了个黑色的星期六，股市大动荡，港元大贬值，弄得英国倒慌了手脚。

　　英国的几招都行不通，中国的态度又比较强硬，曾任驻华大使并参与了中英关于香港问题谈判的柯利达说：“中国固然希望得到经济上的好处，但不会为了香港繁荣这个经济方面的考虑，而牺牲收回主权这个民族的和政治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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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未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

　　中国开始的说法是“主权的移交”。在第二轮谈判以后，外交部条约法律司的邵天任提出意见，说法律上用这种字眼不大好。因为主权本来是属于中国的，英国侵占了香港，不能说主权就归它了，建议改成“恢复行使”。所以从那以后中国的说法就改了。

　　在头三轮的谈判中，柯利达执行撒切尔夫人的策略，不厌其烦地宣传香港的繁荣都是英国统治的结果，声称只有中国同意由英国继续管治香港，英国才会同意给中国以名义上的主权。这其实是英国人的底牌。而中英谈判中国政府代表团团长姚广指出：“要解决这一历史遗留的问题，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把香港归还中国。”

　　因为这个问题，双方争执得很厉害。这也反映到每轮会议后发表的公报上。第一轮会谈后发表的公报中提到双方认为本轮会谈是“有益的”和“建设性的”。第二轮只说“双方进行了两天有益的会谈”。第三轮、第四轮只有“双方举行了进一步会谈”，什么形容词都没有了。

　　对于下一轮谈判，姚广的态度也强硬起来，说如果“英国不改变态度，我们就要考虑谈判继续下去的必要性”，给对方施加了压力。

　　撒切尔夫人在其他一些内阁成员和柯利达等人的说服下，开始考虑改变态度。10月19日，在第五轮谈判中，柯利达讲到，如果香港问题解决了以后，英国不谋求在香港的管治方面“发挥主导作用”，“而只谋求与香港保持某种密切联系”。

　　12月7日，在第七轮会谈中，柯利达说：“英方不再坚持英国在1997年后对香港的管治，也不谋求任何形式的共管，我们讲‘密切联系’，将不会与1997年香港的主权和管治权力一并归还中国这一前提相冲突，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求未来的香港政府跟英国政府建立‘权力或汇报的关系’。我们不会去挑战中国的主权。”

　　但是，后来证明这又是一句假话。他们并没有放弃“挑战中国的主权”和1997年后插手香港行政管治和在最大限度上使未来的香港成为独立的“政治实体”的念头。

　　第七轮会谈之后，柯利达就奉召回国当撒切尔的顾问了，但还主管香港的事情。英方换了伊文思大使当团长。中共中央也决定换人，1984年1月25日，第八轮会谈时，让周南代替姚广当团长。

邓小平震怒：不驻军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实行“高度自治”的同时，中共中央要保留必要的权力，当时首先就提出国防、外交必须由中共中央直接管理，不包含在“高度自治”里。既然国防、外交由中共中央掌握，中共就有权驻军。对此，英方又是百般抗拒。

　　对驻军这个问题，邓小平的态度十分坚定。早在1984年4月，他在审阅外交部《关于同英国外交大臣就香港问题会谈方案的请示》报告时，就在关于驻军问题的一条下亲批：“在港驻军一条必须坚持，不能让步。”

　　中国代表团在会场上跟英方斗争的时候，当中出了一个纰漏。大概是1983年5月，香港一些大的传媒派了一些女孩子来当记者。当时有个记者就问：香港老百姓怕驻军，你们中央是不是一定要在香港驻军？一位不太了解情况的官员回答说：也可以不驻军吧！第二天，香港各大报纸头版头条报道：中国的某某领导人讲香港不必驻军，是中国政府的意见。

　　正好那时候邓小平接见香港代表团。谈话之前，可以允许记者进来在拉着的绳子后面照相，然后退场。那天会前已经把这件事报告给小平，邓小平很生气。记者在退场的时候，小平说：“哎！你们回来！回来！等一等！我还有话讲，你们出去给我发一条消息，就说某某，某某讲这个是胡说八道。香港怎么能不驻军呢？驻军是主权的体现嘛。为什么中国不能在香港驻军？英国可以驻军，我们恢复了主权反而不能在自己的领土上驻军，天下有这个道理吗？驻军起码是主权的象征吧，连这点权力都没有，那还叫什么恢复行使主权哪？必须要驻军！”邓小平震怒了。

英国外交大臣摊了牌

　　1984年4月11日举行第十二轮会谈，中英香港谈判开始进入第二个议程，即1997年之前的安排问题。有关这项议程的核心问题就是邓小平讲的要保证过渡时期香港的局势能保持稳定。

　　6月中旬的第十六轮谈判结束以后，决定成立一个负责起草正式文件的工作小组。但不同意在香港设立“中英联合联络小组”。柯利达建议管香港问题的外交大臣杰弗里·豪再到中国来访问。

　　第二天，7月28日，杰弗里·豪这班人马就到了，住在钓鱼台。周南提出，联合小组必须进驻香港，除了明确规定任务之外，进驻的时间可以晚点儿。1984年年底正式签署协议，可以1988年1月1日进驻，到2000年结束。

　　杰弗里·豪认为这是中国底线，不能再拖延和僵持了。后来，杰弗里·豪见赵紫阳的时候说，1988年的1月1日让联合小组进驻香港，时间太早了，再松一松，就7月1日吧。赵紫阳就让了他半年，确定联合小组自1988年7月1日进驻。这样就达成协议。

　　协议一达成就报告给邓小平，他31日会见了杰弗里·豪。

　　12月17日，杰弗里·豪同撒切尔夫人来到北京钓鱼台，出席中英《联合声明》的正式签字仪式。撒切尔夫人在回忆录中说：“协议并不是，也不可能是我们的胜利，因为我们是同一个不肯让步，而且在实力上又远远超过我们的大国打交道。”

　　1984年10月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中英协议达成的文章中说：中英谈判像是一场“双方比赛胆量的战斗，而英国方面首先败退下来”。

　　1984年10月1日，在协议草签之后的国庆节，举行了盛大的阅兵仪式。就是在那一次，游行队伍中的北大学生在走到天安门时，打出了“小平您好”的大型标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