魅影传说一键端:纪录片：巴金19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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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简介】
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巴金
笔墨冷隽而意味深远，在新文坛已有相当威权。——《时报》1931
生活应该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他说得不错。——巴金
1931年是个不平静的年度。这一年的4月14日，上海的《时报》刊登长篇小说《激流》的预告，称作者“笔墨冷隽而意味深远，在新文坛已有相当威权。”4月18日，《时报》第5版开始连载《激流》。该报以大字标题突出介绍作者是“新文坛巨子”。这位新文坛巨子就是年轻的巴金。
巴金于1904年11月25日生于四川成都正通顺街的一个封建官宦人家。原名李尧棠，字芾甘，取自《诗经·召南·甘棠》“蔽芾甘棠”一名。他的家庭和他的成长都能在著名的《家》里找到一些影子。巴金后来回忆说：“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引起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爱憎无处宣泄，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处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巴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在1929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9月出版。巴金是为了他的大哥，才写这本小说的。他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1931年巴金的大哥因破产自杀，他还为他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家》。
巴金是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他回忆道：“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
两年的留法生活，对巴金的思想有着非同一般的影响。当时，巴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随想录》手稿第18页
那时巴金二十三、四岁，正是人格和思想迅速发展之时，这位法国大革命的精神领袖，这位“十八世纪全世界的良心”（托尔斯泰语），这位近现代社会之父和近现代第一个叛逆者的确将天赋人权、平等、自由和反抗精神输入了青年巴金的血脉，这些精神又被巴金赋予了《家》中几位青年，如觉慧、琴。
事实上，巴金是在读了左拉《卢贡——马加尔家族》之后，手也痒，脑子也痒，痒得想写小说，而且无论作为五部曲之一的《春梦》（《家》的前身）还是“激流”三部曲之一的《家》都在体例和主题方面明显得益于左拉。因此可以说左拉既勾起了巴金“创作的欲望”，又暗示了巴金用系列小说（三部曲）的形式写“家族”史。
给巴金以重大影响的另外两位是托尔斯泰和罗曼·罗兰。《家》受《复活》的影响很深。流泪读罢《复活》，巴金在书前空白处写下“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托尔斯泰在回复罗曼·罗兰的信中说“艺术的目的不是别的，是为了促进人类团结，为了使人变得好一些、善一些，是为了对人进步有利——美和善是统一的。”正是从这一番话，巴金进一步感到文学的最高境界是无技巧，要说真话。罗曼·罗兰对生活的回答更加干脆——“为的是征服它。”巴金越来越看清“一股生活之激流在动荡”。
1929年，巴金回到了祖国。1931年春天，巴金生平第一次文学创作高潮来到了。那时他住在宝山路宝光里14号楼下客堂间。4月上旬的一天，在江湾路鸿兴坊75号的一幢石库门房子里，巴金正在筹备一次世界语的交流会，来宾中有个与报界经常有联系的文化人火雪明，那天他见到巴金，就用浦东乡音问巴金：“你有新作吗？《时报》的编辑吴灵缘那边负责编发长篇连载小说稿件，每天要发一千字。”巴金回到家里，并没有马上开始动笔，却在书架上拿起一本托尔斯泰的《复活》，想起当初流着眼泪读这本书时的情景，又看到了自己在书前那张空页上写下的话：“生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生活本身真是一个悲剧吗？”他反问自己。他觉得事实并不是这样。“生活应该是一场搏斗。我们生来做什么？或者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生命？罗曼·罗兰的回答是‘为的是来征服它。’他说得不错。”于是巴金坐在方桌边，拿起了笔，迅速地把自己想的记了下来，并顺着思路继续发挥，写道：“……我的周围无边黑暗，但我并不孤独，并不绝望。我无论在什么地方总看见那一股生活的激流在动荡……在它的途中，它曾发射出种种的水花，这里面有爱，有恨，有欢乐，也有受苦。这一切造成了一股激流，具有排山之势，向着那唯一的海流去。“在这里我所要展示给读者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我不是一个说教者，所以我不能明确地指出一条路来，但读者自己可以在里面寻它。”“有人说过，路本没有，因为走的人多了，便成了一条路……我知道生活之激流是不会停止的，且看它把我载到什么地方去。”他把这一段几百字的短文，作为他的长篇小说的“引言”，并决定把原来的题目《春梦》改为《激流》。因为“春梦”这两个字是不能表达他自己对生活的看法的，而“激流”才真正象征了万马奔腾的生活现实。第二个晚上，他就把《激流》的第一、二两章写好了。
第一章《两兄弟》，他写觉民、觉慧两人晚上从学校排戏回来路上谈话的经过。他一边写，一边回忆当年在成都外语专门学校读夜书时，经常与三哥尧林深夜走在“正通顺街”的那条寂静的石板路上，有着方形玻璃罩的清油灯，照着他们的影子向自己家中的大门前来。两个永远沉默着的石狮子蹲在门口，等候他俩去敲那扇贴着“国恩家庆，人寿年丰”对联的黑漆大门。这情景对他是多么熟悉。而在公馆的大门内所发生的事情，今天回想起来，更使他热血沸腾，有多少哭泣的灵魂在这里得不到安息，有多少年轻的生命在这里被吞噬掉了！这里有自己所爱的人在受苦，也有自己所厌恶所憎恨的事情在不断发生。小说一开头就把自己带进家中去，他要把自己的笔去作为攻击那不合理制度的武器。第二章《琴》，他写了到家里来做客的表姐，她正为外语学校明年暑假将招收女生的消息而感到惊喜。这个少女的形象，在巴金的生活中有他一个堂姐当年的影子……
他把写好的小说“引子”和前两章文字交给了火雪明，请他转给在《时报》工作的吴灵缘，看看是不是符合编辑部的要求。回音很快就来了：编辑希望他赶快写，4月中旬就要上版面。实际上，巴金把前两章交出去后，就没有停止过写这个长篇，他一连几个晚上把精力集中在继续写这个“家”的故事，他写得很顺利，因为他对它太熟悉了，而且没有什么东西可以阻碍他对这个“家”的忆念的控诉。在这个故事里，人物都在他心上活着，他和他们一起生活，为他们的悲而悲，为他们的喜而喜。1931年的《激流》中这样描写了高公馆的家：大石缸、木门槛、石狮子、大红灯笼、对联，这些都是真实的，高公馆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李公馆的艺术化、小说化，正如巴金老人五十余年后所言：“《激流三部曲》中的高公馆就是照我的老家描绘的，连大门上两位手执大刀、顶天立地的彩色门神也是我们家原有的。”
巴金的《家》有着相当的自传色彩。小说《家》中最真实的人是觉新和高老太爷，当然这是就其性格和思想而言的，另外一些人物也各有他们的影子。五岁时，巴金一家随同出任四川广元县县令的父亲在广元住了两年。小说《家》中说大哥之妻的娘家在广元，又说觉慧家父曾任县令的副职典史，若把二者结合起来思考便可见巴金的一片用心了。《家》中的丫头鸣凤为拒婚而投湖自尽，代之嫁给冯乐山的是婉儿，婉儿也只有一死。总之，下等人在高老太爷等封建卫道士的心目中是一件东西，是一个私有财产。《家》中觉新三兄弟的母亲和父亲都先后离世，这和巴金家的现实也有些雷同。母亲和父亲分别在巴金10岁和13岁时离世，母亲的死使巴金学会了思考，母亲的一生给了巴金“爱的教育”。《家》中的觉慧、觉民、觉新、剑云琴等兄弟姊妹们对《新青年》、《每周评论》等新文化运动的刊物非常钟爱，“甚至连通讯栏也不放过”，各抒己见的讨论给他们带去了许多欢乐。连妥协良久的觉新也焕发了青春。现实中巴金兄妹们也是以身为是“新青年”而无比自豪。巴金甚至给新文化主将陈独秀去了平生第一封信。无政府主义等思想对巴金的影响也肇始于这一时期。至于《家》中觉新奉行的“作揖主义”和“不抵抗主义”也主要受刘半农和托尔斯泰的影响。有趣的是小说中大哥是先结婚后受“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现实中的大哥李尧枚正好与之相反。李家和《家》最接近的两位青年都是在1920年左右考入外国语专科学校。《家》中的觉慧们曾撰文、聚会、结社，十几位青年讨论得不亦乐乎，从中也许可以看到青年巴金兄弟的某些影子。《家》中的祖父作为一个封建家庭的家长，作为一个可悲又可怕的时代的象征，是在长孙媳临产前逝去的。
在第六章里，他以《做大哥的人》为题，写了高家的长兄觉新，那是他自己的大哥的形象：“……他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着双亲的钟爱，在私塾得到先生的赞美。……他对于化学很感兴趣，打算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北京有名的大学里去继续研究，他还想到德国去留学。……然而噩运来了。在中学肄业的四年中间，他失掉了母亲，……不过这还不曾在他心上留下十分显著的伤痕。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东西，这就是他的前程和他的美妙的幻梦，同时他还有一个能够了解他、安慰他的人，那是他的一个表妹。但是有一天他的幻梦终于被打破了。那天晚上，父亲把他叫到房里去对他说：‘你现在中学毕业了。我已经给你看定了一门亲事。你爷爷望有一个重孙，我也希望早日抱孙。……下个月十三日是个好日子，就在那一天下定。今年年内就结婚。’这些话来得太突然了，他不做声，只是点着头。他不敢看父亲的眼睛，不说一句反抗的话，而且也没有反抗的思想。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却关上门倒在床上用铺盖蒙着头哭，为了他的破灭了的幻梦而哭。……原来他的相貌清秀和聪慧好学，曾经使某几个女儿待嫁的绅士动了心。给他做媒的人常常往来高公馆。……父亲不能决定究竟哪一个更适应做他儿子的配偶，只得求助于拈阄的办法，姓氏写在小红纸上，把它们揉成团，拿在物里，在祖宗神主牌面前拈起一个来，李家亲事就这样决定了。……他的升学的希望成了泡影，而他所娶的又不是他中意的那个‘她’。对于他，实在是一个大的打击。……他不反抗，也想不到反抗。他忍受了，可是心里却为着自己痛哭，为着他所爱的少女痛哭。……”巴金把他大哥尧枚的遭遇几乎是原封不动地搬到作品里去，还把他的性格一丝不差地刻画了出来：“他变成了一个有两重性格的人；在旧社会里，在旧家庭里，他是一个暮气十足的少爷；他跟他的两个兄弟在一起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这种生活方式当然是他的两个兄弟所不能了解的，因此常常引起他们的责难。但是他也坦然忍受了。他依旧继续阅读新思想的书报，继续过旧式的生活。”
巴金要做这样一件事，要把他的大哥从旧的生活轨道里脱离出来，不要再在虚伪的绅士堆里混日子了，但是他没有能够说服他。现在想用小说作武器，将他的大哥从封建力量的俘虏队里争夺过来。他为此订了一份《时报》，打算按日剪报，把它们贴在一本硬面的练习簿上，每隔一个时期，给大哥寄去。
4月17日深夜，巴金把第六章《做大哥的人》写完。第二天早上，《时报》已经把连载小说《激流》的“引言”和第一章《两兄弟》的前面一部分刊登出来了。巴金正准备把在这里写小说而且已开始在《时报》上连载的事写信告诉大哥，打算先将第一天刊出的报纸寄去，告诉他正在日夜赶写原先题目叫做《春梦》的那个长篇，并向他解释为什么要把《春梦》的题目改称《激流》。他的来信还来不及寄出，第二天下午却接到来自故乡成都老家的一个电报：大哥尧枚服毒自杀了！巴金在自己的房间里痴愣了一、二个钟头，随后走上了北四川路。这条曾被他称为“神秘的街”，依然灯火辉煌，电车、汽车、黄包车在马路上奔驰，各种颜色的人影在他眼前晃过：有西洋兵挺直着腰站在横滨桥两边，连眼睛都不闪动；有一些狐假虎威的华捕正在搜查从电车车厢里走下来的乘客，也不知出了什么事情，过往的行人也都慌慌张张，一切都呈现着恐怖与不安。那天的景象巴金永生难忘。直到接到大哥去世的电报后两个月，巴金才看到从老家转来的大哥临死时所写的遗书。这时巴金才了解大哥临死时的悲剧是如此令人痛心！他为了做封建家庭的孝子贤孙，放弃自己与表姐的爱情，放弃自己到京沪进大学读书的锦绣前程，肩负起家庭“管家”的重担，受尽各房亲戚的倾轧和闲气，却仍在入不敷出的经济困境中暗暗挣扎，他东补西贴，耗尽心力，只求能在绅士堆里维持一个“面子”。他始终没有决心改变旧的生活方式，只求与各处妥协，维持原状。而别人却总是利用他的懦弱，处处占他的便宜，使他越来越陷入困境。在巴金离开成都老家前，在祖父和父亲还活着的时候，他就因为受各种刺激，曾经精神错乱过，但时间很短，不久就痊愈了。这次在一场投机市场的风波中，恰好逢到他旧病复发，等到精神恢复，已经一筹莫展。他在学校里对化学有兴趣，进入社会后又曾从事与西药有关的行业，对药物有研究，那个不幸的晚上，他正是运用他仅有的这点知识，吞服毒药把自己年轻的生命结束了。他死时神色安定，旁边还安睡着他的一个小女儿，人家是在第二天看到他的遗书后才发现他的嘴边有些粉末，原来他已抛弃他的妻子和五个孩子离开世界了。
巴金后来回忆说：“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事实。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慨，我不肯认输。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些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分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
“离开”是《家》中冲突逐步孕育、成长，最终凸显并付诸实现的一个行为，也可以说是一种反抗的思想。如果说觉民的离开还有几分被动和软弱的话，觉慧的“离开”则趋近于坚强、勇敢和叛逆了。他只轻轻说了声“再见”，便告别了朋友、亲人和生于斯长于斯的热土。1923年的巴金也是这样离开的。
“九?一八“事变发生时，上海闸北一带靠近日本海军陆战队驻地，他们随时可以对它进行袭击。许多居民搬到租界，有的干脆迁回家乡，整个宝光里几百户人家差不多搬走一半，所以宝光里14号一幢两层楼房只剩下巴金一个人居住。巴金把书和书架都放在亭子间里，自己搬到二楼。楼上房间比楼下客堂间大，而他除了一张床、一张书桌和一只凳子外，只有那只破沙发。这样，他写稿时，来回踱步的面积就更开阔了。楼下客堂就让给一个为他烧饭的中年娘姨兼做裁缝铺。《激流》在《时报》连载了五个多月后，忽然停刊了，原来编辑吴灵缘这时已把自己的兴趣移向开店经商。而由于东北义勇军抗战的消息增多，报纸刊登长篇小说的专栏让出篇幅，提供给战地新闻。
战局仍十分紧张，巴金住在这个区域内，不得不随时准备逃难。同时他唯恐小说写得太长了，报社会有意见。果然，不久报社编辑部来了信，埋怨小说写得长了一些，虽没有明确提出准备“腰斩”，似乎已经是一种暗示。他只好匆匆收场，好在瑞珏离世一节已写，大家庭崩溃的局面已形成，“家”已经可以告一段落了。但他觉得“激流”却并不曾完，需要继续向前发展。这时他已经意识到需要写三部曲，目前的《激流》只能改称《家》，应是“激流”的三部曲之一。后来《激流》出书时就改书名为《家》，由开明书店出版发行，封面仍由《灭亡》的封面设计者钱君陶设计。隔了几天，《时报》编辑部接到了巴金的回信。他告诉他们：《激流》已经写完，在他身边还有几万字的未刊稿。现在他把它寄去，为了对读者负责，他希望报纸尽可能把小说登完。至于稿费，他不要了。这样，《时报》终于把《激流》登完，他们后来果然没有再寄稿费给巴金。
1932年新年伊始，巴金在日记中写道：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又过了一年了。心啊，不要只是这样的痛罢，给我以片刻的安静，纵然是片刻的安静，也可以安舒我的疲倦的心灵。……心啊，不要痛了，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力量来抵抗一切的困难，使我站起来，永远站起来，一个人站在人心的沙漠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