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铬耐磨板:辛亥革命对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历史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民族报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作为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伟大革命，辛亥革命具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它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开创了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新纪元，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大团结，推动了社会进步和人们的思想解放。一个世纪以来，对于辛亥革命的研究在不同领域展开，并不断走向深入。“民族视野下的辛亥革命百年”将带来学者们以民族的视野对辛亥革命之于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的意义与作用的思考，希望这些思考能够给予读者新的认识和启迪，从而激励我们为实现无数革命先驱孜孜以求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而奋斗。
——编者
开启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新纪元
当1911年武昌首义的枪声响起时，参加起义的铁血义士可能也没有想到：辛亥革命的爆发，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中国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开启了中国民族国家建构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以前，中国的封建帝制延续了2000多年，逐渐形成了世界罕见的集权统治。1903年《国民日日报》发表的一篇文章称：“故至秦而民权尽亡，及宋而臣权尽亡，至明末而汉人之权尽亡。凌夷至今，遂成一君权专制达于完全极点之时代。”
统治着庞大帝国的清王朝曾经取得过独一无二的辉煌，然而这种辉煌掩盖不了其内部体制的陈旧和弊端。从18世纪后期开始，各种因素导致清王朝的发展停滞并逐渐走向衰败。与此同时，完成了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世界强国先后进入了一个科学技术发展、民族主义、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兴起的时代，并在近代世界掀起建构以领土、人民、政府、主权为基本概念的民族国家的强大潮流。
落后就要挨打。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拉开了列强以武力大规模侵略中国本土，强行把古老、传统的中国拉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漩涡之中，使其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的序幕。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在军事、外交等方面不堪一击，签署了一系列丧权辱国的条约，中国的领土被割裂，主权遭破坏，沦入被世界列强恣意掠夺和压榨的悲惨境地。可悲的是，屡屡挨打的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与西方的差距及自体的病入膏肓，直至大厦将倾才相继进行所谓的变法和新政，只是为时已晚，挽救不了清朝行将覆亡的命运。
在中国被迫卷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面对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有识之士纷纷认识到中国社会的变革已到了十分必要和十分紧迫的关头。从太平天国革命到洋务运动、戊戌维新等等，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政府官员，许多仁人志士对变革进行了不懈的探索，可惜都没有成功。历史的教训证明，清王朝的软弱、腐败以及绵延2000多年的封建专制才是阻碍中国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因。不推翻封建帝制，不建立新的民族国家，中华民族永远不能摆脱被欺凌和被奴役的命运，永远不能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因此，打破传统皇权统治秩序、建构现代民族国家，同样成为中国奋起的必经之路。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被日本打败之后，建立民族国家的思想像潮水一般喷涌起来，清末民初的革命家们更是明确提出了建设“民族国家”的具体设想，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进入了一种自觉的状态。最终，在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领导下，武昌起义一声枪响，中国人民掀起了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的革命高潮并取得了胜利。
辛亥革命的重大意义不仅在于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更在于它为中华民国的建立奠定了基础，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的民主共和政治，实现了中国由王朝体制向民族国家体制的重大转变，其对中国社会政治转型的深远意义不言自明。
中华民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也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推翻封建统治、不设 君主立宪、直接建立民主共和制的国家之一。《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法律的形式将三权分立的政治原则确立下来。该法还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成”，“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所谓的“君上大权”遭到彻底否定。辛亥革命所进行的民主制度的试验，为后来中国革命和建设积累了经验和教训。尽管辛亥革命的胜利没有使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得到根本解决，新生的中华民国没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但是辛亥革命为中华民族的进步打开了闸门，成为中华民族从封建社会的漫漫长夜走向现代文明的伟大开端。因此，可以说，孙中山及其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中国建构民族国家的先行者和实践起点。历经整整一个世纪，民族国家建构一直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主题，并逐步向民主国家转型。
推动了中华民族认同和现代国家认同
费孝通先生曾经说过：“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在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的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各族人民在对外争取国家的独立和统一、对内争取社会的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中，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结成了更加紧密团结的整体，实现了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向自觉的民族实体的伟大转变。其中，辛亥革命作为一次重要的思想解放运动，对于推动中华民族意识的形成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中华民族”概念是在20世纪初出现的，最初只是指代汉族。当时，中国的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已经达到空前紧张的程度。在这样的历史关头，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高举“排满”旗帜，起到了一呼百应的作用，取得了辛亥革命的成功。但是，“排满”体现了一种狭隘的民族主义情绪，特别是在错综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影响下，中国的边疆危机和民族问题不断暴露、日益激化，“排满”并不能代表国家利益和各民族的共同利益。因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及时提出了“五族共和”的口号，在中华民国成立后又迅速建构具有现代内涵、使国内各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在宪法中规定“民族平等”，团结了包括满族在内的各族人民，使国内民族关系出现了新的变化，对强化中华民族认同意识、维护国家统一起到了积极作用。例如，1913年初参加西蒙古王公大会的各蒙古王公及其代表发出通电，声明：“我蒙同系中华民族，自宜一体出力，维护民国。”
辛亥革命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对于推动中国各民族的现代国家认同，同样产生了积极影响。辛亥革命时期，云南军都督府发布的文告中不仅提出“联合中国各民族构造统一之国家”，还宣称“汉、回、蒙、满、藏、夷、苗各族视同一体”，充分考虑到了云南多民族的历史与现实。
中华民国成立后，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等作出了明确的规定，使近代国家观念进一步传播。特别是“中华民国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的规定，使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所处地位的认识，从观念上发生了巨大变化，有了国家主人的感觉。新生的共和政权还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中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也在一系列的文告、电报、批示及演说中多次号召“合满、汉、蒙、回、藏为一家，相与和衷共济”，指出“今日共和政体，人人自由，五族平等……界无分乎军、学、农、工、商，族无分乎汉、满、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权利，亦当尽共和之义务”。由于民族平等观念与“五族共和”思想得到广泛提倡，人们开始认识到各民族要携手建设新国家，各民族的团结是振兴中华的途径。如康有为所言：“凡满、蒙、回、藏同为国民，无多立彼疆此界之分，则内能结合，足以永靖乱源，外之宏大，益以巩固邦基矣。”
中国各族人民为辛亥革命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多民族国家，各族人民在推动中国历史发展以及开发、建设和保卫祖国方面，都作出了应有的贡献。鸦片战争爆发以后，中国各族人民为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主义的压迫，进行了不屈不挠、艰苦卓绝的斗争，充分表现了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者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后，他们所倡导的民族民主革命思想也得到了少数民族进步人士的支持和拥护。辛亥革命是中国多民族国家国情的真实反映，各民族优秀儿女都为辛亥革命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辛亥革命前，各少数民族人民或积极参加革命党人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或组织和参加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清王朝的统治。1905年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一批少数民族青年成为同盟会会员，如安健（彝族）、赵钟奇（回族）、刀安仁（傣族）、杨杰（白族）、曾汝璟（壮族）、彭施涤（土家族）等，都是在日本加入同盟会的。同盟会成立后，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广泛宣传民主思想，使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他们的革命宗旨和主张。1906年，列名参加同盟会的人员已经超过1万，其中有许多少数民族。如壮族的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李幼卿、农实达，回族的罗云五，土家族的邓玉麟、温朝钟、黄玉山、牟鸿勋、田应全、田应诏，苗族的王宪章，侗族的王天培、李世荣，蒙古族的云亨、安祥等，都是影响较大的同盟会会员。他们通过思想宣传、捐献财产、筹集经费、创办报刊、编译书籍、组织革命团体、发动参与武装起义等方式，为同盟会的革命活动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同时，也有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人士在时代潮流的影响下，自觉地投入到反帝反封建斗争中，有力地支持了日益兴起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
武昌起义爆发后，各地少数民族人民积极响应，和汉族人民一道掀起了推翻清王朝统治的高潮。参加武昌起义的新军中就有许多少数民族官兵，如回族的马骥云、沙金海是同盟会的重要成员，参与了武昌首义酝酿过程和战斗。在各地的起义中，少数民族人民更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陕西、内蒙古、新疆等地的革命活动中，都有大批少数民族群众积极参与。如陕西是西北地区最先响应武昌首义的省份，在西安地区就有一两千名回族群众直接参加了光复之役；湘西的苗、土家、汉等族约2万余人进攻凤凰厅，贵州松桃厅苗、汉等族3000多人赴凤凰厅助战，促使湘西光复。
中华民国的建立在民族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各族人民纷纷以各种形式，对新生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权表示承认、支持和庆贺。如青海章嘉活佛特派大喇嘛却吉为专使，代表章嘉和青海蒙古各盟旗王公及各大寺院，于1912年3月10日到达北京，祝贺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表示拥护共和政体；3月15日，甘肃护理总督赵惟熙、咨议局长张林焱、昭武军统领马福祥自命代表全省行政、民意、军界，联合致电民国政府，承认共和；12月，哲里木盟盟长齐默特色木丕勒代表该盟10旗发出通电，公布东蒙古王公会议取得的成果及哲盟各旗倾心内向之意；1913年1月，乌兰察布盟和伊克昭盟16旗札萨克王公在归绥召开西蒙古王公会议，一致决议拥戴共和，联合东蒙反对库伦独立。而反对共和的陕西前线统帅升允鼓动甘新地区清军将领出兵勤王，指使陕甘提督马安良率军进逼咸阳。著名回族宗教人士王宽阿訇应民国政府之请，从北京发报劝阻马安良停止进军。电文中说：“共和成立，五族平等，信仰自由，无妨教典。弟以依玛尼为证，誓诸真宰：共和政体，决无妨害吾教，请勿中奸人谣言之诡计。……兄执西北军机牛耳，处此潮流激荡、民情鼎沸之世，共和元勋、民族英雄、宗教伟人，只一反掌耳。时机难再，幸勿失之！”马安良接到该文后，即令部队撤退，陕西之危遂解。不久，西北诸马军阀纷纷通电赞成共和。
历史局限与现实启迪
反抗斗争。相反，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各族人民争取国家独立、民族解放的新民主主义运动中，把握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国情，走出了一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道路，实现了从“工农共和国”向“人民共和国”的转变，最终做出了在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抉择，开启了中国民族事务的新纪元。
辛亥革命100年来，中国各族人民走过了一条曲折艰苦又充满希望和成就的道路。在民族成分复杂的国度构建现代民族国家，是对西方传统民族主义的重大挑战，而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则是我国各民族面对的重大历史任务。当前，我国正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不断前进。同时，在纷繁复杂的国际环境下，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也都面对着主权、领土、民生、民族等一系列重大问题。章开沅先生说：“孙中山晚年对世界主义，特别是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关系的思考，经过百年世界风云变幻的映照，在全球化浪潮已经席卷世界各地的今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的统治，实现了中国从古代王朝国家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但是，辛亥革命胜利后的中国如何继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基础，怎样构建一个现代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仍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综观整个中华民国时期的民族事务治理，实际上经历了思想观念方面的彷徨：从“排满”的种族建国到“五族共和”的联邦建国；从国家有“中国本部”和“蒙、藏、回疆”之分，到民族有“中华民族”与“少数民族”之别；从源流同一的“宗族论”到“中华民族是一个”的历史“融合论”。这些变化体现出民国政府一直未能真正把握住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基本国情，未能确立多民族构成的中华民族这一国家民族地位。在民族事务的实践中，仍局限于传统的“蒙藏回疆”，而无视民族众多的现实和民族平等的真实，无法改变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社会实质，所以也未能遏制民族分离主义的活动，未能消除各族人民的天，仍然可以发人深省。”从这个意义上去理解，辛亥革命留给我们的启迪是无限的。（作者方素梅）
周铁农：谈“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几个问题在辛亥革命百年之际，怎样看待孙中山与辛亥革命的关系？这看起来像是老问题，实际上却是新问题。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受“告别革命”论的影响，有人否认和贬低孙中山在辛亥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这里，我围绕这个论题谈几点看法。
■为什么说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是历史的必然？
从1840年到1911年，辛亥革命前的七十年历史，是一部古老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强行冲开国门，中国人备受欺凌的灾难史，也是一部中国人艰难探索救亡振兴道路的变革史。太平天国、洋务运动、戊戌变法，不甘沦落的中国人曾一次又一次地变革图强，但是，一次又一次地惨遭失败。
首先，局囿于皇权主义的农民起义没有出路。从1850年到1893年，大规模起义就有30多次，其中太平天国运动声势最为浩大，历时14年，影响力遍及半个中国。然而，这些农民起义最后都归于失败。
其次，洋务运动不可能富国强兵。屈辱的《北京条约》签订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一批清朝的中央和地方官员，发起了洋务运动，企图引进西方先进的技术设备实现自强。但由于政治制度的腐败和军事体制的混乱，大清帝国还是被明治维新后迅速崛起的日本打败了。甲午战争的失败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夭折，也暴露出清朝统治者的腐败与无可救药。
再次，甲午战败后兴起的维新派的上书、请愿，同样求不来政治的改良。在以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为代表的底层知识分子的鼓动下，1898年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戊戌变法自这一天开始。但是光绪所要推行的新政，无论是裁汰冗员、废八股，还是开学堂、练新军，没有哪一项得到执行，反而触怒了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顽固派。9月21日，慈禧太后重新训政，幽禁光绪、通缉康梁、废除新政。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君子”被杀于菜市口。
百日维新被扼杀的事实，使清政府失去知识精英的支持。有识之士意识到，依靠腐败、顽固的清政府是不可能推进中国政治和经济现代化的，更难以挽救民族危亡。“六君子”淋漓的鲜血使大批有识之士醒悟；随后的八国联军入侵及《辛丑条约》的签订，使他们最终抛弃了幻想，走上了反清革命的道路。由此可见，革命是客观时势所逼！
此时的中国处在极端深重的民族危机中。亡国灭种的威胁，像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而当时清政府不仅是封建势力的顽固堡垒，并且已变成“洋人的朝廷”。这个反动政府的卖国和腐败，已经展现得淋漓尽致。人们实在忍无可忍，再也不能对其抱有希望了。正是帝国主义的狂妄野心和步步紧逼，封建帝制对于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无能为力和日益成为民族复兴的巨大障碍，才使得近代中国孙中山领导的反清革命成为必然。
■为什么说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是用现代革命方式进行反清革命的先觉者和先驱者。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虽说孙中山具有明确的反清革命思想是很早的，但他并不是一开始就具有反清革命思想的，并不是天生的革命家，他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从改良到革命的转变过程。
1894年的孙中山，思想上还很摇摆，处于革命与改良的十字路口。他一方面鼓吹革命，并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还想尝试通过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提出了一个发展工商业、改革教育制度和选拔人才制度的理想蓝图。用他的话来说，就是要做到“人能尽其材，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这个主张显然是温和的社会改良主张。遗憾的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上书态度极为冷淡。孙中山非常失望，由此放弃了对清政府的幻想，毅然决然走上革命的道路。1894年11月，他在檀香山成立了第一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派的团体——兴中会。孙中山起草的兴中会章程明确揭示了中国所面临的严重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他在入会的秘密誓词中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目标，第一次提出推翻清政府、建立民主共和国的革命主张。
1895年的广州起义，是孙中山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第一次。从此，孙中山真正开始了革命活动，直接采取武装斗争的形式来进行反清革命，并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旗帜。
■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吗？
近年来，对于孙中山的革命人生，有人提出异议。比如，有人说孙中山是“只会革命，只知破坏，而不知建设”；有人以所谓“现代化史观”，把革命与现代化建设对立起来，根本否定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正当性，进而否定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在此，有必要对这种错误的观点加以澄清。
近代中国有两大历史任务：一是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是要经过革命手段来实现的；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就需要通过长期的建设才能实现。前一项任务是为后一项任务扫清障碍、创造必要的前提。
孙中山本人曾经讲过：革命是万不得已的事情，而且不能一直革下去。孙中山何尝不想通过改良的办法实现国家的现代化？他当然知道这样付出的代价和破坏会少些，但通过上书李鸿章，孙中山看到了清政府的腐败，意识到不推翻这样腐败的政府，是难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因此，革命目的是为了实现现代化，要实现现代化必须首先进行一场民主革命。在和平改良的道路走不通的情况下，在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之秋而不允许你慢慢来的情况下，孙中山才断然决然地起来革命。因此，革命党人走上革命道路是被迫无奈的，孙中山如此，黄兴、宋教仁、章太炎、蔡元培等大批知识精英又何尝不是如此？他们都是鉴于清政府之腐败无能而被迫以革命的方式挽救中国危亡的。
关于革命与建设的关系，孙中山对胡汉民说过几句很重要的话：“建设是革命的唯一目的，如不存心建设，即不必破坏，更不必言革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以后，孙中山一度认为，现在革命成功了，应该可以进行和平建设了。他关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许多设想都是在民国初年搞的。他与袁世凯会谈时说：“希望你当了大总统，十年之内可以练十万兵；我在十年之内能够造出二十万里铁路”。这也说明此时孙中山是真想搞现代化建设的。但严酷的现实是，正在他在日本考察铁路的时候，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被袁世凯派人暗杀了。这样，孙中山意识到修铁路、搞实业的民生计划不可能实现，原来现代化建设 的设想也难以做到，就被迫回国发动“二次革命”。“二次革命”以后，袁世凯要做皇帝，他又组织中华革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等到袁世凯死了，他就把中华革命军解散了。当时有人不赞同他的这种做法，说还有北洋军阀专横，不要急着把军队解散。孙中山回答说：当我们还没有证据证明这些人要背叛共和的时候，我们不能保持军队。这样，他就把军队解散了，他并不是迷信武力，更不是对革命有什么特殊嗜好。张勋复辟后段祺瑞拒绝恢复《临时约法》的时候，他又发动护法运动，维护共和制度。
可见，只要和平还有希望能够做到的时候，孙中山就力求和平，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从事革命斗争。
■孙中山是如何领导这场民主革命的？
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以革命的方式推翻清政府的反动统治，有其客观必然性、合理性和正当性。但究竟应该怎样进行这场革命呢？孙中山主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一是组建新式革命政党（相对于旧式会党而言，下同）。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不是中国旧式的农民起义，更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改朝换代，而是具有近代意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是新式的、近代的、民主的革命。说它是新式民主革命，是因为它有着近代式的组织领导方式，有着明确的近代革命纲领，采取了新的革命斗争方式。世界近代意义的政治活动通常都是由政党来领导的，辛亥革命是中国革命党人第一次用政党形式来组织领导的新式革命。这个新式的近代政党，就是孙中山1905年8月在东京创建的中国同盟会，它既不是中国传统的秘密会党，也不是先前分散的革命小团体，而是正规的近代革命政党，堪称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华民国的成立。1912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从此，中国历史掀开了新的篇章。
■如何认识孙中山思想的现代价值？
今天回望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它究竟给我们留下了怎样的遗产？其中又有哪些现实性的启示？我认为，孙中山振兴中华的伟大理想，孙中山开创的革命事业，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孙中山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精神，以及孙中山的伟大旗帜，都是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而孙中山追求民族独立、民主自由和民生幸福的主张，孙中山“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民之需要”的理念，孙中山以实业化为中心，以民主政治为杠杆，以科学、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为必要条件，走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蓝图设计，都是我们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参考和借鉴。我认为，其中具有突出现实意义的有以下几项：
一是民族平等思想。如何处理国内民族问题成为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孙中山强调：“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生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他认为，在满清政府的反动统治下，中国民众处于“双重奴隶”的境地，既是满清封建统治者的奴隶，同时又是外国列强的奴隶，推翻满清专制统治，是中国人民谋求自由平等的第一步。很显然，孙中山倡导革命反清，既是为了谋求去除国内各民族之间的不平等，同时也是为了去除中华民族与列强之间的不平等；在革命反清口号的背后，正体现了孙中山对民族平等的执着的追求。
辛亥革命爆发后，鉴于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满清封建王朝被推翻，孙中山转而从正面阐述民族平等思想，代之以提倡“五族共和”，强调各民族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都应享有平等地位和平等权利。1912年1月，他在致蒙古王公电中明确宣布：辛亥革命推翻满清专制统治“并非仇满，实欲合全国人民，无分汉、满、蒙、回、藏，相与共享人类之自由。”在宣传民族平等的同时，他还号召汉、满、蒙、回、藏各族人民加强民族团结。
二是国家统一思想。孙中山自始至终将谋求国家的统一作为民族主义的核心内涵。早在1903年发表的《支那保全分割合论》中，他就对列强提出的分割中国的论调作了批驳，指出“分割论”违背了中国的历史和民情，是不可行的。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在《临时大总统宣言书》中首先将致力国家的统一作为中华民国的立国方针，并把国家的统一具体归纳为五个方面：民族之统一、领土之统一、军政之统一、内治之统一、财政之统一。
辛亥革命以后，面对军阀割据混战、国家四分五裂的局面，孙中山更加强调统一的重要性。他指出：“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这一点已牢牢印在我国的历史意识中，正是这种意识使我们能够作为一个国家而被保存下来，尽管它过去遇到了许多破坏力量”。他强调，“统一是中国全体国民的希望。能够统一，全国人民便享福，不能统一，便要受苦。”
孙中山对国家统一思想所作的阐述和他为谋求国家统一所作的努力，体现了一代伟人的宏伟的政治家气魄和崇高的爱国主义情怀。台湾与祖国大陆已经分离了数十年，这不符合中国历史发展的趋向和海峡两岸中华儿女的根本利益。重温孙中山关于国家统一的思想，以孙中山爱国统一思想为纽带，团结和推动海内外所有爱国的中国人共同努力，对于促进海峡两岸经济文化交流，最终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有着十
二是提出新式的革命纲领。一个领导新式近代民主革命的政党，必须确立明确的民主革命纲领。同盟会的革命纲领，就是著名的十六个字：“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是孙中山顺应世界近代化潮流在政治上探索的结晶。1905年11月，他在《民报发刊词》中首次将同盟会的十六字纲领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所谓民族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推翻以满族贵族为首的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反满并不是反对一切满人，而是针对满人建立的反动政权。在推翻清朝政府、建立共和国以后，国内各民族“立于平等地位”，因此，其民族主义以“五族共和”作为解决国内民族问题的准则。所谓民权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建立民主共和国。孙中山对未来的共和政体作了这样的构想：“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凡为国民皆平等以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所谓民生主义，其基本内涵就是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实行“集产社会主义”。孙中山提出的三民主义，是当时使中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的最先进的革命纲领。
三是走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坚持反清武装斗争，是孙中山和他所领导的新式民主革命的突出特点。孙中山创建兴中会后即着手策划广州起义，后又发动了著名的惠州起义。同盟会成立后，从1907年到1911年春，孙中山在西南地区策划了八次起义。持续不断的武装起义，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动摇了清政府的统治根基，提高了革命党人的威望，扩大了武装革命的影响。1911年4月的黄花岗起义，孕育了武昌首义的成功。从1895年策动广州起义算起，孙中山领导革命党人进行了17年的艰苦斗争，前赴后继，不怕牺牲，屡蹶屡战，为辛亥革命积聚着成功因素。1911年10月，武昌新军的枪声终于点燃了焚毁清王朝的燎原大火。1912年1月，革命党人在南京建立了临时政府，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宣告了中分强烈的现实意义。
三是关注民生幸福、实现国家富强的理念。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前后留给后人最有价值的思想遗产，当数他重点阐释的民生主义。关注民生幸福，追求社会进步，实现国家富强，是民生主义的基本内容。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认为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已经实现了，下一步应该着力于民生主义。他辞去临时大总统后，全力倡导民生主义，认为“民国巩固”要靠“振兴实业”，他热衷于民生主义的实践，从事社会革命，专务现代化建设。发展生产力应该从哪里着手？他认为关键在于交通，特别是铁路建设，故他自告奋勇要当全国铁路督办，想在十年内修筑20万里铁路。
孙中山敏感地意识到，只要实行以土地国有和节制资本为主要内容的一系列民生主义政策，就能够避免出现大资本家，就能防止社会财富集中于少数人手中，就能防止资本家专制。民生主义的出发点，是防止垄断性的大资本家出现，反对大资本家垄断社会财富；民生主义的归结点，是社会和平协调发展，消弭劳资间的阶级斗争。他认为，实行民生主义，经济生活上人人平等，共同富裕，就能保证中国永远不再革命。因此，在社会发展目标上，孙中山公开声称民生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不相冲突，而且是好朋友。
孙中山民生主义思想中有一些与社会主义的原则相近的东西，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孙中山关于发展生产力的思想，关于节制私人资本的思想，关于缩小贫富差别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劳资关系的思想，关于全社会和平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共同富裕的思想，都鲜明地体现了重视民生、发展民生、和谐社会的旨趣，是值得我们今天借鉴的。□周铁农
（作者周铁农，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会长）
何广：历史上对“辛亥革命”的纪念和解读
图为《辛亥革命大事录》内页。
“辛亥革命”如今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一个词，一般理解为“1911年爆发的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围绕辛亥革命，中国现当代还出现了一种重要的文化现象——辛亥革命纪念，从民国始迄于今，未尝稍斩。
“辛亥革命”一词从诞生之日起，其含义就不断演变。而辛亥革命纪念之中该词的运用最为密集，各方对其表达尤为充分，遂为研究者提供了绝佳的视角来探讨其词义的流变及其背后的深层原因。
“辛亥革命”一词的诞生
较早见诸记载的“辛亥革命”一词，出自署名为渤海寿臣者的《辛亥革命始末记》。此书出版于1912年6月，收录了1911年10月11日至1912年2月12日间的各报章事关革命的报道。同年，以“辛亥革命”为书名的，还有署名草莽余生编辑出版的《辛亥革命大事录》（见右上图），张绍曾为该书作序，指出草莽余生为廖少游。廖少游又名廖宇春，在辛亥革命期间奔走南北议和，阅历广泛，“特就昔日所历之境，所与之役，与夫见闻……抄集成册。始八月十八壬子迄十二月二十六日庚子，凡百有八日”。其起止时间换算成公历为1911年10月9日至1912年2月13日，所述辛亥革命时限与《辛亥革命始末记》基本相合。上述两书所载事实，都发生于农历辛亥年，称之为辛亥革命十分相宜。
但在民国初年，辛亥革命一词使用并不广泛，称呼辛亥年武昌起义至清帝退位这段史事的词汇，名目繁多。民初的报章，如《申报》、《大公报》以及政府公报中，“武昌首义”、“共和成立”、“民国肇生”、“辛亥之役”等名词连篇累牍，而“辛亥革命”极为罕见。即便是孙中山先生，在民初言及辛亥革命时所用名词也没有一定之规。就任临时大总统期间，以孙中山名义发布的公文中，有“武汉首义”、“民国缔造”、“民国光复”、“革命”等说法。1917年孙中山在汕头各界欢迎会上，追述革命历程，称“一次革命，起于武昌，为推翻满清之专制。二次革命，则在南京，为袁世凯暗杀宋教仁而起。”不见直书“辛亥革命”，而“二次革命”之说至今仍然沿用。
在20年代前后，“辛亥革命”的使用开始升温且影响日广。1919年8月，毛泽东在《湘江评论》中连载《民众的大联合》政论长文，使用了“辛亥革命”一词，并就其内涵有过精炼的阐述。1921年10月梁启超以《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为题，发表演讲，诠释了辛亥革命内涵。第一次国共合作初始，陈独秀撰写《辛亥革命与国民党》，专门探讨革命失败的原因，“辛亥革命”渐成专有名词。
随着北伐的节节胜利，在有关纪念中，“辛亥革命”字样出现得特别频繁。1927年双十前夕，中国国民党中央制定了宣传大纲，第一条就是“继续辛亥革命的精神，矫正辛亥革命的缺陷”。1930年7月10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100次常务会议通过了《革命纪念日简明表》和《革命纪念日史略及宣传要点》，以制度的形式明确规定了对辛亥革命的纪念，此后“辛亥革命”人所共知，遂成流行词汇，以迄于今。
民国时期，各政治派别对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
民国时期，辛亥革命不仅是刚过去的历史，而且是民国立国不可缺少的历程，因而对辛亥革命的解说，就不仅仅是学术意义上的探讨，也是影响到各政治力量的现实地位的政治宣言了。历史上关于辛亥革命的纪念与解读，不同时期的政府，不同的政治派别可谓众说纷纭。在今天看来，这些论说不但丰富了我们对辛亥革命的认识，透视出民国时期思想文化变迁的轨迹，也展示了民国年间政治力量消长的历史图景。
1.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认为辛亥革命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民国初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这场革命多有论述和解读。1912年9月3日，孙中山在北京五族共和会与西北协进会上发表演说，指出“我国去年之革命，是种族革命，亦是政治革命”，确认了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性质。
革命的进程，诚如他在《八年今日》一文中的描述：“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随而冯国璋焚烧汉口，随而袁世凯病起彰德……无如党人遍布国中，响应四起，遂致清朝江山不可收拾，于是而南北和议开，于是而非袁莫属之论起，时予方在伦敦从事于外交问题之解决，正当着手举世同情，乃屡促共和国体之速定，正式政府之成立，欲乘时要求友邦之承认，乃迁延两月，头绪全无，加以远闻国人，尚有主张清帝之君宪者，予深恐革命大功亏于一篑，故不得不舍外交之良机，而奔驰回国……于是草创政府于南京，而共和国体乃定焉。”这既是孙中山的个人经历，实际上也勾画出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的历史脉络，这正是辛亥革命的核心内容。同时也褒扬了革命党人肇建民国的历史功勋。
在这篇发表于1919年10月10日的纪念文章中，孙中山还鉴于当时时局，感慨“今日何日？正官僚得志，武人专横，政客捣乱，民不聊生之日也”，“今日之民国，竟成亡国士大夫之天下也”。尽管“革命军起矣，民国由之立矣，但革命之事业尚未成功也，革命之目的尚未达到也”。革命尚未成功这一论断，以后得到了中国国民党的进一步发挥和解说。
2.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
民初执政北京的北洋系，对辛亥革命的解释则暧昧其词，语焉不详。1912年10月10日，由北京政府内务部举办追祭礼，国务总理赵秉钧代表袁世凯恭读祭文，只以“时会既开，国风丕变，帝制告终，民豪聿见”数语，表现民国肇建过程，肯定诸位烈士终结帝制之功，对民族革命几乎不提。
1913年袁世凯就任正式大总统，他在长达万余字的《莅任宣言书》中，提及辛亥之役只有寥寥数语，只说“武昌事起，为时势所迫，身当其冲”，简笔勾勒了自己从武昌起义出山到上位临时大总统的历程，突出了五族共和的主题。
实际上北洋系在辛亥纪念中，存在着刻意“去革命化”的倾向。1912年由孙中山、黄兴等发起在北京举办革命纪念会，会期将届，接内务部通知，更名为共和纪念会。1913年底北洋系将领段祺瑞督鄂，对武昌起义门、聚义门之名颇为反感，认为“以二城门为标榜，致军民脑筋易起浮动观念”，下令恢复其原名中和门、通湘门。
这种貌似怪异的表现，其实有其合理解释。首先这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经历有关。对于袁世凯的北洋系而言，武昌首义后，北洋六镇即担负起扑灭南方革命烈火的责任，在山陕、长江沿线与民军反复厮杀。在北洋系的经历中，恰恰是他们的力战，造成了五族共和局面。清帝退位诏书上分明写着“袁世凯前经资政院选举为总理大臣，当兹新旧代谢之际，宜有南北统一之方，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军民协商统一办法”。其次，高举“共和”大旗，也是国家建设的现实需要。民元4月以后，袁世凯为首的北洋系居于执政地位，民国初建，政府的亟务是统一和稳定，“五族共和”已成国策，纪念中过分强调革命，显然不合时宜，不利于国内各族敦睦，稳固国基共建民国。无可否认，北洋政府要员原在清政府任职，辛亥之役中，一段时间曾效忠清朝，与革命军进行过正面的军事对抗，纪念之中宣传革命之功，无异于授人以柄，其执政地位尤显尴尬。这也是民元北京政府只宣扬“共和”，不愿也不能宣扬辛亥纪念中的“革命”的原因了。
3.“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
1919年，尚未成为职业革命家的毛泽东在《民众的大联合》中，指出“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无关系……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在批评辛亥革命未能联系广大民众之外，毛泽东说明了辛亥革命是由留学生、哥老会、士兵等群体发动参加的，还是取得了“倒去”“圣文神武的皇帝”，开始“建设”“大逆不道的民主”等成果，较为简练地道出了辛亥革命组织、发动的历程及其政治成果。
为说明民众联合的必要性，毛泽东还以辛亥革命为例，“溯源吾国民众的联合，应推清末咨议局的设立，和革命党——同盟会——的组成。有咨议局乃有各省咨议局联盟请愿早开国会的一举。有革命党乃有号召海内外起兵排满的一举。辛亥革命，乃革命党和咨议局合演的一出‘痛饮黄龙’”。这段话肯定了革命党和咨议局在辛亥革命中的同等重要作用。
革命党与咨议局分途并进，共同推动了辛亥革命，这种认识并非毛泽东独创。早在民元，梁启超就有类似的说法。1912年10月，自戊戌变法后即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应邀回京，受各方邀请发表演说，在题为《鄙人对于言论界之过去及将来》演说中，他回忆“当去年九月以前，君主之存在，尚俨然为一种事实，而政治之败坏已达极点，于是忧国之士，对于政界前途发展之方法，分为二派：其一派则希望政治现象日趋腐败，俾君主府民怨而自速灭亡者，即谚所谓‘苦肉计’也，故于其失败，不屑复为救正，惟从事于秘密运动而已；其一派则不忍生民之涂炭，思随事补救，以立宪一名词，套在满政府头上，使不得不设种种之法定民选机关，为民权之武器，得凭借以与一战。此二派所用手段虽有不同，然何尝不相辅相成！去年起义至今，无事不资两派人士之协力，此其明证也”。 “现在之国势政局，为十余年来激烈、温和两派人士之心力所协同构成”。激烈派自然是指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温和派当然是咨议局立宪派了。
到1921年，梁启超在《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演讲中，继续谈辛亥革命是由两条路径进行的观点，“一面是同盟会人，暗杀咧，起事咧，用秘密手段做了许多壮烈行为；一面是各省咨议局中立宪派的人，请愿咧，弹劾咧，用公开手段做了许多群众运动。这样子闹了好几年，牺牲了许多人的生命财产，直到十年前的今日，机会凑巧，便不约而同的起一种大联合运动。武昌一声炮响，各省咨议局先后十日间，各自开一场会议，发一篇宣言，那二百多年霸占铺产的掌柜，便乖乖的把全盘交出，我们永远托命的中华民国，便头角峥嵘的诞生出来了”。
与民初相比，梁也有观点的渐变。他继续说“当光绪、宣统之间，全国有知识有血性的人，可算没有一个不是革命党”。最后清朝被推翻“是全国人的自觉心，到时一齐迸现的结果”。10年前，梁氏犹且极力反对革命，于今 “革命党”大而化之，囊括了“立宪派的人”了。而且据此，辛亥革命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分别落在了同盟会和立宪派中人肩上。
4.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
随着北伐的胜利，中国国民党逐渐取得中央政权。此时，除延续孙中山对辛亥革命性质的定位外，国民党在宣传中还做了不同程度的发挥。1927年《上海民众国庆纪念大会宣言》中指出“辛亥革命至少含有两层重大的意义，其一，民族革命一部分的成功，其二，民权革命的确立……于种族革命之外，复为中国历史上开一政治革命的新纪元”。在肯定辛亥革命具有两层意义的同时，对于民族革命的成功略有保留，民族革命未能成功的那一部分当是指“帝国主义者对我们的压迫依然如故”，使辛亥革命民族革命的性质之中加入了反帝内涵，这是对辛亥革命性质的一种引申。1940年潘公展在《辛亥革命与抗战建国》中，进一步对辛亥革命反帝的意义加以阐发，赞扬辛亥革命是“被压迫民族的国民革命运动的拓荒创举”。
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了，是一个重要的政治命题。1930年双十纪念日中，何应钦对此做了一个比较简洁的说明，指出“辛亥革命懵懂算是挂上了一个民国的空招牌，并没有建设民国的实际，由推翻满清一点而论，固然算是成功。由全部革命的目的而论，究不能不谓为失败。革命的目的不只在推翻满清，不只在获得中华民国的虚名，而在造成一个三民主义自由平等的新中国”，明确了实现三民主义为辛亥革命的最终目标。从此意义上看，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可以自圆其说了。
20年代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对辛亥革命也有切合时代特点的解读
1927年10月10日中国共产党发布的告民众书中说，“辛亥革命的领袖孙中山先生，看见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是在于国民党没有民众的基础，而只有军队，所以在十三年决心改组国民党”，认为辛亥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是没有发动群众。
抗战之际，面对共同的敌人，建立最广泛的抗敌统一战线成爱国国人关切的问题。1938年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辛亥、北伐与抗战》一文，指出 “辛亥革命前，孙先生联合了当时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组成了同盟会，并联络会党，联合当时咨议局立宪派中革命分子，于是有辛亥革命的成功。这是中国统一战线之最初形式”。对辛亥革命中各政治力量的联合，促成革命成功，给予充分肯定。
1939年，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对辛亥革命的社会性质、地位以及成败做了述评。1945年，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中，对于辛亥革命的成败做了进一步解说。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论断，中国共产党是从反帝反封建角度来探讨的，这和中国国民党从是否实现三民主义任务的角度探讨，是不相同的。毛泽东在三四十年代形成的关于辛亥革命性质、地位和成败的论断，后逐渐成为被普遍接受的观点。
（作者：何广，单位：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