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法少女小圆女儿节:2011高考作文考前必读时文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8 14:18:41
2011高考作文考前必读时文
人民时评：从温总理痛斥恶性食品安全事件说起
在4月18日公开发表的讲话中，温家宝总理痛斥近年来祸害百姓的毒奶粉、瘦肉精、地沟油、染色馒头，指出“这些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足以表明，诚信的缺失、道德的滑坡已经到了何等严重的地步”，强调要注重对社会转型期道德文化建设的研究，启人深思。
恶性食品安全事件不止一起，为什么迄今为止不见有收敛迹象，反而却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在一篇评论中我曾写道，在食品安全问题上，社会已经失去了自我净化、自我成长、自我修复的能力。一个企业的错误，没有成为另一个企业的教训。一个职能部门的失职，没有成为另一个职能部门的警钟。一种针对不讲道德不守法度的行为惩处，没有成为另一种行为的道德法度约束。在食品安全问题上，文明、文化的思想价值理念，失去导引社会前行的力量了，失去把人从野蛮、愚昧、丛林引向文明、高尚、现代的力量了。这里想进一步追问的是，为什么我们的道德文化失去了这个力量呢？
根本原因就在于尊重生命的文化理念没有变成社会的行为准则。在中国文化里，不是没有尊重生命理念的一席之地。问题是，我们一方面没有紧密结合社会实践不断丰富尊重生命的文化内涵，另一方面并未让尊重生命的理念广泛地进入社会实践层面。在一定意义上说，没有“尊重生命”的文化的涵养濡染，没有对一代代国民的尊重生命教育，就没有尊重生命的国民。正是因为在人们的潜意识中，缺少了对生命的敬畏和尊重，才会在懂得“打死我也不会吃这个东西”的情况下，轻易地把有毒有害的东西生产出来给他人吃，对这种侵害他人生命健康的行为才会一再得到不同程度的容忍。
基本原因则在于中国文化的操守防线存在“质量问题”，有的类同于“豆腐渣”。关于道德文化操守的先贤哲语倒是相当的多，比如孟子就曾说：“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并视之为仁、义、礼、智四端，犹人之四体。然而，人们在内心里所构建的操守防线，常常经受不住考验；在社会运行中建树的制度法则，常常面临“目空一切”的挑战。贪官若是，奸商若是，侩民亦如是。只要能赚钱，管它食品有毒有害，管它手段违法犯罪。获利越大，操守防线门阶就越低。社会变动越是深刻，这种操守防线的弃守越是显著。如此一降再降，人即非人若兽。但动物尚且能够在吃过有毒的草后，用生命的代价告诉后来者不可再食之，一些人却屡以有毒有害食品相残同类，这表明，用传统与现代文明理念建树起来的操守防线，在金钱等面前常常不堪一击。
中国文化中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元素，这是我们引以为傲的理由。但如果存在“短板”，也就难以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强大的国家、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因此，社会转型期的道德文化建设，既应填上“尊重生命”这块“基石”，通过内涵的丰富和理念的普及，使生命的自重、互重成为潜意识；又要打牢操守防线，使“是非感”、“耻感”、“良知”等成为每个人内心里信守的道德法则。如是，我们的文化方能更好地涵养人、启迪人、引领人。
人民时评：又见“瘦肉精”，无良商家的道德血液靠啥催生
河南因瘦肉精事件处置15名公职人员
今年全国两会前，温家宝总理在回答网友提问时曾说“商家应该流着道德的血液”。
但在食品领域，一些企业，有的甚至是知名企业、龙头企业，身上显然缺失了道德的血液，比如已经倒掉、消失在公众视野中的“三鹿”。今年的央视“3· 15”晚会上，曝出一个爆炸性的消息：河南不少养殖户在养猪时添加国家明令禁止的“瘦肉精”，让人难以置信的是，这些吃了“瘦肉精”饲料的“健美猪”，竟然一路过五关斩六将，突破多个监管关口，一路杀向南京等大城市，甚至杀进“双汇”这个全国最大的肉制品生产企业，最终走上百姓餐桌。
对猪的尿检形同虚设、出省界给钱就放行……暂且不论当地畜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部门的失职与渎职，为什么养猪那么多年，企业已经做到如此规模仍然没有产生出道德的血液？为何流淌着的仍然是逐利的血液？
这些年，虽然各级政府花了大气力去整治，但食品、药品领域，问题还是层出不穷，食品安全成为群众意见集中的一个焦点问题，民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不断降低。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笔者以为，和人一样，企业也存在着自律与他律的问题。可以说，道德的血液、企业百年基业的追求都是自律层面的；而健全的法治体系、社会监督是他律。企业、经营者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一资本的基本特性，决定了自律的自我束缚永远小于外界他律的桎梏。
其实，西方发达国家在食品、消费品等领域，早期也曾面临目前我国存在的问题。后来，通过完善法制，用健全严厉的法律来约束企业的经营行为，食品领域的安全事件、消费领域的侵害消费者情况大大减少。
法制利剑是逼迫企业产生道德血液最好的催化剂，而过低的违法犯罪成本，则会稀释一些企业本来就浓度不高的道德血液。
目前，食品安全问题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刚刚落幕的全国两会上，不少人大代表认为，现有的惩罚力度与犯罪的严重程度不相匹配。来自12个省(区、市)的439名代表共同提出了《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安全犯罪法〉，以严刑峻法惩治食品、药品领域严重犯罪的议案》。
马克思曾说，如果有1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铤而走险；如果有200%的利润，资本家们会藐视法律；如果有300%的利润，那么资本家们便会践踏世间的一切！这个道理对任何经营者都一样。以“瘦肉精”为例，在养猪这个环节，养猪者付出不到100元，购买瘦肉精，就可以获利几千元。道德的血液，不会从天而降。我们应当依靠法制利剑催生道德血液！期待食品领域的法制利刃早日亮剑。
海外版望海楼：我们感同身受
日本惨烈大地震，沿岸惊天大海啸，福岛恐怖核危机，连日来各种报道铺天盖地连篇累牍，骇人听闻让人揪心！
此时此刻，一衣带水的中国，上至总书记总理，下至普通百姓，都在第一时间表达了守望相助之情。要说的千言万语凝聚成一句话，就是3月14日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对中外记者所说的，“我们感同身受”。
我们心情沉痛，感同身受。截至日本警察厅17日最新统计，到当地时间当天18时止，因日本9.0级大地震而遇难的确切人数(按收容遗体计算)为5457人，接到的失踪者报告人数为9508人，两者合计14965人。看着这些每天都在增长的数字，谨向遇难的日本人民表示深切哀悼，向全体日本人民表示诚挚慰问。我们要向那些骤然逝去的生命致哀，将那些深陷黑暗的生命照亮，为尚在灾难中的日本人民积蓄生的力量！
我们如临其境，感同身受。自11日强震发生以来，日本福岛第一核电站险情不断。目前，该核电站的6个机组当中，已有4个发生爆炸，3号机组的安全壳破损，核污染正在弥漫。福岛会否成为日版切尔诺贝利？核危机绷紧全球神经！在此千钧一发之际，我们欣慰地看到，核电站还有最后50名工人，在冒死为3号机组加注冷却海水。17日上午日本自卫队两架直升机开始对3号机组注水作业，现场能看到有白色烟雾升起。尽管投注的水能否倾倒到目标反应堆上，尽管这样做究竟能否管用，尚不得而知，我们向那些为避免日本陷入更大核灾难而“孤注一掷”、以死相拼的人们致敬！
我们心心相印，感同身受。中国人民不会忘记，汶川大地震发生后，日本政府和人民对中国灾区提供的救援帮助和救援物资。现在，中国政府和人民毫不犹豫地向日本灾区伸出援助之手，救援队赶过去了，大批救援物资过去了，两万吨汽油、柴油又源源不断地运过去了。总理宣布，我们将根据日本的需要，继续提供必要的帮助。透过中国在本次救援日本的行动，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的大国气概和中国人的宽广胸怀。中华民族历来相信，“救灾恤邻，道也。行道，有福。”（《左传》）
我们砥砺良知，感同身受。中国的教授们呼吁：“中日民族有2000多年交往之谊，惟近代殖民主义战争创痛巨深，今天，虽然历史遗留问题不时造成国家间政治的摩擦，但克服民族心智成长过程中的宿命困难，需要相互砥砺良知和仁爱。我们两国一直有草根国民、知识分子、企业家、政治家在努力。”
感同身受，是中国人善良的本性。中国的老百姓大都喜欢千手观音。他们说，人家有难，我们要一千次地伸手助人；我们有难，就会有一千只手来帮助我们。来吧，朋友，伸出你的手！
感同身受，是以生命的名义尊重生命。正如台湾青年歌手林宥嘉所唱：“有谁流过眼泪，请说；有谁没有哭过，请说；你怎么能挨过？如果那个是我，可能比你更失落。我想说，每个人都差不多，不一样的血肉之躯在痛苦快乐面前，我们都是平起平坐。全世界的脉搏，像你像我；让我们用心抚摸，是你是我……”
（作者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日友好21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
人民时评：“刺母案”提醒我们补好“学会做人”这一课
围绕这一事件，各方评论汹涌澎湃，尤其对刺母者汪某不乏口诛笔伐。事情进展到这一步，已经成为公共事件，一方面应尊重司法程序和专业操作；另一方面，也不妨跳出案件的细节纠缠，从一个更加广阔的社会视野来观照反思。“刺母案”虽然是一个极端案例，但行凶者那残忍的9刀，不仅刺伤了含辛茹苦的母亲，也刺中了我们社会的一些软肋。实际上，类似事件也有发生，诸如8岁乖儿子因争吵欲掐死母亲、23岁青年杀死双亲后还去网吧上网、名牌大学毕业生因母亲干涉自己“人生的选择”挥刀弑母等。在某网站关于“刺母案”的网络调查中，近四成网友认为这是中国教育问题的体现，还有将近半数的网友认为这一事件绝非个案，而是源于社会问题。
问题到底出在哪？面对“刺母案”，人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悖论”：母亲的爱，为什么结出了恨的恶果？回到案件，人们不能不为汪母对儿子的深爱而感动，她以并不富裕的家底、每月7000元的收入，苦苦支撑着儿子每年8万元人民币学费、开销30万-40万元人民币的华丽留学梦，甚至在儿子连刺她9刀之后还是给予原谅，希望社会给孩子机会，把“可怜天下父母心”演绎到了极致，可叹亦可悲。
或许，问题恰恰出在这过于沉重的溺爱。汪母的心理和做法，和许多父母一样，“再苦也不能苦孩子”，宁可自己苦一点累一点，也要给孩子创造尽可能好的学习和生活条件。这本无可厚非，但关键在于凡事都应有度，量力而行，并且真正有利于孩子成长。一般的家庭条件，高昂的留学消费，五年的漫长时间，这本身就不是一个理性的选择。母亲把生活的艰难全扛在肩上的同时，也消减了儿子体验人生、认识社会、感知责任、磨练意志的机会，缺乏“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这样的成长课程的修习，造成自理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非常脆弱。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溺爱，忽略了孩子心灵世界的塑造、心理问题的解决，而学校教育，也往往以考试成绩、升学率为指挥棒，对心灵成长、人格培养重视不够，从而出现了不应有的空白。汪某高中毕业之后就去日本留学，这样一个尚处于“心理断乳期”的孩子，一方面身负学成归来、光耀门楣的巨大期望，另一方面也要面对适应异国生活、融入当地社会的艰难，加上日本经济不景气、地震海啸的冲击，其心理的紧张焦灼可想而知。
据了解，汪某在读大学之前性格还是比较开朗的，去日本第三年开始变得压抑孤僻，尽管他是否存在精神疾病仍需等待司法鉴定结果出来后才能确定，但就已经披露的案情而言，可能存在调试心态、控制情绪等方面的心理障碍。而遗憾的是，母子之间一直未能有敞开心扉、解开心结的交流沟通，这就使得消极情绪一直处于积累状态，成为一颗可怕的“定时炸弹”，汪某拔刀向母之时，就是这颗“炸弹”的启动之时。社会学家说，溺爱和棍棒都出不了孝子、才子。不少类似案件也一再说明，爱不是罪过，但畸形的爱、糊涂的爱、错位的爱，往往是悲剧的源头。
汪某也是一面镜子，折射出留学生群体存在的心灵困境。2010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达28.47万人，留学生的自费比例越来越高，留学低龄化趋势越来越明显。一项针对留学澳大利亚的中国学生网络调查显示，留学生因业余时间无处可去而常以网络和影碟打发时间者占26%；找不到倾诉对象和途径的占17%；学习、工作或经济压力大导致失眠者占16%。自认为“吃得好睡得好，心情畅快”的，仅占被调查者的7%。
其实，不仅留学生，在国内学习的学生们，同样存在旺盛的心理需求、多样的心理困惑。解决这些问题，需要各界的共同努力。“刺母”一事，提醒家长处理好物质给予和心灵呵护的关系，提醒学校统筹兼顾知识灌输和人格健全，提醒学生理解把握成功和品德的关系，提醒每个人补足补好“学会做人”这至关重要的一课。
人民日报人民时评：有了“四千万”，丢了什么
日前，北师大房地产专业的一位教授在微博中告诫学生：“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经过网络发酵，这位教授因此言论一夜成名。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时不时放出个把类似的刺耳或顺耳的话来，本不算稀奇。值得人们思考的是，这样的言论何以能如此触动社会舆论和社会心理？
以财富作为成功人生的标准，自然不是这位教授的发明。现在，媒体每年要排富豪榜，电视上的一些访谈节目、肥皂剧则直白地以拥有豪宅、名车与美女描摹“成功人士”……国人对财富的热情被极大地激发起来。与此同时，中国的基尼系数也在逐渐攀升，让国人对有关“财富”的话题格外敏感。人们对这位大学教授用财富区分学生成功与失败大加批判，流露出的是对象牙塔精神净土竟也被财富“污染”的集体郁闷。
关于财富的崇拜，所掩饰的是对什么的轻慢？
且看一位年轻人在一次车辆碰擦事故后叫板对方的雷人之语：“一看你的车，就不如我爸！”此人事后承认，只是想唬住对方，令其误认为自己有背景。
从“车不如我爸”到“40岁赚4000万才能认师”，有着清晰而一贯的逻辑线索：在财富膜拜的后面，是对普通劳动者的轻慢，对平凡生命的蔑视，而平等与民主意识在他们的脑海中已无处容身。更令人悲哀的是，将这样的逻辑应用得如此纯熟且不由自主的，是年轻的学生或他们的老师。所谓“知识阶层”表现出来的这种轻慢，不容我们不生出警觉之心。
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深具社会责任感。从前的士大夫阶层自许“士不可以不弘毅”；“五四”之后，现代知识分子阶层更以救亡和启蒙为己任，推崇“德先生”与“赛先生”；而以饱学之身投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洪流中的一代共产党人，为了无产阶级的幸福，慨当以慷，不惜抛头洒血……人民当家作主、知识阶层与劳动阶层一律平等，生命没有高低贵贱之别——这样一些中国的志士仁人花了一个世纪才使之深入人心的现代观念，如今在有的年轻的知识分子中却有渐渐式微之嫌。
当膜拜与轻慢的对象发生了错位，仅仅指责是不够的，或许，我们应该反思平等教育、平等意识的严重缺位了。 （《 人民日报 》 2011年04月08日 09 版：视点）
中青报：丛飞遗孀死于失学少年之手的悲怆
丛飞遗孀邢丹在高速公路上遇袭身亡事件发生后，惠州市公安局近日召开新闻发布会。据介绍，4月13日晚，三名青少年穿过高速公路护栏，在路边寻找投掷目标。在击中邢丹前，三人已连续打中3部车。每打中一部车，三人就躲到路沟嬉笑。23时45分，邢丹所乘车辆驶至事发路段，被一名少年扔出的混凝土块击中，抢救无效死亡。（《羊城晚报》4月17日）
丛飞自身并不富裕，但他生前倾全力资助了183名贫困儿童，累计捐款捐物300多万元。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其妻邢丹竟然死于不良少年之手。警方强调，3名作案人员并无抢劫动机，他们投掷石块仅仅是为了“取乐”。在高速公路向疾驰的车辆投掷石块，该是何等危险，看到飞驰的车辆被击中，3名青少年居然“嬉笑”，这又是何等残忍！
无知，空虚，无聊，迷茫，藐视规则，目无法纪，具有强烈的攻击性，缺乏责任意识，没有基本的同情心，这些特征无疑表明，这3名青少年或者说他们所代表的社会亚群体，本身就是教育不成功的产物，或者说是没有得到教育机会的产物。尽管高学历人群中也有人性沦丧的个体，但通常受教育机会愈多，以尊重、宽容、友爱为内核的人文教育愈是深入人心，社会整体的道德文化水准就愈高。但遗憾的是，这3名青少年没有获得这样的机会。他们生活在底层，没有教养，不知敬畏，甚至以无明确指向的攻击来发泄无明确指向的情绪。
丛飞彻底奉献的一生在于传递和弘扬一种美德，更在于对民族未来的关切。丛飞入选“感动中国人物”的颁奖词中有这样一段，“从看到失学儿童的第一眼到被死神眷顾之前，他把所有的时间都给了那些需要帮助的孩子，没有丝毫保留，甚至不惜向生命借贷”。就是这样一个宁愿自己等待死亡，也要把义演经费悉数捐给失学少年的人，却在离开人世5年后，继承其事业的遗孀死于失学少年之手。丛飞夫妇拯救了数百名失学少年，却没能拯救自己。
几乎任何一起犯罪背后都可以找到滋生犯罪行为的社会机理，低龄、失学、无业个体成为暴力犯罪的主体，这已成为当前犯罪学领域研究的重点之一。当3名小学肄业的青少年把石块无情地掷向飞驰的车辆时，他们当然不知道车内乘坐的是“中国青年志愿服务金奖”获得者、2005感动中国年度人物的遗孀。邢丹之死见证了人生的无常和命运的不公，却也再一次向社会重复着一个沉重话题，即对失学青年的拯救。只有越来越多来自底层的青少年能获得应有的学习机会，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具有善良的品质、责任意识、爱心和志愿者精神，一生致力于拯救失学少年的丛飞夫妇才能含笑于九泉。
中青报：谣“盐”之下我们为何杯弓蛇影
从3月16日一早开始，杭州、绍兴、台州、宁波等地的居民纷纷涌入当地各大小超市购买食用碘盐，到傍晚，不少杭州市民下班去超市买，发现货架上已经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盐的一些市民开始抢购酱油。（《钱江晚报》3月17日）
抢购碘盐不仅发生在浙江，广东、安徽多地也发生了抢盐现象，一些市民甚至开车成箱成箱地购买碘盐。为什么会抢盐？因为坊间传言日本的核辐射会对海水造成污染，今后海水盐制作出来也会有辐射，所以应该先囤积一些未被污染的盐；另一个原因是这两天很多人从网上看到食用盐中的碘可以有效防止核辐射，关键时刻用得上。
但是，疾控专家和政府部门都出来辟谣了。食盐里碘的含量很低，而且碘酸钾不同于碘片里的碘化钾，就算吃很多盐也起不到多大的防辐射效果。而且我国食盐大部分是矿盐，海盐的量不会超过20%，被海水污染的可能性也很小。
非典时国人抢板蓝根，甲流流行抢蒜，现在又轮到了抢碘盐。专家和官方的辟谣并没有缓解人们对抢盐现象的关注，网络上到处弥漫着“抢盐潮”。在对抢盐潮的“热议”中，很多网民认为这是“信任危机”呈现出的后果。因为专家公信力不够，官方的声明也不能全信，所以民众会恐慌，会对不可知的核污染表示出担忧；因为专家公信力不高，民众在一些事情上被专家忽悠了，这次抢盐现象恰恰是无安全感的民意的一次自救，体现了老百姓对现实生活的恐慌心态。
在某些事情上，一些专家的公信力确实值得怀疑，但是在抢盐这件事上，难道真的和“公信力”有关吗？事实上，那些提着大包小包去超市抢购食盐的人群中，又有多少人真的相信坊间传言呢？他们不见得相信碘盐可以防辐射，也不见得相信食盐真的会被污染。许多参与抢盐的人，未必真的在意什么“核污染”，更谈不上真正了解“核污染”，之所以参与“抢盐”行动，主要是因为周边的亲朋好友及左右邻居都在抢。按照国人的惯常思维，既然都在抢，我为什么不抢？民众的“盲目跟风”引发了这一波抢盐潮。
有人说民众“盲目跟风”是因为恐慌引起的。果真如此吗？网络上，网民们一方面问候着：“你买盐了吗？”“你们那里还有盐卖吗？”你还没来得及回答，他就会紧跟着感慨一下：“好搞笑啊！”我正在写稿的时候，老家小县城的妹妹打电话问我：“你们买盐了没有啊，县城里的人也开始抢盐了。”这些“问候”中，丝毫感觉不到对方的恐慌，也感觉不到彼此的担忧，能让人感觉到的反而是，我们正在嘻嘻哈哈地参与一场抢盐的闹剧。那些参与抢盐的民众未必恐慌，而是抱着“凑热闹”的心态。
日本地震后，国人感慨着日本普通民众面对大灾时的冷静从容，日本人表现出来的“国民秩序”也成为一个典范。可惜，我们还未来得及深入内里去体悟，就被一场谣“盐”给打败了。明明是一场“盐”过其实的“闹剧”，其中国人心理脆弱、分辨谣言能力之差、凑热闹心态等因素为这场抢盐“闹剧”推波助澜了，可很多人还是不愿意从国民自身的素养上寻找问题，而是将板子拍在了官方和专家的“公信力”上。
谣“盐”之下，我们杯弓蛇影。这其实是一场无关“信任危机”的危机。据外媒报道，美国一些碘化钾产品脱销，许多药店热卖这种无需处方便可出售的药片，在一些拍卖网站上，一盒14片的碘片竟卖540美元，这样的杯弓蛇影看来并非中国特有。
中青报：在日本地震中感受国民教育
惨烈的日本大地震，让经历过汶川大地震的我们感同身受。没有幸灾乐祸，没有漠不关心，以全人类的名义，祈福日本，驰援日本，成为我们心灵中的共同关切。这不只是抽象的人道主义，这更是灾难面前的人类共鸣。此刻，一切的纠结和仇视都被抛下，大家都是长着一样血肉的人，见证并参与着属于人类的共同灾难。
在国内媒体对于日本大地震的报道中，有两个方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是对地震面前临震不乱的日本国民秩序的赞赏，一是对包括日本传媒、日本社会方方面面救灾表现的肯定。我们常说“多难兴邦”，其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能在灾难中学到很多知识，积累很多经验；我想，在传媒如此发达的今天，并非只有真实发生在自己身上的灾难才能兴邦，从他国的灾难中学习，更是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命题。
显然，国内媒体在对日本地震的报道中，很注意向国内民众传达这一点，这绝非“崇洋媚外”，绝非刻意美化日本，而是努力在让日本地震成为我国公民一次灾难教育的机会。“三人行必有我师”，善于学习向来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美德；日本大地震面前，从国民到媒体，从企业到社会团体，他们的表现确实有很多让我们感动、学习的地方。
比如国民秩序。一切都很特殊，他们却仍然排队，有条不紊。那么多人在灾后自觉排队打公共电话，自觉节省用电保障电力供应，几百人在广场避震，整个过程无一人抽烟，结束之后地上没有一片垃圾。大家都在互帮互助，甚至连黑帮组织都参与进来，非但没有趁火打劫，反而开放它的各处事务所作为庇护中心，为灾民提供食宿。商界也纷纷行动起来，打电话不要钱，手机电池有免费提供，手机充电处有免费供给。一切的一切，让你看到这个民族在大灾面前的空前团结，也看到了全民灾难教育的有效成果。
比如媒体操守。没有令人恐怖的死亡特写，没有灾民呼天喊地的镜头，没有一线记者虚张声势的煽情采访，没有任何放大和传播恐惧的报道，有的只是灾情信息和实用信息的及时供给，有的只是灾难面前的媒体责任和专业精神。记者不采访任何救援队员，因为担心影响救援进度，也不采访受害者家属，因为此时他们已痛苦万分，任何强行采访都只会徒增伤痛。这与我们所惯见的地震报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灾难时刻，无疑是展示一个民族最真实的一刻，也是我们了解一个民族最真实的一刻。日本大地震中我们看到的这些令人称道的镜头，同样可以成为我们的国民教育素材的一部分。倘若人类在自然灾害面前永远都很渺小，倘若灾难总是不可避免地终会降临，那么今天，我们在日本地震中感受国民教育，明天灾难不幸降临时，才能更从容镇定。
毛岸英能否让“官二代”及其老子醒悟？
人民时评：尊重人才不仅仅是一句话
1929年，年仅26岁的冯·诺依曼接到了普林斯顿大学的一封客座教授聘书，并承诺如果他愿意留在美国定居，将增加薪金并一年以后聘为正式教授，这意味着更加优厚的研究条件和待遇。此时的他，不过是汉堡大学的一个兼职讲师，不过这并不是因为他水平不够，恰恰相反，此时的他在学术界已经声名鹊起。但当时德国大学的学术体系更在乎资历和行政官员的评价，毫无疑问，博士毕业仅仅三年的诺依曼很难有很大的发挥空间。
于是诺依曼欣然接受邀请，远赴美国，并与爱因斯坦一同成为普林斯顿大学高级研究院的首批教授。在其后来的学术生涯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二进制”和“程序内存”思想，被称为“计算机之父”。
诺依曼的故事，是美国人才战略的一个经典案例。而与他几乎同时，有一大批欧洲科学家因国籍、种族、血统、出生地、资历等原因，离开欧洲奔赴美国，这其中不乏爱因斯坦、“中子物理学之父”费米、“火箭之父”冯·卡门、“氢弹之父”爱德华·泰勒等顶级科学家，这对于奠定美国世界头号强国地位，无疑有着举足轻重的推动作用。
诺依曼等一大批科学家的经历，非常值得我们思考。不拘一格，尊重人才，是美国得以吸引这些人才的重要原因。而尊重人才，不单单是一句话，而是一个体系，涵盖了人才强国战略的方方面面。正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要切实做好人才服务各项工作，努力为人才发展营造良好环境。
服务人才工作，最重要的莫过于做到人尽其才，能够让其通过自身努力取得成就，这是吸引人才、留住人才的最好方式，即“用事业聚才育才”。而要发挥才能，取得成就，就必须拥有一个充分发挥才干的空间和平台，即“创业有机会、干事有舞台、发展有空间”，如果德国的大学能够不囿于传统的学术资历，给诺依曼一个更大的空间，那么也不会失去这样一个杰出的人才。
除此之外，对于人才还应给予足够的宽容，要鼓励创新、爱护创新，使一切创新想法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定，营造鼓励创新、容许失误的工作环境。杨振宁曾经这样评价“氢弹之父”泰勒：“泰勒几乎每天都有十个新想法，其中有九个半是错误的，但他并不在乎，而是以非凡的勇气对那半个正确的想法进行大胆的创新。正是凭着每天半个正确想法的创新积累，泰勒博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这无疑也是值得我们思考和借鉴的。
营造良好工作环境之外，还应当在生活上免除人才的后顾之忧，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言，要关心和改善人才的生活条件，解决好他们在住房、医疗、就业、子女教育、社保等方面的实际问题。这同样是服务于人才工作。
上世纪初的美国，科技创新实力远远落后于欧洲，然而正是因为其采用了正确的人才战略，得以一举跃升成为世界头号科技强国。如今我国的发展正处在转型关键时期，唯有不拘一格培育人才，发掘人才，才能进一步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实现民族伟大复兴。
“醉驾入刑”应该成为全民的集体信仰
5月1日起，备受关注的《刑法修正案(八)》和修改后的《道路交通安全法》将正式施行。这意味着，自今年“五一”小长假开始，驾驶人将为自己的酒后驾车行为付出“罪与罚”的代价。（4月30日《新华每日电讯》）
应当说“醉驾入刑”是众望所归。因为酒后驾车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给我们带来的教训实在太多，实在惨痛。然而，“醉驾入刑”能否让公众从此真正做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从而有效遏制交通事故的发生呢？我以为关键是要让“醉驾入刑”成为公众的集体信仰。
自汽车时代以来，酒驾就成了一个社会魔咒。而长期的放任自流，更让酒驾行为成为许多人的诟病。如今“醉驾入刑”，对公众来说，不啻是一个心理“急转弯”，要让公众完全接受，显然还有个缓冲过程。但法律的尊严不可侵犯，既然醉驾已是一种违法犯罪行为，公安机关就不能见而不问。
值得欣喜的是，越开越多法律法规的颁布和实施，让我们看到了对生命关爱的希望。尽管醉驾与司机自律性不高有关，但更为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过去对其缺乏重视。由于过去酒驾、醉驾习以为常，缺乏严厉的处罚措施，以致司机驾车没有太多顾忌。但现在“醉驾入刑”提高了司机的违法成本，对涉酒违法行为加大了处罚力度，并对危险驾驶人员起到了很强的震慑和警示作用。但前提是执法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法律法规，让“醉驾入刑”成为约束酒后驾驶的“撒手锏”。
美国法学家伯尔曼曾说过：“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僵死的教条，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形同虚设。”对执法者而言，只有严格执法，才能保证各项政令畅通，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因此，要让“醉驾入刑”不“刑’同虚设，就要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当然，在新的法规实施过程中，还要加强宣传，总结经验，建立健全与之相适应的制度机制，同时要加强舆论监督，让“酒驾入刑”成为公众的信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