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法学院的劣等生:阴谋权术的核心在“阴”

传统中国是一个阴谋盛行的国度，也是阴谋权术非常发达的国家，其原因在于中国的专制制度非常精密，也非常久远，所谓源远流长的中华帝国，专制制度是其典型特征之一，应该没有异议吧。

政治权术，在先秦诸子的思想中，一直是一个重要内容。孔子代表的儒家，对其心知肚明，但不愿导君为恶，也不愿意世间士人成为这种昧着良心害人的心术的奴隶，所以语焉不详，但在“权”上还是下足了功夫。权，在权变，即根据形势的变化，善于利用自己的力量，以应付时势，造成利于我的局面，这时候一味用良心、道德、仁心，可能于己无补、与事无意，因此，可以隐忍不发，蓄积力量，等待时机，再给予良心坏坏的政治敌手致命的一击，这与道家的“水”哲学、法家倡导的“韬光养晦谋略”异曲同工。

但是，儒家所倡导的是正人君子所为，是道德君子道德君子的委曲求全，是不昧于基本的人伦标准、基本的普世价值、基本的政治道德，可以不发言（类似现在的犬儒）、可以暂时不作为（忍），但一定不能协助作恶、更不能主动作恶来导引上司的宠幸。而后两种行为是政治权术的基本功，因此，政治权术对于儒家人物却是非常艰难，不仅良心上受折磨，心智上亦需极大的功力，非常人难以达标。

为什么说，作恶或者协同作恶是权术参与者的基本功呢？正如黑社会组织的入会标准一样。你要加入黑社会，有一个基本的仪式，就是杀人入伙。杀了人，违背了社会的基本准则，成为社会道德、法律的对立分子，你已经退无可退，就只能跟着这个组织出生入死，死心塌地。阴谋诡计也是一样，它也是见不得光的黑暗事业，要想在官场上混，跟着我这个上司飞黄腾达，无他，踩着不幸的同僚的肩膀、踩着他们或明或暗的鲜血，一路上是倒下的血淋淋的肉体，所以做坏事是基本功，也是日常的功课。权术需要害人、也必须害人。

儒家于心不忍，法家却对此津津乐道、意气风发。为何？法家是一个不讲求道德伦理、只注重利益的功利主义本位的思想体系。只要能够达到目的，不用在乎手段，更不用考虑目的的正当性。为何？因为法家认为所有人都是一样的，都是利益的苦苦追求者，无所谓道德君子，那是伪君子，比公开自己的利益追求的真小人更坏。所以，手段的有效性，是法家思想的存在的唯一价值。在政治领域，如何达到手段的一本万利，只有充分利用政治的价值。政治有何价值？一是国家暴力的空前威慑力，这种暴力威胁的价值，正好对着人性的弱点，人害怕恐惧、害怕惩罚，国家暴力机器非常厉害，它可以无缘由的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与财富，因此，你不得不听从暴力的安排，威慑力是政治的第一个利器；二是国家可以利用暴力摄取无尽的财富，控制天下的资源，使得人性的第二个弱点又为权力所控制利用，这就是追求自己欲望的满足。这种欲望，既有基本的物质需求，还有控制他人、役使他人的权力意识（领导意识？），因此，政治权力的利益载体，可以提供社会成员基本的利益诉求，如土地金钱、权力地位，还有组织，组织就是权力控制的基本单位，以服从为基本导向的人际关系，导致社会成员与组织的关联，体现为权力统治的同一体。

法家说，君主作为政治组织的最高领导者，有责任、有义务，也必须充分利用权力的控制力，否则社会不稳定、政权不持久，自己的利益就会断送，而依附于君主这个阶层的特殊利益集团也会分崩离析，甚至死无葬身之地，这种血腥的政治前景，是用不断堆砌的人肉堆证实的，在学理上也可以圆通它。法家对于政治权力的血腥非常自觉，对于政治敌手的处心积虑也是处心积虑，如此在政治权力你死我活的斗争中，法家得到空前的运用，成为专制中国最为经典的统治哲学、处世哲学和官场宝典。后人常有专制中国的政治思想的取舍是“外儒内法”，其主要指的就是权力运行潜规则的实用性、无敌型权术的普遍性。

政治权术在专制社会，就是阴谋诡计，这是不同的说法而已，实质完全一致，用不着咬文嚼字。其无敌性，体现有二，一是它主要针对的是人性的弱点，能够迫使任何人在自己的致命弱点面前缴械投降，不得不臣服；二是它手段的阴险、卑劣、凶狠与高效。

第一个特点，正如前述，还是权力的无敌性，政治权力对于资源的垄断性占有、对于暴力威慑的致命性，迫使任何人不得不接受专制权力的安排，听从权力占有者的役使，这只是绝对意义上的分析，毕竟权力的凶恶，不能仅仅暴露在赤裸裸的暴力，人们对于暴力的恐惧，只是暂时的屈服，与享乐的人性背道而驰，而且，人性首在征服他人，不是屈从压力，因此一味的高压政治，可能带来更大的暴力反弹，这就是报复性暴力。在专制社会，报复性暴力的普遍后果就是社会恐怖主义的盛行，大家乐于当强盗，强抢不义之财，而不愿安居乐业，因为在家谋生，无法生存；对付政府一位逆来顺受，还是家破人亡；忍无可忍就无须再忍，老子说，“民不畏死何以死惧之”。就是此意，——暴力制造暴力。暴政带来的是整个社会的恐惧。开始可能是对付普通的民众的强抢明夺、杀人越货，这是弱者的残忍；但后来针对的肯定是官员、政府内的既得利益阶层，既能获得更大的所得，亦能获得心理上的慰藉。因为杀一两个平民百姓，所得有限；但杀一两个官员，则可能一夜暴富，亦能博得社会的同情。杀人也有强盗逻辑，至少是计算的逻辑。

暴力不是政权统治的唯一法宝，政权欲长治久安、千秋万代，需要有其他的政治凭借，于是权术政治应运而生。权术是用智力来使对手防不胜防，但又是不使用暴力的智力游戏，能够在心理上占据优势，失败者也往往无话可说，自食其果。因此，在手段的道义基础上弱胜一筹，同时，政府领导人动用这种权术谋略，当事人可能蒙在鼓里，周围的人大多也是不明就里，只是事后的聪明人如你我辈在此分析得失（这是研究者的任务，当事人已经躺进了历史的尘土中），因此，被权术伤害的臣民，还在感谢皇恩浩荡、在被卖的同时帮上司数钱，上司或领导人沾沾自喜，几不动用任何资源就化干戈于玉帛，其目的顺理成章达到了，有着皆大欢喜的悲喜剧。

因此，有作为的君主、领导人，乐于使用权术，也善于使用权术。权术高手肯定是有作为的政治领导人的基本功。

第二个特点，说的是政治权术的功效性，即权术政治的致命效果。为何？

一是人类智慧的空洞效应。

任何人的知识、智力与智慧，都存在不可避免的漏洞，这就是“无知黑洞”、“理性盲点”。智慧不足，就有考虑不周全的情况发生，就会有被人钻空子的空间，就有被人智慧击败的可能，何况世事如棋，人心如海，难以琢磨的事情、人情何止千万，因此在人类理性不足、智慧黑洞面前，某些人专门盯住别人的弱点，给以致命痛击，就是权术发生效用的致命所在。俗语云，不怕贼偷，就怕贼惦心，就是这个道理。不怕自己有缺陷，怕就怕在自己不知道自己的缺陷，而别人刚好利用这个缺陷来给自己以致命的打击。如何是别人不知不觉中走入堕落的陷阱，畅饮致命的毒药、心甘情愿地走上别人设置的断头台，显然需要手段与方法的出人意料。最出人意料的方法，就是别人不以此致命方法为死亡极限、反以为是自己命运的转机、飞达的契机或者是久旱的甘霖。此种方法为何？阴也，阴险的用心、阴暗的使用、阴毒的恶果，这种暗中操作、秘密策划、陷人于无形之中、杀人于刀光剑影之外的阴功，就是权术的厉害之处。

二是人性的贪婪。

很多官场人物，之所以被权术击倒，是因为贪图小利而致自己于不情不义、不公不正、不廉不洁中。因为自己有短处，就只能受制于人，助纣为虐；或者为了这点蝇头小利，不惜自己的名节、不顾多年的情谊、不要廉耻的跳进害人的圈套中；还有就是对于社会上的诱惑难于忘怀，在举手投足中堕入欲望的陷阱，成为权术阴谋的同谋者、也是更上层权术总导演的马前卒。人性贪婪是权术牺牲品不可克服的病灶，俗语云，苍蝇不叮无缝的蛋，自己本身有着致命的弱点且不加遮护，自然易为权势者所胁迫、所引诱、所指使。

三是专制权力的狠毒。

专制权力可以制造无穷尽的欲望满足，亦可以制造吃人不吐骨头的残忍。由于绝对权力垄断所有社会资源，任何人的生命安全均无保障，权力覆盖整个社会迫使每个人不得不成为权力的奴隶，或者是权力机器的齿轮，或者是权力道路上的车印，无可逃避，保存自己的唯一办法就是混同于这套权力秩序、混同于这套权力规则、混同于这个组织，因此，在权力的组织、规则与秩序中，个体价值无足轻重甚至根本被否决，只有最高利益，最高利益分配下来的结果，是层层最高利益的设置，也是权力主宰者对于次要权力主宰者的权力安置。中央由皇帝的主宰、部委有宰相的主宰、机关有部长的主宰、省里有省长的主宰、县里有县长的主宰，还有皇帝的家臣、近臣、宠臣及后妃的主宰，因此，官员个体的命运为上级、为大一级的官僚、为皇帝，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其他各路人马所控制，可谓防不胜防、挡不可挡，按时下的话说，就是都是爷！

有权力庇护时，为所欲为；一旦失去权力，就一无所有，直至惨死，家破人亡，灭族无姓。李斯是秦国的权相，在得到秦始皇重用时，权倾朝野，实现了个人飞黄腾达的抱负，可是，当秦始皇去世、赵高掌权时，李斯代表着旧势力，需要被清扫，这时的李斯怎么努力都无济于事，于是赵高找了一个借口，将李斯、儿子李由（首都市长）一同问斩，满门灭绝（夷三族）。李斯绝顶聪明，赵高的计谋非常小儿科，但是没有权力时的达官显贵，往往是智力短路，穷途末路的人哪怕是一棵稻草，也要使出吃奶的劲儿来将自己拉出死亡之海，哪管它的真假？赵高对以谋反罪被打入大牢的李斯，倍加智慧的折磨，可谓是聪明人耻辱的记录。

《史记》对李斯冤狱形成、酷刑受死记载颇详，充满了权谋的机锋，一生为苦苦研修权术的权略大师李斯，竟为小儿科的权术所害，确是绝妙的讽刺。我们先看一下司马迁的记述。

赵高案治李斯。李斯拘执束缚，居囹圄中，仰天而叹曰：“嗟乎，悲夫！不道之君，何可为计哉！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吴王夫差杀伍子胥。此三臣者，岂不忠哉，然而不免於死，身死而所忠者非也。今吾智不及三子，而二世之无道过於桀、纣、夫差，吾以忠死，宜矣。且二世之治岂不乱哉！日者夷其兄弟而自立也，杀忠臣而贵贱人，作为阿房之宫，赋敛天下。吾非不谏也，而不吾听也。凡古圣王，饮食有节，车器有数，宫室有度，出令造事，加费而无益於民利者禁，故能长久治安。今行逆於昆弟，不顾其咎；侵杀忠臣，不思其殃；大为宫室，厚赋天下，不爱其费：三者已行，天下不听。今反者已有天下之半矣，而心尚未寤也，而以赵高为佐，吾必见寇至咸阳，麋鹿游於朝也。”於是二世乃使高案丞相狱，治罪，责斯与子由谋反状，皆收捕宗族宾客。

这段话，可谓李斯的临终遗言，大彻大悟之后往往有惊人之语，是醒世恒言。李斯帮助二世、赵高胡亥夺位，协助二世稳定政权，与赵高争权夺利失败后，反省自己的过失，自然是思绪万千。但李斯没有痛思自己的过失，而是指责二世、赵高的国家政策的不人道，杀灭自己的兄弟，只是自己众叛亲离、无可靠的帮手；诛杀功臣、大为宫室、大兴土木，劳民伤财，致使国家财政十分紧张，民穷财尽的结果自然是荼毒天下的恶政循环。李斯说他要学伍子胥的故事，将面见造反者（或侵略者）侵入国都、国破家亡。意思是，伍子胥是挂头颅于城门上，我李斯还会保全性命，只是成为一个遗民，痛苦的见证国家灭亡而已。

可是李斯先生，你错了！帝王可以犯错，但对待失意的反对者，绝不能心慈手软，否则就是给自己的脖子套上了绞刑架。于是，二世与赵高罗织罪名，将李斯打入大牢。罪名在这时也有讲究，什么罪名最重，最易激起民愤，当然是谋反与里通外国。李斯的罪名就是这两项。李斯自然明白这两项罪名的危险与严重，谋反是十恶不赦的死罪，里通外国是不见容于任何人、臭名昭著、人人痛恨的恶名，因此断然难以接受，但赵高何许人也？不服就是大刑伺候，痛打之余，李斯表示认罪。但赵高还是认为仅凭李斯的认罪书（是不是检讨书加上自供状加上审讯笔录一起？）还不足以服众，需要李斯在二世的面前彻底绝望，“心悦诚服”的走上刑场，毕竟最高领导人的判词是导致他彻底绝望的最后一棵稻草。于是——

赵高治斯，榜掠千馀，不胜痛，自诬服。斯所以不死者，自负其辩，有功，实无反心，幸得上书自陈，幸二世之寤而赦之。李斯乃从狱中上书曰：“臣为丞相治民，三十馀年矣。逮秦地之陕隘。先王之时秦地不过千里，兵数十万。臣尽薄材，谨奉法令，阴行谋臣，资之金玉，使游说诸侯，阴修甲兵，饰政教，官斗士，尊功臣，盛其爵禄，故终以胁韩弱魏，破燕、赵，夷齐、楚，卒兼六国，虏其王，立秦为天子。罪一矣。地非不广，又北逐胡、貉，南定百越，以见秦之强。罪二矣。尊大臣，盛其爵位，以固其亲。罪三矣。立社稷，修宗庙，以明主之贤。罪四矣。更克画，平斗斛度量文章，布之天下，以树秦之名。罪五矣。治驰道，兴游观，以见主之得意。罪六矣。缓刑罚，薄赋敛，以遂主得众之心，万民戴主，死而不忘。罪七矣。若斯之为臣者，罪足以死固久矣。上幸尽其能力，乃得至今，愿陛下察之！”书上，赵高使吏弃去不奏，曰：“囚安得上书！”赵高使其客十馀辈诈为御史、谒者、侍中，更往覆讯斯。斯更以其实对，辄使人复榜之。

李斯在狱中不服，一再申诉。但是已经控制狱讼的赵高，却借此灭了聪明的李斯。先让李斯一再上诉，但接下来的是大刑招待。两次大刑伺候的李斯屈打成招，不敢言语，等到二世真的想到他时，李斯以为是赵高的诱敌之计，不敢上诉，只好照着赵高的指引，一一作出伪证。于是，最后的伸冤道路被自己堵死了。一旦系狱，在不知深浅的情况下，贸然逞强，只能陷自己于更大的不利，这时需要李斯韬晦的计谋，但李斯却一再用强，导致失去最后的机会。当然赵高处在优势地位，还有更多的折磨李斯的计谋；二世昏聩了，看看李斯可能是良心发现，也可能是炫耀自己的恩德，不会再用李斯是肯定的。但是历史研究的更多的是事实，假设不存在的事情，是在进行理性的推理，以便找到现实世界行为的逻辑，帮助后人少犯错误，或者找寻制度运行的机理，以便克服制度衰败。李斯在二世派出的使者面前，按照赵高的指使，一五一十的真诚的说着假话，自救的机会为自己轻易的丧失。

后二世使人验斯，斯以为如前，终不敢更言，辞服。奏当上，二世喜曰：“微赵君，几为丞相所卖。”及二世所使案三川之守至，则项梁已击杀之。使者来，会丞相下吏，赵高皆妄为反辞。二世二年七月，具斯五刑，论腰斩咸阳市。斯出狱，与其中子俱执，顾谓其中子曰：“吾欲与若复牵黄犬俱出上蔡东门逐狡兔，岂可得乎！”遂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权力独裁者的狠毒、卑劣，在手段的阴险助力下，使出了“千古绝唱”。但这是血淋淋的悲歌，也是智慧者在权力面前奴颜婢膝的当然结果。只可惜李斯这样的玩弄阴谋的“聪明人”，历史记载他的还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耻辱的自取灭亡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