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熙来一番话又引起一部分人目瞪口呆！

- 被媒体称为“传媒宠儿”、“魅力部长”的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9月19日在西南政法大学60周年庆祝大会上借用孙中山的话称“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这句讲话一经报道便被各大媒体广为转载，颇受关注。


    薄熙来在讲话中称，西政的廉政语录，最有精气神。特别是孙中山先生讲的，“要立志做大事，不要立志当大官”。大家静下心来琢磨，为什么一些地方官场风气腐败，不少人跑官要官，左右逢源，根子就是想当官，想往上爬。如果是想着干大事，而不是想着去当官，那些乱七八糟的毛病就会少得多。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9月20日刊登评论文章称，薄熙来这“一席话”，直白地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事业能否成功，人生过得是否有意义，根本就在于做了什么“事”，而不在于当了什么“官”。在共产党人的字典里，“官”是为人民服务的岗位，“权”是为人民服务的工具，“人”是为人民服务的公仆。


    如果把志向定在当“官”上，人生之路将会越走越窄。而做“事”则是无限的，各行各业都有许多事情可做，只要努力认真去干，平凡岗位上照样可干成大事。涉及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事，最小也是大事；人民群众认可的好官，最小也是他们心目中的“大官”。所以，做官有限，做事无限。


    由这一句话，人们还会不禁想到拿破仑也有一句经典名言：“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究竟孰是孰非呢？对此，有人认为，孙中山说的是假话，拿破仑说的是真话。孙中山练的是孔孟之道，孔孟之道的精髓就是嘴不对心，满嘴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


    孙中山一辈子追求的就是做官，还要做大官，他的道路足以证实这一点。可是他用假面具把真实面孔遮掩起来，所以说的是假话。拿破仑是实事求是的人，脑子里面没有孔孟之道，所以说的是真话。


    其实，做大事和当大官之间是一种辩证关系。一方面，为做大事而争取当大官并不错。问题是，是否只有“做大官”才能“做大事”。“做大官”的确可以“做大事”。“大官”掌握着物质资源、人力资源配置的权力，掌握着一个地方或一个领域的社会、经济决策的权力。如果能把权力用好，确确实实可以做成大事，可以更好地发挥个人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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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做大官”不一定就能“做大事”。且不说多大的“官”才算“大官”，其实“官”大“官”小，道理都一样。有多少人只当和尚不撞钟；大权在握，却不干实事；享受着待遇，却不思报答。热衷于迎来送往、吹吹拍拍、酒场麻桌、豪华宾馆、二奶三陪，置党和人民的利益、领导干部的职责于不顾。


    更有甚者，玩忽职守、以权谋私、贪污受贿，沦为罪犯。这种人，“做大官”，就是为了当官做老爷，就是为了“大官”的待遇，为了正常待遇之外的灰色和黑色收入，为了封妻荫子、生活奢靡，为了发大财、享大福。当然，他们也不是一点事儿也不做，他们做事只不过是为了当更大的官，享受更多的特权。一些地方的虚假数字、政绩工程、形象工程，就是这些人做的“大事”。慕绥新在出事前，“政绩”可谓不小，电视上有影儿，报刊上有名儿，广播里有声儿，还获得了世界人居奖。事实证明，在他做的大事后面，隐藏着许多贪污腐败的黑洞。


    从另一方面来讲，“做大事”不一定非“做大官”不可。柳传志从中国科学院计算机所“下海”，从摆摊买牛仔裤、为别人安装电脑做起，缔造了“联想”；袁隆平几十年如一日，成为“杂交水稻之父”。他们都没有“做大官”，却作出了巨大贡献，做成了“大事”。


    同时，他们也得到了人们的尊重，获得了社会的回报。当然，人各有志，想当官也无可厚非。如果真是为“做大事”而“做大官”，并把其作为当官过程中的人生信条而恪守，与党与国与民与己都是好事。如果不是为了“做大事”而是为了当官的种种好处而“做大官”，或者认为做了“大官”本身就是做了“大事”，那与党与国与民与己都将带来危害甚至是灾祸。


    也有评论人士指出，在中国官本位的文化环境下，不先做大官，怎么能做大事呢？一切以“官”为本的价值取向导致官员举手投足都成为全社会聚焦的中心，凡事都需从官员那里得到态度和示范的标尺。在“万般皆下品，惟有做官高”的社会心理之下，对权力的盲目崇拜和敬畏，哪怕官员失去人道与起码官德的举动竟然也能令所有人肃然起敬。因此，要想做大事而不念做大官，就得从整饬吏治开始，从构建公民社会开始，破除“官本位”，强化“民本位”。


    不久前，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苏海南透露，中国收入分配方案今年内应该会出台，中国现在基本具备实施“国民收入倍增计划”的条件，工资可年均增长15%以上。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所研究员杨志勇作了如下注解：政府的作用在于率先增加公务员工资，并带动企业等社会阶层向政府部门看齐。这则消息体现了“官本位”意识再次公然招摇过市。


    其实，在一些地方和部门，党政官员的“官本位”意识已不再加以掩饰，“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业已常态化了!难道不是吗，这些年来，从医改、房改、车改、“红色旅游”到实行“阳光工资”，但凡有好处和油水的事情，多是党政机关干部（公务员）优先享受（公务员中则是职级越高获益越多），等这个管理阶层基本满意后，才会忧百姓之忧。


    上世纪90年代前期开始，“白领”在中国还是一个惹人向往的阶层。时隔多年，“白领”和“蓝领”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小。一个吹空调、穿高跟鞋、外表光鲜的“白领”每天挤地铁、打卡、加班收入所得，可能与一名装修工、高级技工差不多，有的甚至不如后者。


    在谈论买不买得起房、CPI涨幅对居民生活的影响时，“白领”往往是一个让人尴尬的词汇。不可回避的事实是，中国白领的上行之路已经层层受阻，正在与“中产”渐行渐远。在这个社会急剧变革的年代，做为公务员阶层的“红领”因其收入稳定、福利有保障、晋升有空间成为继“白领”、“金领”之后最受青睐的行当，这一现象也在无形之中助长着“官本位”思想的延续。


    虽然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正在进行，反腐力度正在加大，政府的管理职能正在弱化，“官”的种种特权正在消失，腐败分子也纷纷落马。过去附着在“官”身上的种种含金量和吸引力逐步减小，“官”必将成为一种七十二行之一的普通职业而存在于社会和人们的心目中。


    但是，“官本位”思想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政治文化的产物，中国公民收入分配不均衡的现象又一时难以解决，破除“官本位”思想成为一项艰巨而复杂的大工程。因此，“官本位”思想一日不除，“只做大事而不当大官”的官场思想便很难得到普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