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龙后裔顶点:《百家讲坛·两宋风云》观后

岳志凤

最近央视10频道播送了首师大附中历史老师袁腾飞开讲的《两宋风云》。开播前《中央电视报》于2009年7月9日第27期《视点特刊》版刊载了“本期导读”和央视记者韩平的署名文章《学历史也可以很有趣》，与未署名文章《激荡的两宋传奇》。三篇文章都可以称之为导读吧！

讲题叫《两宋风云》，但实际时间跨度是自1127年“靖康之变”开始暨其后继的30多年。讲座通过宋徽宗、宋高宗、“中兴四将”、秦桧、金兀术、完颜亮等人物，按时间、地点讲述了中国历史上宋金两个对峙的政权，中华民族历史上两个不同民族之间的战争。讲了各自政权内部人物之间的联合与斗争；在一定程度上表彰了岳飞的精忠，鞭挞了秦桧的大奸。有些问题讲的很好，似乎做到了无懈可击。然而，这30年的风云主题应该是一场一个被侵略的民族政权反对另一个侵略者民族政权之间的战争，也就是一场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战争。但讲座体现的不明显，特别是发生在被侵略方或正义方内忠奸之辩背后的爱国与卖国两条主线，讲座采取了回避手法。

其次《风云激荡的两宋传奇》与《学历史也可以很有趣》两文，可能是限于专业原因，没有理解与吃透主讲者的原意，出现了走调或曲解，或者在某些原则问题上同讲座人一气发出了与史实不符，与时代不协调的音符。

一“两宋可爱，这一段时期君臣关系融洽，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外交流发达，经济文化发展”。

《风云激荡的两宋传奇》第二自然段中的这段话，其主体“这一段时期君臣关系融洽，皇帝士大夫共治天下，对外交流发达，经济文化发展”。源自2008年版王国平主编的《南宋史研究丛书》的代序，就两宋或南宋整体而言，上述说法成立，但是袁腾飞所主讲的《两宋风云》时间限定在自靖康之变暨其以后的30多年，至于这段时间里君臣关系是否融洽？对外交流是否发达？经济文化是否发展？则又当别论，因为这段时间的前10年，金人入侵，北宋灭亡，南宋初建，侵略与反侵略战争如火如荼，生灵涂炭，全国动荡不安，是一段血与火的历史；后20年，自绍兴8年（1138）秦桧独相算起，则处于奸相秦桧“挟虏势以要君”，“将皇帝赵构玩弄于股掌之上”的恐怖时代。这20年以秦桧为首的南宋朝廷都作了些什么呢？从王国平主编的《南宋史研究丛书》韩西山著《秦桧研究》的字里行间，可以窥出其梗概：自绍兴七年（1137）奸相秦桧执政期间，先是忙着清除和议道上的障碍，谋夺诸将兵权，诬杀岳飞；接着便是排除异已，迫害原来几位宰相：赵鼎、李纲、张浚……。对主战派通过文祸、诗祸、语祸，文网罗织，动辄谤讪。另一方面则是网罗仆从，为编织一张巩固相位的网自顾不暇，社会也笼罩在一片恐怖阴暗气氛中。在这种环境下，怎么谈得上君臣融洽，士大夫共治天下，与开展外交，发展经济与文化呢！

所以综观这30年，只能说在头十一二年里皇帝赵构迫于举国上下抗战救国舆论的压力，以及自身营造一块地盘的需要，加上几位主战宰相如朱胜非、张浚、赵鼎等对几位抗金武将的支持等几种力量的结合，使反侵略战争取得了节节胜利，从而使金人不敢再过长江，为保住南宋半壁江山奠定了基础。如是而已，袁腾飞借王国平等对南宋史的研究成果，把整个南宋在153年中所取得成就光环，用以掩遮赵构王朝的局部，这样势必造成人们对评价赵构、秦桧这两个中国历史上不寻常人物的误导。

为了表示不苟同袁腾飞把整个153年南宋的君臣关系和在外交、经济、文化领域所取得的一些成就的光环罩在赵构王朝头上，现引用翟冬青先生提供的，反映北宋灭亡时的那段“风云”的《靖康耻中遭金军蹂躏的宋室公主》一文和笔者2003年写就的《读江夔*扬州慢》的联想—驳《南宋与金议和有功论》附此，以反映赵构统治期的冰山一角。

（一）《靖康中遭金军蹂躏的宋室公主》

北宋末年，金兵第二次南下包围了汴京城，为了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竟以上万名宫廷、宗室和京城妇女为抵押品，明码标价地抵押给了金军。在金军的营寨中，她们遭到强暴和蹂躏。北宋政权灭亡后，金兵北撤，这些女性在金军的押解下随同北迁，在途中历经磨难、大批死亡。到达金国都城上京以后，她们被遣送到供金国君臣享乐的洗衣院、金国皇帝的各大御寨，赏赐给金军将领，甚至流落民间，被迫为奴、娼。

从靖康元年(1126)十一月金兵第二次包围京城到靖康二年(1127)四月张邦昌伪政权建立前，宋徽宗、宋钦宗及北宋官员一直幻想不惜任何代价、通过斡旋方式保留政权。靖康二年正月二十二日，双方达成协议，该协议规定：（金国）准免道宗（宋徽宗）北行，以太子康王、宰相等六人为质，应宋宫廷器物充贡；准免割河（黄河）以南地及汴京，以帝姬（公主）两人，宗姬、族姬各四人，宫女二千五百人，女乐等一千五百人，各色工艺三千人，每岁增银绢五百万匹两贡大金；原定亲王、宰相各一人，河外守臣血属，全速遣送，准俟交割后放还；原定犒军金一百万锭、银五百万锭，须于十日内输解无缺。附加条件是： “如不敷数，以帝姬、王妃一人准金一千锭，宗姬一人准金五百锭，族姬一人准金二百锭，宗妇一人准银五百锭，族妇一人准银二百锭，贵戚女一人准银一百锭，任听帅府选择。”[2](p136)从正月二十八日起，北宋政府开始履行以上协议，按照金人的要求向金军营寨输送女性，最早送去的是蔡京、童贯、王黼家的歌妓各24人，其中福金帝姬（公主）作为蔡京家中的女眷也在遣送之列，被送往皇子（斡离不）寨。史载，福金帝姬见到斡离不后，“战栗无人色”[2](p139)，斡离不下令奴婢李氏将福金帝姬灌醉，乘机对其实施强暴。福金帝姬是“靖康之难”中第一个被金军统帅蹂躏的宋朝公主。

尽管开封府官员刮地三尺，却无法满足金人的索求。为苟延残喘，宋徽宗、宋钦宗开始拿妇女抵债。开封府官员除对照玉牒将宫廷、宗室妇女全部押往金营外，还搜括京城民女甚至已经嫁人的宫女充数。这些被强行抓来的女性“皆蓬头垢面，不食，作羸病状，觊得免”，而开封府尹徐秉哲为了邀功，竟“自置钗衫、冠插、鲜衣”[3]（卷七七，p584），将上自嫔御、下及乐户的5000名妇女盛装打扮送出京城，交付金军。以胜利者自居的金军从选送的5000名女性中“选收处女三千，余汰入城”[2](p139)，当然,被淘汰的2000名女性应属于被金兵糟蹋后由于身体虚弱等原因不便带走而已。由于无法满足金军索要的金银数目，宋徽宗和皇室成员也没能逃脱这场噩运：二月初七日中午，在金军元帅粘罕、斡离不和上万名骑兵的严密监视下，宋徽宗率妻妾、子婿、妇女奴婢从皇城络绎而出，经内侍指认点验后，“太上后妃、诸王、帝姬皆乘车轿前进；后宫以下，骑卒背负疾驰”[2](p141)。在交接过程中，金兵对其行李也进行了严格检查，凡金银玉帛“不许带往南熏门交割”[4]（卷十五，p948）。随后一些躲藏在民间的宫廷、宗室女性也被金兵陆续搜出，除了死去的女性需要特别注明外，任何与皇室有直接血缘关系哪怕是年仅一岁的儿童都在被掳之列。据《靖康稗史》之三《开封府状》所保存的少量与皇室关系密切的女性资料统计，这些女性的平均年龄在20岁左右。最终金人选定嫔妃83人，王妃24人，帝姬、公主22人，其中皇帝妃折钱加倍，共折合金13万4千锭；嫔御98人、王妾28人、宗姬52人、御女78人、近支宗姬195人，共折合金22万5千5百锭；族姬1241人，共折合金24万8千200锭；宫女479人、乐女604人、宗妇2091人，共折合白银 158万7千锭；族妇2007人、歌女1314人，折合白银66万4千2百锭；贵戚、官民女3319人，折合白银33万1千9百锭。以上妇女共折合金60 万7千7百锭、白银258万3千1百锭。[6](p122)即便如此，除去已经缴纳的金银数目，北宋政府还欠金人“金三十四万二千七百八十锭、银八十七万一千三百锭”[6](p121)。这11635名被出卖的女性分别被关押在青城寨（原大梁城南5里，今开封城南）、刘家寺（今开封城外东北）两个金军大营。 “靖康之难”中，北宋后宫嫔妃、宗室妇女全部被掳往北方为奴为娼的历史，既是南宋人难以启齿的耻辱，也是激励南宋人抵抗金兵南下的动力。

（二）读姜蘷《扬州慢》的联想

—驳“南宋与金议和有功论”

扬州，紧临长江北岸，大运河漕运的枢纽，自古繁华。晚唐诗人杜牧833年至835年任扬州节度使推官、掌书记期间，留下的不朽赞美扬州的诗句，更使扬州为之增色。其中“二十四桥明月夜，何处玉人教吹萧”，“袅袅婷婷十三余，豆蔻梢头二月初”、“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廉总不如”、“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等名句，曾引得身历其境者若痴若醉，而未能实地一睹者心神向往。然而胜地不常，当历史车轮运转到三百余年后的南宋，又一个诗人姜夔驻马扬州时，由于扬州遭受金人两度入侵的破坏，他所看到的则是一座冷清的空城。哀愤之余，他也写下了名篇《扬州慢》与杜牧的诗句相互映衬，给后人留下了不尽地悬念与思考。

淮左名都，竹西佳处，解鞍稍驻初程。过春风十里，尽荞麦青青。

自胡马窥江去后，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渐黄昏，清角吹寒，都在空城。

杜郞俊赏，算而今，重到须惊。纵豆蔻词工，青楼梦好，难赋深情。

二十四桥犹在，波心荡，冷月无声。念桥边红药，年年为谁生。

词的大意是：扬州是淮南东路的名都，竹西亭是都城里的著名景点。初次来到扬州，解鞍歇马，稍事停留。再过杜牧所说的“卷上珠廉总不如”的春风怡人的十里扬州路，可是见到的只是一片片青色的野麦。自从金兵进犯长江并撤离后，连被毁坏的城池和孤存的乔木，也讨厌说起战争的事。夜幕渐渐落下，凄清报警的号角吹送着寒意，传遍了整个空城。

杜牧赞美扬州的诗句，表现了出色的鉴赏水平。假如今天他能重游扬州的话，看到眼下的荒凉景象，也会感到惊愕的。即使赞美“豆蔻芳华”的词再精妙，描述青楼梦境的诗再美好，也难于抒发抚今追昔的深沉。二十四桥还在，冷清的月光下，除了波心在来回的荡动外，再也听不到玉人吹箫的声音了。最可怜的是桥边那些多年生的红芍药，年年仍在花开花落，然而有谁去欣赏呢！

诗人姜夔（1155-约1221），生活在南宋高宗赵构屈辱偏安的岁月里。在他问世的前26年，1129年2月19日金人第一次占领并“焚扬州”；他六岁时即1161年10月至11月，金人再度占领扬州，同一次那样，又经过一场烧杀掳掠后北撤。“自胡马窥江去后”就是写的这两回事。杜牧笔下繁华的扬州，经过这两次冼劫，变成一片废墟，甚至当距第二次洗劫的15年之后，仍然是一座空城，并为“解鞍稍驻初程”的姜夔《扬州慢》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一般地说，《扬州慢》只是一篇悯时伤感之作，然而，它的巧妙地对比与反衬，不仅在文学上取得了惊人的成就流传千古，其更深层次的意义则在于它真实地记录了历史——记录了宋金媾和35年后，一个满目疮痍、战争伤痕依旧的扬州。其实何止扬州！由于赵家王朝的南迁，西起秦岭、东沿淮水的千里宋金边界线的南侧，包括京西南路的北部和淮南的真州、通州、泰州、楚州、滁州、高邮军、盱眙军等地都是“居民四向逃散，农业几致全废”的荒凉地带，单淮南上列各地1171年统计，就有“官荒田”和“在户未耕荒田”35124万顷，农业生产受到的摧残可想而知，更不用说广大沦陷区的人民在长达一个半世纪的血和泪了。

诗人姜蘷，为人们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也为人们留下了有力的历史证据。

读者们在读完上面两篇材料后，你觉得有袁腾飞“两宋可爱”的那种感觉吗？

二、“假设岳飞抗金成功，金国心有不甘，伺机再战，那么战争什么时候是个头儿呢？在战与和之间，任何一个负责任的领导者都会选择和平”

《传奇》上面这段话，对战与和问题上无原则地择“和”的态度，禁不住使读者惊愕不已。战争是什么？人们对某场战争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态度？为了弄清些问题，我们不妨重温一下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关于战争的论述。他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写道：战争，这个人类互相残杀的怪物，人类社会的发展，终久要把它消灭的，而且就在不远的将来会把它消灭的，但是消灭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用战争反对战争，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历史上战争，只有正义和非正义的两类。我们是拥护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的。

在《论持久战》一文引用了同美国记者斯诺的谈话，在对日战争“战”与“和”问题上，回答斩钉截铁。

问，“假如战争拖得很长，日本没有完全战败，共产党能否同意和，并承认日本统治东北?”

答，“不能，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样。不容许日本保留中国的寸土。”

这就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发生在上世纪30至40年代日本帝国发动的对华侵略战争的态度与应对方法。现在我们把镜头回放到800多年前的宋金战争—这场中国历史上两个对峙的政权，中华民族历史上两个不同的民族之间的战争。毫不例外，这场战争也有正义、非正义之分，进步与反动之分。

宋宣和7年，即公元1125年，首都远在今黑龙江省阿城的女真族建立的金国，突然分两组南下，侵占了宋王朝的大片领土，掳走了徽宗、钦宗两个皇帝及所有王室成员。战争残酷、野蛮、血腥、持久，战争的正义性在被侵略的宋王朝及其广大人民一边，而非正义方则是金王朝。

北京大学张希清教授在《岳飞：中华民族的英雄（论纲）》一文曾列举大量事实阐明这场战争宋方的正义性质。

建炎元年(1127)十月，赵子崧上疏曰：“虏骑所至，惟务杀戮生灵，劫掠财物，驱掳妇人，焚毁舍屋产业，意欲尽使中国之人父子兄弟、夫妇不能相保，狼狈冻馁，归于死地，以逞其无厌之心，远近之民所共愤疾”。（《三朝北盟会编》卷一0六《赵子崧家传》）

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十五日乙未，金人陷濮州（今山东鄄城）。“金人围濮州，知州杨粹中固守之。金人力击者三十二日，自西北角登城，守陴者不能当，城遂陷。金人以不归附，城中无少长、良贱，大肆杀戮，仍火焚其庐舍俱尽。”（《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九）

建炎二年（1128）十一月……金人陷开德府（今河南濮阳）。金人入城，怒其拒战，杀戮无遗。绍兴九年(1139年)，复得河南地，惟开德府城中无一户旧居土人。”（《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一九）

建炎四年（1130）十二月辛未……“是日，金左副元帅宗维命诸路州县同以是日大索南人及拘之于路，至癸酉，罢籍客户，拘之入官。至次年春，尽以铁索锁之云中，于耳上刺‘官’以志之，散养民间。既而，立价卖之。余者驱之鞑靼、夏国以易马，亦有卖于蒙古室韦（古族名）、高丽之域者。

时金既立刘豫，复以茜河为界，宗维恐两河陷没士庶非本土之人，逃归豫地，故有是举。小民出不意，父子、夫妇尽城星散，哀号满道，井缢者甚众。

先是，中原士大夫为宗维所掠聚至云中，至者无以自活,往往乞食于路。宗维见之畏其众也，驱三千余人，坑之城外。”（《建炎以来系年要录》卷四十）

“自靖康之后，陷于金虏者，帝王子孙，宦门仕族之家，尽没为奴婢，使共作务。每人一月支稗子五斗，令自舂为米，得一斗八升，用为糇粮。岁支麻五把，令缉为裘，此外更无一钱一帛之人。男子不能缉者，则终岁裸体，虏或哀之，则使执爨，虽时负火得暖气，然才出外取柴，归再坐火边，皮肉即脱落，不日辄死。……任其生死，视如草芥。”（《容斋三笔》卷三《北狄俘虏之苦》）

如此等等，还有很多记载。由此可见，女真贵族发动的侵宋战争，对宋朝的经济和文化造成了严重的破坏，给宋朝广大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带来了极大的灾难。宋朝的抗金战争是一场正义战争。

既然正义在宋王朝一边，那么宋王朝及其广大人民，为了不当亡国奴，为了不被金人任意宰割，在“战”与“和”的选择上只有一条—“战”，抗战到底，直到取得最后胜利。战，是爱国，是救国；相反，和，是卖国，是亡国。那么作为国家的一个公民，应该如何认识与对待爱国或卖国呢？

一个人如何认识与对待爱国或卖国？还需要从精神角度考察。人们常说：“人是要一点精神的！”当然这种精神多有所指，比如勤俭持家精神、吃苦耐劳精神、为人民服务精神……。具体到对于国家所提倡的奉行的则是爱国主义精神。历史上岳飞的“尽忠报国”，文天祥的“正气歌”，则是爱国主义精神的最高境界与精辟阐述。文天祥将这种精神的功能说成是：地靠它立，天靠它撑，三纲靠它维系，道义以它为根本。从而当外敌入侵，为保家卫国，爱国主义的实践者前仆后继，层出不穷。仅抗日战争时期涌现的我们所熟悉的诸如杨靖宇、赵尚志、赵一曼、八女投江、狼牙山五壮士等，这些光辉的名字掷地有声，是他们又激励着后来者在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中建功立业，然而他们又有哪一位不是在正义的战争中产生的呢？

所以，不分青红皂白，不从战争的性质出发，无原则地以投降妥协，求得和平，恰好是当政者对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不负责任的表现，是对爱国主义的践踏。

韩平在《风云激荡的两宋传奇》中称文天祥是袁腾飞心目中的偶像，认为文天祥实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定义的大丈夫三个标准，被俘后拒不投降，身陷大牢，大节不改等，既然如此，为什么在宣讲宋、金战争中“战”与“和”的问题时，又毫不遮掩地选择“和”呢？需知：当时这个“和”字是以称臣、丧权、割地、上贡为代价；以宋高宗做跪着的儿皇帝为代价，是失大节，当然也是为文天祥所不齿。

三、《风云激荡的两宋传奇》第二大题《历史人物不能脸谱化》称“一些学生经常问我，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历史上的好坏是分不清的”。

历史悠悠，在悠悠的历史长河中，特别是历史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刻，总是有一个或几个历史巨人在其中担当着历史重任……。同时，在这些历史巨人的背后，还隐藏着许多鲜为人知的趣事和千年未解的谜团，诸如：秦始皇生父之谜、明建文帝下落之谜……然而历史上“某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分不清，这种说法倒是一则奇谈。因为我们所说的好人还是坏人，是就其大节而言，判断标准只有一个：国家清平时，一个人的言行是否有利于国家与人民；当国家遭遇外侮时，一个人是爱国还是卖国。爱国是好人，卖国是坏人，所以爱国与卖国是一个国家遭受侵略时，判定某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的分水岭。《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涉及到的两宋人物数以百计，在介绍事实的基础上对他们的评价没有一个是含糊的。

现在袁腾飞说的“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其实历史上是分不清楚”的说法，无疑将人们带进了不可知论的误区。为了使人们从这个误区中解脱出来，下面把《内蒙古日报》2006年一篇关于宣讲“八荣八耻”的短文放在下面，供读者思考。

爱国—岳飞总是一面鲜艳的旗帜

卖国—秦桧总是一个丑恶的靶子

摘自《内蒙古日报》

祖国既是自己的国家，热爱祖国就是对自己的国家怀有忠诚和热爱的情感，拥有为祖国的独立富强而英勇奋斗的精神。古往今来，爱国者荣、祸国者耻的观念，如同一颗饱含生机的种子，浸透着5000年抵御外强侵略、维护祖国统一、建设美好家园的沧桑风雨，深深根植于中华民族的精神、道德和文化的沃土。

爱国何以为荣？皆因为爱国者“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危难之时，他们愿意牺牲宝贵的生命去捍卫国家和民族利益，无论是岳飞精忠报国的传世佳话，戚继光收复台湾的惊世之举，邓世昌的怒撞敌舰的大义凛然，他们都是祖国的光荣、民族的骄傲。

祸国何以为耻？皆因为祸国者“心中无祖宗社稷，眼里无百姓福祉”,关建时刻，他们会出卖国家和民族利益以换取自身的荣华富贵。无论是秦桧陷害忠良的丑恶行径，吴三桂开关放虎的背叛之举，李鸿章的签约卖国的腐败无能，还是汪精卫集团认贼作父、卑躬屈膝的奴才本相，他们都是祖国的耻辱、民族的罪人。

历史用光荣与耻辱书写了热爱祖国与危害祖国的本质区别：爱国定利民，祸国必殃民，热爱祖国的真谛就是维护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尽管历史长河的波涛淹没了一个又一个走到尽头的王朝，但是，中华民族热爱祖国的感情和传统，却在与时俱进中不断升华。今天，“以热爱祖国为荣，以危害祖国为耻”的声音响彻九州，这是历史传承的必然，也是现实呼唤的结果。

饱尝辛酸与屈辱，经历了奋斗与牺牲，我们的祖国终于迈开巨人的步伐，踏着和平与发展的韵律，阔步走向强国富民的目标，但是企图颠覆我们国家的境外敌对势力时刻虎视眈眈，妄想分裂国家的台独分子不时兴风作浪，我们建设现代化强国的道路还很漫长。因此，今天的现实的热爱祖国的概念，注入了更具时代特色的丰富内涵：建设祖国，让我们的国家更加美丽富饶；保卫祖国，维护国家的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捍卫祖国的统一，反对民族和国家的分裂。

没有强大的祖国，就没有幸福的家园。热爱祖国，建设祖国。保卫祖国，是每一个龙的传人都必须承担的历史使命。为了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了炎黄子孙的永久的幸福和尊严，我们以及我们的子孙后代都必须时刻牢记：爱国者荣，祸国者耻。

读完上文后，在此要强调的是：“史无对错，人无好坏”是当前史学研究的一种危害极大的危险倾向。因为若果如此，那么，人类文明也就没有了。
四、“岳飞是英雄，金兀术也是英雄”

“岳飞是英雄，金兀术也是英雄”还有类似的论述，诸如“宋向辽、向金上贡银绢，问西夏赐银绢，是一个大家庭里互通有无，是一个家庭里的事……”此说不新鲜，是前些年流行，近年稍事收敛的“兄弟打架”说的翻版。其实质是用今天56个民族所组成的统一的中华大国的现实，去诠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几个民族国家并存的史实，即所谓为了避免民族纠纷，而采用历史实用主义去代替历史唯物主义。其实，这种耽心是多余的，只要不是别有用心，只要是爱国者，都会正确对待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事件，并引以为鉴，从而加强与促进民族团结。相反，对当时同时并存的两个民族政权进行的侵略与反侵略战争，或者说把非正义的与正义的战争混为一谈，势必篡改历史事实，是非不分，无怪乎袁腾飞说历史上好人坏人是分不清的哩！

我们可以称完颜阿骨打为英雄，因为他统一了女真各部，建立了统一的金王朝，并赶走与推翻了统治女真部落的辽王朝，但是决不能称完颜昌（达懒）、完颜宗望（斡离不）、金兀术等那些发起侵宋战争，给宋王朝及其广大人民带来深重灾难的刽子手戴上英雄的桂冠。

试问：我们能称希特勒、墨索里尼、东条英机为英雄吗！我们能容忍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吗！金兀术的作为不是同他们等同吗？

最后一个最简单的逻辑结语是：岳飞是捍卫中华民族的英雄，金兀术是侵宋扩金的“英雄”，世界上哪有两个势不两立，你死我活的双方都是英雄——都是杰出的人物呢？

五、岳飞平定杨幺是以贼治贼

袁腾飞讲到岳飞平定杨幺一段时，借赵构之口，说是“以贼治贼”。此说的依据是：杨幺固然是贼，而岳飞部伍曾隶属于活动于太行山的王彦“八字军”。逻辑演绎是王彦的“八字军”前身是“贼”，现在让岳飞去平杨幺，顺理成章是“以贼治贼”了。

综观岳飞一生的事功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平定内乱，为国家抗金和日后的发展创造了一个安定的后方；二是屯兵鄂州，四次北伐，使金人自此不敢再窥江南，为确保赵构的半壁江山奠定了基础。关于第一点可细分为平定李成与曹成两股军贼，平定江西虔、吉州与荆湖杨幺两处民叛等四项。其后两项自南宋以来，历朝各种史书都冠以虔吉“贼寇”与“湖贼”的贬称，唯上世纪为了革命需要，将其性质定为“起义”，于是有“虔吉起义”与“杨幺起义”之说，但近年似乎也日见淡漠。现在，袁腾飞的“以贼治贼”说，对杨幺事仍是维持原判，把岳家军也说成“贼”，倒是新异。

杨幺部前身是钟相，靠邪教起家，占有洞庭湖及其周近十九县，称帝称王，又与金朝傀儡伪齐刘豫“连结”，共同对付南宋朝廷，说是“贼”，似无可非议，而驳“岳家军是贼”异说，还得从王彦及其“八字军”说起。

“八字军”，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年版，320页，诠释为南宋初年的抗金武装。建炎元年（1127年），宋将王彦北进战败，率所部七百人入太行山。因而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一作誓竭心力，不负赵王）八字而得名。不久傅选、孟德、刘泽、焦文通等十九寨义军参加，发展至十多万人，势力达到井（治今山西太原）汾（治今山西汾阳）、泽（治今山西晋城）、相（治今河南安阳）、卫（治今河南卫辉）、怀（治今河南沁阳）等州，多次击败金军。次年王彦率其中一万多人南下，受宗泽领导，后编入御营，余部仍在当地继续抗击金军。建炎三年（1129年）随张浚入川陕。绍兴三年（1133年）在金州（今陕西安康）、饶凤关（今陕西西石泉西）抗击金军。后改归刘锜统军，于绍兴十年北上取得顺昌之战的胜利。”

同书1442页王彦条：在河北招抚使张所部下任都统制，率军七千人渡河抗金，收复新乡。未几入太行山，创立“八字军”，联络黄河以北义军抗敌，发展到十多万人，后率一部南下，任张浚部军统制，在川陕地区与金兵、刘豫伪齐军作战。后被解除兵权。绍兴七年（1137）以洪州观察使知邵州。”

脸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显现一身正气、一军正气的“八字军”，有其光荣的军史，其领导人王彦戎马一生，赤心报国，今天，说历史者，公然在央视十频道大讲坛上称之为“贼”，诚有失体统!讲史者可不能信口开河！经世少当轻浮。

六、《风云激荡的两宋传奇》第三个论题是“岳飞被杀有其个人原因”，说及“岳飞的坏脾气和频频抗上也成为他最终被杀的原因之一”

这里，作者用了“坏脾气”三个字，如果是善意的，则会用点文明语“个性强”之类，其实这正是岳飞的可贵之处，因为前些年“愚忠论”者，正是认为岳飞对宋高宗的反抗性不足，唯皇帝之命是从……。是非判然，在此不费笔墨了。要说清楚的是“岳飞见自己的建议（早立太子事）得不到采纳，竟一气之下上了庐山，撂挑子不干了……”

绍兴六年（1136）岳飞母姚太夫人病故鄂州，葬于今九江庐山，绍兴七年（1137），岳飞“奉诏至都督府，与张浚议刘光世军不合，遂疑先臣有自营得军意。即日上章乞解兵柄，玺书召还，复畀以兵”。而建议早立太子，则是发生在绍兴十年（1140）事：“至绍兴十年，虏再叛盟，先臣洒泣历众，即日北讨。将行，数请面陈，冀以感动上听，会诏趋进兵，不许，乃密为亲书上奏之，大略以为：“今欲恢复，必先正国本，以安人心，然后不常厥居，以誓不忘复仇之志”。奏至，宸衷感悟，赐御札褒奖，有‘非诚忱忠谠，则言不及此’”。两件事发生的时间相差三年，现在“传奇”的作者，竟把它们扯在一起，把后事诬成前因，做为岳飞“坏脾气”、“抗上”的一个例证。用心何在？

当然，《传奇》或袁腾飞的《讲座》也并不完全是他本人的创造，而是学舌于岳飞幕僚薛弼。薛弼为什么创此违反事实之说，得弄清薜弼是何许人？岳珂的《金佗稡编》1036页记道：“按弼之在先臣幕为最久，及先臣得罪，僚佐皆下吏远徙，独弼不与，偃然如故。议皆谓弼旧居永嘉，秦桧方罢相里居，弼足恭奴事，以徼后福。及在先臣幕，知桧恶先臣，观望风旨，动息辄报，以是获免于戾。天下固知之矣。”以上岳珂在上奏朝廷的《吁天辩诬录》辩驳甚详。八百多年后，说史者与薛弼灵犀相通，祭起秦桧党羽的诬枉不实之词来说历史，愚弄人们，不亦悲夫！

七、《风云激荡的两宋传奇》第一大段第一自然段称：“刚接触这段历史的时候和很多人的感觉一样，也觉得皇帝懦弱无能，有点儿窝囊。但是通过了解后可以说对历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上段关于对宋高宗的叙述，袁腾飞说的很晦涩，讲述正文时也只是对宋高宗的俭朴生活做了一番宣扬，（按：宋高宗退位后居德寿宫，太上皇每年零用费为48万贯，与太师、节度使年薪4800贯比，又作何解!）而其“进一步认识”的立意，应该是“风云”中的这位皇帝并非“懦弱”，也非“窝囊”，而是有所能、有所建树吧！为便于人们澄清袁腾飞扬起的这团烟雾，下面将《宋史》与史学家王曾瑜先生撰写的《宋帝列传•宋高宗》的结语部份分别列出。

固然，“嚼别人的馍没有味道，”然而在信息量如是之大的今天，享用他人的研究成果，仍不失是读书途径中的一条捷径。

《宋史•高宗本纪》；“高宗恭俭仁厚，以之继体守文则有余，以之拨乱反正则非其才也。况时危势逼，兵弱财匮，而事之难处又有甚于数君（指夏少康、周宣王、汉光武、晋元帝、唐肃宗等中兴之主）。君子于此，盖亦有悯高宗之心，而重伤其所遭之不幸也。

然当其初立，因四方勤王之师，内相李纲，外任宗泽，天下之事宜无不可为者，顾乃播迁穷僻，重以苗（傅），刘（正彦）群盗之乱，权宜立国，确乎艰哉。其始惑于汪（伯彦）黄（潜善），其终制于奸桧，恬堕猥懦，坐失事机。甚于赵鼎、张浚相继窜斥，岳飞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一时有志之士，为之扼腕切齿。帝方偷安忍耻，匿怨忘亲，卒不免于来世之诮，悲夫！”

王曾瑜先生在其《宋帝列传•宋高宗》第251页至253页对宋高宗做了总结性的评述，现录述如后：

“无论是李纲、宗泽和岳飞，抑或是秦桧，他们的秉性可喻之为一种比较单调的色彩。宋高宗却不然，他的秉性可喻之为五光十色。一种太平享乐的风流皇帝胚料，经过特殊环境的熔炼，养成了多种难以言喻的特殊性格。

他有一个雄健的大丈夫的体魄，却很不协调地包裹着一个卑怯得出奇的灵魂。在杀父之仇面前，宋高宗有一种无法思议的奴气，甘愿承受稍有血性者不堪承受的屈辱。但在臣民面前，却又保持了皇帝特有的尊严和威风，不时表现出蛮横不讲理的专横。他可以‘必不专恃和，虽和必不至于甚屈辱，’却甘愿接受屈辱得无以复加的和平。历史上固然有受辱一时、以成大业的实例，这完全不适用于宋高宗。他受辱的目的，仅在于偷安。集帝气与奴气于一身，这在历史上是罕有其比的。

宋高宗秉性残忍，早在当皇子时，就有滥杀侍婢的记录。尽管有宋太祖誓约的约束，有优礼臣僚的传统，其在位三十六年内，贬窜、冤死和残杀的记录，在天水朝（宋王朝）可谓是空前绝后的。但是他残忍又是有限度的，他更喜欢的还是‘以宽仁’缘饰怯狠。

宋高宗追求奢侈享乐。但是，他的奢侈同样是有限度的，他更喜欢的还是以‘恭俭’作自我欢嘘。

按中国旧史的伦理标准，宋高宗是个亲信小人、黜杀君子的典型。但是，在某些场合的形势下，他又能勉为其难地任用君子，忍痛割爱地逐去小人。

宋高宗畏惧人言，不惜以死刑和毒罚惩治谠论。但是，在某些场合下，又被迫表现出对谏诤的欢迎，并被迫对谠论作出一些自我克制。宋高宗有专制帝王胡作非为的勇气，但是，在某种形势下，又不得不以专制制度下的某些自我调节功能约束自己。

宋高宗看来还不能说他没有半点父母兄弟之情。但是，在很多场合下，他不过是个高明的演员，表演自己的孝悌之道而已。

宋高宗嗜色如命，却决非情种，对任何女人都寡情薄义，一旦稍有龃龉，则弃若敝屣，甚至残杀，并且最喜以清心寡欲，无子女声色之奉自我标榜。

宋高宗作恶多端，而其聪明之处正在于对大多数恶事并不做绝，而留有可以文过饰非的余地。

宋高宗在政治上决无大气魄和大器识，却不乏小聪明和小手腕。他某些得计并非是本人高明，而来源于形势驱迫与臣僚的献可替否。至于他的失策，即使是对个人私利的失策，也有相当部分来自形势的驱迫与佞臣们的推波助澜。

凡此种种，都说明宋高宗作为一个复杂‘多面派’的心理和性格。宋高宗的性格，归根结蒂，还是专制帝王在某种特殊环境下的心理变态，使人难于以常情，哪怕是帝王的常情予以忖度。但是，他的罪恶本质上却仍是专制政治制度的罪恶。”

八、韩平撰文《学历史也可以很有趣》第二段“史料笑话，替代随意发挥”中举例，‘比如岳飞有三句话被告密：第一，国家不能要了，皇帝不修德；第二，我32岁当节度使，太祖赵匡胤也是32岁当节度使；第三，岳飞问部下天下事怎么办？部下回答，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在讲述这段话的时候，袁腾飞巧妙地把这三句话的顺序作了一个颠倒……岳飞意图谋反的罪名很容易就成立了’。”

袁腾飞在讲述这段话的时候，是加了限制条件的，即“有人诬告岳飞讲了三句话”，而且讲述时语气也是否定的。然而韩平撰文却走了调：第一抹去了“诬告”字样，第二变成了肯定语气；第三将一般典籍上所叙述的“国家了不得也”篡改成：“国家不能要了”。这些显然违反了袁腾飞的原意，而给读者递送了一个岳飞确实说过事关造反的三句话。

本来这些强加于岳飞头上欲构成其谋反罪的不实之词，在当年的“审判”过程就已经被否决了，连行刑之后倒填日月炮制的判决书也没有谋反一说，而只是罗织了两大罪状。

1、曾说“自己与太祖32岁建节”，犯“指斥乘舆”罪，依法当斩。

2、敌侵淮西时，“不即策应”，犯“拥兵逗留”罪，依法当斩。

众所周知，事过几十年之后，这些“莫须有”的罪名早已得到了洗雪，遗憾的是，某些讲说历史的人，将这些历史故事不如实地去宣讲，或掐头去尾，或有意剪贴，或强奸原意予以曲解在其占有的平台上糊弄读者。

袁腾飞的讲座很长，涉及的问题很多，特别是混淆战争性质，称宋金战争是“家里打架”，“岳飞与金兀术同称英雄”等奇谈邪说，令读者愕然，而导读者曲解史实，为有损国家正气的怪论推波助澜，令人费解。

九、暂时的结尾

《世界名人百传•十大败类》，张莉、吴清华主编2006年版，141页：“秦桧死后几百年中，人们渐渐地将其视为投降卖国的代名词，这只怕是秦桧万万想不到的，朱熹在《戊午党议序》一文中对秦桧的奸恶进行了剖析，说道：“秦桧之罪，上通于天，万死不足以赎其身，其倡邪说异谋而误国，挟虏势以要君，使人伦不顺，人心不正’，实在是一针见血力透纸背，足以为后世戒”。

慎为秦桧翻案，这把火是不好玩的！

二00九年八月十五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