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兽世界7.0怎么去外域:利出一孔的“管仲陷阱”（三）

接：利出一孔的“管仲陷阱”（二）

　　西方国家有长期的社会自治传统和合法的反对党，它们的在野党被称为“忠诚的反对派”，是防止政府危机演化为全面社会危机的有效防火墙。2005年4月23日，意大利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组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60届政府，50年间，意大利发生好几十次政府危机，政府的平均寿命不到一年，虽然政府更迭频繁，但对民众和社会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其他像法国、英国、德国等也发生过频繁的政府更迭，人们早已习以为常，民众的生活基本没有大的影响，该干什么还干什么，这在中国是无法想象的。中国自古就有“三日无君，则惶惶如也”的说法，政府垮台了，非天下大乱不可。

　　中国没有合法的反对派存在的空间，更没有西方国家的所谓随时可以接管政府的“影子内阁”，当社会出现重大危机时，不可能有现成的替代品（自治机构或组织）替代原有的秩序提供者，以维持秩序，实现权力的和平转移、政府的平稳过度和更替，唯有打碎现有的国家机器，在付出昂贵的代价后重建社会秩序。这是一种没有刹车装置的制度，一旦启动，终将不可挽回地自动毁灭。

　　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绝对导致腐败，这是人类社会的铁则。历史反复证明在独裁专制这种体制下，即使有卓尔不群之士，也难以阻止腐败的蔓延，这不是个人聪明才智的问题，而是制度问题。

　　专制制度让统治者享有各种各样的特权，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须不知特权实乃统治者堕落、退化的陷阱，政治上的近亲繁殖（“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没有竞争对手，执政能力必然退化下降；既没有权力制约，又没有舆论监督，统治者必然腐败堕落。贪污腐败是一种政治行为，非但不能创造任何财富，反而破坏正常的经济活动，减损社会财富，其实质无异于公开抢劫。

　　专制制度下的官吏是与作为草食动物的民众不一样的肉食动物，官吏与其治下的民众的利害关系短暂脆弱，比分封的贵族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作为皇帝的代理人，必然产生道德风险。由于官吏拥有“合法伤害权”及信息优势，官僚体系中的每个活动主体都处于徇私枉法的诱惑和激励格局中，抑制这种对专制帝国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是困难的，从利害关系上是难以指望的。腐败被称为“政治之癌”，会自我强化，加速扩散。历史上每一个王朝末期，贪污腐败都达到无药可救的地步，贪官遍地，货贿公行，官吏们贪贿枉法，敲骨吸髓，竭泽而渔。

    中国“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人口思想，促成人口按几何级数增长，天下承平日久，当人口存量超过土地的负载能力时，必然产生淘汰过剩人口的压力。人口压力是一把双刃剑，它是内外冲突、政治动乱和衰落的一个重要因素。对生产资料的激烈竞争，一方面使小农破产，破坏了专制制度赖以生存的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又把大量人口逼入了在生存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的官吏集团，加剧了官僚集团的腐败与膨胀趋势，“食之者众，生之者寡”，人口和财政的双重压力，使得民不聊生，生存无以为继。而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突破底线必然导致流血——下层民众博命以自保。后果就是社会动荡，天下大乱，最后是既有的秩序解体。

　　在旧的秩序解体到新的秩序确立之间，是长期的军阀混战，民众则成为对立阵营的人质，被胁裹着互相杀戮。几十上百年的长期征战，造成对人口、文明、财富、环境的巨大破坏。为改朝换代而进行的征伐，是赤裸裸的弱肉强食，加上巨大的诱惑（“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这种斗争遵循的是最厚黑者胜出的铁则。天下是打出来的，权威是杀出来的。默默无闻，不名一文的混混无赖要成为人人膜拜的对象，唯一的硬通货就是人头和鲜血。

　　经过几十年，上百年的混战，尘埃落定以后，新的秩序怎样建立呢？认知心理学和组织理论告诉我们，在复杂社会中的个人大都倾向于坚持自己已经形成的见解。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强烈的学习效应，这是一种正反馈。继起的王朝在政治遗产上可以继承的最佳选择和模式仍然是“利出一孔”，历史和人一样，都有沿现成的路径行进的惯性与本能，所谓萧规曹随，就是指文化上这种按既定的模式应对相似局面的自觉行为。

　　美国经济史学家道格拉斯诺思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诺思认为，制度变迁存在着报酬递增和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变迁一旦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历史表明，人们过去做出的选择决定了其现在可能的选择”。已建立的制度会千方百计地维护自身的存在，选择某种制度容易，但放弃却很困难。

　　路径依赖有不同的方向。一种情况是某种初始制度选定以后，具有报酬递增的效果，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向同样方向配合，导致有利于经济增长的进一步的制度变迁。这是一种良性的路径依赖。另一个情况是某种制度演变的轨迹形成以后，初始制度的效率降低，甚至开始阻碍生产活动，那些与这种制度共荣的组织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而尽力维护它。此时这个社会陷入无效制度，进入了“锁定”状态。这是恶性的路径依赖。

　　如果用诺斯的“报酬递增－路径依赖模式”来分析政治过程，可以发现政治中同样存在着报酬递增、自我强化和路径依赖现象。

　　政治活动是集体性的，其建立成本高，政治活动受制度的约束更为经常和强烈，对制度的依赖性更强，从而导致了个人和组织均有强化既存制度的倾向；政治的复杂性和低透明度使得人们对政治行为的后果难以预料，在预期不明的情况下，发起制度变迁是不明智的，为了避免承担高成本，政治行为者倾向于维持已有的制度，即使这种制度已经处于低效状态；在政治过程中观念的转变是非常困难的，个人关于社会的认识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其原因是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建立成本高，个人对政治一些基本看法，从意识形态到对政府某些具体方面的理解，或对政治团体和政党的态度，一旦形成，通常是非常难以改变的；制度和政策的制订者总是希望限制自己的后继者，因为政治家担心自己的对手会在将来掌权，为了保护自己，他们使现存的制度难以改变，结果使得甚至连他们自己也难以改变制度，政治的这一特性使得制度从一种已形成的路径中摆脱更为困难。

　　尤其重要的是，政治权力的分配在社会成员中是不平等的，当某些人居于支配他人的地位时，他们倾向于利用所掌握的权力来强化自己的地位。政治竞争的结果是“赢家通吃”，对于当事者来说，或者是全得，或者是全失，没有其他选择。政治博弈的这个特点使得掌权一方倾向于全力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其结果是制度的自我强化。政治中的路径依赖现象是历史的常态。

　　“利出一孔”的政治实践，使最高统治者统治着会说话的动物，享尽人间奢华极乐，食髓知味，任何人只要坐上龙床，都会毫不含糊地照此办理，习惯成自然，文化上的获得性遗传，使“利出一孔”的思想成为中国政治文化的显性基因，虽然王朝不断更替，但政治治理结构与模式却反复克隆。从本质上看，所谓的改朝换代只是一种简单的（边缘人群与中心人群的）置换反应，改变江山姓氏之举，除了为少数人提供了政治游戏的极品享受而外，对芸芸众生究竟有何裨益？难怪古人要发出无奈的感慨：“伤心秦汉经行处，宫阙万里都作了土。兴，百姓苦；亡，百姓苦！”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逃不出《三国演义》扉页上的第一句话，“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政权兴亡的过程往往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而且这个过程从古至今，周而复始，形成了任何政权都跳不出的兴亡周期律怪圈（金观涛先生称之为“超稳定结构”）。人们在百思不得其解之下，只好把这个似乎不可抗拒的怪圈归因于中国人的宿命，然而，通过以上分析，我们不难发现，“利出一孔”才是中华民族周期性治乱循环悲剧的总导演。

　　“国家往往确定规则以使统治者及其集团的利益最大化，然后在一定的约束下设计出降低交易费用的规则”。制度建设的成本无疑是高昂的，但是一旦建立起来，利益集团只要付出很低的维护费用就行了。中国的政治文化，发轫于春秋战国，定型于秦汉，虽然汉以后文化上“独尊儒术”，但在政治层面，却是“外儒内法”，管仲的“利出一孔”思想，实在是为统治者量身定做，让他们在实践中用起来得心应手，爱不释手，成为历代治理国家的根本国策。中国政治文化的这一特色，让中国人跌入“管仲陷阱”几千年，陷入恶性的路径依赖。尤其悲哀的是，只要中国特色的这一政治文化基因不发生（自发或诱发）突变，同样的政治生态就会反复克隆，中国仍将陷入残酷而又无奈的历史宿命。

　　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其划时代的巨著《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的结尾写到：“经济学家以及政治哲学家之思想，其力量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实上统治世界者，就只是这些思想而已。许多实行者自以为不受任何学理之影响，却往往当了某个已故经济学家之奴隶。狂人执政，自以为得天启示，实则其狂想之来，乃得自若干年以前的某个学人。”

　　在汉语中，管仲与管总谐音，管总者，总管也。从历史的演进来看，管仲的思想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影响绝对要比他在历史上的名气大得多——孔子就曾经发出由衷的感叹：“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一个超级天才，为了统治的方便，在他所处的时代的一项天才发明，却陷其子孙后代于无法摆脱的困境，成为中国社会的一个千年陷阱，恐怕是他始料未及的吧。

　　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中国知识分子就变成了依附在专制政权之上的“毛”。在一个政府是唯一雇主的社会，一个人一旦被政府机关列入黑名单，就只能毫无反抗地任其处置。因此，在这种社会，所谓士人的独立人格，所谓言论自由，思想自由以及人身自由等等只能是痴人说梦。

　　特别补充一下:带来结构性通货膨胀的"收买"体制实际上也是某种程度上的”利出一孔“,其所收买的不仅是已经在体系内的那些人，还有大批在外面削尖了脑袋想挤进这个体系里来的人（收买这些人倒不需要花费分文，只要给他们一个令他们艳羡的景象，和给他们一点点希望。），收买效应远比看起来要强的多。所以常常出现一种有讽刺意味的局面:特权阶层中偶尔有人士由于良心发现等原因要改变现有机制，而还在下层苦苦奋斗要爬上这一阶层的人反倒大多是现有机制的铁杆支持者。诺思真是天才，制度的规模效益递增和路径依赖，可以说是解释了很多历史问题。本人也是如同醍醐灌顶。一套看起来很不合理的机制为什么事实上却有远远超出预估的生命力？答案就在这里。制度的规模效益递增和路径依赖，这也从理论上解释了为何很多看起来合理的改革根本无法施行。结构性通胀，是无解的难题，除非是凤凰涅盘般的浴火重生，由于制度的规模效益递增和路径依赖，想在现有体系上进行任何有效的改革都只是徒劳的幻想。

　　一直有一个谎言在国内流传，说俄罗斯是因为分了国有企业才造成了经济崩溃。事实根本不是如此。苏联在经济上其实早已经破产，只不过由于高压控制而使得很多危机暂时没有完全暴露出来而已，苏联一崩溃，经济上的破产局面就暴露无疑。而由于由于苏联体制本身的腐朽，很多官员趁着崩溃的混乱通过巧取豪夺的手段获得了大量所谓的国有财产。同时人民由于生活贫困，同时也缺乏市场经济的知识，把手里分到的股票贱卖了。而某些旧官僚借机收购这些股份，大发横财。所以祸根在苏联，而不是俄罗斯的改革。

　　在中国，有太多的谎言。阻止老百姓正常的思考。天天讲苏联解体的教训，又有多少人了解苏联解体的真相？你可以到俄罗斯和东欧去问问:有几个人怀念苏联？（我们要承认，有不少俄罗斯人怀念那广阔的国土，俄罗斯人对土地的贪婪那是举世闻名的，但绝对没有几个人怀念苏联那套体制）可以说苏联解体对他们大多数人而言是大快人心的事情。但是改革也不是田园诗般美妙，俄罗斯的改革走了太多的弯路，民主传统十分脆弱。长期的落后的政治体制下对人们思维和行为习惯的毒害，使得民主建设成为一项艰巨任务（就连叶利钦自己都曾经炮轰议会，强迫议会屈服于他的意志），直到今天，俄罗斯仍然徘徊不前。

　　把国有企业的股份分给全民，完全是一件正确而且正义的事情。俄罗斯是突变式地进入市场经济，他当时连股票市场都没有，从一片空白中突然建立起另一套全新的经济体制，从而产生了混乱；而我们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市场经济改革，完全可以避免这种情况。个人以为可以采取股票基金的形式，将国有企业的股权打包，然后分割成基金份额分给大家。可以直接在现有的证券交易平台上转让交易和派发红利。

　　上将高尔查克这部电影大家看了没有，这部电影在俄罗斯拿了去年的票房冠军。这部电影代表了俄罗斯现在的主流价值观。俄罗斯人自己都认为改革是正确的事情（当然不否认改革过程中有不合理的事情，但这也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前苏联那套官僚体制，而不是改革本身）倒是某些人自作多情地一厢情愿。对俄罗斯改革进程的别有用心的歪曲解读，在中国蒙蔽了很多人。如果说使中国的改革延迟了十年也不为过。但正如林肯所说:你可以在某些时候欺骗所有人，你甚至可以永远欺骗某些人，但你无法永远欺骗所有人！

　　苏共可以说是唯一一个在自己的葬礼上大发横财的政党。它为什么能大发横财？正是因为苏共的官僚特权和不公正不透明的暗箱操作体制。难道这些官僚在这之前就不是在享受着特权？当普通百姓为了一小块面包都要排队或凭票时，他们在特供商店里享受着充裕的商品供应。改革之际，他们利用权力将自己的特权一次性变现而已，这也要归咎于改革？不管如何，至少改革以后苏联不再有特供商店。老百姓也不再只有在官僚体系里往上爬才有希望获得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很多人别有用心把造成俄罗斯后来的悲惨局面推到改革身上，把崩溃前苏联描绘得贴了金一样。难道苏联人都是傻子？如果不是搞得生活都过不下去了他们会冒着生命危险走上红场面对坦克？如果不是苏联的威信在国内严重衰落士兵们会倒戈而站在人民的一边？前苏联的保守官僚可是发动了政变来挽救苏联的命运的,但是这些高高在上官老爷发现他们根本得不到支持，苏联那套体制和他们自己都已经被人民抛弃!俄罗斯的改革有挫折和教训，但是俄罗斯后来悲惨局面的罪魁祸首不是改革，而是苏联！

　　多年以前，林语堂先生曾经这样评价某些国人：本身就处在社会的最底层，利益每天都在受到侵害，却具有着统治阶级的意识，要在动物界找到这么愚蠢的东西几乎不可能。这句话放到今天，还是何等的刻画得入木三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