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7.0裁缝冲800:《毛泽东自传》中涉及的人物与其去向

一本由斯诺著、汪衡译、潘汉年题写书名、上海黎明书局在一九三七年出版的《毛泽东自传》，不久前，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面世，并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使人们能从毛泽东本人自述的角度，更进一步增加对这位伟人及其不同凡响的伟迹和学识风格的认识与了解。不过，这本重新出版的《毛泽东自传》书，却没有对该书中涉及到的某些人和事，作一些必要的阐释介绍。《毛泽东自传》是毛泽东在一九三六年的陕北革命椐地时，向斯诺所作的口述，至今已六十多年，而书中所涉及的某些人和事，更已是距今八、九十年了。因而，在此，对该书中所涉及的部份人物及其去向作些阐释，为今天的读者来读这本《毛泽东自传》时，也许能提供一点方便。
 
                   目   录

（一）毛泽东父母的简况   
（二）毛泽东少年时所就读的几所私塾与老师
（三）激发与鼓励毛泽东从闭塞的韶山村走向世界的人，叫李漱清
（四）影响过二代青年的《革命烈士诗抄》主编萧三，曾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密友
（五）表兄文运昌对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影响，非同小可。
（六）毛泽东亲眼目睹“尸首横陈街上”的两位辛亥革命元勋即焦达峰、陈作新
（七）毛泽东虽只在省立长沙一中就读半年，但他有两件事却令人刮目
（八）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老师“袁大胡子”是一位奇才
（九）“一师”三杰之中，萧子升却走了另一条政途
（十）段锡朋：领导五四运动的全国学联主席，以后却又是个反共急先锋
（十一）被开除出***，却仍不停反蒋而革命的谭平山
（十二）杨开慧曾写《偶感》诗一首，思念远在井冈山艰苦奋战的丈夫　
（十三）秋收起义前夕，一个曾为落难中的毛泽东领过路的人
（十四）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最终到哪儿去了？
（十五）“工农革命军”第二任首长陈浩，却成了井冈山被处决的第一个大叛徙               
（十六）井冈山革命史中的传奇人物袁文才、王佐及其悲剧性结局
（十七）江西苏区肃AB团与矛头直指毛泽东的“富田事变”
（十八）贺子珍和她拥护革命的父母兄妹简况 （一）毛泽东父母的简况

    毛泽东的父亲，名毛贻昌（1870—1920），字顺生，号良弼。湖南湘潭人。一生务农，兼做贩运谷米、 生猪生意。15岁时与湘乡县文芝仪（文锦薰）之女文七妹完婚。16岁时曾外出当兵。退伍后回乡务农。一生勤俭，生财有道。1910年秋，在亲友们的劝说下，送毛泽东出乡读书。生五子，长、次子夭亡，三子毛泽东，四子毛泽民，五子毛泽覃；生二女，均早殇。1919年冬，毛泽东在母亲去世后，把父亲接到长沙住了一阵。毛贻昌已不再干涉儿子对他自已前途的选择，而是继续供他求学。当时已二十六岁的毛泽东是很感激的。毛贻昌于1920年1月30日因患急性伤寒病医治无效逝世，终年五十岁，与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同坟，葬韶山南岸。

    毛泽东的母亲文七妹则是于1919年10月5 日因病去世的。
文七妹（1867—1919 ），湖南湘乡棠佳阁人，18岁时与毛泽东的父亲毛贻昌结婚。毛母为人心地温厚，待人宽容恭让，节俭勤劳，深得毛泽东兄妹及乡人的尊敬。1919年，毛母患腮腺炎，当时毛泽东在长沙读书，得知消息，急忙赶回家把母亲接到省城治疗，住在长沙河西刘家台子蔡和森家里。可是由于其他病症并发，毛母还是于1919 年10月5 日离开了人世，终年53岁。葬韶山南岸，与夫同坟。

    对母亲的去世，毛泽 东万份悲痛，用泪和墨写下了《祭母文》和两副灵联。
    《祭母文》称：“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迩亲疏，一皆复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头脑精密，擘理分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书汝辈，各务为良。”
    其灵联是：“疾 草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 慈容何处寻。”“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这两副灵联， 也深深地记述了毛泽东的母亲平生对他的养育之恩，也由衷地表达了他 对母亲的孝敬之情。

    （二）毛泽东少年时所就读的几所私塾与老师

    1902年春天起，毛泽东开始在韶山南岸私塾读书，塾师是邹春培先生。
    1904年秋天，离开南岸私塾，到韶山关公桥私塾读书，塾师是毛咏生。
    1905年春起，又到了韶山桥头湾、钟家湾私塾，师从周少希。

    1906年秋，毛泽东转到韶山井湾里私塾，塾师是毛宇居，他是毛泽东的族兄，也是个年青人，他比毛泽东只大12岁。毛泽东在这里主要是读《公羊春秋》、《左传》等经史书籍。解放后，毛泽东与毛宇居常有书信往来。1959年6月25日毛泽东在阔别故乡三十二年后回韶山时，曾用自已的稿费办了七桌酒席宴请家乡父老，毛宇居也在被请之列。席间，毛泽东举杯向毛宇居敬酒，毛宇居慌忙站起说：“主席敬酒。岂敢岂敢！”毛泽东却笑着说：“敬老尊贤，应该应该！”
    1907年秋至1909年夏，毛泽东停学在家务农。

    1909年秋，在毛泽东的再三要求下，他的父亲终于同意他复学继续读书。来到了韶山乌龟井私塾，拜毕业于政法学堂、以讼笔著称于韶山一带的毛岱钟（即毛简臣）为师。

    1910年春，毛泽东转到韶山东茅塘私塾求学。塾师是他的一位堂叔，名叫毛麓钟。毛麓钟是一位见多识广而又颇有思想的秀才，清末，应江南提督沈茂胜之聘，以其文才襄办军务，后在武陵做参军何梅岭的书记，还曾在云南蔡锷将军部下供过职。毛泽东在毛麓钟先生的指导下，攻读了《纲鉴类纂》、《史记》、《日知录》等，还接触到了一些时论与新书。后来，他力主毛泽东进新式学堂，还说服了毛泽东的父亲，让毛泽东到新式学校的湘乡东山小学堂读书。     

    毛泽东在谈到私塾老师的严厉时说：“我的塾师管教甚严。。。时常责打学生”对此，我们现在还可以在韶山南岸邹春培先生的私塾里旧址里体会到，在私塾里醒目的张贴着一张表明“课堂纪律”的告示：“教不严，师之惰。不尊师者罚跪；嘻笑打闹者罚站；不专心致志者打板；逃学者罚跪；有违先圣训者除名。”

    （三）激发与鼓励毛泽东从闭塞的韶山村走向世界的人，叫李漱清

    毛泽东对斯诺说，李漱清是位“激烈”的教员，当然是一种积极评价，在那时，“激进”就几乎等同于革命的意思了。所以，毛泽东在谈到李漱清时，是说“我钦慕他，并同意他的意见。”。
当时李住在韶山李家屋场，比毛泽东大19岁。他曾经读过几年诗书，后又在湘潭师范学堂与湖南政法专门学堂毕了业，却没有当成法官，只回本乡做了一名小学教员。由于他较早在外接受了维新思想，因而就主张“弃庙兴学”，将祠堂和寺庙的田产拿出来办学，使农家孩子都能读书，还主张不拜孔子，而学西方传来的天文、地理、算术、生物等知识。他不仅敢想，也还敢干，真的把清溪寺的观音菩萨、十八罗汉都打了个稀烂。结果，弄得韶山冲里舆论哗然，不仅遭到族长、士绅们一致反对，就是普通穷人也说他在外面中了洋鬼子的邪气。自然，李漱清激进的结局，是使他丢了饭碗，他所在的湘潭县上七都小学将他辞退回家。但他那些新鲜的见识见解，却对闭塞在韶山乡间的毛泽东有着重大的影响，使毛泽东滋生了想要走出家乡出去见世面、干一番事业的强烈愿望。少年毛泽东与李漱清成为了忘年交，李漱清虽然没有正式做过毛泽东的老师，但毛泽东却一直将他当老师看待，他们的交情延续了几十年，直至解放后。1925年毛泽东在广州主编《政治周报》时，曾邀请李漱清前去协办。李的儿子李耿侯，是毛泽东在韶山建立中共党组织时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后又随毛泽东上了井冈山。

    1910年秋，毛泽东挑着简单的行李，离开闭塞的韶山冲，开始了第一次离家远行，走向外面更广阔的世界。这是他人生历程中的第一个转折。临行前，他改写了一首日本著名政治改革家西乡隆盛的一首诗，悄悄地夹在父亲精心保管的帐簿里。改写后的诗是这样的：“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


    （四）影响过二代青年的《革命烈士诗抄》主编萧三，曾是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密友

    萧三，原名萧植蕃，号子暲，排行第三，1896年10月10日出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他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国际著名诗人，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和国际活动家。
萧三的父亲萧岳英，又名萧泗，一生从事教育。萧三跟随父亲读了七年家馆以后，于1907年考入湘乡县立东山高等小学堂。两年之后，毛泽东也于1910年考入该校。毛泽东考入东山高小不久，即同萧瑜萧三俩兄弟成为好友。1913年萧三成为湖南第一师范学校的正式学生后，毛泽东所就读的湖南第四师范学校并入到第一师范，于是萧三便又与毛泽东同窗求学。1918年他与毛泽东等人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1920年留学法国，并在法国参加了***。1924年回国后，曾任社会主义青年团湖南省委书记、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团中央代理书记等职。1927年参加了中共“五大”，1945 年参加了中共“七大”。延安时期，担任了鲁迅艺术学院编辑部主任等职，因他经常喜欢写诗，又主编了《大众文化》与《新诗歌》两个刊物。著名的《革命烈士诗抄》，就是由萧三主编的。1944年7月1日、2日二天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了《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从此，萧三便以诗人与中共党内研究毛泽东生平的第一位专家面貌出现在新闻出版界。

    著名的《革命烈士诗抄》，就是由萧三主编的。

    全国解放以后，萧三主要从事保卫世界和平，促进各国的友谊和文化交流工作，为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和第五届政协常委。历任中央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事务局局长、中国人民保卫世界和平委员会委员、中苏友好协会副总干事、世界和平理事会常务理事和书记处中国书记等职，并常驻书记处（布拉格）工作两年多，与和平理事会主席、原子物理学家居里、副主席法捷耶夫等建立了深厚的友谊。
萧三作为国际著名的文化战士和中国人民和平使者，常年奔走于世界各地，出席过历届保卫世界和平大会，访问过许多国家。两次出席亚非作家会议，参加了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为保卫亚洲及世界和平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这期间，毛泽东日理万机，和萧三接触显著地减少了，但毛泽东仍然多次亲切接见了萧三。直至1966年，毛泽东致力于在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这显然是萧三不愿看到的。这两位有数十年友谊的老战友，从此中断了联系和往来。后来萧三受到林彪、江青、康生一伙的诬陷和迫害，被关进了监狱，过了整整7年囚徒生活。毛泽东1976年9月9日去世，萧三也不能前往悼念。粉碎“四人帮”后，萧三才恢复自由，此时他已80高龄。后来在胡耀邦的关怀下，萧三及夫人的问题得到了彻底平反落实，恢复了名誉，恢复了工作。他坚持“生命尚存，奋斗不止”的革命精神。对毛泽东仍然一往情深。他不顾高龄体弱多病，仍然顽强工作，重新握笔，再次修改1954年写出的那本《毛泽东同志青少年时代和初期革命活动》一书。1980年，该书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又一次正式出版。

    毛泽东去世6年之后，1983年2月4日，他的老朋友萧三也在北京去世了，享年87岁。

    （五）表兄文运昌对毛泽东青少年时代的影响，非同小可。

    毛泽东没有点出他这位表兄文运昌的名字，大概是因为当时毛泽东只听闻文运昌“后来变成了一个反革命分子，变成了一个劣绅”，则不提也罢。

    文运昌（1884——1961），名士荇，字运昌、咏昌，是毛泽东的八舅文玉钦的次子。他比毛泽东长九岁，早年毕业于湘乡东山高等小学堂和湘乡县立师范学校，是当时毛泽东韶山亲戚中文化程度最高的人，青年时期的毛泽东与他交往非常密切。他不仅极力帮助毛泽东走出风气闭塞的韶山冲，到湘乡东山学校就读新学，而且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提供给毛泽东阅读学习，用新知识大大开阔了毛泽东的眼界。梁启超主编的《新民丛报》已经在 1907 年停刊。毛泽东在东山小学堂时，就是文运昌借给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订本。因此，毛泽东对这位表兄一直是心存感激的。毛泽东在1925年曾以“养病”为名，回韶山发动组织过农民运动。有天晚上与文运昌围炉叙旧，不料，反动军阀派兵来抓毛泽东，毛泽东有幸机敏得以脱险，结果，文运昌却被捕去，后经多方营救，才获保释。文运昌与毛泽东这一别，就直到1951年才得以重逢。

    文运昌在与毛泽东分别后的历史，他确有过一段“参加了反动派”的经历。1927年大革命时期，文运昌曾在湘乡参加过革命活动、担任过凤音乡农民协会秘书等职，“马日事变”后，由于白色恐怖，文运昌被迫出走广东，投奔到国民党粤军第三军第一师师长贺瑞庭（湘乡县四都乡大坪村人）手下，任师部咨议之职，后又在广东揭阳县枫口警察所当所长，直到1929年才回湖南，随其姨表兄王季范到长沙衡粹女子学校、长郡中学任教。1938年日寇进犯湖南，他只好携家离开长沙，流落滨湖，在华容佃耕度日，直到1949年8月，才回原籍湘乡。毛泽东在1936年9月与来访的斯诺谈自已的经历时，他显然对文运昌情况的了解，尚停留在1927年后的那段岁月，所以他便有了批评其表兄“后来变成了反革命”的说法。而直到1937年国共第二次合作抗日后，文运昌才得以通过书信往来与延安的毛泽东恢复了联系，也才使毛泽东得知了他以后的境况。

    解放后，从1951 年4 月起至1959年间，文运昌先后六次到北京受到了毛泽东的接待，并有多次书信往来。但在解放初文运昌试图请毛泽东帮他安排工作时，毛泽东则在给另一位表兄文南松写信时明确告知：“运昌兄的工作不宜由我推荐，由他自已在人民中有所表现，取得信任，便有机会参加工作。”此意一则为公私需分明；二则也因文运昌毕竟当年曾有过一段“参加了反动派”的经历，对此，人民与政府能否原谅他、信任他，那是要通过他自已的努力争取的。经过的文运昌“表现”，他被选为湘乡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后于1951年到湖南省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1953年起出任了湖南省文史馆馆员。1961年12月11日去世。

    （六）毛泽东亲眼目睹“尸首横陈街上”的两位辛亥革命元勋即焦达峰、陈作新

    焦、陈二人是响应武昌起义率军光复湖南的第一任都督、副都督。

    焦达峰（1887-1911）字鞠荪，湖南浏阳人。早年入浏阳高等小学，长沙高等普通学堂预备科学习。後加入哥老会，参加1906年萍、浏、醴起义，任起义军将领李金奇的参谋。失败後逃亡日本，入东斌学校学军事。不久加入同盟会，任调查部长，专事联络会党。1907年8月，与邓文翚、刘公等组织共进会，为同盟会外围组织，改同盟会纲领中的“平均地权”为“平均人权”，以便联络会党。1909年先後在武汉、长沙设立共进会机关部，开展革命活动。

    副都督陈作新（1885—1911）字振民，湖南浏阳人。1905年入湖南弁目学堂学习，加入同盟会。毕业後分在湖南新军混成协四十九标二营任排长，并兼任炮营排长。1909年任四十九标随营特别班和测绘班教官，在士兵中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1910年长沙“抢米风潮”中，受命率新军前往镇压，因动员管带陈强发动起义而被开除军职。继在新军中开展革命活动，并与焦达峰组织同盟会湖南分部。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後，焦达峰与陈作新等组 织湖南会党及新军响应，10月22日率军光复长沙，焦达峰被举为湖南军政府都督，陈作新被推为副都督。旋即派新军主力进援武汉。焦达峰、陈作新领导的辛亥长沙起义，是全国各省中第一个响应武昌起义的壮举，巩固了首义地区的胜利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其他省份的起义和独立，加速了清朝统治在全国范围的崩溃。

    然而，时过10天（10月31日），长沙城内风云突变，响起了立宪派发动兵变的枪声，缺乏经验和丧失警惕的焦达峰和陈作新在混乱中被乱兵所杀。原立宪派首领、参议院院长谭延闿登上了都督宝座。谭延闿政权尽管同焦、陈政权比较起来，具有较多的封建性和妥协性，但仍然坚持了反对清朝、拥护共和的大方向。
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追赠焦、陈为大将军、陆军上将，并于同年将焦达峰、陈作新厚葬于长沙城外风景秀丽的岳麓山。

   （七）毛泽东虽只在省立长沙一中就读半年，但他有两件事却令人刮目

    民国刚建立时，湖南公立的中学只有原属清末官办的府州县中学，因此，湖南省政府想在长沙设立一所省立中学，作为全省中学教育的示范。于是派符定一筹办省立高等中学。他租赁了长沙紫东园（今民主后街4号和5号）的两所新建民房为校舍，开始招生。当时新的学制未定，原有的湖南高等学堂已经停办。因此，全省公立高等中学创办时开设了高等科一班，招收中学毕业生50名；开设普通科3班，招收高小毕业生150名。当时的学制没有高级中学这一级，因此，高等科实际上相当于高等学堂或大学校的预科。报考高等科的人数很少，仅录取20余名。第二学期，学校遂将高等科停办。此后，学校改名为公立全省中学。到1915年，省政府又在衡阳和常德分别设立了一所省立中学，于是公立全省中学改名为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该学校的规模很大，师资和设施都属一流，学校创办时，设高等科一班、普通科三班。普通班录取150名，报考者二千多人，国文试题：“民国成立，百端待理，教育与实业，应与何者为重要策”。

    毛泽东以第一名录取入普一班。
    但在这所学校里，毛泽东只读了半年。
    该校创办人和第一任校长符定一， 于1879年出生于湖南衡山县，1908年毕业于京师大学堂。 在政治上他曾是一个主张君主立宪的人。1915年，袁世凯阴谋复辟帝制时，符定一参与组织湖南筹安会，并任副会长，在1920年湖南民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斗争中，也错误地做过“保张团”领衔人物。同时，他也是一个在学术上深有造诣，在教育方面卓有成就的学者。他精通古汉语，对义理、考据、词章，都很有研究。他先后执教数十年，著述等身，最著名的有《联绵字典》30卷。他曾任岳麓书院院长、湖南省教育总会会长、湖南高等中学校长、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等。1912 年，他在长沙创立的湖南公立高等中学（即省立第一中学）并担任校长时，时年十九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录取。从此，二人便有了师生之情。解放后，符定一出任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后，又出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经毛泽东亲自聘请，符定一先生还应邀出任了中央文史研究馆第一任馆长。1958年，符定一因病在北京逝世。　　　　　　　　　　　　　　　　　　　　　
    毛泽东在省立一中第二件令人刮目的事是他所写的一篇作文。
    在湖南全省公立高等中学校（即湖南省立第一中学）读书期间的毛泽东，还留下了一篇被该校国文教员柳潜称为“实切社会立论”的作文，题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论》。《商鞅徙木立信论》是目前见到的毛泽东早年的唯一一篇作文，文章从取信于民入手，着力抨击中国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

    全文如下：

    吾读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叹吾国国民之愚也，而叹执政者之煞费苦心也，而叹数千年来民智之不开、国几蹈于沦亡之惨也。谓予不信，请罄其说。

    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法令而善，其幸福吾民也必多，吾民方恐其不布此法令，或布而恐其不生效力，必竭全力以保障之，维持之，务使达到完善之目的而此。政府国民互相倚系，安有不信之理？法令而不善，则不惟无幸福之可言，且有危害之足惧，吾民又必竭全力以阻止此法令。虽欲吾信，又安有信之之理？乃若商鞅之与秦民适成此比例之反对，抑又何哉？

    商鞅之法，良法也。今试一披吾国四千余年之纪载，而求其利国福民伟大之政治家，商鞅不首屈一指乎？鞅当孝公之世，中原鼎沸，战事正殷，举国疲劳，不堪言状。于是而欲战胜诸国，统一中原，不綦难哉？于是而变法之令出，其法惩奸宄以保人民之权利，务耕织以增进国民富力，尚军功以树国威，孥贫怠以绝消耗。此诚我国从来未有之大政策，民何惮而不信？乃必徙木以立信者，吾于是知执政者之具费苦心也，吾于是知吾国国民之愚也，吾于是知数千年来民智黑暗国几蹈于沦亡之惨境有由来也。
虽然，非常之原，黎民惧焉。民是此民矣，法是彼法矣，吾又何怪焉？吾特恐此徙木立信一事，若令彼东西各文明国民闻之，当必捧腹而笑，噭舌而讥矣。乌呼！吾欲无言。

    柳潜先生，字钧湄，湖南湘阴县人，为清光绪年间秀才，对于古文是独具慧眼。他在读完毛泽东的作文后，对这篇六百字的论文，不仅在其文题上批了“传观”二字，，同时竟还写了七条共150字的批语，如：“才气过人，前途不可限量。”“实切社会立论，目光如炬，落墨大方，恰似报笔，而义法亦骎骎入古。”“历观生作，练成一色文字，自是伟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有法律知识，具哲理思想，借题发挥，纯以唱叹之笔出之。是为压题法，至推论商君之法为从来未有之大政策，言之凿凿，绝无浮烟涨墨绕其笔端，是有功于社会文字。”

    毛泽东的这篇作文手稿及其上之柳先生的批语，都有幸得以保存至今。

    不久，对毛泽东刮目相看的柳潜先生借给毛泽东一套《御批历代通鉴辑览》，共一百一十六卷。毛泽东读得很认真，读完后，他深感收获很大，因此，事隔二十多年，他在同斯诺谈话时，尚能兴致勃勃地谈起这部书。


    （八）毛泽东在第一师范的老师“袁大胡子”是一位奇才

    毛泽东对他就读长沙第一师范时的老师“袁大胡子”，印象甚深，并说由于“袁大胡子”的“揶揄”，使他“只得改变我的风格，攻读韩愈的文章，熟记经史中的典故，所以，谢谢袁大胡子，，必要时，我现在还可以做一篇清新的古文。”

    “袁大胡子”，实名袁吉六，湖南湘西人。他一生从事教育，并教育培养了不少后来在中国当代历史上处于重要地位的杰出人物，他的学生中著名人物除毛泽东外，还有陈天华、罗学瓒、周世钊、周谷城等。他的家乡湘西自治州政府有关部门在一份《湘西名人》资料中，对“袁大胡子”有如下权威介绍：

    袁吉六，号仲谦，又名士策，生于1868 年。清初，举家由新化县迁至保靖县葫芦寨定居。其父考取秀才。袁吉六自幼由父亲教读，天资聪敏，博览强记，学而不厌。时有某道台巡视葫芦寨屯务，出上联：“小学生蓝衫扫地”令对以试其才。吉六随口对答：“老大人红顶冲天”。道台听后赞好，乃赠书一部，并对随从说：“莫道苗乡人愚昧，平生少见此奇才”。尔后，袁吉六得到葫芦寨罗芳城和大岩寨石明山等人的资助，免费入馆受教。参加县、府两考，以名列前茅入泮。29岁应乡试，中丁酉科举人。因病未能人京会试，在家乡设馆教学。

    1912 年，袁吉六携眷迁回新化县苍溪山。1913 年，在湖南第四师范学校任国文教员。次年，第四师范并人第一师范，袁与杨昌济、徐特立、王季范等同在该校执教。袁为毛泽东在第一师范读书时的国文教员。1915 年，第一师范发生反对校长张干的学潮，张干决定开除领头学生毛泽东等17人。袁与杨、徐等在张干面前据理力争，张干不得不被迫收回成命。当时，康（有为）、梁（启超）文体风靡一时，学生作文，争相仿效。袁对毛泽东说：“作文之道，当先务本，完全摹仿康梁，实非所宜。”又说：“文到妙来无过熟，要多读、多写、多问、多想。”毛泽东接受教诲，深得袁师赞赏。

    1916年，谭延闿任湖南省省长，因与袁是同榜举人，请袁出任省府机要秘书，袁一心教书，未接受邀请。袁先后任教于高等师范学堂(今湖南师范大学)、省第一师范、省立一中、明德中学、长郡中学。民国16年，与胡元琰一起参加前湖南大学的筹建工作，并任该校专职教师，直至1930 年退休。教学之余，撰有《文字流源》、《文学史》、《书法必览》、《分类文法要略》、《国文讲义》等。退休回乡后专心著作《说文初义章》，终因积劳成疾，未竞而故，今存部分遗稿。

    1932 年农历四月二日，袁吉六去世，葬于隆回县高坪区孟公乡白莲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湖南省人民政府为其重修坟墓。1952 年，毛泽东亲笔题写墓碑：“袁吉六先生之墓”。

    袁吉六一生教育的学生很多，著名人物除毛泽东外，还有陈天华、罗学瓒、周世钊、周谷城等。1965年，毛泽东在中南海宴请郭沫若、章士钊、王季范、周世钊等故旧，席间追忆袁师，章土钊说：“此老通古今文史。”郭沫若赞：“斯人教天下英才”。毛泽东感慨：“英才过誉，但教天下刚符合袁老身份。”1980年，袁吉六的儿子袁愈桢将章和郭的话各取后面五字做对联：“通古今文史，教天下英才”，刻上石碑立于袁吉六墓前两侧，永志纪念。今保靖竹子坪有其衣冠。

    （九）“一师”三杰之中，萧子升却走了另一条政途

    长沙第一师范学校的学生中，杨怀中（杨开慧烈士的父亲）老师有三位得意弟子：毛泽东、蔡和森与萧子升。之中，毛泽东、蔡和森两位都成了中国***与中国革命的领导人，而青年时代的激进分子萧子升后来却做了国民党的官。

    萧瑜，即萧子升，字旭东，是著名诗人萧三的哥哥，1894年8月22日生于湖南省湘乡县萧家冲。1910年在湘乡县东山高等小学堂读书。1911年考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于1915年秋毕业后，到长沙楚怡学校任教。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是民国初年湖南青年参加赴法勤工俭学的主要策动者之一；在全国性的勤工俭学运动中他亦扮演重要角色。1924年回国，任国民党北平市党务指导委员、《民报》总编辑、中法大学教授、国立北京大学委员兼农学院院长、华北大学校长及国民政府农矿部次长、国立历史博物馆馆长等职。大陆解放后，随国民党政府去台湾，后来又到法国、瑞士。1952 年去南美乌拉圭，从事教育事业。

    毛泽东与萧子升的相识是在湘乡县东山学校。他们在这里同窗共读只半年时间，但志趣相同，感情深厚。1911年两人先后又到了长沙，萧子升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毛泽东先是进入湘乡驻省中学，1913年也考入了省立第一师范，萧子升1915年秋毕业，毛泽东1918年毕业，与萧子升在一师同学两年多，他们结成了最亲密的朋友，并于1918年共同创立了新民学会，萧子升还担任过学会的总干事。

    在1921年夏新民学会解散前，毛泽东与萧子升发生过激烈争论。萧子升力主保存新民学会，并以无政府主义作新民学会的指导思想；而毛泽东则主张解散新民学会，先进青年可以加入***和社会青年团组织。结果，他们从此分道扬镳了。

    萧子升与毛泽东分手后，按照他自己的意愿越走越远，终于投入国民党怀抱，1926年后与毛泽东中断了来往。1976年11月21日，萧子升在乌拉圭去世，终年83岁。生前曾留下遗嘱：“死后骨灰和萧夫人骨灰同放一处，如有可能，运回湖南湘乡祖坟处与原配夫人遗骨同葬一处”。

    1959年，萧子升在国外出版了一本关于他与毛泽东交往的书（中译本书名：《我与毛泽东的一段曲折经历》，昆仑出版社出版），之中，详细描写了他与毛泽东俩人一文不名而步行游走湖南省内长沙、宁乡、安化、益阳、沅江五个县的传奇经历。

    毛泽东在对斯诺谈到萧子升时，称之为“这个和我一起旅行的家伙”，可见，当时毛泽东对青年时代曾一道“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密友萧子升，却竟然投到了国民党阵营这一事实的气愤。此外，毛泽东还对斯诺说，萧子升“后来被人告发盗卖故宫中最宝贵的东西，并且在一九三四年带了这笔款子潜逃。”对此事，毛泽东虽未说详情，但此后几十年间，不知为什么，萧子升也从未就此说作过任何辨解。照讲，他应是有机会看、也一定会看到毛泽东对他的这些评价的。但是，毛泽东的说法，绝非空穴来风，而完全是事出有其因的。

    因为，毛泽东同时也说到了的曾当过长沙第一师范校长的易培基，虽然没有点明这“湖南师范学校校长”的大名。而这位当年的易校长，却是的的确确在那时卷入了一场指控他盗卖故宫文物的案子中，而当时，萧子升就是在国民党政府故宫博物院院长易培基手下有过一段时期的任职。

    易培基（1880—1937），湖南长沙人，曾在湖南第一师范从教，“五四”运动前后是进步的民主人士。在1920年湖南驱逐军阀张敬尧的革命斗争中，担任了湖南教育界的赴京代表。驱张之后，出任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教育厅长）兼第一师范的校长，并将毛泽东等有识之士聘入学校主事或从教。毛泽东就是当时被聘为第一师范附小的主事的。1924年11月与1925年12月，易培基两次短期出任过北京政府的教育总长。1927年担任上海劳动大学校长。１９２８年１０月，为处理故宫事务，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公布故宫博物院组织法，精通文物典籍的易培基为首任院长。１９３３年１０月因故宫博物院副院长、国民党元老张继及其老婆崔振华，向南京地方法院控告易培基利用文物南迁之际以假换真、监守自盗私占故宫古物，诉讼途中，易培基奉令被免去故宫博物院院长。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战争烽火从华北燃向东南。病卧沪上的易培基年迈体弱，新病旧病一起发作。这时他的财产大半已被没收，连诉讼费都难以筹措，精神上压抑难忍，心中积愤无处宣泄，终于在上海含恨离世，终年５７岁。他在终前遗嘱中感叹：“惟有故宫一案，培基个人被诬事小，而所关于国内外之观听者匪细。仰恳特赐查明昭雪，则九幽衔感，曷有既极”

    这个沸沸扬扬长达８年的盗宝案，以耸人听闻开始，最终以莫名其妙的方式悄然无息地不了了之。

    不过，椐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９日《光明日报》所刊 栗 里的文章说，解放后，人民政府对上述盗宝案作了甄别，已确认为是场冤案。

    （十）段锡朋：领导五四运动的全国学联主席，以后却又是个反共急先锋

    现在不太为人所知的段锡朋，却是一个曾在现代中国历史上留下有两处重大痕迹的人：

    （一）五四运动时，他是五四运动的学生领导人之一、先后担任了北大学生会的代表与全国学生联合会的主席。

    （二）1926 年九月到江西，出任国民党中央党部特派江西党务指导委员时，一手创建了臭名昭著的反共团体“AB”团，是AB团的主要头目。

    段锡朋这个人的一生历程，典型地体现了：人，也是一个矛盾的综合体。

    段锡朋，江西永新人，从江西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后，考入北京大学法政科。当时段锡朋是北京大学1919年初成立的学生团体新潮社的发起人之一，新潮社出版发行有一个《新潮》月刊，其宗旨是“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为口号，与当时的《新青年》杂志相呼应，对新文化运动起过一定的作用。由此，再加上此后段锡朋在“五四”运动中的良好表现，所以，时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的毛泽东对段能有较深印象。

    1920 年起，他先后赴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及英、法、德等国大学学习。1924 年回国，出任武昌大学、广东大学教授。1936 年间，段出任国民党政府的教育部次长。后来，他还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大学校长。1948 年病死于上海。
                                              

    （十一）被开除出***，却仍不停反蒋而革命的谭平山                                                     
    毛泽东在谈到他被李大钊安排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时，曾见到的一些人。其中，所说的“还有个加入***随后又成为了所谓第三党的党员”的人，就是指谭平山。只不过，当时因毛泽东没有参与南昌起义的过程与领导，对第一次国内革命时期的战友谭平山为何成为了“第三党”成员的苦衷与原因，可能不太清楚，所以他用了“所谓第三党”的词语。

    谭平山（1886-1956），广东高明县明城镇人，出生于裁缝家庭，曾是中国***早期领导人之一，在中共第三、四、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还是第三届中央局委员、第五届中央政治局委员。与毛泽东、 周恩来等受命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长期致力於中国***领导的革命斗争。

    1909年，谭平山在他就读的“两广优级师范学校“时，参加了反清的同盟会。1912 年，在雷州被推选为广东省临时议会议员。1923 年广东同盟会更名为国民党，谭平山也就成为了国民党的一名党员。

    １９１７年，谭平山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哲学部。在北大，他积极地在学校内宣传新思潮的刊物《新潮》等上发表文章，热情宣传社会主义新思想；参加新闻研究会，结识了毛泽东等革命青年；“五四”运动时，走上街头参加游行，参加了痛打章宗祥、怒斥陆宗舆、火烧赵家楼的革命脉活动，为此被反动军警抓捕入狱。１９２０年底，陈独秀来到广州找到谭平山等商讨组党。谭平山毫不犹豫地极力支持。１９２１年３月，谭平山等人成立广州共产主义小组，８月正式成立中共广东支部，谭平山任书记（第一任书记为陈独秀）。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谭平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兼中央组织部部长、中共驻国民党中央党团书记；１９２６年赴莫斯科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会议，当选主席团委员，并就中国问题作报告。

    １９２７年南昌起义时，谭平山是南昌起义最早的发起和组织者之一，并在起义部队转移到江西瑞金时，，于8 月底与周逸群一起，介绍贺龙参加了中国***。起义后不久，1927 年11月，左倾盲动主义影响下的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政治纪律决议案》，谭平山受到了被开除出党的处分。对此，周恩来后来在《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作了这样的评述：“他（即谭平山）被开除党籍的原因，是张国焘反对南昌起义，谭平山对一位师长说，张国焘若反对起义就把他杀掉。当时我任前委书记，这位师长来征求我的意见，我说党内斗争不能这样做。后来有人把这事告诉了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就决定把谭平山开除了。今天看来，这个处分是不完全妥当的。如果给他别的处分或送他到莫斯科去，是会好些的。”   被迫离开党组织，成为谭平山人生的一个转折。因此，41岁的谭平山决定另找革命出路。

    1928年初，中华革命党成立，出版了《灯塔》、《突击》周刊，并自称“第三党”，谭平山被选为领导人之一。1930年邓演达、谭平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会。
    抗日战争期间，谭平山出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并积极参加国统区的民主活动。
    1948年1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民革）成立，谭平山被选为民革中央常委（后任副主席）。
    1949年9月，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上，出任大会主席团成员，并被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10月1日，出席了天安门城楼上的开国大典。1954年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

    １９５６年4月2日，终年70岁谭平山在京逝世，终年70岁。首都各界人民举行了公祭，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主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致悼词，高度评价与赞扬了谭平山革命的一生。

    （十二）杨开慧曾写《偶感》诗一首，思念远在井冈山艰苦奋战的丈夫　　

    毛泽东的第一任夫人杨开慧，以往，人们对她的了解大都偏重于其“革命先烈”的经历，而对她作为年轻的女人漂亮的人妻所同样具有的杰出与丰富情感方面的内容，则知晓不多，或无从知晓。近年，湖南的党史专家们从杨开慧的家乡却发现了不少这个方面的资料，从而，使我们能看到一个更立体更令人钦敬的女中豪杰。

    杨开慧   号霞，字云锦，1901年11月6日出生于长沙县板仓，比毛泽东小八岁。因父亲杨昌济（杨怀中）思想先进，她虽女儿身也能从小有名、有字、有号，七岁即破例入长沙第四十初级小学。 她跟着母亲在长沙县板仓乡下度过童年。父亲留学归来后，迁居长沙城，她于1913年在长沙读书。1918 年又随父亲迁居北京。父亲病逝后，1920 年二月和哥哥杨开智扶柩回到长沙。不久进湘福女中选修班读书。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后，她便到湖南学联做宣传工作。同年冬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中国***，在中共湘区委员会担任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以党龄而论，杨开慧在女性中仅次于北京大学的缪伯英（何孟雄之妻）。1923年，毛泽东赴沪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翌年，杨开慧也到上海，并同向警予一起去纱厂组织女工夜校，为此还专门学习用上海话讲课。不久，她随毛泽东返湘，又随同去广州、武汉。她不仅一直照顾丈夫生活并带孩子，也帮助联络同志，还帮毛泽东找资料、抄写文章——毛泽东早期的一些著作也凝集着杨开慧的心血。

    大革命失败后， 1927年夏，武汉国民政府反共，杨开慧带着孩子回到家乡板仓。 “八七”会议后，毛泽东潜回湖南时，先秘密赶到板仓看望在此隐蔽的妻子和三个孩子。8月16日，他又在杨开慧陪伴下潜入长沙，住进了岳父留下的那座挂着“板仓杨”匾额的房子。毛泽东日夜进行秋收起义的准备，杨开慧则照料着丈夫的生活。

    8月底，毛泽东去指挥秋收起义，行前嘱咐杨开慧照顾好孩子，参加一些农民运动。杨开慧给丈夫带上草鞋，要堂弟杨开明送一程，并叮嘱毛泽东最好扮成郎中（医生）。这次话别，就成为这对夫妇的永诀！

    她还曾写信给堂弟杨开明，嘱咐他在自己遇到不测时照顾孩子和母亲。因关山远隔，音信不通，三年间杨开慧只能从国民党的报纸上看到屡“剿”“朱毛”却总不成功的消息，既受鼓舞又牵挂。1930年10月24日，国民党主湘军阀何键派人在板仓抓捕到杨开慧。

    椐《三湘都市报》2001。11。3。所载的一篇纪念杨开慧诞生100周年的文章说，是长沙县福临镇铲共义勇队的 范觐溪，带人来抓杨开慧的，事后，这几个导致杨开慧不幸遇难而遭杀害的铲共义勇队的乡下人，每人就不过是得了三块光洋，三斤肉的奖赏，但他们却铸就了一桩历史巨罪！

    杨开慧带着年仅八岁的儿子毛岸英坐牢，几乎每天都被国民党政府提去过堂，并遭到皮鞭、木棍的毒打，企图迫使她自首并宣布同毛泽东脱离关系，但杨开慧坚贞万分，宁死不屈。期间，杨开慧的母亲找到蔡元培等，请他们发电报保释。军阀何键接电后，马上下令行刑，并回复蔡元培等诡称接到电报前已经处决。同年11月14日杨开慧英勇就义于长沙浏阳门外，时年29岁。

    当时在江西指挥红军反“围剿”的毛泽东，得知杨开慧牺牲的消息后，寄信给杨家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解放后，毛泽东仍常怀念杨开慧。1957年，他给故人柳直荀的遗孀李淑一回信时，写下了《蝶恋花·答李淑一》，第一句就是“我失骄杨君失柳”。对女子的称呼本应用“娇”字，当年推荐杨昌济去北京大学任教的章士钊曾向毛泽东问“骄杨”当作何解？毛泽东说：“女子为革命而丧其元（头），焉得不骄？”

    毛泽东两次北京之行中，和杨开慧相爱了。杨开慧后来回忆说：“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毛泽东也有许多信给她，表示爱意。据李淑一回忆，杨开慧还收到毛泽东一首抒情的《虞美人》：“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总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 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勾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1928年10月杨开慧曾写《偶感》诗一首，五十多年后修缮故居时才得发现。对远在井冈山麓进行艰苦奋战的丈夫之思念，凝聚纸上：

    “天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孤眠谁爱护，是否也凄苦？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恨无双飞翮，飞去见兹人。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良朋尽如此，数亦何聊聊。念我远方人，复及教良朋。心怀长郁郁。何日重相逢。”

    杨开慧对毛泽东还写下了这样一些话：“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是完全看见了我的心”，“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从此我有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所生之外，就是为了他。假设有一天母亲不在了，他被人捉住了，我要去跟着他同享一个命运”。
这些话写于1929 年6月20日。杨开慧牺牲前把它藏于长沙板仓住所的墙缝里，直到1 9 8 3 年才被发现。

    1920年冬，他们结婚的时候，杨开慧只带着简单的行李，住进了毛泽东任主事的第一师范附小的教师宿舍。这天晚上，他们花六块银元办了一桌成婚宴席，招待长沙的几位亲友。从此，杨开慧就一直协助伴随毛泽东及其革命的事业。   


    （十三）秋收起义前夕，一个曾为落难中的毛泽东领过路的人

    毛泽东对斯诺很清晰地说了他在去湘赣边界组织与领导秋收起义的途中，曾被反动民团抓捕而后有幸脱险的落难一幕，之中，他也很感激地谈到了那个为他买食品、雨伞，并为他领了一段路的“农民”。

    这个为毛泽东带路的人名叫陈帷德，又名陈九兴，是江西铜鼓纸业工会的会员，后来，他还参加过湘鄂赣革命根椐地的地方工作。当时，他正从山上打了一担柴路过，遇见了刚刚从反动民团处脱险躲在山上的毛泽东。他应毛泽东的请求，下山去帮不便见人的毛泽东买了伞、草鞋与饭后，自已没有回家，还热心地按毛泽东的要求，领着毛泽东一直走到了一个叫交车岭的路口，那儿有一条可以通往毛泽东要去的铜鼓县的直路。分手时，毛泽东又一次问他的姓名，但当时陈帷德因不认识毛泽东，故仍不肯讲。直到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后，派人打听，才知道了陈帷德的情况。解放后，毛泽东不忘旧情，还给陈帷德写过信，称陈是“救命恩人”。

    “文革”前，在湖南、江西等地的一些革命历史纪念馆中，还曾展览过以此史实题材创作的一幅大型油画《领路》，后“文革”一来，不让挂了，还被打成了所谓“大毒草”，其“理由”是：只有毛泽东才是人民革命的领路人，此画却让一个农民老头站到毛泽东的前面，给毛泽东带路，这岂不是反动？！
在那不顾历史真实的荒唐年代，其“理由”自然也是荒唐之至。

    （十四）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余洒度，最终到哪儿去了？

    对秋收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指挥官，毛泽东是这样说的：“一个武汉军校的学生成了它的指挥员，他多少是因了他部下的态度而不得不就任这个职位的，不久，他就弃职加入了国民党，现在他在蒋介石先生的手下，供职南京。”
    毛泽东所说的这个人就是余洒度。

    余洒度，湖南平江人，1924 年八月考入黄埔军校第二期，同年十一月，任中共黄埔军校支部组织干事。1925 年九月毕业，留在军校政治部工作。1927 年六月任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即武昌国民政府警卫团）副团长兼一营营长（团长卢德铭），并于同年九月率部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出任起义部队“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九月二十九日，“三湾改编”后，余洒度仍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委员（毛泽东为书记）和工农革命军主要负责人。十月中旬，秋收起义的工农革命军到达湘南酃县与桂东交界处的水口村后，余洒度以向中共湖南省委汇报为由，离开了工农革命军。此后，十月十九日他向中共中央写了一份《警卫团及平浏自卫军合并原委及参加此次两湖战役报告略书》的报告，讲述了秋收起义的情况。

    余洒度后来在上海时，对革命前途失望，脱离了中共党组织。但却于1929 年参加了谭平山、章伯钧组织的“中华革命党”。1930 年五月又参加了邓演达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国农工民主党的前身），并与陈烈等负责组建了“黄埔革命同学会”，号召黄埔同学反对蒋介石。1931 年八月十七日，蒋介石在上海下令逮捕邓演达的同时，也抓捕了余洒度等“黄埔革命同学会”负责人。

    蒋介石在杀害了邓演达后，为拉拢黄埔学生，对余洒度等人采取宽容，只将他们送往中央军校特训班受训，受训后，全部分配工作。此后，余洒度便投靠了国民党蒋介石。
1932 年三月，国民党特务组织复兴社成立，余洒度参加了成立大会，并成为了复兴社骨干分子。1933 年在北平主办了大型日报《北方日报》，并任国民党六十一军政训处少将处长。1934 年，被北平宪兵三团团长蒋孝先捡举倒卖枪支与贩卖吗啡，逮到南昌，由蒋介石下令枪毙了。     

    毛泽东是在1936 年6 月同斯诺谈到余洒度的，显然，当时他还不知道余洒度命运的最后结局。

    不过，余洒度在秋收起义之际被任命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时，他的确很有牢骚，不想就此职。因为，按当时领导起义的中共前敌委员会的决定，这支起义队伍除了他这个师长之外，上面还有总指挥卢德铭，以及负责全面领导的“前委”书记毛泽东，余洒度因此曾抱怨说：我这个师长有什么权？上有总指挥，还有“前委”，连调个排的兵都得“前委”同意。只是，他说此话时显然忘记了他是***员，而“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是属于***领导的，并不是他个人的亲兵。

    （十五）“工农革命军”第二任首长陈浩，却成了井冈山被处决的第一个大叛徙                             
    毛泽东在谈到秋收起义后三湾改编即工农革命军缩编后的情况时说：“换了一个新的司令，后来他也叛变了。”这个“新的司令”就是陈浩。

    陈浩，湖南祁阳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

    秋收起义后的三湾改编，工农革命军缩编为一个团，称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第一团，由陈浩出任团长，宛希先为党代表。

    1927 年 11 月18 日，陈浩、宛希先率部攻占了湘东的茶陵县城。进城后，陈浩及其手下副团长徐庶、参谋长韩昌剑、一营营长黄子吉等人，迷恋起吃喝玩乐的生活，陈还嫖上了一个妓女。因此，他受到了前委与留在井冈山养伤的毛泽东来信的严厉批评。陈浩却并没有接受毛泽东与前委的批评，相反，他与徐庶、韩昌剑、黄子吉等人串通，不愿再回艰苦的井冈山了，而企图带着这支工农革命军去投敌叛变。而当时正进剿井冈山革命根椐地的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方鼎英，与陈浩在黄埔军校有过师生之谊，因而，陈浩妄图背叛革命去投正在湘南桂东的方鼎英。12月26日，当国民党第八军一部进攻茶陵县城时，陈浩却下令撤毁城东门河上的浮桥，切断工农革命军东回井冈山的退路，然后强令部队南撤往桂东方向。幸好，当毛泽东得知国民党军大举向茶陵进攻的情况后，对驻在茶陵的工农革命军部队的战况很不放心，便于12月27日亲率毛泽覃、陈伯钧等人与袁文才派的一个警卫班战士，从井冈山赶到了茶陵城外。很快探知，敌军尚未进城，而工农革命军却已向南撤去了。毛泽东急令警卫员向南去追部队，传令让部队立即停止南撤、并返回到茶陵县湖口墟宿营。

    当晚，毛泽东在自已的住处，召开了部队营以上干部的紧急会议。会上，在前委委员宛希先、何挺颖、二营营长张子清等用事实与证椐揭露了陈浩等人叛变投敌的阴谋后，前委决议将陈浩、徐庶、韩昌剑、黄子吉等人撤职审判，由张子清代理团长。会后，毛泽东便率工农革命军回师井冈山。12 月底，陈浩等人在宁冈砻市被处决。

    （十六）井冈山革命史中的传奇人物袁文才、王佐及其悲剧性结局

    毛泽东是这样向斯诺谈到袁文才、王佐的：“两个以前盘椐井冈山附近的盗魁加入了红军，这使我们的力量增加到三团左右。”无疑，他肯定了袁、王部队的革命作用。

    袁文才，又名袁选三，1898年生于江西宁冈县茅坪马源坑村一个客籍农民家庭，在永新县一中读了中学。因出面维护当地农民的利益，受到土豪恶霸迫害，故被逼上山，成为“绿林”性质的“马刀队”的头头，啸聚山林，劫富济贫。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他受到鼓舞，将其所部改编为宁冈县农民自卫军。同时于1926年经中共宁冈县党支部负责人龙超清做介绍人，加入了中国***。1927年国民党背叛革命后，他领着拥有六十支枪的农民自卫军，又重上了井冈山。

    王佐，又名王云辉，绰号王南斗，井冈山上的下庄村人，1898年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只读过三个月的私塾，后学做裁缝为生，还略通武术。有次他领人杀了四个税警，并独自拉起队伍，也打着“劫富济贫”旗号，成为井冈山上的又一股“绿林”势力，并与袁文才结拜兄弟、组成互助军事同盟。第一次国内革命时，王佐也投入革命洪流，将自已的队伍改编为农民自卫军。大革命失败后，他带着他的队伍便又重新活跃于山林。
     1927年10月，毛泽东率领的秋收起义部队上到井冈山后，经中共宁冈县委联系，毛泽东先后分别会见了袁文才、王佐，并派何长工、徐彦刚等人到袁、王部任职。继于1928年2 月中旬正式将袁、王两支队伍改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二团”（1928年5月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二团”），袁文才任团长兼第一营营长，王佐任副团长兼第二营营长，何长工任党代表，徐彦刚为参谋长。
    同时，王佐在井冈山茅坪也加入了中国***。

    1928年5月下旬，湘赣边界工农民主政府在宁冈县茅坪的仓边村成立，毛泽东兼任主席，袁文才任副主席。
    同年成立的以毛泽东为书记的中共湘赣边界第一、二届特委，袁文才都在其中担任特委委员。
    1929年1 月4日，以毛泽为书记的中共井冈山“前委”在宁冈的柏路村，召集湘赣边界党政军负责人联席会议，传达“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文件。当时“六大”文件里有一个《苏维埃政权组织决议案》，其中规定：“对那些即便已参加革命的土匪团体，也都要清除出去；对其首领，则更应视其为反革命，要予以镇压歼除。”
    因袁文才、王佐都是与会者，毛泽东便在传达文件时，没有传达这部份内容。
    会后，毛泽东又召开了一个小范围的党政军首脑特别会议，讨论对待袁、王的问题。有的红军将领认为袁、王就属于原来的土匪首领，举张执行“六大”决议，杀掉袁、王；尤其是与袁文才在当地土籍客籍住民政策等问题上有着很大矛盾的边界党委的负责人，更是极力赞同杀袁、王，说：“不杀袁、王，恐难向中央交待。”

    对此，毛泽东认为，“六大”决议原则是对的，但在袁、王的问题上要具体分析，认为袁、王“是两个好同志，倘若真按中央决议执行，后果不堪设想”，故力争说服要执行“六大”决议同志。朱德也说：“袁、王与我们相处年余，其所为可谓忠心耿耿，这份决议，我们断不可接受。”毛泽东最后终于说服会议作出了正确对待袁、王的决定。

    毛泽东为了缓和袁文才与边界地方党委的矛盾，保护袁文才，同时以利于对袁、王的改造与前途，在红四军出击赣南、闽西时，让袁文才离开井冈山，随大军一道出征，而留下王佐带领其红三十二团协助彭德怀的红五军防守井冈 山。

    可惜，袁文才没有体会到毛泽东那不好明言的苦心。

    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的参谋长的袁文才，随大军出击赣南时，一则他挂记井冈山的旧部与自已的家人，二则他偶然在军政治部看到了“六大”的那份指示要镇压土匪首领的决议案全文，因而，当部队到达吉安的东固镇时，袁文才却擅自离开红四军，独自返回了井冈山，并向在井冈山的王佐说了“六大”决议案一事。后经中共宁冈中心县委书记何长工的批评与说服，袁文才也深觉有愧于信任自已、并与自已友好相处共事年余的毛泽东等人，承认了自已擅自开小差回来一事的错误。考虑到袁文才的特殊情况，后只由宁冈县委给袁一个党内警告处分，同时仍让他参加宁冈县委任常委，统率红三十二团。

    袁文才回井冈山后工作的一年时间内，原由土、客籍住民问题开始、后加之袁、王俩人确存在有的“山大王”残余作风而导致的与地方党组织的矛盾，不仅没能得到化解，反而愈来愈激烈。而对袁、王了解、信任并能处置恰当的毛泽东等人又离开了井冈山。因此，最终造成了袁、王俩人被错杀的悲剧。

    1930年2月22日，由中共中央特派员彭清泉（即潘心源，曾为秋收起义时的湖南浏阳县委书记、浏阳农民自卫军党代表）主持，在江西永新县城召集了中共赣西南特委与湘赣边界各县负责人举行批评指责袁文才、王佐的联席会议。会上，袁、王二人与彭清泉和特委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对彭清泉与特委指控他们的种种问题，进行了非常激烈的辨驳。会后，彭清泉与特委负责人一致决定要执行“六大”决议，杀掉袁文才、王佐，并马上由特委负责人等亲自去给红五军彭德怀送信，要彭派部队来解决袁、王及其所部。

    彭德怀是知道“六大”那些关于镇压原土匪队伍首领的决议案内容的，加之又是中央特派员与特委的决定，故即派红五军四纵队在2月24日拂晓前赶到永新县城，包围了袁、王的部队，将袁文才枪杀。王佐则在逃命时掉到河里淹死，袁文才部的几名骨干被抓住后也予以枪杀，王佐部则大部分逃走了，其余被包围人员，则或编入红五军，或编入宁冈县游击队。

    解放后50 年代初，袁文才、王佐被错杀一事获得平反昭雪，并被追认为革命烈士。1962年3月，朱德元帅重游井冈山时，看望了袁文才的遗孀谢梅香，并交待当地政府要安妥好谢梅香的晚年生活。1965年5月，阔别三十八年后重上井冈山的毛泽东，在巡视时，接见了袁文才与王佐的遗孀谢梅香和罗夏英，并说：“袁文才、王佐为中国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力主杀掉袁文才、王佐的中共赣西南特委的负责人之一，却正是当年引导袁文才走上革命道路、并介绍袁文才加入***的同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最早的中共宁冈县党组织书记的龙超清。由于这样，使这个悲剧便真还多了些“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的苦涩痛楚。而还有不幸的是，同样是对革命忠心耿耿的龙超清，在袁、王被杀后的同一年的年底，他自已却也被红一方面军总前委的肃 反委员会当做“AB 团”反革命骨干分子，予以逮捕，随后也遭错杀。解放后，才被平反昭雪。现在，龙超清与袁文才、王佐的画像照片与革命事迹，都一同悬挂在井冈山革命历史纪念馆内了，英魂都有了他们应有的归宿，毕竟，他们都是对中国革命作出了不朽贡献的革命先烈。

    （十七）江西苏区肃AB团与矛头直指毛泽东的“富田事变”       
    
    毛泽东也向斯诺谈到了苏区反AB团及发生在江西红军时期的“富田事变”事件。
   
    “ 富田事变”期间，毛泽东担任着同时领导湘赣闽苏区地方与红军第一方面军的中共“总前敌委员会（总前委）”书记。
  
    对于所谓“AB团”问题，1991年重新审定出版的《毛泽东选集》第243页所作的注释是这样的：“AB团是1926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1930年5 月起，赣西南苏区内开展了所谓肃清AB团的斗争。斗争不断扩大，严重混淆了敌我矛盾。”
     
    1991年出版、胡绳主编的《中国***的七十年》一书中也说：“从1930年下半年起，中央苏区在复杂的斗争环境中曾出现肃反扩大化的错误，采取‘逼供信’的手段，把一些忠实于革命的干部和战士当作AB团、社会民主党等而杀害了。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所谓“AB团”，本是1 9 2 7 年初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内的一个只有七、八个骨干分子的反共小团体（“AB”英文意即“反布尔什维克”），其目的和作为，是充当国民党右派在江西省反对***领导的工农革命运动的一个先锋与马前卒，其头目就是段锡朋。。该组织仅存三个月，于1927年4月2日遭到革命力量的打击后，便基本已作鸟兽散。在蒋介石于四·一二公开背叛革命后，原AB团的头目便也以公开的国民党反革命身份而活动，AB团那杆破旗本已属于了历史，或仅为江西省国民党内部派系在一个短时期内争权夺利互相攻击的一个口号棍子而已。

    廖承志在一九三八年时，问一个已转变立场投身革命的原AB团头目王某：AB团到底有多少人？王某实告廖：真正的AB团仅七、八个积极活动分子。

    由于反共的AB团是产生并活动于江西省的政治舞台，因此，凡是一切反共的活动，便似乎都与AB团有共同特征。而实际上，真正的AB团与后来在江西苏区所肃的并不存在的所谓“AB团”毫无组织上思想上的关联。

    “富田事变”便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非常年代中，肃“AB”时所发生的一件悲剧性事件。
   
    在建党七十周年时出版的《中国***历史》上卷，阐述评说了肃AB团及富田事变的全过程，该书说：
  “从第一次反‘围剿’战争前开始，为了巩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方，准备更有力地迎击敌人，赣西南党的组织和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曾根据中共中央多次关于清除混进革命队伍内部的地主、富农和‘AB团’等反革命分子的指示，于1930年上半年在赣西南地区的党和政府中开始进行肃清反革命分子的斗争。这场斗争在一段时间内，虽然清除了一些反革命的地主、富农分子，取得一定成绩，但犯了严重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些被误认为‘AB团’的同志。1930年12月，总前委根据一些人在逼供下的假口供，派人到红二十军中进行肃清‘AB团’的斗争。红二十军少数领导人眼看自己也将被错定为反革命并遭逮捕，对这种做法抱有极大的怀疑和不满，乃于12月12日带领部队包围当地苏维埃政府，释放被错捕的近百名同志，并提出分裂红一方面军领导的错误口号，将全军拉往赣江以西地区。这就是在中央根据地发生的震惊一时的富田事变。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一方面指出发动富田事变是严重错误，另一方面采取解决党内矛盾的方法，将红二十军动员回到赣江以东。但是1931年4月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中央根据地后，根据同年3月《中央政治局关于富田事变的决议》，错误地认定富田事变是‘AB团’所进行的‘反革命行动’，逮捕并杀害了红二十军大部分排以上的干部，使本来正在纠正的‘左’倾错误又发展起来，项英的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职务也被撤销。随后，还在闽西加紧进行反对所谓‘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杀害了许多被认为是‘社会民主党’成员的同志。所谓‘AB团’和‘社会民主党’，前者于1926年冬成立，1927年4月即行解体。后者在中国从未建立过。但中共中央对这些情况是不了解的。所以，肃清‘AB团’和‘社会民主党’的斗争，是严重臆测和逼供信的产物，混淆了敌我，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

    2001年6月由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编辑出版的《中国***80年事典》一书中，对富田事变也有评说：“这一事变对根椐地产生了不良的影响。1931年1月15日，以项英为代理书记的苏区中央局成立后，立即着手处理富田事变，认为富田事变不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但当时的中共中央不同意苏区中央局的处理意见，决定撤消苏区中央局并加以重组，委托代表团全权调查和解决富田事变。他们肯定富田事变是AB团领导的反革命暴动。从此，打AB团的肃反运动进一步升级。12月中旬，周恩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央局书记，采取具体措施解决富田事变问题，给李韶九以处分，使肃反扩大化的错误得以纠正。”

    这里所说的李韶九这个人，便是当时由红一方面军总前委派到红二十军借反AB 团与“肃反”而搞了严重扩大化的执行者，也是导致激发“富田事变”发生的始作俑者。当时，他担任红一方面军肃反委员会主任，后也因这次反AB 团扩大化问题被苏区中央局撤消了其职务。1935年10月红军长征后，李韶九被留在江西打游击，后来，椐陈毅说，也被内部错杀了。解放后，李韶九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


    （十八）贺子珍和她拥护革命的父母兄妹简况

    《毛泽东自传》内还附有几百字的一篇《贺子珍小传》，也是斯诺在陕北苏区采访后发表的，只是内容太简单，故在此对贺子珍及其家人的情况稍作多一些介绍。

    毛泽东与贺子珍是于1928年5月下旬，在江西井冈山的茅坪附近的象山庵正式结婚的。他们的恋爱与婚姻，是由已是井冈山的红军团长的袁文才起始介绍的。成婚时，袁文才、王佐等，与中共宁冈县委的龙超清以及朱德当时的夫人伍若兰（朱德那时正在前线）等，都来庆贺了。并留下吃了中饭，也是由袁文才带了水酒，并亲自做了几道菜而表示庆贺的。

    贺子珍，又名贺自珍，贺桂圆，1909年9月出生于江西省永新县。贺桂圆是她家里为她取的名字；贺自珍则是她上学后自已所取的学名；在同毛泽结婚后，她曾请毛泽东为她另外再取个名字，毛泽东说：“不必了，自珍这名字就很好。”后来，在中央苏区贺子珍与古柏的爱人曾碧漪一起为前委保管文件时，曾碧漪经常将“自珍”写成“子珍”，结果，大家沿用了“贺子珍”这经人改写了的名字。

    贺子珍的父亲贺焕文是读书人，曾捐了个举人，还当过安福县县令，其儿女参加***后，他也曾到赣西南特委机关做过文书；1938年病逝，其后事还是由时任新四军副军长的项英与江西党的负责人杨尚奎关照料理的。她的母亲杜秀是广东梅县人，一个识文断字的大家闺秀。在贺子珍的父亲去世后，她母亲便到了延安，但当时贺子珍却去了苏联，因此，其生活便一直由毛泽东照顾，直到她在延安病逝后，都是毛泽东处理的安葬等事务，毛还亲自为岳母立了墓碑。1947年国民党胡宗南部占领延安时，将贺母的坟墓给挖了。在解放军收复延安后，毛泽东又请人将贺母坟重新修好。

    贺子珍于1925年加入共青团，1926年加入中国***，曾任共青团江西永新县委书记、中共吉安党委妇女委员，1927年参加永新农民武装暴动后上了井冈山。1928年在湘赣边界特委、红四军前委机关工作，参加了长征。1937年去苏联治病与学习，1947年回国。解放后，曾在浙江杭州市妇联工作。1979年出任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1984年4月19日在上海病逝，终年75岁。

    贺子珍一共五兄妹。她与大哥贺敏学、大妹贺怡一道于1926 年7月参加的中国***，中共永新临时县委成立时，贺家这三兄妹都是县委委员。

    贺敏学后来曾任红三军九师参谋长、红一方面军二十二军参谋长。解放后，曾任福建省副省长。1988年4月去世。

    贺怡在江西苏区瑞金县委任组织部副部长时，嫁给了毛泽东的弟弟、时任中共赣西南特委委员的毛泽覃。红军长征后，她与毛泽覃都留在了江西打游击。毛泽覃牺牲后，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抗战开始后，曾任新四军吉安通讯处副主任。1940年在广东韶关又被国民党军警抓住投入了监狱，后经周恩来派人与国民党交涉营救出来送到延安。1949年11月，贺怡到江西去寻找毛泽东与贺子珍长征前寄养后不知下落的儿子毛毛，不幸出车祸而去世。

    弟弟贺敏仁则更为不幸。贺敏仁先是在黄公略的红六军当一名小号兵。红军长征时，因他年纪小，仍在一个团当号兵。红军长征到达藏民居住地毛儿盖时，他违反军纪进入喇嘛庙拿了百十个铜板，被人捡举，师部按军纪将他枪毙了。本来，贺敏仁所在团的团长、政委都主张先电报请示军委与毛泽东后再说，但在军委电报到来指示缓期执行前，他却已被毙了。电视连续剧《长征》中，有一段真实再现贺敏仁的这个悲剧的情节。
小妹贺仙圆是早在1927年永新农民暴动时，她为党组织送情报，被敌人抓住杀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