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笼批发市场价格:老愚：社会十年 关于道德和教育的社会剧

　　在急之国，421式的中国家庭模式面临单身潮、剩女潮、不婚潮；80后、90后、千禧后宣告“我世代”的到来，F40则热衷同学会和“扮”上流社会，不差钱就缺朋友；忽然中产的中国人是群伪中产，受制于狗日的户口、危险的餐桌、愤怒的房子，穷忙族和橡皮人则吞下一颗成功学的毒药。尽管如此，大家依然相信改革和围观可以改变中国。

　　关于道德和教育的社会剧

　　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进入社会上层，似乎是421家庭神圣的理想。我喜爱文学的侄女，书桌上矗立着一排辅导资料，没有一本小说和杂志，正中心用红笔书写了几个字：“离高考还有203天”。

　　1998年，女儿降生。在铿锵做声的教育改革的鼓噪声里，原以为孩子可以走进教育的春天。从3岁进幼儿园那天起，我们明白自己错了：什么都没有改变，而且变本加厉。12岁的女儿2010年上初中，不知不觉就成了一株“病梅”：近视眼，睡眠不足，焦虑。教育产业化将中国拖入一场马拉松式的赌局之中，求赢的工具论教育理念与社会盛行的成功学，扭曲了学子的心灵。一胎化政策使孩子变成稀缺资源，让孩子接受最好的教育，成为出类拔萃的人才，进入社会上层，似乎是421家庭神圣的理想。如果说中国人还有什么宗教，那就是孩子：不能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

　　升学中的道德剧牵动人心的教育，从幼儿园开始就显露出真实的面目。有些人无幼儿园可上，好多人上不起幼儿园，最好的幼儿园总是被权势所支配。一直到2010年第四季度，政府才出台了一个大办幼儿园的决定，给那些为后代夜不能寐的人些许念想。

　　从幼儿园开始，孩子的教育就跟价目表挂上钩。支付得起兴趣科目学费，你的孩子才有机会接受高级教育。那种打击孩子自尊心的区分，诱使家长掏钱买心理平衡。幼儿园教师的打分高低，直接决定孩子能否被好小学录取。

　　孩子们的休息时间被大量的教育占据，北京一个中学生每年的课外费高达上万元。从学校下课就进了补习班，丧失了双休日，每晚做作业到十一二点。从早上6点起床，到深夜疲惫地躺到床上，他们累计需要忙碌17个小时，近视镜，黑眼圈，驼背，一脸焦虑。

　　攫取父母血汗钱的，还有商人。他们获得进入学校吸血的特权，教辅、文具都是其获利的筹码，他们甚至可以发明出千奇百怪的收费项目来。

　　合法书商与不法书商另有高招，他们通过炮制诸如“牛津女孩”、“哈佛女孩”之类的成功样板秘笈，嬉笑着赚钱。高智商的甚至把雇人攒的垃圾，假托外国专家的“某某教育法则”叫卖。

　　上中学之前，奥数与英语，犹如两条毒蛇，缠住了每一个家庭。追求智慧的东西变成了加分工具，机巧取代了对未知的探求；外语取代母语，成为荒诞的敲门砖。

　　学校的素质教育斗不过应试教育。山东省利津县第一实验学校教师刘志刚披露，抓素质教育只是作秀，而真正落到实处的还是应试教育。学校“几乎是任意的、不择手段的抓教学成绩。在很多农村学校，学生自早晨六点至晚上十点在校时间长达十八个小时，要上十二节课，而这些课都是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化学等学科的应试训练课，诸如音乐、体育、美术等科目虽然写在了课程表上，但一般是不上的（上级检查时除外）”。

　　考大学之前的日子非常恐怖。高中老师对孩子们说的一句话是：熬过这一年，你们就进了天堂。

　　2010年年中回杨陵老家，一个喜爱文学的侄女，披星戴月，应付做不完的测验和摸底考试，她的书桌上矗立着一排辅导资料，没有一本小说和杂志，正中心用红笔书写了几个字“离高考还有203天”。

　　孩子，过早失去童稚和纯真，变得木讷，老成，过敏，丧失了学习的兴趣。他们甚至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中国父母强制性地设计好了他的每一步。孩子是他们的工具，反过来，他们甘愿做孩子的奴隶。幼儿园就学会的自理能力，在考学的路上悉数丧失，叠被子，整理书包，做作业，都由大人包办了。只要有说得出口的量化指标，家长们都将竭尽全力去弄，特长生，少数民族，团员党员，只要列入加分指标，便有一场异常残酷的角力，找门路，送钱，无所不用其极，大家愿意接受这么一个寻租、搏斗过的结果。

　　诸多高考丑闻无一不在证明：大学入学资格成为掠夺最激烈的一块领地。从湖南嘉禾到吉林松原，高考作弊公然以产业化的姿态挑战道德极限：从户口迁移、集体抄袭到使用高科技作弊器，一条龙服务迅捷便利。监考形同虚设，教师参与贩卖作弊机器，人们的羞耻感罪恶感荡然无存。他们的集体快感或许是，以己之获利，鲸吞了属于他人的资源和未来。2008年，松原600分以上的考生超过了该省两个大城市长春和吉林的总和。罗彩霞高考顶替案说明，放肆的权力可以无耻到何种程度。

　　大学里的是与非

　　在大学校园里，对真理和智慧的探究，在功利性的目标前变得卑微。

　　教育是一副重担。据统计，中国一半以上人口的年收入在2万元以下，而普通大学学费和基本生活费每年至少得1万，也就是说，占中国人口50%的家庭没有能力负担孩子上大学的费用。如学者李公明先生所言，一种统治着校园的官场文化，使教育和学术成为官场文化的婢女。一位跨出校门的大学生说：“我曾经给母校下了个结论：这所大学就是这个省官僚体系的缩影。学校机关如省府，院系如地市，学生如草民。至于辅导员，算是乡镇长。”

　　在行政化、衙门化、官场化的学校体制下，晋级的门敞开着，爬进去就有博导、院长、项目、资金。你自成一体，俨然一个部落王国的酋长，文章有人替你写，杂事有人干，开会评审，游山玩水。

　　一些高校成为文凭发放站，成批出产标准的不合格产品——学士、硕士、博士以及教授、博导。在新星出版社2010年6月的招聘面试中，北京一名从本科读到研究生的当代文学硕士，既不知道《花间集》的时代背景，不能说出温庭筠之外的第二人，也不知道老鬼和《血色黄昏》，不知道汉学家马悦然。她能把《奥德赛》的故事按在《伊里亚特》头上。如果只看她们的简历，你会以为碰到了中国非常优秀的学生。

　　教育工厂每年出产600万毕业生，本为延缓就业压力而实行的缓兵之计——扩招，制造了巨大的教育泡沫，置师资和需求于不顾的高等教育大跃进，促使院校攀比式升级。教育GDP主义成为一种祸害。

　　一个无爱的教育体制，可以摧毁教师和学生的人格，阉割一代又一代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其成果可能就是制造成批的考试机器和文凭持有者。

　　上海松江中学生韩寒是个特例。在上世纪末期，他以叛逆小说《三重门》步入文坛，成为教育制度的讥讽者。也有人有多种勇敢决绝的尝试，有识之士兴办孟母学堂之类的国学班，希望从幼儿抓起，把人性教育理念输入新一代。北大教授贺卫方叫板研究生报送制度，清华美院教授陈丹青逼宫硕士报考制度，均徒劳无功。

　　南方科技大学自主招生自发文凭的举动表明，人们唾弃没有革新能力的应试教育，决心另起炉灶。

　　失范的范跑跑

　　启功先生为北京师大所题“学为人师，行为世范”二字，实则是对普天下教师的要求。十年间一个可怕的变化是师德坍塌，教师把学生当成获取功名财富的资源，学生也反过来把教师当做伺候自己的仆人。

　　剽窃（北大王铭铭、清华汪晖），嫖娼（复旦陆德昌），性乱（天津师大副教授李玉进日记门），胡言乱语（北大孙东东、孔庆东），弄虚作假（上海交大陈进汉芯造假案）……这冰山一角，恰是象牙塔的群丑图。

　　2009年，一名13岁上海少女愤然跳楼，源于班主任歇斯底里的精神折磨。2010年，江苏省涟水县初二班主任樊某大发雌威，将喊她名字的外班学生张小新一顿暴打，随后带到自己班里，勒令65名学生排队上前替她扇耳光。

　　有人在课堂上喊出读书的目的应该是“挣大钱娶美女”。2001年，湖南株洲二中语文教师尹健庭直言不讳喊出了这样的口号。

　　到2008年，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中学教师范美忠，在地震来临之际，撇下学生独自跑出去，还在博客里宣扬别致的人生心得：“我从来不是一个勇于献身的人，只关心自己的生命，你们不知道吗？上次半夜火灾的时候我也逃得很快！”范美忠对充满疑惑的学生解释道：“我是一个追求自由和公正的人，却不是先人后己勇于牺牲自我的人！在这种生死抉择的瞬间，只有为了我的女儿我才可能考虑牺牲自我，其他的人，哪怕是我的母亲，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会管的。因为成年人我抱不动，间不容发之际逃出一个是一个，如果过于危险，我跟你们一起死亡没有意义。”

　　有网友为此炮制出一首《范跑跑之歌》：“有一个人，名字很奇怪∕他假装爱，自由自在∕爸爸妈妈，他都不爱∕他跑起来，比兔子还快∕你也许不知道，他爱坐而论道∕他的职业却是为人师表。”

　　不装的“真小人”逗人喜爱，某教授由此推论出一个激动人心的命题：“宁做真小人，不做伪君子”。明星学者的话本意或许在于解构虚伪的道德，但稍一放纵，就越界成了虐杀道德的刽子手。

　　马加爵为何反社会？

　　教育本是教人性之芽生长，从一己之井跳出，仰望星空而融于人群。但某些学生身上的反社会人格却不能不令人担忧。

　　2002年年初，北京动物园五只熊被人用硫酸泼伤。作案者刘海洋，清华大学电机系大三学生，性情温顺，学习进取，如果没有这桩事件，可谓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学生——“如果没有这件事，他会像很多清华学生一样，顺顺利利地读研、出国、回国就业，挣钱养家。但现在已经成悲剧了，你们写报道时，该多想想他的母亲、姥姥，那是一家三条命呀！” 班主任曹海翔的忧虑获得了共鸣。

　　一个清华大学学生被教育塑造的标准“温顺造型”，“妈说”——一切听母亲的，是听话好学学生——不须思考人生，不用探索生命和世界，循规蹈矩，被父母和教师设计好一生的，他的另一面就是冷酷和残忍。没有爱的滋养，分泌的必然是仇恨和暴虐。

　　2004年，马加爵连杀四同学，八方震动。他的杀人动机很简单，那些同样贫穷的农村同学歧视来自贫苦农村的他，因为他打牌赢了他们的钱，“我智商真的比较高，所以打牌经常赢，几个同学都怀疑我作弊”。

　　马加爵勤奋好学，渴望改变命运，早日还上上学所欠的一万元债务。他唯一的失败是，被心仪女生当场撕碎了情书。云南省高级法院做出如下推理——“马加爵无视国家法律，因不能正确处理人际关系，因琐事与同学积怨，即产生报复杀人的恶念”。犯罪心理学教授李玫瑾在《马加爵犯罪心理分析报告》里指出，真正决定马加爵犯罪的心理问题，是他强烈、压抑的情绪特点，是他扭曲的人生观，还有“自我中心”的性格缺陷。

　　不公平的现实，无爱的教育，才是根源。在马加爵之后，更多的凶杀接踵而至。山西朔州高中学生怀揣三把利刃，在课堂上连捅老师四刀；浙江缙云盘溪中学初三学生为阻止老师家访，在路上将其掐死；2008年，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大二女生张超雇凶杀害包养她的情夫，该女亲自操刀，将情夫尸体剁成二百六十多块；这一年，中国政法大学学生付成励在课堂上捅死了疑似“潜规则”了自己女友的副教授。2010年最新的案例是，云南楚雄中学生李国阳手刃两同学，一气砍了44刀。

　　2009年，贫困女研究生杨元元因带母求学遭拒自缢。无爱教育酿造的恶果，除了自残和仇杀外，更多体现在对生命的蔑视上。

　　河北大学男生李启铭喊出“我爸是李刚”，他所受的教育，没有给予他一丝文明的滋润，反而强化了身份、等级意识，没有一丝敬畏生命的良知，有的只是蛮横霸道以及无畏。西安音乐学院男大学生药家鑫，见被自己开车撞倒的路人注视车牌号，竟然下车连捅8刀，杀死了她。

　　1982年7月11日，张华为救落进粪坑的乡下老大爷而献身，引发了一场值不值的大讨论。这个命题一直延续至今，2003年1月23日，中国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理论教学研究部教师刘垚得出结论：张华的这一跳该不该，不仅仅是一个大学生该不该为一个老头而死的事情，而是对于我们这个民族，该把“德”字摆在什么位置。道德是人类进化的产物，如果没有道德，人类能否生存到今天，同样是个问题。“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拿自己的命和处于危险中的人的命去比较，那是愚蠢的，也是可怕的。可怕的是，这种价值标准超过了道德，这样下去我们的社会将变成什么样子，不敢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