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三惊电影下载:智慧的痛苦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九乡新闻网 时间:2024/04/29 06:49:09
主讲人简介 
  张志伟,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教授,人文学院副院长,主要研究西方哲学。主要著作有:《西方哲学史》、《西方哲学智慧》、《康德的道德世界观》等。 
  内容简介 
  哲学是从古希腊产生。在古希腊语里边,哲学的含义就是爱智慧。在现代生活中,人们对哲学普遍存在着误解。批评哲学的人要求哲学证明自己是科学,维护哲学的人则力图证明哲学是或者应该是科学,其实他们都误解了哲学的本性。因为哲学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以科学的标准衡量和要求哲学是造成误解的主要根源。 

  哲学就起源于人类精神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通达至高无上的自由境界的最高理想,亦即“终极关怀”的问题。由于哲学的对象具有无限性的特点,哲学问题无论从事实上看还是从理论上说,都是一些没有终极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的难题。虽然如此,人类精神对这些难题却又注定了要永远追问下去。这就是所谓“智慧的痛苦”的意思,人经历智慧的痛苦,从而成其为人。就此而论,哲学是哲学史,哲学史是问题史。哲学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是知识积累的过程,哲学问题没有定论,只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解答方式。 

  因此,哲学不是像学知识那样“学”出来的,而是“思”出来的。只有当我们进入哲学问题的维度,把哲学问题当作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才能思入哲学的境界。《智慧的痛苦》就在于此。 

  《智慧的痛苦》 (全文) 

  好,谢谢大家!今天我们讨论的题目是《智慧的痛苦》,目的是通过智慧的痛苦来讨论哲学是什么。可能有的同学会问,痛苦、智慧、哲学把它联系在一起,这里面究竟有什么关系?智慧的痛苦与哲学有什么关系?智慧无论如何都是好事情,好东西,为什么会有痛苦?我想我先讲一个故事作为引子,这就是圣经《创世纪》中关于伊甸园的故事。 

  话说上帝在创造了世界万物之后感到有些孤单,于是他就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了亚当。他生怕亚当也孤单,于是趁亚当在睡觉的时候抽了他一根肋骨创造了夏娃。上帝把亚当和夏娃安排在了伊甸园这个地方,那是天堂般的乐园,天上飞的,地下跑的都归亚当和夏娃管。那么在伊甸园里边有许多树,有两棵树非常特别,一棵树是生命之树,一棵树是智慧之树。据说吃了生命之树的果子,人就可以永生不死。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他就会聪明起来,有了智慧。那么上帝特别警告亚当和夏娃说智慧之树的果子你不能吃,如果吃了你就会死。但是很遗憾,亚当和夏娃终于没有经得起蛇的诱惑最后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结果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从此人就有了死亡。 

  这是基督教关于智慧是原罪的这样一个理论。当然我们不是从基督教的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如果把它当作一个故事来考虑的话,我们会考虑一下,我们就会这样想,就是说如果亚当、夏娃只是因为吃了一个果子,就使人类生生世世都遗传着原罪的话,那么这实在是太不值了。另外也可以这样来考虑,就是说他完全可以先吃生命之树的果子,然后再吃智慧之树的果子,那么他就可以先是永生不死,然后他再有智慧,但是那个时候他和上帝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上帝也没有办法了,拿他怎么样了。当然,我们说并不就是吃了一个果子这么简单的事情。在基督教,它说明的是亚当作为人类的始祖他背信弃义,他撕毁和上帝的这样一种承诺,那么于是他被上帝赶出了伊甸园。从这个角度来讲,智慧是原罪,人生的所有痛苦都以此为根源。 

  那么我们也知道,哲学从古希腊产生,那么在古希腊语里边哲学这个概念的含义就是爱智慧的意思。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就可以发现了,就是说基督教是恨智慧,那么希腊语哲学是爱智慧,是不是爱智慧就没有痛苦呢?实际上爱智慧也是一种痛苦,那是另外一种痛苦。那么今天我们就想以此为引子来讨论哲学、爱智慧它产生于智慧的痛苦。当然不仅仅哲学作为爱智慧其中包含着痛苦,像我们这些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其实也很痛苦,因为在我们这个时代是讲究实效的时代,哲学似乎离现实非常远,那么它已经变成了比较冷僻的远离社会生活的一个学科。为什么会这样?我感觉是不正常的。造成这样一种情况有很多种原因,其中很重要的就在于我们对哲学的误解。哲学是什么?是哲学这门学科里边最基本的问题,但是很不幸啊,它也是哲学里边最困难的问题。难到什么程度?难到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答案,没有结论的程度。说起来很不好意思,哲学从两千六百年前也就是说公元前六世纪开始到现在已经有两千六百多年了,它至少和许多学科的历史一样悠久,但是到现在为止仍然没有弄清楚自己是什么。我想通常我们要学数学的同学,不会总是要去问数学是什么?学物理学也不会总去问物理学是什么。但是大家如果去搜索一下,去翻一翻讨论哲学是什么的著作和论文,远远比任何一个学科都要多。也就是说它在关注自己学科是什么的这个问题上陷入了困境。所以我们说哲学是什么的问题,并不是说没有人给出答案,不是,实际上,不是太少了,而是太多了。几乎所有的哲学家都会给出一个他对于哲学的看法,结果就造成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的这样一种局面,不仅哲学是什么,包括哲学的许多问题和理论都是这样一种局面。所以套用英国近代哲学家霍布斯一句话就是说“哲学几乎就是一个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一个战场”。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没有一个问题没有一个理论,不是陷入到这个争论之中。 

  那么既然如此,我们为了避免陷入到这样一种纷争之中去,我们想咱们从源头上,从根本上先来问一问当哲学产生的时候它究竟是什么意思?实际这一点,我们随便翻开一个字典,里面都会告诉我们,哲学起源于古希腊,在希腊文里面,philosophia 本意就是爱智慧,philos爱,sophia智慧。哲学的本意就是爱智慧,这一点大家觉得很平常。因为我们随便翻开字典就会看得到的。但是大家可能没有想到在这个很简单的词源背后其中包含的意义,也就是说当哲学诞生的时候,哲学家们并没有说哲学是有智慧,或者说哲学就是智慧的化身,他们只是说哲学是爱智慧。你像希腊著名哲学家柏拉图,他就曾经这样讲,他说“我认为智慧这个词太大了,只有神才配享有它。我们人只能爱智慧”。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说智慧和知识是有区别的。知识或者科学知识,它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都有某种实用性和使用性。但是人们在热爱智慧的时候没有别的目的就是为了智慧本身。所以柏拉图的学生亚里士多德他才会说了这样一句话:“一切学科都比哲学有用,但是只有哲学是一门自由的学科”。因为它不为了别的目的,它就为了它自身而存在。那么我们想,从哲学作为对智慧的爱,后来又转变成智慧之学。也就是说,哲学家们不甘心于仅仅是爱智慧。我想要是我们大家走上这条路也不会甘心只是爱智慧,我们都希望我们有智慧。 

  结果西方哲学就走了一条试图使哲学成为科学的这样一条道路,使智慧成为一门学问,一门科学的道路,我称之为哲学的科学情结。这一点从近代科学以来,尤其明显。因为它受到近代科学的鼓舞,一门一门学问都成为科学,都具有了某种普遍必然性,放之于四海而皆准。那么哲学认为我应该是一切科学的基础,我更应该是科学。但是实际上,从事实上我们就可以看到,到现在为止,2600年过去了,从近代开始,三四百年时间过去了,哲学并没有真的具有像自然科学那样的科学的特征。为什么?我们讲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人们误解了哲学的本性。因为,智慧与知识的区别在于它标志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永恒无限的理想境界,人生也有涯、知无涯、思无涯,我们不可能在有生之年通达这样一个智慧的顶点,所以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爱智慧。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哲学、科学和宗教作一个对比,来看一看哲学的性质。科学、宗教、我们说哲学恰恰处于两者之间。科学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诉诸于理性,建立在经验观察基础之上,它是对自然的认识,形成的是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那么宗教呢,它是起源于人类的终极关怀,它是试图超越一种有限性达到一种超验的理想境界的这样一种境界。那么在宗教看来,这样一个理想境界,这样一个超验的存在是认识所不能通达的,只能靠信仰。对比起来哲学居于其中。一方面我们知道哲学是理论化的世界观,或者我们称之为关于世界观的学说或者理论。所以它是诉诸于理性的。另外一方面,它也是起源于终极关怀,它要解决的是宇宙万物最深邃的奥秘,人生所能通达的至高无上的理想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哲学处于一个有利的地位,因为科学并不关心,或者关注或者它并不能够解决终极关怀的问题。另外一方面呢,宗教又缺少理论上的合理性,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哲学有它的有利地位。但是这个有利的地位恰恰也是它的短处所在。 

  我们想一想,科学对于它面对的自然可以形成具有一定普遍必然性的科学知识,而对那个终结关怀的,理想的、无限的那样一个对象,我们是不可能形成知识的。同时,哲学也缺乏宗教所具有的信仰这个方便法门。这样一来哲学就处在一个很尴尬的境地,它要通过理性去认识一个无限永恒的境界,但是,那个境界又是理性认识所无法把它变成一门科学来表达出来的。结果,哲学问题,就变成了一种没有终极答案,但人类又永远在追问的这样一种难题。实际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遇到的这个问题,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我们称之为问题,一类我们称之为难题。所谓问题,就是通常能够有答案,能够有统一答案的这样的一种问题,比如1+1等于2它肯定有个确定的答案。但是我们更多的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呢?没有一个标准答案,只有各式各样不同的解决方式,这类问题我们就称之为难题。哲学就是这样一类难题,而且是难题中的难题。那么,当我们用科学来衡量哲学的时候你立刻就会发现,它几乎没有一个问题不是充满争论的,几乎没有一种理论就是能够达到哪怕是相对的普遍必然性的。这样一来,批评哲学的人有了一项非常有利的致命的武器就是科学。维护哲学的人,多了一块去除不掉的心病。因为他们面对这个问题感到很困难,于是几乎所有研究哲学的人都在千方百计地证明哲学是科学,而至少哲学理论上是科学的,也许它现在不是科学,但是它将来会成为科学。实际我认为无论是批评哲学的人,还是维护哲学的人如果他用科学作为一个衡量标准的话,他其实就陷入了一种偏见和误解之中,他误解了哲学的本性,哲学是一门学问一门学科,但它不是像自然科学那样的一种科学。事实上我们想一想,我们是不是非要要求一切学问,一切学科都是要像自然科学那样的学科呢?自然科学包括技术它是我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和手段,它们都具有使用和实用性,它是服务于我们的,但是我们知道科学知识它是中性的,工具和手段总有一个服务的一个对象,一个目标。我以为,哲学就应该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所有的知识我们所有人生的目标究竟是什么?它应该承担起这项任务来。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哲学看作是广义的人生哲学。 

  那么我们可能会问,哲学问题既然是没有终极答案的问题,当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带来的是痛苦,我们为什么还要追问这些问题?为什么还要追问这些问题?我明知道哲学面对是无法解决的问题,为什么我们不去放弃它,还仍然追求这个问题。让我们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例子,就是伊甸园的神话。那么在伊甸园的神话里边,它讲的是亚当、夏娃因为吃了智慧之树的果子所以有了死亡,被赶出了伊甸园,基督教把它看作是原罪。那么我们从哲学的或者文化的角度来讲,它并不是说人因为有了智慧就是有死的,而是说人有了智慧就意识到,明确地知道了自己的有限性。在这个意义上,认识到自己的有限性,知道人终有一死,它是智慧的代价。智慧的代价。我们想当人类从自然中脱颖而出,割断了和大地母亲的脐带,他终于可以自由地、独立地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了。那么在他面前会出现一种什么情况呢?一方面,我们人类像其他一切自然存在物一样,像一块石头,一棵草、一棵树是一样的他要服从自然法则,这是不可抗拒的客观规律。人是有限的,但另外一方面人因为有了理性,他就有了超越自身有限性的一种理想。于是在这个时候,在人的面前,就出现了绝对、相对、无限、有限、永恒、暂时、理想、现实、彼岸、此岸巨大的冲击。而在他们之间横着的是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终有一死的人追求永恒,但追求永恒的人终有一死,这是人成其为人最根本的一项悖论。而哲学恰恰就由此而生,我们称之为终极关怀。我们想一想,当无限、永恒的太阳从地平线的远处升起的时候,人类能不能不去追求这个理想,不去热爱智慧,他能不能只是心甘情愿地只是做一个有限的自然存在物,那是不可能的。因为仅仅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而存在,而放弃对无限永恒理想的追求,这意味着你仍然还是自然存在物,你还不是人。所以我们可以把智慧的痛苦看作是人成其为人的洗礼。 

  那么我们想一想,终有一死的人追求永生,追求永生的人终有一死。也就是说在现实中我们不可能真正地实现我们的理想,但是我们又不可能放弃我们的理想,哲学问题归根结底最终就反映了这样一种终极关怀。也就是说它反映了人类理性,人类精神试图超越自身有限性通达一个无限自由境界的这样一个追求。从这一点来看,我们还可以从伊甸园的神话引出另外一个话题,就是自由的问题。我们不考虑宗教的问题,我们考虑自然,通常我们说,人是自然发展到最高阶段的产物,我们说最高级的阶段,迄今为止我们这一点还是可以值得骄傲的。但是如果考虑到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着对自然的一种毁灭,比如我们说环境、环境危机等等,也就是说人类的活动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对自然是一种毁灭,我们同样可以推出一个悖论,自然为什么会产生出一个自我毁灭的产物?我感觉我们可以有一种解释,那么我们把人看作是自然的最高阶段,他高在什么地方,自由。但人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一种有限的自由它需要在各种不同的可能性中去选择去筹划。那么,它的这种选择和筹划究竟会产生什么后果,并不是他都能够都预见到的。结果就会出现什么情况?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一失足成千古恨,再回首已百年身。就是当我们进行自由选择筹划的时候,我们也要为它负责,我们要为它承担后果。而我们的自由不是上帝的自由,我们是人的自由,是有限的自由。你不可能预知到所有的情况,所以我们说自由本身,实际上就意味着冒险,我们任何筹划,任何选择都意味着冒险。同样当我们以自由的存在,当然是有限的自由,生存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对人来说,对于一个有理性的人来说,它就不仅仅心甘情愿地作为一个自然存在物,它在这个世界上就寻找某种意义和价值。一个没有意义、没有价值的世界是人无法忍受的世界。 

  但是究竟以什么意义,什么价值作为人生的目标?并不是人能够充分全面确定地意识到的。那么,以价值的方式存在,同样对人来说是一种冒险。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智慧作为一个理想的境界,它实际上是人为自身确定的一个价值取向,一个理想的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在现实世界之上,营造了一个理想世界作为我们努力的方向。这样一个理想世界不仅仅是我们不可能现实地通达的,它只是我们的理想。而且它本身也是一种开放的境界,它是一个开放的境界。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哲学问题不可能有一个终极的答案,它都是我们试图要面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时候,所提出的各式各样不同的解决方式。 

  那么,我们想怎么学哲学。你说你哲学问题是永恒无解,但是人类又不得不去追问的问题。它表现为一种智慧的痛苦,但确实又是人必须去经受的一种洗礼。那么我们怎么去学哲学?我想在座各位或许都有读哲学著作的经历,因为哲学不仅仅问题难解,哲学著作晦涩难懂是出了名的。很少有人说我看哲学著作像读小说一样。可是你要想了解哲学家们的思想就只有读他们的书,但这里边就有了一个问题,我想主要是语言的问题。我们只有一种语言,自然语言或者叫做日常语言,当我们用这样一些来自自然生活的语言来表达日常生活的时候,我们不会有困难,即使一个概念发生歧义它在不同的场合我们运用自如,不会产生什么困难。但是当我们要用表达日常生活的这些语言,同样要用它们去表达哲学问题,哲学对象的时候我们就陷入了困境。借用莎士比亚一出戏剧的名字,我们的语言就变成了“一仆二主”。它既要表达的是日常生活它没有问题呀,但是你要用它去表达那个无限永恒的境界,它就会陷入了困境。所以哲学家不是说他们不想有话好好说,他们不是说不会正经说话,并不是说都想故弄玄虚,我把这个东西弄的难得让大家都不理解才好,不是的。哲学家都希望把自己的思想说得非常清楚,让大家都能够接受。可惜他做不到。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在阅读哲学家的著作的时候就面临的困难在哪儿呢?就是说他是千方百计苦于找不到合适的语言来表达他的思想,而我们要借助他的思想去接近他所表达的对象。我想难肯定是难,但是并不是没有解决的办法。解决的办法就是明确哲学家所面对的问题,熟悉他所使用的概念,遵循他的思路,理解他的思想。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学习哲学其实不应该说学。我们有时候说哲学不是学出来的,也不是老师站在这儿能够教出来的。它不是一个知识的传授和学习,它是一种思考。而这样一种哲学的思考,它是围绕问题而产生的。只有当我们把哲学家的问题当作我们自己切身的问题,或者把我们自己的问题上升到哲学的高度,我们才能真正进入到哲学思考的层面,才能够上路,进入到哲学蕴思的这样一条道路上去。公元前六世纪泰勒斯作为哲学的始祖,他留下了一句话,叫做“大地浮在水上”。这个英国哲学家罗素他在他的《西方哲学史》里边写到这里的时候发了一番感慨,他说人们感觉到学哲学就要进入到一个神圣的殿堂,劈头你面对的是这么一句话:“大地浮在水上”,不免让大家感觉有点泄气。说你说大地浮在水上,这算什么哲学呀?如果你从内容上来看,的确,我们今天是不是会认为大地浮在水上,这句话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意义。但是从哲学的角度来说,我们就会问它要面对是什么问题,它以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希腊哲学诞生之初它要解决的是宇宙万物的本源问题,按照亚里士多德,所谓本源就是万事万物从它那里来,毁灭之后又归到它那里去,一切都在变化,唯独它不变的东西。其实它产生于希腊一个很朴素的一个感觉,他看到自然界生灭变化,按照人们的常识,有生就有死,但是我们所面对的自然生生不已,循环不已,四季交替、草木枯荣,它没有变成没有,它始终存在。所以希腊人就感觉到奇怪,它认为在这个变化之中,一定有什么东西是不变的,所以他们就要在自然中去寻找这种不变的东西。那么泰勒斯所说的“大地浮在水上”,要说的就是水是万物的本源。而在那个时候,希腊人在进行哲学思考的时候,不像我们今天随便拿出来概念就可以使用,随便拿出来哲学概念就可以使用。他们还没有从感觉经验中超拔出来,他们还没有形成抽象的概念,所以他们就只能用一种象征的方式来表达用水来象征表达那种流动的、变化的本源。我们想一想,泰勒斯面对的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我们今天就把它解决了?是不是我们这个世界,我们这个太阳系,我们这个宇宙就已经解决了万物究竟从哪儿产生?没有,这问题也是我们还在面对的问题。所以思考哲学家们的问题,思考他们的学说的时候,我们并不是仅仅关注于他所表达的内容,有时候关注它的内容是会很可笑的。但是你要关注到他的解决问题的方式,你会发现他对我们来说也提供给我们一种借鉴,提供给我们一种选择。 

  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说学习哲学就是学习哲学史。哲学就是哲学史,哲学并不存在于哪一个体系里面。它存在于过去、现在乃至将来所有围绕哲学问题所提出的解决方案里面。把所有这些东西综合在一起,才能构成一幅开放的哲学图画。我们想一想,假如有一个问题是可以解决的,那么无论你经过了多长时间,无论你经过了多么艰苦的探索,我们知道这个结果,我们直接把握的就是这个结果。但假如有一个问题,没有终极答案,只有各式各样的解决方式,那么你就会发现,所有这些解决的方式,就没有谁高谁低的区别。它们都是等值的,因为问题没有解决,你也没有解决我也没有解决。在这个意义上来说,亚里士多德,不可能掩盖柏拉图的光辉,黑格尔也不可能替代康德的位置,哲学家留给我们的就是一座一座的里程碑。在这个意义上他们都超越了时间,超越了历史。那么我们在学习哲学史,学习哲学的时候,无非就是把哲学家们思想的问题再思它一遍,把哲学家们走过的路再走一遍。那么当我们这样去通过我们的努力去走上这条思想之路的时候,也就是我们的思想去思想哲学家们的思想,也就是思想和思想之间的对话。那么这样一种对话,就是通过读书的方式进行的。所以我们学文科的,学哲学的同学,我们不像学理科的需要实验室,我们也需要,我们的实验室就在这儿,我们的实验室就是自己的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说,哲学史上的哲学家思想既具有历史性,他们相互之间当然有继承发展的关系,但是就他们每一个人都提供了不同以往的具有自己独到的解决问题的方式来说,他们又都具有独立的价值,他们同时又具有现实性。你看起来几百年上千年,哲学家的思想,当我们读他们的书的时候,思考他们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发思古之幽情只是对古典东西的一种爱好,我们还是为了把哲学进一步把它思下去,把它推进下去,去筹划、选择、开拓我们的解决办法。那么我们的解决办法当然要站在前人的基础之上,你要用很短的时间把前人所思所想都把它思一遍想一遍在你所思所想的过程之中,哲学家们的思想就复活了。当然复活不是复古,其实他们本身就是活的,只不过是潜在的,通过我们的思考使他们获得了现实性。 

  那么我想作为一种智慧的痛苦,其实里边也包含着智慧的快乐。做人就是一种痛苦,但同时做人也有做人的快乐。哲学尽管不可能最终地解决这样一些问题,但是哲学的所有意义都包含在这种无穷的思考和探索之中了。从这个角度来讲,希望有更多的人来学习哲学,爱好哲学,也就是说更多的人走向爱智慧这条道路上去。因为我们现在这个社会,我们说现代社会是建立在一个现代化的分工越来越精细的这样一个基础之上的。我想我们各个专业的同学都有,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在现代社会这个大机器上找到你的位置,并为这个位置付出你全部的精力。你会从事这种工作或者那种工作,或者这个学科那个学科,我们每个人从事不同的学科,比如数学、物理、化学、机械等等相互之间共享我们的成果,只有当我们每个人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集中在某个学科的二级学科下面的研究方向的分支某个问题上也许你花了一辈子精力,你把这个问题解决了,你可以获大奖,你可以名垂青史,你有没有精力对所有学科都能够掌握?那是不可能的。这就引来了现代社会一个叫做专业缺憾的问题。实际上我们每个人都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我们都是以牺牲和放弃其他能力其他爱好而把所有精力集中在某个学科,某个方向上来承担起这个社会的责任。所以我们叫做相互共享各自的成果。我们大家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科学与技术的发展它的理论肯定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深入,但是他们的使用性越来越简化,越来越简单。最典型的例子就是电脑,计算机。我们经常使用的windows这个操作系统,我想windows有一个广告用语叫做所见即所得,其实它那个所见即所得的背后那个复杂理论和你那个所见即所得是风马牛不相及不可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完全可以不理解它的理论,拿过来就可以使用。那么这样一来我们在现代社会之中,每个人处在一个位置,你在从事一个行业,一个专业,相互之间共享各自的成果。那么哲学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有一些人,专门研究世界观、人生观和方法论。我们大家拿过来分享不可能的。我们想一想,我把哲学如果看作是广义的人生哲学,或者你就是说哲学是世界观的话,它需要的是思考,需要的是自觉,需要的是你自己灵魂在场。并不是拿过来就用,你必须自己去思考。所以我感觉,我们学哲学,并不应该只是专家才做的一项工作,我们不能说就是让一些专家去关注世界观的问题,让他们去关注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的问题,我们大家都不关心了。然后他们提出来的一些人生观、价值观我们拿过来就用,我们想一想人生之路总是我们自己去走的,那毕竟是我们自己的人生不是别人的人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哲学应该是每个人都应该思考的问题。哲学应该每个人都去作为一个爱好的问题。 

  实际上大家要想一想哲学问题和我们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并不是和我们生活离得非常远。举一个例子,就我现在在演讲的这张桌子,其实从这张桌子可以问出许多哲学问题。你比如说桌子究竟从哪儿来的?它是由什么材料做的?为什么叫做桌子不叫做椅子,使桌子叫做桌子的是桌子的材料呢?还是桌子的概念?如果说使桌子,我们知道构成桌子可以有铁的、塑料的、木头的、石头的各种材料,那么它一定是符合桌子的概念我们才叫它做桌子,但是桌子可以是生灭变化的,相对的存在,桌子的概念我们说是不变的,但是假如桌子都毁灭了,桌子的概念在哪儿?假如你说桌子是由桌子的概念来确定的,它以什么形式存在在桌子里面?再有我们对这张桌子可以形成我们关于桌子的知识,我们怎么来确定我们关于桌子的知识和桌子就是符合一致的?我们怎么来去对比我们关于桌子的知识和这张桌子本身?这些问题都是哲学里边,里边有些问题是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解决的问题。所以你看起来简单不简单,它就是我们面前一张桌子,所以你看起来哲学问题离我们日常生活很远,其实它离我们很近。只是由于哲学家们思考方式上的。 

  那么哲学也走过它的弯路,使哲学越来越远离社会生活。你比如说我们有时候这样来讲,我们说哲学家他所理解的世界和我们日常人所理解的世界正好是颠倒的。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周围的这一切我们认为是实实在在的,但是哲学家就会告诉你,你周围这些东西都是假象,真实的存在是它的背后那个普遍一般的本质,它和我们日常人理解的世界都不一样的,这是古典哲学的一种思路。那么像西方哲学沿着这个思路试图通过一层一层抽象去把握这个世界。这条路最终被判定走不通的时候,哲学家又向下走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关于桌子和桌子的知识,这是在认识论有了主体、客体分别之后才会产生的问题,那么我们要追问问题可以向下回溯,回溯到还没有形成主体、客体区别之前,我们和桌子打交道。实际上想跟大家讲的就是哲学固然有它深刻、晦涩难懂的地方,但是哲学实际上和我们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大到人生的价值和理想,小到我们日常生活的具体的事务都可以和哲学有关,但这种关系不是我们说是一种知识的关系或者直接的关系,我们也不应该把哲学,好像是一切东西都可以纳入到哲学之中去了,哲学有哲学关注的对象。 
哲学的困惑和魅力
 哲学本身充满了困惑。然而,唯其如此,它才充满了活力和魅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家的思考就像大漠中的跋涉,当他看到前面有一片绿洲的时候,心里的愉悦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实际上,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一门学问越是深刻,越是难以把握,就越能激起他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反过来说,哲学需要的也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而不是三心两意的同路人!    

    讲到哲学,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说过一句名言:哲学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这句名言为以后的许多哲学家所引证,用以解释哲学的起源。但在我看来,这句名言似乎没有多大的意义,因为我们也可以说,所有科学都起源于对外部世界的惊奇。

    按照我的看法,哲学应该起源于惊奇的惊奇,就是whyofwhy。如果说,单个的why主要是对实证科学而言的,那么,两个why则表明,哲学的起源具有更深含义,它对实证科学的惊奇再表示惊奇。实证科学为什么会把外部世界的某些现象,而不是另一些现象作为自己惊奇的对象呢?这里的深层原因究竟是什么?实证科学本身是无法回答的,必须由哲学来解答。哲学是为实证科学澄明思想前提的。像试管婴儿和人体克隆问题,引起生命科学和医学的巨大兴趣;而哲学不仅对这类重大问题发生兴趣,更对生命科学和医学为什么对这类问题产生巨大兴趣而发生兴趣。哲学通过自己的刨根究底式的思维方式,目的是澄清生命科学和医学的价值基础。

    在普通人心目中,哲学是高高在上、十分抽象的学问。其实,在我看来,哲学不但不在高处,而是在最低处,也就是说,它是最具基础性的学科,为所有实证学科澄明思想和价值的基础。

    如果说,实证科学询问的是事实,那么,哲学询问的则是价值。哲学并不以实证科学的方式进行研究,它关注的是实证科学的价值基础。文艺复兴意大利画家拉斐尔在其名画《雅典学院》中,画了一个大厅,大厅中央站着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周围有好多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他们或者三五成群讨论着问题,或者独自一人陷入深思。这幅画表明,包括哲学在内的所有学科都起源于我们对外部世界的困惑与惊奇。正是这种悬而未决的困惑引起了人们对哲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经久不衰的兴趣。后来,德国哲学家狄尔泰写了一篇散文《梦》,在他梦中出现的正是拉斐尔的雅典学院中的情景。狄尔泰写道:“永不熄灭的形而上学的动力是想解决世界和生活之谜。”雅典学院这幅画的画面也表明,哲学家实际上也就是问题家,即善于因惊奇而发问的人,而哲学史实际上也就是问题史。科学发展的历史也是科学家们对问题不断进行探讨的历史。当然,有的问题是新冒出来的,也有
的问题正像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所说:如果改变一下它们的提法,那么原来的问题也就消失掉了。哲学史上存在着各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但其核心则无例外地是人们对各种问题的思索。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研究哲学首先需要一种问题意识。如果一个人在阅读文本时从来没有产生过疑问,那么他就不可能在哲学研究的任何一个领域提出原创性思想。罗素在《哲学问题》一书中说过,哲学家思考的都是一些深奥问题,如果你要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就要用比他们更荒谬的方式来思考和解答问题。所有这些都表明,哲学探索与问题之间,或哲学探索与我们的困惑之间,始终存在着十分密切的联系。

    以往一些文学作品总是对哲学家的沉思,施以怀疑和讥笑。比如,古希腊喜剧作家阿里斯托芬在喜剧作品《云》中无情地嘲笑了苏格拉底,在莫里哀的喜剧、甚至钱钟书的《围城》中,也同样能遭遇到哲学家的尴尬。事实上,哲学家们的沉思看起来是滑稽可笑的,但也是十分可爱的。比如说,据古代学者记载,苏格拉底经常站在屋檐下思考哲学问题,有时候竟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天一夜!笛卡儿说过一句名言,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己的哲学家,它在世界上是不可能有地位的。另一位哲学家金岳霖完成了《知识论》后,正好遇到空袭,他抱着书稿逃了出去。空袭过后,他还未从哲学沉思中完全摆脱出来,竟站起身来走了,忘记了坐在屁股下的那部书稿!当他想起来再去找时,这部书稿早就没了。后来,他又根据回忆,重新把这部70多万字的书稿撰写出来。这是何等伟大的毅力!在哲学家的生活中总是充斥着一些古怪故事,然而,他们深入思索的正是宇宙和人类生活中的重大问题。


    对于我们这样一个浮躁和浮夸的时代来说,这种哲学的沉思既难能可贵,也十分必要。汤因比曾经提出过“退隐与复出”的思想。在他看来,任何一种伟大、原创性思想的提出,都要经历一个退隐与复出的过程。任何伟大的思想都是在长期思考的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学术上,任何浮躁的做法都只可能葬送学术。马克思写《资本论》花了40年,歌德写《浮士德》前后花了60年。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前后沉默了12年,撰写书稿则只花了4、5个月。所有这些表明,解决哲学中的困惑需要静下心来认真思考,需要以超功利的心态来追求真理,而任何浮躁、浮夸的风气都于事无补。现在不少年轻学者热衷于“炒作”自己,一开口就讲自己出版了多少部著作,发表了多少篇论文。我们倒要问,这些论著都是有质量的吗?它们对我们的学术生活有真正意义上的推进吗?讲到这里,我不禁想起了英国哲学家休谟的名言:“我们如果在手里拿起一本书来,例如神学书或经院哲学书,那我们就可以问,其中包含着数和量方面的抽象推论么?没有。其中包含着关于实在事实和存在的任何经验的推论么?没有。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投在烈火里,因为它所包含的没有别的,只有诡辩和幻想。”

    在学术上真正有推进的东西并不单纯取决于数量,而人们则总是片面强调数量,所谓“著作等身”在今天就带有讽刺味。我经常开玩笑说:“著作等身”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性是一个人的个子长得特别矮小,所以比较容易著作等身;另一种可能性是一个人的论著的字都写得特别大,这些论著垒起来大概也比较容易等身。真正说来,学术论著的价值要从其质地上得到规定。比如说,有的自然科学家撰写的论文,不过几百个字,一个公式,就获得了诺贝尔奖。文字不在于多少,关键在于这些文字是否体现出作者的原创性。在哲学研究中,不应该去追逐名利,而应该对哲学有敬畏之心,并自觉地把哲学研究作为一项严肃事业来对待。

    哲学之困惑

    众所周知,哲学和其他实证科学的一个根本性的区别在于,实证科学,如物理学、化学这样的科学,一旦确定其领域后,就不会再有大变化,但哲学却必须在其研究的途中不断反躬自省:什么是哲学?因为在不同历史条件下,人们的理解会发生很大变化。这也正是哲学这门学科的特殊性和魅力所在。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有个学者说:张三有张三的哲学,李四有李四的哲学。这个说法在表述上是有问题的,因为它造成了一种假象,似乎世界上存在着许许多多不同的哲学。其实,正确表述应该是:张三有张三的哲学观点,李四有李四的哲学观点。因为哲学观点可以是复数,然而哲学却是惟一的。事实上,只要仔细思考下去,就会发现,目前整个哲学学科的分类也存在着严重问题。比如说,人们通常把哲学划分为中国哲学、西方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有趣的是,这里的“中国哲学”以国家作为分类原则,而“西方哲学”则以区域作为分类原则,“马克思主义哲学”则以学派作为分类原则。而在这些不统一的分类原则中,韩国哲学、印度哲学、拉美哲学、非洲哲学等又将放在什么地方呢?所以这个分类亟需改革。

    像“中国哲学”这样的提法不过是一种习惯性的表述方法。如果我们换一种提法,能不能说世界上存在着“法国数学”、“比利时数学”和“索马里数学”呢?或“美国物理学”、“英国物理学”和“泰国物理学”呢?物理学和数学可以按国界线来划分吗?无论是数学还是物理学,作为学科,它们都是惟一的。所以,我们能够谈论数学在法国或比利时的发展,物理学在英国或美国的发展,却断断不可使用“法国数学”、“美国物理学”的表述方式。同样,严格说来,我们也不能使用“中国哲学”的表述方式,不然也会引起误解。世界上有200多个国家,难道竟有两百多种不同哲学吗?汤因比就主张,不要以国家、而应当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为什么人们就不能以不同文明来划分不同哲学类型呢?“中国哲学”的提法也许应该被“哲学在中国”或“哲学的中国类型”的提法所取代。

    我们再回到“什么是哲学?”的问题上来。“什么是哲学?”这种提问方式起源于日常语言,源于日常语言中的“这是什么?”的提问方式。然而,这一提问方式已经包含着一个假设,即被询问的对象已经现成摆在那里。当我们以同样方式去询问“什么是哲学?”时,无形中也就引入了一个理论假设,即哲学也是一个现成摆在那里的、有待于询问的对象,它与询问者之间的意义关系就被疏略了。而实际上,哲学不能脱离我们的生存状况,以现成的、知识对象的方式被询问。

    一旦哲学被抽象为已然摆在那里、单纯的求知对象,它与作为询问者的人之间的意义关系就被遮蔽起来了。所以,“什么是哲学?”这种提问方式和句型已经使我们无法真正洞见哲学真谛。

    我们究竟以何种方式来提问呢?就人与哲学之间的意义关系而言,我们应该以下述方式来提问:“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正是这一提问方式把注意力引导到另一个方向,即探究哲学对人类的意义。为了用这种新的提问方式来引导人们对“什么是哲学?”问题的解答,我提出了一个新概念——“题际性”(inter-question),把两个问题用连字符号贯通起来进行提问:“什么是哲学-为什么人类需要哲学?”意图就是让人们不要撇开第二个问题来询问和解答第一个问题,从而保证人们不沿着单纯的知识论哲学的思路来追问哲学之真谛。

    认识论之困惑

    一讨论认识论问题,我们就假设自己已经置身于认识论的语境之中了。何谓“认识论的语境”?也就是预先假定认识主体、认识对象和认识的媒介物(如语言)的存在。撇开认识论的语境,去追问未受人的认识污染的世界究竟是怎么样的,乃是一个毫无意义的问题。

    我们只能在认识论的语境中去探索世界。事实上,当我们去认识世界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根本性困难:一方面,世界乃是生命的流动,是一种生生不息的东西,这种生命之流构成世界的本质。然而,当我们去认识世界时,却无法把握它的流动性,我们只能通过时间、空间,通过各种范畴和概念等去切割世界。这样一来,世界就被“谋杀”了。于是,我们陷入到一种无法回避的悖论中:一方面,我们的目的是认识作为生命之流的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实际上认识的却是已经被我们的概念工具切割肢解的、死去了的世界。

    如何从这种悖论中解脱出来?哲学家们想出了两种不同方法。一种方法以黑格尔为代表,主张让概念本身也流动起来,从而创造出一种概念的辩证法去说明流动着的世界。这个理论遭到许多批评。人们普遍认为,概念和逻辑都从属于理性,因此,它们并不能完整说明世界,因为世界上还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单纯的理性无法理解和把握的。另一种方法主张,即使概念是流动的,也无法把握流动着的世界,因为此流动非彼流动,何况概念运动不可能还原出千差万别的世界之原样,因而主张,只有以非概念、直观的方式才能把握世界,从而提出了理智直观的方法。然而,康德认为,对于普通人来说,直观只可能是感性的,只有上帝才可能有理智直观的能力,而普通人并不具备这种能力。以后,谢林主张哲学家可以有理智直观的能力,但其解释导向神秘主义。因而黑格尔讽刺他的理智直观乃是“黑夜看牛”。后来,胡塞尔力排众议,提出了“本质直观”和“范畴直观”的新见解,但这也只是就人们对本质关系的把握而言,至于对整个世界或实在的把握,无论是柏格森的理智直观说,还是佛教的顿悟说,都是聚讼纷纭,无法引申出令人信服的答案来。

  方法论上的困惑

    在哲学研究中,方法论上的困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个是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关系。这就像诠释学在其诠释方法上所碰到的一个悖论:一方面,为了了解整个文本,人们必须先了解文本中的每个部分。另一方面,如果你没有吃透整个文本的精神,那么你对文本中的任何一个部分的理解也是不可能深入下去的。于是,部分与整体之间形成了一种互为前提的、互动的关系。

    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日常生活中一些不经意的表达会涉及部分与整体间的关系。人们常说,窥一斑而知全豹。其实,对于金钱豹这样的有机整体,整体永远是大于部分的,从部分(一斑)是永远推不出整体(全豹)来的,除非你在“窥一斑”之前已经先入为主地有了对“全豹”形象的了解。

    另一个是认识者的期望与认识结果之间的关系。在一般情况下,就认识的期望而言,我们总是希望能够对对象获得客观的认识,但由于我们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就已经有先入之见。这也是人们在任何诠释活动中必定会遭遇到的悖论。如何解决或超越这一悖论?实际上,解决或超越这一悖论都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自觉地应顺这一悖论,在认识任何对象之前,先对作为认识者的自我进行批评性反思,这种反思绝不可能使自我出离任何立场,从而处于无立场的状态下,而只能达到一个相对合理的立场,即尽可能排除自己的主观情感或其他心理因素的影响,使自己的立场变得更为合理。深入的研究使我们发现,任何客观性都是奠立于一定的视角(perspective)之上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客观性也就是使自己的视角更切合通常性的观察视角。

    语言表达上的困惑

    在20世纪,西方哲学发展中出现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而在我们这里,哲学的反思还很少触及到语言问题。其实,当我们随心所欲地使用语言的时候,语言也正使我们陷入种种表达的困境之中。只有自觉地反思语言表达中的种种困惑,我们的哲学思考才能真正向前发展。
    语言问题可以从两个不同角度加以探索:一是语义学,即从语词、句子和文本的含义入手探讨问题;二是语用学,即从语言的使用的角度出发探讨问题。

    先来看语义学上存在的问题。比如,苏格拉底说过一句名言:“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听起来他很谦虚,但深入分析或许会使我们引申出相反结论来。假如说,苏格拉底什么也不知道,他又是怎么知道他什么也不知道的呢?反之,如果他知道自己什么也不知道,那就决不可能有“我知道”这样的句型。其二,苏格拉底能够说出这句话必定有两个前提:第一,他必定知道,用他已经掌握的语言可以表达出自己的思想;第二,他也必定知道,他用语言表述的思想他人可能理解。不用说,如果他对这一点也缺乏信心,那就不可能对他人说话。由此可见,苏格拉底在说出“我知道我什么也不知道”前,他决不可能什么也不知道。他的谦虚乃是伪装出来的。

    再来看语用学上存在的问题。我们通常以为,我们是用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思想的,但在相当多情况下,我们也用语言来掩饰自己的思想。所以,有些话必须经过翻译才能明白其真正含义。比如,在日常生活中,当一个人出错后,别人总会用“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这句话去安慰他。这句话的含义是:人人都会出错。其实,这句话的真实含义正好相反,它的意思是:普通人是会犯错误的,但圣贤却是不会出错的。这样的见解不正是现代迷信的思想基础吗?这充分表明,我们要充分注意人们在使用语言时实际上赋予语言的含义,而不能停留在对语词表面含义的分析上。

    顺便指出,我们总是把语言作为交流思想的工具。这种见解包含着双重误解。其实,语言不但不是我们的工具,反过来,我们倒是语言的工具。道理很简单。在日常生活中,一只具体的猫诞生了,过了一些时间,它又死去了。然而,猫这个概念却是永恒的。语言就像一条大河,生生不息,而一只具体的猫就像河水表面的泡沫,刚产生不久就破灭了。具体的猫是如此,具体的人也是如此。日常生活中的真正过程决不是我们把语言当作工具来使用,而是语言把我们当作工具来使用。正如维特根斯坦所说:语言的界限就是我们思想的界限。常常陷入自大狂的人们总觉得自己的思想是十分自由的,可以思考自己愿意思考的任何问题。然而,这些人高兴得太早了。他们的自由很可能就是戴着镣铐的舞蹈,因为当他们的思想像一只风筝在天上翱翔的时候,他们已然忘记了自己身子牵着的那条线!

    实际上,我们运用语言表达思想的空间是非常有限的。我们如何表达,用什么方式表达,我们对外部世界的什么问题发生兴趣,所有这些早就为我们已经熟知的语言所规定。有时,人们为了说明自己的见解是多么富有创意,频繁使用这样的句型——“我发现”、“我确定”、“我相信”,仿佛我真的做出了什么伟大发现似的。其实,这里的“我”只是一个形式化主体,真正主宰这些人思想的乃是意识形态化的语言主体。比如说,有人总喜欢夸口说:我最近读了好多书,学到了好多知识。其实,把这句话翻译出来的意思就是:我已经被这些书牵着鼻子走了,我已经不再有自我了。直到有一天,当这个人表示,他已经发现书中存在着什么问题时,他的自我才开始苏醒并脱颖而出了。

    总而言之,哲学本身充满了困惑。然而,唯其如此,它才充满了活力和魅力。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哲学家的思考就像大漠中的跋涉,当他看到前面有一片绿洲的时候,心里的愉悦之情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实际上,对于真正的思想者来说,一门学问越是深刻,越是难以把握,就越能激起他的经久不衰的兴趣和研究的热情。反过来说,哲学需要的也是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而不是三心两意的同路人!

 讲演者: 俞吾金 
    1948年6月生,浙江萧山人,1977年考入复旦大学哲学系,1984年获硕士学位并留系任教,1988-1990年赴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留学,1992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93年被批准为博导,1997-1998年为美国哈佛大学访问教授。现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现代哲学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主任、复旦大学人文学术委员会主任、复旦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哲学学科评议组成员等;并担任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多所高校的兼职教授或兼职研究员。已出版个人学术著作《思考与超越》、《意识形态论》、《实践诠释学》、《俞吾金集》等。1999年被评为全国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