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真相之一：其实是一场意外，曾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士绅定乾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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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谈

要知道辛亥革命的真相，看电视、报纸、高中教科书肯定是不可能的。

http://book.163.com/special/xinhai1/  辛亥革命的真相和媒体告诉的很不一样，几乎是完全相反的。

辛亥革命的最终决定权在士绅手中

最终决定的是士绅的态度，要是士绅觉得这个王朝不行了，那么革命的爆发、革命的成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雷颐：是通过代表选出来的，不可能所有人都来，但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尤其南方更多，因为中国近代以来各种思潮主要都是从南方过来，南方的更多一些。

武昌起义之后不久，北方就有两个地方，一个陕西、一个山西，首先是陕西，完了之后是阎锡山，山西。对于立宪派，参加辛亥革命，按照50年代的观点，认为他们是投机、妥协，实际上现在来看，我觉得阎锡山特别有趣，当时在北方整个还是清王朝的统治呢，就两个地方宣布独立，阎锡山一宣布独立，山西最大的商人屈本超（音）居然捐给了他大量的钱，不捐给他大量的钱他完全维持不了几天，像屈本超这种人，当年还是官员，后来不干了，中国有点官商不分，是清政府的官员，他都没有犹豫，居然把那么多钱捐给了阎锡山。

按道理说，商人往往会观察政治局势，看最后究竟的尘埃落定，别押宝押错了，没准儿清王朝还能赢呢？这反映出两点，第一，连他都判断出清王朝可能不行了；第二，他没有犹豫地给，也反映了他的一种主观态度，就是清王朝各种政策导致的，像是屈本超，他是山西最大的商人，有官衔，他都不犹豫地把钱捐给阎锡山，这就反映出了一种态度。

包括北方一些绅商的态度，山西的屈本超就很能代表。

张冠生：雷老师，关于说明我读出，中国这段历史本来有另一种可能，走向改革，这是我从书里读出来的，但事实上走向了革命。

《走向革命》这本书名里暗含了比较丰富的历史过程。读完这个书想和您坐在一起聊的另一个话题是，在假定走向革命之前有过走向改革的可能性或者现实性，而最终结果是走向了革命，在改革和革命这两种不同的试图推动社会往前走（的路径来看），是不是往前走另说，主观上改革也好、革命也好，是要推着老大往前走，在这两种状态之间，我很想听听雷老师谈谈它的临界点，革命爆发之前，它最大的历史容量是怎么被最后突破，不得不革命的？

雷颐：所谓的历史容量，看到那个时候还有没有再改革的余地，要是按照现在的假设，容量很难精确测量它的度数，但我觉得从清政府的一切（行为来看），革命还是改革，容量的大小，也就是我说的革命和改革的赛跑，最终哪个胜出，还是取决于统治者的政策。

刚才我们讲到过，1906年士绅的态度开始发生变化了，清政府对此一概视而不见，根本觉得无所谓，反而后来还有士绅请愿，通过关系，希望都妥协，但清政府的态度就是“这是我爱新觉罗的天下！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指手划脚说应该这样那样？” 我这本书，包括我演讲中一直强调的，最终决定的是士绅的态度，要是士绅觉得这个王朝不行了，那么革命的爆发、革命的成功就是难以避免的了。

张冠生：实际我读这本书，读着历史，在想现实，读着1911年，在想2011年。

当下中国社会正在发生变化，结构性的变化也很明显。刚才您说到士绅阶层，我没有能力做判断，不知道现在中国的各阶层里有没有能够在社会功能上替代当时的士绅阶层的？如果没有的话，我们的改革再往前推动，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前景？

　张鸣　序言辛亥革Ming前后，《摇晃的中国》

　　革Ming给了国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

　 　1911年发生的辛亥革Ming，快要一百年了。一个纪念日，到了纪念一百回的时候，无论如何，都会热闹一下。况且，1911年双十这个日子，又是中国帝制告 终的开始，走向共和的中国，经过了一百年。民主共和思想，是否深入人心不知道，至少在名号上，跟上了世界潮流。就凭这一点，也值得庆祝一番。

　 　说起来，这个革Ming的发生，多少有点偶然性。从小的方面说，如果当时坐镇武昌的湖广总督不是瑞澂，如果他不是炮一响就像个懦夫一样挖洞逃走，如果他此前的 处置不是那么失当，偶然破获了革MingDang的据点，又拿人又砍头，而是当众把缴获的革MingDang人花名册给烧了，1911年10月10日晚武昌新军工程营的枪声，兴许 不会变成一场占领武汉三镇的起义。因为革MingDang人这样零星的枪声，已经响过很多次了，没有一次成气候的。就在武昌起义爆发前的一个月左右，武昌新军也来过这 么一回，但并没有闹起来。

　　从大的方面讲，如果不是西太后和光绪死后，上台当政的满人少年亲贵由着性子胡闹，先是赶走了最能干的袁世凯，得罪了最不该得罪的人，然后又张罗收权，把地方权力收回中央，把汉人的权力收回满人，革Ming即使发生，也成不了气候。

　 　千不该万不该的是，在各地立宪派风起云涌立宪请愿的时候，亲贵们不答应也就罢了，却搞了一个皇族内阁，让各地士绅们心里凉到底——从此之后，中国的事， 就由这些生在深宫、长于妇人之手的纨绔亲贵包办，士绅们借立宪分权的希望，被彻底浸在了冰水里。这么一来，士绅们把个满人王朝恨得牙根痒痒，本来听不进去 的革MingDang人排满的宣传，忽然就入耳了，真是个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尽管让他们放火，他们还是不敢，但只要有人放火，他们是乐于扇风的。辛亥武昌起义第二 天，起义士兵群龙无首之际，逼来的黎元洪一言不发，死活不肯“从逆”，但作为湖北咨议局议长的汤化龙却来了，一来就不走了，连带着听他指挥的商团，也参加 了革Ming。正是由于立宪派士绅的帮忙，不仅稳住了局面，而且争得了外国人的同情，说服了黎元洪改变主意，甚至还策动了前来镇压的海军舰队的反正，因为舰队司 令的参谋汤芗铭，是汤化龙的弟弟。不仅武汉一地，立宪派帮忙革Ming，其他地方，也都在帮忙革Ming，有的地方，立宪Dang人干脆自己出头。最初革Ming的十几个省，实际 上是革MingDang人和立宪Dang人平分秋色。

　　尽管说，革MingDang人一直处心积虑要策动革Ming，但革Ming的形势却一直都不够成熟。尤其是清廷推行新政改 革以来，革Ming成功的机会相当渺茫。尽管革MingDang在政界、学界、军界有诸多的渗透，很多新军官兵受排满宣传的影响，但革MingDang人发动的大大小小历次起义，好像没 有一次有成功的希望。收买会Dang的起义，像是雇人造反，钱花光了，人也就散了。而且起义都在边边角角的地方，闹与不闹，都没有什么影响。而新军的起义，动静 大了一点，但却总也形成不了规模，要不就是时机总也不对。最关键的是，每次起义，都没有社会的呼应，基本上是革MingDang人单打独斗——他们一直以为这样个人英 雄式的单打独斗可以唤起民众，只手打天下。为此，暗杀成为起义之外最重要的手段，从南到北，革MingDang人都在试制炸弹，炸了这个炸那个，可惜，始终没把民众的 觉悟炸出来，也没有把清朝炸垮了台。
　不能否认，革MingDang人有救国救民之志，但落到实处，往往夺取政权的心情要占到上风，尽管夺取了政权，他们是为了实行最先进民主共和制度，好让中国实现跨越 式发展。清朝的改革做得好，尤其是预备实行立宪了，他们感觉自己的机会就渺茫。客观地说，如果不是有日本这样一个处心积虑不想让中国变好的近邻，这样的近 邻总是借着帮助革MingDang人给中国政府捣乱，革MingDang人策动起义的本钱会更少，连宣传的影响力都会受局限。这是因为，清末的新政改革，的确做得不错。庚子后的乱 局，很快就稳定下来，经济得到很大的恢复，外国投资增加，中国人自己办的工商业也呈现兴旺的景象。新政的各项事业，都在稳步前进。原来以为会引发强烈反弹 的废科举改革，居然平稳度过，新学堂遍地开花，虽然问题成堆，但新式教育从此生根。军事改革、法律改革、官制改革、财政金融改革、地方自治乃至预备立宪， 都在稳步推行。尽管有庚子赔款的巨大压力，但各级政府的财政收入都在大幅度增加，到辛亥年，朝廷的岁入居然达到破纪录的两亿四千万有余，而各地财政，也大 多有结余。爆发武昌起义的湖北，打开藩库的革MingDang人，发现他们拿下的这个政府，居然有四千万元左右的存银。事实上，正是有这些结余，各地的起义者才赖以招 兵买马，扩张军队，维持了革Ming的命脉。新政的推行，不像以往很多论者所说，事业一塌糊涂，引起了民众的强烈反抗。新政后期，整体上社会治安良好，大的股匪 都招安了，小的匪盗得到控制。所谓民众对新政的反抗，只有少数地区比如山西有对兴办新教育不满的骚动，有民间结社干草会所谓“烧学堂，打先生”的骚动，但 规模并不大。其他的所谓反抗，主要集中在反抗丈量土地和清查人口方面，但骚动也都是小规模低烈度的。以往的研究，往往先验地认为凡是王朝覆灭，必定是政治 紊乱，民不聊生，遍地烽火，其实，清末恰恰不是这样。政治虽然谈不上清明，但比起庚子之前，却要好得多，民众生活也谈不上安定，但比起庚子之前，也要好得 多。我们建国后史学界为了验证清朝腐败、天下大乱所做的统计，验证辛亥前一年，整个国家的民变 [实际上有些夸张] 次数，大约一万起。即使这个夸张的数字，放到这么大的国家里，实在算不了什么。

　　但是，主持变革的当家人，毕竟是一个刚刚犯过大错的 集团，而且是一个少数民族集团。像鼓动借助义和团盲目排外这种逆时代潮流而动的大错，不仅导致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主权大幅度丧失，而且造成了国家巨大的动 荡和损失，数额达到四亿两的庚子赔款，等于是在国家经济的血管上开了巨大的失血口。这样的错误，大大降低了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由于这样的一个错误，革MingDang 人持续排满宣传，才有了市场。更多的汉人精英意识到原来这个朝廷是异族政权，从而使大清王朝的合法性进一步降低。剩下来的事，只能办好，不能办坏，一旦办 坏，大家就会认为是非我族类的缘故。
然而，西太后之后少不更事的少年亲贵们，却大大地错估形势，不知道自己吃几两干饭，居然想通过把权力揽到自己手里，巩固统治。殊不知，满人政治能力退化， 已经有一百多年，而政治格局的满轻汉重，内 [朝廷] 轻外 [地方] 重，也已有几十年的工夫，早成定局。满人中的能人，有经验的政治家，西太后和奕?在世的时候，都得承认现实，而以摄政王载沣为首的这种二十多岁的少年亲 贵，既无从政经验，也无政治能力，居然敢贸然收权揽权，不坏事才怪。武昌军兴，亲贵们六神无主，马上实行立宪，废掉皇族内阁，答应所有立宪派的要求，但是 已经晚了，人们不再给清政府机会了。从后来的历史看，这不仅是满人的悲剧，也是中国的悲剧。史家一直在说，辛亥革Ming期间，袁世凯始终在谋求自己的利益，取 孙而代之。其实，在南北谈判期间，他倒是竭力想维持一个虚位的清朝帝制，一个由汉人实际统治、大清皇室挂名的统治模式。这个模式，也得到英国和日本的赞 同。在他们看来，中国人根本没有做好实行共和制的准备。显然，袁世凯在这点上跟他的好朋友，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有高度的共识。这期间，也有人提出可让孔子 后裔和明朝皇族后裔来当皇帝，继续维持君主立宪体制。然而，毫无势力的孔子后裔和明皇后裔显然出不了山，保存大清虚名的努力，事实上也不可能，即使袁世凯 逼使摄政王载沣退位，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已经告成，南方的革MingDang人仍然不肯退一步，在情势上也退无可退，好讲中庸的国人，其实从来都不会妥协，共和这一 步迈出来，所有参与其中的人，包括前立宪Dang人，都骑虎难下，加上所谓最“先进”制度的诱惑，革Ming发生后的中国只能往前走。

　　革Ming最大的危 险，是会带来社会的动荡，甚至导致外国的干涉。这一点，是当初革Ming和立宪两派论辩的主题。辛亥革Ming期间，日本的确考虑过武装干涉的可能性，只是因为英美的 反对而作罢，而革Ming过程的动荡不大，也是外国干涉没有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应该说，从近代革Ming史角度，辛亥革Ming算是一场动荡和破坏比较小的革Ming。立宪派的 高度参与，极大地降低了破坏的程度，而革MingDang人，也在刻意减少革Ming带来的动荡。为此，他们不准农民革Ming，不进行底层动员。但是，另一个他们老早就依赖的势 力，却趁革Ming之机登上政治舞台，这就是会Dang，还包括一些绿林好汉。虽然说，跟会Dang合作是革MingDang的传统，但在辛亥革Ming过程中，他们还是尽可能对会Dang势力进行 了遏制，有的地方，甚至出现了镇压。但是，会Dang这种中国社会中的准黑社会力量，还是冒了头。毕竟那么多年革MingDang对会Dang的联络和利用，不可能一下子断了关 系。从地下冒出来的会Dang，对革Ming后的秩序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各地会Dang公开露面，大开香堂，大散海底，在底层社会建立准黑社会的秩序，导致革MingDang人声誉大坏。二次革Ming，貌似强大的革MingDang，在袁世凯的打击下，不旋踵即土崩瓦解，跟他们不得人心大有关系。

尽管破坏不那么大，但革Ming毕竟是一场中国人学习西方的激烈变革。革Ming后，中国国门上的招牌变了，从一个君主专制的政体，变成了最先进的美国体制，接任孙中 山做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也被誉为中国第一华盛顿，世界第二华盛顿。但是，革Ming后的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制度，落到实处，的确大有困难。就整体而言，虽然 沿海开放口岸城市的绅商欢迎革Ming，而内地农村的士绅满怀疑虑，汉人的官僚在革Ming进行中，却罕有为清朝殉节的。怀念清朝的遗老遗少，都是在革Ming后民国制度运 行之际产生的——民国来了，很多人才觉得前朝其实更好一点，换句话说，民国不怎么样。

　　民国办不好，在很大程度上是没有生成一种新的 秩序。然而，新秩序的产生，有赖于现存秩序的稳定。日本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机的粗暴干涉，乱中添乱，袁世凯和他的谋士，错判形势，贸然称帝，袁世凯这个唯 一的强人垮台，秩序的稳定，自然无从谈起。革Ming带来了民主共和制度，但这个制度在中国却落不了地，落不了地的制度，也就没法修正，中国回不到更合适的君主立宪体制那里去，因为在上层信奉的进化论历史观里，制度的演进，是进化的必然，已经进化到“先进”的制度，任何“退步”，都是开历史的倒车。

　 　辛亥革Ming，是一场没有准备好的大变革。这场变革，却给中国带来了深刻的变化。革Ming成功后不久，上海的报纸不无戏谑地罗列了革Ming前后的变化：“共和政体 成，专制政体灭，中华民国成，清朝灭，总统成，皇帝灭，新内阁成，旧内阁灭，新官制成，旧官制灭，新教育成，旧教育灭，枪炮兴，弓矢灭，新礼服兴，翎顶礼 服灭，剪发兴，辫子灭，盘上髻兴，堕马髻灭，爱国帽兴，瓜皮帽灭，阳历兴，阴历灭，鞠躬礼兴，拜跪礼灭，卡片兴，大名刺灭，马路兴，城垣栏栅灭，律师兴， 讼师灭，枪毙兴，斩绞灭，舞台名词兴，茶园名词灭，旅馆名词兴，客栈名词灭。”其实，新教育、枪炮、律师、马路这样的东西，并不是民国才兴的，而除了制度 变化，其他的变化，都是皮相的，甚至并没有真的变过来，至少在民国初年是如此。连革MingDang人大力推动，强力执行的剪辫子和放足，在乡村世界也成效甚微。放足 和禁缠[禁止缠足] 成效最差，直到国民Dang统治时期，好些地方的妇女依然缠足。剪辫稍好，但坚持不剪的人，也所在多有。民国成立，原本戴在外国人头上的大礼帽，的确扣在了中国 官员的脑袋上，而且他们的手上，也多了根“文明棍” [手杖] 。还不仅如此，辛亥之后，话剧叫文明戏，新式结婚叫文明结婚，放足叫文明脚，连脚踏车，都被叫做自由车。但是，民国之后，正如长袍马褂依然如旧一样，瓜皮 帽也没有退出历史舞台，依旧为士绅的常服。为孙中山倡导的中山装，即使在国民Dang统治时期，也只是Dang部人员在官方场合的服装，回家之后，很多人还是袍褂当 家。很多在日本学了军事的将领，在今天留下的老照片上，洋式戎装，笔挺精神，但平常却喜欢长袍马褂，甚至喜欢坐轿子，连上战场都不例外。自由、民主和文明，离中国人的生活，其实还相当远。

　辛亥革Ming真正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既不是风俗的变化，西化的习染，也不是新事物的出现，零星的现代化，甚至也不是制度的革Ming。如果没有革Ming，清朝如果能正 常立宪的话，代议制早晚都会来，西方的法律、政治制度，在新政期间已经进来，而且总会生根，所差的，只是技术上到底学谁的问题，而没有不学的道理。比如法 律制度，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的问题。在我看来，辛亥革Ming带给中国和中国人的，其实是持久的制度的困扰和变革的焦虑。

　　革Ming给了国 人一个世界上最先进的制度，但却没法像魔棒一样，给中国带来立竿见影的变化。中国不仅没有因此而走向富强，反而更易混乱。很多人都明白，一个有两千年帝制 传统的国度，骤然实行共和，而且学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美国，其实难免消化不良，但是，人们不情愿看着刚刚确立的进化论历史观在自己身上破产，不愿意承认自 己跟西方人其实不一样，没法原封不动地移植一个“最好的制度”，因为这样，似乎就等于承认自己种族的劣质。于是，只能把混乱归咎于变革的不彻底，革Ming不彻底，因此也只好在前进方向上做更激进的动作，革Ming，再革Ming，从制度变革走向文化和伦理革Ming，再则阶级革Ming，把中国社会翻过来，将传统的结构彻底打碎，建设一个人们谁也难弄明白的新世界。直到今天，人们依然患着求新症，什么东西，不求最合适，只求最新，最时髦。

　　即使不这样，在情势上， 中国人也退不回去，退不到一个更合适自己的制度状况中去。其实建立代议制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这样的国度，还是需要一个皇帝过渡的。可是过去的皇帝是 满人，是异族，而且已经在革Ming的论述中带有屠杀汉人的原罪。所以，清朝的复辟，只能是遗老遗少的梦呓，一旦落到地上，连坚定的君主立宪主义者都会因之而崩 溃。1917年的张勋复辟，不仅毁了康有为的清誉，也使得一直主张君主立宪的杨度心灰意冷，从此放弃了自己的主义。其他的人，没有实权的孔门后裔衍圣公做 不了，有实权的袁世凯也做不了。谁也做不了皇帝，道理很简单：中国已经共和了，人们只能在“先进的制度”里往前走，除非找到更先进的制度。

　 　中国人不是在共和制度中无法生存，也不是创造不出好的东西来。几十年的民国历史，也有值得称道的教育，值得骄傲的文化，但是，国人却很难在共和制度里创 造一个新的秩序。尽管现在的人们回顾历史的时候，觉得民国还相当不错，但是当时的人们却很难满意那种军阀割据、国势衰微、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的状况。这 个老大的帝国，在进入共和之后，没有重建一个属于共和制的秩序，因此，就很难抵御卡里斯玛权威的呼唤，很难抵御再次革Ming、不断革Ming的诱惑。革Ming带来了问 题，答案却是只能在继续革Ming中得到解决。一个原本背着过重的历史包袱，又在清末历史中饱受欺凌的民族，学习西方，包括学习引进西方的制度，无论如何都摆不 脱工具性的诱惑。所谓的革Ming，无非是要借助革Ming的杠杆，撬起可以使民族翻身的巨石，当无论如何都撬不动的时候，不是换一个杠杆，而是接长这个杠杆，用更激进的革Ming，继续撬。

　　当然，当年的中国境况，说起来也很无奈。和平变革的希望，只能建立在清政府不犯大错上，但是，谁也保证不了这个 政府不犯错误。自1860年中国设立总理衙门以来，中国已经被拖进了西方的世界体系，此后中国历史的演进，总离不开世界历史的拖带，中国人不能决定自己的 历史走向，也无法决定什么时候变化或者怎么变化。同光中兴，自己对自己说是自强运动，但实际上不过是洋务运动。此后的变革，也大抵如此。本土化的最后抵 抗，是义和团，结果被碰了个灰头土脸，回头看看，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清朝从新政走到被革Ming，改革被革Ming扑倒，在一个两难之局里。历史，在这里很无奈。

　　辛亥革Ming，以及革Ming后的一百年，都是值得国人反思的一个艰难的过程。一百周年的纪念，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但愿，人们能想起点什么，想出点什么来，别白过了。

辛亥年，曾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1911年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发生的起义，之所以发生，虽然此前有革Ming党的某些安排，但带有很大的偶然性。这样的偶然性，最终能够成事，其实也是偶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里，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也发生了一次士兵自发的偶然性起Yi，但是，枪响了，并没有像后来10月10日一样，引起普遍的响应，因而悄然流产。

辛亥年，武昌发生的那点事，是一场意外，

　　意外里的意外。

　　这场意外，毁了一个王朝，像扳道岔一样，

　　把古老的中国，扳到了另一个轨道上。

　　还有一场未遂的武昌起义

　　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有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但是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

　　1911年10月10日夜里武昌新军工程营发生的起义，之所以发生，虽然此前有革MingDang的某些安排，但事到临头，实际上只是士兵的自发行为，带有很大的偶然性。但是这样的偶然性，最终能够成事，其实也是偶然。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此前的9月24日夜里，武昌新军驻扎在南湖的炮队，也发生了一次士兵自发的偶然性起义，但是，枪响了，并没有像后来10月10日一样，引起普遍的响应，因而悄然流产。

　　事情是这样的。据当时的报道，湖北新军炮队第八标三营，有一些老兵服役期满，遵Ming退伍。由于这些老兵资格老，人缘好，所以，大家给他们摆酒送行。9月 24日这天夜里，目兵汪锡九等正在和昔日的同僚饮酒，一些丘八，喝到兴处，未免大呼小叫，出言不逊，让长官听了不爽 [也有一种说法，是说喝酒是为了汪锡九等人请假离营] 。该队的排长刘步云一向跟汪锡九等人不睦，上前干涉 [几乎跟10月10日工程营发生的事一样，出来干涉的也是一个排长] 。退伍老兵一向比较横，从来如此。以前听人管也就罢了，现在马上就要离开军队，还要受这个气，怎么可能忍？加上这些人原本就跟革MingDang有联系，就更加难以克制。于是双方由争吵变成打斗。众兵士起而打开军械房，取出马枪十几杆，向军官室轰击，但是，枪里的子弹，都是有药无子的训练弹，伤不了人。这些人一不做二不休，拖出快炮三尊，准备大干。但由于新军的炮与炮弹是分开的，有炮无弹，他们又去抢弹药库，急切之间，砸不开库门。后来工程营的起义，枪一响，全营响应。但是，南湖炮队的举动，却没有招来别人跟着动。响应者没来，镇压的马队倒来了，起事的士兵，只好弃炮而逃。马队追及，汪锡九跟他们说，大家都是兄弟，相煎何急？马队士兵也就退了。

　　事闹出来之后，革MingDang曾经一度想提前发动。但考虑到准备不足，而且事起突然，有点像是老兵使酒闹事，瑞澂和张彪昏聩胆小，未必会真的深究。所以，只是安排两个领头的士兵逃走，没有进一步的动作。果然，瑞澂和张彪得到消息之后，宁肯相信事发偶然，不过是退伍老兵酗酒闹事，遂开除了几个人的军籍，息事宁人。

　　南湖炮队的事，跟工程营发难，仅仅相距十五天。若论革Ming形势，其实没有什么两样。两者也都没有革MingDang的有意布置和领导，都是自己发难，也都开了枪。后者群起响应，而前者，大家都做壁上观，顶多跟着喊几嗓子起起哄。两个事件所差的，只有一个东西，那就是情势。

　　俗话说，形势比人强。俗话说的这个形势，就是我说的情势。这个情势，事实上是清朝的湖广总督瑞澂和革MingDang人一起造出来的。10月9日这天，革MingDang人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的据点试验炸弹，不慎爆炸，据点暴露。张皇没出息的革MingDang人，把所有的名册、文告、旗帜甚至武器和资金都丢给了清吏，导致瑞澂全城大搜捕，多个据点被破获，二十多人被捕，剩下的革MingDang领袖纷纷逃走。彭楚藩、刘尧澂和杨洪胜牺牲，三人的人头，被示威性地挂在了城头。瑞澂和张彪将要按图索骥的流言，传遍了整个军营。这就是工程营发难的情势，有了这个情势，起义才会一呼百应。

　　我们知道，任何一种造反或者起义，都需要有动员。动员的力度越大，成功的把握才越大。但是最好的动员，莫过于形成一种人人自危的恐怖气氛。有了这样的气氛，每个人都感到威胁了，作手的几率才高，打仗才有士气。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造反起事，发动者往往需要制造谣言的缘故。10月10日的工程营起义前 夕，人人自危的气氛，第一来自革MingDang失手，第二来自瑞澂的处置失当，而两者奇妙地构成了完整的逻辑线条，不由人不信。事实上，瑞澂和他的幕僚，还真的考虑过按图索骥，按Dang人名册搜捕，所以，流言不为无因。在地方争路权的纷争一起，革MingDang人频繁活动，整个局势风雨飘摇的情况下，人心原本就不稳。流言一起，又没有有力的措施安抚，人心就瓦解了。在工程营发难前夕，据报道，张彪已经布置各营管带，凡营中喜阅新书报、言大气昂及剪辫之兵，一律开除，派人押送回原籍。并且严禁各营队之间士兵来往，不许士兵五人以上聚谈。虽未及实行，但却平添了紧张气氛，让士兵从军官们严峻的表情和鬼祟的行动中，“印证”了按图索骥的真实性。事实上，新军固然有不少革MingDang，但没有想象那么多，至少，军官中的革MingDang相当少，只要响应者不足够多，是可以弹压的。可是按图索骥的流言一起，不仅新军中所有没有逃走的革MingDang人感觉到了死亡的威胁，那些跟革MingDang人有过交往的人，也人心惶惶，革MingDang的花名册是他们自己造的，谁知道那名册里到底有谁呢？不动也是死，动一动，说不定还会有活路。按一个革MingDang人的说法就是，“起义亦死，不起亦死，等是死耳，与其为瓮中之鳖，毋宁铤而走险”。这是一个兵法上“置于死地而后生”的局面，是一个典型的陈胜吴广起义的情势，历史告诉我们，这样的局面，士卒很有战斗力。然而，即使这样，还有差不多一半的新军没有动。事实上，凡是革MingDang人活动多一点的部队，就都“叛变”了，革MingDang人活动较少的部队，士兵不那么担心受到牵连的，就没有响应。只是，他们也没有心思去镇压起义的同类，一旦总督走了，兵就散了。

　　从这个角度看，如果10月9日 汉口租界没有发生事故，起义按革MingDang部署的计划进行，革Ming还真的未必能成功。因为这样按计划进行的起义，动员的力度明显不够。起义的信炮打响，有多少人响应，还真不好说。武昌起义成功之后，作为原来的革Ming领袖之一的刘公说，当初他们动员新军士兵，好多人虽然有心革Ming，但一旦落实到具体行动，就会犹豫。因此他们甚至想过用炸弹来威胁这些士兵，如果不参加，就会被炸死。为了印证这一点，此前已经有了一个现成的例子，如果9月 24日夜里，大家都有心造反，南湖炮队的枪声一响，一哄而起，一样能够成功。而后来同样是南湖炮队，却大部响应了起义，炮兵的加入，对攻下总督府，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有心栽花花不成，无意插柳柳成荫，自古如此，不绝于书。武昌起义，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历史结果。

    五光十色说民国

      张鸣

民国史北洋时期，给人的印象，就是乱，眼花缭乱。十几场仗同时开打，几十个人物上上下下，说东道西。北洋统治不足16年，光元首就换了好几位，袁世凯、黎元洪、徐世昌、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至于内阁，就像走马灯一样，平均一年换好几届。当过总理的人，能编一个加强排。真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其实，大家还都没唱完，观众连角儿都没看清楚，就换人了，跑龙套的，就更无所谓了。

那个时代，有自律甚严的军阀，比如吴佩孚，也有浑身流气的军阀，比如张宗昌。有人办大学，办得有模有样，比如张学良，唐继尧；有人搞实业，比如张作霖，刘湘、刘文辉；有人搞农村建设，比如阎锡山；很正面，很值得说。但也有人滥发军用票，胡乱征税，田赋预征到了21世纪  (按：《让子弹飞》电影提到了，征税到百年后的2011年是发生在四川的真事)，

强迫人民种鸦片，种得本土鸦片到处都是，进口的印度大土没人要了，彻底实现鸦片的国产化。连军阀里面，信仰都五光十色，有信仰社会主义的陈炯明，也有信基督的冯玉祥，还有信佛的唐生智和信道的刘湘。

知识界也是如此，有学问大的泰斗，也有混饭吃的南 郭先生。好大学办的可以跟西方比肩，烂的野鸡大学也比比皆是。同样是海归，有名副其实的名牌学子，也有克莱登大学的高足。自由主义流行，保守主义也流行，连马克思主义，一度都是学界的时髦，历史界不搞唯物史观，大家都看不起。

至于风光无限的媒体，更是这样，有引领潮流的大公报、申报，也有专门登载明星绯闻的晶报。媒体人有志向高远，参与政治谋划的高人，也有专门泡胡同，寻找花 边新闻的里手。张季鸾的社评，每每耸动天下，但晶报的流言蜚语，也照样能害死阮玲玉。一般的上海老百姓，还就是喜欢后面的花边，不乐闻大公报的高论。

那个时代，演戏的喜欢谈政治，演半截戏，停下来发表演说，看客居然喝彩。政客喜欢唱戏，不会唱两口西皮二黄的，就不算那个时代的官人。兴致高的，还花了大 钱下海做票友。军人喜欢做文人，不穿军服，偏爱长袍马褂，跟文人诗酒唱和。文人喜欢谈兵，有机会就穿回戎装，挂上指挥刀，马上照相留念。

大人物都迷信武力统一，无论是袁世凯、段祺瑞和是吴佩孚，甚至包括孙中山。在北边的要统一，在南边的也想统一。但小一点的人物却想分治，搞联邦，联省自 治，比如陈炯明和赵恒惕。想统一的，统一不了，想分治的，也分治不成。所以，那年月最大的问题是，国家实际上是分裂的，大军阀控制数省，大声吆喝，小军阀 控制一个县，也自己当家。中央政府，政令不出都门，市场不统一，货币不统一，国家弱，政府穷，最穷的时候，连中央政府各部都发不出工资来，各个驻外使节， 下旗回国——因为没有了经费。好不容易参战第一次世界大战，但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却名列末等，只能派两个代表。自家的山东，被列强当成战利品 争来争去，自己却说什么都不好使。更让人难堪的是战乱，上千个大小军阀，你打来，我打去，老百姓没有一个稳定的统治者。通商口岸还好，但是内地，则饱受战 乱之苦。这样的国家，离仁人志士富国强兵的理想，实在太远。

要说好的，也有的说。资本家感觉，做生意挺容易，除了战乱，没有什么人干涉他们。教授和学生感觉也好，但凡提得起来的大学，无论国立、私立还是教会大学， 个个像样，大学自治，教授治校，学术自由。他们感觉校长不像话，立马就可以起哄驱逐。一做了教授，就是总统来了也可以不理不睬，在课堂上爱怎么讲，就怎么讲，从不担心因为学术以外的原因被开了。报界的人士更是牛气，民国时期的牛记者，尽管在北洋末期被杀了两个，但那是真正牛气的时代，不管政要还是军阀，记 者想骂，也就骂了。骂了之后人家给钱，收了钱还是骂。连国粹京剧，都是民国时期得到的光大，什么四大名旦，四小名旦，四大须生，都是民国人弄出来的好事。

总的来说，民国，尤其是北洋时期的民国，是个色彩斑斓的时代。人人都特行独立，有时特行得崇高，有时特行的猥琐。牛人被埋没不了，没人因为你牛而压制你， 压也压不住。但凡有非常异议可怪之论的人物，或多或少都能得到一份尊重，除非，你只有程咬金的三板斧，后劲没了。各种各样的人，都有自己施展的舞台，但施 展的前提，是你有这个本钱。这是个连小偷、流氓都有个性的年代，大家各有各的道，没有绝活，就别想混好。那个时代，中国有国际知名的学者，王国维、陈寅恪 和陈垣。有丁文江和李四光。也有世界上叫得响的企业家范旭东、吴蕴初和卢作孚。教育家有蔡元培、蒋梦麟、张伯苓、陶行知。连名声不好的军人，也有上过时代 周刊封面的吴佩孚。这个吴佩孚，晚年没落潦倒，但却从来不坠青云之志，一直牛哄哄。

那也是一个民主特别受到尊重的时代。

议会自打成立之后，好像没做过什么事情。京里坊间传说，两院议员对于逛八大胡同比参政议政更有积极性，没事就泡在胡同里吃花酒，莺莺燕燕。但是，既没有人 把他们的高额补贴取消，也没人敢于蔑视议会。实在不行，就换一个议会，但换了之后，议员还是在胡同里泡着。曹锟贿选，原本心里也没有贿选这回事，无非是公 开付给议员的辛苦费，付费，是为了尊重议会，尊重议员。

记者在报上骂了当政者，骂也就骂了，当政者硬着头皮，装不知道。学生上街游行，抗议政府行为。不管做得多么过火，都欺负到警察头上了，就是不敢镇压。不是做不到，而是自己感觉不能做——因为现在是民国，民主政体。

但是，当时的人，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大众，既包括底层的民众，也包括内地的乡绅，他们对民主没有感觉，没有认识。对于战乱，有切肤之痛，却没有多少发言 权。另一部分上层人士，知识界人士，对战乱的感知相当弱，但发言权大，声音大。对民主的偏好，主要局限于他们。只是，他们对于民主的喜好，往往带有强烈的 功利意味。这个时期，上层人士和知识界，真正的政治信仰，是进化论。无论推崇军国民主义（即后来的军国主义），还是联邦主义，社会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的，骨子里都是进化论。进化论顽固地相信历史的进步主义，笃信西方的民主制度是历史进步的产物，迷信西方历史的新事物。在那时，他们相信，只要坚持这个制 度，坚持这个制度的信条，中国就能走到富国强兵的路上去。即使后来一部分知识界人士抛弃了资产阶级民主，也没有抛弃进化论，只是觉得发现了西方某些比现行 的民主制度更好的东西，更为科学，更为民主的东西。

这样功利的民主追崇者，对于跟民主相伴的自由，多半都不怎么在意。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质上是一场文学运动，道德运动。投身运动的青年，开始最在意的是个性 解放，个人自由。为了从传统家族中挣脱出来，他们为之奋不顾身的奋斗。但是，挣脱出家族绳索的青年，一旦赶上五四爱国运动，轮到自己为国家，为民族争利益 的时候，就纷纷放弃了自己的自由，而且去强迫别人也放弃自由。在抵制日货的时候，自己可以不惜代价无条件放弃自己所有的日货，也逼着商贩这样做，不做，就 抓人戴高帽子游街。像孙中山这样的大人物，则公开鼓吹人们为为了国家民族的自由，放弃自己的自由，把自己的自由，融入到民族国家的自由中去。当然，这样也就没了自由。

没了自由，也就没有了民主。

民国从北洋到国民Dang统治时期，民主沿着下降线行进。越是后来者，走得越远，降得越低。但是，没有人会把共和国的招牌放弃，没有人公然蔑视民主，谁都打民主牌。但大家却都在抽离自由，在民主中抽离自由。

毛泽Dong有文章曰“反对自由主义”，蒋介shi也有类似的文章。两个对头，死对头，在自由问题上，其实观点十分相近。在反对自由的过程中，原先在民主旗帜下的个性就纷纷逃掉死掉，五光十色的人和事，变得整齐，也变得单一。最终，变成了一个色调。文Ge中，外国人来到中国，他们发现，这是一个蓝色和灰色的王国，连女 孩子身上的衣服也不例外。

惠州：一场好看的国际性起Yi

起Yi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

1900 年，趁着庚子之变，八国联军入侵，清朝皇室开溜，北部中国大乱的当口，孙中山的Ge命Dang，在广东的惠州，发动了一次武装起Yi，惠州三洲田起Yi。这次起Yi，在孙中山看来，是时局转换的关键。经此一役，国人不再视他们为乱臣贼子，反倒有点同情了。其实，这是会错意了，国人对他们的态度改变，跟这场起Yi关系不大，主要是因为清廷在庚子之变中的倒行逆施。在即使是广东也算边角地带的惠州，几个小民闹事，当时又没有什么像样的媒体，通讯也不发达，全国能有几个人知道呢？但是不管怎么说，惠州三洲田起Yi，在Ge命Dang人的起Yi谱系中，地位不低。

起Yi跟多数Ge命Dang人起Yi一样，动用的是会Dang的力量。具体在惠州，就是洪门三合会或者三点会的会众。本来，清末的洪门未必有很强的政治性，所谓的反清复明宗旨，反抗朝廷的传奇历史，在很大程度上是遭遇朝廷压迫之后，经高人点拨加上去的。社会上逸出土地的人多了，脱离乡土宗法系统讨生活，有个组织，相对容易些，帮会也好，民间宗教也好，就应运而生。这样的组织，朝廷不喜欢，加以打压，倒也自然。可是，古代的朝廷是弱政府，控制力不强，对于这种组织，打压也打压不了。真正抗衡这些组织的力量，其实是乡绅和宗族组织。于是，帮会就不黑不白地存活着。凡是在政治上想有作为的反政府势力，都会很自觉地想到他们。太平天国用过他们，戊戌维新被镇压的激进的维新派，也利用过帮会。最后轮到Ge命Dang了，早在兴中会初起，孙中山就加入过海外的洪门，名分是洪棍。在国内舞枪弄棒，扯旗造反，拉这原本就被朝廷视为非法的团体入伙，则是最方便的选择。

惠州这个地方，天高皇帝远，在广东自成系统，民风强悍，不思守法的“刁民”多，洪门势力大，是个策动造反的好地方。Ge命Dang在辛亥武昌起Yi之前，一共发动了十次起Yi，就有两次在惠州。

对 于会Dang而言，冒风险他们并不太怕，原本就是时常冒死犯难、干犯法纪的流民嘛。所以，策动他们起Yi不难，但是，做这种事，一要有钱，二要有枪。对帮会来说，这不是Ge命，他们也理解不了什么叫Ge命，只是买卖，刀口舔血的买卖。比起平时的小打小闹，此番只是做得大了一点而已。钱，Ge命Dang是有的，每次起Yi，他们都会在海外筹钱，筹够了，才发动。起Yi发动起来之后，按日发饷，发到每个人头，孙中山还为此特意换了好些零碎的港币。除此而外，起Yi首领也要有钱，走街过巷，每到一地，起Yi者都要杀猪漉酒，大吃大喝。东西还不是抢来的，可见钱是有的，还挺富裕。枪也好办，惠州临近福建，福建对面是日本占据的台湾，而福建也是日本的势力范围，经台湾到厦门走私枪支，一般不成问题。所以，造反的洪门手里，就有了最新式的快抢。

起Yi的发动，时机很好。北京被八国联军占领，天下大乱。趁乱作乱，从来都是好机会。同时，台湾的日本总督儿玉源太郎，对孙中山的举动，有直接的支持 [这几乎是日本的一贯做法，总是支持中国政府的反叛者] 。因此，参与起Yi的，还有一群日本人。有名有姓的有宫崎寅藏、平山周、福本诚、原口闻一、远藤隆夫、山下稻、伊东正基、伊藤岩崎、山田良政等十余人，多是跟黑龙会有关的浪人，算是一支“国际纵队”。计划是先由郑士良等人潜入惠州三洲田，先行组织。然后孙中山携众“中日同志”一起到来，共图大举。没想到，郑士良进去把人拉起来之后，港英当局不给面子，孙中山他们在香港受阻。郑士良眼见粮饷将尽，人要散了，于是冒险发动，如果成功，就在海边占个地方，等待从台湾来的援助。

起Yi发动的时候，由于起Yi军枪械精良，有格林炮和毛瑟后膛枪，一时间占了便宜，打垮了好几股清军。俘虏了清兵，就剪下他们的辫子，让他们做苦力。但是，起Yi者的Ge命宣传做得可不怎么样，虽然后世称他们为Ge命起Yi军，但当地人依旧称他们为红头贼，仿佛这些人跟太平天国时期起事的红巾军是一回事。起Yi军也真的是腰缠红带，头裹红巾，还打着红旗。领头的人等，头插雉鸡翎，胸挂红绣球。起Yi失败之后，被清军打死的首领，身上还挂着结成花球的红绸子。尽管是Ge命Dang人发动的起Yi，但是参加的洪门，还是跟其他扯旗造反的农民一样，喜欢把跟戏班子学的本事，用在起Yi上。

虽然中国的 朝廷有段时间不知所踪，但在广东的地方官，还算负责任，没有听说有人起Yi造反，就一溜烟走了。当地的民团，也不买帮会的账，硬是帮着清军打Yi军。不过起Yi 军一度聚拢了近两万人，声势不小。但是，就在这个时候，日本内阁换人，山县有朋下台，伊藤博文上台，新的总理大臣改了政策，不主张支持孙中山。原来从菲律宾采购的枪械，也吃人骗了。于是，预期的外援没有了，钱也没了，枪弹也没了，三合会会众一哄而散，日本人山田良政也死了，因为留着辫子，穿着清朝的衣服，清政府装不知道，日本方面也没有追究。郑士良只好走路，起Yi失败。清廷自然也不敢追究境外势力的问题，跟日本做交涉，装作什么事都没发生，忍了。后来，孙中山到日本，还为山田良政立了一个纪念碑，称他是为中国Ge命而死的日本第一人。

日本人对孙中山的Ge命怎么理解，不好说，但洪门对Ge命和主Yi其实毫无理解，也没法理解。用他们起Yi，等于雇人，钱在人聚，钱散人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