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健的坎坷人生

9月28日下午，惊闻深圳证交所、深圳发展银行的创建者王健往生的消息，心中不禁一阵悲痛。尽管对这位好友的去世早有心理准备，但听到他真的走了，还是不免戚戚然。

近20年，王健一直在生病。心脏病、癌症，一次一次手术、一次一次化疗、一次一次传说他不行了，但他还是一直坚强地活着。正如他写成了多年却一直没能出版、直到去年才刚刚付梓的自传《坎坷人生》末尾几句话所说：

一次又一次的大病，一次又一次的手术，一次又一次的死里逃生，好像是上苍诚心与我开玩笑，磨砺我的意志，考验我的承受力。

早期生活上的苦难，阶级斗争的残酷，文化大革命的磨难也是在磨炼我的斗志，锻炼我的意志，锻造我的坚韧。

而证券市场上的风风雨雨，商场上的尔诈我虞，官场上的真真假假、逢场作戏也让我经历了风雨，见了世面。

回首往事，我经历了，我目睹了，我见证了。我已经没有什么遗憾了。我也为我曾经做过的蠢事而后悔，我更为我曾经做过的贡献而欣慰。经历了这么丰富多彩的人生往事，我这一生没有白活；经受了这么多的磨难，我没有被压倒，如此众多的磨砺让我更加坚强不屈。

我一进入证券市场就知道深交所有一个王健，并常常听交往很久的国家体改委的老朋友许美征等人提起他，但遗憾的是一直无缘见面认识。2000年底，我参与组织举办中国证券市场10周年庆祝活动，在会场上才和王健见面认识了，匆匆忙忙间没能细聊，只是给他留了几张照片。(插图1，见右：王健于2000年12月在中国证券市场10周年庆祝活动上。陆一摄)

接下来一晃就是将近10年，2008年原国家体改委、现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的朋友张罗着做一个“中国改革30年的人与事”历史回顾项目，列出了100多位在30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关键事件的关键人物，做口述历史的访谈。因为我刚刚完成描述中国证券市场历史的第一本著作《闲不住的手——中国股市体制基因演化史》，加上其他历史因缘，所以这个项目中和证券市场有关的几个重要人物，就由我来用业余时间参与完成。

2008年底，我就和王健联系，但他因为治疗一直在广州，这事就一直拖到2009年5月她从广州治疗完毕回深圳后。2009年5月4日，我们才在王健的家里完成了这次对深圳证券市场和深圳交易所筹建完整历史回顾的访谈。

插图2：2009年5月4日，在王健家做完访谈后的合影。

王健于1950年出生在北京，在天津长大。他出生和成长在新中国历史上一个特殊的年代，其一生成为这一代人悲喜命运的缩影。

因为父亲收入微薄，为了让全家人过得稍好一点，母亲只好去做临时工，常年积劳成疾于1965年去世。这对王健是一个巨大打击，母亲的教诲也伴随他终生，不敢遗忘，那就是人无论多难，始终要自立自强。所以他一生好强不服输，他学习刻苦，从来都是班上的第一二名，可在“文革”年代，学习成绩已经不那么重要了，出身更重要。

王健的父亲在解放前无意间被加入国民党三青团，因此在解放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都成为专政对象，“文革”期间被关进牛棚，还被扣上了地主的帽子，王健成为黑五类子弟，在学校里处处遭受不公。他对父亲的地主成分深深质疑，尽管爷爷是地主，但父亲在成年以后就离开家乡自谋生活，一直都是普通职员。

他决心将父亲的经历弄个水落石出。1967年，16岁的王健只身前往父亲的老家河北省武清县石各庄，进行家史调查，弄清了父亲的身世经历，并成功说服当地革委会开具证明，证实父亲根本不是地主。虽然这一纸证明无法救父亲于水火，更未能改变他自己的处境，但却换来他内心暂时的平静。而且在“文革”结束后，这张证明成为给父亲平反的重要证据。

1968年前后，彻底改变一代人命运的“上山下乡”运动中，王健也未能幸免。这一年，父亲在牛棚中意外身亡。痛不欲生的王健刚刚办完父亲的丧事，就被发配去了内蒙古大草原插队落户。临行之际，火车上哭声一片，震耳欲聋，王健没有掉下一滴眼泪，似乎是突然而至的苦难，让他长大了。

1968年9月，经过重重颠簸，王健到达内蒙哲里木盟哈日干吐公社三棵树大队，开始了三年的知青生涯。他每天干农活，与农民一起种玉米荞麦，睡大通铺、火炕。内蒙艰苦的生活经历，让原本柔弱、胆小、敏感、自恋的王健变得坚强起来，甚至无所畏惧，成为一名“铁骨铮铮的硬汉”，更造就了他的刚正不阿的火爆脾气。而这表里不同的两个方面的性格特质，在他以后的人生道路上埋下诸多隐患，吃亏不少。

1971年，上山下乡3年后，王健因病提前回到天津，几经辗转后进入工厂当工人，在这个角色上停顿了整整八年。先痛失双亲，后又被发配到内蒙插队落户，再回城当临时工……这些年里，王健尝够人情冷暖。但他没有放弃希望，始终保持不服输的劲头，等待机会到来。当车间里的其他工人在工余时间打牌时，王健一个人躲在角落里看书，被其他同事看做疯子。这样的坚忍终于得到回报，他在1978年考入南开大学，1982年大学毕业后，选择了读研，师从金融学名师钱荣昆与王继祖。

身为一名28岁的高龄大学生，王健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求学机会，他如饥似渴地学习、研究，一度盼望毕业后留校任教。但1984年的一次社会实践改变了他的人生计划。当时，王健参加了学校组织的深圳调研，深圳的气候，表面上相对内地比较简单的人际关系，与世界和外国更加紧密的联系，还有紧缺人才的现状，让他决定毕业后走出象牙塔，前往深圳，在实践和实干中创立一番功业。

1985年7月，王健怀揣毕业证书欣然南下深圳，进入深圳的人民银行工作。当时深圳人行的主要工作是研究特区货币政策、管理深圳金融机构业务和规范、配合特区政府进行融资，在那里的工作经历，让王健积累起在学校根本无法接触的实践经验，这为他以后在资本市场的创建性工作打下实践基础。这段时间，他还做了大量关于制定特区货币政策的研究工作，高频率发表文章，人称“快枪手”。在深圳，他的事业数次辗转，起因多是特区表象下遗留的“中国特色”和他敏感且火爆而耿直的脾气之间的冲突。他陆续进入深圳农业银行、深圳中国银行等金融机构工作，也由此积累了更多实践经验。

王健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转折发生在1986年，当年底深圳市委、市政府公开招考12名局级干部，王健参加考试并取得金融业务考试第一名，以36岁低龄被提拔为局级干部，旋即受命筹建深圳发展银行，成为深发展的筹建者和第一任法人代表。深发展发行股票、改制上市、不断成为深圳乃至全国股市的龙头和风向标……作为中国第一个上市的股份制银行——深圳发展银行为中国证券市场、更重要的是为中国金融和银行系统的改革起到了排头兵和开拓者的作用。

不久以后，王健受上级指派负责组建深交所筹备组，他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克服重重困难主持筹建起深交所，并出任主持工作的副总经理、法人代表，成为中国证券市场的奠基者之一。后来，他和深交所的另一位创始人禹国刚并称“股市双雄”，他们与当时中国证券市场的一批开拓者一起，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改革处在极其艰难的低谷期，以敢为天下先的开创精神，在证券市场这个突破口，用实践点燃了现代产权、金融、市场和社会意识转变的大爆炸，闯出一条转折改革历史的通衢大道，使得中国改革由此进入国企、金融银行改革全面推进的大好局面，也使得整个社会走上证券化生存的不归之路。

在访谈中以及访谈后整理编辑访谈资料的过程中，我一直感叹：一个人，一生做成一件可留存历史的大事，此生足矣。可王健在他短短的一生中，在改革开放的大历史里居然做成了两件事：他是中国第一个上市的股份制银行——深圳开发银行的筹建者和第一任法人代表；他也是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筹建者和第一任法人代表。

王健的经历让我想起章诒和今年初在香港书展上接受记者采访时所说的那句话：他们那代人“每个人都有很多故事，你看现代的人还有故事吗？都生活在格式里，无非是教育、职称、婚姻、谋职、干活。”当然，章老这话里言尤未尽的还有——权力、金钱、名利和地位……因此，我常常感叹，这是一个顶天立地的有故事的男人！

记得2009年我为他做口述访谈，王健尽管身体很不好，但还能走动。我们到达时他到门口迎接、结束离开时他送至门外。可时隔一年，我就听说他身体急剧衰退。一开始听说他又回到广州部队医院里去了，接下来听说广州医院已经劝他离开，因为除了止痛的麻药来减轻他的疼痛以外，已经没有什么药物可以延缓或改善他病情的发展了。接下来，就听说他回天津老家设法进入康复医院治疗了。

去年年初，深圳证交所开始为新大楼的筹建博览中心，破天荒地聘请我这个上海证交所的普通员工担任他们博览中心的展陈设计顾问。我每次去深圳开会，都要托熟人询问王健的情况，想去看望他、却得知他老是不在深圳。接下来我就被借调到北京为中国证监会筹划“中国资本市场20周年成就展”。尽管经常和深交所的朋友联系和碰头，也因为深交所的博览中心设计方案去深圳开会，但却总是来去匆匆，没有时间能够抽出来去王健家去探望他。只是抽空打个电话问候他一下，得知他在去年下半年已经回深圳后，我在电话里约好下次一定在深圳多呆一天去看看他。

就这样一直到北京的展览工作完毕已经是2010年底了，春节以后深交所博览中心今年的第一次项目审核会，我和王健约好去看他，这已经到了2011年的3月2日了。这次他已经无法到门口迎接我们，我和同去的深交所办公室副主任徐良平在客厅里坐着，他出来时是坐在轮椅上了……

我送给了他我去年新出的第二本书《谈股论经——中国证券市场基本概念辨误》，他也很开心地拿出他刚刚出版的自传《坎坷人生》送给我。我知道他这本书写完已经好多年，因为种种原因一直没能出版，这次应该是了了他的一桩心愿。

我们侃侃而谈，一直聊了一个多小时，尽管他意犹未尽，但我看得出他已经很累了，所以我们赶紧告别。

插图3：2011年3月2日我们最后一次见面合影，王健已经双腿无法站立坐在轮椅上了。

王健告诉我，癌症已经全身转移，疼痛难忍，两腿不能站立。每天只能靠麻醉剂维持自己休息和基本的生活，但常常是意识因为麻醉剂的关系而不清楚。他笑笑说：我已经来日无多，但还是勉力坚持好好活着！

出门以后，我对徐良平说，看着他这样坚强地渴求生活，心里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难受。对我来说，所幸的是，做为改革30年人与事的历史记录，他讲述的深圳证交所创建历史，已成为留给后人的珍贵史料。我也非常欣慰，那一年用那么长时间完整清醒叙述他所经历的那一段历史，完成对他的访谈相当于抢救了一段历史。

9月28日, 得知王健去世消息的当天下午，我连续发了好几条微博，最后一条的这句话其实是我对他的祝福：他这一走对他无疑是一种最好的解脱——他面对这个浑浊的世界和无尽的病痛，可以闭上他的双眼了…… 愿他走好！

9月30日,我得到深交所通知赶赴深圳参加王建的告别仪式。事后知道，我是当天来给王健送行的朋友中唯一不是本地的。正如老朋友方泉在评论我的微博时所说，王健是中国证券市场奠基者群体中五、六十岁年龄段里第一位往生的哥们儿。我自觉应该来送别这个命运多舛又眷顾的好朋友。

尽管他只活了61年、却病倒了20多年，但是他一生为社会做出了许多人几辈子都无法做到的业绩！现在站在他们这批开拓者打下的基础上，我辈每一个人扪心自问，都应该有所感恩。

愿王健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