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牛头人幻化:《庐山?人文圣山》解说词4-7集

《庐山•人文圣山》解说词4-7集

旅游

（第四集） 问学

依山林借静读书，择胜地纳徒讲学，曾是古代众多儒者的愿望。庐山多彩的人文历史之中也有着因儒兴学的一章。如果说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兴建濂溪书院起源于个人对庐山环境的钟爱，那么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则带有深重的个人使命感。他们共同奠定了理学思想、教学理念在中国传播至今的基石。这些儒学大家的功绩，不仅在于使庐山成为宋明理学萌芽和传承的家园，更使庐山成为中国古代不同哲学思想相互交流的学术乐土。而另一方面，陆九渊、王阳明等思想大家，也在历史的不同时候，把人生的重要足迹留在了庐山，从而丰富了宋明哲学与庐山的渊源。

依山林借静读书，择胜地纳徒讲学，曾是古代众多儒者的愿望。庐山多彩的人文历史之中也有着因儒兴学的一章。如果说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下兴建濂溪书院起源于个人对庐山环境的钟爱，那么朱熹重建白鹿洞书院，则带有深重的个人使命感。他们共同奠定了理学思想、教学理念在中国传播至今的基石。这些儒学大家的功绩，不仅在于使庐山成为宋明理学萌芽和传承的家园，更使庐山成为中国古代不同哲学思想相互交流的学术乐土。而另一方面，陆九渊、王阳明等思想大家，也在历史的不同时候，把人生的重要足迹留在了庐山，从而丰富了宋明哲学与庐山的渊源。

【渊兮，似万物之宗：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道德经》】

    拄杖夜撞青天开

    明正德十四年八月初五戌时，庐山文殊台。

    时值中秋，隐起的山风让人些许有些凉意，然而，家仆送来寒衣却丝毫不能引起那个夜观天象之人的注意。这个人，便是明代著名心学大师王阳明。

    “老夫高卧文殊台，拄杖夜撞青天开。”王阳明参理星文，颇有几分仙风道骨的行为，成为文殊台上的传奇之一，一同流传下来的，还有种种猜测：那一晚王阳明独立秋风，有何心意呢？

    王阳明，就在他登上庐山的几个月前，刚刚平定了危及大明江山的宁王之乱，赢得了“大明军神”的美誉，但同时也落下了功高盖主的结论，王阳明在重压之下，只得将全部功劳归于无能的皇帝明武宗。可以对话苍穹，参悟天地的他也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

    就在庐山秀峰脚下，王阳明亲自为平叛庆功撰写的记功碑就树立于此。记功碑上的通篇文字把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战功，全部归于皇帝的英勇英明。这些文字根本无法让人联想到那个夜观天象的世外高人形象。

    文殊台上通大道，秀峰脚下锁近忧。就在一山上下的两处，这位心学大师却留下了极其复杂矛盾的心理印记……生前战功无数的王明阳，死后只落得了“用诈任情，坏人心术”的评语。曾因际遇坎坷而发出“浮名于我迹何有”感慨的王阳明也许没有意识到，他的死对于自己可能是个解脱，但他所代表的儒家心学流派在他死后的渐渐没落，却是中国思想界一场影响深远的变化。

    心学的没落成全了已经与之争锋了几百年的老对手——理学，从此，中国古代思想界的“双雄争锋”变为“一枝独秀”，理学确立了官方哲学的地位，统治中国达六百年之久。非但直接左右了当时人文、经济以及社会形态各个方面，及至今天，它对中国社会余存的影响力，也是千丝万缕，纠缠不清的。然而人们并不一定知道，理学的思想便发端于庐山。

    出淤泥而不染

    “晋陶渊明独爱菊。自李唐来，世人盛爱牡丹。予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这几句话，出自北宋思想家周敦颐撰写的名篇《爱莲说》。自从有了那篇传世佳作，后世文人的处世态度，就有了牡丹与菊花之外的另一种借喻。

    一生笃爱莲花的周敦颐，同样对庐山情有独钟。他曾做诗“庐山我爱久，买田山中阴”，以抒发对庐山的热爱之情。自从他第一次游览庐山，便有了一见钟情之感，庐山清幽的环境，令平生恋慕自然的周敦颐念念不忘，以至在为官之时，就打算离开官职后，终老于庐山这青山绿水间。果不其然，在周敦颐告老辞官后，他并没有还乡湖南，而是留在了庐山莲花峰下。

    在当时，依山林借静读书，择胜地纳徒讲学，是很多儒者的梦想。周敦颐也不例外，他凿池种荷，同时开讲授徒，建立了供读书讲学之用的濂溪书院，因此周敦颐也被后世称为“濂溪先生”或周濂溪。周敦颐在庐山莲花峰，完成了宋代理学的奠基之作《太极图说》和《通书》，并且培养出了历史上两位理学鸿儒，程颢和程颐兄弟，日后更是得到了朱熹等人的顶礼膜拜，被后世称为理学的开山祖。

    在庐山栗树岭，有个以周姓为主的村子，这里生活着周敦颐的后人。自明代弘治年间开始，周敦颐的子孙后裔，尊朝廷旨意，离开老家湖南道县，在庐山为周敦颐护坟守墓，到今天，已有五百余年历史。这里也曾是濂溪书院的一处旧址，曾几何时，黄庭坚、苏轼、程颢、程颐、朱熹、王阳明等大家无不来此拜谒先儒。而庐山，也因为周敦颐和濂溪书院，开启了理学传播与书院教育相结合的趋势，为之后理学思想在庐山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基础。

    海内书院第一

    位于庐山身边，掩映于参天大树之下的白鹿洞书院，与衡阳石鼓书院、长沙岳麓书院、商丘应天书院并称中国四大书院，曾被誉为“海内书院第一”，至今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

    “白鹿洞”三个字，传闻是因为唐朝文人李渤豢养白鹿于此陪伴读书而得名。南唐时期，这里被称为“庐山国学”，或白鹿国学，兴盛一时。北宋时期这里更名为白鹿洞书院，但因那时执政的宋真宗规定“不入官学不能应举”，因此书院日渐凋落，风光不再。

    及至公元1179年。这一年的秋天，已经荒废了125年的白鹿洞书院，终于等来了一位有缘之人。然而此时的白鹿洞书院，残砖断壁，杂草丛生，洞门犹在却已盛名不负，一切景物让这位来客心生感慨。

    这个人就是朱熹，后世把他尊为“朱子”，称其为“六百年理学集大成者”。

    原本是慕名而来，结果却是怅然若失，白鹿洞书院的景象令朱熹辗转难寐。他上书朝廷：庐山佛堂数百，废坏者无不有人修复，而儒生读书之地，只白鹿洞书院一处，却破败百年无人过问，实在可惜。于是恳请重修白鹿洞。

    就在这一年，中国的北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可汗掀起了统一草原、开疆拓土的征战。而在南方，广州等地的农民暴动亦时有发生，令偏安一隅的南宋政权一筹莫展。因此可想而知，朱熹虽两次上书朝廷，得到的却是帝王的冷淡，和同僚的讥讽。

    所幸的是，朱熹并未因此而停止自己兴复书院的理想。他决心凭一己之力重修白鹿洞。从置田

    筑屋到筹措资金，从延请老师到发榜招生，朱熹事无巨细，亲力亲为，只为春天到来时，白鹿洞书院能够重新启用。这一年，朱熹已经49岁……

    朱熹重修白鹿洞

    春天，自然万物开始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庐山周边的村民们开始了一年中最忙碌的时光，整个严冬的乏味与慵懒被甩得一干二净。生命的芬芳开始荡漾在田间垅头，欢腾的流水在亿万条沟壑中穿行，把欢乐铺撒到满山遍野。这是个充满希望的季节。

    800多年前，同样充满希望的春天里，白鹿洞书院开学了。

    在开学当天，第一个登上讲台的老师，便是朱熹本人，这一堂课所讲的是《中庸首章》。从此刻开始，白鹿洞书院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朱熹推行的诸多教育理念，也为后世的人才培养塑造了重要的模式。

    今天这些天真烂漫的孩子在800多年前的朱子看来，正处于人一生中最危险的年纪。他认为，道德习惯如不在人的儿童阶段培养，不仅贻误个人，还有害于社会。

    朱熹把一个人的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两个既有区别，又密切关联的阶段。儿童教育在于培养“圣贤坯璞”，即雕琢璞玉，在朱熹看来，此时若不能正确教育，长大后就有可能做出违背伦理的事情来。具体方法是“教事”，即小到穿衣戴帽的规矩，大到孝悌忠信的纲常，当学子到了十五岁以后，即要接受大学教育，重点在于教理，即探求事物之所以然。

    白鹿洞书院教条

    白鹿洞书院新的时代，不仅仅在于教学的恢复，朱熹还有效地把推广理学和书院教育结合起来，亲自为学院制订了学规，即今天在白鹿洞书院里可见的《白鹿洞书院教条》。这份学规是中国教育史上第一个集教育目的、教育形式、教育法则于一身的教育方针。

    《白鹿洞书院教条》充分体现了朱熹坚持以儒家经典为基础的教育思想。他针对当时的官学体系腐败，教育目的庸俗的混乱局面，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书院的办学和教学模式。要求学生们先明义理，尔后正其心、以修其身，然后行之于事，再推己及人，进而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是一个理学家的理想人生。

    白鹿洞学规出台后，几乎得到同时期其他书院的仿效和推崇，乃至官办学校，也都参照此学规推广或运用。可以说，朱熹制定的白鹿洞学规，成为影响中国教育几百年的最高法则和唯一准绳。而在日本，学校学生至今仍把白鹿洞学规作为校训。

    朱熹教育思想中的树立远大理想，遵行道德规范等内容对于今天的教育仍有可借鉴的意义，但他推崇的收敛心性，“存天理、灭人欲”的主张，显然与当代教育提倡的解放个性，鼓励发挥创造力的新内容有所出入。

    朱熹与陆九渊之辩

    其实，天理与人性的矛盾，自古至今都是学者们争论不休却又无法回避的问题。

    朱熹与陆九渊关于“心性应该约束还是应该释放”的争辩也就是理学和心学这两大思想体系长达数百年学术争锋的焦点。

    事实上，早在1175年，也就是朱熹重修白鹿洞的四年前，他与陆九渊在上饶鹅湖寺就有过一次意义深远的对话。在治学方面有着极大分歧的朱熹与陆九渊和陆九龄兄弟，进行了长达三天的激烈辩论，最终不欢而散。史称“鹅湖之会”。

    其实他们两个人的观点，分别在中国历史上代表了两个传统，朱熹代表了中国的传统叫“渐修”，就是逐渐修养，然后来领悟事物的道理和伦理至关重要的道理。而陆九渊代表的是我们另外一个观点是叫做“顿悟”，就是先体会道，这个道就在自己的心里面，或者是心当中的灵明，这是他们两个人之间的一个主要的区别。

    公元1181年，白鹿洞书院恢复办学已经一年有余，书院的一切事务在朱熹的安排下有序地运行。朱熹自命白鹿洞洞主，主持学院教学。那时，理学初立，影响力尚小，但朱熹并不因为需要推广理学，而排斥其他学派。他不断邀请多方学者来白鹿洞讲学，以增添学子们的见识。就在众多邀请中，一个人的如约而至令他惊喜万分。此人就是心学掌门陆九渊。

    陆九渊在白鹿洞的讲演，名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讲到高潮时，朱熹与旁听者无不感动得为之流泪。朱熹令人记下陆九渊的讲义，刻于石上——这就是今天这块石碑的来历。

    就在朱熹邀请陆九渊来白鹿洞讲学的同一年，朱熹因解职回乡，离开了白鹿洞书院。白鹿洞书院的兴复和扬名，成为朱熹推广理学思想的重要标志。

    公元1198年的时候，朱熹的学说被朝廷称为伪学。到两年后，1200年朱熹去世了，当时只有辛弃疾一个人去送葬。非常凄凉，也就是说，朱熹在死的时候，他一定也不会想到，他修订的四书会成为科举考试的正式教科书。又过了九年南宋政府才给朱熹恢复名誉。

    思想界的一座丰碑

    白鹿洞书院，不仅成为理学思想汇聚庐山的代表，更成为中国思想界的一座丰碑。难怪近代学者胡适曾这样总结白鹿洞书院的价值——白鹿洞，代表着中国近世七百年的宋学大趋势。

    在今天的白鹿洞书院旁边，一座江西进士榜、状元柱引人注目。在这些因为个人努力获得功名的名字里，不乏一些在历史上彪炳千秋的名人，他们都曾访学或求学于此。他们让后人感叹白鹿洞书院的人才辈出，以及白鹿洞书院在中国教育史上做出的卓越贡献。

    朱熹时代的小屋，已然完全不见，但是在书院自然环境里，却处处可见朱熹的痕迹。在石头上，在溪流下，在桥壁中。他遒劲有力的字迹，散发着来自遥远的气息，让人们回味无穷，也可以在这里瞻仰和凭吊当年。

    更重要的是，因朱熹而复兴的白鹿洞书院，在近千年的历史更替中呈现出来的起伏兴衰，为我们民族文化的成长和深化提供了真实的记忆。

依山林、寻僻静的书院读书方式，已经因为时代的变迁一去不复返了，然而人们却习惯抓住一些往事的影子，去解读过去的人和事。今天的管理者认为，既然此地叫白鹿洞，就应该有白鹿，所以专门从地中海买到一对白色麋鹿，来书院参观的人几乎都要去看看这对白鹿。直到今天，一场场因白鹿洞开办的文化讲座，仍然丰富着人们的视听，这些延续白鹿洞书院兴学传统的活动，使现代人在获得新知的同时，将不自觉地沉浸在白鹿洞曾经的传说之中——书声琅琅之余，有呦呦鹿鸣为伴。

（第五集）诰封

自明朝开始庐山成为皇家之山，这座名山的政治篇章拉开序幕。当中国北方在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反复拉锯战中成为主战场时，包括庐山在内的长江以南地区却幸而成为狼烟中的桃源乐土。公元1275年，蒙古大汗忽必烈接到捷报南宋江州失守，蒙古铁骑驰骋庐山之麓，这是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在元朝的等级划分中，这里的居民被称为南人，属于最低贱的种群。历经战乱后1392年，庐山回归了平静。但是一道敕令的下达打破了庐山的静谧。

【今以君为主，天下为客，凡天下之无地而得安宁者，为君也——黄宗羲《原君》】

    642年前，一位名叫朱元璋的孤儿登上帝国之巅，他的生前身后，人们至今还在争议，然而，自他开创的明帝国始，庐山成为赫赫皇家之山，这座名山的政治篇章便拉开了序幕。

    明代以前，庐山已经家喻户晓，在中国人心目中，那里是活动的画境，现世的桃源，外边的一切纷扰，杀戮，离乱，都被隔绝在松涛之外。

    朱陈大战鄱湖

    公元1275年，身处大都的蒙古大汗忽必烈接到前线捷报，南宋江州失守，蒙古铁骑驰骋庐山之麓，这是这座长江南岸的山岳第一次被北方游牧民族所占据。

    在元朝的社会等级划分中，这里的居民被称作南人，属于最低贱的种群，在异族统治者眼中，他们与牛马无异。南人每20家被编为一甲，身为甲长的蒙古人，拥有对他们生命、财物、妻女肉体的绝对支配权。

    在庐山余脉的黄岩鼓子寨，残存着600年前的营垒遗迹。元末，邢万户，张野鸡两名庐山脚下的山民率众扯起反旗，聚啸于此。

    当时的中国南方，不甘屈辱压迫，揭竿而起的民间武装无法计数，经过数年征战，庐山脚下的九江城成为两支农民武装争夺的焦点地区。

    控制长江中游的陈友谅，以及来自江淮地区的朱元璋，此时已渐成皇位的有力争夺者，经过一系列拉锯战，朱陈两大势力在九江对峙。

    庐山脚下的这座江边古城，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1363年初秋，朱元璋，陈友谅倾巢而出，会战于此，谁是王侯，谁是草寇，血战过后自见分晓。

    鄱阳湖大桥下面，是长江和鄱阳湖交汇的所在，1363年7月初六，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鄱阳湖水战就在此拉开序幕。朱陈双方投入约80万兵力，经过37天鏖战，人数占劣势的朱元璋水军，利用古老的火攻战术，彻底歼灭了陈友谅主力部队，清除了权力顶峰途中最大障碍。

    1392年，鄱阳湖和庐山又回归了平静，这时，统一的多民族的明帝国已经建立了24年。按照太祖朱元璋天下初定，要像爱护幼鸟小树一样爱护民生的理念，经历战乱多年的黎民终于有了难得的休养生息。

    然而，随着一道敕令的传达，庐山方圆几百里的静谧顿时被打乱，人们无法预料到，他们个人的命运即将被卷入一项浩大持久的皇家工程，而他们的家园——庐山的历史也即将被改写。这一切，全都因为一个他们从未见过、也少有听闻的仙人。

    神秘的周癫仙人

    这个虚无缥缈，云遮雾罩的神仙是一名叫做周癫的游方僧人，没有人知道他的确切故事，但远在金陵的洪武皇帝，坚称周癫在庐山修行期间，大施神迹，帮助自己打赢了和陈友谅的生死之战。

    为了怀念这位倾力相助的神人，在洪武26年，皇帝决定为他造像，并在高入云端的庐山之巅，树立御碑。对于一个已经掌握权力达20余载的君主来说，为什么要在此时怀念一个人30年前的功绩呢？

    为表彰这子虚乌有的天命所归，在遥远的金陵，优质大理石的石碑打造完毕，著名书法家詹希源手书皇帝《周癫仙人传》全文两千余字，由当时最优秀的工匠镌刻在石碑上。

    为了让巨大的石碑能运到庐山顶，负责整个工程的内务府决定，使用附近州府的民夫，从山脚下的赛阳开始，到锦绣峰，修筑一条一直爬升到山顶的小路。这在庐山的历史上尚属首次。

    运送御碑到山巅

    今天，这条建成的险峻道路，有一个叫人胆战心惊的名字——九十九道盘古道。当年，它是进出庐山的第一条人工道路。今天，行走其间，视线不时被葱郁的灌木遮挡，不过，即便走过600个年头，当年的许多印记依然向我们提示着那段艰苦的开路岁月。

    放在路边的大石上，明显地可以看到打钎的痕迹，文物工作者认为，这很可能就是当年筑路民夫弃用的一块铺路石……

    在九十九道盘顶端，一块岩石上镌刻着“内府潘四修路”的字样。

    历史学家基本认定，身为明朝内务府官员的潘四，正是当年修路工程的主要监督人。

    在艰苦的工程即将告竣之际，受命监督的内务总管潘四，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在他的心目中，他理应和这青山古道一起，被后世铭记。

    在所有官方典籍和资料中，并没有关于当年修路人的记载和描述，不过，那些被役使的民夫们，是不是也在大山里留下了自己的名字呢？

    带着这个疑问，庐山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从1982年开始，仔细考察了九十九道盘沿线的地貌，经过近30年的田野调查，发现了六处和当年修路人有关的明代石刻。那些被风霜磨砺的刻字，是关于那些卑微生命的唯一记忆。

    经历了近一年时间的突击劳作，御道建成，而新的难题接踵而来，庞大的御碑如何上山？诸多史料中，并无关于运送御碑方式的详尽记录，然而，后世的历史工作者，却基本认定，庞大的御碑主要是由人力驮运到山巅的……

    碑在群山之巅竖立

    对于习惯负重踏遍青山的当地男丁来说，这样极具挑战的任务他们也是第一次面对。

    任务的第一步，是要在林莽中仔细挑选一棵质地紧密、强韧的大树，作为驮运御碑的负重主干。被当地人称为大龙的这根原木，是整个系统的中枢和集中承重部分。

    运送御碑的负重系统，包括一根大龙，两根大牛，和八根小牛。在上路之前，经验丰富的山民要用绳索将所有部件紧密连接，绳索的分布实际上起到了分配重量的作用，而架龙高手们，自然知道怎样让驮运的同伴们更加轻省和高效。

    1393年的一个清晨，四米高，1.3米宽，0.3米厚的御碑上路了。根据历史学家估计，当时整个庐山山麓的壮年男丁都被发动起来，轮流驮运这重达数吨的巨碑。

    在苍莽群山中，驮运的队伍如蝼蚁般艰难行进。

    整个工程从修路开始，到御碑被运上锦绣峰，历时近两年，明史上对此只有寥寥几笔描述，“太祖遣官祭庐山周癫仙立御制碑”，而参与民众多少，他们的命运如何，没有任何官方记载。

    一块代表皇家最高威仪的纪念碑在群山之巅竖立，一个有情有义的开国明君形象也在四海之内彰显。

    就在御碑落成的1393年秋天，战功卓著的凉国公蓝玉满门被诛，株连一万多人，史称蓝案。此时，跟随朱元璋征战多年，立下汗马功劳的一班文臣武将，已基本被他诛杀殆尽。

    几年后，为御碑书写碑文的詹希源在为南京皇宫书写匾额时犯了忌讳，被斩首示众。

    这个以日月光明作为国号的帝国，却以严酷和黑暗的专制压迫著称，它独创的厂卫制度，更是让人们闻风丧胆。

    扩建巨大寺庙群

    而与此同时，明帝国的最高统治者继续向仙界施恩。

    据历史记载，朱元璋为纪念周癫敕令扩建巨大寺庙群，寺庙落成开光之际，皇帝亲赐乌金太子像、象皮鼓、铜钟、铁瓦四件宝贝，以示隆恩。在庐山博物馆暗淡的地下室里，我们见到了出土于天池寺旧址的仅存的明代铁瓦，现实存在的文物确凿地表明，史书所言不谬。

    对于朱元璋来说，这一切还不够。庐山于他似乎有着特殊的意义。或许是他在庐山脚下转败而胜，最终称帝的缘故；又或许庐山是他心目中可与上天沟通的地方；而锦绣峰和天池寺，云蒸霞蔚，具有让他的故事更为逼真的氛围，紧接着，他又加封庐山为岳，“爵以尊号，禄以秩祀”。

    纵观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最高统治者们对于山岳的敬拜和尊崇古已有之，且绵延不绝，在中国古代人的世界观中，高耸入云的山岳一向是最高权力的象征和代表。

    明代的庐山，在皇室殊恩之下，与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享有了同等尊荣。从此，自春秋以来便有五岳之说的中国，又多出一岳，这就是庐岳。

    加封庐岳的意义

    很快，朱元璋下诏，命庐山脚下的南康的官员每年都要沿着九十九盘山路，登顶庐山，到天池寺躬祭。

    今天的庐山，明朝遗留下来的古迹已经不多，不过，少数保存至今的明代建筑内，却留有一些耐人寻味的蛛丝马迹，让我们得以管窥当年的统治者们微妙的心理活动。

    建于明代初期的天池塔，隶属于天池佛寺，不过，塔内部顶端的纹饰，却是典型的道教八卦图案，这是为什么呢？

    为了让政权看起来更加顺应天道，朱明皇室抱着彻底的实用主义态度，在皇家山岳——庐山上创造着一系列神话。

    根据明史的记载，整个明朝，在庐山曾13次出现蛟龙腾空的记载。龙，在封建社会的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庐山是否真有蛟龙，也许无据可考，但从这样的描述中不难看出这座山在那个年代所享有的无上尊崇。

    公元1403年，明成祖朱棣即位，新皇继承了父亲的江山，也承袭了先皇对于庐山的崇敬。

    他即位不久，就下诏宣布把庐山天池为核心。“东至五老峰，南至白云峰，西至马鞍山，北至讲经堂”

    的广大区域，辟为皇家禁地，禁止任何形式的砍伐开垦狩猎，从此，庐山专属朱姓一家。

    在此后200多年的时间里，因为这纸禁令，庐山的自然环境得到了宝贵的涵养机会。今天我们看到的青葱山谷，花香鸟语，也间接地受益于这漫长的山禁。

    因为开国君王的垂青，明朝历代皇室都对这座大山眷顾有加。万历皇帝的母亲慈圣皇太后笃信佛教，为了表示对庐山黄龙寺的尊敬，她亲赐藏经画卷以及镏金佛像等稀世珍品，以示皇家的器重。

    为了报答皇太后的恩典，当地僧人特在黄龙寺附近的密林幽深之处，专建了一座石结构的亭子。亭中立有石碑，上面刻着皇帝亲自撰写的护藏敕和赞颂皇太后施舍佛经的文章，由万历朝重臣申十行亲笔题写。这便是著名的赐经亭。

    三代皇帝的敕封，两座御碑的树立，让庐山在明代成为显赫一时的皇家山岳。在明代以前，庐山更多是为高僧名士，文人墨客所瞩目，明代以后，随着它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日高，庐山，已经开始成为华夏大地上一座政治名山。

    政治山从明代开始

    因为皇室的重视和仰慕，在整个明朝，瞻仰庐岳，成为文人雅士、上流社会的一种风尚，人们不远千里，纷至沓来。

    雾绕庐山，是这里常见的景观。每到大雾降临，山中人往往不知身在何处，当明朝著名的才子唐寅走进庐山时，他遇到了同样的困惑。这年春天，投奔南昌宁王的唐伯虎敏锐的洞察到宁王朱辰濠造访的图谋，深谙政治规则的他，为了避祸脱身，不得已，只有装疯。

    金蝉脱壳的唐寅，在回归故乡苏州的途中游历了庐山。迷茫大雾中，他写就了“匡庐山高高几重，山雨山烟浓复浓”的诗句。在如山岳般浩大，如浓雾般迷离的皇权世界里，看清前路与未来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7世纪中叶，明帝国的江山社稷遭遇了一场惨烈的动荡与震撼，皇土永固的梦终于惊醒了。1644年甲申，笃信天命所归的朱洪武亲手缔造的大明朝并没有逃脱中国历史上王朝兴衰的铁律，一个曾经浩大恢弘的帝国，大厦倾倒，烟消云散。

    盛衰兴亡的轮回之后，历史又走回了离乱的起点。

    而庐山，依旧在秋云冬雪中俯瞰社稷兴亡，静观世间沧桑。

    中国人喜欢把天地自然看做有生命的实体，他们相信，万物的运行生息，人类社会的演进发展，都是天道使然。然而，一个个自命奉天承运的王朝却依次由盛及衰，灰飞烟灭。天道何在？天道又是什么？每代人都在思索和追寻。

    明亡后16年，一个叫做黄宗羲的思想者走进了庐山。离开庐山后，他写下了《明夷待访录》，书中的第一章，叫做《原君》，皇帝是不是真的受命于天？王朝帝国盛衰的天道究竟在哪里？在经历2000余年皇权长夜之后，黄宗羲第一次画出中国人启蒙的问号。

    又是300年过去，经历了天翻地覆变化的中国终于看到了黎明的到来，而这里的人们也即将走出历史怪圈，作出方向性的抉择。

    历经人间沧桑的庐山，今天已经成为游人如织的旅游名胜。游客们大都淡忘了这里昔日的荣光，而不老的青山，也依旧在亘古不变的云卷云舒中走过春夏秋冬，对于庐山来说，所有的事情，或许只是它经历的一个瞬间。

（第六集）牯岭

今天庐山上的牯岭镇俨然是一个隐藏在云中的国度，这里具备一座城市应有的一切，长住民两万多人。时光倒退到1886年，这里还只是荒无人烟的山谷，一个叫李德立的西方人，有人说他是贪婪的骗子，也有人说他是极富探险精神的商人，无论如何，因为他的到来，一场充满斗争和戏剧性，但终究是对庐山乃至中国近代文化史意义深远的土地变革发生了。

在中国，有两个“牯岭”，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庐山。这两个字究竟有什么含义呢？今天庐山上的牯岭镇俨然是一个隐藏在云中的国度，这里具备一座城市应有的一切，长住民两万多人。时光倒退到1886年，这里还只是荒无人烟的山谷，一个叫李德立的西方人，有人说他是贪婪的骗子，也有人说他是极富探险精神的商人，无论如何，因为他的到来，一场充满斗争和戏剧性，但终究是对庐山乃至中国近代文化史意义深远的土地变革发生了……

【牯岭的开发代表了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胡适】

　　年轻探险者李德立
　　今天，初来庐山的游人总会惊诧于这里竟有一座如此设施完备的小镇，可以为游人提供一切日常所需。事实上，庐山周边的人们常会选择来这里度过周末。
　　然而，就在一个多世纪前，人们还不敢想象山谷里如何会出现一座城镇，当时除了砍柴的山民和零星的探险者，这里几乎就是人迹罕至。 1886年的初冬，一个来自西方的年轻探险者在中国向导的引领下，走上了99盘登山的路。这个西方人有个中国名字，李德立，他是从镇江到达汉口，又由汉口乘船抵达九江，此时的他只有22岁，这次登山的目的原本极其简单，他只想在这山中选一块地，建一座可以避暑消夏的房子。
　　就在李德立登山的这一年，中国正在经历着大难将至前的阵痛。无限风光的太平天国灰飞烟灭，击败洪秀全的曾国藩也患恶疾而终。中法战争以清政府的失败宣告结束。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运动颓势渐显。

　　一个无比巨大的诱惑
　　九江，正如长江沿岸的许多城市一样，因为交通便利，成为很多西方人的首选。但他们却很难接受一个事实，那就是每到夏季，这里令人无法容忍的炎热。近一个世纪以前，因为炎热和卫生条件的不佳，导致有人中暑甚至患病的事情并不鲜见。遍数长江沿岸的上海、南京、武汉、九江等各城市，气候，成为妨碍那些水土不服的西方人，来此定居的最大阻力。　好在，长江之畔还有一座清凉之山。千百年来，庐山的清凉一直是驰名天下的。尽管是舟车劳顿，尽管因酷热而带来心境的浮躁，但从你踏进这座大山那一刻起，一切都归于宁静。
　　庐山处于亚热带季风区域，北倚长江，东临鄱阳湖，山高谷深，具有显著的山地气候特色。一年中雨量充沛，气温则随山势高度而递减。因此，在炎热的夏季，山间的凉爽对于山外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个无比巨大的诱惑。早在1870年，法国传教士就在庐山脚下莲花洞建起了第一幢别墅。此后，俄国人在庐山北麓龙门山南的九峰寺附近租下了九峰寺正殿背后的房屋，并将之改成洋房别墅。据说李德立也曾试图在九峰寺购地，但终究失败。

　　李德立租地
　　酷暑难耐的九江，清凉怡人的庐山，法国人和俄国人的成功先例，正因为这些原因，李德立才会坚持这次庐山之行。当李德立终于登上位于“牯牛”和“屋脊”两座山岭之间的“女儿城”，俯瞰到岭下开拓平坦的长冲谷，包括他在内的所有人都不会想到，庐山的人文历史将由此刻开始迎来一个崭新的时代。　　山巅原为一片荒郊，豹虎野猪所出没的地方。间有一二烧野山者寄居其间。古庙遗迹隐约可见。孤寥的景象，更添上一点隐遁之风。据我们当时所知，这片荒地是从来没有主人的。
　　今天，庐山的别墅享誉海内外。600余栋遍布山间的别墅姿态各异，很多别墅已经存在了100多年，它们几经易手，主人的命运也各不相同。但有一点相同的是，它们最初的主人都是从那个叫李德立的英国人手中购得建房的土地。事实上，自李德立登上女儿城的那一刻起，一次小范围的私人购地计划渐渐衍变成了影响了整个庐山历史的土地变革。他决定拥有这片广博土地，不仅是要建造几幢房屋，而是要建造一个可以容纳更多人的天堂乐园……他向当时的中国官方提出了租借庐山土地的请求。
　　李德立租地的过程。深谙中国官场的李德立很快就想出了办法，他一边借助英国领事的关系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一边极为隐晦的贿赂了负责此事的中国官员。又辗转几位中国人之手，几个月后终于如愿以偿地转租到庐山4500亩的土地。

　　开辟莲牯路
　　从九江市区到庐山脚下的莲花洞，原本有一条公路，名叫九莲公路。九莲公路号称江西第一条公路。清朝末年就已修通，总长只有十三公里。为了让人们更方便地从九江上庐山，李德立决定从莲花洞开辟一条道路，一头与九莲公路相连接，另一头直上牯岭。这条路总长约九公里，名为莲牯路。
　　在机械简陋的时代，山间修路，难度极大。莲牯路中途有一段悬崖，壁陡而石硬，没有工人敢接手这个工作。最后李德立咬咬牙，花了大价钱，才辗转从湖北大治请来高手艺的石工。石工们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硬是从这段峭壁上开凿出1200级台阶。这一千多级石阶路，便是庐山著名的“好汉坡”！也正因修了这段山路，大治石工在庐山闯响了名声。尔后的庐山别墅建造中，云集着大量的湖北大冶石工，也正是由此而始。
　　这样一来，居住在九江或者周边的西方人只需要从莲花洞雇一顶轿子，便可以一路欣赏着湖光山色，在不知不觉间到达牯岭。这与行走当年洪武帝敕令修建的九十九盘相比，简直是质的飞跃。今天，上下庐山已经有了更加便捷的交通，大多数游客没有勇气也没有时间走完这里。但在一个多世纪前，它却是通向庐山的最高级的道路。
　　有了这条路，李德立的梦想才可以变为现实。但在当时，对于庐山本地人来说，这个西方人的梦想让他们越发的不安起来。李德立精明的商业头脑，当地人的反对情。

　　重获租借权
　　就在李德立踌躇满志的时候，庐山以外的中国正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痛楚。1895年4月，中日甲午战争，以北洋水师的全军覆没告终。清政府所表现的无能与懦弱愈来愈甚，而在更广泛中国平民中，一股仇视外国人的情绪却是愈演愈烈。当然，这种情绪也蔓延到了庐山。
　　一个下午，人群在山路上截住了李德立和他的家人，他们认为这个外国人的一系列做法危及到了祖宗的根脉。靠着随身的一杆火枪，李德立侥幸震慑住山民，得以逃脱。夜晚，愤怒的人们放火焚烧了他在山上的住所，被称为汉口峡一号的一幢木结构别墅。
　　浔阳道台把这件事情归为民间纠纷，一度搁置，但是汉口峡一案却惊动了英国政府，以致英国驻浔阳领事亲自出面督察。鉴于事态升级，迫于压力，浔阳道台与英方代表签订了合约。英国公民李德立重新获得牯岭土地的租借权，每年租金12千纹银，合约期限999年。

　　Cooling——牯岭
　　在牯岭的南端，这座隐匿在松林深处的房子叫做“玻璃屋”，在当年，它是李德立最得意的私人别墅。很多对庐山影响深远的计划都是在这幢房子里诞生。
　　拿到这份无比优惠，几乎就是一本万利的租约，李德立开始实现他梦想的最后一个阶段。他请来英国工程师甘约翰和德国籍工程师李博德与他共同开发牯岭。他们先是成立了牯岭公司。通过公司来管理和运作。
　　接着，他们将地皮按三万一千平方尺划成片，又将之编成号，然后，将规划好的土地划号出售。每号地售价300元，向全世界叫卖清凉。他们充分利用传媒，大做广告，极力称赞庐山的美丽纯静以及夏日的凉爽。李德立为这片原名长冲谷的土地重新取了一个名字，英语中的“cooling”，是“清凉”的意思，音译为汉语就是——牯岭。

　　洋人接踵而至
　　正如李德立的判断，几年的工夫，牯岭的土地便销售一空。
　　英国人李德立的成功，吊起了其他西方人的胃口。紧接着，法国人、俄国人、美国人也都接踵而至，纷然以各种方式进入庐山。庐山的地皮也一点一点地被瓜分。一时间，放眼望去，山上尽是金发碧眼的洋人。　　1896年，庐山成立了它的最高权力机构：大英执事会。七名英国传教士和两名美国传教士成为委员，他们的主席是李德立。1899年，庐山又成立了管理机构：牯岭市政议会即董事会。他们的主席仍然是李德立。这样，整个牯岭都有一套自治的机构，完全按西方人认定的民主方式来建设和治理庐山。　　今年游牯岭者，即能见到道路的改良，路灯的设立。沿路和私人地面植树有万株。森林增长，水源自不枯竭，牯岭原无羽类，去年曾见少数飞来，此后当更成群的翱翔歌舞于青青的山林。

　　别墅不必统一式样
　　李德立等人斥资打通了庐山与九江之间的第一条正规公路，闭塞的庐山从此敞开了一扇大门；他们顺着山势以石径铺就社区内的各条通道，形成道路网格；他们沿着长冲河呈轴线展开英国式自然园林，开辟步行的游览路线；他们在平坦的河滩上种植的大量的草坪和树林，让人们居住在风景之中；他们有章有法地修建了路灯，让山上的夜晚灯火通明；最重要的，他们编号出售的土地，每号3.7亩的面积上，只准盖一幢别墅，建筑密度控制在15％以下。还有一条更为要紧：所有别墅不必统一式样，完全由个人自行发挥。
　　带着强烈的民间自由姿态，别墅，出现在庐山之巅。它们富于生气的尖顶，敞开或封闭的回廊，精致的老虎窗和烟囱，粗犷而厚重的石头墙面，高耸的驳坎和低矮的短墙，一切一切的，带着鲜明的全然与中国风格不同的异域情调，使用着与中国建筑全然不同的语言符号，以一种几乎全盘西化的派头出现。这个地方就成了中国近代最美丽的花园城市。

　　有了别墅560栋
　　到了1927年，山上已有了别墅560栋，居民好几千人，分别来自世界十五个国家：英国、美国、法国、俄国、德国、瑞典、芬兰、挪威、日本、加拿大、意大利、葡萄牙、奥地利、丹麦、比利时。到1931年，又增加了荷兰、捷克和希腊人。这么多国家的人如此集中地居住在一起，就像是一个微缩得小而又小的自成体系的世界。当然，这个世界的主人就是李德立。
　　庐山从今日后，再不为野兽所居处了。它已成为有利之区了。它不但对于西国人，做了一个避暑区域，使他们不再受平原炎热之苦。同时，又能给予本地居民以工商的利益。本地居民的态度大大改变了，四乡传言，他们将要加冕于我，立我做牯岭之王。
　　随着别墅的繁荣，租借地以西的地盘，为配合西方人的生活和建设，也形成了中国人自己的城镇。中国人从事的职业主要是些服务行业，如洗染店、理发店、绸布店、洋铁店、京果店、茶叶店诸如此类。靠了这些中国人的努力劳作，山上避暑、康复、疗养以及学习、游览、娱乐种种凡人生活所需设施，一应齐全。1921年出版的《庐山的历史》一书中说：“牯岭的娱乐设施是无与伦比的。”
　　最初的时候，牯岭俨然将自己也当作租界。西方人自行设置了巡警，维持治安。以致山上一般百姓也都将租地称作为租界，这使得中国官方不能过问山上租地内的事宜。1927年，外交部特派驻九江交涉员林祖烈发现这种状态显然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便致电江西省政府。这时人们方恍然大悟：牯岭的洋人避暑地属于私人租赁，与租界的性质完全不一样。于是在这一年中，中国官方将警察行政权收了回来。牯岭被正名不是租界，而是特区。

　　代表西方文化侵入
　　其实，不论牯岭地皮的性质究竟是何，但有一点显而易见。正如学者胡适所说：“牯岭，代表着西方文化侵入中国的大趋势。”
　　李德立共在庐山牯岭度过了33年。这33年间，中国乃至世界都处在动荡不安之中，有多少惊天的大事都在山外发生。世界大战、推翻清朝、自然灾害、瘟疫流行、军阀混战诸如此类，每天都有枪炮在响，都有活人死去。
　　可在庐山的牯岭，却依然一派水波不兴的样子。所有的事情都进行得按部就班有条不紊。仿佛整个世界都刮着龙卷风，而庐山这么一个小小天地包容着那么多国家的人，却悄然地呆在它的台风眼里。他们在鸡犬相闻中和平相处，生活就像庐山山谷中的早晨一样，那么淡泊、那么宁静、那么一派田园牧歌的景致。
　　对于这个改变了庐山历史的西方人。有人说他是哥伦布式伟大的探险家；有人说他是精明的商人，甚至说他是中国最早的房地产开发者；有人说他是无耻和贪婪的骗子；还有人说他是极富野心的殖民者，因为牯岭的成功开发，他后来在大英帝国的海外殖民拓张中被委以重任。　　1921年，李德立离开中国。
　　1939年，死于新西兰，享年75岁。1935年，牯岭租借地被中国政府正式收回。

（第七集）别墅

本集以外国青年罗根在庐山寻访先辈故园为引子，牵扯出在中国二十世纪初期，庐山上显露出的世态、人情。由此进一步解读庐山千姿百态的别墅之中蕴藏的更多历史价值，以及从兴建别墅的庐山石工身上体现出的，坚韧和团结的精神价值。另一方面，美国女作家赛珍珠对庐山的留恋和割舍不断的中国情结，又是在外强我贫的历史背景下，另一种人文精神的体现。庐山上多种多样的别墅被人津津乐道，而本集旨在通过这表象，探求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种族和不同视角下的人们和庐山的情感交织。

【每当六月，当秧草从旱地移插到水田的时候，也就是去牯岭的时候了。——赛珍珠】

2009年，一个来自美国的十五岁青年罗根来到庐山，曾经的两次中国之行，庐山的牯岭都是他的目的地。

罗根来庐山的原因，除了欣赏优美的风景之外，还有在此寻找前辈生活的点滴故事。罗根的曾外祖父曾是牯岭一所中学的校长。罗根渴望在这片前辈念念不忘的景致中，寻找一些当年的影子。罗根知道，所有和中国人不同国籍的人在庐山牯岭的故事，都是从一个叫李德立的人出售牯岭地块开始的。

　别墅的女儿——赛珍珠

　1895年，牯岭又一块土地有了新的归属。

　两年之后，庐山长冲东谷那块标号86A的地块上，有了一幢装饰一新的石头别墅。购买这座新别墅的人，是一位来自美国弗吉尼亚的传教士，他叫阿伯洛姆·希登斯特里然，几乎没有人能从这个名字联想到什么。而他的中文名字赛兆祥日后被人记住，多少与随他同来的女儿有关。

　这个美国传教士的女儿，和她的父母一样，面对的是一座陌生的山地和新的石头房子。然而，几乎所有人都不会想到，这个孩子正在用别样的目光观察着这里，这座供一家人避暑的别墅以及它所在的这座山，从此刻开始，在她眼里有了非凡的意义，并有朝一日成为她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之一。

　赛兆祥的女儿在成年之后，学会了用动情的文字回顾她在中国的生活，而庐山牯岭，几乎充满了她的童年记忆。她还为自己取了一个非常地道的中文名字，赛珍珠。

　她不觉得自己是个外国人

　赛珍珠在十八岁之前一直生活在中国，在一个人生命气质、思想情操和基本人生观奠基的决定性时期，中国的美景连同中国人的世界，以及中国人的思维，无不对赛珍珠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她日后的文字中，她坦诚地说，她从不觉得那时的自己是个外国人。

　庐山的每一处山石，每一棵草木，甚至每一滴流水，对曾经于此生活的人们来说，都是与之结缘的生命的化身。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朴素的情感，赛珍珠才会在自己的回忆里充满深情地写道，“中国的避暑胜地，没有一个堪与牯岭媲美”。

　现实中的伊甸园

　庐山的牯岭别墅区，并非只遵循着选景秀美这单一的要求，这里的每一幢别墅，都位于被严格规划好的地域，这是当年李德立邀请各国设计师，别有章法地设计。我们从这些图片当中，可以感受到当年庐山的变化。其实，牯岭别墅区规划的更多价值也藏在这个变化当中。

　随着工业化进程，人们的生活空间日益恶化，越发严重的人口拥挤、环境污染等问题，引发人们去思考，现实中适合人类居住的伊甸园，到底是什么模样。1898年，英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者霍华德出版了一部探讨人类理想生活空间的著作《明日的田园城市》，他认为人们的生活空间应该融入自然生态，结合城市和乡村的生活要素。也许是历史的巧合，在这部著作尚未发表的1895年，在庐山牯岭，来自英国的李德立和他的规划师们，已经依照类似的思想开始规划牯岭的格局了。

　汇聚世界多民族风格

　今天的庐山长冲河东路一段，仍然可以一览百余年前的精心布局。林赛公园是公共活动的天然花园，它位于整个别墅区的中心地带。长冲河畔，有垂直于河道的石板路通往私家宅院，低低的墙垣保证了视野的开阔，自然的溪流与山坡上的别墅构成了和谐的景致。无论冬夏，大自然把这里装点得气质迥异并且惹人着迷。如果说霍华德还只是把自己的梦想停留在纸面上的话，庐山的牯岭已经成为梦想实现的地方，甚至这里的山水人居已经超越了一个理论家的梦想所及。

　《明日的田园城市》里面，设想城市是一个同心圆，它的道路都是从中心向周围辐射的这种欧洲的传统城市的做法。但是在庐山不是，庐山采取了一个自然式的山林布局和网格式的道路，园景的城市的这种方块式的布局，这个是相结合起来的，这个在当时是非常先进的，它突破了这个田园城市的这种传统的做法，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革新和进步。

　虽然庐山的牯岭还不是一个城市，但融入自然，远离嘈杂，对于那个时代寻找梦境般生活的外国人来说，牯岭无可比拟。汇聚着世界诸多民族风格的别墅，在纯粹的中国山水间舒展开来。牯岭的中央别墅区被日益打造成一个环境舒适，生活便利的理想家园。

美国学堂的校长

别墅、花园、教堂、运动场……今天在庐山保存完好的设施足可见证当时牯岭公共设施的完备。从这些当年外国儿童嬉戏的影像资料中，我们可以获知在庐山的盛夏和严冬，他们都有着无忧无虑的生活。

　照片上这些孩子，便毕业于罗根探访的这所美国学堂，罗根的曾外祖父就曾是这里的校长。

　罗根的曾外祖父罗依奥古德，大概是庐山人最该记住的一任校长，就在抗日战争时期，庐山植物园的众多标本，就是在他父亲的协助安排下，整体转运到美国学堂里保管的。在面对共同敌人的时候，他的曾外祖父和中国人成了朋友。

别墅缔造者——庐山石工 　　

然而在之前的几十年里，外国人与中国人仍然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从某种意义上说，牯岭上的美妙生活，完全离不开中国人的力量。那些不断新建的别墅房屋，室内的大小家具和日常生活用品，甚至外国人自己，无不依赖着中国人的手举肩扛从下山运到山上。也许没有人想过，营造一个山巅之上的歌舞升平，中国人付出了多大的艰辛。

　庐山石工，是修筑别墅房屋的主要力量。规划者为了别墅区要保护优美自然的生态环境，所以修建别墅的石料要到距离别墅区很远的地方去开采，再运到别墅修建地搭建成不同的外形。修建一幢别墅需要多少石料，从来没有人仔细统计过，因为庐山的别墅多种多样，大小不一，但平均计算，一座别墅也需要至少八百吨石料。如此浩大的工程，谁能想到，依靠的只是最原始的工具，和石工们的肩膀。

　如果说庐山牯岭上，因为拥有了千姿百态、各具特色的别墅，而称得上万国别墅博览园的话，那么石工就是它的缔造者。

　牯岭别墅的图纸都是户主或者设计师提供，但将图纸变为现实的却全是中国人。石工们在建造过程中，根据实际需求，掺入了许多中国建筑的元素。所以，许多别墅，乍看是西式的，细看却能发现中式的细节。如此这般的中西结合，也令庐山别墅，别具一格。

　　修建于1910年的美国圣公会大教堂，是牯岭最富特点的石建筑之一。这幢用了一千余吨石料建成的教堂，被称为牯岭别墅建筑的杰作。

传教士赛兆祥

　美国圣公会大教堂距离赛兆祥的别墅不远，每当赛兆祥来庐山避暑时，就在这所教堂布道。赛兆祥是一个善良、虔诚的传教士，他以“待人以诚，爱人如己，救人之急，解人之危”自勉，希望以自己的真诚和中国人拉近距离，但是现实总是难如人愿。

　在当时中国人眼中，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感情融合了敌对、妥协、敬畏、愤恨和好奇等诸多因素。赛兆祥也许也忽略了这一点，他没有意识到，当他站在中国人为他垒起的教堂里，传达着所谓人人平等的福音时，教堂之外，一段段隔绝种族的石壁仍然在层层垒起。这些人也许并不关心天国在哪里，在他们眼中，一家的温饱才是他们生存的全部意义和价值。

融入中国的赛珍珠

“当我被问及中国人是什么样的人时，我无法回答，因为中国人既不是这样，也不是那样，他们就是人而已，我谈论他们的时候就像谈论自己的亲人，我和他们实在是太亲近了”。这是赛珍珠在1933年的一篇自传随笔中写下的文字。相比于她的父亲，赛珍珠显然更能融入这个国度的人民之中。　

赛珍珠在18岁时曾离开中国回到美国读大学，久受中国思想影响的她在自己的母国被同族人视为异类，因此当她大学毕业后，她回到了中国。并在1914年为了照顾多病的母亲，她陪母亲在庐山度过了整整一年。

　冬雪季节，绝大多数外国人就下山了。酒会，舞会、沙龙和野餐这些活动为牯岭带来的音乐、笑声和欢闹，随着寒意的到来，静悄悄地收场了。陪伴母亲在庐山过冬的赛珍珠，在此时看到了庐山生活的另一面。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得正凶，远离战火的牯岭虽然宁静清冷，却带给赛珍珠温暖的感觉，照料母亲和阅读大量汉语典籍，构成了赛珍珠每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她学会了像一个普通的中国人那样，照看自己和一家人的生活。赛珍珠在此后多变的中国，经历了饥荒、水灾、北伐战争等一系列事件，她更为深刻地感受到了同她并肩躲避灾难的中国人，为生存付出的艰辛。

　激发了创作欲望

　　1922年，当赛珍珠再一次来到庐山的时候，她的父母和她自己在中国的种种经历，以及对被她视为兄弟姐妹的中国人的丰富感情，令她内心冲动不已，终于激发了她创作的欲望。就在牯岭这座别墅的书房里，赛珍珠开始了自己的写作生涯。1931年，赛珍珠最重要的一部作品《大地》问世了。

庐山石工之歌 　

中国人用坚韧承受着国家在那个时代的波折和动荡，也支撑着对美好明天的向往。当石工的劳动号子响彻山林的时候，它震撼了一个在庐山小居的中国诗人，他就是徐志摩，他激动地说，这声音是发自内心的呼喊，是整个中华民族的心声，是中国人永不颓废精神的体现。徐志摩为此创作了一首与自己婉约风格完全不同的诗——《庐山石工歌》

　我们早起，看东方晓。鄱阳湖低，庐山高。

　我们早起，看白云飞。天气好，上山去。闪电飞，大雨暴。天昏地黑，天雷到。上山去，上山去。

　鄱阳湖低，五老峰高。

　我也是一个中国人

　几乎与此同时，在山上创作的赛珍珠同样被激昂的声音吸引住了，她同样在这样的声音里听到了被自己视为同族的中国人精神的力量，这不是单一的勤劳和坚韧，而是团结的力量。她对中国人的更新理解越来越多地融入她的作品当中。

　　就在《大地》出版的1931年，赛珍珠的父亲赛兆祥在庐山病故，赛珍珠也在几年后将牯岭上的自家别墅出售他人，在中国生活了40年的赛珍珠，于1934年离开了中国。然而赛珍珠与中国的情缘却没有结束。在其后半生，她仍然用文字和行动向世界传达着对中国的热爱，展现了一个离乡的游子才有的无限眷恋。

　赛珍珠她确实是对中国怀有非常深厚的感情。1942年赛珍珠发表汉语演说的时候，她说我在这里说话，并不是仅仅站在一个美国人的立场上，我也是一个中国人，我和中国人亲近得就像和自己的同胞一样。她曾经非常动情地说：世界上最漂亮的人是中国人，世界上最美丽的景色是中国农村的田野和乡村。从这些话里我们深刻地感受到，赛珍珠对中国的那种热爱、对中国人民的那种友好情谊。

　为中国人说话

　1938年，赛珍珠因创作小说《大地》及父母的传记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她在致答谢词时，向世界再次抒发了自己的情感：“如果我不为中国人说话，那我就是不忠实于自己，因为中国人的生活也就是我的生活，我的祖国和我的第二祖国中国，在心灵上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但首先是对自由、美满和幸福的强烈愿望和美好追求。”

　此后，赛珍珠因为种种原因，再也没有回到让她魂萦梦牵的中国大地。1973年，当赛珍珠辞世时，她身穿中式的丝绸旗袍，在她的墓碑上没有任何多余的文字，只有她亲笔撰写的赛珍珠三个字。

　庐山牯岭上那座赛珍珠一家生活过的别墅，今天已经变成赛珍珠纪念馆。来此参观的各地游客，只能通过她的作品和这里的展示，来了解那个将中国视为父国的美国女作家，了解那些历经风雨的老别墅和它们周围发生过的太多的往事。

　　罗根的假期快要结束了，他说家人在等待他回去讲述这次庐山之行的见闻。也许罗根并不知道为何家人会那么看重他的庐山之行，也许像他这样的一代年轻人，还不能完全了解中国文化中的乡土之情到底是怎样的感受。但他知道，并非只有他一个人在庐山寻根。

（第八集） 壮士

时隔多年，一位退伍日本老兵在他的日记里提到庐山战斗仍然心有余悸，那场历时9个月的战役被我们称为“孤军守山”，两个地方保安团对冈村宁次亲自挂帅的一个军。对庐山的争夺已经远远超越了其战略意义，因为这里是中国的“夏都”，中国政府就是在这里向世界宣布全民抗战的开始。庐山孤军守山长达二百六十七天，大小战斗二百余次，书写了抗战史上的奇迹。青山处处埋忠骨，在庐山抗战英雄纪念碑下，有三分之二的守山壮士长眠于此，在本集，让我们回到那个热血年代，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大人物云集庐山
　　这个故事要从1937年的初夏讲起。那一年的夏天，庐山虽然仍旧清风徐徐，但空气里却弥漫着不安与躁动。6月1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抵达庐山；6月28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抵达庐山；7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主席汪精卫抵达庐山；7月4日军政部长何应钦、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联袂抵达庐山；7月12日，国家经济委员会常委宋子文抵达庐山，此外，蔡元培、胡适等社会知名学者也陆续抵达庐山……短短的一个月里，几乎当时中国所有的大人物都云集庐山。当然，能把他们聚齐的只能是一个更大的人物。
　　对于蒋介石来说，这的确是一个充满烦恼和危机的夏天。6月初，他同中共代表周恩来在这幢别墅里进行了一周的谈判，蒋试图通过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来消化掉红军武装，但显然，延安方面早就洞悉了他的意图。更糟糕的是，几天前日本人竟然炮轰宛平，他心存的最后一丝幻想在隆隆炮声中变得越发渺茫。

　　等待最后的抉择
　　与国民政府的犹豫不决形成鲜明反差的是，中国共产党一直以来就极力倡导“统一战线”的建立，并为此不懈地争取。早在1937年6月4日，周恩来就登上庐山，面见蒋介石，并提交了建立统一战线的草案，但蒋介石却置之不理，反而要求收编红军武装，又公开提出“请毛先生、朱先生出洋”，使谈判陷于僵局。此时，这位国民政府头号人物却把自己的心思深藏在庐山的云雾之中，飘忽不定，莫测难辨。
　　1937年7月7日，日本驻军向宛平城内的中国守军突然进攻，史称“七七事变”。翌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号召团结抗日，同一天，守卫平津的29军军长宋哲元也接到蒋介石的电令“固守勿退”。　　北平上空骤起的炮声却驱散了千里之外、徘徊在匡庐之巅的层层云雾。出乎蒋介石的意料，那些平日里派系不和，明争暗斗的军政要人们此时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统一和坚决，抗战的热情横扫整个庐山。对于国民政府的迟疑不决，已经有人愤愤地讥讽道：“一叶荣枯视天下，此山不语看中原。” 　　    7月13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秦邦宪、林伯渠又一次登上庐山。周恩来将亲自起草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了蒋介石。为了尽快促成“一致抗日”的局面，延安方面对于蒋介石一系列的苛刻条件，做出了最大的让步。共产党这种无私和真诚的气度也感染到包括宋美龄在内的很多人，现在，名人谈话会召开在即，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蒋介石，等待他做出最后的抉择。

　　发表《庐山声明》
　　今天的庐山抗战纪念馆就是当年召开名人谈话会的庐山图书馆。这间屋子里忠实复原了当年谈话会的会场。1937年的7月17日，超过了160位军政要员、社会贤达聚齐在这间屋子里。就在几个小时前，日本国五相会议刚刚做出决定，增派40万军队入华。在这个最后关头，蒋介石终于被迫放弃了“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避无可避的被推到了历史的前台，他发表了令全世界瞩目的《庐山声明》：　　——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公元前36年，大将陈汤凯歌还朝，留下了千古豪言：犯我强汉者，虽远必诛！
　　1900年后，强敌来犯，这个民族几近冰封的热血再一次喷薄涌动，伟大的中华民族全面抗战就在这座诗人辈出、隐者登临的庐山之巅吹响了号角！第二次国共合作，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建立，也由这里迈出了伟大的一步！

　　神州狼烟四起
　　7月里，是庐山一年中开始热闹的时候。四面八方的人们涌来，山上山下所有的景点和旅社几乎都是爆满。奇峰怪石、清泉流瀑、古树新花……也都在这时一齐呈现出来，争着向世人炫耀它们的曼妙风姿，莽莽群山处处飘扬着生命的喜悦。
　　然而，就在72年前，一个同样的7月里，依旧暖阳照耀的山岭间，却是出奇的静默，生命隐匿在其中，憧憬着继续生存，或者有尊严的死去……
　　此时，距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抗战声明仅仅过去一年的时光。侵华日军的脚步声惊醒了紫禁城内的宁静，平津失陷，华北告急；随后，“八一三淞沪会战”18万中国军魂血祭黄浦江；岁末，日军占领南京开始屠城，国民政府迁都武汉……苍茫神州狼烟四起，大江南北处处飘荡着慷慨悲歌……
　　九江，因其地理位置的特殊，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1938年7月26日，侵华日军第十一军在司令冈村宁次的率领下攻占了江防重镇九江。按照原订部署，他们应该逼近武汉，但现在，计划却难以继续，因为一座大山挡在了他们面前。

　　祭拜岳母墓
　　庐山，一山飞峙，以绝世孤傲的姿态雄踞在长江之畔，它方圆500里舒展的群峰，有如天然屏障，紧紧锁住了日军的前路。一年前，就是在庐山之巅吹响了全民族抗日的号角，现在，国民政府的重兵就镇守在此。
　　岳飞之母姚太夫人墓，静静地矗立在匡庐的崇山峻岭间，这位鼓励儿子精忠报国慷慨赴难的伟大母亲，死后被宋高宗恩准赐葬庐山。现在，不知道又有多少位母亲要把她们的儿子送上生死前线。大战在即，江西游击总部副总指挥杨遇春出现在庐山脚下的岳母墓。这个蒋介石眼里的“游击专家”原本是奉命赴第三战区任职，途经江西时，他得到了新的命令——保卫庐山。祭拜岳母墓，这是杨遇春到后所做的第一件事情，之后他便义无反顾的登上庐山。
　　在庐山，供杨遇春的调配的只有两个江西省地方保安团，三团和十一团。此时，还没有人会想到，这两支并不起眼的保安团将铸就庐山抗战中坚守到最后的要塞。

　　土坝岭战斗
　　庐山下，薛岳兵团阻击日十一军的战斗已经在九江全线打响。7月30日。日军太久保联队在炮火掩护下开始向庐山土坝岭发起进攻，阻击他们的是保安三团第二大队。这些中国军人此刻却出奇冷静地等待在掩体中，枪口对准着来犯之敌。当日军离他们不足100米时，枪声、爆炸声、喊杀声骤然响彻山岭。据后来记载，土坝岭战斗中，歼灭日军近百，中国军人表现了决死之心，至少有两名保安团战士身负手雷与敌人同归于尽。
　　激战拉开了保卫庐山的序幕，似乎也预示着这将是一场旷日持久的战斗……
　　庐山最高的山峰是大汉阳峰，曾名“大岭”。今天的峰顶之上已经遍是参天大树，但据说在早年间，如果天气晴朗的话，从这里可以看到汉阳的灯火，故后来改名“大汉阳峰”。
　　不知道当年的庐山守军是否也曾驻守在此？如果是，那么他们一定时常向远方眺望，在那里，是硝烟紧锁的武汉三镇。超过一百万国民革命军正在与日本帝国的海陆空军展开全方位的搏杀，那里正在进行中华民族抗战史上，历时最长、规模最大的战役——武汉会战！

　　日本军神之死
　　作为武汉会战的外围战，在庐山遭遇到的抵抗严重超出了冈村宁次的预想。为了速战速决，他启用了素有帝国“军神”之称的饭冢国五郎，命令他从庐山南麓向德安迂回，从背后包抄薛岳兵团。这是一把匕首，一旦出鞘，将是对在九江一带的中国军队的致命打击。
　　饭冢国五郎，日本陆军101师团101联队队长。他在侵华战争中屡立奇功，是日本家喻户晓的英雄。
　　然而，事情并不像冈村计划的那样顺利。饭冢联队在经过庐山东南的东牯山时却遇到国军106师的拼死抵抗，双方陷入僵持。这时，一支天降奇兵出现了。
　　在庐山牯岭，熟悉游击战术的杨遇春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增援友军。他从不足3000人的保安团成员中挑出了105个人。这105人，32挺机枪星夜潜下庐山，在第二天清晨，他们已经出现在东牯山战场，与友军呈夹击之势。这令已经消耗数日的日本人猝不及防，战斗再次打响，日军且战且退。就在那天，一颗来自中国士兵枪里的子弹要去了日本军神的卿卿性命。
　　饭冢的死惊动了日本国，更令冈村宁次投入武汉大战场的作战计划一筹莫展。庐山守军的任务原本只是驻守牯岭，但是他们依托庐山地势，充分发挥游击战术，主动寻找敌人，配合友军四面出击。　　1938年10月10日，庐山附近的万家岭，薛岳兵团歼敌日106师团万余人，写就了中国抗战史上与平型关、台儿庄齐名的——万家岭大捷！
　　可是战局往往瞬息万变，万家岭大捷的17天后，10月27日，为时四个半月的“武汉会战”以中国军队战略性撤退而告终。随后，九江一带陆续沦陷，庐山——实实在在变成了一座孤山。驻守牯岭的两个地方保安团接到的任务却是继续保卫庐山，每个人都清楚接下来将是一场什么样的战斗。

　　蒋经国上庐山
　　不清楚对手实力的日军不敢冒然进攻，他们严密封锁了从山脚通往山上的包括好汉坡、99盘在内的8条山路。但他们却忘记了传说中的第9条路——那条在陶渊明《桃花源记》里出现过的，通向神秘国度的小路。事实上，它就真的隐藏在庐山康王谷的深处，从那里可以直达“大汉阳峰”。
　　危机四伏的夜里，一个谁都不会想到的人就是从这里悄悄登上了庐山。
　　今天，在庐山抗战纪念馆里，保留着一个房间，所有摆设一如72年前的样子。这间屋子的主人尽管只是在此短暂停留，但是他出现在庐山的意义，却是极为特殊的……他就是时任江西省保安处少将副处长蒋经国，时年28岁。
　　蒋经国在庐山逗留了一周，他冒死登山的做法鼓舞了中国守军的士气，也充分说明了国民政府对于这支部队的高度重视。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一股支援庐山孤军的热潮，一时间，这些横刀立马据守于匡庐之巅的中国军人，成为全国人民关注的焦点。转眼间，秋去冬来……庐山守军虽然早已不足3000人。可他们却依然震慑着山下整整一个师团的日军。

　　抗战史上的奇迹
　　庐山保卫战进入到最艰难的时刻。伤亡人数在一天天增加，天气一天天的寒冷，日军猛烈的炮火下，不再有援军，也不再有补给……而此时的日军已经完全清楚庐山守军的真正实力，他们变得越发疯狂。
　　当一个民族面临劫难之时，生命若已存必死之心，便绝不可再受侮辱……
　　从1938年冬至1939年春，日军对庐山的进攻越发猛烈，甚至投入了与“黑太阳”731齐名的1644细菌部队。现在，对于庐山守军来讲，捍卫中国军人的尊严已经远远超出了保卫庐山的战略意义。
　　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庐山将士守卫在通往牯岭的所有山路上。没有了子弹，还有大刀，砍钝了大刀，还有赤条条一个性命，几乎每一场战斗中，都有人以绑满手榴弹的血肉之躯冲向敌群。
　　1939年4月17日，春雨。雨水引发了山洪，莲花峰下冲出了一条深沟。日军收买了一个当地猎人，沿这条深沟登上牯岭小天池。
　　最后的激战长达一夜之久，毙敌1600余人，直到4月19日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坚持9个月的中国守军被迫撤离，转入岷山开始了更加持久的抗日游击战争。
　　仅以守军保安第三团为例，1938年7月26日初登庐山时，第三团实有官兵1653名，至1939年4月19日突围下山后，仅存官兵840名。
　　青山处处埋忠骨，何必马革裹尸还。我们无法详知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但是庐山孤军3000壮士的传奇将因为他们而彪炳后世，那些年轻的中国军魂也将从此永伴名山，看匡庐如黛，看残阳如血……
　　庐山孤军守山长达267天，大小战斗200余次，书写了抗战史上的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