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剑圣红衣:国史大纲（全本）3

第五编 隋唐五代部
第二十二章统一盛运之再临【隋室兴亡及唐初】................... 2
一、隋代帝系及年历....................................... 2
二、隋代国计之富足....................................... 2
三、炀帝之夸大狂......................................... 4
四、唐代帝系及年历....................................... 6
五、贞观之治............................................. 7
第二十三章新的统一盛运之下之政治机构【盛唐之政府组织】........ 9
一、宰相职权之再建....................................... 9
二、地方政治之整顿...................................... 13
第二十四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社会情态【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 14
一、唐代之贡举制........................................ 15
二、唐代之租庸调制...................................... 16
三、唐代之府兵制........................................ 19
第二十五章盛运中之衰象（上）【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21
一、由租庸调制到两税制................................... 21
二、自府兵到方镇与禁兵................................... 24
第二十六章盛运中之衰象（下）【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26
一、政权之无限止的解放................................... 26
二、政府组织之无限止的扩大............................... 29
第二十七章新的统一盛运下之对外姿态【唐初武功及中叶以后之外患】 34
一、安史之乱以前........................................ 34
二、安史之乱以后........................................ 39
第二十八章大时代之没落【唐中叶以后政治社会之各方面】........ 42
一、唐中叶以后之藩镇.................................... 42
第二十九章大时代之没落（续）............................... 52
二、唐中叶以后之宦官.................................... 52
三、唐中叶以后之朝士与朋党............................... 53
第三十章黑暗时代之大动摇【黄巢之乱以及五代十国】............ 58
一、流寇与唐室之倾覆.................................... 58
二、五代十国............................................ 60
三、契丹之兴起.......................................... 64
四、中原民众之疾苦...................................... 67
五、中国之南北分裂...................................... 68
【隋室兴亡及唐初】
中国经过四百年的分崩动乱，终于盛运再临，而有隋唐之统一。
隋代三帝，三十九年。
自开皇九年灭陈，统一中国，迄于灭亡，不过三十年。下开唐室，正与西汉前的秦代一样。
隋室虽祚短运促，然其国计之富足，每为治史者所艳称。自汉以来，丁口之蕃息，仓廪府库之盛，莫如隋。
按：当时齐、周户数合计，已超踰魏孝文迁洛时一百万，较之江南陈氏所有，踰十二倍。口数踰陈氏几及十五倍，较西晋太康全国统一时，几踰一倍。此亦北方政治已上轨道之证。
又按：后周禅隋，有户三五九九六〇四，开皇九年平陈，又收户五〇〇〇〇〇；至大业二年，前后二十六年，户增四八〇七九三二。通典谓：“时承周、齐，人依豪室，禁纲隳紊，奸伪尤滋。高炯建输籍之法，定名轻数，使人知为浮客，被疆家收大半之赋；为编氓，奉公上，蒙轻减之征。先敷其信，后行其令，烝庶怀惠，奸无所容。隋氏资储，遍于天下，人俗康阜；颎之力焉。”盖隋政仍沿北魏均田制以来用意，脱私户，归公家，而达于完全成功也。
自晋至隋户口一览：
晋武帝太康元年
户
二、四五九、八〇〇（2，459，800）
口
一六、一六三、八六三（16，163，863）
宋孝武帝大明八年
户
九〇六、八七〇（906，870）
口
四、六八五、五〇一（4，865，501）
齐梁
未祥
陈
户
五〇〇、〇〇〇（500，000）
口
二、〇〇〇、〇〇〇（2，000，000）
魏孝文迁洛
比晋太康倍而有余，约五百万户。
尔朱之乱
户
三、三七五、三六八（3，375，368）
小郡户
二〇；口一百而已
北齐
户
三、〇三二、五二八、（3，032，528）
口
二〇、〇〇六、八八〇（20，006，880）
北周
户
三、五九〇、〇〇〇（3，590，000）
口
九、〇〇九、六〇四（9，009，604）
隋大业二年
户
八、九〇七、五三六（8，907，536）
口
四六、〇一九、九五六（46，019，956）
隋制多沿于周，然周时酒有榷，盐池、盐井有禁，市有税，隋初【开皇三年。】尽罢之，所仰惟赋调，亦复甚轻。
调绢一匹者减为二丈，役丁十二番者减为二十日。九年平陈，给复十年。自余诸州，并免当年租税。十年，百姓年五十者，输庸停役。十二年河北、河东田租三分减一，兵减半，功调全免。
所以府库充盈者则有数端：
一、周灭齐，隋灭陈，均未经甚大之战祸，天下宁一，已有年数。
二、自宇文泰、苏绰以来，北朝君臣大体均能注意吏治。隋承其风而弗替。
帝受禅，杨尚希上表，以为：“今郡国倍多于古，或地无百里，数县并置；或户不满千，二郡分领；人少官多，十羊九牧。”帝嘉之，遂罢天下诸郡。时剌史多任武将，不称职，柳彧上表谏，多为罢免。【又制刺史不督军，别置都尉，使军民分治。】又使彧持节巡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脏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开皇三年，长孙平为度支尚书，奏令民间立义仓，自是州里丰衍。其他长吏，多有吏干惠政，为当时所称。【如歧州刺史梁彦光、相州刺史樊叔略、新丰令房恭懿等。】惟惜隋史遗阙，不能详载。【如刘仁恩、韩则等见张煚、高构诸传。】又如苏威之责五品不逊，立“余粮簿”，【威好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云：“管内无五品家。”又为“余粮簿”，欲使有无相赡，时议以为烦迂，罢之。威尝谓：“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此可见当时南、北学风之异也。】辛公义、刘旷之听讼，【公义露坐狱中以听讼，讼者系狱，则宿听事，不归寝阁。旷则称说义理，晓谕讼者，而不决其是非。】王伽之纵囚，【伽罢遣防送卒，纵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与约期至京，曰：“如致前却，当为汝受死。”参等皆如期。至唐太宗纵囚，亦承此等风气而来也。】此等俨如在王莽、光武之世。自非社会经学儒术流行既久，不能有此。【当时如牛弘、薛道衡、李谔、高炯、李德林、苏威之徒，皆以学人而通达政术。裴政定律，尤为后所依用。宇文、高氏之世，死刑有五，曰磬、绞、斩、枭、裂；又有门房之诛。隋律死刑斩、绞二者；非谋反大逆无族刑；改鞭曰仗，改杖为笞；定笞、杖、徒、流、死五等。】若知隋代学风世化如此，则吏治之渐上轨道，自不足奇。
三、其尤要者，则为中央政令之统一，与社会阶级之消融。古代之贵族封建，以及魏、晋以来之门第特权，至此皆已消失。全社会走上一平等线，而隶属于一政权之下。故下层之负担尚甚轻，而上层之收入已甚足。
此层乃隋代与西汉不同之点。西汉积高、惠、文、景三世四帝六十年之休养，至武帝而始盛；隋则文帝初一天下，即已富足。盖汉初尚未脱封建蜕，有异姓、同姓诸王侯，自韩、彭菹醢（hǎi），迄于吴、楚称兵，财富不能集于中朝。中央政权所直辖者，不及全国三分之一。王室虽恭俭，而诸王侯封君莫不骄奢自纵，与隋初形势大不同。
至于王室生活之节俭，仅其余事。
惟吏治已上轨道，社会上特殊势力已趋消失，对外无强敌之胁迫，此时的统治权所急切需要者，乃为一种更高尚、更合理的政治意识，而惜乎隋文帝说不到此。
隋文奋励为政，坐朝或至日昃，五品以上引之论事，宿卫传飧而食，勤于吏治而无大度。开皇十四年大旱，是时仓库盈溢，乃不放赈，令民逐粮。唐太宗谓其“不怜百姓而惜仓库”。仁寿元年，诏减国子学生只留七十人，太学、四门、州、县并废，虽有谏者不听。隋文殆以空设学校为糜费也。
在其末年，天下储积，足供五、六十年，遂以招来炀帝之奢淫。
炀帝大业二年置洛口仓，仓城周围二十余里，穿三千窖。又置回洛仓，仓城周围十里，穿三百窖，窖容八千石，共可积米二千六百万石。李密藉以为乱，凭人负取，群盗来就食者并家属近百万口。
炀帝即位，即营建东都，每月役丁二百万。
炀帝诏：“南服遐远，东夏殷大，因机顺动，今也其时。”为适应大一统之局面而建设新中央，自魏孝文已有此计划矣。
元年开通济渠，引糓、洛水达河，引河入汴，引汴入泗以达淮。
魏孝文告李冲：“欲自邺通渠于洛，从洛入河，从河入汴，从汴入清，以至于淮。南伐之日，下船而战，犹开户而战。此乃军国之大计。”则魏孝文亦已先有此意，至隋炀而实现。此乃为贯通中国南、北两方新形势之伟大工程也。
遂南游扬州。
渠广四十步，旁筑御道，自长安至江都筑离宫四十余所。造龙船四重，高四十五尺，长二百尺，挽船士八万，舳舻相接二百里，骑兵翼两岸。
三年，北巡榆林，【甲士五十万。】幸启民可汗帐，筑长城。【四年又筑。】
四年，开永济渠，引沁水南达河，北通涿郡。【发河北诸郡男女百余万。】
六年，通江南河，自京口至余杭，长八百里，广十丈。
八年，亲征高丽，发兵踰百万，分二十四军。九军渡辽凡三十万，还至辽东者不足三千人。
九年、十年，再伐高丽，天下遂乱。
这是炀帝的夸大狂。一面十足反映出当时国力之充实，一面是炀帝自身已深深染受了南方文学风气之薰陶。
隋文平陈，以炀帝为扬州总管，镇江都，置学士至百人，常令修撰，成书万七千余卷。【此等皆沿齐、梁故习。又按：炀帝在扬州，聚书至三十七万卷。】在此时期，炀帝殆已深深呼吸到南方文学的新空气。
史称炀帝早年“沉深严重，【史亦以此四字描写文帝。】朝野属望。文帝幸其第，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尘埃。尤自矫饰，时称仁孝。”则炀帝此时意态尚不同。帝好吴语，正见其染南风之深。在江都谓萧后曰：“侬不失为长城公，卿不失为沈后”，其欣慕南朝可想。
其后常以文学自负。
谓：“天下皆谓朕承袭绪余，以有四海；设令与士大夫高选，亦当为天子矣。”
朝臣至有以文词见忌死者。
薛道衡死，帝曰：“能作‘空梁落燕泥，否？”王胄死，帝诵其佳句曰：“‘庭草无人随意绿，，复能作此语邪？”惟此均不载于隋史，而通鉴收之。
当时北朝虽以吏治、武力胜过南方，若论文学风流，终以南朝为胜。
北齐书魏收传：“魏收、邢卲更相訾（zǐ）毁，各有朋党。卲云：‘江南任昉（fǎng），文体本疏，魏收非直模拟，亦大偷窃。’收曰：‘伊常于沈约集中作贼，何意道我偷任昉！，时人谓：‘见邢、魏之臧否，即是任、沈之优劣。’”又元文遥传：“济阴王晖业尝大会宾客，有人将河逊集初入洛，诸贤皆赞赏之。”
文帝只知有吏治，【光武亦尚吏治，而能文之以儒术，为隋文所不如。】并无开国理想与规模。【若使有苏绰、王通诸人佐之，必然另有一番气象。】炀帝则染到了南方文学风尚，看不起前人简陋。【此在文帝时，朝廷一切仪注礼文，早有摆弃北周，改袭齐、陈者。一因北周模古，简陋之中杂以迂怪，风尚所趋，转向齐、陈，一也。二则文帝篡周，尽屠宇文氏，盖自有私意欲超出其上，不甘因循，二也。然文盛之弊，则至炀帝时而始著。】
隋书文学传谓：“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此谓“意在骄淫”，即承南方文学风尚也。谓“词无浮荡”，则承北朝苏绰诸人之影响。又按：唐天授时，左补阙薛谦上疏，谓：“晋、宋只重门资，有梁雅爱属辞，陈氏特珍赋咏。逮至隋室，余风尚存。开皇中，纳李谔之论，下制禁断文笔浮辞。炀帝嗣兴，又变前法，置进士等科。于是后生之徒，相复仿效，缉缀小文，名之策学。不以指实为本，而以虚浮为贵。”是炀帝之设进士科，虽非专考诗赋，然要为沿袭南朝尚文之风气，在唐初尚多知之者。
狂放的情思，骤然为大一统政府之富厚盛大所激动，而不可控勒。于是高情远意肆展无已，走上了秦始皇的覆辙。
炀帝雄才大略不如始皇，而同为带有极度的贵族气分，故两人皆不能恤民隐。当时南方文学，本为变相贵族之产物也。【炀帝外慕经术，内好文学，则颇似汉武。】
能把南方的文学与北方吏治、武力绾（wǎn）合，造成更高、更合理的政权，则是唐太宗。【隋代政制承南、北，大抵政风颇沿北周，礼文兼采齐、陈。唐承其后，犹汉之袭秦，唐制即隋制也，惟运用者之精神特为有殊耳。其隋制兼承南、北之详，当读隋书各志。】
又按：唐臣多出贵胄，唐高祖，西魏八柱国唐公李虎孙，周明敬、隋文献皇后之外戚，娶周太师窦毅女。毅，周太祖婿。宰相萧瑀（yǔ）、陈叔达，梁、陈帝王之子。裴矩、宇文士及，齐、隋驸马都尉。窦威、杨恭仁、封德彝、窦抗，并前朝师保之裔。其将相裴寂、唐俭、长孙顺德、屈突通、刘政会、窦轨、窦琮（cóng）、柴绍、殷开山、李靖等，并是贵胄子弟。故唐制得斟酌南、北，开国即规模宏远，汉、宋所不逮。
唐代凡二十帝，二百九十年。
唐太宗是中国史上一个杰出的君主。自称：“年十八便为经纶王业，北剪刘武周，西平薛举，东擒窦建德、王世充。二十四而天下定，二十九而居大位。四夷降伏，海内乂（yì）安。”自谓：“古来英雄拨乱之主，无见及者。”
贞观之治，尤为后世所想望。
其一朝贤臣，如王珪（guī）、房玄龄、杜如晦、温彦博、李靖、魏征、戴胄之类，指不胜屈。
太宗既英才挺出，又勤于听政。
录刺史姓名于屏风，坐卧观之。得其在官善恶之迹，皆注名下。又常遣员巡察。命百官五品以上，得上封事，极言得失。又命更宿中书内省，数延见问民疾苦。
其君臣上下，共同望治，齐一努力之精神，实为中国史籍古今所鲜见。【其详见吴兢著“贞观政要”一书。】
然贞观时代之社会情况，实未必胜于大业。
自隋大业七年至唐贞观二年，【朔方梁师都部下降。】前后十八年，群雄纷起者至百三十余人，拥众十五万以上者，多至五十余，民间残破已极。
贞观元年关中饥，米斗直绢一匹。二年，天下蝗。【戴胄谓：“每岁纳租，未实仓廪。随时出给，才供当年。”】三年，大水。四年，始大稔（rěn），流散者得归。
是年，高昌王曲文泰入朝，谓：“见秦陇之北，城邑萧条，非复有隋之比。” 【史称是年“米斗不过三四钱，终岁断死刑才二十九人。东至海，南极五岭，皆外户不闭，行旅不赍（jī）粮，取给于道路”，恐有过分渲染。】亦见复苏不易。
六年，君臣请封禅；魏征谏，谓：“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稀，灌莽极目。”
适会河南、北数州大水，事遂寝。太宗即位仅六年，免离饥馑二年，幸破突厥，遽议封禅，苟非魏征直谏，贞观治绩，恐即自此衰矣。十一年，魏征上疏，尚谓：“隋之府库、仓廪、户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拟伦！”马周上疏亦谓：“今之户口，不及隋之十一。”
贞观初，户不满三百万。永徽元年，户部奏：“去年进户十五万，今见有户三百八十万。”而隋开皇中有户八百七十万。直至玄宗天宝十三载，始有户九百六十一万九千余，为唐之极盛，乃始与隋氏相比。【历代户口数，虽有隐漏或夸饰，不可尽信，然大体可资以见世运之盛衰升降。】
正惟如此，故太宗一朝君臣，每每以有隋相警惕，不敢骄纵荒佚，而成治世。
魏征所谓：“隋以富强动之而危，我以寡弱静之而安。”马周谓：“贞观初率土荒俭，而百姓不怨。今【十一年。】比年丰穰（ráng），匹绢得粟十余斛，而百姓怨咨。以为陛下不忧怜之，又所营为者，颇多不急之务也。”此皆从上下心理上说明贞观之治之真实背景。
一到唐玄宗时，社会富庶已与隋代相似，而天宝之乱，亦乃与隋炀相差不远。
【盛唐之政府组织】
中国经历四百年的长期分裂，而重新有统一政府出现，是为隋、唐。但那时的统一政府，其内容机构又与四百年前不同。
举其要者言之，第一是中央宰相职权之再建，第二是地方政治之整顿。
西汉初年的丞相、御史大夫，渐渐转移而为后汉以降之尚书，事已详前。
魏世，中书监始参大政。
汉代尚书乃士人，而中书以宦者为之。魏佐汉，初建魏国，置秘书令，仍典尚书所奏。寻改为中书，【文帝受禅后。】有令、有监，而亦不废尚书。然中书亲近，尚书疏远。【曹操自以汉相擅政，则魏之祕（mì）书，乃汉廷之陪臣。后遂以中书替尚书，此亦化家为国之一例。】
东晋则侍中始优。
侍中本与中常侍齐体，亦内朝卑职。【魏、晋侍中四人，君出则护驾负玺或骑从，登殿则与散骑常侍对扶。备具顾问，且管门下众事。】东晋以后。皇帝以侍中常在左右，多与之议政事，不专任中书。于是又有门下，而中书权始分。
下逮宋、齐，尚书、中书、侍中三者皆为辅臣。
机要在中书、侍中，尚书执行政务。于是尚书转为外朝，而中书、门下独为天子所私近人。
这是秦、汉以来中央政府机构上一个极有重要意义的转换。君权、相权【即王室与政府。】本为两汉文治政体相辅为治之两面。【其间虽有畸轻畸重，如东汉之事归台阁，而公卿位望，依然为外朝冠冕。君、相对立，大体无变。】魏、晋以来，政治意识堕落，政府变成私家权势之争夺场，于是君、相不相辅而相制。权臣篡窃，即剥夺相权，归之私属。【如魏之用中书。】
然君臣猜忌无已，私属所居，驯为要位，【朝臣进一步，则王室退一步。】又不得别用私属以为防。【如东晋之转任侍中。】就其时之王室言，则削去相位，似乎便于专制；就其时之士族言，则各成门第，亦复迹近封建。结果则王室亦仅等一私家，【如是则王室私人，亦只与封建时代家宰、家相一般。】政府解体，君权、相权均不存在。
直要到政治意识再转清明，政府渐上轨道，则君臣相与之意态亦变。【其君不敢以私属待其臣，其臣亦不复以私属自居。君不以防制为事，臣不以篡夺为能。】君、相仍为相辅成治，而非相剋成敌。其时则魏、晋以来的私机关，又一变而成政府正式的首领官，完全实替了秦、汉时代的相权，而即以扶翼君权，共同组成一个像样的政府。【其内包有王室。】这便是隋、唐统一之复现。
此种转变，无异乎告诉我们，中国史虽则经历了四百年的长期纷乱，其背后尚有活力，还是有一个精神的力量，【即是一种意识，或说是一个理性的指导。】依然使中国史再走上光明的路。
唐代中央最高机关，依然是魏、晋以来的尚书、中书、门下三省。但他们现在已是正式的宰相，而非帝王之私属。其职权分配，则中书掌定旨出命，【命令权。】门下给事中掌封驳，【审驳权。】尚书受而行之；【施行权。】古代的宰相权，现在是析而为三。
贞观三年，“太宗谓群臣曰：‘中书、门下，机要之司，诏敕有不便者，皆得论议。比来但睹顺从，不闻违异。但行文书，谁不可为！，房玄龄等皆顿首谢。故事：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各书所见，中书侍郎、中书令省审之，给事中、黄门侍郎驳正之，上始申明旧事。”盖此制亦始周、隋，非唐代新创也。
三者之中，又以侍中、【门下省长官。】中书令【中书省长官。】为真宰相。
凡军国大事，中书舍人得先各陈所见，谓之“五花判事”，而中书侍郎、中书令审定之。【此开明代九卿会议之始。惟九卿各有典司，即各有一成之见。如大兵大役，兵部、工部惟求其成，户部则务求其省。中书舍人得其选，则历中外，通众理，彼此不致相妨。】
自高宗晚节以来，天下文章道盛，中书舍人为文士之极任，朝廷盛选，诸官莫比。【政事堂有后门通中书舍人院，宰相时得咨访政事自广。代宗时常衮为相，始塞绝之。】
敕旨既下给事中，黄门侍郎复得有所驳正。此开明代抄参封驳之始。
通典：“百司奏抄，侍中既审，则驳正违失。诏敕不便，则涂窜奏还。此所谓‘涂归，也。”实际给事中即可行使“涂归”之权。如德宗贞元中，给事中袁高不肯草制复召卢杞，封还词头，揭杞罪状。文宗开成初，给事中卢载封还以郭任嘏（gǔ）出任剌史诏书，称为“封驳称职”是也。【其他例不胜举。又按：汉哀帝封董贤，丞相王嘉封还诏书。后汉钟离意为尚书仆射，数封还诏书。此唐之门下封驳，即汉相权之证。】又按：则天垂拱三年，凤阁侍郎【即中书侍郎改名。】刘袆（huī）之尝谓：“不经凤阁鸾台宣过，何名为敕！”刘竟以此赐死。然可见天子诏敕，必经中书宣出，又必经门下副署。以相权节制君权，即以政府节制王室。唐制实渊源于汉代文治政府之意义而演出也。【然中宗仍可以有“斜封墨敕”，可见无“徒法自行”之法。】
因此宰相常于门下省议事，谓之“政事堂”。【两省先议定后奏闻，以免纷争。】
其后政事堂迁至中书省。
高宗时，裴炎以中书令执政事堂笔，【“执笔”犹今之主席。】遂有此举。【门下给事中所居，不于门下议事而于中书，乃相臣志在自专，先不使给事知之，待取中旨然后封还，其势较难，则塞默者多矣。然此下给事中封驳诏书仍时有其事。】玄宗时，政事堂改称“中书门下”，其政事印亦改“中书门下”之印。【直到宋代，以为故事。】
宰相分直主政事堂笔。
肃宗时，每一人主十日；德宗时，改每日一人执笔。
尚书仆射【尚书省长官。】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后称“同平章事”及“参知机务”等名，始得出席政事堂，方为真宰相。
自贞观末无不加者，开元以来则罕见。
其余他官参掌者无定员。
玄宗先天以前员颇多，开元以来常以二人为限，多则三人。加“同中书门下三品”、“平章事”、“知政事”、“参知机务”、“参与政事”、“平章军国重事”等。【以官未及而人可用者参预朝政，略如近代之不管部大臣也。】
尚书省有都堂，大厅。以左、右仆射为领袖。下分六部：东为吏、户、礼三部，左丞主之。西为兵、刑、工三部，右丞主之。其二十四司，分曹共理，全国政务毕萃。
诸司官兼知政事者，午前议政于朝堂，午后理务于本司。
开元以来，宰相员少，资地崇高，又以兵、吏尚书，权位尤美，宰相多兼领之。但从容衡轴，不自铨综。其选试之任，皆侍郎专之，尚书通署而已。
尚书六官，各有所职，倘无折中，则恐互相推避，互相炫匿，故总摄以宰相。宰相亦虑有未周，见有所偏，【或则专且私。】乃先之以中舍之杂判，庶得尽群谋而伸公论。又继之以给事之驳正，复得塞违而绳愆（qiān）。此等制度，可谓宏大又兼精密。
以中书、门下较汉代之宰相，以尚书六部较汉代之九卿，在政制上，不可谓非一种绝大之进步。
一则尚书六部，乃政府公职，【吏、户、礼、兵、刑、工，莫非国家政务要项。】而九卿则是王室私属。【九卿性质已述说于前。】从九卿转变到六部，正是政府逐步脱离王室独立之明证。
隋文开皇中，明令国子寺不隶太常。此等改变，正可反映时代之进展，以及当时人对政治意识之转变。【至于六部之外仍存九寺，（即九卿遗蜕。）旧名不废，新资日加，职权重叠，自为一弊。】
二则汉初封建、郡县杂行，中央直辖部分有限，后虽逐步统一，而郡国守相之权尚大，千里王畿，仅如一省。隋、唐则九州揽于一握，考课、狱讼、兵财诸端，繁不胜记。总以六卿，分以郎署，中央政府之扩大，为事势演进所逼出。于是六卿之上，必有佐天子以总理之者。
一相嫌于专擅，且亦事冗不给；多相则互委，不专责，易生同异，以致挠败。尚书置左、右仆射，分判六部，各治三官，可免上述之弊。而尚书惟在政务之推行，至于出命覆夺，尚有中书、门下。故曰三省之于宰相，六部之于九卿，不得不说是政制上之一进步。
如此宏大而精密的政治机构，正好象征当时大一统政府之盛况。
至于政府无立法机关，则因中国政治，自秦、汉以下，本有一种理性之指导，法度纪纲粗建，无豪强之兼并，无世胄、僧侣之专政；教育、选举、考试与统治权常有密切之联系，不断吸收社会俊秀分子，公开参政，使其新陈代谢，政府与民众，即以此为连锁。旧朝以积久腐败而倾覆，则新朝鼎新，去其泰甚，与民更始。历史常在和平中进展；而民间大动乱则往往只有倒退，别无长成。
从北朝儒学逐步转变，而有唐代政府之规模，此便是中国史在和平中进展一显例。至于隋末群雄扰乱，只加时代以一种不可磨灭之伤痕。
代议制之所起，由于宰辅之权不重，无参署之制，政府负责无人，君主易于为恶。【此其一。中国自明代始无参署。】
税法不夙定，轻徭薄赋不垂为典则，掊克之术易施。【此其二。中国汉、唐税制皆明定颁布，且极轻。】
僧侣不务静修而干政。【此其三。中国惟元代有其病。】
贵族擅权，下情壅隔。【此其四。中国自秦以下即无贵族。】
考试权不独立，阘（tà）冗在位，贤俊老死。【此其五。中国自汉以来即力矫其弊。】
无审驳、监察、弹劾之官，则庶政违失而莫纠。【此其六。中国历汉、唐而诸职尽立。】
无拾遗、补阙、记注、经筵之官，则君主失德而莫正。【此其七。中国自唐以下诸职亦渐备。】
文化之传衍浅，则无良法美意足资循式，无嘉言懿行以供考镜。【此其八。中国历史传衍之久，美政善俗、至德要道之阐述，自先秦以来，已具规模。】
中国能造成一广土众民之大国家，历久而转盛者在此。其遇朝政阙失，在下者以为乃人弊非法弊，故上下之情常通，不致于成敌抗之形。故中国政制无民选代议，不足即据此为中国政制病也。
隋唐政府与秦汉之不同，其次则在地方政权方面。
两汉地方政权，无异于古诸侯，并不一一辖于中央，因此演成汉末分崩的局面，经历魏晋南北朝，中央政府既不像样，而地方政治则更糟。
（一）军政、民政不分，州、县官皆以武吏军人为之。
汉末及三国，多以诸部都尉为郡。晋郡守皆加将军、无者为耻。梁、陈太守加督，加都督。魏书甄琛传，琛表：【按：在迁洛后。】“边外小县，所领不过百户，而令、长皆以将军居之。”
（二）州、县为豪强私利而分割。
北齐天保七年诏：“魏自孝昌之季，禄去公室，政出多门。豪家大族，鸠率乡部，讬迹勤王，规自署置。或外家公主，女谒内成，昧利纳财，启立州、郡。”又北史张彝传：“彝曾祖幸所招引河东人为州，裁千余家。旋罢入冀州，积三十年，析别有数万户。孝文谓彝曰：‘终当以卿为剌史，酬先世诚效。’”可见当时州、县，俨如古代封建。
（三）州、县无限划分，乃至领户日削，有名无实。
天保七年诏：“百室之邑，便立州名；三户之名，空张郡目。”周书卢辩传，县令分户七千以上、四千以上、二千以上、五百以上、不满五百五等。因此南北朝设县，皆在千数百以上，较东汉尚过之。
要之魏晋南北朝一时期的地方政治，只在离心势力下演进，逐步变成封建性之分割，而结果则地方政权转而日趋削弱。一到隋唐，转回头来，地方政权正式再统辖于中央，而那时的地方政权，却再不能像两汉般的比较有其独立性。以隋唐与两汉相较，中央统治地方之权，更密更大，实为中央集权更进一步之完成。在此方面，隋唐的统一政府，其实际内容，与秦汉又远异。
唐代地方行政最低级为县，全国凡一千五百七十三县。【此据玄宗天宝初年。】
较西汉略多二百余县，所增不到六分之一。武德初，上县六千户以上，中县二千户以上，下县一千户以上。开元中，改上县六千户以上，中县三千户以上，未满三千户为下县。汉制则以万户以上县为“县令”，万户以下县曰“县长”。
县以上为州或郡。
州长官为刺史，郡长官为太守。自汉季以来，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犹如后代之巡抚、总督，较之汉代仅属司察之任者权位大异。而隋唐刺史，则犹后代之知府及直隶知州，与太守仅为互名，已无分别。此为隋唐减削地方政权之一例。又唐制四万户以上为上州，二万户以上为中州，二万户以下为下州。西汉太守一郡户口有多至二百万以上者。西汉一县户口，亦有四、五万以上者。可见汉、唐太守权位之迥乎不侔。
全国州府凡三百五十八。
较西汉增至两倍外，此又唐代减削地方政权之一例。【隋郡一百九十，虽视两汉为多，然较南北朝已大减矣。唐则视隋又增。】
上州刺史只从三品，【即第六级官。】中、下州刺史正四品。【即第七级官。】
刺史的地位权任，既远非汉比，又掾（yuàn）吏辟署之权亦削，大部均归中央。
北齐武平中，后主失政，多有佞幸，乃赐其卖官，分占州、郡，下及乡官，多降中旨，故有敕用州主簿、郡功曹者。自后州、郡辟士之权浸移于朝廷。【后周苏绰传：“令刺史府官则命于天朝，其州吏以下，并牧守自置”，则犹存古意。】隋开皇二年，明令罢辟署，令吏部除授品官，为州、郡佐官。唐虽间有辟署，然仕进之途大抵由科目矣。【沈既济疏：“今诸道节度、都团练、观察、租庸等使，自判官、副将以下皆使自择，则辟吏之法已试于今，但未及州、县耳。”韩佽（cì）传云：“佽为桂管观察使，部二十余州，自参军至县令三百余员，吏部所补才十一，余皆观察使量才补职”，则并州、县亦有为观察所置者。然桂管偏区，自与腹地不同也。】
于是中央政务日繁，地方事权日轻。
牛弘问刘炫：“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处，其事何由？”炫曰：“往者州惟置纪纲，郡置守、丞，且惟令而已。其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所以繁也。”
这又是隋唐大一统政府与秦汉不同一要点。
【盛唐之进士府兵与农民】
要把握住盛唐社会情态，最好亦从当时几项制度方面去看。
唐代士人出身，可分三途：一生徒，由学馆。【此沿汉代博士弟子制。】二乡贡，由州、县。【此沿汉代郡国察举孝廉制。】三制举。【此沿汉代贤良方正制，标目求才，由天子亲临试。】州、县贡举又分诸目，最著者有秀才、明经、进士。【外有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等诸种。】贡举每年一次，为求出身者所集中。【制举无定期，不常有。学馆往往有名无实，其生徒亦参加贡举。而尤以“进士”科为盛。】
“秀才”须高才博学杰出始可应。贞观中有举而不第者，坐其州长，由是此科遂绝。“明经”只试帖经记诵，士人不贵。
贡士得怀牒自列於州、县。
贡举自北魏已推行，齐、隋选置多由请讬，议者以为“与其率私，不若自举；与其外滥，不若内收”。是以罢州、府之权而归吏部。
集试於中央。
初属吏部考功员外郎，后以员外郎望轻，遂移礼部，以侍郎主之。事在开元二十四年。
这一个制度，亦像上举尚书六部制以及州、县划分制度一般，同为后世所遵用，直到清末，不能改变。
此制用意，在用一个客观的考试标准，【此项标准，一则求其公平，不容舞弊营私。二则求其预备之单纯与统一，减免经济上之限制，使贫民亦有出身。又间接助成国内风俗教化之统整，以辅成大一统政府之团结与巩固。】来不断的挑选社会上优秀分子，使之参预国家的政治。
此制的另一优点，在使应试者怀牒自举，公开竟选，可以免去汉代察举制必经地方政权之选择。
在此制度下，可以根本消融社会阶级之存在。【人民优秀分子均有参政机会，新陈代谢，决无政治上之特权阶级。】
可以促进全社会文化之向上。【政治权解放，民间因按年考试之刺激，而文艺、学术普遍发展。】
可以培植全国人民对政治之兴味而提高其爱国心。【全国除王室有较永久之地位以外，国家政权全部公开於民众。】
可以团结全国各地域於一个中央之统治。【各地域按名额获得其进士参政权，而历年全国各地士子群集中央会试，对於传播国家意识，交换地方情感，融铸一体，更为有力。】
这一个制度的根本精神，还是沿著两汉的察举制推进，并无差别，【这是中国史意味浓厚处。汉、唐繁盛的花朵，从同一根本上壅培出来。】不过是更活泼、更深广的透进了社会的内层。
魏晋南北朝时期之门第，自一方面看，固若近似於古代封建势力之复活。然自另一方面看，实为先秦、西汉以来士人地位之继续增强。故至隋、唐而有普遍的贡举制度之产生，此乃士人地位自门第下出头而更展扩。故隋、唐之中央集权，可以谓政府地位之提高，而非王室地位之加隆。就全史之进程论，魏晋南北朝之门第势力，在浮面则为一波折，在底层则依然沿文治之大潮流而滚进也。
由北魏之“均田”制演变成唐代之“租庸调”制。【高祖武德七年】
凡男女始生为黄，四岁为小，十六为中，二十有一为丁，六十为老。丁年十八以上授田一顷，【五尺为步，二百四十步为亩，亩百为顷】内八十亩为口分，年老还官。【即北魏之露田】二十亩为永业。【树榆、枣、桑等，即北魏之“桑田”。】
授田者丁岁输粟二石，谓之“租”。【此古粟米之征，相当于汉之租】
丁随乡所出，岁输绫、绢、絁（shī－古代的一种粗绸子。）各二丈，布加五之一。输绫、绢、絁者兼绵三两，输布者麻三斤，谓之“调”。【此古布帛之征。“调”本兴调、调发之义，相当于古之“赋”。汉有口赋，唐有户调，其实一也。】用人之力，岁二十日，闰加五日。不役者日为绢三尺，谓之“庸”。有事加役二十五日者，免调；加役三十日者，租、调皆免。通正役不过五十日。【此古力役之征，相当于汉之役。】
这一个有名的租庸调制，所以为后世称道勿衰者，厥有数端。
第一在其轻徭薄赋的精神。
以租而言，孟子在战国时，以什一之税为王者之政；而汉制则什五税一，常收半租，则为三十税一。【此见汉代的实际政治，已较战国学者托古改制的理想，更进一步的宽大。】若以亩收一石计，【除去永业田不论。】唐制只是四十而税一，【八十石中收二石。】较之汉制更轻更宽大。【以西晋开国百亩课田六十亩相比，减轻二十余倍。】
以庸而言，汉制更役一岁一月，唐制则只二十天，只有汉制的三分之二。【汉尚须为正卒卫士一年，又有戍边三天。唐因行府兵制，农民不须卫戍，比汉负担更轻。】
调输布帛，与汉口赋骤难相比。惟西晋户调，丁男之户，岁输绢三匹，绵三斤，比唐多六倍。北魏均田，一夫一妇调帛一匹，比唐亦多一倍。【唐兼绫、絁，比上稍有出入。要之唐之调法轻于魏、晋。】
唐制庸、调并得视田登耗为蠲免。
要论轻徭薄赋，中国史上首推唐代的租庸调制。在这一个制度下，农民自可安居乐业。
唐初不榷监，开元以下始课监；【以左拾遗刘彤表。然天宝、至德间，监每斗尚仅十钱。其后乃增至四十倍。天下之赋，监利居半。】则唐兴逾百年矣矣。唐初无茶税，建中以下始税茶。唐初无酒禁，广德以下始禁酒。唐六典谓“关呵而不税”，则唐初待工商又甚优。【隋亦所仰惟赋调，唐初仍隋制也。】
又按：就中国史上之商人言之，西汉货殖传中人物，其在当时社会上之势力，勿论矣。即如东汉初，樊重家闭门成市，兵弩器械，资至百万，光武资之起。其末年，蜀先主亦得中山大商张世平、苏双之助。而麋竺祖世货殖，僮客万人，资产钜亿。进妹于先主，奉奴客二千，金银货币，以助军资。则其实商人势力，犹可想见。降及两晋，多以朝廷大僚而兼营货殖，如王戎、【园田水碓，周遍天下。】石崇【甚至劫夺。】是也。
宋元徽中，张兴世为雍州刺史，还家，拥资三千万。【而为苍梧王所劫。】世云：“广州刺史但经城门一过，便得三千万。”而梁武陵王纪都督益州，在蜀十七年，南开宁州，越嶲，西通资陵，吐谷浑，殖其财用。黄金一斤为饼，百饼为簉，至有百簉；银五倍之；其他锦罽缯采称是。又得贾胡为主金帛。【见北史何妥传。】同时梁武弟临川王宏，积钱百万一聚，黄榜标之，千万一库，悬一紫标。如是三十余间，计见钱已三亿余万。
北齐富商大贾以货贿得仕宦，屡见史册。隋、唐商业尤盛，而官吏以经商致巨富亦常见。自两宋以下，此风似不扬。官吏兼务货殖至巨富者始少，富商大贾在政治、社会各方面活动势力亦见绌。其趋势盖自唐中冶以后而始变。一则商税日重，商利日薄。如唐代“公廨钱”【亦名“料钱”。】有七分生利者。【唐武德以后，国家仓库犹虚，应京官料钱，并给公廨本，令富当司令史番官迵易给利，计官员多少分给。贞观时，褚遂良极论之，然其制终不革。开元六年，祕书少监崔沔议：“五千之本，七分生利，一年所输，四千二百。兼算劳费，不啻五千。”】开元十六年诏：“天下负举，只宜四分收利，官本五分收利。”可见当时社会利率之厚。
宋王安石行新法，青苗市易皆收息二分，已为一时诟病，亦由其时社会一般利润自低也。惟其利润降低，故商人不能进至于大富，而官僚亦无从自商人处一转手而获多金。然论社会商业状况，宋以下若转较唐以前为活泼。【市坊制度，皆至宋而废弛。于是有夜市，有草市。此盖都市人口增加，财富旺盛，交通便利，劳动生产力发达，故商业交易，随时随地而扩大。又如唐以前用钱绢，宋、元以下用银钞，皆可见商货交易之厚盛于前也。】
盖社会商业情况之盛衰，不必与商人所得利润之高低为正比。故宋以下社会一般商业虽转盛，而资本集中之趋势则日减。二则贵族特权日削，官方则例日严，故宋、明权臣大僚，多务于厚拥田租而止。田租之视商利，故瞠乎后矣。
偶有以货殖坚称巨富，往往得罪，祸不旋踵。【如明初吴贾陆某，富甲江右，谓“积而不散，适以酿祸”，尽以与其徒沈万三，身为道士以终。沈富敌国，明太祖因而罪之，谪戍云南。】
盖社会贫富之悬殊，与贵族特权之存废，亦相为比例而进退也。【比如海上贸易，宋非不如唐，然市舶司制度既立，则利入政府，官僚与商人，皆不能如唐人之多获后里。】社会自唐中叶以下，既无特贵，亦无殊富，则力量渐趋平均，故此后社会之乱，如王仙芝、黄巢、张献忠、李自成、洪秀全等，除却军队叛变以外，大抵皆饥民之骚动。求如古社会之所谓豪杰起义者，亦渺不可得。此亦古今社会升降转变一大节目也。欲知盛唐社会盛况，亦不得不注意及此，故附论及之。
租庸调制的第二个优点，则为税收项目之列举分明。【有田则有租，有身则有庸，有户则有调。】此惟汉代的租税制度差可相比。自租庸调制破坏以后，更找不到此种项目分明之征收制度。因此横征暴敛，可以随时增加，有进无已。
更重要的一点，租庸调制的后面，连带的是一个“为民制产”的精神。及丁则授亩，年老则还官，“为民制产”与“为官收租”两事并举，此层更为汉制所不及。【汉租虽轻，然有无田者，亦须出口赋，应更役，不得已出卖为奴，亡命为盗。唐制无田丁户，则无不能应庸、调之人民矣。】
在租庸调制下之农民生活，其比较宽舒安恬之景象，可以想像而得。农民生活之宽舒安恬，蒸郁而生整个社会之繁荣。盛唐时代之富足太平，自贞观到开元一番蓬勃光昌的气运，绝非偶然。
杜甫诗：“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此盛唐社会之写照也。安史之乱，李萼说颜鲁公，谓：“平时江、淮、河南钱帛聚于清河，以赡北军，谓之‘天下北库，。有布三百余万匹，帛八十万匹，钱三十余万缗，糧三十余万斛。昔讨默啜，甲兵皆贮清河，今有五十余万事。户七万，口十余万。”颜遂据以拒贼。
许远于睢阳，积粮六万石，张巡因之以障江、淮。乌承恩以信都降史思明，亲交兵马仓库，马三千匹，兵五万人。当时州、郡犹富实如此。
此后虽益衰，然藩镇之殷实富厚，仍有远非后世可冀及者。宪宗时，韩弘在汴为宣武节度使，献马三千，绢五千，杂缯三万，金银器千。而汴之库厩尚有钱百余万缗，绢百余万匹，马七千匹，粮三百万斛。
穆宗时，刘整为卢龙节度使，献征马万五千匹。藩镇财力殷盛，正见唐代积富于民之厚，故诸藩亦得自捍外寇而久存。顾亭林日知录谓：“今日所以百事皆废，正缘国家取洲、县之财，纤毫尽归之上，而吏与民交困，遂无以为修举之资，即如唐代之驿舍，有沼、有鱼、有舟、【孙樵书褒城驿壁。】有池、有林；【杜甫奏州杂诗。】后代驿舍，殆如隶人之垣。”又曰：“余见天下州城，为唐旧治者，其城郭必皆宽广，接到必皆正直，廨舍之为唐旧创者，其基址必皆宏敞。宋以下所置，时弥近者制弥陋。人情苟且，十百于前代矣。”今按：唐室富盛，固在中央不尽取之于州、郡，尤要者，更在中央不尽取之于民间也。
“府兵”制度，沿自西魏、北周，至隋、唐而大成。
唐府兵制定于贞观十年，天下十道，置折冲府六百三十四，而关内共有二百六十一。
府又分为三等，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府数各说不同。陆贽谓：“诸府八百余所，关中殆五百焉。”杜牧谓：“凡府五百七十四，有四十万人。”皆与唐志不合。盖自有增减变动耳。汉唐事笺谓：“以唐地志每州之府数计之，仅与杜牧同，其说当可据。”所以关中置府独多者，固为有强本弱枝之意，然亦由府兵制承袭周、隋，因其遗基，故独以关内为特盛也。
每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
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
民年二十为兵，【此指府兵言，非指全体农兵言。】六十而免。每岁冬季，折冲都尉率之习战。
府兵皆隶于诸卫。【唐踵隋制，设十六卫，将军总三十员，属官一百二十八员，以养武臣，其所部兵则散于诸府。】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以月上。
按：汉卫卒以岁代，较唐为优，唐太纷扰矣。【唐制亦有简留直卫者，则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围十二番，亦月上。】
府兵制的优点，无事耕于野，番上宿卫，有事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将归于朝。【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于诸卫，乃是内任官。汉郡国都尉不隶卫尉。此亦唐代中央集权较汉更进之一例。】既免军人专擅兵队之弊，亦无耗财养兵之苦。
尤要者，府兵制并不是“全农皆兵”，而是“全兵皆农”。【亦即选农训兵。】西汉的全农皆兵制，一则教练不易精熟，二则事实上无需发动整个农民来充当兵役。唐制在整个农民中挑选其合格的充当府兵，既不需国家特别的俸给，【因其附农于兵。】而一般农民从此可以脱去充兵的义务。
所以府兵制一方面说来是兵、农合一，【如南朝募兵与北朝之部族兵，皆非兵农合一。】而在另一方面说则为兵、农分离。【汉以来农民，自历史上之传统观念言之，皆有充当兵役之义务。自唐以下，则农民除纳税外，并无必充兵役之责任。此在一个社会和平文化进展之过程中，实为应有之阶段也。又唐以前兵、役不分，唐以下兵与役离。兵与役离，故兵精。宋之“厢兵”，依然兵、役不分，故不可用。】府兵和进士，【一文一武。】实为农民出身发迹之两条路径。农民中家道殷实而身心武健者，可以加入府兵。【贫弱户在六等以下这，例不能应府选。】有聪明俊秀的子弟，在一家耕种余闲中，【如一家三丁，一丁可腾出读书应科举。】亦可读书求学，走入贡举门路。
古代社会中武力与智识两项，为贵族阶级所专有，平民不得预。现在则武力与智识，即从平民阶级中培养，而仍有其政治上特殊保护的地位。【此即府兵制较西汉全农皆兵制为优之所在。】
唐代的租庸调制，奠定了全国农民的生活。唐代的府兵制，建立起健全的武装。唐代的进士制，开放政权，消融阶级，促进了社会的文化。唐代的政府组织，又把一个创古未有的大国家，在完全密而伟大的系通之下匀称的、合理的凝造起来。事实胜于雄辩，盛唐的伟大，已在事实上明确表出。
唐人之伟大，可以唐六典、唐律，乃至如杜佑通典、【其先开元时刘秩政典，取周礼六官所职，分门撰书，为通典所祖。】李吉甫元和郡县志等著作中觇之。自北方儒统中产生苏绰，卢辩，继之而有李文博、【隋博陵人，著政道集十卷，大行于时。房玄龄友之。其书不传。】王通，【隋文时献太平十二策，归而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拟论语。困学纪闻谓：“世说其言清以浮，有天下分裂之象。中说其言宏以实，有天下将治之象。”陈龙川谓：“文中子没于隋大业三年五月，是岁十一月，唐公入关，其后攀龙附凤以冀成三百载之基业者，大略尝往来于河汾矣。然智不足以尽知其道，而师友之义未成，故朝论有所不及。”今按：中说所传唐初名臣多受业通之门下，此乃通后人妄为之。然通自是一时大儒，惟亦非平地突起。当时北方儒风已达此境。则生气染习，唐初诸臣，固不必定得之通也。】
再继而有唐人对政治、社会上更坚实、更恢宏的建设。至于唐人之诗、文、艺术等，乃自唐代盛况下所孕育，非由此产生唐代之盛况。若或专从唐太宗等几个人物身上着眼去窥测，亦难得其真际。
此种政治、社会更方面合理的进展，后面显然有一个合理的观念或理想为之指导。
这种合理的观念与理想，即是民族历史之光明性，即是民族文化推进的原动力。他不必在某一个人的事业上表出，而是在整个民族的长时期的奋斗下，笃实光辉地产生。
从北魏到北周亦即隋唐，逐步进展，光明在黑暗的氛围中长养成熟，在和平的阶级下达其顶点。至于社会不是的动乱，只是黑暗与盲目势力给历史进展的一些波折。
要看当时中国民族新生命之复苏，应在此等处着眼。
【唐代租税制度与兵役制度之废弛】
一项制度之创建，必先有创建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一项制度之推行，亦同样需要推行该项制度之意识与精神。
此种意识与精神逐渐晦昧懈弛，其制度亦即趋于腐化消失。
盛唐的命运，由于当时各项新制度之创建。【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之达于具体现实化。】及此各项新制度日趋崩溃，【换言之，即某种意识与精神已丧失或转变不复存在。】而盛唐之盛亦遂不可久保。
租庸调制的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税，而尤重于为民制产。
推行此项制度，必先整顿籍帐。【正如北魏均田，必先成立三长制。】
户籍分九等，共三本。一留县，一送州，一送户部。【此为租、调之根据。】
计帐预定翌年之课役数。【此为庸之根据。】
武德六年制，“每岁一造帐，三年一造籍”。【州、县留五比，尚书省留三比。】
凡户口之新附、除籍、绝逃、籍没，田亩之应退、应授，均须逐年认真办理。【此即政府上下对此制度必先有一番精神，更不可无一种相当之意识也。】
杜佑通典以隋国计之富足，归功于高熲建输籍之法。按：熲在炀帝时奏：“人间课税，虽有定分，年常征纳，除注恒过多。长吏肆情，文帐出没，既无定簿，难以推校。乃为输籍之样，请遍下诸州。每年正月五日，县令巡人，各随近五党、三党共为一团，依样定户上下。”帝从之，自是奸无所容。则熲之输籍法，正有赖于详密周勤之吏治。
唐自武后乱国以来，民避徭役，逃亡渐多。田移豪户，官不收授。【其时已有括正户之举，见苏瑰传。】
到玄宗开元八年，乃重颁庸调法于天下。【制度废弛而求以法令挽回，苟不能唤起推行此项制度之精神与意识，则亦徒然。】
是时天下户未尝升降。监察御史宇文融献策，括籍外羡田、逃户。
自占者给复五年，每丁税钱千五百。诸道括得客户八十余万，田亦称是。州、县希旨，张虚数，以正田为羡，编户为客，岁终，籍钱数百万缗。【当时上下意识，已全不在轻徭薄赋与为民制产上着想。徒借法令求得隐漏，与民争财，如何得恢复往年创建租庸调制度时之精神！】
然版籍之不整理如故。
丁口转死非旧名，田亩移换非旧额，贫富升降非旧第，户部徒以空文总其故书。
朝廷再不注意到民生疾苦，而徒务于追征诛求。
旧制：人丁戍边者蠲其租、庸，六岁免归。玄宗方事夷狄，戍者多死不返。边将怙（hù）宠，不以死申，其贯籍之名不除。天宝中，王鉷（hóng）为户口使，遂案旧籍，除六年外，积征其家三十年租、庸。肃宗末，租庸使元载又按江、淮籍，【以江淮虽经兵荒，其民比诸道犹有赀产。】举八年租、调之违负及逋逃者，择豪吏为县令督之。民蓄榖十斛则重足待命，或聚山林为盗。
创建租庸调制度的意识与精神全不存在，而强欲以法令快上意，终不能有效。
其时政府则诛求苛刻，而社会则兼并炽行。【此实一事之两面。】
据天宝十四年统计，户数共八九十万有奇，【按：此数即多隐漏不可靠，说见下篇。】而课者五百三十四万有奇，不课者三百五十六万有奇。口数共五千二百九十万有奇，课者八百二十万有奇，不课者四千四百七十万有奇。不课者户占三之二，口占六之五。【唐制：鳏、寡、孤、独、废疾，不课；九品以上官，不课；部曲、客女、奴婢，不课。岂有此等得占三二、六五之理！】故杜佑谓：“开元、天宝以来，法令废弛，并兼之弊，有踰汉成、哀之间也。”【据开元十一年诏，其时王公、百官、豪富，或招农民垦闢荒地，熟则擅为私有；或非法收买口分、永业田；或私改簿籍，隐漏户口，占为已有；或以自典贴及收夺以为兼并。租庸调制之破坏，盖至此已达极点。】
及安、史乱后，户籍顿减，更难整理。
肃宗乾元三年，户一百九十万有奇，口一千六百九十万有奇。较之天宝十四年之数，户激减七百万，【五去其四。】口激减三千六百万，【三去其二。】战乱耗折，亦不至如此之钜。此亦以吏治废弛，兼并炽行，为其一重要原因也。
于是租庸调制乃不得不废弃而以“两税”制代之。【代宗大历元年诏：“天下苗一亩税钱十五。以国用急不待秋，方青苗即征之，号‘青苗钱，。又有‘地头钱，亩二十，通名‘青苗钱，。”此即以亩征税也。五年始定法：“夏上田亩税六升，下田四升。秋上田亩税五升，下田三升。青苗钱亩加一倍。”此夏、秋分征也。是皆“两税”制之先声。一制度之创建，必有其开先，无突然出现之理。】
“两税”制始于德宗建中元年，为宰相杨炎所创。
史称：“肃宗至德后，天下兵起，人户凋耗，版图空虚。赋敛之司，莫相统摄，纲目大坏。王赋所入无几，科敛凡数百名。废者不削，重者不去。吏因其苛，蚕食于人。富人多丁者，以宦学、释老得免；贫人无所讬，则丁存。故课免于上，而赋增于下。是以天下残瘁，荡为浮人。乡居土著者，百不四五。炎疾其弊，乃请为两税法。”
其制：凡百役之费，一钱之敛，先度其数而赋于人，量出以制人。
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行商者，在所州、县税三十之一。】税夏、秋两征。【夏输无过六月，秋输无过十一月。】租、庸、杂徭悉省。
其制简捷明白，可以止吏奸；而未必能惠民生。
史称两税制行，“人不土断而地著，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轻重之权始归朝廷。”然当时识者如陆贽等极非之。惟以救时弊，竟不能革也。马端临谓：“因授田之名而重其户赋，田之授否不常，而赋之重者已不可复轻，遂至重为民病，此自魏至唐之中叶是也。自两税之法行而此弊革。”可见两税制在当时亦自有其所以为补救之意。盖既已不能为民制产，则视民财力而课税，亦不失为公平之道也。
以此制与租庸调制比，租庸调制税目分明，此则并归一项。授田征租之制，遂变为仅征租不授田。“为民制产”之精意全失，而社会贫富兼并，更因此而不可遏。
唐、宋莊园之成立即由此。陆贽奏议谓：“疆理隳坏，恣人相吞，无复畔限。富者兼地数万亩，贫者无容足之居。依託豪强，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卢。有田之家，坐食租税。
今京畿之内，每田一亩，官税五升；而私家收租，殆有亩至一石者，是二十倍于官税也。降及中等，租犹半之，是十倍于官税也。”【均节赋税恤百姓奏。】按：当时私租额比租庸调旧制已增到二十倍，即官税亦比租庸调制增高。
两种税制下之社会经济及其一般景况，自必激变，可想而知。又按：两税制户不问主、客，惟以见居为簿，此后所谓主户、客户者，乃全为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新名词。【其先则是土著与流移寄居之别。】
南宋胡宏【五峰集与刘信叔书。】论主、客户之关系，云：“蜂屯蚁聚，亦有君臣之义。自都甸至于州，而县，而都保，而主户，自主户至于客户，递相听从，以供王事，不可一日废。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客户或禀性狼悖；或习学末作；或肆饮博；或无妻之户，诱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此见客户亦自有独立之私产与储蓄，并有转变其身分之可能，如史言北宋氾（fàn）县李诚莊客，“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是也。客户可免国家之徭役，故有献产巨室以规免役者。然唐代有户税，宋代有丁钱，彼等盖仍为国家之公民。故北宋主、客户口丁数皆分别统计。此等特以经济上之租贷契约关系而受主户之管束，与汉代所谓奴隶、唐初所谓部曲户者不同。若认客户为农奴，则失之。又莊园主亦自向国家纳税。大历四年有“诸道将士荘田，缘防御勤劳，一切从九等输税”之诏。其取利亦不过在私租重而关税轻之间。此所谓“兼并”与“封建”之异。若以古代封建贵族目唐中叶以下之莊园田主，亦误。】
此可见两税制行后农田兼并下之一种情态，若与口分、永业之制相比，自可想见世运隆污之殊也。【北宋真宗天禧五年，主户六百余万，而客户则达二百六十余万，已几及主户之半数。仁宗宝元元年，主户六百四十余万，而客户则三百七十余万，逾主户之半数矣。佃农几常占全国户数三分之一，则世运之惨澹可知。】
又此制因出制入，与农业经济之情况亦不合。
农产有常额，故三年耕，有一年之蓄，以备非常；水旱荒歉，则减免田租。今量出为入，则有不顾田收，随意加征之弊。此后租税日重，颓势不可复返矣。
以货币纳税，亦为妨农利商。
此制行，纳税人以所供非所业，必将增价以市所无，减价以货所有。而豪家大商，积钱以逐轻重，农人将日困。杨炎此制，本以便政府，不为农民计也。【穆宗时，用尚书杨于陵言，两税皆易以布帛、丝、纩（kuàng－丝绵絮。）。五代时，吴徐知诰用宋齐邱言，税收悉以榖、帛、紬、绢。于时皆称惠益。宋代复输钱，折变之制，大为民病。为绢者倍折而为钱，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难得，榖愈不可售。使民*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而民生无苏息之日矣。】
以后的税制，只能沿着杨炎的两税制稍事修改，竟不能再回到租庸调制的路上去。正因为一个制度的推行，必有与其相副的一种精神与意识，否则此制度即毁灭不能存在。从北魏到唐初，在中国士大夫心中涌出的一段吏治精神，唐中叶以后已不复有，则相隋而起的种种制度，自必同归于尽。
府兵制度亦在同样命运下消灭。【换言之，府兵制度之破坏，全在时人对此制度所与的精神以及意识上之转变。】旧制，诸卫将军皆选勋德信臣。武后之世则多以外戚无能及降虏处之。
贞观时，府兵宿卫，太宗常引与共同习射。
上日引诸卫将卒数百人，习射于显德殿。谕之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遊忘战。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为汝师，突厥入寇为汝将。庶中国之民，可以少安。”由是人思自励。数年间，悉为精锐。
其后本卫多以假姻戚家，役使如奴隶。
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番上者皆贫羸受雇而来。
旧制，折冲、果毅出身优越。【马周云：“折冲、果毅先入为中郎将，次始补郡守。】后则历年不迁，为士大夫所耻为。
旧制，府兵征役得授勋级；死事，勅使弔祭，追赠官职。后则勋官、督役与白丁无别，死事更不借问。赏既不行，并多伪勋舞弊。【高宗时，刘仁轨、魏元忠等均已极论其事。魏云：“苏定方定辽东，李勣（jì）破平壤，赏绝不行。将吏率多贪暴，所务惟狗马，所求惟财物。”刘疏比论贞观、显庆异同尤详切。】
旧制，府兵皆富室强丁，始得为之。其后则渐成贫弱，【府兵出征不赏，则较农民更苦瘁，自必贫弱。】无力上番宿卫，遂至逃亡。
唐关内府兵已远及朔方边陲，武后时，番上者即已因贫不能自致。
旧制，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于府，不失田业。其后则征镇不息。【先天二年诏：“往昔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而事不克行。】
旧制，府兵戍边三岁而代。其后则增至六年。【以劳于途路，乃募能更住三年者，赐物二十段，谓之“召募”。遂令诸军皆募，谓之“健儿”。事始玄宗时。】天宝以后，戍兵还归者无一、二。
杜甫诗：“一从十五北防河，便至四十西营田，去时里正与裹头，归来头白还戍边”时戍者，多赍（jī）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府库。既拥兵自重，又杂使宫私。昼则苦役，夜絷（zhí）地牢，利其死而没其财。【其虐如此，而不敢怨叛，以府兵自有家业，恐累亲族也。】李泌谓：“山东之人，惩天宝之苦，故甘心为贼【藩镇。】用。”
旧制，府士缺额，须随时补足。以后则无人注意及此。
府兵制的创建与推行，一面是由于对国家武装之深谋远虑，一面是由于对农民生活之忠诚恻怛（dá）。在此两种精神下，始可有府兵制之创建与推行。
社会和平既久，文治日隆，骄纵日恣，对国家武装，不再有忧勤惕厉之感。非漫不关心，即穷兵黩武，滥用民力。对府兵本身，更没有一种合理的人道观念。从精神的转变，影响到制度，使其不能存在。于是遂有所谓“彍（guō）骑”制。
“彍骑”制始于玄宗时张说之建策。【彍骑之兴，在开元十一年，初名“长从宿卫”，至开元十三年始有“彍骑”名。】
以当番卫士因贫弱逃亡略尽，请一切召募强壮，不简色役，优为条例。逋逃者争来应募，旬日得精兵十三万，分系诸卫，更番上下，以实京师。此即以后所谓彍骑。
其实彍骑与府兵还是大同小异。一样的于农家中挑募富强。【既以强壮募，又优为条例，则富强仍兼有之。】一面授田耕种，一面轮番宿卫，惟与府兵制不同者，府兵遍及全国，彍骑则只在京师。府兵兼负征戍，彍骑则专于宿卫。
彍骑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正因其精神不够推行之故。
因为彍骑还只是府兵制之缩小范围，故至天宝以后，连彍骑亦不能存在。【在上者精神不贯注，则经历相当时期，折冲府依然无兵可交。以前召募的，现在仍然逃亡。】
自此唐代只有所谓“方镇”的边兵，【开元二十五年始募丁壮，长充边军。】与中央的禁兵。
边兵统于番将，禁兵统于宦官。他们既坐食优俸，吮吸人民的膏血，却并不能对国家社会有丝毫贡献，只促进唐室之乱亡，使中国史再钻入黑暗的地狱中去。
刘贲（bēn）对策谓：“首一戴武弁（biàn），疾文吏如仇讐（chóu）；足一蹈军门，视农民如草芥。”唐末军人意态如此。
唐代的租庸调制与府兵制，是两个古代社会蜕变未尽的制度，大体精神颇与汉制为近。自唐以下，租税与兵役都走入新方向，和汉、唐绝然不同。
租税不整顿，农民生活无法繁荣；兵役不整顿，国家武装无法健全。后世中国遂想望汉、唐之富强而不可几及，这是重大的一种因素。
【唐代政府官吏与士人之腐化】
唐代的租庸调制和府兵制，结束了古代的社会。其政府组织和科举制，则开创了后代的政府。但后两者亦各有其流弊与缺点。
科举制让人自由应考，即是广泛的开放政权。此制度容易引起士人充斥、官员多之患。而且唐初入仕之途极广，科举选不过是其间的一项。
高宗时刘祥道疏：“岁入流千五百，经学、时务比杂色人，三分不及一。”玄宗时杨瑒言：“唐兴，二监【指两京之国子监。】举者千百数，当选者十之二，考功覆校以第。谓经明行修，故无多少之限。今考功限天下明经、进士岁百人，二监之得无几。且以流外及诸色仕者岁二千，通明经、进士十倍。”按：贞元十八年又赦：“自今以后，每年考试所取明经不得过百人，进士不得过二十人。”
于是“官员有数，入流无限，以有数供无限，人随岁积”。【高宗显庆二年，黄门侍郎刘祥道奏语。】
刘祥道奏谓：“今内外文武宫，一品以下、九品以上，一万三千四百六十五员。年取五百人，三十年得一万五千人，已有剩无少。”而当时每年入流数过千四百人。武后时纳言魏玄同上疏：“诸色入流，岁以千计。羣司列位，无复新加，官有常员，人无定限。选集之始，雾积云屯，擢叙于终，十不收一。”【东汉以二十万人举一孝廉，即最盛时亦不逾三百人。】
其势循至于为人择官，而非为官择人。其时则“官倍于古， 士十于官，求官者又十于士。于是士无官，官乏禄，而吏扰人。”【玄宗时刘秩语。】
通典云：“按格令，内外官万八千八百五员；而合入官者，自诸馆学生已降，凡十二万余员。其外文武贡士，及应制、军功、使劳、征辟、奏荐，诸以亲荫等，大率约八、九人争官一员。”
在此情势下，政府的用人，遂至于徒循资格，推排禄位。
开元时选人渐多，有出身二十年不获禄者。裴光庭为吏部尚书，乃定循资格之制。自下升上，限年蹑级。其有异才高行，听擢不次。然有其制，无其事。有司但守文奉式，循资例而已。庸愚沉滞者皆喜，谓之“圣书”。按：此制崔亮已行之于后魏，裴光庭以后，遂莫能革。
然而禄位仍有限，资格仍无穷。在政海角逐中，渐渐分成朋党，而使在上者亦束缚困制，无可展布。
唐宰相犹得不次用人。代宗时，崔佑甫为相，日除十数人，未逾年，除吏八百员。或谤其所除多涉亲故，佑甫曰：“进拟庶官，必量能补任，若素不知闻，何由察其言行？”识者是之。宪宗时，李吉甫为相，谓学士裴垍曰：“吉甫自尚书郎流落远地十余年，后进人物，罕所接识。君多精鉴，幸闻今之才杰。”垍取笔疏其名氏，得三十余人，数月之内、选用略尽。当时翕然有“得人”称。自文宗以下，朋党议兴，由是进用一官，迁除一吏，各相顾瞻，恐涉讥议。
以前的弊害，在于社会有特殊阶级【门第。】之存在，政权不公开，政治事业只操于少数人之手。现在的弊害，则因特权阶级逐步衰落，社会各方面人平流竞进，皆得有参政之机会，而政权一解放，政治事业时有不易督责推动之苦。
德宗时沈既济言近代之失“四太”，“入仕之门太多，世胄之家太优，禄利之资太厚，督责之令太薄。”此即申说当时政局之此种病象也。
以上所说，其先并不即是科举制之弊病，只是科举制亦在此种政权公开之趋势下存在。此后科举制逐步推进，入仕之途，逐步集中到科举一门之下，则上述种种病痛，亦全由科举制来保留。
照理论，国家一面公开政权，一面便应实施教育，好使两者分途并进，此在贞观初年颇有其意。
贞观五年以后，太宗屡幸国学，增创学舍一千二百间。国学、太学、四门学，均增生员额。书、算各置博士。凡三千二百六十员。屯营飞骑，亦给博士，授以经业。髙丽、百济、新罗、高昌、吐蕃诸国，亦遣子弟请入国学。国学之内，八千余人，其盛为近古所未有。
但一到高宗、武后时，此风凌替。
旧唐书儒学传：“高宗嗣位，政教渐衰，薄于儒术，尤重文吏。醇醲日去，华竞日张。则天称制，以权道临下。不吝官爵，取悦当时。生徒不复以经学为意，二十年间，学校顿时隳废。” 新书儒学传谓其时“诸王、驸马皆得领祭酒”，其腐败可想。故刘祥道上疏，谓：“永徽以来，庠序诸生，未闻甄异，奖励之道未周。”
而中宗时，韦嗣立上疏，谓：“国家自永淳以来，二十余载，国学废散，胄子衰缺。时轻儒学之官，莫存章句之选。贵门后进，竞以侥幸升班。寒族常流，复因凌替弛业。”盖武后“重用刑，轻用官”。【杨嗣复语。】
韦氏当国，亦“擅擢士大夫”。【杨瑒语。】至太平公主亦常推荐天下士，谓儒者多窭狭，厚持金帛谢之，以动大议，远近翕然归向。经此数番捣乱，士风激变，儒业骤衰，而学校之政终于不振。唐太宗尝问王珪：“近世为国者益不及前古，何也？”对曰：“汉世尚儒术，宰相多用经术士，故风俗淳厚。近世重文轻儒，参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唐高宗、武后以后之弊象，王珪已逆知之矣。
国家既无教育，而空悬一格以为考试。【此犹专據科举言。诸色人流，以及世胄门荫，并以无之。】而考试标准又渐渐趋重于进士科之诗赋。
隋大业置进士科，试策问。唐初亦因之。髙宗永隆二年，考功员外郎刘思立言：“进士惟诵旧策，无实才。”遂诏进士先试杂文两篇，通文律然后试策。所谓杂文，即诗赋之类。玄宗天宝十一载，诏：“进土帖经既通，乃试文、试赋各一篇，文通乃试策。”可见进士科在永隆以前止有对策；天宝以前有策、有诗赋；天宝以后有帖经、有策、有诗赋。说者谓隋以诗赋取士，未是。惟对策多可抄袭，帖经惟资记诵，别高下、定优劣，以诗赋文律为最宜。故聪明才思，亦奔凑于此也。
开元以后，成为风气。
开元以前，未尝专尚进士枓，故天下名士杂出他途。开元以后始尊崇之，故当时名士中此科者十常七、八。其后则公卿非进土出身不为美。开元二十五年敕：“进士以声韵为学，多昧古今；明经以帖诵为功，罕穷旨趣”，是当时未尝不知其流弊，而无以为变。
全国上下尚文之风日盛，尚实之意日衰。
此亦武后时开之。【史称：“永淳以来，台阁髦（máo）彦无不以文章达，“而中书舍人尤为朝廷盛选，诸官莫比。”相传武后天授元年，寿春君王盛器兄弟初出阁，同日受册，有司撰仪注，忘载册文。及百寮在列，方知阙礼，宰臣相顾失色。中书舍人王勃立召小史五人，各令执笔，口授分写，同时须臾俱毕。词理典赡，时人叹服。当时所艳称之故事率如此。又，自王通至王勃，一家学术之变，即可以觇世尚也。】武后诏张昌宗撰三教珠英，文学士李峤、阎朝隐、徐彦伯、张说、宋之问、崔湜、富嘉谋等二十六人助成之。阎朝隐为武后祷疾少室山，沐浴伏身俎盘，为牺请代。宋之问等至为易之奉溺器。二张诛，朝官房融、崔神庆、崔融、李峤、宋之问、杜审言、沈佺期、阎朝隐等皆坐窜逐。后之问又谄事太平公主见用。安乐公主权盛，复往谐结。此可见当时朝士风习矣。
诗赋日工，吏治日坏。
杜佑通典论此，曰：“国家贞观中，有户三百万。至天宝末，百三十余年，才如隋氏之数。圣唐之盛，迈于西汉，天下编户合踰元始之间，而名籍所少三百余万。直以选贤授任，多在艺文。才与职乖，法因事弊。隳循名责实之义，阙考言询事之道。习程典，亲簿领，谓之浅俗；务根本，去枝叶，目以迂阔。职事委于羣胥，货贿行于公府，而至此也。”【长庆初，给事中丁公著高穆宗：“国家自天宝以后，风俗奢靡，宴处群饮，以喧哗沉湎为乐。届重位、秉大权者，尤杂倨肆于公吏之前，曾无愧耻。公私相效，渐以成俗。由是物务多废。”此可与杜佑之言相参证。重艺文，习奢靡，其事亦相因也。】
唐代政治界的风习，大有从北朝经术转向南朝文学的意味。这亦是唐代盛运中衰征之一。【宋神宗讥唐太宗“为文学庾信”，郑毅夫谓太宗“文章纤靡，不与功业称”。炀帝雎好文，而犹能矫南土之弊；太宗转溺南风。南方之文采风流，终于战胜北人之朴厚，为隋、唐统一盛运中一极可注意之亊，又会昌四年中书门下奏：“齐月断屠，出于释氏。国初风俗，犹近梁、陈：卿相大臣，颇遵此教。”即孔颖达诸人为五经正义，亦多行南废北。
政权无限制解放，同时政府组织亦无限制扩大。【时则有三省、九寺、一台（御史）、五监（国子、少府、军器、将作、都水。）唐代的政府组织，其第一可见的缺点，即为重规叠矩，有许多骈拇无用的机关。
范祖禹谓：“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有尚书省，是政出于二。既有尚书省，又有九寺，是政出于三。本朝裕陵【神宗。】好观六礼，元丰官制尽用之。中书造命，门下审覆，尚书奉行，机事往往留滞，上意亦颇以为悔。”
六部与九寺，职权即多重叠。
太常、宗正、鸿胪可入礼部，光禄、卫尉、太仆可入兵部，大理【即廷尉。】入刑部，司农入户部，少府入工部。大体均可消并。
北周书：“太祖以汉、魏官繁，思革前弊。大统中，命苏绰、卢辩依周制改创其事。”通典谓：“后周依周礼置六官，而年代短促，人情相习已久，不能革其视听，故隋氏复废六官，多依北齐之制。官职重设，庶务烦滞。加六尚书似周官之六卿，又更别立寺监，则户部与太府分地官司徒职事，礼部与太常分春官宗伯职事，刑部与大理分秋官司寇职事，工部与将作分冬官司空职事。
自余百司之任，多类于斯，欲求理要，实在简省。”今按：九寺乃古代封建政治之遗骸，为王室之仆佣。南北朝中央势微，王室衰替，则九寺职权日失其绪。西魏王室最为单孤，故北周君臣独有意于模古更新。惜乎隋代不能完此美意，隋文存心蔑其前代，改袭北齐，而六尚之制，实则仍蹈北周六卿之体貌，则无怪与九寺为复沓，有如杜氏之讥矣。
唐兴诸儒，亦未能穷究治要，遂使九寺骈拇，依然存在。玄宗时制唐六典，虽亦意准周礼，不知九寺固非周礼所有，仍不能荡涤更新，是则北周君臣一番创作之精神，实未为隋、唐所接纳也。故隋、唐而后，中国史上虽不复有古昔封建时代之贵族，而仍存古昔封建遗蜕之王室。【其详见论汉制。】下益卑，上益崇，君尊臣屈，一成不革，又岂独官职之重叠而已！是亦读史者所宜大与惋惜之事也。
新机关产生，旧机关不取消，造成冗官坐食，不仅有损国帑，同时还妨碍整个政治效能之推进。
唐官有流内、【官置九品，品各有正、从，四品以下又分上、下，共三十阶，谓之“流内”。】视流内、流外【九品以外别置九级，自勋品以至九品，无正、从。谓之“流外”。“视流内”亦自勋品至九品。】之别。
又有职事官与散官、【散官不带职事，给律禄，与朝会，班列依本品之次。皆崇官盛德，罢剧就闲者居之。如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膘骑三司，是也。】
勋官【出于周、齐交战之际，本以酬战士。其后渐及朝流。如上柱国、柱国、上护军、护军、轻车都尉、骑都尉等。】之别。
又有正官、【阶高官卑称“行”，阶卑官高称“守”。官、阶同，无“行”、“守”字。】试官、【未为正命，始于武后时，藉以收买人心。当时谚曰：“补阙连车载，拾遣平斗量，把推侍御史、腕脱校书郎”，其滥可想。】
员外郎【俸禄减正官之半，亦始武后时。李峤为尚书，员外郎至二不余员。卢怀慎神龙中疏：“京诸司员外官数十倍，近古未有。”又有“同正员”，禄俸赐与正官同，惟无职田。】之别。【中宗时，韦后、太平公主用事，于侧门降墨敕斜封授官、号“斜封官”，亦数千员。李朝隐为吏部员外郎，执罢千四百员，怨诽哗然。】
贵族门第特权阶级逐步取消，政权官爵逐步公开解放，引起了官僚膨胀的臃肿病。
太宗省内、外官，定制七百三十员。【此據百官志。新书曹确传则云：“太宗著令，文武官六百四十三。】而杜佑通典计唐文武官及诸色胥吏总三十六万八千六百六十八人。【元和六年宰臣李吉甫奏：“自汉及隋，十有三代，摄其官员，皆少于国家所置。】
历代官数
汉  ——130，285员。【哀帝时数，兼诸府州郡胥吏在内。】
后汉——7，567员。
晋  ——6，836员。
宋  ——6，172员。
齐  ——2，063员。
后魏——7，764员。
北齐——2，322。
后周——3，989员。
随  ——12，576员。【内官2，581，外郡县官9，995员。】
唐  ——18，805。【内官2，620，外郡县官16，185。】
与官员日增相因并起的现象，便是官俸日高。
唐初依品制俸，官一品月俸钱三十缗，职田禄米不过千斛。开元时一品月俸至二十六千。天宝数倍于开元，大历又数倍于天宝，而建中又倍于大历。大历中，权臣月俸至九千缗。元载为相，【以仕进者多乐京师，恶其逼己。】厚增外官外官俸，刺史月给或至千缗。至常袞相，乃加京官俸，岁约十五万六千缗，又加诸道观察使、都团练使、副使一下料钱，使上下有叙。李泌为相，又增百官及畿内官月俸。【复置手力资课岁给钱。左右卫上将军以下，有六项杂给：一粮米，二盐，三私马，四手力，五随身，六春冬服。射生、神策大将军增以鞋。州、县官有手力杂给钱。】至会昌，三师至二百万，三公百六十万，侍中百五十万，中书令、两省侍郎、两仆射百四十万，尚书、御史大夫百万，节度使三十万，上州刺史至八万。【建中时，沈既济言：“天下财赋耗数之大者惟二：最多者兵资，次多者官俸。其余杂费，十不当二事之一。】
这一个趋势，愈走愈失其本意，遂致做官只是发财分赃，而不是办事服务。
一方面又因用人进退之权，完全集中于中央，欲求精密而反不精密。
汉有辟除，故选部不劳。自隋一命之官皆授之朝廷，州郡之官悉归于吏部，唐承而不革。【唐代仕宦多由科目，而辟署亦时有之。有既为王官而被辟者，如张建封辟许孟容、李徳裕辟郑畋、白敏中辟王铎是也。有登第未释褐入仕而被辟者，如董晋辟韩愈是也。有强起隐逸，如乌重允之于石洪、温造，张搏于陆龟蒙是也。有特招智略之士，如裴度于柏耆、杜慆于辛谠是也。所谓隐逸智略之士，亦多起于白衣。故刘攽言：“唐有天下，诸侯自辟幕府，惟其才能，不问所从来。而朝廷常收其俊伟，以补王官之却。宋时虽有辟法，然白衣不可辟，有出身未历任者不可辟；对辟者复拘以资格，埘限举主，去古法愈远。而倜傥俊驰之士，少得自远矣。】其法始于孟冬，终于季春，天下之士奔走往来，秋往而春归。归装未卸，选期又至。是以远者、贫者、老者多不能至。至者千百，而授者不能什一。有出身二十年不得禄者。羣天下之士，决于一、二有司之目，察其貌言，考其书判，任公力所不逮，容私何所不至。请托纵横。奸伪百出。然唐之考课，尚为后世称美。其法有四善、【以著其德行。】二十七最，【以著其术数。】相为乘除而分九等。上者加阶，次进禄，下夺禄，又下解任。置知考使，常以宰相董其任。每能以物望取人而不疑于有司，故唐贤每言选举之弊，而于考课无异议。【卢承庆考内外官，一官督运漕，风失米，卢考之曰：“监不运损粮，考中下”其人容止自若，无一言而退。卢重其雅量，改注曰：“非力所及，考中中。”旣无喜容，亦无媿词。又改注曰，“宠屛不惊，考中上。”此尤唐代考课中之嘉话也。】
而授官任贤之事，渐变为挨资得官
刘秩云：“古者封建诸侯，自卿以降，各自举任。汉室佐史，皆牧守选辟。近则一命拜免，必归吏部，按名授职，犹不能遣，何暇采访贤良，搜核行能？”
中央政府规模扩大，政权集中，官僚充塞，阶资增多；地方官权位日落，希求上进的自然羣趋中央，遂连带引起重内轻外之习。
此弊贞观时即甚显。【若推溯言之，则远始晋代。晋李重杂奏议（群书治要、艺文类聚引）：“秦、汉倚丞相，任九卿，虽置五曹尚书令、仆射之职，始于掌封奏以宣内外，事任尚轻。而郡守牧民之官重。故汉宣称‘所与为治，惟良二千石’。其有殊效，玺书勉励，或赐爵进秩，礼遇丰厚。及至东京，尚书位渐优显，然令、仆出为郡守，锺离意、黄香、胡广是也。郡守入为三公，卢延、第五伦、桓虞、鲍昱是也。近自魏朝名守，杜畿、满宠、田豫、胡质等，居郡或十余年，或二十年，或秩中二千石，假节犹不去郡。此亦古入‘苟善其事，没世不徙官’之义。内官之贵，于今最隆。太始以前，多以散官补群郎，亦径补黄门中书郎，今皆数等而后至。百事等级遂多，迁补转徙如流，能否无以着，黜陟不得彰。为万治之大弊。夫阶级繁多而冀官久，官不久而冀治功成，不可得也。】马周上疏：“古者郡守、县令，皆选贤德，或由二千石高第入为宰相，今独重内官，刺史多武夫勋人，或京官不称职始补外。”张九龄玄宗时疏云：“京辅近处州刺史，犹择人，县令或备员。其余【江、淮、陇、蜀、三河等处。】但于京官中为闲散者，或身有累，在职无声，用于牧守，以为斥逐。”【武夫流外，积资得官，书为刺史。县令以下固不胜言。】
中央政府固易趋腐化，而地方政权更难整顿。唐代的地方吏治，因此不易与西汉相比。
西汉选用分于地方；唐则专于吏部，因此选择不精，并不负责。西汉官少，阶位疏阔，故能久于任职而专责成；唐则官多阶位密，故速于迁调，而又多掣肘。【卢怀慎中宗时疏：“比来州牧上左，及两畿县令，罕终四考。在任多者一、二年，少者三、五月，據即迁除。”其弊至此。又桉：梁朱异立法，分诸州为五品，以大小为牧守高下之差，而定升降之等。凡异国降人边陲之地悉为下州，论者谓：“以安富遂巧宦之欲？而使顽懦者困边民、开边衅。后世南荒、北鄙寇乱不息，莫不自守令召之。”
唐制州、县有畿、赤、望、紧、上、中、下、雄之别；明则有边、腹、冲、疲繁简调除之法。然边重于腹，瘠重于饶；而任官者腹、饶为上，边、瘠为下，何以劝能吏而贱贪风？此等皆多为阶级，又重官位而不重官职之病也。汉县令有迁郡守者（王遵、魏相），有迁刺史者（朱博），有迁谏大夫者（刘辅），有迁京辅都尉者（赵广汉），有迁御史中丞者（薛宣），亦有吏民所爱，增秩复留者（焦延寿）。地方下级官吏之地位，乃为后世不可想望。】
在这一种繁委业胜的政治情况之下，很容易叫人放弃了宏纲阔节，而注意到簿书案牍上去。
牛弘问刘炫：“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虑覆治。锻炼若其不密，万里追证百年旧案。故谚云：‘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则此种景象，自隋巳有之也。张九龄云：“始造簿书，备人遗忘，今反求精案牍，不急人才，何异遗剑中流，而刻舟以求？”
一面在分别流品，看不起吏胥；【诸司令史皆“流外”。】一面却把实际的政务，都推放在吏胥手里，【薄书案牍，皆其所掌。】这一个情形，自唐以下遂莫能革。
政府的扩大现象中，更可诧骇的，是王室生活之奢靡。太常所属乐人有数万员。
唐书礼乐志：“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隶太常及鼓吹署，皆番上，总号‘音声人’，至数万人。”按：李峤疏：“太常乐户已多，复求访散乐，独特鼗（táo）鼓者已二万余员。”此在中宗时。至宣宗大中初，尚有太常乐工五千余人，俗乐一千五百余人。
供膳至二千四百人。【汉太官司令宰士二百人。】
齿簿用二万二千二二百二十一人。【详唐书礼乐志。】
宦官、宫女之盛，遂为唐政腐败一要端。【详另述。】
种种病痛，自贞观以后，经过高宗之懈弛，武后之放恣，历中宗韦后之乱，到玄宗时陆续呈露。然苟有大有为的政府，尽可革新，并非死症。不幸玄宗在盛大光昌的气运之下，始则肆意开边，继则溺于晏安，上述各病痛，反而加甚益厉，遂致终于激起安、史的大变。
【唐初武功及中叶以后之外患】
中国在其统一盛运之下，对外理可有相当之发展。
唐初强敌，厥为北方之突厥。
突厥【即汉之“丁零”，世居金山，即阿尔泰山之南。】初臣于柔然，【蠕蠕。】 后渐强。【击灭柔然。】周、齐争结姻好，倾府库事之。其汗佗钵益骄，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
傅奕日曰：“自刘、石至后周，皆北狄种类，相与婚姻。高氏聘蠕蠕女为妻，宇文氏以突厥女为后。北齐供突厥岁十万匹，周氏倾国事之，锦衣玉食长安者恒数千人。周、齐使于突厥，遇其丧，剺面如其国臣。”
隋代突厥内侵，【突厥汗沙钵略妻宇文氏女，曰千金公主。】为隋所破。嗣突厥内乱，沙钵略归附。【千金公主赐姓杨氏，改封大义公主。此在平陈前。】
后突厥汗染干【沙钵略之子，據通典则为沙钵略弟处罗侯之子。】来求婚，隋使杀斤金公主而妻以宗室女安义公主。【后拜为启民可汗。安义公主死，又妻以义成公主。】
大抵突厥其势骤盛，而政治组织，不能坚凝，自分东西，时生内乱。而中国已趋统一，突厥遂终于屈服。
突厥政治组织远不逮匈奴。匈奴“单于”一统，突厥则分据一方者皆称“可汗”，其尊卑与“大可汗”不甚殊。杨忠与突厥伐齐还，言于周武帝，曰：“突厥首领多而无法令，何谓难制驭？”頡利入寇，唐太宗谓.‘“突厥众而不整，君臣惟利是视。可汗在水西，而酋帅皆来谒我，我醉而缚之甚易。”阵百药云：“突厥虽云一国，然其种类区分，各有酋帅。”此乃突厥在隋、唐初年所以虽盛而遽摧之故。
炀帝大业三年，幸榆林，启民来朝。帝亲巡云中，幸启民所居。【在今马邑。】启民躬为帝削帐外草。
隋末，中国乱离，中国人多往归突厥，始可汗【启民子。】遂复盛。
史称其“控弦百万，东自契丹、西尽吐谷浑、高昌”，盖北方几于混一。
唐高袓起太原，请兵于突厥。曰：“若人长安，土地民众归唐，金玉缯帛归突厥。”突厥遣二千骑助师。【时群雄如窦建德、薛举、刘武周、梁师都、李轨、王世充等悉臣尊之。】
唐初，突厥遂屡为边患。
武德七年，突厥又入寇。或劝太祖烧长安避之，以太宗谏而止。九年，突厥十万骑至渭水上，太宗与房玄龄等六骑诣水滨，与其頡利【启民弟。】隔水语，卒盟而归。
然突厥势虽张，其内政未臻凝固。贞观元年，铁勒、薛延陀、回纥诸部皆叛。【薛遣突利讨之，败归，颉利拘之十余日。】颉利又与突利【启民子。】失和。并逢大雪，羊、马皆死。【华人逃北者亦屯聚山险。】二年，突利请入朝。【西汉南匈奴内附，尚在武帝时卫、霍绝漠大胜之后六十余年。此在堂、突厥交兵之前，形势大不同。】三年，命李靖出讨。【时突厥北部诸姓多叛颉利，归薛延陀，唐乘楼拜其酋夷男为真珠可汗。薛延陀既疆、突厥自弱，请和亲，唐因而讨之。六总管师十余万，皆受靖节度。靖骁骑三千，先出马邑以逼之。】四年，进击定襄，【以精骑一万夜袭。】颉利被俘。【先后仅半年。】
男女来降者十万口。其酋长至者，皆拜将军、中郎将，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余人，殆与朝士相半。因而入居长安者近万家。
突厥既破，其部落或走薛延陀，或走西域，而四夷君长，遂诣阙请帝为“天可汗”。 【唐至此即威震塞外。】贞观十五年，李绩【以精兵三千。】讨破薛延陀。二十年，灭之。【薛延陀之盛，始贞观二年，立国既促，灭之自易。】薛延陀既灭，回纥徙居突厥故地而未强，时中国得暂安。
十四年，灭高昌，设安西都护府。十八年，破焉耆。二十二年，破龟兹。唐之声威，达于葱岭。
高宗时灭西突厥，唐之威力遂踰葱岭，西及波斯。【高丽亦于高宗时内服。】
时蛮夷多内属，即其部落为羁縻府州，多至八百五十有六。又于沿边设六都护分统之。
唐对外极盛世代之六都护府：
安北都护府
属关内道
治金山，【阿尔泰山境，开元二年移治中受降城。】领碛北诸州府。【龙朔中，分燕然都护府之碛北，领回纥者更号瀚海都护府，总章二年更名。】
单于都护府
属关内道
治云中。【今绥远归绥县城南。】领碛南诸府州。【阴山之阳，黄河之北。贞观二十一年设燕然都护府，龙朔三年名云中都护府，麟德初改。】
安西都护府
属陇右道
治龟兹。【今新疆库车县，先治西州，今吐鲁番。】领西域诸州。【自天山南路至波斯以东。设于贞观中，为最先。】
北庭都护府
属陇右道
治庭州，【今新疆孚远县北。】领天山以北诸府州。【金山以西。长安二年设。】
安东都护府
属河北道
治平壤，【朝鲜境。开元二年徙平洲，天宝二年又移于辽西故郡城。】领高丽诸州府。【设于总章初。】
安南都护府
属岭南道
治交州，【安南境。】领交趾府州及海南诸国。【设于调露初。】
其余则统于营州、【契丹、奚、室韦、靺鞨部落隶属之。】松洲、【西羌别种党项等隶之。】戎州、【南中诸蛮。】等都督府。
唐地东西九千五百一十一（9511）里，南北一万六千九百一十八（16918）里为极盛。南、北皆如前汉盛时，东不及而西过之。
唐代武功之盛，其关于国内政治之修明，民力之富厚，已详前述。别有一事当附论者，则为当时马匹之繁殖。马盛无如后魏。太武太延二年，于云中置野马苑。平朔方、陇右，以河西水草善，以为牧地。马三百余万匹，橐驼半之。
孝文迁洛，宇文福为都牧给事，规石济以西、河内以东，据黄河南北千里为牧地。岁自河西徙牧渐南，欲其习水土。【高欢说尔朱荣，谓：“闻公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将此竟何用？”】时江、淮有马不过数十万，强弱之形即此而见。【宋周朗上书谠言，谓：“人知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车弱卒与肥马悍胡相逐，其不能济固易。汉之中年能事胡者，以马多也。既兵不可去，车骑应蓄。”
唐马政殆承北朝遗风，故亦称盛。唐初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羣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间，马七十万六千匹。【此據张说群牧颂。旧唐书卷一四一云：“四十万匹在河、陇间。】置八使，设四十八监，跨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四郡地，幅员千里。犹为隘狭，更析八监，布于河曲丰旷之野，乃能容之。
玄宗开元初，惟得二十四万匹，至十九年复成四十四万匹。【东封，取牧马数万匹，每色一队，相间如锦彇。】
魏元忠云：“师行必藉马力，不数十万不足与虏争。”时即“步军皆有私马”。【旧唐书高仙芝传。】杜牧谓：“冀州产健马，下者日驰二百里，所以兵常当天下。”【罪言。】郭子仪谓：“吐蕃之来，称四节度，将别万人，人兼数马。臣所统士不当贼四之一，马不当贼百之二。”
唐自失河陇，失冀北，而惟恃岁市回鹘之羸马，则国力亦遂不竞。盐铁论：“一马伏枥，当中家六口之食，亡丁男一人之事。”宋代产马地皆归随、厦，中原畜马费不赀，而气不高肃，地不宽旷，水草不丰，马不肥健。唐、宋国力进退，此亦一因。
然国运展扩，亦有其相当的限度。中国以农立国，地兼寒、温、热三带，国内贸易足可自给，国外通商非必需。往往以我日用品易彼奇珍异玩，徒足引起国内之贫富不均，以及风俗之奢华。而于整个国民生计，无大补益。故对外战争，除防止侵略外，常无所利。【殖民、通商皆非当时所急需。】时惟因国力丰盈，往往易于激起君主之好大喜功，而流于穷兵黩武。 【炀帝即因此失败。太宗之伐高丽，亦因超过国防战争之外，魏征、李大亮等均有谏诤。】弊中国以事四夷，已为高宗、武后以来一辈人所不满。【神功元年狄仁杰上疏，请捐疏勒等四镇以肥中国，又请罢安东以实辽西；停江南之之转输，慰河北之劳弊。事并不行。】
至玄宗时，国内益臻安富，而朝廷之对外经营，亦益趋积极，于四边境置十节度经略使。
1
安西节度使【今新疆库车。】
抚宁西域，统制龟兹、焉耆、于阗、疏勒四镇。兵二万四千人。
2
北庭节度使【今新疆孚远。】
统瀚海、天山、伊吾三军，防制突骑施、【西突厥别部。】坚昆、默啜。兵二万人。
3
河西节度使【今甘肃武威。】
隔断羌、胡之交通。兵七万三千。
4
朔方节度使【今宁夏灵武。】
捍御北狄。兵六万四千七百。
5
河东节度使【今山西太原。】
与朔方掎角，以御突厥、北狄。兵五万五千。
6
范阳节度使【今北平。】
临制奚、契丹。兵九万一千四百。
7
平卢节度使【今热河朝阳。】
镇抚室韦、靺鞨。兵三万七千五百。
8
陇右节度使【今青海乐都。】
备御吐蕃。兵七万五千。
9
剑南节度使【今四川成都。】
西抗吐蕃，南抚蛮獠。兵三万九百。
10
岭南节度使【今广东广州。】
绥靖夷獠，以镇南海诸国。兵万五千四百。
上列十节度经略使，共兵额四十八万六千九百人。
开边太广，则边兵不得不增。而府兵制既坏，此等边兵多出招募。一面形成外强中弱之势、一面又因坐养巨额军队，而影响及于全国之经济。
开元初，每岁边费约用钱二百万贯。及末年，至一千万贯。天宝末，更加四、五百万。每岁用衣千二十万匹，粮百九十万斛。时关辅及朔方、河、陇四十余郡，河北三十余郡，每郡官仓栗多者百万石，少不减五十万石，至天宝末无不罄。
唐制，州、【郡。】县以上有十道按察使，【本为都督，以权重改。】督察地方行政。开元中，或加采访、观察、处置、黜陟等名目；此皆理民事。至边疆，有事出征，则有大总管；无事镇守，则布大都督，主兵事。【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皆有使。总之者曰“道”，有大将一人，即大都督。】
高宗永徽以后，都督带使持节，【犹全权印信。】谓“节度使”。【时犹未以名官。及景云二年，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使，始有“节度使”官名。】然亦止统兵，不侵及民事。边帅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不兼统。功名著者，往往入为宰相。【唐初如李靖、李绩、刘仁轨、娄师德等。开元以来如薛汭、郭右振、张嘉贞、王晙（jùn）、张说、杜暹、萧嵩、李适之等。】
开元以来，边将久任，十余年不易。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以数州为一镇，节度使即兼统此数州，而州刺史尽属之。故节度使多兼按察、安抚、度支诸使，土地、人民、甲兵、财富皆有之。此为地方政制上一大变化。
又玄宗相李林甫，嫌儒臣以战功进，尊宠间己，乃请专用蕃将，于是诸道节度多用胡人，【如安禄山、高仙芝、哥舒翰等。】其所带镇兵，间亦杂有大量之胡卒。其先本用兵防胡，其后乃变为豢胡为兵，全失本意。
近人有主李唐为蕃姓者，其事信否无确据。然唐高祖李渊母独孤氏，太宗母窦氏，外袓母宇文氐，高宗母长孙氏，玄宗母窦氏，皆胡族也。则李唐世系之深染胡化，不容诤论。【如太宗子承乾行径可证。即唐初女祸频仍，如武、韦、太平公主等，亦北朝家庭女权伸张之遗风。】唐人对种族观念，亦颇不重视。【太宗贞观十八年，突厥俟利苾（bì）可汗来降，有众十万，自请处胜、夏之间，太宗许之，曰：“夷狄亦人耳，与中夏不殊。以德治之，则可使如一家。”唐室之夷、夏一视，自始既然。】
即據宰相世系表九十八族三百六十九人中，其为异族者有十一姓二十三人。【據丁文江中国系列人物之地理分布统计，前汉外族比数为·九六，后汉·二一，唐三·九，北宋·六一，南宋〇，明·九七。】时人遂有“华戎阀阅”之语。【旧唐书七十二李守素传。柳冲论人物，亦分山东、江左、关中、代北四部。】崔慎猷【宣、懿时。】至谓：“近日中书，尽是蕃人。”【指白敏中，毕诚。】又唐初已多用蕃将，【见陔余业考。】甚至禁军亦杂用蕃卒。【建成募幽州突厥兵三百，纳宫中。贞观百骑亦为蕃口，见旧书王毛仲传，开元八年敕：“于两京及诸州拣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男，不须限以蕃、汉】唐人既不严种姓之防，又不能注意于国家民族的文化教育，而徒养诸胡为爪牙，欲藉以为噬搏之用，【唐武宗尚命李德裕为异域归忠传。】则宜酿成此旷古未有之大祸矣。
安禄山本营州杂胡，而玄宗授以大权。
开元二十九年为营州都督，天宝元年兼平卢节度使，天宝三年兼范阳节度使，九年赐封东平郡王，【唐将帅封王始此。】兼河北道采访处置使，十年兼河东节度使，几乎今辽宁、热河、河北、山西诸省尽入其掌握。
拥兵至十八万。【内杂同罗、奚、契丹室韦等族。禄山养诸族“曳落河”八千余人为假子，其军号“父子军”。】又以蕃将三十二人尽代去其部下之汉将。【禄山事迹，“禄山专制河朔，其中契丹委任尤重。一国之权，十得二、三。行军用兵，皆在掌握。”】
安禄山的势力，是唐室用中国财富豢养成的胡兵团。此种胡兵团，只朘吸了唐室的膏血，并没有受到唐室的教育。他们一旦羽翼成长，自然要扑到唐室的内地来。所谓安、史之乱，终于天宝十四年的十一月爆发。
安、史之乱，蔓延大河南北，破两京，延及九年。讨平安、史乱的诸将，亦几乎尽是胡人。
惟郭子仪乃汉人。其它如李光弼，契丹人。仆固怀恩，铁勒之仆骨族。浑释之，浑族。王思礼，高丽族。贺兰进明，鲜卑人，荔非元礼，羌人。安抱玉，安息人。白孝德，龟兹人。
安、史余孽以及讨安、史有功的将领，全部拥兵割地，造成此后藩镇之祸。而藩镇的籍贯，亦几乎大部分是胡人。【详下章。】
唐代的中叶，一面好大喜功，无限止的开边；一面又宽大为怀，全泯种姓之防，宜乎食此恶果。
唐人以过分的开边，激起内乱。及中国内部发生动摇以后，而其对外情势，遂突然大变。最为中国患者为回纥。
回纥其先本匈奴，元魏时号高车，或曰敕勒，居薛延陀北。突厥亡，惟回纥与薜延陀最强。及攻残薛延陀，并有其地。遂南踰贺兰山境。
安禄山反，肃宗乞兵于回纥，东京惨遭焚掠。
唐与回纥约曰：“克城之日，土地士庶归唐，金帛子女皆归回纥。”【此等条约，唐高祖入长安，借突厥兵，已先有之。】大军入西凉，叶护【回纥太子。】欲如约。广平王俶【肃宗长子，时为天溪兵马元帅，后改名豫，即位为代宗。】拜于叶护马前，曰：“今始得西京，若遽俘掠，则东京之人皆为贼固守。愿至东京如约。”后入东京，回纥遂纵兵大掠。【广平王欲止，耆老以缯锦万匹赂之，始止。】
自此唐岁遗回纥绢二万匹。【使就朔方军受之。】
宝应元年，【肃宗死，代宗立。】又征回纥兵讨史朝义，太子见辱。
雍王适，【代宗太子，即位为德宗，时为天下兵马元帅。】与僚属从数十骑往见回纥可汗于河北，可汗责王不拜舞。【藥（yuè姓）子昂对以“礼不当然。”回纥将车鼻曰：“唐天子与可汗约为兄弟，可汗于雍王，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雍王，天子长子，今为元帅，安有中国储君向外国可汗拜舞乎！且两宫在殡，不应舞蹈。”力争久之。】鞭其从臣至死。【藥子昂、魏琚、韦少华、李进各鞭一百。以适年少未谙事，遣归营。琚、少华均一夕而卒。】
回纥再入东京，又肆行杀掠。
士女皆遁保圣善、白马二寺塔避之，回纥烧塔，伤死者万计，火焰累旬不止。时中国军亦因回纥为暴而掠汝、郑间，乡不完庐，皆蔽纸为裳，更虐于回纥。
自此回纥至横于长安，唐不能禁。
回纥留京师者常千人，商胡伪服而杂居者倍之。县官日给饔饩。殖货产，开第舍，市肆善利皆归之。日纵暴横，吏不敢问。
广德元年，回纥十五人犯含光门，突入鸿舻寺，门司不敢遏。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诱回纥、吐蕃人寇，郭子仪说回纥共攻吐蕃。是岁，回纥胡禄都督等二百余人入见，前后赠赉缯帛十万匹，府藏空竭，税百官俸以给之。
大历七年正月，回纥使者擅出鸿胪寺，掠人子女；所司禁之，攻击所司，以三百骑犯金光、朱雀门。是日，宫门皆闭。代宗遣中使谕之，乃止。七月，回纥又擅出鸿胪寺，逐长安令邵说，至含光门街，夺其马。说乘他马去，弗敢争。
每岁和市，无异于行赂。
自乾元以来，回纥岁求和市，一马易四十缣，马动至数万匹，皆驽瘠无用。唐不能尽市，回纥待遣、继至者，常不绝于鸿胪寺。大历八年，代宗命尽市之。七月，回纥辞归，载赐遗及马价，用车千余乘。八月，复遣使者以马万匹来，有司请只市千匹，郭子仪以为逆其意太甚，自请输一岁俸为国市之。终于十一月命市六千匹。
直到德宗时，回纥始稍衰。
回纥本来风俗朴厚，及得唐赂，可汗始自尊大，筑宫殿以居，妇人有粉黛文绣之饰。中国为之虚耗，而虏俗亦坏。文化不长进的民族，骤与以物质上的享受，只是害了他。
然而唐代还是不得不与回纥和亲。
李泌请北和回纥，南通云南，西结大食，天竺，以困吐蕃，凡十五余对，德宗始允。【不忘宝应之耻，然知耻无勇，亦徒然也。】以咸安公主妻其可汗，归其马价绢五万匹。回纥上书，“昔为兄弟，今婿乃半子，愿为唐捍西戎。”【吐蕃。】
至文宗开成后，回纥内乱，遂不振。
唐中叶以后的外患，回纥以外，尚有吐蕃。
吐蕃，今西藏地。贞观时，其君弃宗弄赞英略有大志，太宗妻以文成公主。时唐破吐谷浑、高昌，徙安西都护于龟兹，【初治西州，贞观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高宗显庆三年，徙置龟兹。】统于阗、焉耆、疏勒，号“安西四缜”。
高宗时吐蕃连西突厥余众，逼安西都护府，天山南路尽没。
玄宗时，收黄河积石，置神策军于临洮西，置浇河郡于积石西，置宛秀军实河曲地，置朔方、陇右、安西、北庭诸节度使以御吐蕃。极轮台、伊吾，所在屯田积粟，【军城戍逻，万里相望。】中国无斥候警，几四十年。【是时中国盛强，自长安安远门（西面北来之第一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闾阎相望，桑麻翳野，天下称富庶无如陇右。】
安禄山反，潼关失守。尽征河、陇、朔方镇兵入国靖难，【谓之行营。】行边州无备，吐蕃乘间侵蹙。数年之后，凤翔以西，邠州以北，尽为蕃戎之地，湮没者数十州。
自此屡为边寇。
肃宗时岁入寇。
代宗康德元年，陇右地尽亡。又进围泾州，破邠州，入奉天，代宗幸陕。吐蕃入长安，立广武王承宏为帝，改元，擅作赦令，署官吏，留京师十五日，大掠乃去。【长安中肃然一空。】
是年，剑南西山诸州亦入于吐蕃。
永泰元年仆固怀恩诱之入寇。
唐以藩镇未靖，乃与吐蕃和，盟于清水。【甘肃。】约唐地泾州右尽弹筝峡，【今甘肃平凉县西百里。】陇州右极清水，【甘肃清水县西。】凤州西尽同谷，【甘肃成县。】剑南尽西山，【蜀西之山。】大度水。【四川西部，上流即四川大、小金川，下流于乐山（即嘉定）入江。】然其后仍数寇，泾、陇、邠、宁，民物荡然。
武宗后，吐蕃始衰。
宣宗时，始复秦陇、河湟之地。然自此唐亦垂亡。
唐中叶以后的外患，大要在西北，而东北有契丹、奚、室韦、靺鞨诸族，其势亦渐盛。惟因藩镇擅地，务自安，障戍斥候甚谨，不生事于边，【俾可专力内向。】力故诸族亦鲜入寇。然休养生息，日以繁滋。
尤著者为渤海，本粟末靺鞨，宝应元年诏为国，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地。其国数遣诸生诣京师太学，习识古今制度，遂为海东盛国。
唐以后中国的外患，遂自西北渐渐转移到东北来。
就文物气象而言，西北已耗竭不振，而东北精华未泄，元气犹存。此因西北经吐蕃长期蹂躏，兵燹之余，自不如东北之完固。而此后所谓东北之外患，其内里乃无不挟有中国社象自身力量之一部分。
【唐中叶以后政治社会之各方面】
盛唐的光辉，终于因安、史之乱而没落。自此以往，唐室政治，常在黑暗与混乱的状态下敷衍或挣扎。
唐自安、史之乱以后，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互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于内地，大者连州十余，小者犹兼三、四。自国门以外，几乎尽是方镇的势力。而此等武人中，多半又是归化的胡人。
开元前，胡人为节度使者二人。天宝间九人，肃宗时八人，代宗时九人，德宗时十七人，宪宗时七人，穆、敬、文、宣时共十二人，懿、僖时十二人，昭宗时九人，先后共八十四人。
此等胡人，大抵全未受到国家好好的教育，而骤付以极大的权任。他们中间好一点的，是傲慢不受命令，坏的便生心反叛。
著者如李光弼，【本营州契丹，其父始仕中国，在武后时。】与郭子仪齐名，封临淮王，知河南、淮南东、西、山南东、荆南五道节度行营事。吐蕃寇京师，不赴援。拜东都留守，不就任。晚节不终。【因与宦官鱼朝恩、程元振嫌隙。】又如仆固怀恩，【铁勒人，其祖始仕中国，在贞观时，世袭都督。】，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封大宁郡王，官至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河北副元帅，节度使。【又进拜太保。】恐贼平宠衰，请裂河北分大镇以授安、史余孽，遂成后患，而怀恩自身亦终于一反。
在戡平安、史的功臣，尚且如此，至于安、史余孽得授节镇者，更不堪问。
唐平安、史，本未能捣其巢穴。
至德元年李泌语肃宗：“令李光弼自太原出井陉，郭子仪自冯翊入河东，则史思明、张忠志不敢离范阳、常山，安守忠、田乾真不敢离长安。以两军絷其四将。又敕子仪勿取华阴，使两京之道常通。然后以所征兵军于扶风，与郭、李互出击之，使贼往来疲于奔命。贼至则避其锋，去则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然后命师并塞北出，与李师南北掎角，取范阳，覆其巢穴。”时肃宗以太子受禅位，急欲收复两京，自见功，遂不用。
又以封其降将，遂成河北之藩镇。
一、成德――有恒、赵、深、定、易诸州。
始封张全忠，赐名李宝臣，【本范阳内属奚人。】更二姓，传五世，至王承宗【契丹。】入朝。明年，王廷凑【回纥。】反，传六世。
二、卢龙――有幽、莫、妫、檀、平、蓟诸州。
始封李怀仙，【柳城胡。】更三姓，传五世，至刘总入朝。六月，朱克融反，下历八姓，多以牙将偏裨杀主自代。
三、魏博――有魏、博、德、沧、瀛诸州。
始封田承嗣，【卢龙人。】传五世，至田弘正入朝。十年复乱，更四姓，传十世。
此即所谓“河北三缜”。彼辈皆拥劲卒，自署吏，【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收刺史、县令权。】不贡赋，结婚姻，相联结。
四、淄青――在河南道东部，有淄、青、齐、海、登、莱、沂、密、德、棣诸州。
始封李怀玉，赐名正己，【高丽人。】传五世而灭。
又其次有沧景、宣武、彰义、泽潞等，各传三、四世不等。
田承嗣在魏博，举管内户口壮者皆籍为兵，惟使老弱耕稼，数年间有众十万。又选其骁健者万人自卫，谓之“牙兵”。其它诸镇率类此。
至德宗时而第一次事变起。
初，田承嗣卒，【代宗末。】由李宝臣请以其侄田悦继。及是李宝臣卒，子惟岳谋袭位，自为留后，田悦为代请，不许。田悦、李惟岳、李正己联合叛命。李正己卒，子纳袭位。惟岳将王武俊【契丹人。】杀惟岳降，嗣又叛。又加入卢龙朱滔，举滔为盟主，各自称王。【滔、冀王。悦，魏王。俊，赵王。纳，齐王。】命淮西节度使李希烈【辽西。】讨之，而希烈亦拥众反。【号建兴王，天下都元帅。】五贼株连半天下。朝廷又发泾原兵讨之，以未得厚赐，不满，亦反。拥朱泚入长安，德宗奔奉天，下诏罪己，大赦王武俊、李纳、田悦、朱滔，专讨朱泚。
自此朝廷遂行姑息之政。
李纳卒，子师古立；法武俊卒，子士真立。诸镇惟去王号，专擅益骄，而朝廷益弱。【德宗在位二十六年，志大才小，心褊意忌，姑息藩镇，聚敛货财，委任宦官，皆其弊政也。】
至宪宗时而朝廷与藩镇之冲突又起。
初，宪宗深矫德宗姑息之弊，始用兵讨蜀，【刘辟元年。】又诛李锜。【自浙西观察使为镇海节度使，广兵自保，选有材力善射者，谓之“挽硬随身”；胡、奚杂类，谓之“藩落健儿”；给赐十倍他卒。见诛在二年。】时魏博田季安卒，其裨将田興，【后改名田弘正。】举六州归命。【在七年。】而彰义军【在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卒，子元济自称知军事，宪宗下诏讨之。【在九年。徐州自王智興典召募凶豪之卒二千，号银刀、雕旗、门枪、挟马等军，后渐骄。田牟镇徐州，与之杂坐，酒酣抚背，时把板为之唱歌。其徒日费万计，每有宾宴，必先饫以酒食。祁寒暑雨，巵酒盈前。然犹喧噪，动媒逐帅。】
事历五年半。【宰相武元衡，为淄青帅李师道所遣刺客杀于道。裴度伤首，然朝意计伐勿辍，度自出督师。】
于是诸镇相率归命。【成德王承宗卒，弟承元归命，在十五年。前年，专讨李师道，其部将刘悟斩之以降。】元和号唐室中兴。然宪宗在位十五年，十四年始平李师道，翌年为宦官所弑。宪宗卒未三年，诸镇又乱。
朱克融【朱滔孙。】据卢龙。
王延凑据成德。【田弘正既归命，朝命移镇成德，廷凑杀之。山东、河南之轻重，常悬在魏，地形使然。田興忠诚归命，为唐室收河北最好机会，命其移镇，实为失策。】
史宪诚【奚人。】据魏博。
自此迄于唐亡，不能复取。藩镇擅权，先后约一百四十年。始于河朔三缜，及其末，则国门以外，皆为强敌。
其先是镇将挟兵以抗朝命，渐次镇将亦为骄兵所制。
其第一个最大的影响，厥为藩镇政权下之社会经济的破产。
田弘正最为忠诚，厚于骨肉，其兄弟子侄在两都者数十人。竞为侈靡，日费约二十万。弘正辇魏镇之货以供之，相属于道。【昭宣帝时，罗绍威召朱全忠至魏，留半岁，供亿所杀牛、羊、豕近七十万，资粮称是，所赂遗又近百万。全忠返大梁，绍威馈运，自魏至长芦五百里不绝。所过驿亭，供酒馔、帷幕、什器。上下数十万人，无一不备。蓄积一空。】昭义【泽潞。】土瘠赋重，人皆困匮，无以赡军。
李抱真为节度，乃籍户，丁男三，选一有材力者，免其租徭，给弓矢，令农隙分曹角射，岁终会校，示以赏罚。比三年，得成卒二万，雄视山东。时称“昭义步兵冠天下”。然武人私厨，日费米六千石，羊千首，酒数十斛，以为常。【卢从史日具三百人膳饷牙兵。】潞人苦之。
汴军牙兵二千人，皆日给酒食，物力为之屈。举数隅可以推其全。又按：唐武臣豪侈，不仅在外之节镇为然。史称：“安、史之乱，法度堕弛，内臣戎帅，竞务奢豪。 亭馆第舍，力穷乃止。”马璘经始中堂，费钱二千万贯。马璲资货甲天下。白乐天诗， “不见马家宅，今作奉诚园。”园乃璲子畅所献旧第也。王锷家财富于公藏。李晟子湛，累官至右龙武大将军，恣为豪侈，积债数千万。其子贷回鹘一万余贯不偿，为回鹘所诉。文宗怒，贬湛为定州司法参军。
而郭子仪尤以豪侈闻。岁入官俸二十四万贯，私利不计。其宅在亲仁里，居里中四分之一，中通永巷，家人三千。前后赐良田美器、名园甲馆、声色珍玩，堆积羡溢，不可胜纪。大历二年，子仪入朝，代宗诏赐软脚局。
宰相元载、王缙，仆射裴冕，户部侍郎第五琦，京兆尹黎干等各出钱三十万宴于子仪第。时田神功亦朝觐在京，并请置宴。于是鱼朝恩及子仪、神功等更迭治具，公卿大臣列席者百人，一宴费至十万贯。据此以推踞地自雄、不服朝命之藩镇，更可想也。
其第二个更大的影响，则为藩镇权下之社会文化水平之降低。
杜牧范阳卢秀才墓志云：“秀才卢生，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射马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杜佑建中时上省用议亦云：“田悦之徒，并是庸琐，暴刑暴赋，惟恤军戎，衣冠士人，遇如奴虏。”田弘正上表则曰：“臣家本边塞，累代唐人，驰驱戎马之乡，不睹朝廷之礼。伏自天宝已还，幽陵肇乱，山东奥坏，悉化戎墟。官封代袭，刑赏自专”云云。据此诸条，可以想象当时河北之状况。
在上则藩镇擅权，拥兵自全，既与中央隔绝。在下则故家大族均随仕宦而不返，其留者则威胁利怵，习焉忘故，遂自视犹羌狄。张弘靖为卢龙节度使，始入幽州，俗谓安禄山、史思明为“二圣”，弘靖欲变其俗，乃发墓败棺，众滋不悦，终以复乱。此在穆宗长庆初，距安、史之乱已六、七十载，其土俗犹如此，则此后更可想。故史孝章谏其父宪诚曰：“天下指河朔若夷狄然。”其与整个中国文化隔阂，至于如此，其影响至五代、宋时而大显。此诚中国古史上至要一大关键也。
五胡乱华之际，胡酋尚受中国教育，尚知爱中国文化，尚想造出一象样的政府，自己做一个象样的帝王。彼等尚能用一辈中国留在北方的故家大族，相与合作。
唐代的藩镇，其出身全多是行伍小卒，本无教育，亦无野心，【此指文化上的野心。】并不懂如何创建象样的政治规模，只是割据自雄。有地位、有志气的士人，全离开了他们的故土，走向中央去。
彼等亦不知道任用士人，只在农民中挑精壮的训练成军，再从军队中挑更精壮的充牙兵，更在牙兵中挑尤精壮的做养子。【李希烈有养子千余人。】如是朘削农村来供养军队，层层驾御。黑暗的势力，亦足维持到百年以外。除非农村经济彻底破坏，这一个武装统治的势力，还可存在。【唐天祐三年，梁攻沧州，刘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士人则文其腕或臂，得二十万人。此为河北藩缜势力最后之一慕。待社会上壮丁已尽，则武力统洽不得所凭依，亦只有崩倒也。（五代史补谓：“健儿文面自朱温始。”盖梁、燕略同时）】
因其辖地小，【并不像中央政府之广土众民。】故不感觉要政治人才，更不感觉要文化势力。如是，则大河北岸从急性的反抗中央病，变而为慢性的低抑文化病。从此以下的北方中国，遂急激倒退，直退到在中国史上【尤其是在文化上。】变成一个不关重要的地位。这全是一百五十年武人与胡人兵权统治之所赐。【后人尚一位藩镇可为唐室捍御外患，却忘了他的代价。】
藩镇跋扈，另一个影响，使朝廷亦不得不竭财养兵。
唐代钱谷之政，其初专属户部。中叶以后，始令他官主判，遂各立使名。如转运使、水陆运使、【专司转漕。】铸钱使【专掌鼓铸。】等。而度支使、盐铁使、判户部，当时谓之“三司”。专主财用出纳，皆命重臣领使，后遂以宰相兼之。唐代理财名臣如刘晏、【肃、代时。】第五琦、【代宗时。】杨炎【代、德时。】皆出于其时。【其他尚有青苗使、税地钱物使、租庸使、常平使、两税使等诸名。】而德宗之苛税，至括富商钱、【建中三年。】税间架、【建中四年：每屋两架为间。】除陌钱【公私给与资买卖，每缗官留五十钱。】屡见叠出。
宪宗元和时，供赋税者八道，【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凡百四十四万户，【比天宝、开元四之一。】而兵食于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至穆宗长庆时，户三百三十五万，兵九十九万，通以三户奉一兵。
孙樵云：“度率中五户，仅能活一兵”，则唐室财政之窘可知。于是有盐铁、和籴、铸钱、括田、榷利、借商、进奉、献助，靡所不至。
其方镇兵奉命征讨，出境即仰度支供馈。
德宗时，出境又加给酒肉，本道粮仍给其家，一人兼三人之给。故将士利之，才踰境即止，月费至钱百三十余万缗。
每小捷，辄张其数以邀赏，实欲困朝廷而缓贼。
穆宗长庆二年，白居易疏：“闻魏博一军，累经优赏，兵骄将富，莫肯为用。况其军一月之费，计实钱近二十八万缗！”今按：田弘正归命，即赏钱百五十万缗。
朝廷财力竭，则以官爵赏功。
诸将出征，皆给空名告身，自开府、特进、列卿、大将军下至中郎将，听临事注名。【唐会要五十七：“天宝以来，每年以军功授官者十万数，皆有司写官告送本道，兵部因置写官告官六员。无何，吏部司封、司勋，兵部各置十员。大历以后，诸道多自写官告，写书官无事，遂罢。】诸将但以职任相统摄，不复计官资高下。大将军告身一通，才易一醉。凡应募入军者，一切衣金紫。朝士僮仆，多衣金紫称大官，而执贱役。【张巡在雍邱，一县千兵，大将六人，官皆开府、特进。德宗避难奉天，浑瑊童奴黄岑力战，封渤海郡王。僖、昭时，有“捉船郭使君，看马李仆射”。】
至于动议裁兵，则相聚山泽为盗，利未见而祸已成。
穆宗时，两河底定，宰相萧俯与段文昌谓武不可黩，劝帝偃革尚文，乃密诏天下镇兵，岁限十之一为逃死不补，谓之“销兵”。既而籍卒逋亡无生业，啸聚山林为盗贼。会朱克融、王延凑乱燕、赵，一日悉收用之。朝廷调兵不充，乃召募市人，乌合，战辄北，乃复失河朔。府兵制非吏治上轨道不能行，即裁兵亦非政治有整个办法，则往往害转胜于利也。
禁军粮乏，至脱巾呼于道。
贞元二年，关中仓廪竭，禁军或自脱巾呼于道，曰：“拘我于军而不给粮，我罪人耶？”会韩滉三万斛至陕，德宗喜，遽谓太子曰：“米已至陕，吾父子得生矣。”
而廪赐既优，则遂以营籍为利薮。
长安贵家高赀子弟，乃至行贿赂，窜名军籍，世袭罔替。既避赋役，又侈服怒马以诧于市里。一旦寇来，则哭于家，出资雇贩区病坊代行。
这全是唐代黩武政策所招的惩罚。
唐藩镇兴灭简表：
时代/镇名
卢龙
成德
魏博
昭义
平卢、淄青
彰义
义武
沧景
宣武
治幽州。后改曰幽州，兼称范阳。
治恒州。
治魏州，一名天雄军。
始治相州。后治潞 州。改名泽潞。
治青州。 后治郓州。
治蔡州，即淮西，一名淮宁。
治定州。
治沧州，一名横海。
治汴州。
侯希逸
代
李怀仙、李希彩、朱泚、朱滔（泚弟）
1李宝臣
田承嗣
薛嵩、薛萼（嵩弟）并于田承嗣。
侯希逸、李正己
李忠臣、李希烈
1刘玄佐
德
朱滔、1刘怦
2李惟岳、1王武俊
田悦（承嗣侄）、田绪（悦从弟）
李正己、李纳、李师古
李希烈、陈仙奇、吴少诚
1张孝忠（李惟岳牙将）
1程日华（张孝忠牙将）、2程怀直、1程怀信（日华侄）
2刘士宁、2李万荣、2李乃
宪
2刘济、3刘总
2王士贞、3王承忠
田季安、田弘正（承嗣侄）
李师道（灭亡）
吴少诚、1吴少阳（少诚养弟）、2吴元济（灭亡）
2张贸昭
穆
刘总、张弘靖、朱克融（滔族孙）
田弘正、王延凑（武俊养子）
田布、史宪诚
刘悟（李师道将）
敬文武宣懿僖昭
朱克融、李载义、杨志 诚、史元忠、陈行泰、张绛、张仲武、（子）直方、张允伸、张公素、李茂勋、（子）可举、李全忠、（子）匡威、匡筹。并于李克用、使刘仁恭为帅。
（子）王元达、（子）绍鼎、绍懿、（子）景崇、（子）镕。一姓相袭、凡百年，并于李存勖。
何进滔、（子）重顺（弘敬）、（子）全皡、韩君雄、（子）简、乐彦祯、罗弘信、（子）绍威、并于朱全忠。
（子）刘从谏、（从子）稹，三传而灭。（在武宗时。）孟方立，并于李克用、朱全忠。
王敬武、王师范、并于朱全忠。
其地归朱全忠。
王处存、（弟）处直，并于李克用。
唐各道节度使表：
【唐贞元十四年，贾耽十道录，凡三十节度，十一观察，与防御、经略、以守捉称使者凡五十。元和六年，李吉甫上郡县图，自京兆至陇右道，凡四十七缜。王彦威说，则谓自至德迄元和，天下观察十，节度二十有九，防御四，经略三。其后纷纭变更无常制。今据元和志列其四十七缜如下：】
关内道
河南道
河东道
河北道
山南道
淮南道
江南道
剑南道
岭南道
陇右道
凤翔【治凤翔府】
陕虢【治陕州。】
河中【治河中府。】
河阳【治怀州。】
荆南【治荆州。】
淮南【治扬州。】
浙西（镇海）【治润州。】
西川【治成都府。】
岭南【治广州。】
陇右【鄯州。】
泾原【治泾州。】
汴宋（宣武）【治汴州。】
河东【治太原府。】
魏博（天雄）【治魏州。】
金商【治金州。】
浙东（义胜）【治越州。】
东川【治梓州。】
容管【治容州。】
河西【治凉州。】
邠宁【治邠州。】
郑滑（义成）【治滑州。】
泽潞（昭义）【治潞州。】
恒冀（成德）【治恒州。】
山南东【治襄州。】
鄂岳（武昌）【治鄂州。】
桂管【治桂州。】
安西【治龟兹。】
鄜坊【治鄜州。】
陈许（忠武）【治许州。】
易定（义武）【治定州。】
山南西【治兴元府。】
江西【治洪州。】
邕管【治邕州。】
北庭【治庭州。】
灵武（朔方）【治灵州。】
徐泗（武宁）【治徐州。】
沧景（横海）【治沧州。】
宣歙（宁国）【治宣州。】
安南（静海）【治交州。】
夏绥银（定难）【治夏州。】
蔡州（淮西、彰义）【治蔡州。】
幽州（卢龙）【治幽州。】
湖南（钦化、武安）【治潭州。】
振武【治单于都护府。】
淄青（平卢）【治郓州。】
福建（威武）【治福州。】
丰州（天德军）【治丰州或天德。】
黔州（武泰）【治黔州。】
8
7
3
6
4
1
8
1
5
4
（安、史乱后，陇右四节度陷席吐蕃，而凤翔节度常带陇右之名，故称四十七镇。）
唐藩镇胡籍表：
朝代
姓名
民族
辖地
姓名
民族
辖地
1
睿宗景云时
贺拔延嗣
鲜卑
河西
2
玄宗开元时
阿史那献
突厥
碛西
3
玄宗天宝六年后【因李林甫言，多用胡人。】
安禄山
母突厥，父胡，本姓康，盖出西域康国。
平卢、范阳、河东。
夫蒙灵詧
羌
安西
李献忠
回纥
朔方
哥舒翰
突厥哥舒部
陇右
安思顺
突厥
朔方、河西
高仙芝
高丽
安西四镇
鲜于仲通
未详，或非胡人。
剑南
赵国珍
牂柯夷
黔中
4
肃宗时【以平乱功封者。】
史思明
突厥
范阳
李光弼
契丹
河东【代宗时为河南、淮南等节度使。】
王思礼
高丽
关内、泽潞。
贺兰进明
鲜卑
河南
荔非元礼
羌（见姓纂）
镇西、北庭
安抱玉
安息
郑东
仆固怀恩
回鹘仆骨部
朔方【代宗时判。】
白孝德
龟兹
镇西、北庭
5
代宗时
仆固瑒
回鹘仆骨部
朔方、行营
李宝臣
奚
成德
李怀仙
柳城胡
幽州、卢龙
李正己
高丽
淄青【至德宗时抗命。】
李光进
契丹
滑濮、渭北
鲜于叔明
未详，或非胡人。
东川
李抱玉
安息
泽潞、凤翔
6
德宗时
李惟岳【宝臣子。】
奚
成德
李纳【正己子。】
高丽
淄青
李怀光
靺鞨
朔方
王武俊
契丹
成德
张孝忠
奚
义武
李抱贞
安息
昭义
哥舒曜
突厥哥舒部
东都、汝州
浑瑊
回鹘浑部
京畿、渭北
尚可孤
鲜卑
商州
骆元光
安息
镇国军
论惟明
吐蕃
廊坊
裴玢
疏勒
山南西道
万纽于頔
鲜卑
山南、东道
李师古
高丽
淄青
王士真【武俊子。】
契丹
成德
张茂昭
奚
义武
7
宪宗时
李光进
回鹘阿跌部
振武
李师道【纳子。】
高丽
淄青
王承宗【士真子。】
契丹
成德
李惟简
奚
凤翔、陇右
李光颜
回鹘阿跌部
忠武、义成。
浑镐
回鹘浑部
义武
浑鐡
回鹘浑部
天德军
8
穆、敬、文、武、宣时
王承元
契丹
义成
王延凑
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
史宪诚
奚
魏博
张茂宗
奚
兖海沂
史孝章
奚
相卫澶
王元达【延凑子。】
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
元稹
鲜卑
武昌
苻澈
氐
河东
王绍鼎【元达子。】
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
王绍懿【元达子。】
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
李承勋
契丹
泾原
米暨
西域米国
夏州
9
懿、僖时
王景崇【绍鼎子。】
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
李国昌
沙陀
大同、振武。
于琄
汉、鲜混种。
平卢
李茂勋
回鹘
幽州、卢龙。
李可举
回鹘
幽州、卢龙
拓跋思恭
党项羌
夏绥
契苾璋
回鹘契苾羽部
振武
赫连铎
胡、鲜杂种。
云中
支详
月氏
感化
李克用
沙陀
雁门、河东。
王镕【景崇子。】
回鹘阿布思族
成德
李克修
沙陀
昭义
10
昭宗以迄唐亡
李存孝
胡
邢洛
刘崇龟
匈奴
清海
李思孝
党项羌
保大
李思敬
党项羌
保大
李思谏
党项羌
定难
雷满
武陵蛮
武贞
贺德伦
河西胡
魏博
雷彦威
武陵蛮
武贞
雷彦恭
武凌涧蛮
武贞
唐室在统一盛运之下，一方面穷兵黩武，既招徕四夷，又以宽大为夸张，荡除中外之防，遂召武人胡人之祸，已如上述。而唐室在统一盛运下，又有一不良习气，则为王室生活之骄奢。因此连带引起宦官之跋扈。
历史上宦官擅权，与王室骄奢成正比。东汉、唐、明三代皆是。西汉与宋代之王室，皆能制节谨度。东晋、南朝王室不象样，故均无宦寺擅权。
唐宦官之盛，兆自武后，而极于玄宗。
太宗时，内侍不立三品官，不任以事，又定制无得踰百员。【汉永平之际，中常侍四员，小黄门十人而已。】武后时，稍增其人。至中宗，黄衣乃二千员，【唐制流外官服黄。】七品以上员外置千员；惟衣朱紫者尚少。【唐制三品以上服紫色，四品服绯，五品服浅绯。】玄宗时，则宫嫔至四万。【此见新唐书。白乐天长恨歌：“后宫佳丽三千人。”杜子美剑器行：“先帝侍女八千人。”宦官黄衣以上三千，衣朱紫者千余。【袁绍尽诛宦官，无少长皆死，仅二千余人。】
甲舍名园，上腴之田，中人所名半京畿。时诸王、公主群呼高力士为“翁”，戚里诸家尊曰“箸”；肃宗在东宫，亦呼之“二兄”。建佛寺、道观各一所，钟成，宴公卿，一扣纳礼钱十万。有至二十扣者，少亦十扣。
肃、代以后，宦官寖横用事。
李辅国在肃宗时称“尚父”、矫诏迁上皇。【玄宗。】于西内，以忧郁崩。肃宗崩，杀王后，进爵为王。 代宗时，程元振、鱼朝恩用事，谮罢郭子仪兵柄，又谮来瑱赐死。【李光弼几乎判朝。】
及德宗时，宦官遂握兵柄。
德宗以泾师【朱泚。】之变，仓卒不及征集，还京后，以神策、天威等军置护军中尉、中护军等官，于是禁军遂归宦寺。
其后又有枢密之职，承受诏旨，出纳王命。【始德宗末、宪宗初。】
宦寺既握兵权，又外结藩镇，帝王生死，遂操其手。
宪宗被弑后，穆、敬、文、武、宣、懿、僖、昭八世，宦官立者七君。【除敬宗。而敬宗亦为宦官所弑。】文宗用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不成，自叹：“周赧、汉献尚受制强臣，今受制家奴，更为不如。”【唐自肃宗后，未尝有正式皇后。史所载诸后，皆由所生子为帝，奉上尊号。文宗崩，仇士良等废太子，立武宗。武宗崩，诸宦官废皇子，立宣宗。宣宗崩，遗命立夔王，王宗实等废之，立懿宗。宰辅隔在外廷，皇子素无威宠，亦唐代宦官得肆行无忌之一因。】
唐室诸帝在其盛运中所表现者，则为女祸。
太宗纳元吉妃杨氏。长孙皇后薨，太宗欲立杨氏为后，以魏征谏而止。高袓从父兄子庐江王瑗反诛，其姬亦入侍太宗。武后为太宗才人，而高宗纳之。韦后私通武三思。玄宗年六十而纳其子寿王妃杨氏。当时朝臣亦不甚论列，盖伦理观念似非唐人所重。
衰象渐临，唐之诸帝乃醉心于服丹药，求长生。【宪宗即其一人。】其在其骄纵的生活下，宦寺自应占重要的地位。
武宗时，仇士良以左卫上将军、内侍监致仕，其党送归私第，士良教以固权宠之术。曰：“天子不可令闲，常宜以奢靡娱其耳目，使日新月盛，无暇更及他事，然后吾辈可以得志。慎勿使之读书，亲近儒生。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疎斥矣。”其党拜谢而去。今按：唐代王室奢荡，直至晚运匆替。懿宗时，好音乐，殿前供奉乐工常近五百人，每月宴设不减十余，水陆皆备。每行幸，内外诸司扈从者至十余万人。
唐代士人， 一面在北朝吏治与南朝文学的两种风气转换之下徘徊，【此以略论于前。】一面则在贵族门第与白衣庶族的两种势力消长之下鼓荡。
南北朝门第势力，在唐初依然有其相当的力量。只在他们历次编撰氏族谱志的一事上可以看出。
太宗至以朝廷官爵与社会门第争崇卑。
贞观中，太宗命高士廉等修氏族志，进上。太宗曰：“我与山东崔、卢、李、郑，旧既无嫌，为其世代衰微，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我不解人间何为重之？至今犹以崔、卢、王、谢为重。我平定四海，天下一家，凡在朝士，皆功效显著，或忠孝可称，或学艺通博，所以擢用。见居三品以上，欲共衰代旧门为亲，纵多输钱帛，犹被偃仰。
我今特定族姓者，欲崇重今朝冠冕，何因崔干犹为第一等？卿等不贵我官爵耶？不须论数世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遂以崔干为第三等。书成一百卷，诏颁于天下。然当时朝中名臣如房玄龄、瑰征等，皆自与山东望族攀姻。旧门第之名望，终不为减。
其后又屡经修动。
高士廉氏族志颁下，时称允当。李义府耻其家世无名，乃奏改此书。许敬宗等以其书不叙武后本望，赞成之。立格云，“皇朝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更名为姓氏录。缙绅士大夫耻被甄叙，号其书为“勋格”。先天二年，萧至忠为中书令，又与柳況等撰姓氏系录二百卷。此后韦述又别撰开元谱二十卷。其后有元和姓纂。
当时门第仕进，亦较进士等科第为易。
高宗时魏幺同琉：“今贵戚子弟，例早求官。髫龀之年，已腰银艾：或童卯之岁，已袭朱紫。弘文、崇贤之生，千牛、辇脚之类，课试既浅，艺能亦薄。而门阀有素，资望自高。”书奏不纳。
玄宗时，源乾曜上疏：“形要之家，并求京职；俊艾之士，多仕外官。王道乎分，不克如是。”
建官要职，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荫，得至将相。故塘代宰相，尚可以世系列表。
山堂肆考云：“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九十八族。其间裴氏五房，崔氏十房，张氏、赵郡李氏皆得宰相十七人。韦氏九房十四人。王氏三房十三人。刘氏七房十二人。陇西李氏四房，唐宗室三十七房，以及杨氏、杜氏皆得十一人。萧氏二房得十人。郑氏二房九人。卢氏八人。窦氏二房及魏氏、陆氏皆六人。武氏、苏氏五人。高、韩、赵、郭皆四人。三人而下者不与。”
可见唐代政权，尚与门阀有至深之关系。
按：唐初如英、卫之类，其子尚袭封。中叶以后，此制尽废。门阀世袭，在政洽上之客观地位已取消。【又永徽元年，尚书左仆射褚遂良，表请千牛不简嫡庶：谓：“主祭祀之裔，必贵嫡长；擢文武之才，无限正庶。求贤之务，有异承家。河北风俗顿乖，嫡待庶若奴，妻御妾若婢。降及隋代，斯流遂远。独孤后普禁庶子不得入侍。圣朝人以才进，不论嫡庶；今简千牛舍人，方为此制，于理未安。母以子贵，子不缘母。唯才是用，人自甘心。”云云。
既主专简贤才，不问嫡庶，则门荫世袭之制终必替，公开考选之法终必盛。两种制度之转换，其后面必有与之相应符之思想及理论也。
又按：唐初争论封建极烈。封德彝渭：“先朝敦睦九族，一切封王，盖以天下为私，殊非至公驭物之道。”李百药谓：“内外群官，选自朝廷，擢士庶以任之，澄水镜以鉴之。年劳优其阶品，考绩明其黜陟。爵非代及，用贤之路斯广。”马周谓：“以尧、舜之父，犹有朱、均之子。傥有童孩嗣职，万一骄愚，则兆庶被其殃，国家受其败，爱之适以伤之。”太宗卒听诸臣言不封建。
又欲割地封功臣，长孙无忌等力辞乃止。就当时民治意识言，已知封建与门第皆无复兴之望矣。】惟历史变化以渐不以骤，故门阀势力尚而延蝉。玄宗屡欲相崔琳、卢从愿，以其族大，恐附离者众，卒不用。门族上为帝王所忌，下亦不为寒士所护，则其渐趋衰微，亦必然之势也。
此等门第，以累世仕宦，又逢盛世，其生活豪华，亦可想见。
韦氏世为关中诸姓，人物衣冠，奕世荣盛。韦安石子陟，始十岁，拜温王府东阁祭酒，加朝散大夫。陟门第豪华，早践清列，侍儿阉阍，列侍左右昔十数。衣书药食，咸有典掌。舆马僮奴，势侔于王家主第。每食，视庖中所弃，其直犹不减万钱。然家法修整，勅子允就学，夜分视之。其子勤，旦日问安，色必怡；稍怠，则立堂下不与语。虽家僮数十，然应门宾客，必允主之。此乃门第与王室、宦寺、武人不同之处也；甚可注意。
至于进士们的身分，本不甚高。考试的仪式，已与他们以许多近于侮辱的喑示。
舒元舆宪宗元和中上论贡士书，谓：“臣得备下土贡士之数，到阙下月余，侍命有司，始见贡院悬版样，立束缚检约之目，勘磨状书，剧责与吏胥等伦。臣幸状书备，不被驳放，得引到尚书试。试之日，见八百人，尽手携脂烛水炭洎朝晡餐器，或荷于肩，或提于席。为吏胥纵慢声大呼其名氏，试者突入，棘围重重。乃分坐庑下，寒余雪飞，单席在地。唐、虞辟门，三代贡士，未有此慢易。”
而且唐代科举，本备仕途之一格，故一切规程并不甚严。其时有所谓“公卷”与“通榜”之制。
“公卷”者，进士得先投所为文于京师达者，采名誉，观素学。及临试，可以不问试艺高下，专取知名士，谓之“通榜”。其榜帖可托人为之。如郑灏都尉第一榜，托崔雍员外为榜帖。又杜黄门主文第三场，由举子袁枢为榜帖，枢自列为状元。榜帖犹言名录。
故进士乃称“觅举”，
薛登天授中上疏：“方今举士，明诏方下，固已驰驱府寺之廷，出入王公之第。陈篇希恩，奏记誓报。故俗号举人，皆称‘觅举’。”
所以求延誉。
陆贽知贡举，梁肃、崔元翰所荐皆取。韩愈负文名，延誉举子，往往得售。
而其卑躬屈节之态，亦已可怜。
文献通考引宋江陵项氏安世曰：“风俗之弊，至唐极矣。王公大人，巍然于上，以先达自居。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骑蹇驴，未到门百步，辄下马，奉币刺，再拜以谒于典客者，投其所为之文，名之曰‘求知己’。如是而不问，则再如前所为，名之曰‘温卷’。如是而又不问，则有执贽于马前，自赞曰‘某人上谒’者。”按：韩愈一代名臣，其三上宰相书、拜北平王于马前之类，皆是当时风气也。
甚至有走门路，通关节，求必得，而既得则肆意轻薄者。
高锴为礼部侍郎，知贡举阅三岁。第一榜裴思谦以仇士良【文、武时宦官。】关节，取状头，锴庭谴之。思谦回顾厉声曰：“明年打脊取状头。”第二年，锴诚门下不得受书题。思谦自携士良一缄入贡院，易紫服，趋至阶下，白曰：“军容有状荐裴思谦秀才。” 锴接书，曰：“状元已有人，此外可副军容意。”思谦曰：“卑吏奉军容处分，裴秀才非状元，请侍郎不放。” 锴俯首良久，曰：“然则略要见裴学士。”思谦曰：“卑吏即是。” 锴不得已从之。思谦及第后，宿平康里，赋诗曰：“银釭斜背解明璫，小语低声贺玉郎。从此不知兰麝贵，夜来新惹挂枝香。”
惟进士因公开考试得官，被视为正路，到底在政治上占到他应有的地位。【此如东汉“孝廉”一样。中国史自向合理的路进展，此是一证。至于文学之风日盛，以及门第势力日衰，则为进士科日益得势后应有之现象也。】中唐以后，进七科遂最为荣重。于是进士科举与门第任子之两途，在政治上自然发生冲突。此即形成穆宗以后的一段朋党之争。
朋党启端，即由于考试舞弊。
长庆初，钱徽典贡举，李宗闵托所亲于徽。时李德裕、李绅、元稹在翰林，共白徽取士不实，宗闵亦坐贬。由是结嫌怨，植党相磨轧凡四十年。【是年四月诏：“国家设文学之科，本求才实，苟容侥幸，则异至公。访闻近日浮薄之徒，扇为朋党，谓之‘辟节’。干扰主司，每岁策名，无不先定。永言败俗，深用兴怀。”即为此事发。】
门生、座主，遂为朋党标目。
唐贡举之士，以有司为“座主”，而自称“门生”。会昌三年中书覆奏：“国家设文学之科，求真正之士，岂可怀赏拔之私惠，忘教化之根源？自谓门生，遂为朋比。树党背公，靡不由此。”按：明代亦有“座师、门生”之称，其党祸亦不减于唐时。
李德裕恶进士，他的言论，却代表了门第势力最后的呼声。
德裕尝论公卿子弟艰于科举。武宗曰：“向闻杨虞卿兄弟朋比贵势，妨平进之路。昨黜杨知至、郑朴等，抑其太甚耳。有司不识朕意，不放子弟，即过矣。”德裕曰：“郑肃、封敖子弟皆有材，不敢应举。臣无名第，不当非进士。【德裕以父为备身千牛，或劝应举，德裕言：‘好牛马不入行。’盖世家子弟可不科目而显，至是犹然。】然臣袓【李栖筠。】天宝末以仕进无他伎，勉强随计，一举登第。自后家不置文选，盖恶其不根艺实。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何者？少习其业，自熟朝廷事，台阁之仪，不教而自成；寒士纵有出人之才，固不能闲习也。”
他以文选不足为取士标准，固有理由。然当从此推进一层，为国家建立教育人才之至计。【时应进士试者，仅知工诗赋谋进取而已。独一韩愈唱为古文，曰“文以载道”，“为古之文，将以学古之道也”；又以师道自届，当世怪笑之。人有请师柳宗元者，宗元谢不迭，谓：“世人之诧师道，犹如蜀犬之吠日也。”稍知事学问，则入寺访释子论佛理，或访道士求长生耳。世家子弟犹知循礼法，又熟闻朝廷典制掌故，宜乎德裕之以此自傲矣。直到北宋，始将韩愈一番意思发挥光大。】又次当谋考试制度之整顿与改进。【此亦至北宋而始有。如考试之糊名，改进士诗赋为经义等。】不应倒退转来只想任用公卿子弟，为门第苟延残喘。
郑覃以经术位宰相，亦深嫉进士浮薄，屡请罢之。文宗曰：“敦厚、浮薄，色色有之。进士科取人二百年矣，不可遽废，”今按：郑覃、李德裕皆不喜进士，为李宗闵、牛僧孺所排抑。
当时政治上最患者是有资格做官的人太多，因此而朝廷不尊，宰相权不重，政事不易推行。故主张排抑进士者，同时常是主张裁减官吏，而亦带有主张贵族政治的意味，李德裕即其代表。
德裕大意欲尊朝廷，肃臣下，而使政出宰相。深嫉明党，尝谓：“省事不如省官。省官不如省吏。”乃请罢郡、县吏二千余员，衣冠去者皆怨。德裕父李吉甫，亦疾吏员广，谓：“置吏不精，流品厖（máng）杂。存无事之官，食至重之税。职局重出，名异事离者甚众。财日寡而受禄多，官有限而调无数。”奏省冗官八百员，吏千四百员。德裕政见，正承其家教而来。所惜者不能从一更高的理论上出发，则不免为一种代表门第势力之政论也。
李德裕的见解，虽不免褊狭。
文献通考引李德裕论“朝廷显官，须公卿子弟为之”一节，评云：“德裕之论偏异如此。”今按：德裕时代与马端临时代绝不同，故德裕议论，在端临视之，觉可诧异。此是历史进展。若自东晋、南北朝人看德裕议论，便全不感其可异矣。
然当时进士浮薄，则实为不可否认之事实。
晚唐以“轻薄”、“浮薄”为诟厉朝臣之口头禅，故朱全忠斥御史大夫赵崇，谓为“轻薄之魁”；李振劝朱全忠杀朝士，亦以“浮薄”为罪名。马端临谓：“进士科当唐之晚节，尤为浮薄，世所共患。”
郑綮以“歇后”为相，可以整个看出唐末的政局。
郑綮为相，省史走其家上谒，綮笑曰：“诸君误矣，人皆不识字，宰相亦不及我。”史言不妄，俄闻制诏下，观曰：“寓一然，笑杀天下人！”既视事，宗戚诣庆，搔首曰：“歇后郑五作宰相，事可知矣。”按：綮每以诗谣托讽时政，本善诗，其语多俳谐，故使落调，世共号“郑五歇后体”。中人有诵之昭宗前者，昭宗意其有所蕴未尽，故超用之。史称綮“立朝侃然，无复故态，而不为人所瞻望，才三月，以疾乞骸”。或问郑綮：“相国近有诗否？”答曰：“诗思在灞桥风雪中、驴子上，此处那得之？”太原兵至渭北，朝廷震恐，急于攘却之谋，綮请于文宣王字号中加一“哲”字。其为卢州刺史，黄巢掠淮南，綮移檄请无犯州境，巢笑为敛兵。唐末文人轻薄，綮已为其中之卓者。要之亦不足担当国家重任。黄巢兵逼潼关，士子方流连曲中待试，为诗云：“与君同访洞中仙，新月如眉拂户前。领取嫦娥攀桂子，任他陵谷一时迁。”黄宗羲行朝录序谓：“其时中土文人无心肝如此！”尤可为轻薄作例。较之郑綮，抑天壤矣。
至于黄巢、李振等，皆是屡举进士不第的人物，结果进士清流，遂受极祸。
巢粗涉书传，屡举进士不第，遂为盗。李振亦屡举进士不中第。朱全忠入汴，振劝尽诛缙绅，曰：“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网纪。”全忠然之，于是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为浮薄，贬辱无虚日。缙绅为之一空。又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之黄河，使为浊流。”全忠笑而从之，聚裴枢、独狐损等朝士贬官者三十余人，一夕尽杀之，投尸于河。
但晚唐进士的轻薄，只是一时事象，推不翻以公开考选来代替门荫世袭的理论。宋以后，进士考试遂独占了政治上的崇高地位。
严华、夷之防，【民族观念之提醒。】重文、武之别，【中唐以迄五代的武人，代表了不受教育，不讲道理。宋代下的重文浓武，只是要人人读书，受教育、懂道理，并不是绝对的认为可以去兵废战。】裁抑王室贵族之奢淫，【太监自然无地位。】让受敎育、讲道理的读书人【徒事词章者不算。】为社会之中坚，这是宋以下力反唐人弊病的新路径。
【黄巢之乱以及五代十国】
唐末的中国，用横剖面来说，大体可分为三部：一是大河以北的藩镇所辖地。二是大河以南唐两京及其迤东一带。三是长江以南。
藩镇所辖地，虽则文化、经济逐步破毁，然以极单纯的武力来压制较小的区域，一时不致摇动。中部两京及其迤东一带，经安、史乱后，残破最甚。
代宗听程元振谋迁洛京，郭子仪谏曰：“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噑。东至郑、汴，达于徐方，北自覃、怀，经于相土，人烟断绝，千里萧条。”刘宴与元载书：“函陕凋残，东周尤甚。过宜阳、熊耳至武牢、成皋五百里中，编户千余而已。居无尺椽，人无烟爨。萧条凄惨，兽游鬼哭。”
江南为财赋所出。
肃、代中兴，即靠东南之财赋，自此唐政府始仰东南财赋维持。至元和，东南财赋始重。韩愈谓：“当今赋出天下，而江南居十九”是也。至咸通又加甚，故陆龟蒙言：“元和中国家用兵，江南之赋已重，逮今盈六十年，赋又数倍于前也。”
大时代没落之大骚乱，即在中部发动而蔓延遍及于南部。
其先已有裘甫起浙东，庞勋以徐泗兵戍桂林作乱，自湘浮江下掠淮南至徐州，皆不久即平。
王仙芝先发。
聚盗起濮阳，陷曹、濮、郓诸州，历陈、许、襄、邓，陷江凌、洪州，王铎斩之于亳州。先后历五年。【僖宗乾符元年至五年。】
次之为黄巢。
巢，曹州冤句人，王仙芝同里，以贩盐为生。王仙芝既死，巢即继统其众。攻亳州不下，袭沂州，过淮南，掠襄邑、雍丘，寇叶、阳翟。军败乞降，又叛去。从宣州【安徽宣城。】寇浙东，踰江西，破虔、吉、饶、信等州。趋建州，陷桂管，进寇广州。会大疫北还。自桂编大筏沿湘下衡、永，破潭州。【长沙。】渡江，攻鄂州，【武昌。】转掠江西。再入饶、信，陷婺、睦、宣州。由采石渡江，又渡淮攻汝州，陷东都，攻潼关，陷京师。群臣迎谒灞上，巢从骑士数十万，【安禄山陷东都，兵五万。黄巢攻关，兵六十万。】国号大齐。嗣败而东，众犹十五万，略邓、许、孟、洛，东入徐、兖。【数十州人大饥，贼俘以食，日数千人，以巨碓糜骨皮，并啖之。】先后凡七年。【巢中和四年死，连王仙芝共十一年。】
又次之为秦宗权。
宗权师行未尝转饷。每指乡聚，曰：“啖其人，可饱吾众。”官军迫蹑，获盐尸数十车。其师亦遍扰南中各地，【寇荆南，攻襄州，破东都，寇淮、肥，略江南，乱岳、鄂，自关中薄青、齐，南缭荆、郢，北恒卫、滑，千里无舍烟。】先后五年。【连前共十六年。时江、淮之间，广陵富甲天下，亦经乱四、五年不息，雄富扫地。】
经此十几年的大骚乱，唐代三百年的统一政府，终于倾覆，世袭的节镇，遍及东南，而有所谓五代十国。
五代十国之国都及據地：
国号
国都
據 地
1
梁
汴
河南、关内、河东一部、河北一部、山南等地。有州七十八。
2
唐
洛阳
河东、河南、关内、河北、陇右、山南、剑南等地。有州百二十三。
3
晋
汴
同唐。除幽、蓟十六州，有州百有九。
4
汉
汴
同晋。有州百有六。
5
周
汴
河东、河南、关内、河北、陇右、山南、江北等地。有州一百一十八。
6
吴
广陵【后徙金陵。】
淮南、江南两道。有州二十八。
7
南唐
金陵
同吴。后失江北。有州二十一。
8
前蜀
成都
剑南、山南两道。有州四十六。
9
后蜀
成都
同前。
10
南汉
番禺
岭南六管。有州四十七。
11
楚
长沙
湖南、岭北地。有州十五。
12
吴越
杭
浙东、浙西。十三州。
13
闽
侯官
全闽。有州五。
14
荆南
江陵
荆南及归峡。有州三。
15
北汉
太原
太原以北。十州。
五代十国分合表：
五代帝系表
（1）后梁
（一）太祖（朱全忠）——（二）末帝
后梁凡二主，十七年。
（2）后唐
后唐凡四主，十四年。
（3）后晋
后晋凡二主，十一年。
（4）后汉
（一）高祖（刘知远）——（三）隐帝
后汉凡二主，四年。
（5）后周
（一）太祖（郭威）——（二）世宗——（三）恭帝
后周凡三主，十年。
此所谓五代十国，其实只是唐室藩镇之延缜，惟其间有极可注意者数事。
一、关中自李茂贞【昭宗时，镇凤翔，再犯阙，封岐王，为朱全忠所败，遂不振。】以外，别无割据之雄，此足证西北一带之残破，至是已不够割据建国之资力。长安代表周、秦、汉、唐极盛时期之首脑部分，常为中国文化之最高结集点。自此以后，遂激急堕落，永不能再恢复其已往之地位。
二、不仅恢西如此，即甘陇一带文物亦臻破灭。河西自武帝始置郡、县。东汉以来，民物富庶，与中州不殊。晋代自张轨以后，吕光、秃发、沮渠迭据建国，经制文物，俱能仿效中华。亦因其地货贿殷富，可以无求于中土，故能五凉相继，与五胡角立。而中州人士，多往避难，见其风土之可乐。唐天宝以后，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大中、咸通虽复河湟，而名存实亡。五代以及于宋，河陇为西夏所据。元昊虽倔强横逆，其土地亦过于五凉，【五凉止有河西五郡，无灵、夏，元昊有夏、宁、绥、宥、静、灵、盐、媵、会、甘、凉、肃、瓜、沙等州。庆历初，复陷丰州。其地东据河，西至玉门，南临萧关，北控大漠，延袤万里。】然苟绝其岁赐互市，则不免衣皮食酪，几不能以为国。是以亟亟屈服，北事辽，南事宋，仅足自存。盖河西自唐中叶以后，沦于异域，渐化为龙荒沙漠之区，无复昔之繁华。【甘、凉之间以诸河为灌溉。兴灵有古渠曰“唐梁”，曰“汉源”，皆支引黄河，仍是汉、唐人遗烈也。】自长安既毁灭，中原之风声气习，文物礼乐，益与甘、凉隔绝，遂若有夷、夏之分，伧荒复数百年。中国西北部文物骤衰，实为唐中叶以后一极要之转变。
三、五代中只后唐都洛阳，尚是东周、东汉、西晋、北魏之旧都。【亦是隋、唐之陪都。】其他四代皆都汴，【开封。】直到宋代不能迁都。此证黄河流域之气运，不仅关中以西不复兴，即中部洛阳一带亦不够再做文化、政治的中心点。中国社会的力量，渐渐退缩到东边来。
四、五代均在黄河流域，十国【除北汉。】均在长江以南。五代名义上虽上承唐，下启宋，号为王室递禅之正统，其实前后五代，共止五十四年，而已有八姓、十三君。就其开国之君而言，三位是胡人，【唐、晋、汉。北汉亦是胡人。】一位是流寇，【梁。】一位是募兵，【周。】正可说明那时的北方中国，已到了最不象样的时代。而南方九国，【十国，除北汉，只九国。】比较气运长，【其中过半数以上，每一国之年代，皆超过五代之全时期；其少数亦超过五代全时期之一半。】文物隆，还有一个样子。自此以后，南方社会，遂渐渐跨驾到北方社会的上面去。【此和南北朝又不同，尤著者，如吴徐知诰之轻赋恤民，越钱镠之大兴水利，江、浙一带，至宋遂为乐土。又如南汉刘岩所用刺史无武人，皆北方所万不能及也。而南唐文物，尤为一时之冠，宋太祖建隆元年，有户九十六万余，嗣平荆南、湖南、蜀、广南、江南，得户一百六十万。蜀五十余万，江南六十余万，即两地户数己超过中原矣。此亦与三国、南北朝相异也。】
五、是晋石敬瑭称臣契丹，【事以父礼。】割赠幽、蓟十六州。自此下至元顺帝退出中国，其间凡四百二十四年，那一带土地，可以说长受异族的统治。【虽此诸族均受汉化，然要之不能与中国本部相比。】若严格言之，则此十六州中之某几部分，自安、史以来，早已不能直接沾受到中国传统政治与文化之培养。如是则先后几将及六百年之久。
十六州州名如下：
1
2
3
4
5
6
7
8
幽
蓟
瀛
莫
涿
檀
顺
新
今北平
河北蓟县
河北河间县北
河北任丘县北
河北涿县
河北密云县北
河北顺义县
察哈尔涿鹿县
9
10
11
12
13
14
15
16
妫
儒
武
云
应
寰
朔
蔚
察哈尔怀来县
察哈尔延庆县
察哈尔宣化县
山西大同县
山西应县
山西朔县东
山西朔县
察哈尔蔚县
幽、蓟、瀛、莫、涿、檀、平、顺为山前八州，新、妫、儒、武、云、应、朔、蔚山后八州。
（幽、蓟、瀛、莫、涿、檀、顺七州位于太行山北支的东南方，其余九州在山的西北。）
平州先没，【刘仁恭以营、平二州遗契丹，在石晋前。山前八州增营为九州。】寰州并于应。【后唐明宗时。】故十六州或数平，或数寰。又应、朔、寰、云、蔚，亦称代北。瀛、莫，周世宗已复取之；为宋河间、文安郡地。【全祖望燕云失地考，谓石晋所赂不止十六州。】
此十六州既为外族所踞，从此中国北方迤东一带之天然国防线，全部失却，大河北岸几无屏障。【惟山西尚有雁门内险，故宋征北汉，辽不能救；太原尚能为中国所有。然宋都汴京，地偏东，仍非山西所能掩护。】中国遂不得不陷于天然的压逼形势下挣扎。借援外兵，引入内地，唐代亦屡有其事。后世责石敬瑭不当借援契丹，却忘了石敬瑭自身早是一个湖人。【其于耶律德光自称“儿皇帝”，为之假子，亦自安禄山以来相沿遗风。】唐代对于民族观念之不重视，流害遂至于此。【唐人政制，均沿北朝周、隋。惜当时北朝周、隋诸儒，以环境关系，未能发明民族华、夷之防，唐人遂亦模糊过去。】
六、是中国东北部契丹族之骤盛。
中国的东北，在历史上很早便有其地位。殷商箕子即避地朝鲜半岛。战国时，辽河两岸全属燕国版图。【燕并略属真番、朝鲜，为置吏筑障。（见汉书地理志。战国策己谓“燕东有朝鲜、辽东”。）真番即此后汉武所置四郡之一，地跨今鸭绿江。朝鲜乃平壤故名。则燕辽东边界，较今中、韩国界为远。】
秦长城东端，直至乐浪。【此见晋书地理志。乐浪亦汉武置四郡之一，今黄海、平安二道地也。汉初，辽东与朝鲜以浿水（今大同江）为界；秦界则更在浿水来。】秦乱，中国人卫满自王其地。【此如尉佗之王南粤。】汉武既灭卫氏，以其地置真番、玄菟、【今咸镜南道。】乐浪、临屯【地在今汉江北。】四郡。
三国时，公孙度王于辽东。【比乃中国内部之割据分裂，惟因地远，故独立以后，乃与内地交涉较疏。公孙氏传四世，晋初仍属中国为郡县，自战国以来五百年矣。】五胡慕容氏亦起辽东，而其汉化之程度，较之刘渊匈奴五部久居山西者有过之无不及。可见其时辽河东、西地带之文化，较之内地河北、山西一带，无多逊色。
唐安东都护府设治在平壌。【亦朝鲜境。】其后经安、史之乱，中央与东北的关系永为隔絶。然东北汉族文化根基已深，故渤海建国十余世，乃有五京、十五府、六十二州之规模。可证其国全是城郭耕稼，用其部族的武力，与汉人的经济、文化相结合，而凝成一个较进步的国家。【其事略如五胡与北魏。又按：渤海自唐武氏圣历二年，迄后唐明宗天成三年，前后十二世，二百三十年；而契丹自天赞四年闰十二月丁巳兴兵，至翌年正月辛未，渤海王即降，前后仅半阅月。渤海臣门艺之言曰：“昔高丽盛时，士三十万，今我众比高丽不过三之一。”盖渤海种人不繁，又建国既久，不尚武事，故其亡忽焉。（渤海故都在今吉林宁安南，牡丹江畔之东京城。其城不依川险，而位于四面开朗之原地，亦渤海以和平立国之一证也。）
其后辽灭于金，亦数年事。此皆由其立国本多赖汉人，汉人不为效死，故易灭也。其后刘豫向金乞师，金调渤海汉儿军五万应之。金亮南侵，先计女贞、契丹、奚三部众，又起中原汉儿与渤海军共一七七路。而渤海一军卒叛归会宁。大金国志引许亢宗奉使行程录，第三十三程：“自黄龙府六十里至托撒孛堇寨府，为契丹东寨。当契丹强盛时，擒获异国人，则迁徙散处于此。南有渤海，北有铁离、吐浑，东南有高丽、靺鞨，东有女贞、室韦，北有乌舍，西北有契丹、回鹘、党项，西南有奚。故此地杂诸国俗。凡聚会处，诸国人言语不通，则各为汉语以证，方能辨之。”此可证渤海建国本仗汉人，及汉族在东北方面文化势力之盛。】
契丹建国亦和渤海情形略相仿。
契丹【其先出白鲜卑，为宇文氏别种，递属于突厥、回鹘。】很早即为一种耕牧兼营的民族。【辽史称：“皇祖匀德实，为大迭烈府夷离堇，喜稼穑，善畜牧。”又云：“太袓仲父述澜，始兴板筑，置城邑，教民种桑麻，习织组。”】
耶律阿保机【即辽太祖。】建国，自始即依仗汉人之归附。
时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为建汉城，在炭山东南泺河上。有盐铁之利，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遂基之以并八部。契丹始建国。
及其立皇都，【地在临潢。今热河东北，西辽河上流，巴林旗境。事在神册三年，即梁末帝贞明四年，距宋兴尚四十二年。】灭渤海，【史称“得城邑之居百有三”，事在明宗天成元年。是岁辽太祖阿保机卒，距宋兴尚四十三年。】已经是一个规模很象样的国家。【其会李克用于云中，以兵三十万。伐代北，兵四十万。后事在唐天祐二年，距宋兴五十五年。】其后耶律德光【阿保机子，辽太宗。】又得幽、蓟十六州。【并得后晋岁输金、帛三十万。距宋兴亦二十六年。】其官制分南、北院，北面治宫帐、部族、属国之政，南面治汉人州县、租赋、军马之事。袭用唐制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藉以招徕中国人。【然共国任事，则惟宗室耶律、外戚萧氏二族。】
以耶律德光与石敬瑭、刘知远相较，一样是胡人，一样不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然而耶律德光的政治成绩要比石敬瑭、刘知远好得多。此因耶律德光诚心想模仿中国，而石敬瑭、刘知远还只是想用兵力霸住地位。此正是唐藩镇与五胡、北朝之相异点。因一面有理想求上进，一面无理想只求霸占。所以想上进者，因其为一部族中之优秀领袖，能知为远大永长之计。所以只想霸占者，因其本来出身行伍，徒藉兵强马大，非有远志。
辽廷多用汉人，【如太祖于韩廷徽，太宗之于张砺。范仲淹疏：“契丹得山后诸州，皆令汉人为官守。”】诸帝皆通汉学，辽族亦多好文学。【参看甘二史劄记。】
以辽与北朝比，则辽之文化尚远逊北朝。此因北朝时中国门第势力未衰，故虽在部族统治下，而汉族文化仍得发荣滋长。契丹建国时，中国社会已无门第势力，故契丹虽亦酌取汉化，而汉人则并不能自保其文化之传统，以与异部族之统治势力相抗衡。盖北朝大体上犹是汉人为主，而辽则汉人为属矣。
其后辽国遂备五京之制。【宋统一前，辽已有上京、南京、东京三京。】
上京。【梁贞明四年，阿保机始城临潢，谓之“黄都”。晋天福初，德光称为“上京”】在临潢。【今热河林西县东南。】
中京。【宋景德四年，隆绪城辽西为“中京”，自上京徙都。】在大定。【今热河省东南部喀喇沁旗境，平泉县东北大宁城。】
东京。【后唐天成三年，德光称辽阳城为“南京”。晋天福初，改曰“东京”。】在辽阳。【即辽阳县治。】
南京。【晋天福初，升幽州为“南京”，又谓之“燕京”，常为行都。】在析津。【今北平。】
西京。【宋庆历四年，宗真（兴宗）以云州为“西京”。】在云州。【今山西大同。】
境内有州、军、城百五十有六，县二百有九。【东至海，西至金山，既流沙，北至胪朐，南至白沟，方万余里。】有兵一百六十四万，【胜甲胄者尽籍为兵，皮室、属珊二军尤重，各隶精兵数十万。属珊则择蕃、汉精骑兵为之也。】部族属国之兵不与焉。
要之，辽之立国，与汉初匈奴、唐初突厥均不同。辽国直是一个汉族分化的国家。
胡峤陷北记：“上京所谓西楼，有邑屋、市肆。交易无钱而用布。有绫、锦诸工作。宦者、翰林、技术、教坊、角觗、秀才、僧尼、道士等，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又按：辽史仪卫志，记晋高祖使冯道、刘昫册应天太后、太宗皇帝，其声器与法驾，同归于辽。又德光入汴，收法物。秦、汉以来帝王文物，尽入于辽。周、宋按图更制，乃非故物？此即太宗纪所载“太同元年三月，晋诸司僚吏、傧御、宦寺、方伎、百工、图籍、历象、石经、铜人、明堂刻漏、太常乐谱、诸宫县、卤簿、法物及铠仗，悉送上京”是也。】
中国的东北方，为安、史以来长期的藩镇割据所隔绝，久不与中国中央相通。此一部分人遂渐与异部族武力相结合，而形成一个新国家。【故云与北朝相似。】这一个国家，遂还为中国本部之强敌。这又是此下历史上一个重要的变端。
七、是当时中国黄河流域民众疾苦之加深。
黄河流域的民众，经黄巢、秦宗权大乱之后，继续还是经受武人、胡人的不断争夺，横征暴敛，火热水深，几乎难于想象，难于形容。
在政事极端无望之下，有一个张全义。
东都经黄巢之乱，遗民聚为三城以相保。继以秦宗权、孙儒残暴，仅存坏垣而已。唐僖宗光启三年，张全义为河南尹，初至，白骨蔽地，荆棘弥望，居民不满百户。全义麾下才百余人。乃于麾下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将”。人给一旗、一榜，于旧十八县中，令招农户自耕种，流民渐归。又选可使者十八人，命曰“屯副”。民之来者抚绥之，无重刑，无租税，归者渐众。又选谙书计者十八人，命曰“屯判官”。不一二年，每屯户至数千。于农隙选壮者教之战阵，以御寇盗。五年之后，诸县桑麻蔚然，胜兵大县至七千人，小县不减二千人。乃奏置令佐以治之。全义为政明察而宽简，出见田畴美者，辄下马与僚佐共观之，召田主劳以酒食。有蚕麦善收者，或亲至其家，悉呼出老幼，赐以茶彩衣物。民间言：“张公见声伎未尝笑，独见佳麦良茧则笑耳。”在洛四十年，遂成富庶。
在政事极端无望之下，还有一个冯道。
张全义媚事朱温，妻妾子女为其所乱，不以为愧。及唐灭梁，又贿赂唐庄宗、刘后、伶人、宦官等，以保禄位。然时称名臣元老，以其犹能以救时拯物为念也。杨凝式赠全义诗曰：“洛阳风景实堪哀，昔日曾为瓦子堆。不是我公重葺理，至今犹是一堆灰。”冯道历事五朝八姓十一君，当时羣尊为长者。死年七十三，谈者美之，谓与孔子同寿，【当时能寿，当真不易。】亦以道能周旋有所存济也。其对耶律德光曰：“此时百姓，佛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论者谓随一言免中国人于夷灭。世运至此，何可更以节义廉耻责当时之人物！其他如郑韬光事十一君，寿七十。马胤孙号“三不开”，一不开口议论，二不开印行事，三不开门延士大夫。
民生其间，直是中国有史以来未有之惨境。
至于北方的辽国，政治比较上轨道，其田制有“公田”、有“私田”、有“在官闲田”之别。
统和中，耶律昭言：“西北之众，每岁农时，一夫侦候，一夫治公田，二夫给糺官（jiǔ）之役。”当时沿边各置屯田戌兵，易田积谷以给军粮。太平七年诏：“诸屯田不输税赋”，此公田制也。又统和七年诏：“山前后未纳税户，并于密云、燕乐两县占田置业入税”，此私田制也。十五年，募民耕泺河旷地，十年始租；此在官闲田制也。
辽自初年即称农谷充羡，有振饥恤难之政。【景宗保宁七年，汉有宋兵，使来乞粮，诏赐粟二十万斛。】使耕种之外有盐。
太袓汉城在炭山南，有盐池之利，即后魏之滑盐县。其后得十六州地，瀛、莫在焉，始得河间煮海之利。
有铁冶。
太袓始并室韦，其地产铜、铁、金、银，其人善作铜、铁器。又有曷朮部多铁。“曷朮”，契丹语“铁”也。后平渤海，有铁利府，改曰铁利州，地亦多铁。又东平县本汉襄平县故地，产铁矿。
有金银矿。
圣宗太平间，于黄河北阴山及辽河之源，各得金、银矿，兴冶采炼。
因有银币。
撒剌的为夷离堇，以土产多铜，始造钱币。太祖【其子。】沿而用之。太宗置五冶太师，以总四方钱铁。石敬瑭又献沿边所铸。其后景宗铸乾亨新钱。圣宗凿大安山，取刘守光所藏钱，散诸五计司，兼铸太平钱。
又有牧畜之饶。
辽盛牧事，群牧滋繁，数至百有余万，诸司牧官以次进阶。自太祖及道宗垂二百年，羣牧之盛如一日。天祚初年，马犹有数万群，每群不下千匹。
冀北宜马，海滨宜盐，自古艳称。铁冶之富，至今尤为全世界所重枧。
故其国“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得尽习汉风，自谓昔时元魏所不如”。【韩琦语。】
而其“法令简易，科役不烦，遂使一时民众绝其南顾之念”。【余靖语。】
如此一传再传，待宋室起来，再把中国整顿得成一个样子，而那隔绝沦陷在东北方面的民众，早已忘却他们的祖国了。
我们该从地理的横剖面上，来认取当时中国史上一种空前未有之大摇动。
第六编 两宋之部
第三十一章贫弱的新中央【北宋初期】.......................... 2
一、北宋帝系及年历....................................... 2
二、宋初中央新政权之再建.................................. 3
三、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 4
四、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 6
（一）宋代之冗兵...................................... 6
（二）宋代之冗吏...................................... 8
五、宋代政制上的另外两个弱点............................. 13
第三十二章士大夫的自觉与政治革新运动【庆历熙宁之变法】....... 16
一、学术思想之新曙光.................................... 16
二、庆历变政............................................ 19
三、熙宁新法............................................ 21
第三十三章新旧党争与南北人才【元祐以下】.................... 28
一、熙宁新党与南人...................................... 28
二、洛蜀朔三派政治意见之异同............................. 34
三、道德观念与邪正之分................................... 39
第三十四章南北再分裂【宋辽金之和战】........................ 41
一、金起灭辽............................................ 41
二、辽帝系及年历........................................ 42
三、金灭北宋............................................ 42
四、南宋与金之和战...................................... 43
五、南宋之财政.......................................... 51
六、南宋金帝系及年历.................................... 53
（一）南宋........................................... 53
（二）金............................................. 54
【北宋初期】
在不堪言状的分裂与堕落之后，中国又重新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中央政府来。这一个中央，却以他特殊的姿态出现于历史。与秦、汉、隋、唐的统一相随并来的，是中国之富强，而这一个统一却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这是宋代统一特殊的新姿态。
北宋凡九主，一百六十七年而亡。
自唐代镇兵拥立留后，积习相沿，直至五代，造成国擅于将、将擅于兵的局面。宋太祖由陈桥驿兵变，黄袍加身，这是五代兵士拥立皇帝的第四次。【唐明宗李嗣源、唐废帝潞王从珂、周太祖郭威，皆由军士拥立。】
由不断的兵变产生出来的王室，终于觉悟军人操政之危险，遂有所谓“杯酒释兵权”的故事。【此在太祖即皇帝位之第二年，即建隆二年。】
自此节度使把持地方政权之弊遂革。
太祖召诸镇节度，会于京师，赐第留之，而分命朝廷文臣出守列郡，号“知州军事”。【自此诸节度使并不食本镇租赋，藩府除授带都督名衔者，实不行都督事。诸路观察、采访、防御、团练、刺史皆遥领，不亲本州务。】
而地方长官遂得重用文臣。
五代时不仅诸镇节度使皆用勋臣武将，即不隶藩镇之州郡刺史，亦多以军功为之。至是始革。
继之置诸州通判。
凡地方军民政务，均须通判签议连书，方许行下。通判事得专达，与长吏钧礼。【又令节镇所领支郡，皆直隶京师。】
县令亦分由朝官兼摄，称为知县。
知州、知县，论名义皆属临时差遣，非本职。故宋代州县守令，皆带中朝职事官衔。
从此地方官吏，又得均由中央任命。
五代凡曹掾簿尉之龌龊无能，以至昏老不任驱策者，始注县令。故其时地方政治，惟有刻剥诛求，猥迹万状。优诨至多以令长为笑资。宋祖以朝官出知县事，犹北齐武成时以世胄子弟为县令，亦一时救弊，非必全出于私天下之心。
各州又置转运使，处理各地方财政，除诸州度支经费外，悉输京，毋占留。【唐代地方财政有“留州”、“送使”、“上供”之别。】从此地方财富亦归中央。【严惩赃吏，亦宋开国政治要政之一。】
又命诸州县各选所部兵士，才力武艺殊绝者送都下，【有“兵样”，为挑选标准。先以人，后以木梃（tǐng）为之。】补禁旅之阙。【称“禁兵”，为天子之卫军。】其老弱者始留州。【此为“厢兵”，属地方兵，罕教阅，多以给役。五代无政，凡国之役皆调于民，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既不能一时复兵于农，则此亦不失为权道。】
从此地方兵力亦移归中央。
吏治、兵权、财赋三项，脱离了地方军权【藩镇。】之分割，而统一到中央来，中国始渐渐有一个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府。
宋太祖凭借那一个比较像样的、上轨道的中央政治机构，便可先来平复南方。【先荆南，次蜀，次南汉，（时贬号“江南”。）渐次敉（mǐ）平。】
太祖虽以杯酒释侍卫诸将兵柄，然其时在外郡以节度掌兵者犹近三十州。乾德中，或因其卒，或因迁徒，或因致仕，渐以文臣代之。然守将之控制西北者类多久任。郭进守西山凡二十年，李汉超守关南凡十七年，董遵诲守通远凡十四年。其余十许年、八九年不可悉数。所部筦（guǎn）榷（què）之利悉与之，军中事许从便宜。边臣皆富于财，得养募死士。蕃寇每入，多致克捷。以此无西北之虞，得以尽力东南。仁宗至和二年范镇疏：“恩州自皇祐五年秋至至和元年冬，【纔踰（yú）一岁。】知州者凡七换，河北诸州大率如是。欲望兵马练习，安可得也？”
南方诸国在经济上虽比中原为优，而政治情形并不长进。
东晋、南朝，有大批北方士族南渡，故衣冠文物为北方所宗。五代时，南方诸国，仅得唐末进士诗赋遗风，政治上并无传统可言。
故宋室政治，稍有头绪，便能将南方诸国逐次收拾。
至太宗时，【吴越降附。】江南统一，再平北汉，而终于不能打倒契丹，这是宋室惟一主要的弱征。
太宗两次亲征，均败归，其死传系箭疮发。石晋开运阳城之战，耶律德光几不免，周世宗一举而下三关，契丹非不可胜。但太宗才弱，又无贤辅耳。周世宗用兵欲先取幽州，则吴蜀不足平。宋则以赵普谋，先南后北为持重。兵力已疲，而贻艰钜于后人，则太祖之失也。
宋代建国本与汉唐不同。宋由兵士拥戴，而其建国后第一要务，【亦即宋室政权惟一生路。】即须裁抑兵权。而所以藉以代替武人政治的文治基础，宋人亦一些没有。
宋初文臣，出五代南唐之遗，皆猥琐浮薄，无堪建树。古者三公坐而论道，唐五代宰相见天子议大政事，亦必命坐赐茶。宋初，周世宗旧臣范质等为相，惮帝英睿，请每事具箚（zhá）子进呈。由是奏御浸多，始废坐论之礼，而宰臣见天子亦立谈矣。太祖谓宰辅中能循规矩，慎名器，持廉节，无出质右，但欠为世宗一死。质与王溥为世宗顾命大臣，王溥时以拟冯道，盖皆不为宋祖重视。宋所信赖者惟赵普。然普为相后，宋祖常劝其读书，乃时时披览论语。以宋初大臣与唐代相较，所逊远矣。此宋治之所以不逮于唐也。
北方的强敌，【契丹。】一时既无法驱除，而建都开封，尤使宋室处一极不利的形势下。藩篱尽撤，本根无庇。这一层，宋人未尝不知。然而客观的条件，使他们无法改计。
张方平曾论其事，【见续资治通鉴长编二百六十九。】谓：“今之京师，古所谓陈留，天下四冲八达之地，非如函秦洛宅，形胜足恃。自唐末朱温受封于梁国而建都，至于石晋割幽蓟之地以入契丹，遂与强敌共平原之利。故五代争夺，其患由乎畿甸无藩篱之限，本根无所庇也。祖宗受命，规模必讲，不还周汉之旧而梁氏是因，岂乐而处之，势有所不获已者。大体利漕运而赡师旅，依重师而为国也。则是今日之势，国依兵而立，兵以食为命，食以漕运为本，漕运以河渠为主。”【张语止此。】
张洎（jì）亦论汴漕。谓：“汉兵甲在外，惟有南北军、期门、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扈从藩卫而已。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并萃京师，比汉唐京邑民庶十倍。”【张语止此。】
太祖末年欲卜都洛阳，曰：“终当居长安，据山河之胜又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而晋王【即太宗。】力请还汴。太祖终不以为然，曰：“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范仲淹又力主于洛阳广储蓄，缮宫室，为迁都计，而吕夷简目为迂阔。其先则畏难因循，其后又偷安苟且，一误再误，而宋事终不可为矣。
大河北岸的敌骑，长驱南下，更没有天然的屏障，三四天即到黄河边上，而开封则是豁露在黄河南岸的一个平坦而低洼的所在，所以一到真宗时，边事偶一紧张，便发生根本动摇。【其时王钦若主迁南京，陈尧主迁四川，而并无主迁洛阳、长安者。正见此两地文化经济之衰落，至是仍一无恢复也。】幸而寇准亲征，始得有澶渊之盟。然而到底是一个孤注一掷的险计。
此后宋辽遂为兄弟国，【宋兄辽弟，辽萧太后为叔母。】宋岁输辽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自是两国不交兵一百二十年。
宋都开封，不仅对东北是显豁呈露，易受威胁。其对西北，亦复鞭长莫及，难于驾驭。于是辽人以外复有西夏。
唐僖宗时，夏州裨（pí）将拓拔思敬，【本党项族。】预破黄巢功，赐姓李氏，拜夏州节度使。三传军乱，拥立李仁福，不知于思敬亲疏；其后即西夏。然则西夏仍是唐胡籍藩镇之最后遗孽也。
真宗时，西夏已陷灵州。【其时李继迁卒，子德明立。】至仁宗，西夏骤强，【德明卒，子元昊立。】边患遂盛。范仲淹、韩绮以中朝名臣到陕西主持兵事，结果还是以和议了事。【陕西用兵只五、六年。】宋岁赐西夏银、绮、绢、茶共二十五万五千。
从对夏的示弱，又引起辽人的欺凌。富弼使辽，重固和议，岁增银、绢各十万。【契丹主欲于誓书用“献”字，宋以“纳”字许之。辽史云用“贡”字，不可信。】
宋代对外既如此不振，而内部又终年闹穷。而且愈闹愈凶，几于穷得不可支持。
以中国已往历史而论，只要国家走上统一的路，以广土众民供养一个中央政府，除非穷奢级欲，绝不至于患贫。宋室之患贫，则因有几个特殊原因：
第一还是由于养兵。
无论秦、汉、晋、隋、唐，每一度新政府创建，在天下平一之后，必随着有一个兵队的复员。只有宋代因事态特殊，唐末藩镇的积重难返，外寇的逼处堂奥，兵队不仅不能复员，而且更逐次增加。
太祖开国时
二十万（200，000）
太祖开保时
三十七万八千（378，000）
内禁兵十九万三千（193，000）
太宗至道时
六十六万六千（666，000）
内禁兵三十五万八千（358，000）
真宗天禧时
九十一万二千（912，000）
内禁兵四十三万一千（431，000）
仁宗庆历时
一百二十五万九千（1，259，000）
内禁兵八十二万六千（826，000）
英宗治平时
一百十六万二千（1，162，000）
内禁兵六十六万三千（663，000）
以上只是一个约略的计数。
陈襄云：“艺祖时有兵十二万。【张方平则云：不足十五万。】真宗时，三十余万。【曾公亮云：三十八万。张方平云：咸平中五十余万。挥尘录：咸平后增至六十万。】乾兴中【真宗末年。】始及八十余万。庆历时，一百余万。”【挥尘录：皇祐初兵一百四十万。】
要之可以见宋代兵额之递增。直到仁宗时，先后百年，而全国兵额增至七、八倍以上。
军队大半来自招募。【并有营伍子弟听从本军，及有罪配隶等，然以招募为主要来源。其他尚有乡兵，由土人在所团立。】应募者非游手无籍，即负罪亡命。
又往往因岁凶募饥民，遂使长大壮健者游惰，而留耕者胥老弱。如是久之，农村生产力日渐减削。
且募兵终身在营伍，自二十以上至衰老，其间四十余年，实际可用者至多不过二十年。廪之终身，实际即是一卒有二十年向公家无用而仰食。【孙洙（zhū）谓：“谓之兵而不知战，给漕挽、服工役、缮河防、供寝庙、养国马，乃至疲老而坐食者，皆兵也。”】
如此的军队，最易流于骄惰。宋兵制以厢军伉健者升禁卫，然卫士入宿，即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给粮不自荷而扉人荷之。
太祖因怕兵卒骄惰，故定禁兵分番戍宋郡县。然三岁一迁，即无异一出征。故虽在平时，而军费时时等于征讨。
那时的军队，沿着五代积习，月廪岁给外，还有各项额外的赏赐。尤著者为三年一次的郊赉（lài）。
郊祀竭府库犒赏军卒，其事起于唐。肃、代以后，国用不给，乃不得不废祀。旧五代史梁太祖开平三年，唐莊宗同光二年，周太祖显德元年，皆有祀天大赦颁赏之记载。宋承积弊，不能荡涤，遂以三年一次为定例。【南郊执仗兵士一万七千四百余人。】
宋室的郊费，亦逐步增涨。
太宗至道时五百余万缗。以金、银、绫、绮、絁、紬平直赐给。
真宗景德时七百余万缗。又东封八百余万。
仁宗皇祐时一千二百万缗。
英宗治平时一千三百万缗。
其他复杂易稠叠。
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戍边，每季加给银、鞋。环庆缘边艰于爨（cuàn）给者，有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袴。戍领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予装钱。川广递铺卒，或给时服、钱、履。
据英宗时【治平二年。】统计，禁兵数约七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五十千，则七十万人有三千五百万缗之费。厢军数约五十万，一夫钱粮赐予岁不下三十千，则五十万人有一千五百万缗之费。厢禁军共费五千万，而此时天下所入财用，大约只有缗钱六千余万。养兵费占了全部岁入之六分五。【神宗时陈襄上疏。又孙洙云：“总户口岁入，以百万之兵计之，每十户而资一厢兵，十亩而给一散卒。”至于戍卒，则岁费一卒达二万。】
尹洙息戍【在神宗时。】云：“西北涇原、邠宁、秦凤、鄜（fū）延四帅戍卒十余万，一卒岁给无虑二万。平骑卒与冗卒，较其中总廪给之数，恩赏不在焉；以十万较之，岁用二十亿。自灵武罢兵，计费六百余亿。
所以王安石要大声疾呼的说，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也。
神宗君臣虽力主省兵，然熙宁禁军籍尚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568，688），元丰又至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三人（612，243）。蔡京用事，兵弊益滋。军士逃窜死亡，阙而不补，悉取阙额封椿（chūn）为上供之需。又阙额不以实，上下共为姦利。靖康之难，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人。京师卫士，亦仅三万。宋竭国力养兵，而结果未得一兵之用。
为宋代财用之蠹者，第一是冗兵，第二则是冗吏。
收复北方失地，此乃宋王室历世相传的一个家训。
太祖始平僭（jiàn）乱，收其府库，别藏之封椿库，国用之余悉入焉。尝曰：“俟满五百余万缗，当向契丹赎燕蓟。”又曰：“北人若敢犯边，我以二十匹绢购其一人首，料其精兵不过十万，我用绢二百万匹，其人尽矣。”太宗两次亲征，均失败归来。真宗以下用岁币买和，与太祖设封椿库意义相差过远，自为宋王室所不能忍。
但是不能再让军人操握政权，亦是宋王室历世相传更不放弃的另一个家训。
宋室既不能荡平北寇，自然不能作消兵之想，而同时又不让军人操握政权，故宋王室的第三个历世相传的家训，厥为优待士大夫，永远让文压在武人的头上。
宋祖谓赵普曰：“五代方镇残虐，民受其祸。朕今用儒臣，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十之一也。”又太祖有誓约，藏之太庙，云“不杀大臣及言事官”。徽宗被虏于金，尚以此事命使臣反告高宗。
宋代进士一登第即释褐，待遇远较唐代为优。
唐进士及第，未得即登仕牒，尚须再试于吏部。【进士由礼部主试。】有屡试屡黜者。其中格人，仅补畿赤丞尉。不中格者，或例赴选曹之集，或应地方官辟署。俟外效有著，再正式转入仕途。宋则一登第即释褐。
而登科名额，亦远较唐代为多。
隋唐初设进士，岁取不过三十人。咸亨、上元中增至七、八十，寻复故。开成中连岁取四十人。又复旧制。进士以外，明经中科者亦不过百人。在宋太祖开国时，进士登科寥寥，岁无十数。其时进士甲科亦不过授司寇，或幕职官，至太宗时，亲御便殿临试贡士，博于采拔，待以不次。太平兴国二年时以郡县缺官。赐进士诸科五百人遽令释褐。或授京朝官，或倅（cuì）大郡，或即授直馆。进士中第多至七百人，后遂为例。
应进士试者，太平兴国八年多至万二百六十（10260）人，淳化二年至万七千三百（17300）人。【见曾鞏文集。】
进士应试已遍及全国，遂定三年一试之制。
唐虽以进士、明经二科取士，然其时贵族门第势力尚未全消，又地方长官亦得自辟署，仕进路广，不专以科第。又闽岭黔峡，士人殊鲜。两河之外，复为寇境。故礼闱可以岁开。宋则贵族门第已灭，地方官亦不能自辟署，用人之权集于中央。社会文教之风更普遍，踰剑度岭者，往返需时，故礼部试不能岁开。
以后进士御试，又例不黜落。
以前殿试皆有黜落，有累经省试取中，而摈斥于殿试者。相传张元以落第积忿降元昊，为中国患。宋室始囚张之家属，未几复纵之。于是群臣建议归咎于殿试。仁宗嘉祐二年，遂诏进士与殿试者皆不黜落。
状元及第，更为士人无上光荣。
太宗临轩放榜，三五名以前，皆出贰郡符，迁擢荣速。陈尧叟、王曾初中第，即登朝领太史职。此后状元及第者，不十余年皆望柄用。每殿廷胪（lú）传第一，则公卿以下，无不耸观，虽皇帝亦为注视。自崇政殿出东华门，传呼甚宠，观者拥塞通衢。
竟至有人说：“状元及第，虽将兵数十万，恢复幽蓟，逐出彊（qiáng）寇，凯歌劳旋，献捷太庙，其荣无以加。”【儒林公议引尹洙语，不知确否。然即非尹洙语，必其时有人作此语、存此想也。】仁宗朝进士前三名，凡三十九人，不至公辅者仅五人。
宋代如此优奖进士，无非想转移社会风气，把当时积习相沿骄兵悍卒世界，渐渐再换成一个文治的局面。
宋代既立意要造成一个文治的局面，故一面放宽了进士的出路，一面又提高文官的待遇。处处要礼貌文官，使他不致对武职相形见绌。
五代以来，藩镇节度使诸武臣，非重禄厚赐不足餍其欲。宋既积重难返，又深惩武人跋扈之病，意望提奖文吏，退抑武臣。既以高官厚禄夺武臣之权，自不得不以高官厚禄慰文吏之心。
宋室优待官员的第一见端，即是官俸之逐步增添。
真宗咸平四年杨亿上疏，极论当时吏俸之薄。谓：“左右仆射乃百僚之师长，月俸所入，不及军中千夫之帅，豈稽古之意？”其后乃逐有增益。兹举宰相、枢密使言之，有正俸，【钱月三百千。使相、节度使月四百千。】有禄粟，【月一百石。使相月二百石，节度使一百五十石。】有职钱，有从人衣粮，【七十人。使相、节度使百人。】又有冬春服，各绫二十疋、绢三十疋、冬棉一百斤。
此外复有茶酒厨料、薪蒿（hāo）炭监、饲马刍粟、米面羊口各项。【此等尽是陋规，盖大半沿自五代而不能革。】至外官有公用钱，【自二万贯以下。】有职田，【四十顷以下。】有茶汤钱，【无职田者如使臣之属，给之。】又有添给。【外任官不得挈家属赴任者，许分添给钱贍家。】
当时称“恩逮于百官，惟恐不足；财取于万民，不留其余”。可以想见宋朝优待官吏之情态。
官吏俸禄既厚，而又有祠禄，为退职之恩礼。
真宗置玉清昭应宫使，以王旦为之。后旦以病致仕，命以太尉领玉清昭应宫使，给宰相半俸。祠禄自此始。其后日渐增多。宋朝优礼士大夫，极少贬斥，诛戮更属绝无。王安石乃以祠禄处异己，著令宫观无限员数，又听从便居住。要之为吃闲俸而已。
又时有额外恩赏。
此盖亦始于武臣。如雷有终平蜀，特给廉镇公用钱岁二千贯。既殁，宿负千万，官为偿之。戴兴为定国军节度使，赐银万两，岁加给钱千万。王汉忠出知襄州，常俸外增岁给钱二百万。自此波及文臣，若李符、为三司使，赐银三千两。李沆（hàng）、宋湜（shí）、王化基、【初入为右补阙，各赐钱三百万。湜知制诰，又易银五百两，钱五十万。】杨徽之、【迁侍御使，赐钱三十万。】魏廷武、【为转运使，赐钱五十万。】宋摶【为国子博士，赐钱三十万。】等，而宰执大臣更不得不优渥。故李沆病，赐银五千两，王旦、冯拯、王钦若之卒，皆赐银五千两。仁宗崩，遗赐大臣各直百余万。司马光率同列上言辞赏，不许。
复有恩荫。兵卒武人既三年得一次郊赉，自然文臣不应向隅，于是每逢郊天，即推恩封荫。【文臣仍得郊赐。故事宰臣枢密使银帛四千疋两，执政官三千，三司使千，此下递减有差。庆历二年，节冗费，执政以上各减一千，三司使减三百，余亦递减，遂为定制。】
曹彬卒，官其亲族、门客、亲校十余人。李继隆卒，官其子，又录其门下二十余人。雷有终卒，官其子八人。则加荫亦从武臣始。
荫子荫孙，乃至于荫期亲，荫大功亲，甚至荫及异性亲，乃至门客。总之是朝廷恩意，没有子孙近亲，便只有鬻卖朝恩，把异姓门客来充数。【金安节疏：“致仕遗表恩泽，不宜奏异姓亲，使得高赀为市。”】
甚至甫莅位即得荫。【故范仲淹请在职满三年始得荫。】甫荫即给俸，【故阎日新疏，请自二十以上始给。】甫荫即服章。【故李会奏云：“尚从竹马之游，已造荷囊之列。”孙沔亦云：未离襁褓，已结搢绅。”】甚至未应娶妻，已得任子。【亦李会语。】
一岁郊天，任子可得四千人。十年之后，即须万二千员。【赵思诚疏。】
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即一家兄弟子孙可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范仲淹疏。】
此种优待条件，亦是逐步成立。
诞节之恩，起于至道。郊禋之恩，起于祥符。致仕之恩，滥于明道。遗表之恩，繁于真宗。又嘉祐推恩数十人，治平二百人，熙宁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政和六年，郊恩奏补一千四百六十人。又按：唐制郊祀行庆止进勋阶，五代肆赦便迁官秩，宋亦因之。真宗后以有谏者而罢，遂定三年磨勘法，则依然是朝三暮四也。】
在此情形下，不免官吏日多，俸给日繁。
真宗景德时――官一万余员。
仁宗皇祐时――官二万余员。【张方平奏乐全集卷二十五：“臣向在翰林，见本院天圣中具员，两制、两省官不及三十员，今五十余员。近领御史中丞，见本台天圣中京朝官班薄，不及二千员，今二千七百余员。先领三班院，见本院景祐中使臣不及四千员，今六千余员。”此奏约在仁宗庆历七年。】
英宗治平时――总二万四千员。【内并幕职州县县官三千三百余员。】
以吏员冗禄言，
真宗时……九千七百八十五万（97，850，000）。
仁宗时……一万二千万（120，000，000）。
英宗时……视皇祐增十之三。【元祐时一倍皇祐，四倍景德。】
文武两班，均如此受朝廷优待，皇帝的宗室，照例亦不应向隅。故宗室吏员受禄者，
真宗天禧时……九千七百八十五员（9，785）。
仁宗宝元时……一万五千四百四十三员（15，443）。
所以当时是冗官冗兵的世界。冗官耗于上，冗兵耗于下，财政竭蹶，理无幸免。虽国家竭力庙法增进岁入，到底追不上岁出的飞快激增。
太宗至道末
岁入22，245，800缗
岁出
余大半。
真宗天禧末
150，850，100缗
126，775，200缗。
余24，074，900缗。
仁宗皇祐元
126，251，964缗
无余。
英宗治平二
116，138，405缗
120，343，174缗。又非常（临时费）11，521，278缗
不足15，726，047缗
将仁、英两朝与太宗时相比，岁入加了六倍。太宗时犹余大半，而仁、英时反闹不够。财政趋势如此，再不加以挽回，如何得了。
按：此据宋史。朝野杂记所记有异，【盖本郑湜劄子。】谓：“国朝混一之初，天下岁入缗钱千六百余万，太宗皇帝以为极盛，两倍唐室矣。天禧之末，所入增至二千六百五十余万缗。嘉祐间，又增至三千六百八十余万缗。其后月增岁广，至熙、丰间，合苗、役、税、易等钱，所入乃至六千余万。元祐之初，除其苛急，岁入尚四千八百余万。”晁（cháo）说之元符三年应诏上疏，谓：“宋赋、役几十倍于汉。”林勋政本书则谓：“宋二税之数视唐增七倍。”宋之疆土民庶远不如汉唐，而国家税入远过之，此其所以愈贫而愈弱矣。
兹再举景德与庆历两朝几种商税之比数以见一斑。【此据张方平乐全集。又见朝野杂记。】
时代／税项
商税
酒课
盐课
和买紬绢
茶盐酒税总计
景德
450余万贯
428
355
景祐中诸路所买不及200万疋
1500余万缗
庆历
1，975
1，710
715
300万疋
3倍
兹再将景德、庆历全部税收作1个简比如下表。【据包拯奏议。】
天下财赋
在京
景德
岁入47、211、000匹、贯、石、两
岁入18、392、000匹、贯、石、两
岁支49、748、900匹、贯、石、两
岁支15、404、900匹、贯、石、两
庆历8年
岁入103、596、400匹、贯、石、两
岁入18、996、500匹、贯、石、两
岁支　89、382、700匹、贯、石、两
岁支22、400、900匹、贯、石、两
包拯云：“天下税籍有常，今则岁入倍多者，祖宗世输税只纳本色，自后每从折变之故。”
宋朝之所以积贫难疗，大体如上述。
宋朝竭力想抑制武人，然而却根本不能去兵。宋朝又竭力想提高文治，然而亦根本不能对文吏有一种教育与培养。结果虽有兵队而不能用。兵队愈不能用，则愈感兵队之少而兵队反日增。文臣虽极端优待，而亦得不到文臣之效力。结果文臣气势日高，太阿倒持，文臣一样像骄兵悍卒般，只来朘（juān）吸国家的精血。
这是宋室在仁宗以前的内部情形。加上北方的辽，西方的夏，两面逼桚，内外交攻，一个太太平平的统一政府，正如犯上了肺痨，虽无大病，却日就死路，这是宋朝的一个绝症。
宋代政制，大体上沿袭唐规，而亦另自有他的弱点。
第一是中央集权过甚，地方事业无可建设。
宋之地方行政分三级，曰“路”，【相当于唐代之“道”。】曰“府、州、军、监”，【相当于唐代之“州、府”。】曰“县”。
至道三年，分天下为十五路。仁宗初，为十八路。下府、州、军、监三百二十二，县一千二百六十二。熙宁二年，又析为二十三路。京府四，次府十，州二百四十二，军二十七，监四，县一千二百三十五。
外官分“亲民”与“釐务”两种。亲民官皆由京朝官差遣，不设正官。而釐务官则专治一事，直属中央。如此则全部官吏几乎在性质或名义上，尽是为中央服务，而没有正式特设的地方官。【叶适谓：“文臣知州事，使名若不正，义若不久者，以轻其权。”】诸路分设帅、漕、宪、仓四司，谓之“监司官”。【有缺一二不并置者，亦有兼他使事务者。】
帅——安抚使……掌一路之兵民，领军旅禁令赏罚肃清。
漕——转运使……掌一路之财赋，领登耗上供经费储积。
宪——提弄按察使……掌一路之司法，领狱讼曲直囚徒详覆。
仓——提举常平使……掌一路之救恤，领常平义仓水利敛散。
此谓之“部使”。唐之州、县，其上临之者不过一使；【汉之州牧，则并不预事，仅司考察。唐贞观时，亦专任刺史、县令，数年一遣大臣，以六条巡行，而吏治日蒸。开元末，始增置按察诸司，而官吏转失职。】宋有四监司，则州县更难奉承展布。【然宋代如寇准知巴东县、苏颂知江宁县、范纯仁为襄邑令、周敦颐知南昌县、王安石为鄞令、程颐为晋城令，地方亲民官尚多大贤，亦得跻高位，与后世尚不同。】而四司中尤要者为转运使，务令地方金榖财货全集中央，而地方政事的性质，似乎只在为中央聚敛。
汉刺史以六条察郡国，不主金榖财货事。唐中叶乱后，亟于兵食，计臣始兼转运诸筦榷之名，而诸路置巡院官，掌赋调之式，委输之藏，然并不揔州郡吏民之政事。其揔者则有按察、採访、黜陟之使。宋则外权之重惟转运，一道百城，号令千里。官吏之黜陟、财赋之弛敛、恩泽之流壅、民政之惨舒，郡县观听其风棱，国朝倚办乎外务。提众职之纲辖，实方面之师表。顾名思义，以转运司为一路长官，豈非专于为中央务聚敛乎？
宋代的政制，既已尽取之于民，不使社会有藏富；又监输之于中央，不使地方有留财；而中央尚以厚积闹穷。宜乎靖康蒙难，心脏受病，而四肢便如瘫痪不可复起。
此层可与唐安史乱时相比较，便知宋政之失。又王安石新政，尚注意于挹地方注中央，可知荆公不知先务也。
第二是宋代的谏官制度，又使大权揔集的中央，其自身亦有掉转不灵之苦。
谏官始秦汉。
秦谏议大夫无定员，多至数十人，属郎中令。两汉属光禄勋。
隋唐属门下省、中书省，【有给事中、谏议大夫、拾遗、补阙、司谏、正言等。】为宰相僚属。谏官所以纠绳天子，非纠绳宰相。故宰相用舍听于天子，谏官予夺听之宰相，天子得失听之谏官。
【按：此意犹稍存汉代宰相得兼统内朝之遗风。太宗诏宰相入内平章大计，谏官得随入与闻。肃宗诏谏官论陈政事，不必先知宰相。则唐之崇谏官可知。】
谏官与御史，虽俱为言责之臣，然其职各异。谏官掌献替以正人主，御史掌纠察以绳百寮。
唐重谏官而薄御史。中丞温造道遇左补阙李虞，恚（huì）不避，捕从者笞辱。左拾遗舒元褒等建言：“故事供奉官惟宰相外无屈避。遗补虽卑，侍臣也。中丞虽高，法吏也。”乃诏台官、供奉官共道路听先后，行相值则揖。
至宋代三省制废，
宋中书置禁中，称政事堂，与枢密为两府。尚书、门下在外，不复与朝廷议论。【咸平四年杨亿疏：“尚书但吏部铨选，秩曹详覆，自余租庸筦榷由别使总领，尺籍伍符非本司校定，事有所分，政非自出，周之六官，于是废矣。”是尚书之权至宋大削，而其端皆起于唐。】
谏议、司谏等官在门下、中书者亦废，遂有谏院。【别置谏院在天禧时。】乃脱离宰相而独立。【仁宗庆历初，诏除谏官，毋得用见任辅臣所荐之人。】
当时称“台谏”，几于并为一职。权势气力，乃与宰相等。
时称任用谏官、御史，必取天下第一流。非学术才行俱备，为一世所高者，莫在此位。而当者曾不十年，径登台辅。又自建隆以来，未尝罪一言者。纵有薄责，旋即超升。许以风闻，而无官长。
世讥仁宗世宰相但奉行台谏风旨。【见苏轼上神宗书。】
谏官既以言为职，不能无言，时又以言为尚，则日求所以言者，但可言即言之。而言谏之对象，则已转为宰相而非天子。
宰相欲有作为，势必招谏官之指摘与攻击。
于是谏垣与政府不相下，宰执与台谏为敌垒，廷臣水火，迄于徽、钦。【靖康元年，诏宰执毋得荐举台谏，当出亲擢，立为定制。南宋后台谏遂不振，缘向来太恶习也。】
又文臣好议论，朝暮更张，常为政事之大害。即以财政一端论之，后世史臣固已力言其弊矣。
宋史食货志谓：“大国制用，如巨商理财，不求近效而贵远利。宋臣于一事之行，初议不审，行未几，即区区然较得失，寻议废格。后之所议未有瘉于前，其后又复訾之如前。上之为君莫之适从，下之为民无自信守。因革纷纭，是非贸乱，而事弊日益以甚。”此论宋代好议论之病极切，要亦与谏官制度有关系。
其三尤要者，为宋代相权之低落。宋代政制，虽存唐人三省体制，而实际绝不同。
宋初宰相，与枢密对称“两府”，【亦曰“两地”。】而宰相遂不获预闻兵事。
枢密一职，起唐代宗后，仅如汉之中书谒者令。虽时称其权任侔宰相，然特以宦者任之，非朝廷正职。五代更用士人，权位真埒宰相。宋因之，分文事任宰相，武事任枢密。故太宗命曹彬取幽州，而宰相李昉等不知。其伐辽，一日六召枢密院计议，而中书不预闻。宰相之失职可知。
又财务归之三司，亦非宰相所得预。
三司者，为户部司、盐铁司、度支使司。亦由唐代、德以来，兵寇频仍，经费竭蹶，故每以宰相兼判度支、盐、铁。宋初犹袭其遗制，其后则三司骎骎脱离相权而独立。宋史职官志谓：“天下财赋，内廷诸司，中外筦库，悉隶三司”是也。其后王荆公为相，创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以整顿全国之财政，司马温公议其非，谓：“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得使两府侵其事。”
宰相之权，兵财以外，莫大于官人进贤，而宋相于此权亦绌。
宋史苏绅奏：“太宗皇帝始用赵普，议置考课院以分中书之权，今审官是也。”涑水纪闻亦云：“太宗患中书权太重，置审官院、审刑院。至淳化三年置三班院，考殿最，自后多命近臣主之。”
又宰相坐论之礼，亦自宋而废。
旧制，宰相早朝上殿命坐，有大事则议，常从容赐茶而退。自余号令除拜、刑赏废置，事无巨细，并熟状，拟定进入，由禁中印画，降出奉行。自唐历五代不改。宋初，范质、王溥、魏仁溥在相位，引嫌具劄子面取进止，啜茶之礼寻废，执政皆立而奏事。相体失其尊严，异乎古制矣。
故宋代虽称中央集权，而其权实不在宰相。人主虽猜忌相臣加以裁抑，亦不能如明代之直废相臣，集大权于一身。则宋制乃适成其为一种弱征，虽遇大有为之君臣如神宗、王安石者，乃亦束手而莫如何矣。
故就王室而论，虽若唐不如宋。【宋无女祸，无宦寺弄权。】然唐承北朝方兴之气，宋踵五代已坏之局。唐初天下文教已盛，规模早立。故渐弛渐圮，乃以奢纵败度。宋建天下，垢污方浓，荡涤难净。虽渐展渐朗，而终止于以牵补度日。
待到治平无事百年之久，而庆历、熙宁之间，乃有人起来要想从新改造，这自然是更难了。
【庆历熙宁之变法】
宋朝养士经历百年之久，终于要收到他的成效。
宋朝对士大夫，并不能有教育指导的能力，只能妪姁（xū）涵育，让他们自己发荣滋长，这是一件费时而没把握的事。
在真宗时，宋朝文教算是培养到相当程度了，然而一旦强敌侵凌，则相率主张迁都。和约签定后，又诱导皇帝来做封禅巡狩的勾当。说是“欲假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
那时的文学，只是有名的所谓“西昆体”，汲晚唐、五代之余润。那时的政治，最高不过养尊持重，无动为大，敷衍场面捱日子。【如李沆（hang）等。吕东莱谓：“自李文靖抑四方言利害之奏，所以积而为庆历、皇佑之绥势也。”】那时稍稍带有教育和思想意味的，只在出世的和尚们，乃至求长生的道士们那里。
士大夫中间，最为举世推重的，便有一些所谓隐士，【如陈抟、种放、魏野、林逋之流。】居然在读书人中而能无意于做官。
宋朝的时代，在太平景况下，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于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
所谓“自觉精神”者，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自己从内心深处涌现出一种感觉，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并不是望进士及第和做官。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他提出两句最有名的口号来，说：“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是那时士大夫社会中一种自觉精神之最好的榜样。
范仲淹并不是一个贵族，【仲淹乃唐宰相范履冰之后，然至仲淹时已微。其父早死，母改嫁。仲淹随母易姓朱，后复宗姓范。】亦未经国家有意识的教养，他只在和尚寺里自己读书。【当时读书人大半到佛寺、道院中去，因国家并无正式教育机关，私人亦极少从事讲学，无师弟子之传授。】
在“断虀画粥”的苦况下，而感到一种应以天下为己任的意识，这显然是一种精神上的自觉。然而这并不是范仲淹个人的精神无端感觉到此，这已是一种时代的精神，早已隐藏在同时人的心中，而为范仲淹正式呼唤出来。【此即是范仲淹之伟大处。】
范仲淹曾至睢阳书院，书院源于戚同文。同文幼孤，邑人杨悫（què）教授生徒，同文日过其学舍，得受学。时当五代晋末丧乱，绝意禄仕，且思见混一，因名同文。悫依将军赵直。悫卒，直为同文筑室聚徒，请益者千里而至，登第者五十六人，皆践台阁。惟仲淹已不及见。【仲淹生太宗端拱二年。】
仲淹读书处为山东长白山之醴泉寺。真宗祥符三年睢阳应天书院赐额成立，翌年仲淹至书院。是时仲淹年二十三，戚同文已先卒矣。【据史，戚长子维，为随州书记，戚就养而卒，年七十三。书院复建于曹诚。宋史、宋元学案谓范依同文学，误也。】
惟仲淹之在睢阳，其精神上当有得于同文之感发者甚多。史称同文纯质尚信义，人有丧，力拯济之，宗族同里贫乏者，周给之，冬月解衣裘与寒者。不积财，不营居室，终身不仕，以教育后进为务，而有志于天下之混一。其为人意趣志行如此。仲淹亦幼孤力学，而以天下为己任。其后贵显，为宗族建义庄，恤贫乐施，盖亦近同文之遗风，而规模益恢宏耳。
在仲淹同时，尚有有名的学者胡瑗，偕孙复两人，在泰山一个道院中读书。【唐为栖真观，周朴居之，后为普照寺。】
相传胡瑗接家信，【胡，江苏如皋人。】苟有“平安”二宇，即投之山涧，不复启视。如此苦学十年，终于得到他精神上的【内心方面的。】自信而回去。这都是在时代精神的需要下，并不需师承而特达自兴的。
胡瑗投书涧畔的十年，和范仲淹僧寺里“断虀画粥”的日常生活，【日作粥一器，分四块，早暮取二块，断虀数茎，入少盐以啖之。如是者三年。】无疑的在他们内心深处，同样存着一种深厚伟大的活动与变化。他们一个是北宋政治上的模范宰相，【范。】一个是北宋公私学校里的模范教师。【胡。】北宋的学术和政治，终于在此后起了绝大的波澜。
与胡、范同时前后，新思想、新精神蓬勃四起。
他们开始高唱华夷之防。【这是五胡北朝以来，直到唐人，不很看重的一件事。】又盛唱拥戴中央。【这是唐代安史乱后两百年来急需提出矫正时弊的一个态度。宋朝王室，只能在政制上稍稍集权中央，至于理论思想上正式的提倡，使人从内心感到中央统一之必需与其尊严，则有待于他们。】他们重新抬出孔子儒学来矫正现实。【他们极崇春秋，为“尊王攘夷论”之拥护与发挥。最著如孙复。】他们用明白朴质的古文，【即唐韩愈所倡“文以载道”，即文道一贯之理论，】来推翻当时的文体。【最著如柳开、石介，乃至欧阳修。】他们因此辟佛老，【如石介、欧阳修。】尊儒学，尊六经。【他们多推崇易经，来演绎他们的哲理思想。】
他们在政制上，几乎全体有一种革新的要求。他们更进一步看不起唐代，【连带而及于汉。】而大呼三代上古。【三代上古是他们的理想。根据此种理想来批评汉、唐之现实。】他们说唐代乱日多，治日少。他们在私生活方面，亦表现出一种严肃的制节谨度，【适应于那时的社会经济，以及他们的身世，与唐代贵族气氛之极度豪华者不同。】而又带有一种宗教狂的意味，【非此不足有“以天下为己任”之自觉精神。】
与唐代的士大夫恰恰走上相反的路径，而互相映照。【他们对于唐人，只看得起韩愈，而终于连韩愈也觉得不够，因此想到隋末唐初的文中子王通。】因此他们虽则终于要发挥到政治社会的实现问题上来，而他们的精神，要不失为含有一种哲理的或纯学术的意味。【范仲淹至陕，张载年十八，慨然有志功名，上书谒，言军事。范知其远器，责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手授以中庸一编。又按：太宗淳化三年，诏刻礼记儒行篇赐近臣，及京朝官受任于外者，并以赐进士孙何等。真宗天圣五年，赐进士王尧臣以下中庸，八年赐进士王拱辰以下大学，后登第者必赐二书及儒行篇。是此诸篇本为当时所重，故仲淹亦以赐张。下至程、张辈，此诸篇乃发挥益臻精妙。】
所以唐人在政治上表现的是“事功”，【比乃贵族学者之意态。即贵族传统家教，大抵不过保泰持盈，传世永福，而仍不脱事功的意味。】而他们则要把事功消融于学术里，说成一种“义理”。【此乃平民学者之精神。彼辈要出来转移世道，而不为世道所转移。虽亦不离事功，却不纯从事功出发。】“尊王”与“明道”，遂为他们当时学术之两骨干。【尊王明道，即宋学之内圣外王。一进一退，在朝在野，均在此两点着眼。】
宋朝王室久已渴望着一个文治势力来助成他的统治，终于有一辈以天下为己任的秀才们出来，带着宗教性的热忱，要求对此现实世界，大展抱负。于是上下呼应，宋朝的变法运动，遂如风起浪涌般不可遏抑。
又按：春秋末，孔子自由讲学，儒家兴起。下逮战国，百家竞兴，游士声势，递增递盛。一面加速了古代封建统治阶层之崩溃，一面促成了秦、汉以下统一大运之开始。
中国四民社会以知识分子“士”的一阶层为之领导之基础于以奠定，是为中国史上士阶层活动之第一期。
两汉农村儒学，创设了此下文治政府的传统，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二期。
魏 晋 南北朝下迄隋 唐，八百年间，士族门第禅续不辍，而成为士的新贵族，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三期。
晚唐门第衰落，五代长期黑暗，以迄宋代而有士阶层之新觉醒。此下之士，皆由科举发迹，进而出仕，退而为师，其本身都系一白衣、一秀才。下历元、明、清一千年不改，是为士阶层活动之第四期。
此四期，士之本身地位及其活动内容与其对外态势各不同，而中国历史演进，亦随之而有种种之不同。亦可谓中国史之演进，乃由士之一阶层为之主持与领导。此为治中国史者所必当注意之一要项。
由于当时士阶层之觉醒，而促起了在朝的变法运动。
宋朝变法，前后共有两次。一在仁宗庆历时，范仲淹为相。一在神宗熙宁时，王安石为相。
仁宗正值辽 夏交侵，而国内财政到达将次崩溃的时候，为西夏用兵特起范仲淹，任以方面。【由韩琦所荐，在陕与韩共事。】迨（dài）夏事稍缓，范仲淹、韩琦、富弼同时为相。仁宗屡次催他们条陈改革政治的意见。【仲淹语人曰：“上用我至矣，然事有后先。且革弊于久安，非朝夕可能。”是韩、范等虽有改革政治之大志，而审慎回翔，末敢轻举。】一日特开天章阁，召对赐坐。【此于宋为殊礼矣。】给笔札，使当面疏奏。仲淹等不得已，始请退而列奏。【可见宋朝变法，亦由王室主动，不仅神宗于王安石如此，即仁宗于范仲淹亦然。（时韩琦不在朝。）】
范仲淹因此提出十项政见，为变法张本。这是有名的所谓十事疏。
一、明黜陟。二、抑侥幸。三、精贡举。【兴学校，黜词赋，已先王安石言之。】四、择官长。五、均公田。【此条注重州县职田之均配，使地方官皆得以厚俸尽其职责。】六、厚农桑。七、修戎备。【此条主于近畿召募壮丁，仿唐府兵制行之。】八、减徭役。【此条侧重在并省县邑，则公人可归农，徭役可省。特举京西言之，次及大名，与王安石免役用意稍不同。】九、覃（tán）恩信。十、重命令。
范仲淹的十事，大致可分三项。前五事属于澄清吏治。【前一、二项从消极方面说，三、四、五三项就积极方面说。】后三事属于富强的问题。【第六项主求富，第七项主求强，第八项则为消极的减政主义。】最后两项，系属前八项之运用。信赏必罚，为使法必行之法。【韩琦陈八事在前。一、选将帅，二、明按察，三、丰财利，四、抑侥幸，五、进有能，六、退不才，七、去冗食之人，八、谨入官之路。大体主张与范相似。】仲淹的意见，大致是欲求对外，先整理内部。欲求强兵，先务富民。而欲行富民之政，则先从澄清吏治下手。
仲淹在敷陈十事前有一冒头，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盗贼横炽。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然欲清其流，必澄其源。”将此与下陈十事，先后次序比观，其意显然。
要澄清吏治，治标的先务是明黜陟，抑侥幸，让贤能者上升，不肖者下退。
“明黜陟”是针对当时“磨勘”的制度而发。
仲淹说：“文资三年一迁，武职五年一迁，谓之“磨勘”。不限内外，不问劳逸，贤不肖并进。假如庶僚中有一贤于众者，理一郡县，领一务局，思兴利去害，众皆指为生事，必嫉沮非笑之。稍有差失，随而挤陷。故不肖者素餐尸禄，安然而莫有为。虽愚暗鄙猥，人莫齿之，而三年一迁，坐至卿监、丞郎者，历历皆是。谁肯为陛下兴公家之利，救生民之病，去政事之弊，葺纪纲之坏哉！”【按：磨勘始祥符后。】
“抑侥幸”是针对当时“任荫”的制度而发。
仲淹云：“真宗皇帝恩意渐广，大两省至知杂、御史以上，每遇南郊并圣节，各奏子充京官。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
“精贡举”，最为根本之事，一时难见成效。
仲淹主罢“糊名”，参考履行。【糊名制始太宗淳化三年，自是科场规制日趋严密。然其弊则在仅凭一日文字之短长，而无从稽考其人平日之行义。】进士先策论，后诗赋。诸科取兼通经义者。而尤要在兴学校。时诏州县立学，士须在学三百日，乃听预秋试。
“择官长”，则从选各路监司官【按察使，由转运使兼。】下手，让每路的按察使来甄别各该路的官吏。
仲淹选监司，取班薄，视不才者一笔勾之。富弼曰：“一笔勾之甚易，焉知一家哭矣。”仲淹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罢之。遂委各路按察使自择知州，知州择知县，不任事者悉罢。
仁宗对仲淹十事全部的接受了，【独仲淹主复府兵（第七项），以朝臣不赞同而止。】然而仲淹的政策，到底引起了绝大的反动。宋朝百年以来种种的优容士大夫，造成了好几许读书做官人的特有权利，范仲淹从头把他推翻，天下成千成万的官僚乃至秀才们，究竟能“以天下为己任”的有多少？能“先天下而忧后天下而乐”的有多少？暗潮明浪，层叠打来。不到一年，仲淹只得仓皇乞身而去。【庆历三年七月，仲淹为参知政事，四年六月出外。】仁宗虽心里明白，也挽不过举国汹涌的声势，终于许他卸责。【史称：“按察使出，多所举劾，人心不悦，而任子恩薄，磨勘法密，侥幸者不便。于是谤毁行，朋党之论浸闻于上。”】
宋朝事实上变法的要求，依然存在，范仲淹虽失败，不到三十年，王安石又继之而起。
然而王安石的遭遇，与范仲淹不同。反对范仲淹的，全是当时所谓小人；而反对王安石的，则大多是当时的所谓君子。
甚至连当时赞同范仲淹变法的诸君子，如韩琦、富弼、欧阳修等，亦反对王安石。
仁宗比较温和，因朝臣反对即不坚持。神宗则乾纲独断，尽人反对，依然任用。遂使后人对范、王两人评判迥异。
大抵崇范者并不在其事业，而为其推奖人才。诋王者亦非在其人品，而在其为小人所利用。对仁宗、神宗两人评论亦异，因仁宗能从众，而神宗主独断。
就熙宁新政与庆历变法对照，其间亦有差别。
熙宁新政之荦荦大者，如青苗，
以常平籴（dí）本散与人户，出息二分，春散秋敛。
均输，
以发运之职改为均输，假以钱货，凡上供物皆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预知在京仓库所当办者，便宜蓄买。
市易，
出公帑为市易本，市贱鬻贵，以平物价，而收其余息，并听人赊贷县官财货，出息二分，过期不输加罚钱。
方田，
以东西南北若干步为一方，量地，验其肥瘠，定其色号，分五等定税数。【此法始于郭谘、孙琳，欧阳修、王洙皆推称之。其法以东西南北各千步为四十一顷六十六亩。一百六十步为一方，即古万亩之田。百步为一小方，即古百亩之田。名“千步开方法”。】
免役，
五代以来，以衙前主官物之供给或运输。以里正、户长、乡书手课督赋税，负偿逋之责。以耆长、弓手、壮了逐捕盗贼。以承符、人力、手力、散从给官使奔走。县曹司至押录，州曹司至孔目官，下至杂职、虞侯、拣掐等，各以乡户等第差充。民不胜其苦，而衙前为尤甚。今听免役，据家赀高下出钱，由官雇役。单丁、女户原无役者，概输钱，谓之“助役”。
保甲，
籍民二丁取一，十家为保，保丁授弓弩，教之战阵。
保马，
凡五路义保，愿养马者，户一匹，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与直使自市，岁阅肥瘠，死病补偿。
大抵相当于范仲淹十事之六、七、八诸项。似乎王安石并不十分注重仲淹十事中之前几项。似乎王安石是径从谋求国家之富强下手，而并不先来一套澄清吏治的工作。
因此后人说范仲淹是儒家，而王安石为申韩。【至王之自负，则为盂子。】因范之政见，先重治人而后及于治法；王则似乎单重法不问人。只求法的推行，不论推行法的是何等样的人品。【神宗亦谓：“终不以吏或违法之故而为之废法。”】
那时的官僚们，情形还是和范仲淹时代差不多。他们既不免为做官的立场来反对范仲淹，自亦不免要为做官的立场来奉迎王安石。【范主先清吏治，只可反对。王主推行新法，便可奉迎。而王则谓范仲淹“结游士，坏风俗”。】
王安石的新法，不免要为推行不得其人而全失立法之本意。【陆佃受经于安石，其告安石，亦谓：“新法非不善，但推行不如初意，还为扰民。”】其时招受反对最烈者如青苗，反对派的理论多就实际人事言。【如州县以多散为功，有钱者不愿借而勒借。患无钱者不易偿，因而不许借。出入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而王安石则就立法本意言。【安石尝谓：“使十人理财，其中容有一二败事，要当计利害多少。”】此为当时两派相争一要端。
即论新政立法本意，亦有招受当时反对处。
如司马光论保甲：“籍乡村民二丁取一，是农民半为兵。又无问四时，五日一教，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又按：王安石尝言，终始言新法便者惟曾布。保甲之事，适布判司农寺，条画多出其建请。然绍圣时，章惇、蔡卞皆乞复行保甲，而布独不欲。盖知其事繁扰，不欲轻举。
又荊公废弓箭社行保甲，正犹废常平行青苗，仲淹十事之七已不能行，则安石保甲法自不能得时人之同意。【韩琦主乡兵，司马光亦反对之。】至如市易法等，更不易得人同情。【当时曾布即不谓然。荊公则谓：“行市易劳费精神，正以不负所学为天下立法故。”】
尤其是安石对财政的意见，似乎偏重开源；而当时一辈意见，则注重先为节流。
如青苗官放钱而取息二分，在安石之意，则为一面抑富民之兼并，而一面可增国家之收入。在一辈反对者，则谓朝廷与民争利。又如免役法，一面便民，而一面亦借助役钱增岁收。论者则谓其聚敛，于庸外又征庸。
而安石之开源政策，有些处又迹近为政府敛财。
刘挚上疏，谓：“陛下有劝农之意，今变而为烦扰。陛下有均役之意，今倚以为聚敛。”又陈次升谠论集谓：“免役法乃便民之最大者，有司不能上体德意，务求役钱增羡，元祐大臣，得以为辞。”
又按：熙宁青苗取息二分，提举使复以多散为功，遂立各郡定额，而有抑配之弊。其行助役，既取二分宽剩，复征头子钱，民间输钱日多，遂至宽剩积压。至绍圣复行新法，则青苗取息止一分，且不立定额，不加抑配，助役宽剩钱亦不得过一分，而蠲（捐）减先于下五等人户。聚敛之意反不如熙、丰之甚。此亦可见荆公之刚愎，当时未能斟酌尽善，并为群小所误矣。【熙宁七年七月，吕惠卿以免役出钱未均，五等丁产簿多隐漏不实，由官定立物价，使民各以田亩、屋宅、资货、畜产，随价自占，居钱五当蕃息之钱一，称“手实法”，则较之汉武算缗更为烦琐扰民矣。】
故陈傅良谓：“太祖皇帝垂裕后人，以爱惜民力为本。熙宁以来，用事者始取太祖约束一切纷更。诸路上供岁额，增于祥符一倍。崇宁重修上供格，颁之天下，率增之十数倍。以理财之名而务聚敛之实，其端实自荆公启之也。”
而且宋朝那时已嫌官冗，安石推行新法，又增出许多冗官闲禄。
宋聚兵京师，外州无留财，天下支用悉出盐铁、度支、户部三司。王安石用事，先立制置三司条例司，为修订财政法令之新机关。
司马光谓：“三司使掌天下财，不才可黜，不可使两府侵其事。”又为推行新法，诸路增置提举官凡四十余人。司马光非之曰：“设官则以冗增冗，立法则以苛益苛。”又曰：“天下之事当委之转运使、知州知县，不当别遣使扰乱其间。”又曰：“自置将以来，每将下又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诸州又自有总管、钤（qián）辖、都监、监押，设官重复，虚破廪禄。”
神宗亦谓增置官司费财，而安石则谓增置官司所以省费。又增吏禄岁至缗钱百一十万有奇，主新法者皆谓吏禄厚则人自重，不敢冒法。然良吏寡，赇（qiú）取如故。曾巩于元丰时中书议经费，谓：“臣待罪三班，国初承旧，以供奉官、左右班殿直为三班。初吏员止于三百，或不及之。天禧间乃总四千二百有余。至于今乃总—万一千六百九十。宗室又八百七十。景德员数已十倍于初，今殆三倍于景德。略以三年出入之籍考之，熙宁八年入籍者四百八十有七，九年五百四十有四，十年六百九十，而死亡退免出籍者，岁或过二百人，或不及之；则是岁岁有增，未见其止也。
臣之所知者三班，吏部东西审官，【审官东院为尚书左选，掌铨文臣。审官西院为尚书右选，掌铨武臣。】与天下他费，尚必有近于此者，惟陛下试加考察。”曾巩与王安石为文学挚友，而政治意见不同。神宗谓：“曾巩以节用为理财之要，世之言理财者未有及此。”可见安石新政诸人，少有以此等言进者。
苏辙元祐会计录序谓：“以宗室言，皇祐节度使三，今则九。【三倍。】皇祐两使留后一，今则八。【八倍。】观察使一，今十五。【十五倍。】防御使四，今四十二。【十倍。】以百官言，景德大夫【时为诸曹郎中。】三十九，今二百三十。【七陪。】景德朝奉郎以上【时为员外郎。】一百六十五，今六百九十五。【五倍。】承议郎【时为博士。】一百二十七，今三百六十九。【三倍。】奉议郎【时为三丞。】一百四十八，今四百三十一。【三倍。】官冗之势，有增无已。”
若依范仲淹所谕，岂得至是。南宋宝祐四年朱熠言：“境土蹙而赋税日繁，官吏增而调度日广。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俸禄；今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而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盖宋之不振，始终病于官冗也。
朝野杂记甲集卷十七谓：“祖宗时中都吏禄兵廪之费，全岁不过百五十万缗。元丰间，月支三十六万。宣和崇侈无度，月支百二十万。渡江之初，月支亦不过八十万。淳熙末，朝廷无事，乃月支百二十万，拟于宣和。非泛所支，及金银绵绢不与焉。”官冗则费不节，此又自然必至之势也。
冗官不革，政治绝无可以推行之理。
群书考索续编：“嘉祐推恩裁数十人，治平三百人，熙宁之六年，乃至四、五百人，日暮途远，求田问舍之不暇，何暇谋国家事哉!”元丰三年行新官制，仍无救于官冗。元祐三年翟思奏：“昔以—官治之者，今析为四、五。昔以一吏主之者，今增为六、七。官愈多，吏愈众，禄愈广，事愈繁。
朝廷文移下尚书省，又付吏部，又下寺监，又下所领库务。自下达上亦然。”又云：“有吏部，又有太常寺。有膳部，又有光禄勋。户部之有司农，主客之有鸿胪，驾部之有太仆，库部之有卫尉，工部之有将作军器，水部之有都水监，皆重叠置官，例可减省。”按：元丰改制，一依唐规。不知唐代政府组织，已嫌臃肿膨大，宋在冗官极甚之世，而效唐制，自不能彻底。汉之中都官，不及宋什一，郡守少于宋而令长过之，此宋代治政所以终不足以追古。
亦有明明可省的费，而安石不主节省。
熙宁元年【时安石尚未相。】十一月郊，执政以河朔旱伤，国用不足，乞勿赐金帛。司马光谓：“救灾节用，当自贵近始。”主听之。安石谓：“大臣不能当辞职，不当辞禄。国用不足，只缘无善理财之人。善理财则不加赋而国用足。”光曰：“天地所生，财货百物，不在民则在官。设法夺民，害甚于加赋。”
今按：南郊赐赉，本属陋规。大臣辞赏，其意甚是，与辞禄不同。农业经济的社会，生产量亦不能急激增进。依宋室当时实况，颇多可撙（zǔn）节处。安石只谓“自古治世未尝以财不足为患，患在治财无其道”，【上仁宗皇帝万言书中语。】不知治财之道。亦有一部分必从撙节入手。否则徒求开源，而浪费日增，如与影竞走，终无及理。
若说再在百姓身上设法括取，则那时的百姓，实有不堪再括之苦。
宋初岁入，已两倍于唐，至熙宁时当不啻二、三十倍。韩琦论青苗，谓：“今天下田税已重，又随亩有农具、牛皮、盐钱、面钱、鞋钱之类，凡十余名件，谓之杂钱。每遇夏秋起纳，官中更将绸绢斛斗低估价例，令民将此杂钱折纳。又每岁将官盐散与人户，谓之蚕盐，令民折纳绢帛。更有预买，转运司和买两色绸绢，如此之类，不可悉举。取利已厚，伤农已深。奈何更引周礼，谓放青苗取利，乃周公太平已试之法!”
今按：宋代租额，已七倍于唐。【见林动政本书。又谓：“加夏税钱通计无虑十倍。”】今复于两税外增免役、助役钱，【役即庸也，两税中已兼租庸调。】反对者谓“上户则便，下户实难”，语非无理。又于额用已足外，复增取二分谓之“宽剩”，则下户、单丁、女户更困。又青苗免役赋敛多责见钱，农民何以堪？
而熙宁、元丰的财计，居然一时称富，则掊克聚敛，自然难免。
苏辙谓：“善为国者藏之民，其次藏之州郡。熙宁以来，言利之臣，不知本末，【欲求富国，而先困转运司。转运司既困，则上供不继。上供不继，而户部亦惫。】内帑别藏，虽积如丘山，而委为朽壤，无益于算。”毕仲游 与司马光书谓：“以诸路所积钱粟，一扫地官，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安焘亦谓：“熙宁、元丰间，中外府库，无不充衍，小邑所积钱米，亦不减二十万。”【据此不仅中央多积，虽州县亦有盈，惟民力为难继耳。】陈次仲谠论集上徽宗论中都费用状亦谓：“臣闻元丰库昔年所积财帛甚多，近岁开边，支遣殆尽。”
安石推行新政的又一缺点，在于只知认定一个目标，而没有注意到实际政治上连带的几许重要事件。
程颢本赞成新法，其后亦转入反封派方面。尝谓：“众心暌乖，则有言不信。万邦协和，则所为必成。举一偏而尽沮公议，因小事而先失众心，权其轻重，未见其可。”
而且还带有急刻的心理。
范纯仁告神宗：“道远者理当驯致，事大不可速成，人才不可急求，积弊不可顿革。傥欲事功急就，必为憸（xiān）佞所乘。”程、范所言，实中安石新政之膏肓要病。曾巩亦曾致书安石细论之，惜乎安石不之悟也。
安石以神宗 熙宁二年为相，至熙宁六年，先后共五年，新法次第成立。
二年二月 王安石参知政事，立制置三司条例司。
四月 遣刘彝、谢卿材、侯叔献，程颢、庐秉、王汝翼、鲁伉、王广廉八人行诸路，察农田、水利、赋役。【五月，翰林学士郑獬、知制诰钱公辅罢。六月，御史中丞吕诲罢。】
七月 立淮、浙、江、湖六路均输法。【八月，侍御史刘琦、御史里行钱觊贬。知谏院范纯仁罢。条例司检详文字苏辙罢。】
九月 行青苗法。【十月，宰臣富弼罢。】
十一月  颁农田水利约束。
闰月 置诸路提举官。
三年十二月改诸路更戍法，立保甲法，及募役法。【三月，贬知审官院孙觉。四月，贬御史中丞吕公著。罢监察御史里行程颢、张戬，右正言李常。九月，宰臣曾公亮罢。十月，翰林学士范镇致仕。】
四年二月 更定科举法。【四月，出直使馆苏轼。七月，监察御吏里行刘挚罢。又贬御史中丞杨绘。】
五年三月  行市易法。
五月  行保甲养马法。
八月  颁方田均税法。
六年九月  收免行钱。【四月，枢密文彦博罢。】
此等新法，即谓用意全是，大体上非长时间慎密推行，不易见效。
如方田均税法，亦先有行者，而不胜其弊。欧阳修初亦主均田，【见文忠集卷百三。】嗣乃谓其不便。【祥长编一百九十二。】其他如保甲等法，更需推行有渐，又必有善体法意之良吏。
其利弊全看实际吏治的情况。
熙宁六年张商英上五事札子谓：“陛下即位五年，更张改造者数十百事。其中法最大、议论最多者有五：曰和戎，曰青苗，曰免役，曰保甲，曰市易。和戎之策已效，青苗之令已行。惟免役、保甲、市易三者，有大利害焉。得其人而缓图之，则为大利；不然则为大害。愿陛下与大臣安静休息，择人而行之。苟一事未已，一事复兴，终莫见其成矣。”张氏此言，可与上引范纯仁说同看。新法利弊，尽在此中也。
如青苗、市易等，无论立法用意如何，并不是必须激急推行，不可复缓。安石为力持此等新法之推进，至不惜牺牲许多不应放过的人事上之助力，实在是他的失策。【如欧阳修为竭力奖进王安石之前辈，司马光为安石同时好友，程颢为很有意襄助安石的人，均不能与安石始终共事，实为安石失败之最大原因。苏轼奏论新法，谓：“臣非敢历诋新政，苟为异论。如近日裁减皇族恩例，刊定任子条式，修营器械，阅习鼓旗，物议既允，臣安敢有辞?”时反对新法者大体皆君子，安石宽以图之，未必无和衷共济之路。】所以当时人说他性情执拗，不晓事。唐介言安石“好学泥古”，孙固言安石“狷狭少容”，皆中其病。又说他只能做翰林学士，不该做宰相。【此韩琦语。】
熙宁七年四月，权罢新法，安石去位。八年二月复相，九年十月又去。以后神宗依然照着安石所定新法推行。至元丰八年神宗卒，先后一共不过十七年。即使举朝一致，尽力推行，此等各项新制，均牵涉全国经济民生，未必即可有稳固之基础与确定之成效。何论其常在议论喧豗（huī）、意见水火之中？而神宗一死，新法即废。所以王安石新法的失败，一部分是行政技术上的问题。
安石未免自视过高。
反对他的，他便骂他们“不读书”。【安石初相，争新法，议论不协，安石曰：“公辈坐不读书耳。”】说他们是“流俗”。【安石告神宗：“陛下欲以先王正道胜天下流俗，故与天卜流俗相为重轻。流俗权重，则天下之人归流俗。陛下权重，则天下之人归陛下。”神宗信之，故益依安石，不顾群情矣。】又固执不受人言。【当时谓安石有“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议论不足恤”之狂论。】
而结果为群小所包围，当时批评安石者大致如此。
至于如吕诲等遽（jù）骂安石为大奸大诈，时新法尚未行，即司马光等亦觉吕诲弹之太过，宜乎不足以动神宗之信托。
安石的最大弊病，还在仅看重死的法制，而忽视了活的人事。
依照当时情祝，非先澄清吏治，不足以宽养民力。非宽养民力，不足以厚培国本。非厚培国本，不足以遽希武功。安石的新政，一面既忽略了基本的人的问题，一面又抱有急功速效的心理。在国内新政措施全无头绪的当日，却同时引起边衅，对外便觊开疆用武。【此亦安石看事太易处。】因此更是加意聚敛，而忽略了为国家的百年长计。
熙宁元年，富弼入觐（jìn），神宗问边事，弼曰：“愿陛下二十年口不言兵。”时神宗年二十，方锐意有为，闻弼语，为之默然。安石相，始务拓境。神宗问王韶边费，安石喻韶不必尽对。然自王韶开熙河，种谔开绥州，而徐熙卒有永乐之败。事在元丰五年。史称：“官军、熟羌、义保死者六十万人，钱、粟、银、绢以万数者不可胜计。帝临朝痛悼，而夏人亦困弊。”对辽则割让河东地七百里。事在熙宁八年。惟先有意于边功，遂不期而亟亟于聚敛耳。
南宋时，陈亮评安石新政，从宋代建国的本原立论，可谓中其症结。
亮谓：“唐自肃、代以后，上失其柄，藩镇自相雄长，卒以成君弱臣强，正统数易之祸。艺祖皇帝兴，藩镇拱手以趋约束，列郡各得自达于京师，兵皆天子之兵，财皆天子之财，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二百年太平之基，从此而立。然契丹遂得以猖狂恣睢，与中国抗衡。庆历诸臣，亦尝愤中国之势不振矣，而其大要则使群臣争进其说，更法易令，而庙堂轻。严按察之权，邀功生事，而郡、县又轻。岂惟于立国之势无所助，又从而朘削（juān xuē）之。卒发神宗皇帝之大愤，王安石以正法度之说，首合圣意。其实欲藉天下之兵，尽归朝廷，别行教阅以为强。括郡、县之利，尽入朝廷，别行封桩以为富。彼盖不知朝廷立国之势，正患文为之太密，事权之太专；郡、县太轻于下，而委琐不足恃；兵财太关于上，而重迟不易举，而安石竭之不遗余力，不知立国本末，真不足以谋国也。”
但安石新政，虽属失败，毕竟在其政制的后面，有一套高远的理想。
举要言之，约有三项。如保甲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兵农合一，武装自卫的社会。方田、青苗、均输、市易制度等，则欲造成一个裁抑兼并，上下俱足的社会。兴学校、改科举制度等，别欲造成一个开明合理，教育普及的社会。安石自谓“经术所以经世务”，又劝神宗“为治首择术，当法尧舜，何必唐太宗”，正在此等处也。
这一种理想，自有深远的泉源，决不是只在应付现实，建立功名的观念下所能产生。
因此在王安石新政的后面，别有所谓“新学”。
于是有所谓三经新义之颁行。【王氏诗、书、周礼注，称“三经新义”。】刘静春谓：“王介甫不凭注疏，欲修圣人之经；不凭今之法令，欲新天下之法；可谓知务。后之君子，必不安于注疏之学，必不局于法令之文。此二者既正，人才自出，治道自举。”按：宋学实尽于刘之二语。
安石的新政虽失败，而新学则不断的有继起者。
安石新法，虽为同时反对，其新经义，则虽同时政敌，亦推尊之。司马光只谓其“不合以一家之学，盖掩先儒”而已。刘挚亦谓：“王安石经训，视诸儒义说，得圣贤之意为多。”吕陶亦谓：“先儒传注未必尽是，王氏之解未必尽非。”时国子司业黄隐觊时迎合，欲废王氏经义，竟大为诸儒所非。【事在元祐年十月。】盖就大体言，则当时反对新政诸人，固自与安石仍在同一立场也。
直到朱熹出来，他的四书集注，成为元、明、清三代七百年的取士标准。其实还是沿着王安石新经义的路子。
范仲淹、王安石革新政治的抱负，相继失败了，他们做人为学的精神与意气，则依然为后人所师法，直到最近期的中国。
【元祐以下】
王安石的新法，不能说有成功，然而王安石确是有伟大抱负与高远理想的人。他新法之招人反对，根本上似乎还含有一个新旧思想的冲突。
所谓新旧思想之冲突，亦可说是两种态度之冲突。此两种态度，隐约表现在南北地域的区分上。
新党大率多南方人，反对派则大率是北方人。
宋室相传有“不相南人”的教戒。【无论其说确否，要之宋初南方人不为相则系事实。】然而南方人的势力，却一步一步地侵逼到北方人上面去。真宗时的王钦若，仁宗时的晏殊，都打破了南人不为相的先例。
宋史王旦传：“真宗欲相王钦若，旦曰：‘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虽称立贤无方，然须贤乃可。臣为宰相，不敢沮抑人，然此亦公论也。’真宗乃止，旦没后，钦若始大用。语人曰：‘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或谓真宗问王旦：“祖宗时有宓（mì）谶，云南人不可作相，此豈立贤无方之义”云云。见曲洧（wěi）旧闻。真宗景德初，晏殊以神童荐，与进士并试，赐同进士出身。寇准曰：“惜殊乃江外人。”帝顾曰：“张九龄非江外人耶？”又陆游谓：“天圣以前多用北人，寇准持之尤力。”
而南方人在当时，显然是站在开新风气之最前线。
晁以道尝言：“本朝文物之盛，自国初至昭陵【仁宗】时。并从江南来，二徐兄弟【锴、铉（xuàn）】以儒学，二杨叔侄【紘（hóng）、亿。】以词章，刁衍、杜镐（gǎo）以明习典故，而晏丞相、【殊。】欧阳少师【修。】巍乎为一世龙门。纪纲法度，号令文章，灿然具备。庆历间人材彬彬，皆出于大江之南。”
在野学校之提倡，【晏殊知应天府，延范仲淹教生徒。自五代以来学校废，兴学自殊始。及仲淹守苏州，首建郡学，聘胡瑗为师。】在朝风节之振厉，【范仲淹为祕阁校理，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一时士大夫矫厉尚风节，自此始。】文章之盛，【尤著者为欧阳修，奖引后进，如恐不及。赏识之下，率为闻人。曾鞏、王安石、苏洵，洵子轼、辙，皆以布衣，修游其声誉。宋之文学，莫盛于是。】朋党之起，【晏殊平居好贤，当世之名士，如范仲淹、孔道辅，皆出其门。仲淹以殊荐为祕阁校理，承殊风益进。学者从质问，为执经讲解，亡所倦。推俸以食四方之遊士，诸子至易衣而出。仲淹罢知饶州，尹洙、欧阳修、余靖皆坐贬，朋党之论自是兴。】皆由南士。
司马光与欧阳修为贡院逐路取士起争议，这里便已十分表见出当时南方文学风气已超驾北方之上远甚。
司马光谓：“古之取士，以郡国户口多少为率。今或数路中全无一人及第，请贡院逐路取人。”欧阳修非之，谓：“国家取士，惟才是择。东南俗好文，故进士多；西北人尚质，故经学多。科场东南多取进士，西北多取明经。东南州军进士取解，二、三千人处只解二、三十人，是百人取一。西北州军取解，至多处不过百人，而所解至十余人，是十人取一。比之东南，十倍优假。东南千人解十人，初选已精。西北之士，学业不及东南，发解时又十倍优假，初选已滥。广南东西路进士，绝无举业，诸州但据数解发。其人亦自知无艺，一就省试即归，冀作摄官。朝廷以岭外烟瘴，亦许其如此。”
据司马、欧阳两人主张，可见当时北方文风已远逊南方。不仅取解人数不能相比，且北方多考明经，南方多考进士。自唐以来科第，即以进士为美，非进士及第不得美官，非善为诗赋、论策不得及第。后世遂谓文学诗赋盛于南方，不知中唐以前，殊不尔也。【进士、明经，难易荣辱绝不同。唐人语：“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宋人则曰：“焚香礼进士，撤幕待经生。”（欧阳修诗句）试进士日，设香案于阶前，主司与举人对拜。（此唐人故事。）有司具茶汤饮浆。试经生，悉撤帐幕、毡席之属，亦无茶汤。渴则饮砚水，人黔其吻。又曰：“焚香取进士，瞋目待明经。”设棘监守，惟恐其传义。盖明经试先帖文，掩其两端，中间惟一行，裁纸为帖，凡帖三字。得四、五、六即为通。帖文后口试大义。后停口试，改墨义十条。宋吕夷简应本州乡试卷：“‘作者七人矣’，请以七人之名对。”对云：“七人某某也。谨对。”又：“‘见有礼于君者，如孝子之养父母也’，请以下文对。”对云：“下文曰：‘见无礼于君者，如鹰鸇（zhān）之逐鸟雀也’谨对。”又题：“请以注疏对。”则对：“注疏曰云云。”如有不能对，则曰：“未审。”明经仅于记诵，故为人贱视。史称：“五代干戈抢攘，而贡举未尝废，惟每年所取进士，其多仅及唐盛时之半。三礼、三传、学究、明经诸科，唐时所取甚少，而晋、汉后明经诸科，中者动以百计。”然则北方士人多考明经，盖自五代丧乱，文章坠废。而南土较安，故诗赋文学日盛也。】
熙宁间，王安石罢词赋、帖经、墨义，并归进士科，而齐、鲁、河朔之士，往往守先儒训诂，质厚不能为文辞，榜出多是南人，北人极少。哲宗以后，遂许齐、鲁、河朔五路北人皆别考，然后取人南北始均。【元祐诸老即北人为多。】时谓“北人质厚，不能为文辞”，其实中唐以前擅文辞者，多北人也。【中唐以下，则诗人以江南为多矣。】陆佃（tián）在元丰八年有乞添川、浙、福建、江南等路进士解名劄子，谓：“京东、西、陕西、河东、河北五路，多是五、六人取一人；川、浙、福建、江南往往至五六十人取一人。”则在南人意见中，尚觉南士机会不如北人。然南北分卷之制，直至明代，依然不能革。诚使公开竞选，北人到底争不过南人，不得不以此为调节也。【又按：唐韩愈欧阳詹哀辞言：“闽人举进士自詹始。”则当时闽人举进士者必甚少。此后三百年，至宋中叶，闽进士常六、七百人，居天下五之一。流寓他处，及占名数京师入太学者，尚不在内。新党人亦以闽人为盛。当时称吴、楚、闽、蜀。】
南北两方文风盛衰之比较，后面即反映出南北两方经济状况之荣枯。
司马光谓：“非游学京师者，不善为诗赋、论策。每次科场及第进士，大率皆是国子监开封府解送之人，”盖文学、政事必待于师友风尚之观摩，社会声气之染习。大抵当时北方社会，经济日趋枯竭，故士人不能游学京师。南方经济较优，故游学者盛。当时如晏殊、范仲淹以及欧阳修辈，皆以南人居京朝，为名士之领袖，风气之前导也。
因此当时南人，颇有北方人政治上待遇较优，南方人经济上负担较重之感。
李觏（gòu）长江赋谓：“国家重西北而轻东南。彼之官也特举，此之官也累资。敛于此则莫知其竭，输于彼则惟恐不支。官以资则庸人并进，敛之竭则民业多隳。为贪为暴，为寒为饥。如是而不为盗贼，臣不知其所归。”此乃一种极激昂之不平鸣也。
而在北人眼中，则南人在政治上势力日扩，似乎大非国家前途之福。
宋人笔记谓：“治平【英宗。】中，邵雍与客散步天津桥上。闻杜鹃声，惨然不乐。曰：‘不二年，上用南士为相，多用南人，专务变更，自此天下多事。’”此说本不可信，然在此故事中，却充分表现出北人讨厌南人当权用事之心理。
以中国疆域之广大，南北两方因地形、气侯、物产等等之差异，影响及于社会之风习，以及人民之性情；双方骤然接触，不免于思想态度及言论风格上，均有不同，易生抵牾。
神宗相陈旭，【升之。】问司马光：“外议云何？”光曰：“闽人狡险，楚人轻易，今二相皆闽人，【曾公亮、陈旭。】二参政皆楚人，【王安石，唐介。】必援引乡党之士，充塞朝廷，风俗何以更得淳厚？”【此说不知确否，然必当时北人有以此论南人者。】又司马光与吕惠卿在讲筵，因论变法事，至于上前纷挐（rú）。上曰：“相与论是非，何至乃尔？”既罢讲，君实【光。】气貌愈温粹，而吉甫【惠卿。】怒气拂膺，移时尚不能言。人言：“一个陕西人，一个福建子，怎生厮合得者！”
所以王安石新政，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南方智识分子一种开新与激进的气味，而司马光则似乎有些处是代表着当时北方智识分子一种传统与稳健的态度。【刘挚谓：“今天下有喜于敢为，有乐于无事。彼以此为流俗，此以彼为乱常。畏义者以进取为可耻，嗜利者以守道为无能。此风浸盛，汉、唐党祸必成。”挚对神宗，自言：“臣东北人，不识安石。”其言正足代表当时两派之态度也。】除却人事偶然方面，似乎新旧党争，实在是中唐安史之乱以后，在中国南北经济文化之转动上，为一种应有之现象。
王安石新法，有些似在南方人特见有利，而在北方人或特见为有害的。
罗从彦遵尧录谓司马光所改法，无不当人心，惟罢免役失之。王安石免役，正犹杨炎之均税，东南人实利之。今按：罗亦南人，其言必信。政繁则役重，当时东南之役，谅必较重于北方也。【治平四年九月，司马光论衙前有云：“臣见国家以民间苦里正之役，改置乡户衙前，又以乡贫富不同，乃立定衙前人数，选物力最高为一户补充。行之十年，民困愈甚。向差里正，例有更番，借使乡有上等十户，一户应役，则九户休息，可以专意营生。今衙前乃一概差遣。其有力人户常充重役。自非家计沦落，则永无休息之期。以为抑强扶弱，宽假平民，殊不知富者既尽，贫者亦必不免。臣尝行村落中，见农民生具甚微，问之，曰：‘不敢为也。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据此，则北方苦役亦甚矣。盖当时官户不役，客户不役，官户既北多于南，客户亦以江、浙为独少。北方社会既贫困，而又免官户、客户，赀力高者不多，则被差更密，（如富乡一等户十五户，计赀三百万；贫乡一等户五户，计赀五十万。富乡十五年一周，贫乡五年一周。富乡犹有休息，贫乡败亡相继。）故轮役者更见其苦。然则北方之反对免役者，必为盛拥客户之官户可知，文彦博告神宗：“祖宗法制具在，不须更张以失人心。”神宗曰：“更张于士大夫诚多不悦，然于百姓何所不便？”文彦博曰：“陛下为与士大夫治天下，非与百姓治天下，正在此等处也。”】
推而言之，如均输法当亦于南方特利；而保甲、保马诸政皆推行于黄河以北，民间觉其骚扰，南方则不知也。【王岩叟谓：“保甲之害，三路之民，如在汤火。”又韩魏公家传卷九有云：“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每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赖衣食贷借，抑以为生。今若差官置司，更以青苗钱与之，则客于主户处从来借贷既不可免，又须出此一重官中利息。其他大姓固不愿请领苗钱”云云。则反对青苗者又必为盛拥客户之大姓，而客户固以江、浙三路为独少。此又新法南人便之、北人恶之之一例。】
田赋宋代最不均，景祐时谏官王素及欧阳修等皆主均赋，至嘉祐时复遣官分行诸路均田，然俱无成功而止。欧阳修初主均田，后遂言其不便。元丰间，天下垦田凡四百六十一万六千五百五十六顷，马端临谓：“前代混一时，汉元始定垦田八百二十七万五千余顷，隋开皇时垦田一千九百四十万千余顷，唐天宝时，应受田一千四百三十万八千余顷。比之宋朝，或一倍，或三、四倍有余。虽宋之土宇，北不得幽蓟，西不得灵夏，南不得交趾；然三方半为边障屯戌之地，垦田未必倍蓰（xǐ）于中州。”
治平会计录谓：“田数特计其赋租以知其顷亩，而赋租所不加者，十居其七。率而计之，天下垦田无虑三千余万顷。祖宗重扰民，未尝穷按。”【宋制官户占田多得免赋。如宋史高觌（dí）传：“王蒙正恃章献太后势，多占田嘉州。诏勿收租赋，觌极言其不可。”又食货志：“上书者言赋役未均，田制未立，因诏限田，公卿以下无过三十顷。”又柳约传：“绍兴元年，约以军兴科需百出，请官户名田过制者，与编户一同科赋，从之。”然则仁宗限田，亦限其不科赋之额耳。此亦宋田赋不均一要端。然则此所谓‘扰民’者，官户亦其主矣。】
又食货志言：“天下荒田未垦者多，京、襄、唐、邓尤甚。至治平、熙宁间，相继开垦。然凡百亩之内，起税止四亩。欲增至二十亩，则言者以为民间苦赋重，遂不增。”以是观之，田之无赋税者，又不止于十之七而已。此等脱逃租赋之田，惠泽岂真下及于贫民？朝廷一行均田，豪强必多方阻挠，结果则所谓均者，依然不均。
史称：“元丰八年，神宗知官吏奉行方田多致骚扰，诏罢之。”则均田之难行可想。【哲宗时，毕仲游上疏：“田制未均，患在迫于富家大室而恤之甚。名田不行，则在上之人贵者。”徽宗时，蔡京等又言方田，臣僚言：“方量官惮于跋履，一任之胥吏，有二百余亩方为二十亩者，有二顷九十六亩方为一十七亩者，虔之瑞金县是也。有租税十有三钱而增至二贯二百者，有租税二十七钱而增至一贯四五十者，虔之会昌县是也。望诏常平使者检察。”遂诏罢之。南渡后，林勋政本书论此甚详。朱子知漳州，条奏经界状，细民鼓舞，而贵家豪右，胥为异端以摇之。卒格不行，迄于贾似道而有买公田之举。是方田实宋代一要政，而其行之难见效而易滋弊亦可知。】
初，欧阳修请于亳、寿、蔡、汝四州择尤不均者均之。田京知沧州，均无棣田。蔡挺知博州，均聊城、高唐田。
王安石行均田自京东路始。疑当时田租不均，亦北方为甚。【以其沿五代而来。】则反对均田者，恐亦北人为多矣。【宋代逃田之外，又多逃丁。西汉户口，率以十户为四十八口有奇。东汉十户为五十二口。唐盛时十户至五十八口。宋元丰至绍兴户口，率十户二十一口，一家仅两口。盖诡名子户漏口者众也。在上赋税之轻重，与在下私弊之多少，亦相比例。政府不先务轻赋，则此等弊亦难革。王明清挥尘录谓：“祖宗开国以来，西北兵革既定，故宽其赋役。民间生业，三亩之地，止收一亩之税，缘此公私富庶。政和间，尽行根刷，人不堪命，皆去而为盗。胡马未南，河北蜂起。其后散为巨寇于江、淮间，如张遇、曹成、钟相、李成之徒皆是也。”然则借为法治之名，而图括削之实者，其为祸又可见矣。】
及元祐新政，王安石一党尽斥，而所斥的即是南人。
元祐元年，王严叟入对，言；“祖宗遗戒不可用南人，如蔡确、章惇（dūn）、张璪（zǎo）皆南人，恐害于国。”
其后蔡京擅权，南人又得势。
陈瓘（guàn）弹蔡京云：“重南轻北，分裂有萌。”按：陈乃南剑州人，其论盖就当时实情为持平也。又按；元祐朝首主“绍述”之论者为李清臣，乃大名人，韩琦之婿。当时讥其“趋时，嗜权利，意规宰相”。此所论新旧南北之分，特就大体言，未能一一吻合也。
所以宋史奸臣传中，几乎全是南方人。
蔡确，泉州晋江人。【附吴处厚，邵武人。】吕惠卿，泉州晋江人。章惇，建州浦城人。父俞徙苏州。曾布，江西南丰人。安惇，广安军人。【在四川。】蔡京，兴化仙游人。弟卞，安石婿。此皆与新法有关。此下如黄潜善邵武，汪伯彦祁门，秦桧江宁，丁大全镇江，贾似道台州，亦皆南人。故陆游谓：“班列之间，北人鲜少。”而陈亮谓：“公卿将相，大抵多江、浙、闽、蜀之人，而人才亦日以凡下也。”【苏天爵滋溪集谓：“故老云：宋在江南时，公卿大夫多吴、越士，起居服食，骄逸华靡，北视淮甸，已为极边，当使远方，则有憔悴可怜之色。”】
而元祐诸君子，则大多是北方人。他们中间却又分洛、蜀、朔三派。这三派里面，便无闽、楚南方的分。【当时所指楚人，乃江西以东耳。湖北荆襄不在其列。春秋楚人亦南方文化一大结集。自战国经秦白起之兵祸，流亡窜闃（qù）焉无一人物出于二百年间也。
光武起于南阳，迄于东汉之季，而荆楚甚盛。不惟民户繁实，地著充满，材智勇力之士，又森然出其中，孙、刘资之以争天下。及其更唐、五代不复振起，至宋皆为下州小县，乃至无一士生其间。
而闽、浙之盛自唐而始，乃独为东南之望。一地人文之兴衰，大抵观其所受兵祸洗荡之程度也。蜀人自荆襄转中原，其风气乃与大江下游转不接。】
熙宁、元祐新旧党争后面带有南北地域关系，而元祐北方诸君子洛、蜀、朔三派分裂，【洛，程颐为领袖，朱光庭、贾易等为羽翼。蜀，苏轼为领袖，吕陶等为羽翼。朔以刘挚、王严叟、刘安世为领袖，羽翼尤众。至绍圣初，同以元祐党窜领海外。】后面也带有政治意见之不同。
其中洛派【中原派。】所抱政见，大体上颇有与王安石相近处。他们都有主张将当时朝政徹底改革。
程颢上神宗皇帝陈治法十事，即力劝神宗勿因一时反对而灰其改革之气。其十事中重要者如论帝王必立师傅，及井田、学校、兵归于农，及吏胥用士人等，皆与王安石议论相合。
他们对政治上最主要的理论，是有名的所谓“王霸之辨”。
大抵唐、虞、三代是“王道”，秦、汉、隋、唐是“霸道”。他们主张将唐、虞、三代来换却秦、汉、隋、唐。
熙宁元年，王安石以翰林学士越次入对。神宗问为治所先，曰：“先择术。”神宗曰：“唐太宗何如？”曰：“陛下当法尧舜，何以太宗为哉！尧舜之道，至简、至要、至易，但末世学者不能通知，以为高不可及耳。”
其实所谓唐、虞、三代，只是他们理想的寄託。他们的政治见解，可以称之为“经术派”，或“理想派”。他们主张将理想来徹底改造现实，而古代经籍，则为他们理想辩护之根据。
同时关中张载与洛阳二程相呼应，其政治理想，亦大体相似。谓：“周礼必可行于后世。治天下不由井地，终无由得平。井田至易行，但朝廷出一令，可以不笞（chī）一人而定。”尝欲买田一方，尽为数井，以推明先王之遗法，未就而卒。又谓：“朝廷以道学、政术为二事，此正自古之可忧者。”【此即安石所谓“经术正所以经世务”之意。】以吕公著荐得召见，问治道，曰：“为政不法三代，终苟道也。”神宗大悦。然张氏主复封建、世臣、宗法，此皆泥古太深；若施之政事，当较安石更为迂阔。
其先程颢本助安石。【熙宁二年，安石遣刘彝等八人察农田水利，其中即有程颢。】
安石因廷臣反对乞退，程颢等尚想法挽留。【事在熙宁三年二月。安石复视事，颢等乃私相贺，见长编记事本末卷六十八。】
最后程颢终与安石分手，则因安石偏执，不惜与举朝老成破裂之故。【言论已见前引。】
程颢尝言：“治天下不患法度之不立，而患人材之不成。人材不成，虽有良法美意，孰与行之？”此乃洛学与安石根本相异处。【二程尝谓：“介甫拒绝言路，进用柔佞之人，使之奉行新法。今则是他已去，不知却留下害事。”又曰：“王氏之教，靡然而同，是莫大之患也。天下弊事一日而可革，若众心既定，风俗已成，其何可遽（jù）改？”又曰：“介甫之学，坏了后生学者。”】
至于论及识见，尚谓安石“高于世俗”。【程颢云：“介父所见，终是高于世俗之儒。”】
故洛派于元祐排斥新政，并不完全赞成。
上蔡语录：“温公欲变法，伊川使人语之曰：‘切未可。’”又伊川曰：‘今日之祸，亦是元祐做成。’又曰：‘至如青苗，且放过，又是何妨。’伊川十八岁上仁宗书，谓应时而出，自比诸葛；及后应聘为哲宗讲官，则自讲读之外无他说；可见程氏在元祐时，并不能大张其学。当时谓：“伊川与君实语，终日无一句相合。明道与语，直是道得下。”盖二程论学本与温公不同，惟明道性气较和易温粹耳。
朔派是正统的北方派。他们与洛阳的中原派不同。一主理想，【洛。】而一重经验。【朔。】一主徹底改革，【洛。】而一则主逐步改良。【朔。司马光谓：“治天下譬之居室，敝则修之，非大坏不更造。” 】故一为“经术派”，而一则为“史学派”。
新学者以通鑑为元祐学术。政和时，诏士毋得习史学，即以斥元祐。陈了翁则云：“变故无常，惟稽考往事，则有以知其故而应变。王氏乃欲废绝史学，而咀嚼虚无之言，其事与晋人无异。”又了翁弹蔡京云：“灭绝史学似王衍。”此皆以元祐为史学也。新党则奉王安石为经学，与洛学路径较似。南渡以下，洛学渐盛，遂与新学兴争端。秦桧、赵鼎迭相，鼎主程颐，桧主王安石。桧死，高宗乃诏：“毋拘程颐、王安石一家之说，务求至当之论。”孝宗淳熙五年，以侍御史谢廓然言，敕“有司毋以程颐、王安石之说取士”。朱陆意见不同，亦尚隐有一袒伊川、一护荆公之迹。盖新学与洛学自为近也。
故洛学、新学同主“王霸之辨”，【程颢上神宗皇帝书，有一篇专论“王霸”。】而司马光则不信此说，可为他们中间最显著的区别。
洛、蜀、朔分党，司马光已死，光不在党派中。惟朔派多系司马光弟子。光谓：“合天下而君为王。分天下而治为伯。方伯，渎也。天子，海也。小大虽殊，水之性奚以异？”又曰：“后世学者以皇帝王霸为德业之差，谓其所行各异道，此乃儒家之末失。”
惟其不信王霸之辨，故亦不主三代之道与秦、汉、隋、唐绝异。因此他们不肯为复古之高论。他们政术似乎只主就汉、唐相沿法制，在实际利害上，逐步改良。
王安石行保甲，期复兵农合一之古制，此为洛学所赞同。司马光则谓：“太祖定天下，曷（hé）尝用民兵？”此等议论，颇近于蜀派矣。后朱子谓：“京畿保甲，荆公做十年方成，元祐时温公废之，深可惜。”朱子承洛学，政见亦与荆公近也。
又洛学与新学皆推尊孟子，而司马光著疑孟。孟子论政偏于理想，王霸之辨即从孟子来。熙宁初，王安石欲复经筵坐讲之制，元祐间程颐亦争坐讲。陆佃【陶山集卷十一。】谓：“安石性刚，论事上前，有所争辩时，辞色皆厉，上輙改容为之欣纳。”盖自三代而后，君臣相知，义兼师友，言听计从，了无形迹，未有若兹之盛也。
陆象山荆公祠堂记即发挥此义。程颢上神宗书极论帝王必立师傅，新学、洛学皆欲以师傅之尊严，驾汉、唐君臣形迹之上。此义亦本孟子。而蜀、朔两派则毋宁谓其态度乃偏于尊君。此亦经史、王霸之大辨也。【洛党、新党主尊师，即主尊相，总之求以学术超驾于君权之上也。此等理论接近儒家，偏于理想而为趋新。
朔党、蜀党则主尊王，仅就汉、唐以下历史事态立说，偏于现实而为守旧，又近似于法家也。南宋时朱子尚极论之，谓：“古者三公坐而论道，才可仔细说得。如今莫说教宰执坐，奏对之时，顷刻即退，文字怀于袖间，只说得几句，便将文字对上宣读过。且说无坐位，也须有个案子，令开展在上，指画利害，上亦知得仔细。今顷刻便退，君臣间如可得同心理会事？”（语类一二八。）
朱子此等议论，正与陆象山荆公祠堂记抱同一态度。黄仁卿问：“自秦始皇变法之后，后世人君皆不能易之，何也？”曰：“秦法尽是尊君卑臣之事，所以后世不肯变。”（语类一三四。）若照当时洛党、新党理论，所谓王霸之辨，政治必须有一番徹底改革。张浚之报苗傅，亦谓：“废立之事，惟宰相大臣得专之”，此等皆所谓宋儒议论也。此后元、明、清三朝，正向此项理论加以迎头之挫压。元、清两代以狭义的部族政权为骨干，自不乐此项理论。明太祖虽驱逐元人，却见解不能到此。其后张居正乃大呼尊君卑臣，谓是祖法，深仇讲学之士，遍毁天下书院，则真是中国传统之所谓法家，即朔党、蜀党亦不致出此耳。】
这一种态度，其好处，在于平稳不偏激，切于事情。而其弊病则在无鲜明之理想，因应事实不徹底，结果陷于空洞与懈弛。
神宗初议并营，文彦博、苏轼等皆以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帝卒从王安石议。时又议拣汰卫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司马光、吕公弼、陈荐、李常先后论奏以为非宜，帝手诏拣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至是冗兵大省。【自熙宁至元丰，兵饷岁有销并。】此等处见新党之锐气敢为。旧党论节财省用，固为胜于新党。然节财省用之大者，莫如去冗卒，而旧党顾又因循持重，此正襮（bó）露旧党之弱点。
元祐力反熙宁，大部即由朔派主持，而操之过激。
元祐初，安石闻朝廷变其法，夷然不以为意。及闻罢助役，复差役，愕然失声曰：“亦罢至此乎？”【即范纯仁、苏轼亦皆争之。】哲宗始亲政，三省言役法尚未就绪。帝曰：“第行元丰法，而减去宽剩钱，百姓何有不便？”可见绍圣之政，亦元祐诸老有以激成之矣。蔡确新州之贬，遂造循环报复之端，【范纯仁、苏轼亦力争之。】此皆其已甚也。
他们除罢免熙、丰设施外，自己却并无积极的建树。
后人谓：“元祐诸君子，若处仁、英之世，遂将一无所言，一无所行，优遊卒岁。”此正道著元祐病痛。至拥载高后，谓以母革子，借母后临朝之力，置哲宗于不顾，更为失策。无论理论不圆满，而幼主年事渐长，高后一崩，反动遂起，亦元祐诸臣自有以召之。【在尊王理论之下，亦惟有如此。】
财政无办法，更不足以关折主持新政者之口。
元祐年四月，王安石卒。八月，范纯仁即以国用不足，请再立常平钱榖敛散出息之法，此即“青苗”也。以台谏交争而罢。然可以见元祐不可久矣。曾布谓：“神宗时，府库存充积，元祐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乃以为臣坏三十年之大计，恐未公。”【通鉴长编。】毕仲游【洛派。】与司马光书谓：“当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新法永可罢。”元祐诸老徒责王安石用言利臣，然政府不能常在无财乏用中度日。元祐能废新法，而不能足财用，则宜乎新法之终将复起。
大程似乎颇见司马光才不足负当时之艰难。
二程语录：“伯淳道君实自谓如人参、甘草，病未甚时可用，病甚则非所能及。”
而温公于伊川经筵进讲，亦有不满。
刘元成言：“哲宗尝因春日折一枝柳，程颐为说书，遽起谏曰：‘方今万物生荣，不可无故摧折。’哲宗色不平，因掷弃之。温公闻之不乐，谓门人曰：‘使人主不乐亲近儒生者，正为此等人也。’”
这两派在政见上本不相近，只为反对王安石只求行法、不论人品的一点上，两派却绾合起来了。
司马光尝谓：“治乱之机在于用人，邪正一分，则消长之势自定。”每论事，必以人物为先。【见遵尧录。此处确又是儒家正统也。】又仁宗时，光上疏论理财三事，乞置总计使，云：“宽恤民力，在于择人，不在于立法。”又曰：“为今之术，在随材用人而久任之，在养其本原而徐取之，在减损浮冗而省用之。”则光非不主理财，惟其意见自与安石大异。【惟此等意见，在安石未相，政局未动摇前，尚有济效。在安石相后，政局已变，则仅此不足救时。大抵温公之人与学，俱是人参、甘草也。】
又一为蜀派。【西南派。】蜀派的主张和态度，又和洛、朔两派不同。他们的议论，可以苏氏兄弟【轼、辙。】为代表。上层则为黄老，下层则为纵横。尚权术，主机变，其意见常在转动中，不易捉摸。他们又多讲文学，不似洛、朔两派之严肃做人。
王安石废科举、兴学校，此事在洛派极端赞成，而蜀派则认为“多事”。【苏轼反对兴学校之理论云：“治人在于知人，知人在于南实。治宫室，养游士，置官立师，不帅教者屏之远方，是为多事。”】
王安石又主改诗赋为经义，此层洛学自所赞成，朔派亦不反对。
治平元年，光有定夺贡院科场不用诗赋，已开王氏先声。又治平二年，乞令选人试经义，则光对此事，见解与安石一致。故谓：“神宗皇帝罢诗赋及经学诸科，专以经义论策试进士，此诚百世不易之法。但王安石不当以一家私学，欲盖掩先儒。”
而苏轼仍生异议。
谓：“兴德行在于修身格物。设科立名，是教天下以伪。策论、诗赋，自政事言之，均为无益。自唐至今，以诗赋为名臣者，不可胜数。”毕仲游【西台集。】则谓：“汉、唐诸儒，多抱经白首，然后名家。近世如孙复治春秋，居泰山四十年，始能贯穿自成一说。熙宁、元丰之进士，今年治经，明年应举，经术但为利禄之具，尊经术而反卑之。举子止问得失，王安石在位，则经义欲合王安石；司马光在位，经义欲合司马光。风俗伤败，操行陵夷，未必不由之。诗赋虽欲取合而无由。习诗赋，必须涉猎九经，泛观子史。策论之中，又自有经义。涉猎泛观，必粗知前言往行，治乱得失。而聪明特起之士，因此自见于大。至于经义，则为书者不为诗，为诗者不为易。知一经而四经不知。诗赋声律易见，经义散文难考。诗赋出题无穷，经义问目有尽。诗赋必自作，经义可用他人。诗赋惟校工拙，经义多用偏见。”【刘挚立论亦略似。】似较苏辨更为就实。
王安石谓：“少壮时正当讲求天下正理，乃闭门学诗赋；及其入官，世事皆所不习。此乃科法败坏人材，致不如古。”自为正论。苏氏轻为立异，殊若无谓。至毕、刘所争，则事后流弊实情，王安石亦悔之。曰：“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谓变秀才为学究。”此亦唐宋人才转变一大关键也。【清乾隆三年，兵部侍郎舒赫德，力言科举时文之弊，请将考试条款改移更张，别求遴拔真才实学之道。章下，礼部覆奏，全用苏氏议论，舒议遂寝。文人一时标新立异，其见解乃足贻误六、七百年后人，亦可怪也。】
又如免役，苏氏兄弟初亦反对。【苏辙谓：“役人必用乡户，如衣之必用丝麻，食之必用五穀，不得以他物代换。”】其后司马光复差役，苏氏却又不赞成。【苏轼云：“役可雇，不可差，虽圣人复起，不能使农民应差。王安石但不当于雇役实费之外多取民钱。若量入为出，不至多取，则自足以利民。”又按：英宗治平四年，司马光亦曾极论衙前之害，至是乃排众议而复役，亦可惜也。】
他们的学术，因为先罩上一层极厚的释老的色采，所以他们对于世务，认为并没有一种正面的、超出一切的理想标准。【此层所以与洛学异。】他们一面对世务却相当练达，凭他们活的聪明来随机应付。他们亦不信有某一种制度，定比别一种制度好些。【此层所以与朔学异。】但他们的另一面，又爱好文章词藻，所以他们持论，往往渲染过分，一说便说到尽量处。近于古代纵横的策士。【此层却得到南方派中一部分的同情，因南人大率好文词也。欧阳修、张方平等较前辈的南方文人，亦颇有近于蜀学者。】
后人说他们【苏氏兄弟。】“勇果于嘉祐之制策，而持重于熙宁之奏议，转手之间而两论立。”【陈龙川语。】但就其对新学之反对而言，则蜀、朔两派早就志同道合。【最先反对荆公者为吕诲、苏洵、张方平。张方平南人，其学却与蜀派相似。三苏自蜀来，张方平、欧阳修为之延誉。荆公独不许老泉，由其学术路径不同。相传荆公淮南杂说初出，见者以为孟子；老泉文初出，见者以为荀子。可见荆、蜀路脉早别矣。】
迨朔派力改新政，蜀派却又有些处似与洛派的意见较近。【此便是蜀派态度始终一贯处，并非先后有变。】但就学术意味言，则洛、蜀两派的裂痕，毕竟最难弥缝。【以后朱子承洛学，极抵蜀学，谓：“东坡早拾苏、张之绪余，晚醉佛、老之糟粕。”又谓：“荆公、东坡门人，宁取吕吉甫，不取秦少游辈。以吉甫犹看经书，少游翰墨而已。”（此刘后邨转述，见文献通考。）】
先秦诸子，虽则异说争鸣，但他们都没有实际把握到政权，因此在学术上愈推衍，愈深细、愈博大，各家完成他各家的精神面目。【只李斯为秦相，便弄出焚书坑儒的事来。西汉窦太后在朝，赵绾、王臧亦见杀。】北宋诸儒，不幸同时全在朝廷，他们的学术意见，没有好好发展到深细博大处，而在实际政治上，便发生起冲突。既为群小所乘，正人见锄，学术不兴，而国运遂中斩。
宋儒的自觉运动，自始即带有一种近于宗教性的严肃的道德观念，因此每每以学术思想态度上的不同，而排斥异己者为奸邪。这又足以助成他们党争意见之激昂。
温公论张方平为奸邪，而苏氏父子则推之为巨人长德。程颐，洛学奉为圣人，而苏轼谓：“臣素疾程某之奸邪。”孔文仲【其人亦极论新法之非。】劾伊川疏谓：“其人品纤污，天资憸（xiān）巧。”刘安世至目程颐、毕仲游诸人为“五鬼”。谓：“搢绅之所共疾，清议之所不齿。”【刘挚则谓颐“以迂阔之学邀君索价”。】
刘彝、【胡瑗弟子。】程颢明明是君子，但他们亦赞成新法。【刘彝因赞成新法，宋史与沈括同傅。然沈括辈亦未必是小人。】
王安石主新政，至多亦只能说他学术差了，不能说他人品奸邪。【此层朔党人亦言之。刘安世元城语录谓：“金陵亦非常人，其质朴俭素，终身好学，不以官爵为意，与温公同。但学有邪正，各欲行其所学，而诸人辄溢恶，谓其为卢杞、李林甫、王莽，故人主不信。此进言之过。”】
尽目熙宁新党诸人为奸邪，其事在当时洛学一派即所反对。
温公在朝，欲尽去元丰间人。伊川曰：“作新人才难，变化人才易。今诸人才皆可用，且人岂肯甘为小人？若宰相用之为君子，孰不为君子？此等事教他们自做，未必不胜如吾曹。”侯仲良曰：“若然，则无绍圣间事。”
范纯仁亦主消合党类，兼收并用。【曾子开谓：“范公之言行于元祐，必无绍圣大臣报复之祸。”按：纯仁乃仲淹子，亦反对新法，元祐时为相。然其政见实与朔党不尽同，曾向温公争差役不得，叹曰：“若欲媚公为容悦，何如少年合安石以速富贵？”元祐元年四月，再散青苗钱，议出范纯仁。时议贬故相蔡确，范持国体欲营救，刘安世等力弹之。】
惜乎当时朔派诸人，“忠直有余，疾恶已甚，遂贻后日缙绅之祸”。【此邵伯温语，见宋史本传。】
且过重道德，转忘所以重道德之本意，循致官场皆重小节，忽大略，但求无过，不求有功。
李清臣著明责篇【宋文鉴一〇四。】谓：“古者用人，视成不视始，责大不责细。今较小罪而不观大节。恤浮语而不究实用，惟固己持禄避事随时之人，乃无谴而得安。故庸平者安步而进，忠愤者半途气折。天下之事，靡靡日入于衰敝。夫拔一臣加之百官之上，非求其谨洁无过，将任以天下之责。今罢退宰相，皆攻其疵瑕，未尝指天下之不治为之罪。纠劾守令，皆以小法，未尝指郡邑之不治为之罪。迁谪将帅，以庖厨宴馈之间，微文细故之末，未尝以蛮夷骄横兵气弗强为之罪。故上下莫自任其责，局局自守，惟求不入于罪。朝廷大计，生民实惠，卒无有任者。天下之大，万官之富，常若无人。英绩伟烈，寂寂于十数载，抱才负志不得有为而老死沉没者，相望于下，可不惜哉！”
南方一种奋发激进之气，暂时为北方的持重守旧所压倒。但是不久即起反动，于是有所谓“绍述”之说。【哲宗亲政，遂反元祐之政。改元“绍圣”。】元祐诸君子尽见黜逐，嗣是遂有所谓“建中靖国”。【哲宗崩，徽宗立，又尽罢新党，复元祐旧臣。嗣改元“建中靖国”，欲立中道，消朋党。】蔡京用事，【司马光尽罢熙、丰之政，惟罢雇役，复差役，最于人情未协，又为期五日，同列皆病其太迫。时蔡京主开封府，独如约。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及绍圣时，章惇相，议复免役法，讲议久而不决，蔡京谓惇曰：“取熙宁成法施行之耳，何以讲为？”惇然之，雇役遂定。】新旧相争的结果，终于为投机的官僚政客们造机会。相激相荡，愈推愈远。贫弱的宋代，卒于在政潮的屡次震憾中覆灭。【徽宗时，陆佃言：“今天下之势，如人大病向愈，当以药饵辅养，须其平安。苟轻事改作，是使之骑射也。”宋室即在新旧两派更互改作中断送。新派亦非无贤者，而终不胜意气私利之洶涌。两党皆可责，亦皆可恕也。】
【宋辽金之和战】
宋、辽在长期和平过程中，两国内政乃至国防趋懈弛而腐化。金人突起乘其隙，两国乃继踵覆没。
金起于混同江、长白山之间。【初为靺鞨（Mò hé）氏，元魏时分七部，唐初有黑水（黑龙江）、粟末（松花江）两靺鞨。粟末建渤海国，黑水为役属。契丹灭渤海国，黑水之附属契丹者为熟女真，不在契丹籍都为生女真。金则生女真也。】
其先常以航海攻掠高丽、日本。
真宗天禧三年（公元1019年），辽圣宗开泰八年，女真曾以巨舰五十艘由图们江口泛海南航。其船长九十余丈，或六、七十丈不等；一船之楫三、四十，载人五、六十。越高丽东岸，抵日本对马岛、壹岐岛，并攻入福罔湾，虏杀甚大。事见日本记载。并类此者不止一次。据史载，远自宋太祖建隆年间，即曾泛海至宋卖马。盖女真与渤海同族，据日史记载，渤海盛时，与日交通见记录者不下五十余次。渤海覆亡不久，女真崛起，遂变和平之商路为征伐之航程。及其海上之活跃渐歇，乃转而为陆地之侵扰。
其始抗辽，兵不满万。
辽天祚帝荒淫，常市名鹰海东青，道出女真境，女真苦之。宋徽宗政和四年十月，女真叛辽，诸部皆会，得兵二千五百人。十一月再胜辽，兵始满万。时辽人已大震惧，有“女真不满万，满万不可制”之谚。
及其吞辽取五京，前后不出九年。
政和五年，女真始称帝，国号金。辽使议和不成，辽主亲征，又内乱，中途归，金蹑败之，取辽黄龙府。（黄龙府位于农安古城。）【时金兵有二万。】政和六年金取辽东京。重和元年，宋遣使浮海约金夹攻辽。宣和二年，金取辽上京。三年，侵辽中京。四年，取之，又取西京。宋童贯袭辽败绩，金又克辽燕京。至是辽五京全为金有。金自始起至是，前后九年，侵地及吉、辽、热、冀、察、晋六省。
自金始起至辽灭，前后不出十二年。
宣和七年二月，金获辽主延禧，辽亡。自阿骨打称帝至是，凡十一年。【自始起至是十二年。】
辽凡九主，二百十九年。【辽亡后，建西辽国，复延八十八年。然西辽立国，亦多仗汉人。】
辽亡，金氛队及宋。
宣和五年，宋金始构兵。【是年，金阿骨打死，弟吴乞买立。】
七年十月，金分两道入寇，【一路自西京（今大同）入太原，一路自南京入燕山。】徽宗传位太子钦宗。【尊徽宗为“教主道君太上皇帝”。】
于是有靖康难。
钦宗靖康元年正月，金人渡河。【取小舟以济，凡五日，骑兵方绝，步兵犹未渡。旋渡旋行，无复队伍。金人笑曰：“南朝可谓无人。若以一、二千人守河，我岂得渡？”】围京师，议和条件如下：
宋输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表段百万匹，牛马万头。
尊金主为伯父。
割中山、太原、河间三镇。
以宰相、亲王为质。
时金兵号六万，宋勤王师集城下者已二十余万。金兵不待金银足，二月即退师。【宋括汴京金银及倡优家，仅得金二十万两，银四百万两。】
宋悔约，诏三镇固守。十一月，金兵复渡河围京师。【九月陷太原，十月陷真定，斡离不自真定趋汴，仅二十日。宋勤王兵已撤，至是无一至者。】要钦宗至金营议和。【索金一千万锭，银二千万锭，帛一千万疋。钦宗自金营还，士庶及太学生迎谒，钦宗掩面大哭，曰：“宰相误我父子。”观者皆流涕。归即大括金银。】
二年正月，金人重邀帝去。【云：“侯解金足乃放。”搜八日得金三十万八千两，银六百万两，表段一百万疋。复搜十五日，又得金七万两，银一百十四万两，表段四万疋，纳金营。】
二月，金劫上皇、后妃、太子、宗戚前后凡得三千人。【金檄开封尹徐秉哲，秉哲令坊巷五家为保，毋得藏匿。京城巡检范琼，送上皇、太后御犊車出宫，金人又逼上皇召皇后、太子；百官军吏奔随号哭，太子呼云：“百姓救我！”哭声震天。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为帝。四月，以二帝及后妃、太子、宗戚三千人北去。北宋遂亡。金人北归，凡法驾、卤簿，皇后以下車辂、卤簿、冠服、礼器、法物，大乐、教坊乐器、祭器、八宝、九鼎、圭璧，浑天仪、铜人、刻漏，古器、景灵宫供器，太清楼祕阁三馆书、天下州府图，及官吏、内人、内侍、技艺、工匠、倡优，府库蓄积为之一空。其所失殆尤过辽人之入汴。】
金自灭辽至灭宋，前后不出二年。自始起至灭宋，前后不出十四年。
金骤灭北宋，其惟一政策，厥为在黄河南岸建立一个非赵姓的政权，而黄河北岸则归自己统治。于是有张邦昌之拥立。
金人灭辽之速，已出自己意外。吞并了偌大一个国家，须得慢慢消化。【若使宋人应付得宜，不示弱，不召侮。】金人本不想急速南侵。及金人渡河，亦并无意灭宋，故得割让三镇之约即北去。第二次回师南犯，自觉与宋结下深仇，防宋报复，故尽虏宋二帝、后妃、太子、宗戚，而立张邦昌为楚帝。只因黄河南岸，金人实在无暇顾及，惟求不与他为难，他便可慢慢地整顿黄河以北。这是金人当时的政策。
逮南宋高宗既立，金人徹底消灭赵姓政权之计划失败，他们一面仍想在黄河南岸留一非赵姓的政权做缓冲，故张邦昌之后，继之以刘豫。
自四月金人北去后，五月康王构即皇帝位于南京，【归德。（商丘。）】是为南宋高宗。【改称建炎元年。】九月，张邦昌伏诛。十月，高宗如扬州。十二月，金又分道入寇。一面是高宗怕金兵，故愈避愈南。另一面是金兵也不放心高宗，故愈逼愈紧。
建炎二年，金兵犯东京，宗泽败之。七月，宗泽卒。河南遂失屏障。建炎三年二月，高宗奔镇江，如杭州。六月，金兀术【宗弼。】大举入寇。十一月，渡江入建康（今南京。），高宗奔明州。金兵陷临安，高宗航入海。四年正月，金兵陷明州，袭高宗于海，高宗走温州。二月，金人引兵北还。九月，立刘豫为齐帝。
金兵此次大举渡江南下，本想捉住高宗，永绝南顾之忧。及高宗入海，目的难达。其时黄河南岸，金人依然无法统治，更何论长江之南。金人只有引兵北返，而在黄河南岸另立一个刘豫。如是则好让他做一个缓冲，阻住宋人北来报复，而金人则乘此躲回黄河北岸，好好休息整顿。这依然是四年前建立张邦昌时的政策。
金人一面拥立刘豫，让他做缓冲，一面却还试探与南宋进行和议。【如是则可让金人缓缓消化他十余年急遽获得的疆土和民众。】因此九月刘豫立为齐帝，而十月秦桧自金放归。
桧以靖康二年反对金人议立异姓【张邦昌。】被执，【其实主持反对之议乃马伸，非秦桧，后桧乃攘为己功。马伸门人何兑发其事，桧窜之真阳。挥尘录余话作“何珫”。】在金太宗弟挞懒（完颜昌）所，主立刘豫者即挞懒。与桧同拘者尚有孙傅、张叔夜、何栗、司马朴，独桧回南。自言杀监己者夺舟而来，然与妻王氏及婢仆一家同逃，以此为当时所疑。金人固不必其时即一意欲和，要之不失为一著远远的闲棋，而终于在这一著闲棋上得了胜算。建炎二年六月，桧在金曾为徽宗草书与粘罕（完颜宗翰）【宗维。】议和，金人必夙知其能任此事，故特放归。【金宣宗议迁汴，其臣孙大鼎上疏，亦谓：“既不可以威取，复结怨之已深，势难先屈，阴有以从，遂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粘罕谥）所料。”则金臣固不讳而明言之也。】
同时高宗亦畏金，久想乞和。
初立时不信李纲、宗泽，而用黄潜善、汪伯彦，从归德退避到扬州。渡江后，金兵北去。又不肯到建康，而居临安。皆是畏金的表示。建炎元年，即遣祈请使赴金，名为请还二帝，实则意在乞和休兵。
而刘豫则与宋势不两立。【宋政权存在，刘豫即难安全，其处境不啻张邦昌。】又不能独力对宋，豫为宋败，自然只有乞援于金。如是则刘豫并不能为宋、金交兵之缓冲，而实做了宋、金言和之障碍。【绍兴三年，宋使王伦自金还，金粘没喝（宗翰）已对伦吐露许和意。惟以宋廷方谋讨刘豫，其议遂格。绍兴四年，赵鼎相，金、齐分道入寇，鼎决议亲征，捷于大仪（今扬州西北郊），金、齐俱退。五年，杨么平，东南无盗患。六年，伪齐入寇，又有藕塘之捷。】这一层不久便为金人所了解，于是便毅然废弃刘豫，【在绍兴七年。】而直接与宋言和。【主立豫者为挞懒，而主废豫者亦为挞懒。王伦再自金还，挞懒送之，曰：“好报江南，自今道途无壅，和议可成。”则金之态度，居可见矣。】
和约大体如次：
一、许宋称臣。
建炎二年，高宗已使祈请使宇文虚中称臣奉表于金。故称臣为宋高宗自己请求之条件。
二、以河南、陕西地予宋。
黄河南岸，金既无法顾及，则已废刘豫后，自然直接归还宋室，只要宋室不向黄河北岸启衅。
三、并归梓宫及高宗生母韦太后。
金人所虏，徽宗及郑后为高宗父母。韦贤妃是高宗生母。钦宗及朱后为高宗兄嫂。邢夫人为高宗妻。朱后于北虏时道殂，徽宗、郑后于绍兴五年崩。金废刘豫，即扬言欲送回渊圣，【即钦宗。】拥立之于南京，【归德。】盖隐以此为对高宗之一种要挟。故秦桧云：不和则太后【韦贤妃。】不归，而金且拥立钦宗。【金使北还，王伦偕行，赵鼎告以：“上登极既久，四见上帝，君臣之分已定，岂可更议？”足见当时金使必以归渊圣复辟相要挟也。时秦桧力劝屈己议和，鼎持不可，鼎卒罢相。】及后和议定，金人许归徽宗、郑后、邢后之丧，【邢后卒于绍兴九年。】与帝母韦后，而朱后之丧及钦宗独留不遣。【绍兴九年正月，王伦充奉护梓宫迎请皇太后交割地界使北行赴金，并不及渊圣，以后屡次通使，均无奉迎渊圣语。可见非金不许，乃宋自不请。建炎三年苗、刘之变，已谓：“将来渊圣皇帝来归，不知何以处？”太后诏：“敌人以皇帝不当即位，兵祸连年，今宜称皇太弟。”高宗正以乞和易得自己皇位之承许，与钦宗之长拘也。】
韦后南旋，将发，钦宗赴车前泣曰：“归语九哥【高宗。】与丞相，【秦桧。】我得为太乙宫使，足矣，他不敢望。”后许之，且誓而别。及归，始知朝议不欲钦宗南归，遂不敢言。张邵与秦桧书，言金人有归钦宗意，斥为外祠。金使来取赵彬辈三十人家属，洪皓请俟渊圣及皇族乃遣，遂谪外。是皆桧之所以独得高宗之眷顾也。
当时宋臣对和议一致反对。最要者在第一款。【金为宋之大仇，向之屈膝称臣，道议上万万讲不过。高宗只得专以韦太后为口实。时反对和议最烈者为胡铨，上书极论，都人喧腾，数日不定。高宗谓秦桧曰：“朕本无黄屋心，今横议若此，据朕本心，惟有养母耳。”铨遂远谪。】只有秦桧，一方知道金国之内情，【若金国不渴欲议和，或秦桧不深知金人欲和之真情，则桧在南方，亦不敢独排众议，力主和局。因和乃双方事，万一一方肯和，一方不肯，和局即破。桧无把握，不肯冒昧肩此重担。魏矼（kòng）为桧力陈敌情难保，桧曰：“公以智料敌，桧以诚待敌。”矼曰：“相公固以诚待敌，第恐敌不以诚待公。”夫桧岂以诚待人者？桧自以智料敌，而魏矼辈特为桧所蒙耳。】一面窥破高宗之隐私，【绍兴八年之和议，高宗态度极坚决。以前高宗欲和，由畏惧金兵，故不听李纲、宗泽，而用黄潜善、汪伯彦。现在是深恐金人拥立钦宗，于己不利，故又重用秦桧。】遂出来力主和议，因此再登相位。
秦桧第一次相在绍兴元年八月，其时桧主“南自南，北自北”，以河北人还金，中原人还刘豫，与金人“还俘画江”之义吻合。故知桧之与金，当先有默契。惟其时南宋国势渐稳定，高宗畏金心理渐淡，故每每游移于和战两途间。帝谓：“桧议南自南、北自北，朕北人，将安归？”然终谓桧朴忠过人。盖桧之敢于出负和议重任之一点，已为高宗所赏识矣。
桧于绍兴二年六月罢相，及金人废刘豫，扬言“请汝旧主人少帝【钦宗。】来此坐位。”高宗乃又一意求和。七年十一月豫废，而八年三月，秦桧复为右仆射。高宗与桧君臣互为狼狈，朱子谓：“桧藉外权以专宠利，窃主柄以遂奸谋。”盖实语也。【靖康时，金人攻汴，求三镇，桧上兵机四事，力辟和议，遂以知名。后相高宗，力持和议，谓曾开曰：“公自取大名以去，如桧但知济国事耳。”自前言之何其激，自后言之何其平。桧之为人，先后不符，诚大奸哉！”】
南方一致反对和议的空气，好容易为秦桧所压下，而北方对和局的政策忽然变了。
蒲卢虎、【宗磐。】讹鲁观【宗雋（juàn）】以谋叛被诛，挞懒亦以与宋交通罪见杀。缓进派失败，急进派【兀术等。】得势。他们反对和议的主要点在第二条，放弃河南刘豫故地。
绍兴九年，金兀术毁成约，执宋使，分道南侵，再取河南、陕西州郡，宋亦出兵。【因对方主战，而这一面的主战派重见抬头。】
宋兵在这一次战事中，得到好几回胜利。如：
刘锜（qí）顺昌之捷。【此捷最著，在十年六月，宋汝为上丞相书谓：“承平日久，人不知兵，今诸将人人知奋，故顺昌孤垒，力挫敌锋，使之狼狈逃遁。”系年要录引顺昌破敌录：“兀术未败，秦桧已奏俾（bǐ）锜择利班师。”】
吴璘（lín）扶风之捷。【事在绍兴十年六月，璘屡败金人，亦以有诏班师而止。】
岳飞郾城之捷。【郾城之捷在十年七月。六月，命司农少卿李若虚往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军前计事，若虚见飞于德安府，谕以面得上旨，兵不可轻动，宜且班师。飞不听，若虚曰：“事既尔，势不可还。矫诏之罪，若虚当任之。”飞遂进兵。是役金史阿鲁颍传，亦言飞袭取许、颍、陈三州，旁郡皆响应。惟相传飞军至朱仙镇，始见于岳飞孙珂之金陀粹编，而李心传系年要录、徐梦莘北盟会编皆不载，又系年要录谓：“飞既得京西诸郡，会诏书不许深入。始传令回军。军士应时皆南乡，旂（qí）靡辙乱。飞望之口呿（qū）不能合，良久曰：‘岂非天乎！’”惟飞军之得利，要为事实。系年要录又载飞将梁兴渡河趋绛州事，金史宗弼传亦谓：“出兵涉河东，驻岚、石、保德之境，以相牵制”则飞兵势远及河北，亦事实也。】
刘锜等柘臯（gāo）之捷。【事在绍兴十一年二月。】
金人主战派锐气已挫，于是重伸和议。【在绍兴十一年。若金兵得利，则和局不能再成。】条约大要如次：
一、宋称臣奉表于金。【金主册宋主为“皇帝”。金曰“下诏”，宋曰“奉表”。“大宋”去“大”字，“皇帝”去“皇”字。金使来廷，皇帝起立，问金主起居，降坐受诏。馆伴之属，皆拜金使。宋使至金，同于陪臣。金主生辰及正旦，遣使致贺。】
二、宋岁输银、绢各二十五万两、匹。【金使至，又有馈赠。大使金二百两、银二千两，副使半之，币帛称是。】
三、东以淮水，西以大散关为界。【宋割唐、邓二州，及陕西余地。】
就当时国力言，宋兵并非不能抗金。两国情势，不能以靖康为例。
一、因将帅人材不同靖康时
中国太平已久，人生不见兵革，庙堂之相，方镇之将，皆出童贯、蔡京、王黼、梁师成之门，无一可倚仗者。至南渡诸将帅，皆自营伍战阵建功自显。陈亮所谓“人才以用而见其能否”，又曰：“东西驰骋而人才出。”韩、岳诸将皆一时良选也。而金则老帅宿将，日就死亡，所用之人，未能尽如开国时之盛。
二、因南北地理不同
金以骑兵胜，在大河南北，平原旷野，东西驰突，为其所利。及至江淮之间，骑兵失所便。王庶谓：“淮上虚荒，地无所掠，大江浩渺，未可易渡，兵势不同曩（nǎng）时”，是也。【吕颐浩疏：“臣顷在鄜延、环庆路，见我师与夏人接战，每迭胜迭负，未有败衄（nǜ）如今日之甚者。盖皆山险之地，骑兵非所利也。金人起燕、蓟，历赵、魏，至汴宋，皆平原旷野，骑兵驰突，步人不能抗。”今按玠（jiè）和尚原、仙人关诸捷是也。】
三、因兵甲便习不同
北族以骑胜，宋非不知，故北宋防辽，常开塘泺（pō）植榆柳以限马足，【唐书地理志：“渔阳有平虏渠，傍海穿漕以避海难。又其北涨海为沟以拒契丹，皆神龙中沧州刺史姜师度开。”则此制已远始唐代。】又有拒马车、陷马枪等兵器。
惟承平久则渐弛。熙宁六年置军器监，兵械精利，称于一时。然至徽、钦宗时又滥恶。吕颐浩疏：“臣尝观夷人之军，兵器便利，衣甲坚密，所以多胜；中国之兵，兵器不便利，衣甲不坚密，所以多败。夷人皆是民兵，平时赋敛至薄，而缓急以丁点军，器甲鞍马，无非自办。平时家居，日逐擐（huàn）甲胄而习弓矢，所以器甲各适用。中国之军莫非黥（qíng）卒，器甲从官给，身躯短小者或得长甲，修长者或得短甲，不能挽七斗弓者或授以一石弓，力能胜两石弩者付之以三石弩。致弓弩不适用，反与短兵同。寒饥之卒，无力自办器甲。”今按：此为宋、金初交兵时强弱胜负一大原因。不仅器甲弓弩不适用，亦以承平日久，官库器甲率皆朽钝，虽有若无，宜不能与塞外以战斗为生命之新起民族相较。然积之十数年，各军自谋生存，此等弊病渐渐革除。韩、岳有“背嵬（wéi）军”，皆别置亲随，精选军中勇健者充之，屡建战功。
顺昌之战，兀术责诸将丧师，皆曰：“南朝用兵非昔比，元帅临阵自见。”兀术用“铁浮屠军”，皆重铠（kǎi）甲，戴铁兜鍪（móu），锜军以枪标去其兜鍪，大斧断其臂，碎其首。又兀术用“拐子马”，而岳飞以麻扎刀入阵破之。以长刀、长斧破骑兵，郭子仪败安禄山已然。军事必渐习而强，不能因其初弱，疑其后盛。而金人多用签军，亦不如其初起部族军之强悍。
四、因心理气势不同
系年要录卷三十七谓：“金人犯中国，所过名都大邑，率以虚声喝降，如探囊得之。积胜之威，直至兀术渡江，南兵皆望风披靡。”汪藻论诸将，【时在建炎四年。】谓：“张俊守明州，仅能少抗，敌未退数里间，遽狼狈引去，使明州无噍（jiào）类。韩世忠八、九月间【兀术渡江在十一月。】已扫镇江所储，尽装海舶，焚城郭为逃遁计。”此皆金兵先声夺人，使诸军无斗志。其后兀术在江南，形势穷蹙，自引北去，韩世忠遂横截之于江中。纵谓因金人饱掠，韩之兵卒利其财物，然其时韩军胆量，毕竟与前不同。世忠以八千人与金兵十万相持凡四十八日，自是金兵不复再有渡江之志。
世忠一人，前后勇怯迥异，正为当时诸将于积败之后，渐渐神志苏醒、勇气复生之一好例。后世读史者专据如汪藻等疏，以建炎以前事态，一概抹杀绍兴之抗战、实为不明当时心理气势转变之情形。【宋人自言十三处战功无黄天荡，盖是役虽相持近五十日，而韩军终败。然其先已有张俊明州城下之捷，为十三处战功之第一处。又有陈思恭太湖之捷，继之遂有黄天荡之拒战。要之宋军不复如以前之望风奔溃，确然为事实也。】
五、因地方财力不同
宋削方镇太过，然太祖时，如环州董遵晦、西山郭进，关南李汉超，皆尚优其禄赐，宽其文法。诸将财力丰而威令行，间谍精审，吏士用命，故能以十五万人而获百万之用。【张方平语。】而其时如江淮诸郡，皆毁城隍，收兵甲，撤武备，书生领州，大郡给二十人，小郡减五人，以充常从。号曰长吏，实同旅人。名为郡城，荡若平地。【王禹称语。】
北方自太宗以下，亦渐隳祖法。故时臣谓举西北二垂观之，若濩（hù）落大瓠（hù），外示雄壮，其中空洞了无一物。【叶清臣语。】欲兵之强，莫如多榖（gǔ）与财。【宋祁语。】而熙宁以来，财务益集中，州郡厢兵亦籍归中央，为置将领。地方无财无力，何以应急？
南渡以来，诸擅兵于外，稍自揽权，财力渐充，兵势自壮。高宗、秦桧，乃亟亟以收武臣兵柄，集权中央为务，至不惜屈膝金夷。何不对诸帅稍假借，犹足勉自树立也！【胡寅论当时军队，（轮对劄子，见斐然集，文中有云：“陛下克己临政，九年于此”，则在绍兴五年也。）谓：“不屯田积粟，开口待哺。功状皆言不令斫（zhuó）级，行赏至于全队转授，以官命队。煮海榷酤（gū）之入，奄而有之。阛（huán）阓（huì）什一之利，半为所取。衣粮仰给大农，器械取于武库。总兵者以兵为家，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凡四十余人，独将帅不可进退。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军籍何自而无缺？”此皆所谓文吏之见，乃为秦桧所借口。叶正则论四屯，亦极斥当时军队纪律之坏，而曰“秦桧虑不及远”，则出事后持平之论也。】
纵说宋军一时不能恢复中原，直捣黄龙，然使宋室上下决心抗战，金兵亦未必能再渡长江。强敌在前，正是策厉南方奋兴振作的一个好材料。惜乎高宗自藏私心，一意求和。【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国威，则和战皆在我；一意议和，则和战常在彼。”且绍兴十一年之和议，实为战胜而议和，战胜而割地，更与绍兴八年情节不同。】
对内则务求必伸，对外则不惜屈服。
高宗非庸懦之人，其先不听李纲、宗泽，只是不愿冒险。其后，不用韩、岳诸将，一意求和，则因别有怀抱。绍兴十一年淮西宣抚使张俊入见，时战事方殷，帝问：“曾读郭子仪传否？”俊对以未晓。帝谕云：“子仪时方多虞，虽总重兵处外，而心尊朝廷。或有诏至，即日就道，无纤介怏望。故身享厚福，子孙庆流无穷。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民。若知尊朝廷如子仪，则非特一身飨福，子孙昌盛亦如之。若恃兵权重，而轻视朝廷，有命不即禀，非特子孙不飨福，亦有不测之祸，卿宜戒之。”此等处可见高宗并非庸弱之君。惟朝廷自向君父世仇称臣屈膝，而转求臣下之心尊朝廷，稍有才气者自所不甘，故岳飞不得不杀，韩世忠不得不废。【绍兴八年，赵鼎言：“士大夫多谓中原有可复之势，请召诸大将问计，恐他时议论，谓朝廷失此机会。”帝曰：“不须恤此，不和则梓宫、太后、渊圣无可还之理。”湖北京西宣抚使岳飞请增兵，帝曰：“上流地分诚阔远，宁与减地分，不可添兵。尾大不掉，古人所戒。”是高宗决心对内加强统治，而无意无对外恢复，其意态岂不十分鲜明乎？】
岳飞见杀，正士尽逐，国家元气伤尽，再难恢复。这却是绍兴和议最大的损失。
朱子语类：“门人问中兴将帅还有在岳侯上者否？朱子凝神良久，曰：‘次第无人。’”武穆卒时，朱子已二十余岁，岂有见闻不确？武穆对高宗曰：“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天下自平。”能道此十字，武穆已足不朽矣。【古今人自有不相及，近人以当世军阀误疑武穆，非也。】
金人得此和议，可以从容整理他北方未定之局。一面在中原配置屯兵，【事始绍兴十年十二月。】一面迁都燕京。【事在绍兴二十三年。本都上京，在吉林哈尔滨东之阿城县南方。】中间休息了二十年，结果还是由金人破弃和约，而有海陵之南侵。【事在绍兴三十一年。金主亮弑熙宗，又迁都汴，遂大举南伐，幸为虞允败于采石矶，金兵杀亮北还。又按：绍兴十七年，兀术死，尚言：“南军势强，宜加好和，十数年后，南宋衰老，然后图之。”】南方自和议后，秦桧专相权十五年，【卒在绍兴二十五年。】忠臣良将，诛锄略尽。
察事之卒，布满京城，小涉讥议，即捕治，中以深文。而阿附以苟富贵者，争以挤陷善类为功。自桧用事，易执政二十八人，皆世无一誉，柔佞易制者。秦桧主和，自谓“欲济国事”，试问和议完成后，桧之政绩何在？则其为人断可见矣。夫对外和战，本可择利为之。而自桧以后，遂令人竟认对外主和为正义公论所不容。明怀宗以不敢与满洲言和误国，则桧犹不仅为南宋之罪人矣。
人才既息，士气亦衰。高宗不惜用严酷手段，压制国内军心士气，对外屈服，结果免不了及身再见战祸，亦无颜面再临臣下，遂传位于孝宗。【在绍兴三十二年。】
孝宗颇有意恢复，然国内形势已非昔比。
前有将帅，无君相。今有君相，无将帅。朱子言：“言规恢于绍兴之间者为正，言规恢于乾道以后者为邪。”故当孝宗初政，朱子上封事陛对，尚陈恢复之义，后乃置而不论。淳熙十五年，戊申十一月上封事，谓：“区区东南，事犹有不胜虑者，何恢复之可言乎！”遂极论当时弊政。而孝宗则谓：“士大夫讳言恢复，不知其家有田百亩，内五十亩为人强占，亦投牒理索否？士大夫于家事则人人理会深，于国事则讳言之，此其志可知矣。”不知力言恢复者，早已于高宗时诛逐殆尽。人才士气，须好好培养。不能要他即有，不要他即无。一反一覆，只有让邪人乘机妄为。
适金亦方盛。
时为金世宗，在位二十八年，号称文治，一时有“小尧舜”之誉，文物远胜辽、元。然大定中乱民独多。【时金上下已渐染华风，金主尝谓宰臣曰：“朕尝见女直（即女真）风俗，迄今不忘。今之饮宴音乐，皆习汉风，非朕心所好。东宫不知女直风俗，第以朕故犹尚存之，恐异日一变此风，非长久之计。”又禁女直人不得改汉姓，学南人衣装，犯者抵罪。又曰：“女直旧风，凡酒食聚会，以骑射为乐，今则弈棋双陆。宜悉禁止，令习骑射。”又曰：“辽不忘旧俗，朕以为是，海陵习学汉人，是忘本也。”金主对于种族之见，深挚如此，其行政措心，如何得乎？则宜乎乱民四起矣。】是金人统治中原，始终未臻稳定之地位。宋能惕厉自强，始终不以和局苟安，未见必难恢复也。就实际言，则当时南方政治尚不如北方。
仅得稍改和约。
宋主称金主为“叔父”。【宋得称“皇帝”，改诏表为“国书”，易“岁贡”为“岁币”，余礼不能尽改。】
岁币银、绢各减五万两、匹。
疆界如绍兴时。
孝宗抱志未伸，亦不愿老做此屈辱的皇帝，遂禅位于光宗。光宗又禅宁宗，乃闹出韩侂（tuō）胄的北伐。【侂胄乃宋后韩氏之季父，排赵汝愚得政，因此遂极为当时士大夫清议所鄙厌。宋人杂说小记有云：“许及之对之屈膝，遂命同知枢密院事。值侂胄生辰，及之后至，阍（hūn）者拒之，俯由门中闸偻而入。时称‘由窦尚书，屈膝执政’。侂胄与众宾饮南园，过山庄，顾竹篱草舍，曰：‘此真由田舍间气象，但欠犬吠鸡鸣。’俄闻犬嘷（háo）业薄间，视之乃侍郎赵师泽也。程松市一妾献侂胄，名曰‘松寿’。侂胄曰：‘奈何与大谏同名？’（时松为谏议大夫。）曰：‘欲使贱名常达钧听，亦得同知枢密院。’”此等事未知尽可信否。要之，此一大臣集团，在其国内未能得多数之拥戴与信任，则断可知。宋本积弱，侂胄初得政，即鲁莽用兵，其惟有误国则亦宜矣。】
结果宋兵败求和，杀韩侂胄自解。【自孝宗和定以来，又四十余年。和约如次：】
宋金为“伯侄”。如靖康故事。
银、绢各增十万两、匹。【宋别犒军三百万两。】
余如旧。
然侂胄兵败议和之年，即蒙古铁木真称帝斡难河之岁。此后宋、金皆衰，只坐待著蒙古铁骑之来临。【史弥远继侂胄后，相宁宗十七年；立理宗，又独相九年。贾似道继之，襄阳围已急，尚坐葛岭，与群妾斗蟋蟀。私与蒙古议和而称鄂州围解，诏论功行赏。元人来申好，县城征岁币，则密令拘之。以利啖太学生，厚其馈给，诸生啖其利而畏其威，亦莫敢言者。南宋自秦桧以下，相臣皆非，遂以不振。至成吉思汗之伐鑫，距海陵南迁，不过五十八年，而女真已衰。则金、宋之存，正因其互不振作而已。】
宋之南渡，对金既不能伸其挞伐，屈膝求和，则惟有敲脂剥髓，以奉岁币；而其国内又仍不得不养军以自守；于是财用遂陷绝境。
南宋疆域，较之全宋时仅及其半，而其国用赋入，乃超出于全宋之最高额。【陈止斋云：“方今版图仅及承平之半，而赋入过宣和之数。”是也。】
当时学者至谓“自有天地，财用未有如今日之比者”。【叶水心语。】
叶水心外稿应诏条奏财总论有云：“祖宗盛时，收入之财，比于汉、唐之盛时一再倍。熙宁、元丰以后，随处之封桩，役钱之宽剩，青苗之结息，比治平以前数倍。而蔡京变钞法以后，比熙宁又再倍。渡江以至于今，其所入财赋，视宣和又再倍。
若以追比唐代，征敛之目，所增且十倍。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论宋代丁钱本末，谓：“唐初之庸，杨炎已均入两税，而后世复有差役，是取其二。王安石令民输钱免役，而绍兴以后所谓耆（qí）户长、保正雇钱复不给，是取其三。又有丁钱，是取其四。一有边事，免夫之令又不得免，是力役之征，取其五矣。若论调，则有折税，有和预买，川路有激赏，东南有丁绢，是布缕之征亦三矣。论租，则有税米，有义仓，有和籴（dí），而斗面加耗之输不与，是榖粟之征亦三矣。通而论之，盖用民力，已超唐十倍，民安得不困？”
然此犹曰正供也。其他杂取无艺，更不堪言。举其尤著有曰“诗、总制钱”者。
经制起于宣和，总制起于绍兴。所谓经制钱者，由宣和末陈亨伯为经制使所创之一种杂征，建炎中复行之。绍兴五年，以总制司为名，遂因经制之额又增析为总制钱。其法如添酒钱、添卖糟钱、典卖田宅增牙税钱、官员等请给头子钱、楼店务增三分房钱等，当时谓其“敛之于细而积之甚众”者是也。
又有曰“月桩钱”者。
此制亦起于绍兴，以军资供亿，令本路计月桩办，故名。当时称其“名色类多违法，最为一方细民之害”者。其可数说者，有曲引钱、纳醋钱、卖纸钱、户长甲帖钱、保正牌限钱、折纳牛皮筋角钱；，讼者败有罚钱，胜则令纳欢喜钱。
又有曰“板帐钱”者。
此亦军兴后所创。时称：“输米则增收耗剩，交钱则多收糜费。幸富人之犯法而重其罚，恣胥吏之受脏而课其入。索盗脏则不偿失主，检财产则不及卑幼。亡僧绝户，不俟核实而入官。逃产废田，不为消豁而抑纳”。诸如此类，有司固知其非法，盖以板帐额重，亦别无他策也。
其尤无理者曰“折帛钱”。
折帛原出于和买，其制始北宋咸平中。方春预支钱与民济其乏，至夏秋令输绢于官。是则其先由官给钱，故称“预买”。继则官不给钱而白取，又后则反令以每匹之价折纳现钱而谓之“折帛”。陈止斋曰：“今之困民莫甚于折帛。然建炎初行折帛止二贯，户部每岁奏乞指挥，未为常率。四年为三贯省。绍兴二年为三贯五百省，四年为五贯二百省，五年七贯省，七年八贯省，至十七年有旨稍损其价。”林大中、杨万里疏，皆谓“两缣（jiān）折一缣之直”也。
州郡上供钱亦逐年增升，极朘（juān）削之能事。
淳熙五年，湖北漕臣言：“鄂、岳、汉阳自绍兴九年所收财赋，十分为率，储一分充上供。如十三年年增二分，鄂州元储一分钱一万九千五百七十缗，今已增至一十二万九千缗；岳州五千八百余缗，今增至四万二千一百余缗；汉阳三千七百缗，今增至二万二千三百余缗。民力凋弊，无所从出”云云，是尚在孝宗时也。
南宋政府，所以取于民者如此，其民乌得而不困，其国亦乌得而不亡！
（一）南宋
南宋凡九主，一百五十三年。
金九主，百二十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