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2011年09月19日 13:22

[世华财讯]于建嵘：从全国范围来看，趋势还没有逆转，大量农业地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仍在加大。

据21世纪经济报道9月19日报道，记者：近年来，农民收入增长势头较好，今年上半年农民现金收入3706元，增幅达13.7%，超过城市居民收入增幅。这是否昭示着城乡收入差距进入逆转的拐点？

于建嵘：从全国范围来看，趋势还没有逆转，大量农业地区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仍在加大。总的统计数据可能显示出一些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趋势，但主要集中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和农业产业化发展较快的地区，这些地区的农民通过农村土地流转产生了收入，他们的收入水平提高改变了整体数据统计的结构。但从全国范围来看，大部分地区的城乡贫富差距并没有缩小。

张红宇：现在下此结论可能为时过早，但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应该说出现了扭转的苗头。假若以此为契机，抓住机遇，借鉴国际经验，参照沿海发达地区实践，通过努力有可能延续农民持续较快增收的好势头，遏制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乃至使差距开始收敛也并非完全不可能。

从国际经验看，在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通过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城乡收入差距有可能出现拐点。2010年我国人均GDP超过4000美元，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东亚一些国家如日本、韩国等，正是在这个阶段加大了工业反哺农业的力度，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民增收的政策措施，使城乡收入差距大幅缩小。日本实行了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彻底扭转了农民收入过低的局面，1965年农户人均年收入为15.8万日元，比城市居民低3.6万日元，而到1975年，农户人均年收入已达87万日元，比城市居民高11万日元。韩国开展了新村运动，使农户平均收入由1970年的26万韩元增加到1980年的270万韩元，城乡户均收入比也由1970年的1.49：1缩小到1975年的0.99：1。目前我国正处于和当时日本、韩国相似的发展阶段，工业化的发展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财政实力，国家也制定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只要持续加大对农业农村的扶持力度，就完全有可能实现城乡收入差距缩小的目标。

从国内实践看，长三角等发达地区的一些城市近年来加大统筹城乡发展力度，在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上已有成功实践。浙江嘉兴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4年嘉兴在全国率先制定了城乡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采取了一系列扶持农业农村发展的政策措施，包括加快培育优质高效特色农业，发展观光农业和都市农业，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条件，挖掘农业内部增收潜力；大力发展区域特色块状经济，兴办皮革、服装、家纺、丝织等特色产业集群，依托产业集群建设专业市场，带动农民发展二三产业致富；从市场准入、融资条件等方面加大对乡镇企业的扶持，划拨专项资金用于农民工培训，放宽农民到城镇落户条件，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就业；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建立全民社会保障制度等。2004年之前，嘉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年扩大，与全国的大趋势相同；而到2010年，嘉兴农民人均纯收入已达14365元，不仅连续七年居浙江全省第一，而且城乡居民收入之比由2004年的2.11：1降低到了1.91：1。最近江苏制定了农民收入倍增计划，打算用7年时间使农民收入再翻番。我们去江苏宜兴、武进等地调研，感到不仅农民收入这些年在增长，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在逐年缩小。这表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政策路径确实存在。将这些政策推而广之，就有可能在更大范围内乃至全国实现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目标。

《21世纪》：促进农民收入增长，应当从哪些方面入手？

张红宇：首先，在一次分配上，应在农产品价格、工资水平和就业创业方面综合施策。促进农产品价格温和上涨。目前家庭经营收入仍占农民收入的约50%，而对家庭经营收入影响最大的还是农产品价格。大体上粮食价格上涨10%，农民人均就能增收100元。因此必须进一步强化农产品价格支持政策，完善农产品市场流通体系，加强农产品进出口调控，同时注意防止农产品价格“贱伤农”、“高伤民”。

稳步提高农民工工资水平。今年年初“民工荒”问题在沿海地区再次出现，而且影响到不少中西部地区。对这个现象要辩证地看，有不利的一面，也有助于推动农民工工资继续保持快速增长势头，但要建立起农民工工资稳定增长机制，还需在集体协商、劳动合同、工资监控等方面继续加强制度建设。

鼓励农民自主创业。加快完善各地的创业扶持政策，简化注册登记手续，放宽市场准入条件，并提供信贷保险、税费征收、场地租金、技能培训等方面的优惠政策，鼓励农民发展二三产业。

其次，在二次分配上，继续加大补助力度。农业补贴规模逐年快速增加，是近年来农民转移性收入增长较快的重要原因，对提高农民生产积极性也明显。应继续扩大农业补贴规模，对已有补贴种类要争取提高标准、扩大范围、完善机制，并适度向粮棉生产大县、规模种养倾斜。同时积极探索新的农业补贴种类，使农民从补贴中得到的收入继续大幅增加。要更加关注特殊群体，加大对种养大户、合作社等新型主体的支持力度，健全牧区、林区、垦区专门补贴政策。

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最近几年农村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很快，目前新农合的参保率已达96%，今年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也将覆盖40%的县。但与城市社保相比，水平仍然很低。今后还需继续增加对农村社保的财政补助，扩大新农保覆盖面，提高新农合筹资水平和财政补助水平，提高农村低保标准，并逐步实现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与城镇接轨，使农民享受与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保待遇。

最后，从长远考虑，还应努力健全有利于农民增收的体制保障。推进农村产权制度改革，引导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增加农民转包费收入；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实现集体资产保值增值；完善征地制度，推动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提高农地转用增值收益中农民所得比例，增加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完善农村公共服务，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文化、卫生等社会事业，提高农民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身体素质，培育农民的人力资本；加强农村水电路气房等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为农民增收致富提供便利；加强农民工权益保护，放宽农民进城落户条件，使农民逐渐转为城镇居民；尽快制定农业投入、农业补贴、农业保险等方面的法律法规，为农业投入稳定增长提供法制保障。

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战略

《21世纪》：近日，温总理在考察乳业公司时称中国应该培养出自己的奶牛品种，生产出高品质的牛奶和乳制品，培养出自己的牛奶和乳制品品牌。这后面包含了对中国农业产业升级和农民收入结构调整的美好愿景。当前中国农业产业升级的重点方向是什么？存在哪些困难？

蒋和平：农业产业化升级重点应朝四个方向发展：布局区域化、生产增值化、产品品牌化、服务社会化。布局区域化指根据不同区域的优势农业产品和社会经济发展情况，来决定农业产业化的布局。如在粮食主产区，按照粮食产供销一体化来布局；而在一些西部瓜果产区，则围绕果品加工进行布局。

生产增值化，指通过发展绿色农业和有机农业来提高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如我认识的一个种植水稻的农业企业家，之前按照施化肥农药的方法生产大米，品质较差，主要靠规模产生效益。2007年以来，他采取稻田养鸭的方式，基本上不施化肥，鸭粪便成为水稻的肥料。生产方式转变以后，有机大米的品质提高，他的大米可以卖到30元一斤，而且供不应求，满足了部分高端人群的消费需要。

现在的农产品品牌很杂，真正叫得响的屈指可数，而且有的品牌不注重维护，今后要增强本土农业企业品牌意识和品牌经营。另外，农业产业化不能单着眼于种植和加工，要通过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带动其发展。

目前农业产业升级的困难主要有：首先，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占比较高，高效农业、有机农业占比有限。其次，在制度和政策方面缺乏有力支持，如农业融资多年来未有实质性突破。另外，农村土地流转制度仍不完善，制约了农业集约化和规模化发展。再次，企业、政府和农户等利益主体之间存在冲突，特别是农产品加工企业，总想把原料价格压得越低越好，伤害了农民的利益。所以在利益联结机制方面，需进一步创新，形成双赢和多赢模式。

《21世纪》：如何看待农业产业化对于农村经济发展及农民增收的作用？中国的农民与现代产业工人还有多少差距？

蒋和平：农业产业化首先拓宽了农民的收入来源。目前农民收入来源主要由四部分组成：务农收益、打工收益、转移支付收益、财产性收入。农业产业化过程中，很多企业做农产品加工，既直接购买农产品，也雇佣农村劳动力，增加农民工资收入。另外，农民还可把土地出租或流转给农业企业，增加收入。

其次，农业产业化将农民纳入到完整的产业链中。现在农民收入越来越多元化，越是发达地区，农民务农收入比重越低，而非农产业的收益不断提高，如搞农家乐、开餐馆、工艺品加工等，都属于第三产业。

最后，农业产业化拓宽了农民的创业空间。发展现代农业最重要是培育“创业型农民”，即有一定市场经济头脑、懂得经营的带头人，如种植大户、养殖大户、经纪人、小型农业企业家。虽然他们在中国农民中占的比重很小，但能够起到引领中国现代农业和改造传统农民的作用。他们在种养、加工、运输、营销各个环节广泛创业，会带动整个农村劳动力就业，吸引其它农民学习效仿，把成功模式层层推广。

于建嵘：这包含几个问题：首先，农村土地制度问题。中国的土地制度最大的问题就是不能自由流转，现在许多地区农村土地仍是作为维持农民基本温饱的方式在耕种，且耕种的目的就是为了使他的口粮得到保障，这导致农业发展比较缓慢。其次，中西部地区差距较大，而且产业化并不是所有地区都能实现的，要根据多种环境、资本投入、耕地的性质等来确定，产业链的建立并不是每个地区都能做到的。现在大城市的郊区农业产业化做得比较好，但在全国范围内还是比较困难，在这种情况下，小农经济的农业要怎么发展，仍有诸多制约因素。

总的来说，我还是比较同意走产业化的方向提高农民收入。但现在农业产业化存在很大的问题：一是农村土地流转过程中如何保障农民的权益；二是在产业化过程中，特别是一些农业企业和资本进入后，如何保障农民的收益，包括农村金融资质问题，都需要确立相关的制度。

但我认为不应把产业化作为农业发展的最主要目标，我不大同意各地区形成一个产业，这应该是市场经济的选择问题，政府不应过分强调。政府要做的只是创造一个制度环境，让农民能够自由选择，至于是种苹果还是种橘子，应该由农民根据环境自己决定。所以，我不太同意政府制定什么产业性规划，强迫农民发展什么产业。政府的责任就是形成一些基本的可调整的政策，包括户口制度、土地制度、金融贷款制度等，有利于产业发展就可以了。

城镇化的机遇与挑战

《21世纪》：处理好新农村建设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是城乡一体化发展的根本。在城镇化加快的背景下，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张红宇：尽管我国城镇化率快速提高，但城镇人口内部还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差异。据测算，目前未获得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数量约为2.2亿，其中已在城镇定居的农村转移人口大约有1亿人，还属于“半城镇化”的状态。要解决这部分人的城镇化，面临两大难题：

怎样降低城镇化的成本？有专家测算，按照2003年标准，沿海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10万元与9万元，内陆地区第一代农民工与第二代农民工市民化的社会成本分别约为6万元与5万元。而且，农民向城镇特别是大城市迁移，也要支付远比农村高得多的生活成本。

怎样抑止城镇化的土地扩张？过去20年间，由于征地成本很低，土地的城镇化远远快于人口的城镇化。2000-2009年间，城市建成区面积增长了69.8%，城市建设用地面积增加了75.1%，但城镇常住人口仅增加了28.7%。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城镇建成区人口密度呈下降趋势，由1990年每平方公里2.5万人下降到2008年的1万人，下降了60%。以这种方式来实现未来数以亿计的农村转移人口的城镇化是不现实的。

什么才是现阶段较为理想的城镇化？要把握好以下几点：一是城镇化必须是人口的城镇化。唯有这样，才能真正达到扩大内需、减少农业人口、发展现代农业的目的。二是必须把中小城市、中西部地区作为城镇化的重点区域，把已经在城镇定居的1亿农村人口作为城镇化的重点人群，降低城镇化的成本。三是必须加快推进资源要素价格形成机制改革，非公益性城市建设用地要以公平交易方式取得，靠市场机制的硬约束来提高城镇土地利用效率，提高城镇人口和产业密度。

为此，必须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实现“三化同步”的重要载体，予以重点推进。一是要建立反哺机制，切实扭转资源要素从农业流出的趋势，把加大资本投入和促进农业技术进步作为反哺的着力点，为现代农业发展必备支撑；二是要探索多元化发展模式，各地农业现代化的路径和建设重点是不一样的，应该允许多元化的探索；三是要提高市场竞争力，在培育壮大优势产业的基础上，进一步提高农业支持保护水平，通过完善补贴政策、加强出口服务、参与制定贸易规则等措施，为农业产业发展营造良好的内外部环境。

于建嵘：机遇在于农民向城镇流动之后，可能会带来一些农村土地适度规模经营的状况。大量青壮年劳动力进城后，如果资本的进入没有跟进，农业就会变成精耕细作的模式，农民对土地的要求不那么多，但又不愿意放弃土地，导致农村土地的效率发挥不出来，这既是一个机遇也是一个挑战。很多农民进城之后，有了更多的社会关系，开拓了眼界，留在农村的劳动力都是老人，农民不再依靠土地生活，又不愿意放弃土地，因为他们担心交出来之后，将来回去就没有了。因此，机遇和挑战是同时存在的。

农民进城之后，首先要面对户籍制度改革问题，包括住房、孩子入学、将来生活的社区，如何提高他们的文明程度，使他们更适应城市的生活，都有一系列问题要克服。所以，关键是进城农民的未来出路仍存在不确定性，这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户籍制度问题。

城市化有两个考量：一是农民怎么变成城市居民，身份的转变；二是农村怎么提供一样城镇化的公共设施服务。现在的土地矛盾很尖锐，在城镇化进程中，如何使农民获得土地收益，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这需要进行一些根本性的改革，农民变成城镇居民之后，他的土地能否用于买卖，买卖之后的费用、收益各是多少，在制度上是有思考空间的。其次，国家在扶持农业城镇化的进程中，资金流向、产业导向也是一个问题，如何通过市场而不是通过行政命令来导向，也是值得研究的。

蒋和平：城市化进程加快，给农业产业升级带来了机遇。农村人口不断向城镇集聚，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土地流转提供了条件。在城市化过程中，农民增收、对农业投入增加，也为农业产业化提供资金保障。城乡居民消费需求日趋多样，为农产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

农业产业也面临一系列挑战。融资瓶颈持续存在，外来资本和跨国企业给本土企业带来了冲击。从劳动力供给方面看，现在从事农业的农民多数相对素质较低，很多高素质的农民选择流向城市和非农产业。土地开发方面，违章、违规占用耕地开发的顽疾一直存在。

(贾运可 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