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魔兽世界黑暗宝库:华西村个案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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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庄的家族政治：权威、利益与秩序
──华西村个案研究[1]
周怡 (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学系)
权力和荣誉是人类最高的欲望和最大的报酬。
Bertrand Russel
引子
素以“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为村庄发展原则的中国华西村, 在2003年发生了两件出乎意料的大事。第一件，村党委书记吴仁宝在2月13日村民大会上宣布：“全村的总资产管理，我吴仁宝占51％，其余49％由下属8大公司分摊”（吴仁宝，载《华西资料》2003年卷，第5页）。第二件，7月6日全国各大报纸、新闻媒体同时报导，华西村党委改选，76岁的吴仁宝将自己执掌42年的华西村政权，移交给他的四儿子39岁的吴协恩。
两件事发生，村里风平浪静，外界却相当敏感。因为第一件事涉及村集体产权由极权式管理向精英个体股权资本分割的分权管理模式转变；第二件事则预示家族精英对村级领导权的完全控制。从1961年至今，这是华西第一次在管理语意上出现产权所属的分割，第一次出现“一把手”的权力交接，而且这一本该发生在村集体层面的权力交接，却理所当然地在村民的无记名投票选举下成了掌权者家庭内部的继嗣。
（此处插表1）
华西村新一届领导班子的构成如表1所示，拥有党委书记、副书记职务的成员，从上届11人增加到25人，平均年龄41岁。上一届班子的党委副书记以上成员，除吴仁宝退位、吴协恩继位以外，其它人位置没有改变，前8位村庄公共权力持有者皆为吴氏家族成员。这一届增加了不少年轻的并非华西土生土长的新鲜血液，比如孙海燕（外来打工者）、杨永昌（外村私营老板通过买户口加入华西集体）。但同时，与吴氏家族有血亲、姻亲或旁系关系的，进入党委决策层的人数依然在增加，如吴仁宝的女儿吴凤英，孙女婿李庆，外甥李满良，侄女婿陶葵忠，表亲赵志初和远亲杨红玉（村集团公司总会计）。总括起来，一方面吴仁宝的所有直系、旁系亲属（符合劳动年龄的）都基本位于华西的领导岗位（图1）；另一方面，所有华西村集体企业的要职都掌控在吴氏家族的手中（图2）。
(此处插图1,图2)
家族政治取代集体主义的村庄政治，利益同样垂青吴氏家族。华西现有的8大公司和1个直属单位，除“旅游服务公司”和“化工个体总公司”外, 总经理位置都由吴氏家族占据。实现的可用资金(图2)，吴协德(吴仁宝次子)占全村的42.8%，吴协恩(三子)19.7%，缪洪达（女婿）18.6%，吴协东(长子)9.6%，四个人支配华西可用资金总量的90.7% (见“村长提前引退内幕”，《北京青年报》2003年7月17日) 。这样按照村规民约(2003年修改本)，在各公司总经理位置上任职的吴氏家族成员, 从可用资金的净利结算中所获的股份收入及其由股份获取的家庭财富（小车、住房）, 都远远超越了村庄的普通村民(见图2)[2]。
我们有理由相信，村集体产权和政权中已经渗透相当成份的家族因素，以及由权力转移而出现的家族利益倾斜。家族走进集体政权之后，以往村庄的(行政)“小区秩序”明显附带了(关系的)“家族秩序”的色彩。集体经济与家族政治共存的局面，使这个以执守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而闻名的村庄，在所有制性质意义上变得模棱两可起来。人们不知道，这个家族与依然勃勃朝气的村集体经济之间究竟呈现何种关系？他们是以集体的名义为家族牟利，还是以家族的能力或资源去维护、发展集体？一句话，如何解释集体经济向家族企业经济的过渡是这项研究的本意。
我的解释起点
华西村现有的家族政治有其特殊的历史，考察家族权力结构同毛时代的村集体权力结构之间的历史延续性，是我的解释起点。
作为一个行政村落，华西村级组织一直由“两委”组成：中共党委和村民委员会。而作为一个工业企业，华西村经历过从“农工商联合企业”到“华西集团公司”的组织变更。现在为三块行政招牌：党委、村委和集团公司，但它们实际是一套领导班子。即班子成员的职位互兼，责任是重合的。于1989年“6.4事件”发生之后成立的“中国第一家”村级党委（之前为党支部），始终是华西村权力的最高机构。所以，本文分析华西村精英更替的历史从1961年算起，着重在共产党精英，并统称村干部。
根据田野调查，我整理了42年来华西历任村干部的名单(表2和表3)。它们清楚显示了过去42年来，华西村权力、资源的控制者的更替状况。一个不变的事实是，尽管华西村经历了社会主义中国的历次政治运动和经济改革，村最高掌权者始终是吴仁宝，直到2003年7月实现其亲子的交接。另一个事实是，家族取代或家族镶嵌是一段从无到有的历史渐变,
(此处插表2,表3)
（1）纯农阶段（表2中的1961－1974年）。这时期，中国农村正处在解散高级合作社，建立人民公社制度，尔后进入“文化大革命”的时期。华西村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从一个零落分散没有工业的穷村，在先后两个发展规划下，依靠苦干，获得“全国农业先进集体”的殊荣。除正常的组织调动（吴岳基、朱阿大、吴克勤被调崋士镇）外，这阶段村干部位置相对稳定，建村后的第一二届村领导核心，不存在家族倾向。比如第一届班底6人，分别来自不同的小自然村（生产小队）：吴仁宝属小吴家基，葛玉歧唐家行，朱阿大下瞿行，瞿汝生上瞿行，赵根元北行上，会计吴克勤则来自吴家基，与吴仁宝并非亲戚关系。访问中村民告诉我，华西自1964年开始规划集体住房，将以往的居住圈打散之后，原来的小自然村情感自然散去。表现在上级考虑村干部时不再囿于过去自然村之间的平衡问题。1968、1971两届逢“文化大革命”期间，党支部冠以“革命委员会”之称，吴仁宝作为三代贫农的儿子继续为革委会主任；同时也逢“全国农业学大寨”运动，华西是这一运动的积极响应者也是受益者，他们通过规划、苦干发展了集体的农业经济，因此获得“全国先进农业标竿村”的荣誉。这期间，“铁姑娘队”的三名女将被纳入村领导班子，其中一位与吴家有姻亲关系，另一位是远亲。
（2）农转非阶段（表2、3中1976－1992年）。这时期，对国家来说，邓时代的经济建设和改革刚刚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责任制”开始；对华西村来说，正是抵制分田，完成村落集体向工业集体转型的关键阶段。在村干部班子的建构方面我们看到，原有的人民公社集体化农业时期的村精英基本没有改变。变化的是，村干部队伍的增容，由原来的平均9人，扩展到1992年的16人。一些工业技术精英，如西安交通大学毕业的程先敏、懂行能干的吴富兴、朱兴度等加入了领导层。但如表中所列，相比纯农阶段无一例吴仁宝的亲子入而言，这一阶段，随吴本人的权威地位的稳固和攀升，也随其子女的陆续成年，他的亲子代开始介入华西政权班底。1976年1月大儿子吴协东成为党总支副书记；1983年二儿子吴协德被扶持为党委委员任民兵营长；1988年6月女婿缪洪达提为党委委员。这个阶段吴仁宝曾于1974、1976年分别出任江阴县委副书记、县委书记要职，同时继续兼任华西村党总支、党委书记的“一把手”职位。
（3）纯工业规模经济阶段（1992年至今），华西村依然用集体的力量参与市场竞争，制度创新，实现工业规模经济。从1994年“江苏华西企业集团公司”挂牌起，村庄真正步入工业化的小区形态。华西经济发展的大环境是，市场经济下的私有化冲击社会主义式的集体企业。90年代后期被称作苏南模式的集体企业纷纷改制，规模小的改私营，规模大的成为股份公司。华西在这个风头上没有走向私有，村民也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在股份化过程中雨露均沾。反倒见证了一个“家族精英垄断”的集体产权模式。1995届村干部构成显示，18位村干部中吴氏家族成员占11位，占比例61.11%。到2000年，11位党委副书记以上职务中8位为吴氏家族成员，占比例72.72%，更重要的是，他们分别占据前八位要职。到2003年新党委委员以上的村干部增至50人次，家族精英除仍把持要职以外，人数已增加到21位，至此，能够进入政权的吴家人已经达到饱和。这些人不仅个人拥有可观的私有股份，而且是村集体的代表人，控制着集体资产的流向和使用。
需要说明一下，到赵毛妹2000年（53岁）免去党委副书记，吴仁宝2003年（76岁）退去书记职务，以往乡村集体主义意义上的村干部已经全部退位，结束了毛时代赋予他们的权力生涯。他们当中有自然的年龄退位和工作调动，如瞿满清村长1995年调任华西村委会办公室副主任、葛玉歧1995因病退休；也有被革职后离开华西做私营业主者，如曾当过村长、党委委员的朱兴度1997年被免去职务离开华西；当过党委委员的吴富兴1995年被免去职务，曾两度离开华西村；再有曾任党委副书记的瞿建民2001年被免职务亦脱离了华西村。不管其中原因为何，早退者、被罢免者绝非吴氏家族成员。是否因家族精英的排斥？虽不得而知，但他们发生在家族精英对村集体精英的取代过程中，又似不可不疑。
权力更替的理论解释
乡村精英的更替过程给我两点启示：（1）家族进入集体政权的契机出现在村庄存在一定的“自治”空间；（2）家族能够立足集体经济政权的本质原因是，村庄存在一位长期稳定的族长式权威人物。
1.
研究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学者，大多将村庄视为国家与社会相遇的中间地带或“第三领域”（Oi,1989; 杨善崋，2000；黄宗智，1992），认为村庄是国家与社会之间存在的一个相对自由的政治空间。村庄干部，对村民来说，是国家的代理人，代表国家执行和解释国家政策；同时，他们又通过庇护关系成为村庄利益的代言人（Oi,1989; 杨善崋，2000；Chan & Madsen, 1992）。孙立平（1993）用“国家－民间统治精英－民众”的模式概括了1978年以来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他认为50－70年代被淹没的民间统治精英在改革之后重新浮现，这是国家收缩社会控制力度的必然结果。本文在这种国家上缩控制的状况下使用村庄的“自治”空间概念，并具体将其定义为：村干部可以按照自己个人或小区的利益安排村庄事务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的自由度（杨善崋，2000：3）。
由表2、3可知，华西家族精英对村庄集体精英的取代过程明显呈现三步递进。第一步发生在1968年的村干部换届，这一届有三名吴氏的旁系亲戚或远亲进入了原先不存在家族倾向的村级班子。此时，“文化大革命”和“农业学大寨”运动接踵而至，国家依然通过公社对其行政村庄实施基层控制，理论上村庄在那个年代并不存在任何自由的自治空间。可是，1964年华西开始了第一个《学大寨15年发展的远景规划》，规划并着手兴建起全大队统一的农民集中住宅地。到1968年，建村时12个自然村“小队核算制度”已改为“大队核算制度”，小队的政治权力随之让位给了生产大队这一级行政村。从大队核算开始，华西的生活一天天见好，原来各小队不等的几毛钱一工分，升为全大队一致的1.20/每工分。而1968年也是华西成为江阴县5个先进样板大队之一的年份，荣誉开始青睐这遍土地。在自然村解体及荣誉的簇拥中，村庄（大队）的自治空间出现，这就是，在权力位置的安排上，可以不再顾及原自然村之间的权利平衡问题了，村庄的“一把手”可以充分享用自己的决策空间。因此，相对1961、1964年的村干部来自各不同的自然村而言，1968年新增的村委在没有自然村局限的情况下，吴氏家族成员步入3位。
第二步发生在1978年间，这是吴家亲子涉足华西政权班子的开端。邓小平的中国经济改革轰轰烈烈地从农村开始，戏剧性地改变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没有能够支解华西的集体经济，但是，它给予包括华西在内的中国乡村的自由政治空间却有目共睹。比方，人民公社制度的核心意义“共产”，在新的乡村体制中逐步瓦解，原有的行政职能的生产大队和生产小队，被实行村民自治的“村”所取代。村的自主性上升，农民因此获得自由。但农民是实际的，华西的农民同样有他实际的利益考虑。相比全国农民从1957－1977年，每人每年平均收入仅从40.5增加到64.98元，20年间每个农民只增加24.48元（黄道霞，1999：133－134）来看，华西人明白他们是中国乡村相对富足的族群。单从1963年到1978年的15年间，华西社员的平均分配水平从50-60元上升到了220元，社员全部住进了集体为他们新盖的瓦房，人均22平方米（袁养和，2003：162－163；冯治，1995：156）。因而，当农民自治的空间扩大的时刻，他们依旧忠诚和依附这个村庄集体。华西利用这个自由空间，抵制分田，静悄悄走上了自己农转非的工业化城市发展道路。1978年，华西的工业产值已达69万元，占农副工总收入的64%。此阶段，村权力班子的组建，自然在农与工的夹缝里获得了诸多村庄的自治空间。而村权威人物吴仁宝书记随华西的业绩名声大矂，1974、1976年分别被提任为江阴县县委副书记、书记的职务，同时又兼任华西村书记；1977年起出席了中共第11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地位的提升无疑奠定了他的村权威的合法性地位，这为他在村庄转型间隙中寻找本土资源的支持、在集体中轻松纳入家族政治提供了方便。1976年其大儿子吴协东成为村支部副书记、后任村长，1983年、1989年他的二儿子吴协德、女婿缪洪达分别入村党委班子，侄媳妇包丽君开始执掌村主办会计职务。
第三步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以后。由表3知，自1995年起，华西村党委班子构成中吴仁宝的子女及家族共11人进入了村领导岗位，到2003年这些人的位置一直呈上升趋势，并且包揽了前8位主要位置。这样大踏步取代村庄政权班底的契机，固然与更为松动的改革环境有关。90年代以来，随市场经济的推进，“自由流动的资源”、“自由活动的空间”已逐步形成，再分配机制的退位使得社会或市场对资源的配置起到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公与私的对话领域里，公域的退缩加速了私域的膨胀。苏南乡镇集体企业在发展中不敌私营企业而纷纷改制的浪潮，自然要波及华西。华西村在公与私的较量中，执着于它为“公”的集体经济，但村庄精英并没有放过为“私”的诉求空间的扩张。该阶段吴姓家族已经稳居村庄的权力中心，完全实现了对村庄的行政、经济和利益的控制。这一点，其实村庄的所有村民都意识到了。访谈中，村里人努力回避这个敏感话题，村外人却积极讨论这个话题。一位军队复员后就在华西开车的司机就说：“这年头就这样，我为华西打工，华西人为吴家打工。其实，从村干部性质来讲，不光华西有家族性质，很多村都这样。关键是姓吴的有能耐，能掌权。像我就掌不了。”（2002年9月）吴仁宝对这个问题有这样的解释：“做官就是要发展经济，要多为老百姓着想。我这个家族，都是为了老百姓，不是为牟私利。如果都像我吴仁宝一家，这样的家族还是多搞的好。如果像我这一家多一点，中国会更好。为什么呢？我这5个书记，现在解决了3万人就业。”（2003年7月22日《江阴日报》）吴仁宝直言不讳地谈他的家族，在中央电视台，在其它新闻媒体，就像他一贯面对媒体谈他自己、谈他所经营的华西村一样。
费孝通早在1940年代就指出中国社会是一个“乡土社会”，族权和绅权将控制整个乡村的秩序（费孝通，1998）。事隔半个多世纪，这种乡土的族权、绅权秩序遭际过行政秩序的强行抑制或中断, 但是它作为中国人心灵深处的内省结构, 从来没有真正被泯灭。1949年以后，50年代的土改、互助组、初级合作社、高级社，再到“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制度，造就了一套自上而下的高度集体化的经济控制和行政控制网络，它将所有农民整合在全面共产性质的组织中，基本抑制了乡村家族权力的政治、经济运作。到80年代，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为先导的改革将中国农村纳入一个前所未有的自由松动的变革空间以后，家族复兴频频出现在某些望族、大族的村庄，也满布在中国新型兴起的私营经济中。在中国传统的家族复兴或家族再生的浪潮下，变迁中的华西没有能够丢弃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乡土性格。在置老式的集体主义于一边而迎合市场需求的时候，它在集体经济内部以久违的乡村家族秩序取代了过去的行政秩序，走一条既非个体主义又非集体主义的中间道路：家族政治道路。表面上，这条道路与诸多进化现代化理论所预测的发展方向相反，西方的、中国的理论实证研究都曾将家庭经济归为集体经济之前的传统形式(Durkheim, 1984; Tonnies, 1957; Weber, 1999; 折晓叶, 1997; 王颖, 1996 )。实际上，这种因国家权力上缩而导致的家族权力崛起的现象，与瑟伦伊（Szelenyi, 1988)解释的被中断的资产阶级化的理论思考颇为相似。瑟伦伊在研究改革中的匈牙利时预测道，一个新的经济精英集团――私营农业主，将自底层浮现。这个集团历史性的上升过程被40年的社会主义强行中断，现在他们将从共产党干部那里索回其精英地位（亦见Konrad & Szelenyi, 1991：48-49)。中国乡村所不同的改革现实是，这个新浮现的精英集团是一个具有明确的利益趋向、基本按血缘和姻缘关系组织起来的亲缘集团，亦即30多年被社会主义集体化过程掩埋而潜藏的村庄内在结构：家族精英网络。因此，与其说家族浮现是一个理论错位，不如说中国社会过早经历了历史错位，即以突变的社会主义制度革命的方式中断了族权、绅权的村庄控制。可是，这股乡土自身的文化秩序不可能因表面突变的制度变迁随即飘逝，只要有可能它便自然呈现。因为在诺斯(North, Douglas)看来“制度的变迁都应该是渐近、连续的,
姑且不争论村庄家族道路的何去何从，我感兴趣的是：为何一个原本杂姓聚居的村庄可能在政权交替和维护的过程中凸现姓氏的家族意义？这涉及我的第二个原因解释。
2.不败的权威：法理权威、传统权威抑或报偿性权威
这个解释是：家族能够进入并立足集体经济政权的本质原因在于, 村庄存在一位长期稳定的族长式的权威人物。但为什么一些权威者能够久立疆场，另一些则可能昙花一现？我以为, 它与权威人物的权威类型及其类型转化相关联。
根据韦伯的界定，权威分为传统权威、法理权威和领袖魅力权威三类。传统权威以遵奉神圣传统（习惯）和个人专断为特征；法理权威统治的特质是，权力者经由正当合法程序而被任命或被选举，人们遵从非个人化的成文的规范法律；而由非凡天赋铸造的领袖魅力权威，多半是危机与狂热的产物，具有应急性之特点。其中传统权威和法理权威被韦伯视之为持久性的权威结构，满足于共同体的日常需要；领袖魅力权威通常在与其它类型权威统治的结合中出现，又多“与传统权威之间出现一种特殊的密切关系”，实现“领袖魅力权威向传统权威类型的转化”。韦伯的这三种权威类型的区分和转化是在历史长河的社会变迁背景中论及的，因而他强调指出，工业文明取代农业文明的过程，是法理权威代替传统权威的过程；其中领袖魅力权威的作用在于促进或延缓这一取代进程。
相比韦伯注重纵向的宏观区分，Etzioni在横向较为微观的组织层面上归纳了三类权威：即基于威逼的横暴性权威（coercive authority）、基于恩惠、报偿或奖励的报偿性权威（utilitarian authority）和出于信仰、规范的内省性权威（normative authority）。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一书里，用“横暴权威” （coercive authority）和“共意权威” (consensus authority)区分了中国乡村社会的两种权威，前者是通过强力人格获得权威；后者指普通民众共同承认的权威，其力量来自村民共意（费孝通，1985：60－65）。显然，费孝通的区分基本与Etzioni设立的权威类型一致，两者同有横暴权威，所不同的是，费孝通将Etzioni的报偿和内省权威总括为“共意权威”，共意的基础可以是恩惠的报偿性质，也可以是规范的内省性格。
Anita Chan等合写的《陈村》(1992)，通过描述两名村干部的政治生涯，反映社会主义的乡村社会存在的两种政治领袖：一种类型的领袖，把村庄视为村落共同体，并倾向于拓展一种符合主流意识形态道德期望的能力，被称之为“共产主义绅士”。另一类型的地方性领袖，“共产主义阳奉阴违者”(Communist rebel)，这种权威结构通常建立在良好的人际感情以及结构性的亲属网络基础上的交换，通过一种权威主义家长的方式，而不是遵循官方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原则来达到目的。两种政治领袖可简单归纳成“对上一致”的官僚权威和“向下一致”的民间权威。
绝对意义上说，任何一种类型的权威都有其兴盛、衰弱和丧失的际遇。但相对而言，这些理论研究叙述了两个要点:（1）不同类型的权威，它的相对持久性不同。法理的、传统的权威相对领袖魅力权威更为持久（Bendix，1998)；横暴性权威相对共意性权威显得较为暂时，而报偿的共意权威又不如内省的共意权威来得永恒；单一“向上”或单一“向下”，在中国都可能因失却一方而极不稳定，“两头一致”的权威基础应更为坚实。（2）依韦伯的权威转化观点去思考，那种能够随机应变的权威性格可能比固守一种权威形象者更能把握自己的权威地位。这两点体会构成研究“权威不败”现象的两个解释假设，将被华西实例所验证。
(此处插图3)
图3是根据田野资料, 对华西村现存的权威类型及其变动所作的理论建构或理论解读。与韦伯所处的西方世界不同，中国乡村社会在1949年建国不久，就以人民公社的集体经济制度打碎了以土地私有权为基础的绅权阶层（地主）、族权阶层（家族）的传统权威（费孝通，1985）；代之而起的是符号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集体制度所规定的村长、村党支部书记负责制的行政权威。换句话说，中国社会经历了韦伯未曾预料的“历史错位”：人民公社集体化道路曾经过早取缔了中国农村的传统权威，在村庄土地上强制性注入了法理权威的脉线。华西同整个中国农村一样，建村的60年代初，党支部书记、村长和村委是由上级任命的，这种任命方式，一直持续到1983年。1984年华西党支部扩为党总支时，由上级直接任命干部改为村民选举和上级任命相结合的方式。党总支书记和村长由上级政府部门提候选人，村民直选，上级批准。1989年华西成立党委后，党委书记经由提名各党支部间接无记名投票选举后，报上级批准、任命。任凭党组织的扩大和选举方式的改变，吴仁宝从建村起就是华西的党支部、党总支和党委书记。村子里虽也有村长，但在中国，尤其在华西，大家都知道党书记才是村庄事务的真正决策人。从党书记的产生来看，吴仁宝作为村官的权威最初直接来源于国家制定的法理权威或科层权威。即，是“书记”这个位置，是人民公社制度赋予他最初的领导华西集体的权力，赋予他统理村庄事务的权力。
但不是所有在其位的人能够久坐其位的。《陈村》说，单单与主流意识形态、与上层保持一致的权威，可能对下采取横暴权力而丧失在民众中的人格魅力，最终失去权威。单单与下保持一致的领袖，可能出现为保护农民利益，私分田地，在获得共意权威的同时失去法理性而被罢免。惟有与上与下都保持良性运作的共意权威方能持续在权力位置。韦伯以为，只有那些在变迁的应急状态，具有领袖魅力权威的人物可以继续召唤民众、操纵大众的忠诚心，进而推动新一轮的权威统治。吴仁宝恰恰是那种具有领袖魅力的能够与“两头保持一致”的家长式共意权威。因为人们看到，在那个政府赋予他的权力位置上，他历经42年的风风雨雨，非但没有一天失去权威，反而能够带领华西的干群，创造了中国“首富村”的神话。而作为神话主角的他，在实现“权”(power)向“威”(authority)合法过渡的同时，依靠自己的领袖魅力权威，将那种曾经是国家赋予他的法理权威回馈到传统权威的位置。这一回馈发生在改革开放的年代，发生在华西从农业小区向非农、向工业小区的转型阶段，表象上恰好与韦伯论述的权威类型的历史转化的方向相反。实际上，他的反历史变化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的反历史逻辑的，因为过去政治时代的极左发展逻辑太快地将中国推进了一个全民社会主义运动阶段。如果说，改革中的农村“家庭联产责任制”就是乡村社会返回历史的起点、就是家族的传统权威回到历史的起点的话，我们就不难理解，在分田改革的社会大环境下，由于与上保持一致的空间大大松动，一旦吴仁宝选择并完全确立了他的传统权威，就为他日后实现村庄的“家族－领袖魅力”[3]的统治，将集体政权让渡给他的家族，奠定了厚实的基础。
1992年以后全面启动的市场转型，以私有的个体主义利益导向再次直面华西村公有的集体主义制度。虽然华西人还是在权威不败的旗帜下固守传统的集体主义理念，但是，其传统权威的共意基础里报偿性权威的份量已经越来越呈显势。有理由假设，随家族精英的取代、随村庄集体被公司资本主义企业的取代，这种报偿性权威将最终取代村庄的传统权威。因而华西的权威持续或不败，被建构在法理权威向传统权威再向报偿性权威转化的过程中，脱离这个类型转化过程，“权威不败”会是一句空话。当然，能够实现这些转化的前提是权威者具有相当的领袖魅力权威、运筹帷幄的对上对下关系、执守神圣的集体主义理念以及杰出的政绩。
不败的权威：实例分析
我将从三个方向验证上述理论建构
1.权威界说与认同
我用不少时间去问华西本村人或外村人“谁是村里的权威”，被访者基本没有人能够明白“权威”的实际涵义，但是所有被访者都无一例外地告诉我，“ 吴仁宝是华西村最有威信的当家人，”即使在他已经退居二线的今天。2002年7月的一个傍晚，我随意走进一对60多岁的村民夫妇家中访问。男的说，老书记（即村里人对吴仁宝的昵称）在村里什么都管，全心全意为公、为集体，做事公正，是最有威信的人，其它村干部都归他指派，厅他的话。女的插话说，他爱动脑筋，清晨或傍晚经常在村里到处走走，看这问那，看出问题随时解决。比如，前三四年看见我们老人因为天热，在院子里过夜。隔一天，就让全村的有55岁以上的老人家庭，去村里领空调，为我们安装好。而且规定用空调的几个月电费由村里承担。我们都服他，也很知足、很满意。在华西人的眼里，权威的字符里显然没有“横暴权威”的位置，他们心目中界定的权威符合“共意权威”类型，是有魄力，爱管事，不贪而一心为公的人物。
令村民传诵的关于吴仁宝的为公形象主要有三件事。一是，当华西村富裕了，人人过上好日子的时候，他坚持自己不住全村最好的房子，不拿全村最高的奖金，至今他的家住在1976年盖的老房屋。二是，在某村民失去儿子而痛不欲生的时候，将自己亲生的四儿子过继给她的家庭。三是，对华西嫁出去、走出去的人，他会像“家长”一样，尽力鼓励他们回来，即便是些能力欠缺的弱者，即便这样做将以牺牲个人或村庄利益为代价。这三件事对当地朴实的农民来说，从中体会到的是置身在集体的温暖和保护
村里人都非常崇拜老书记，发生任何外面的或村里、家里的事，大家首先都听他的话，他的威信是绝对的。关于老书记村里还有许多说法，比如：老书记不在家，村里就出事。再比如：老书记召集开会，从来不下雨，好像有老天帮忙似的。华西村的集场日，原来是一个邻村的日子。可是那个村每年逢集的日子，就下雨，一下好几天。他们的书记就把集场改了日子。老书记说，你们不要，华西要。所以，每年阴历三月十五，就成了华西村的集场日。去年我们搞，连搞3天都不下雨。而那个改了日子的邻村，今年他们逢集，又下了大雨。你说奇怪不奇怪……，……。我们外出办事，我们提华西、外面人就提老书记的名字，事情马上顺利多了。比方，我们华西村要上市发行股票，老书记给李鹏总理写封信，就批准了。 (2003年8月与B的访谈)
村民认同的“权威”形象，还包括他的执政能力、他的社会地位和名望要足以给村庄带来利益和资源，并有“逢凶化吉”的吉祥之象征。在村里人那儿，吴仁宝是统理村中大小事务的决策人。村庄的环境、企业的上马、运作和经营，干部的提拔，职工的村内流动，村或企业各种规章制度的建立，百姓的日常起居习俗，以及一个家庭的红白喜事、一个华西普通孩子的就学等等都往往在他的主张下。村民心里的“老书记”形象是那种能招来福祉的形象：宽面大耳、和颜悦色又不失严威和智慧的慈父形象。“以村集体为家，将他自己封为这个家的父亲”，既是村里人愿意接受而普遍达成共识的看法，也是吴仁宝自己谈奉献时侧隐的一个重要主题。
[1] 本文乃我的博士論文的一部分。我感謝我的導師香港中文大學金耀基教授的精心指點;同時呂大樂教授、張德勝教授、彭玉生教授和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邊燕杰教授,作為論文指導委員會的副導師、主席和評審成員,對本文的寫作和構思提供過不少幫助,彭玉生、黃宗智老師積極推薦此文發表,在此深表謝忱;也非常感謝兩位評審編委曾經對本文提出的中肯評議。
[2] 2002年全年華西村村民人均收入為4.18萬元人民幣,戶均股金收入為13.82萬元；全村42%的家庭擁有俬家小車.(由2003年初筆者所作的問卷資料提供)
[3] 傳統權威和領袖魅力權威的結合體，即為“家族－領袖魅力”權威（Bendix, 1998：330)吴仁宝话语中的吴仁宝
党和国家将这块土地和这土地上的人交给了我，我有责任为全村的老百姓造福，管好这个家。”
厅说华西[人]在外生活得不好，或者出了啥差错，心里就很难受，觉得是丢面子的事情。（吴仁宝，1998年3月，江阴华西资料第14卷28页）
如果我吴仁宝一家搞个体，一年3个亿是没问题的,我就成了大富翁了，可是，华西的老百姓连小康都难以达到。我的一家是为老百姓服务的，村集体富裕，才家庭幸福。（“吴仁宝评说家族制”，《江阴日报》2003年7月22日第1版）
我观察中的吴仁宝
吴仁宝曾自豪地对江泽民说过，“我吴仁宝10分钟之内能够迅速召集起全体村民大会。”几次听会，我明白他有这样的召唤力。某日晚餐后，我带着刚拟的问卷，打算去几位已经成为朋友的华西人家做试调查。刚敲开H女士的家门，她告诉我，7:30pm民族宫召开村民大会。我下意识看了看表，当时7：15不到。H邀我同去，立刻我随她的摩托来到了会场。会场里已经很多人，但不乱，每一位进来的人，都快步走向自己的位子，然后静静坐下。离7：30还有5分钟时，偌大的民族宫礼堂已经坐无缺席了。准时，吴仁宝老书记出现在主席台上，用一种商量但又不失果断决策的口吻与村民解释“兼并周边村”的意义。台下没有一点声音，没有干零活儿的。会后，我问H，“是否每一次开会都这样，提前5分钟大家都到？”她说，“大家已经习惯这样了。没有人不来，不来者，需要请假。否则，吴一看就知道谁没有到，因为每人的座位是固定的。”我再问，“厅说华西的会特别多，村民每周一次，村干部几乎天天有会，你厌烦吗？”她还是那样平声静气地回答道：“已经习惯了。但我们华西人都喜欢厅老书记讲话，他会给我们很多信息，包括村里村外的事以及对国家形势、国家政策的解释等等。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了解的事，就依靠村会上老书记讲给我们厅。”她再三告诉我，他们习惯了开会，喜爱老书记的讲话。“有一阵子书记不在家，没有会，反倒不习惯了。其实，开会也是我们全村人碰面的机会，大家很有一种集体的感觉。”因为是朋友，我相信她说话是认真的。其实，华西的很多老百姓都相当朴实、憨厚，谈话时很少有外界所评论的那种虚假和表演的痕迹。比如，H曾经相当认真地对我说，从娘家到华西，最大的不习惯就是“个人缺乏自由，休息日几乎没有。”而对自己作为夫妇都做厂长的家庭，年底收入多了，她发出“这样下去，好像不对头”的感叹（2003年2月13日，2002年7月、8月、10月曾多次访问H女士及其丈夫）。
开会多，作为华西村40多年来一直坚持的文化景观（意识形态的作用）引起了我的调查兴趣。访问期间我一共参加了7次华西人的会议。因为每一次都由吴任宝书记唱主角，因此会议观察的内容总围绕他。总体印象：吴仁宝的至上权威和村民、村干部的衷心和崇拜。虽然会上不少报告人的讲用声调和语气，常使我陷入一种隔世的幻觉。但是缘何华西人能够这样俯首帖耳于权威人物，并40多年不疲于类似的村中大会？表4或许可以略说一二。
表4根据我7次参加华西会议或活动的日记整理。就“会议内容”一栏看，（1）华西人会议涉及的内容相当平实。村中事、企业事和个人事都显然属于普通又情理之中的事务性会议，是村民经历过或即将经历的事情，很贴近村民和干部的日常工作和生活现实。这是华西人乐意参会的重要原因之一。比方，村民旅游前的动员、并村前的解释、正月15夜的集体聚会，都在心灵上给村民一个集体大家庭的温馨和记忆。（2）会议牵涉华西小区发展、企业发展的议题占4/7。第2、3、4、5会议都纯粹谈论村庄或企业发展问题。7次会议就有4次谈发展，让村民看到了不断发展的希望和实践，这一议题自然顺应了村庄成员的利益。（3）奖惩制度是华西会议中的另一主要内容。表4中，第4为表彰大会，第6会恰为惩罚性质的。奖惩结合从来就是管理者实现支配的手段。将其列入会议，目的是告示群体成员积极工作、遵纪守规、服从权威，自觉地将自己整合于集体。
“会议印象”明显述说了吴仁宝为村之父的权威形象，是那种若近若远、刚柔相济的权威形象。即他可以像慈父那样关怀村民远行前的准备、关心村庄企业的阶段性工作进程及生活内容（日常权威）；可以像宣扬者用大规模的庆功、开张仪式表演自己的存在（象征权威）；还可以像虔诚的教父时不时反省自己为官的仕途、启示村民理解他行动的方向（共意权威）；再就是，像严父用制度剔除不服者，又像集权者揽括集体产权（横暴权威）……。能够这样使他充分施展自己、行使力量的源泉在于他自己富有的为父心态。如同父亲，他从心里期待他的村民像一个个听话的孩子，紧围身旁，等待他哺育，哪怕孩子弱智无能。拢络这样一个规模的大团体，吴从没有顾及“集体可能出现的‘搭便车’(free-ride)、‘弱凌强’的现象”（Olson, 1984)。这不是西方理论的出错，而是西方人取道于经济价值至高的社会，社会的团结主要基于其成员对经济发展的共享认可。他们没有见到的是，华西虽然同全中国人一样走进了市场经济的时代，但是，它根深蒂固的社会主义标兵小区的政治价值依旧存留。同时，它在中国文化中，其经济心态“总是一再把个人同自己的家族成员联系在一起，并且束缚个人服从一套家族规范。”（Weber,
为父的感觉通常与专断权力的传统权威相联系。什么是专断权力？鲁索曾经这样描述：一个人占了一块土地，说“这是我的”，并找到一帮足够质朴甚至愚钝的人，让他们相信这个说法并因此而服从这个人。因此，专断权力需要的是愚钝的人民，在那里人民是等于零的。不可否认，华西的权威服从关系里存在这种粗陋的专断，但是能够使它正当运行并在随后的过程中获得村民的承认，就在于它已经将自身的合法性扎根在村民的感觉之中了。这种扎根的感觉，并非出自村民的愚钝，而是村民们相信，吴仁宝不管如何专断，其最终意图都是保护这个村庄共同体，保护村庄集体的财富。事实上，吴本身的确始终在实践和坚守这份集体主义的理念，因为他明白：正是这个村庄集体给了他荣誉、权力和利益，没有村集体，就没有他吴仁宝成为名人，成为权力者的“威”。因此，执着于传统而神圣的集体主义信念同专断权力的合璧，才真正构成吴氏权威的特征，刚好言中韦伯的传统权威形象。
2.权威合法性的获得方式
吴仁宝之所以能够在村庄获得家长式传统权威和领袖魅力权威并非一朝一日之功夫，存在于他作为当权者执掌村庄权力的整个历史阶段中，最关键的一条是，在他当位的40多年，华西由穷变为全国的“首富村庄”，变为全国的先进典型。俗话说，“农民要富裕，工人要奖励，知识分子要自由。”吴仁宝能让农民富裕，就能成为当然的村庄权威，道理往往就这么简单：权威地位取决于村庄的经济实力或财富，即当权的绩效(performance)。具体在实践中，吴仁宝的权威合法性是靠“与上保持一致”和“与下保持一致”双重渠道获得的。
“与上保持一致”（吴仁宝语）
为建设一个农业样板，吴仁宝磨破了肩膀，扭曲了脚板；为农村工业化的样板，吴仁宝呕心沥血，运筹帷幄，在市场经济中，杀出了一条奔向现代化的通路……华西村，无愧于“天下第一村”！吴仁宝，无愧于“中国9亿农民的第一人”！（孙海燕，“中国9亿农民第一人”载《发展导报》2002年1月25日）
吴仁宝，华西党委书记，一位普通的中国农民。他在改革开放中带领华西农民，一举夺下40多项“中国农村第一”的桂冠，成为中国农村广袤大地上一颗耀眼的明星。面对“入世”，吴仁宝作何谋略？请看“吴仁宝的WTO意识”……可以说没有吴仁宝，就没有华西之路。没有吴仁宝，华西就不可能成为“天下第一村”。（孙海燕，“吴仁宝的WTO意识”载《中国老年报》2002年2月3日）
“与上保持一致”的另一做法是与上级领导建立亲密的关系网络。自1968年起，中国党政军国家、省、市级领导先后对华西村的光顾、题词和关注，给这个村庄带来了诸多优越于他村的特殊荣誉和社会资本。肯定，这些作为华西村的上层社会资源也为确立吴的领袖地位奠定了厚实的政治资本。不仅华西人心里牢记着江泽民同吴仁宝的一段对话、李鹏的两次到访、华国锋夜宿华西、杨尚昆专程为吴祝寿和南京军区向守志司令员与吴长期的莫逆之交等等，村外人、包括当地的地方政府的人都一致认为，吴虽为村官，却有强大的政治靠山，他的职权范围远远跨越地方政府。“镇政府、江阴市政府，乃至无锡市、苏州市政府及其党的领导见吴都不得不退让三分，或受他‘管辖’。”（多位镇政府工作人员这样对我说）一位分管宣传的镇政府工作人员说，“每年新年，老书记都要到镇政府会议上讲一次话。每每讲完，他不等会议结束就抽身离会。而我们镇上的历任党委书记总是在那个时刻要专门歇会，为护送老书记离场。党委书记的那种毕躬毕敬的样子，在我们心里留下的印象一直是鲜活的。”不过他承认道，“老书记的讲话实在有相当的魅力，每年都有不同的话题。”此外, 每晚的江阴市或无锡市电视台的新闻播放中，只要有老书记的活动报导，总是头版头条的。即，在华西村老书记的新闻报导之后，才出现那些市级领导的活动报导。在历来论资排辈的中国社会，人们自然想到这位村官一定具备某种特殊的领袖魅力和威望。
单就2003年7月5日华西村中共党委改选的新闻发布会邀请名单（表8）来看，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小小村庄的党委改选竟牵一动十，特别超越了所属镇（华士镇）市（江阴市）级党委，直接与更高层的上一级党委发生了广泛的联系。江苏省历届党委书记5人、省长1人、省政协正副主席3人和南京军区司令员1人被邀参会；与华西毗邻的苏州市、无锡市、张家港市、南通市、泰州市、常州市、东台市历任或现任市党委书记及市长共17人被邀；另有省人大副主任1人，东台市后港镇书记1人、沙杨村书记1人被邀参加了这次新闻发布。发布会的次日，原中共中央组织部正副部长2人专为华西党委的换届发来贺信，赞扬老书记吴仁宝的高风亮节，并祝贺他的儿子吴协恩当选。被邀者来了，中组部的贺信到了，说明他的威信、他所作的权力家族传递的仲裁乃合情合法。
“与下属、与老百姓保持一致”（吴仁宝语）
吴仁宝与老百姓保持一致的策略表现在下列方面：
(1)货币控制中的利益拨发。集体资金被统一掌控在华西集团公司，不仅企业的一切佣金由村党委决定，而且企业的分配也被村民分配制度决定。1980年代－2003年初，企业盈利按“二八开和一三三三”分配制度执行分配。即企业实现的可用资金的20％交集团公司，80％归企业自主分配。企业的分配原则是10％总经理（承包者），30％企业其它干部分成，30％企业职工，30％为发展企业佣金。到2003年，该制度改为“五五开和五五分成”，即可用资金的50％上缴村里，50％归企业干部分成。其中企业所得的50％构成总经理的当年奖金，其它企业干部均摊另一50％。这里，我们看到企业及企业干部的利益由村制定的分配制度决定，制度的决策者自然是利益的拨发者。老百姓的工资、奖金及股金分配收入的较大部分，作为不能兑现的记帐收入，也归村集体掌控，即归权力者掌控。村民的三部分收入中，月工资仅有30％兑现，70％为记帐收入到年终兑现；年终奖金＝全年工资数×3，提取现金额度每年不同，2002年为20％，80％归记帐收入；股金收入年终仅有累积股的1％提现，累积股的4％加入记帐收入。由于记帐收入的介入，村民实际能够自由支配的收入，仅为其现金收入。平均来说，这部分收入只占村民总收入的28.75％。
(2)土地出让的福利。问卷调查显示，83%的华西人“不留恋”土地。华西村与其它乡村所不同的是，他们很早就没有家庭所有的土地。在华西人的记忆中，家庭真正拥有自留地的年代是只有7－8年，当时以每人1.2分土地为计。1969年大队核算开始后自留地改为“吃菜地”，每人仅3厘地，口粮由大队配给。1971年起，家庭菜地全部上缴集体，农民的粮食、吃菜统一由集体提供，村蔬菜副业队每天挨家挨户发放新鲜蔬菜。直到80年代中，农村菜市场形成后改为发放菜金补贴。菜金补贴额大的调整有三次：从60－80元/人月，到150元/人月，再到2003年的3000元/人年。口粮则始终全部由村集体提供。因此，华西村民“吃”的利益基本由村集体保障。华西的村干部明白，这种相对城市人不可能享受到的特殊保障，源自他们作为农民而出让的土地利益。问题是，很多村民只看重自己现有得到的福利待遇，没有将这份福利同自己失去的土地的应得相联系，相反，他们中的不少人因此对村干部倍加感激、倍加信任。华西周边的10个村庄通过出让土地并入华西，形成华西1村、2村、3村、4村和5村。但是在大华西内部中心村依然在福利待遇上优于其它5个新村。“并村后周边村的老百姓并没有得到很大的好处，真正的得益者是那些村党支部书记，过去他们在镇上每年可获4－5万的个人收入，现在华西的吴仁宝给年薪6万换取他们的‘听话’”。（2003年10月31日华士镇镇志办公室的谈话纪录）用较高的比较利益换取村民和干部的忠心、尊敬和信任是村权威确立的手段之一。
(3)象征利益。华西金塔二楼是设有若干大小厅的餐饮部。厅名的主调是华西人信奉的“榜样”。“大庆厅”、“大寨厅”预示华西人不忘毛泽东时代“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的集体主义精神，因为华西从学大寨成名，正走工业化发展道路。其它有9个厅，大都以华西村的能人命名，尤以能人的妻子为名。现有的9个厅名是“毛妹厅”、“荷芬厅”、“进宝厅”、“满良厅”、“凤英厅”、“协恩厅”、“丽君厅”、“玲娣厅”和“青媛厅”。其中，3人（毛妹、荷芬和进宝）是农业时代同吴一起打天下的人，其余6人是工业时代加入华西的家族成员。其实，从家族的角度去读这些厅名，9人中只有毛妹一人不和吴家沾亲带故。后来我厅说，现在的“自助厅”以前曾用名“兴度厅”（曾作村长），朱兴度离开华西后改“建民厅”，可瞿建民也不久离开了华西。毛妹说，“现在我的厅还保留着，待我完全退时，我的厅会消逝。换上的，肯定是吴信任的‘自己人’。”“其实，厅名完全由老书记决定，不存在任何我们可以选择的特权或实惠。换上换下都无所谓。”（2003年2月13日与赵毛妹谈话纪录）厅名，作为一种象征利益，显然是吴用来调动华西能人积极性的一个符号。通过授予的方式给他们以荣誉般的精神奖励，期待部下孝忠于他领导下集体事业。它的授予对象原本的确是华西村的一批能人，赵毛妹、李满良、朱兴度、瞿建民和吴协恩等都切实代表华西的有功之臣。后来，非家族的能人还是离开了、消逝了，保留下的都是他的亲人。因此无形间，厅名的变动向我们有形地展示了华西村干部之间信任结构的变更。我想，这是彼此选择的结果。
将货币、物质、象征及家族关系资源动员起来建立自己的威信和地位，强调的是精英作为理性政治行动者的层面（Esherick,1990：1－26)。将村民对资源的依赖转投为他们对单位集体、对掌权者的依附，强调的是村民作为理性经济行动者的层面（Walder, 1986）。不同行动者在“权威－利益”的层面上结合成互惠关系。这种互惠关系类似出现在神与人之间。神一般自称“有求必应”，但他要求有求于他的人给他祭拜（准备丰盛的祭品）。吴之所以被称为“有威望者”，是因为他的人格血脉中除了存在“有求必应”、“为民作主”的奉献精神以外，也存在索取回报之渴求，与权威的一般逻辑，即报偿性权力（utilitarian power) （Etzioni，1964：58)是一致的。村民和一般村干部之所以愿意用服从作为回报，是因为他们有求于掌权者，同样遵循报偿性权力的服从逻辑，也称“同意模式”的权力服从关系（Walder,1986/1996)。显然，这种互惠关系就是“共存依附的庇护主义”（Wank，1995)，它所对应的小区整合是市场经济介入之后的“精英－大众整合”（金耀基，1993b）。
至此，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在韦伯提供的法理权威、传统权威和领袖魅力权威的三大分类框架中添加了“报偿性权威”的概念。这恰恰就是华西的权威现实。如前所述，在农向工的转型期间，村权威人物实现的是法理的职位权威向传统的家长权威的过渡（那种为官为父的感觉所带来的个人独断和将毛时代的集体主义理念奉为神圣的传统）。这个分析是说，在计划再分配制度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时，他明显在家长式传统权威确立之后，在市场环境的营造中，接纳并显示了报偿性权力的权威性格（那种保持“两头一致”的理性）。可是吴之所以能历经社会转型而权威不败，与他应时地调整自己的权威类型形象大有关联，而这种调整又大大得益于他个人拥有的领袖魅力权威。
[1] *根據中共華士鎮人民政府編《記者眼中的華士：2002年報刊擷萃》作統計整理。其中整個華士2002年報載文章共187篇，華西佔134篇。
3.领袖魅力权威之特征：我的几点思考
述吴仁宝领袖魅力的权威特质主要有两点：（1）其人生价值观是集体主义取向的。他把华西的村集体当作与个人的“运途”密切相关的事业。因而为自己、为家庭和为村庄虽然在他那里可能是一个混合体，但他清楚的是他自己的为官之道，在于必须能为民作主，维护集体的存在和繁荣。如他自己所言，42年能久立潮头而不败的诀窍很简单：“把工作是不是让老百姓获益作为标准，想老百姓的利益就容易做工作。”（2002年7月28日访吴仁宝谈话纪录）所以在他的为官过程中，不忘村民的利益，有时不惜与大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发生矛盾。（2）在人格和气质上，他被大家公认为极富智慧的长者，是有头脑，很会演说的智者。在社会转折时代，他懂得变通，保护自己和他的村集体。格尔茨（Clifford Greetz, 1983：147- 166)在讨论领袖魅力权威时说，这种特殊的权威性格的形成是由于社会在时代进行中产生若干“中心主体”，使一些杰出人物脱颖而出，将他们自己塑造成时代“中心主体”的代言人。格尔茨的看法，在我的案例中可以得到验证：吴之所以成为华西的权威，是因为在村集体初创时期以学大寨苦干的形式界定并改变了华西村贫困的命运；在家庭联产责任制推行期间巧妙利用某些号召，把小区集体意识凸现出来；而在市场经济转型的私有浪潮中又以“拉开差距的共同富裕”、以村庄的家族政治界说了一个后集体主义的状况。当然，吴最初在他的官僚职位上首先必须是“为民作主”的人物，才可能日后成为这个小区“中心主体”的界说者。
自然地，在中国这个长期延续的行政官僚体制中，小区的圣者，自有某些特点是格尔茨无法预料的。再回到韦伯的论述，我们发现中国民间的权威，不只是领袖魅力能够支撑的自然圣者，而是离不开官僚体制的，他们或为官之后成为民间权威，或成为民间权威之后被官方认可。华西属于前者，或者根本就是官方权威和民间权威的集合。这种集合就在于他的权威魅力来自他对社会变迁的策略性运用。
韦伯的领袖魅力支配面临两个可能的转变：一方面领袖可能将追随者对他“魅力”的诚服固定为等级的传统支配关系，即领袖魅力权威在日常中转化为传统权威，或形成依赖于亲属关系的“家族－领袖魅力”权威（Bendix, 1977：311) ；另一方面追随者可能将“领袖魅力”视为理想，并在理想中将其话语等同为法规，进而产生形式上的法理支配关系，产生类似“制度－领袖魅力”（Bendix, 1977：311）的权威范式，导致魅力权威向法理权威的转化。因而领袖魅力权威游离、渗透在传统与法理权威之间，对两者的过渡起阻碍或推动作用。用这段理论分析去套华西现实，我以为，华西在领袖魅力权威的作用下实践的是魅力权威向传统权威的转化和联姻，而不是朝向法理权威。这种判断的根据在于，一方面与之相对应的村庄体制依旧是“党政企合一”的集权式管理体制。另一方面村庄政治依旧是以往社会主义的“人治”的社会，是一个人际网络关系的社会，不是“非个人”的制度化社会。换句话说，村民们习惯于服从、尊敬和崇拜的是他们不绝脱口的“老书记”，而非村庄成文的制度、规范或法律，尽管时代已经将他们推进了工业社会。再一方面，说华西的领袖人物是传统权威人格，是因为他既具备家长式的独断权力又不失神圣的传统主义之约束。譬如，他个人能够亲自指定他的儿子作为继承者、能够将集体政权的每一重要位置交给自己的家族成员，意味着他个人变成了正当权威的来源，取代了那个曾使他自己的使命正当化的“更高行政权力”和实际的村民民意。同时，他至少在形式上（意识形态宣传与产权制度上）依然执着于这个村庄的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实践着“共同富裕”的华西集体主义精神。
工业的和市场的冲击，将经济从以往高度集中的政治社会里分化出来，每个人或多或少会将原先隐匿着的利益膜拜转为显性。权威者也不例外，在领袖魅力权威同传统权威混合之后，他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更加凸现，自然要考虑权威形象的维持问题，要考虑在维持中他与百姓之间的利益平衡、利益交换问题，报偿性权威便适时而生了。其实，“权力的饥饿”本身就伴有权力工具性的一面（费孝通，1986），很难说有任何时候权力是与利益分离的，只不过改革后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表达不再掩饰而已。
不管怎么说，作为社会主义特殊范型的华西村，其权威脸谱具有相当的普适性或代表性。用理论语境去解读就是：华西的领袖人物在其自身具备的魅力权威的统摄下，（1）折射了一个从法理权威向传统权威再向报偿性权威的转化趋势；（2）现时的权威人格是传统权威人格、家族－领袖魅力权威人格和报偿性权威人格的复合体。正是权威类型的变动抑或权威人格的复合性格，造就了华西村权威持续不败的现实。尔后，一个长期不败的权威人物，将自己的亲缘关系纳入村庄政治，在中国人的文化圈里就好像相当水到渠成了。
“差序格局”：讨论与结论
用很大篇幅讨论了“村庄领袖人物的权威”议题，目的是想藉此影响村庄家族政治的讨论。因为相对“村庄的自由空间”来说，村庄权威人物的作用似乎更是华西的特色。权威者带着他的族亲介入村庄政权体系，这一事实很自然会将我们的研究视线投向中国文化的人际关系解释模式。费孝通最早用“差序格局”描绘了乡土中国以自我为中心层层外推到家庭、邻里、小区和国家的社会结构。他形容这种“以‘己’为中心，像石头投水般和别人发生联系的社会关系，会似水波纹一般，一圈圈推出去，由近推远，愈推愈薄。”（费孝通，1985：23）英国学者雷丁（S. Gordon Redding) 借用费老的同心圆波纹、韦伯的资本主义精神研究了华人家族企业的用人模式。他把中国人的精神理念设想成一组同心圆：圆心是自我，外圈是亲朋关系，尤其是家庭关系，再外面是企业组织，最外圈是社会。通过从外圈社会到核心自我的层层解剖，雷丁认为，华人企业家总是在企业内外极力营造一个围绕自己核心家庭的家族网络或帮派势力，其直接的原因是“他们不信任外人”（Redding, 1990）。
费孝通和雷丁，分别从乡村、从企业解读了一个共通的中国社会的精神结构：以己、以家再以社会（或小区）、国家层层拓开的社会网络结构。在我的理解中，位于网络中心的“己”，是费老所说的“心理自我”，是雷丁研究中的“家庭自我”，更应该是这个社会网络结构的“权威自我”。权威者铺张的差序关系网络，代表他的权威性资源，也反映他所控制的小区秩序或组织秩序。吉登斯（1999：80）曾说，“在非资本主义社会中，权威性资源的协调构成了社会整合和社会变迁的决定性因素。”一向以社会主义集体经济自居的华西，权威的政治整合相对经济整合、分化的整合及制度整合来说的确是统率性质的。它的权威性资源的协调显然应该受之于它所具有权威类型特征，即人们需要考察权威性资源的协调，究竟是法理的协调、传统的协调，还是功利的协调？换一个角度亦可以这么说：法理、传统和报偿三种权威类型所持的彼此不同的道德观点的内涵，分别代表着华西村曾经存在或正存在的三种不同视角的小区权威整合现实：一种是制度性的意识形态规范下的行政共同体的整合；一种是等级性的泛家族结构化的村落共同体的整合；另一种是报偿性的以市场或地位团体为基础的利益共同体的整合。随法理权威向传统权威再向报偿性权威的转化，第一种行政制度的权威整合华西经历过并且至今没有烟消云散，但目前已经不起主导作用，占主导的是等级性泛家族控制的、掺合市场利益的村庄共同体整合。
如同费孝通、雷丁所绘制的同心的差序格局一样，华西村近二三十年以来一直持续存在着这样一种等级的差序控制秩序（如图4）。这是以吴仁宝为中心，从血亲、姻亲、自然村、本村、周边村再到外来打工者的层层控制、层层关乎的村庄泛家族控制秩序。根据表1所提供的华西权威班子的排位分布，我们可以作这种同心圆的村庄泛家族秩序解读。除吴仁宝之外，25名党委正副书记可分为两拨人：一拨是前14名，这拨上一届就任党委副书记，2003年继续任党委副书记职务；后一拨是新当选的副书记共11人。前14人中，位于华西第一、二、三把交椅的是吴仁宝的亲生儿子（协恩、协东和协德）；第四、五、六位是吴家取进门的女婿、孙女婿和侄媳妇（姻亲关系）；第七、十四为远亲关系的赵氏家族成员（自然村赵家基人）；第八位才是华西真正的企业工程技术干部程先敏，1988年由西安交通大学来华西村工作后户口已入华西村；第九、十、十三位是华西本村人；第十一、十二为周边村人。这组分析里惟有十三四位，与同心圆的安排略有出入，其它都符合差序的同心圆结构。新增补的11人，首位是吴仁宝的亲生女儿吴凤英；接下来的4位，除李建军外，其它三人是吴的旁系亲属；再就是吴的笔杆子孙海燕和1997年第一位被吸收为新村民的黄建刚（打工者转为村民）；之后的5位，其中3位是2002年用10万元买华西户口入村的新村民，他们以前是周边村的私营老板，1位是吴的孙女婿，虽然排位较后但他的年龄是副书记中最小的。
以上分析说明，近几年村庄最高权力结构已经明显出现同心圆的差序格局,但按表2提供的名册绘制, 集体农业阶段的任何一次村庄权力组阁都不可能呈现这种同心圆结构。其实，目前华西村的每个企业，这种权力的层层控制、层层差别的同心结构都相当显著。主体的格调是一个班子两拨人马：一拨是绝对效忠吴仁宝的具有族亲关系的人，另一拨是有一定市场能力的人。前一拨是服从差序格局的关系逻辑，后一拨则是层化的市场利益逻辑。两者合一构成华西表面上特有的政治整合，虽说有一种精英参与的民主过程，即差序与层化参与的过程，可是仔细分析整个权力构成，它体现的是差序的关系逻辑，而非市场的阶层逻辑，因为吴的权威决定了他必须首先需要下属的忠诚，村里人说“他的‘小材大用’就表现这种用人的需求原则”。比如，赵毛妹曾经是华西打天下的人，有过地位和声望，但后来没有了对吴的忠诚。吴可以给她象征的荣誉，如保留“毛妹厅”等，但她过早失去了权力。真正有政治、经济控制权力的是一批与吴有血亲关系的符合差序逻辑的人。再比如，曾经当过村长的朱兴度、瞿满清等都是同吴仁宝一起打天下的村里能人，最终或离开华西，或被安排在不重要的岗位，或提前退休。为什么？答案就是“不信任外人”（Redding,1990)。人们毫不犹豫地将中国包括到“低度信任的国家”里（Fukuyama,1999)，华西好像在其中更中国一些。华士镇土地所G所长，向我说起过这样一件事情，他说：
有一天他去华西察看金塔工程的进度，正和华西当时负责基建的队长聊公事，吴仁宝见我便走过来，那位基建负责人见状便抽身离开。吴立即的反映是，以为我们刚刚是在讨论有关他的事情。吴对我说，你觉得××（指那位基建负责人）怎样？我看出他的心思，半开玩笑般回答道，“他是你用的人，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还用问我？”后来吴感觉尴尬，就与我选择了别的话题。可不久，我知道那位基建负责人的职务被下了。吴什么都好，就是不信任人，尤其不信任与他一起打天下的人，现在他搞家族化就是这个问题。（01/11/2002 于华士镇土地所与G访谈纪录）
经济社会学认为，经济分化、经济扩展以后，为权力维持，最初的领袖与一同打天下的人之间一定有分权的意义，他将不断使权力实体控制在自己亲信手里。吴仁宝无疑是这一假设的实践者。他实践了一个用家族政治取代集体政治、权力利益关系与亲缘关系合一的道路，用家族秩序取代了以往的村庄秩序。走这样一条村庄整合的道路，本意上是为维持自己对村庄共同体的统治，可事实上它将面临世人的两种估测：一是排外封闭的，从集体到家族再迈向私营企业的发展趋势；另一是吸纳开放的，利用家族伦理、家族资源去整合集体秩序。我以为，华西属于后者，依据来自现实和对信任结构的具体分析中。
现实的华西集体是开放性质的，虽然视角上有一道深深的“外人不能入内”的庄园式围墙。它2002年开始的“并村”[1]实践、2000年实行的外村人“买户口”入村[2]现象, 都不仅实实在在地扩大了村庄集体，而且有能力以泛家族的差序控制（图4）将村民整合为一整体，这是其它任何一个私有化的村庄难以望其项背的。田野调查告诉我们，华西到目前为止并没有在法定或实践意义上放弃过集体公有权。就产权的基本内容看，产权包括行动团体对资源的使用权、转让权和收入的享用权( Steven N.S. Cheung, 1969转引自中译本: R.科斯等, 2000：6)三方面。在华西村:
(1)家族取代村庄政权了，但是当了村干部的家族精英只有公共财的管理权，尚无对财产实行排他性的使用权和自由的转让权。在法律意义上，他们只有代表全体村民行使财产所有权的权力，全体村民占有集体财产仍然是村庄村民不可出让的权利。随村庄集体经济的不断增长，任何个人欲从管理权跳跃到对集体财产的真正卖断，并不非轻而易举。
(2)干部与村民的分配利益分化了，但是相当一部分的干部，尤其执掌村庄权力的家族精英，他们在吴仁宝德望的表率下并没有将应得的股份记帐收入、红利等真正归为个人、归于家庭，得到收入的独享权。村民说，“老书记不拿，谁都不敢也不能拿。”
(3)村庄内部股份化了，但是这类股只有股金分红、股金记帐和通过集体消费方式部分兑现的可能，却没有个人自由支取的可能，尚为集体支配、操作的股金。吴仁宝说了自己有51％的控股权力，但这种分成并不存在以上财务表格的依据，即没有法律诉求的依据。有帐目记载的是集体股依然占90%（华西集团公司总会计提供）。
除此而外, 村集体一贯的计划再分配生产方式继续抑制各公司、各企业的分权自治，“八统一”[3]将管理权高度集中于村庄共同体层面; 意识形态的集体主义刚性反映在随处可见的村庄话语中，也具体反映在集体消费制度、集体福利制度的不断完善等诸多方面。所以，今天的华西村基本的计划经济集体化的色彩并没有随市场到来而退隐，它仍然是中国乡村成功的“集体所有制与市场化经济的悖论性混合体”(黄宗智, 1994：36)。这种公与私的混合, 表明完全的集体公有权相对其实际的权利束有很大的弹性(Demsetz,1967)，而不表明公有权必然向私有权让位。
村庄的政治强人，将自己的家庭裹挟在他的领导班子，并有意识地首先从血缘、姻缘关系中培养后一代，走进自己培养自己人的时代。这种做法在很多议论中被归为“私心”。就吴仁宝个人的私欲看，他所有的就是个人的权力欲和荣誉欲，他知道他的权力和荣誉与这个集体的存亡息息相关，只有财产留在集体，他才有进一步巩固自己权威、持续获得荣誉的可能。因此为自己、为家族和为集体在他那里基本是一致的。其实在为公为私的讨论中，我比较赞成费孝通的这句话：“在差序格局中，公和私是相对而言的，站在任何一圈里，向内看也可以说是公的。”（费孝通，1985，第28页）公与私相对差序格局中所站的位置而言, 这样，一位外来打工者的工作，除报酬外的剩余，就是为华西集体做贡献了；同样的道理，吴仁宝的儿女们为吴仁宝打工，也就是为集体这个公做事了。因此，与其说私利，还不如说吴利用家族资源维护和巩固发展起来的村庄共同体的集体主义。
就每人都有私心的意义来说，私心是一常数，并非变量，关键是解释哪些条件能满足人的私心。前面我们讲过“村庄自由空间”和“不败的领袖权威”构成两个解释条件。但这两个条件是家族化能够实现的前提条件, 并非家族化诞生的必然条件。为什么市场条件下启用家族而非其它？主要的解释还在于村庄集体经济的运作与环境变迁过程中信任结构的矛盾：
（1）经济增长与信任。集体农业时期，农民是撒落在田地上分散经营但受之于组织化管理的一族，集体剩余不多造成集体领导的可能相对比较容易、简单一些，国家对村庄的干预基本就体现在集体行政管理的形式上。而当农业走向工业实现经济起飞时，生产资金不再要求分散经营，工业化要求集中经营，这时以往形式上的集体管理在乡村常常造成独裁控制。集中化的经营管理，相当程度上需要公共财的运作集权化，集权的指令需要相应的运作人、相应的执行人。而这些人必须是对集体、对权威绝对忠孝，否则，集体的财产和资金就可能流失。比如，“你说在外挣了5万、10万，一切都任你说的，所以必须找到全心全意的人。”（访焊管厂负责经营的副厂长H的谈话纪录）信任谁？中国文化中儿子乃忠孝中最为亲和的关系结构。
（2）产权运作的信息结构与信任。在市场不确定因素极度膨胀的今天，那种“对现在失去控制”的令人不知所措的感觉，导致权威者政治意志的枯萎；怀疑任何可以感觉到的事情能够靠集体完成的情况成为一种“必然”，造成信息结构不对称的现象比比皆是。村庄最高的信息控制在吴仁宝手里。一些信息是可以在桌面上公开的，更多的信息在他看来是不能公开的合法信息，只能他本人或委托代理人知道。将信息控制在家族中不外流，应该是吴考虑启用家族的原因之一。
（3）经济剩余的分配结构和信任。分配往往形成刺激。市场条件下，人们自由流动的机会增多，一些经营能人随时可能因外部诱惑跳出华西。需要用高出市场价格的刺激，激发其为集体的劳动积极性，因而拉开挡次的收入分配从90年代起在华西已经愈来愈明显。将这种明显可获的报酬利益用于自己的家族成员，更能换得忠诚和愉悦的合作，再通过类家族成员收买村民及外来群众，形成村庄所谓泛家族的控制秩序。这是吴仁宝政权现阶段家族权力、利益刺激下的村庄整合逻辑。
以上三方面是家族之所以能成为村庄整合资源的补偿解释，这是关于信任结构的解释。这一解释说明：在农业向工业的过渡，再由计划经济的集体化与市场经济的结合中，家族化的企业集团在中国乡村可能是必不可少的道路。对一直是社会主义典范的华西人来说，走家族政治道路，可能预示他们正在寻找个体与社会之间的一种新型的关系，寻找一种对于权利、义务和集体荣誉的重新定义，而非一定是丢弃集体的私有化道路。因为他们的村庄共同体秩序、村庄共同体边界是清晰可触的，这与西方公司资本主义的边界开放性不同；他们仍然是村权威代表全体村民占有生产资料的模糊的产权关系，这又与私有的家族企业产权明晰的性格迥异；而“集体经济＋共同富裕”，作为华西村的标志、符号和荣誉依然能够紧紧地将这里的村民、干部凝聚在一起，同舟共济。
[1] 到2003年底, 華西通過兼併周邊10個村，擴大了土地和人力，土地從原來的0.96平方公里已經擴為17.36平方公里，從小華西的1500人擴為人口近1.7萬的“大華西”。
[2]自治的華西村自2001年開始對外來打工者實行買戶口入村政策。具體做法是，在個人提出申請的基礎上，經過村委會篩選，以10萬元/ 戶標準收費入村。至今已先後接受了兩批“新村民”，共計657人次。
[3]所謂“八統一”，即（1）本村職工及外來中專以上人員歸集團公司統一調配；（2）資金使用歸集團公司統一審批；（3）原料和常用零配件由集團公司統一購買；（4）基建設備和大修設備由集團公司統一批准；（5）來客食宿集團公司統一安排；（6）費用集團公司統一支出；（7）項目集團公司統一論證；（8）車輛集團公司統一調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