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电会导致触屏失灵吗: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望海楼)

周铁农
2011年09月06日00:00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海外版》作为20世纪初叶中国历史上一次重大的历史事件，辛亥革命的伟大功绩在于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成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为中国资本主义现代化提供了政治和经济条件。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年3月11日，公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正式宪法制定前的国家根本大法。《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人民享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等自由。将封建专制的中国引上了民主共和的轨道，这是辛亥革命的最重要成果。
为了将中国逐步引入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轨道，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在其存在的短短三个多月中，颁布了一系列除旧布新的法令，进行政治、经济、教育和社会等方面的变革。孙中山不愧为中华民国的缔造者、民主共和政体的创建者、经济现代化的强力推进者和社会风俗的积极变革者。
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1941年时感慨地说，“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低估的，这并不为怪，因为他们体会不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容易的事。”过去皇帝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高无上的，如今皇帝都可以打倒，那么有什么陈旧的腐败的东西不能丢掉呢？《临时约法》破天荒第一次明确宣布：“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普通老百姓从历来的“子民”、“臣民”、“蚁民”，一下子变成国家的主人，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变化！它在整个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所引起的巨大震动是可想而知的。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这股思想解放的洪流就奔腾向前，不可阻挡了。辛亥革命把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一举推倒了，为此后的中国革命打开了通道。这种不朽的业绩，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就历史发展的总趋势来看，辛亥革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它一方面结束了中国的传统社会，另一方面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后一个方面的意义越来越显得突出。尽管辛亥革命并没有最终实现其政治目标，也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面貌，但辛亥革命毕竟是一场伟大的民主主义革命。它包括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和民主主义革命行动的急风暴雨式的推行。民主思想的大规模传播，为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行起到了极其重要的舆论动员作用；而民主主义革命的实现，使全国的老百姓受到了一次极其难得的民主主义的实际教育和洗礼。
正因如此，推翻封建专制，推翻皇帝统治，这种大规模的社会革命，对中国人是一次深刻而直观的民主教育。辛亥革命为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开辟了一条通路，斩断了中国社会任何后退的可能。
（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
2011年09月07日 06:53:40　来源： 人民日报

1911年10月10日，是辛亥革命纪念日。图为革命军占领武昌城后，军政府挂起象征十八省团结一致的十八星军旗（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专论）
金冲及
内容提要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其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在思想领域内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民主精神高涨和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辛亥革命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为之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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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很多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成为一个新的起点，为中国以后的进步打开了闸门。辛亥革命过后只有7年多，中国便发生了五四运动，又过2年多便产生了中国共产党，这当然不是偶然的。
巨变从何而来
有着几亿人口和几千年文明史的中国，要发生一场历史性巨大变化，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晚清以前，中国虽不能说停滞不前，但变化十分缓慢。这并不奇怪，农业社会生产的发展本来就是缓慢渐进的。从世界范围内比较，中国的封建社会已经发展到十分成熟的地步，很多方面已接近凝固。长期以“天朝大国”自居，更形成一种盲目自满的心态。“天不变，道亦不变”，正是这种社会心态的反映。传统是无形的，却常能支配人们的思想和行动。如果没有受到异常强烈的刺激，历史性的巨大变化是不会出现的。
但外部世界这时已发生太大的变化。18世纪和19世纪之交，英国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后的西方国家把中国远远地抛在后面。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中国开始丧失作为独立国家的完整主权，领土完整也遭到破坏，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到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局势越来越危急了。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和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的签订，是巨大的转折。它深深刺痛了中国人的心。亲身经历这场事变的革命前辈吴玉章回忆道：“我还记得甲午战败的消息传到我家乡的时候，我和我的二哥（吴永锟）曾经痛哭不止。”“这真是空前未有的亡国条约！它使全中国都为之震动。从前我国还只是被西方大国打败过，现在竟被东方的小国打败了。而且失败得那样惨，条约又订得那样苛，这是多么大的耻辱啊！”紧接着，西方列强纷纷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八国联军又武装占领中国首都北京达一年之久。居民门口要分别悬挂占领军的国旗。这一连串冷酷的事实把一个异常尖锐的问题摆在中国人面前：中国是不是要灭亡了？它像可怕的噩梦那样，沉重地压在每个爱国者的心头。孙中山先生在1894年冬兴中会成立时的宣言中沉痛地写道：“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像这样强烈地指出中国面对的严重民族危机，在以前还不曾有过。他响亮地提出“振兴中华”的口号。这个口号深深地打动了几代中国人的心，激励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在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中国的清政府抱着怎样的态度呢？同八国联军签订《辛丑条约》后，清政府变本加厉地对外屈服，向外国大举借债，竭力保护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殊权益，严厉镇压民众的爱国行动。国家的命运不是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里，而是任人摆布和宰割。正如陈天华一语道破的那样：“列位，你道现在的朝廷，仍是满洲的吗？多久是洋人的了。”“难道说这洋人的朝廷，也不该违拒么？”那时，国家的权力都掌握在清政府手中，不把它推倒，一切根本变革都无从谈起。为什么辛亥革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直接目标？这并不奇怪。既然清政府已把自己同外国侵略者紧紧地拴在一起，成为外国侵略者统治中国的工具，民众也就自然地把反抗外国侵略者、振兴中华的要求同反对清朝统治者紧紧地联结在一起了。
不仅如此，清政府对民众经济上的榨取也大大加重。《马关条约》和《辛丑条约》规定的对外赔款共达白银六亿八千万两（还没有包括利息在内），而清政府每年的财政收入只有八千万两左右，国家财政已完全破产。而到宣统三年，财政收入猛增到三亿两。在当时农业社会的历史条件下，这自然不是生产发展的产物，而只是对民众敲骨吸髓盘剥的结果。贪官污吏又乘机巧立名目，层层加码。原本已极端贫穷、挣扎在生死线上的老百姓更加活不下去了。
反动统治势力总是把权力看得比什么都重要。越当他们统治地位不稳、日益孤立的时候，就越对周围一切人都不放心，越把权力紧紧地攥在自己手里。1908年8月，清政府在“预备立宪”的旗号下，颁布一个《钦定宪法大纲》。这个被一些人起劲鼓吹的《钦定宪法大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读一下很可以开人眼界。它一开始就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一切颁行法律、召集开闭解散议院、设官制禄、统率海陆军、宣战媾和、订立条约、宣布戒严、司法等等大权，全在君主一人手中。特别是用人、军事、外交等权，议院不得干预。宪政编查馆、资政院在会奏这个宪法大纲时明白地说：“宪法者，所以巩固君权、兼保护臣民者也。”国内一部分人希望清朝能自己进行重大改革、实行立宪，而等来的却是宣统三年的“皇族内阁”，13个大臣中满人占8个，皇族又占了5个。连原来十分温和的立宪派发动的请愿早开国会运动，也在清政府的高压下失败。人们真是无法再对它抱什么希望了。尽管现在还有人说：如果实行了君主立宪制，现在的中国会更美好。要是睁眼看看事实，真觉得同这种论调进行认真的讨论实在是多余的。
孙中山先生在1904年就讲了：“满清政府可以比作一座即将倒塌的房屋，整个结构已从根本上彻底地腐朽了，难道有人只要用几根小柱子斜撑住外墙就能够使那座房屋免于倾倒吗？”
革命从来不会无缘无故地发生。要千百万人民不惜抛头颅、洒热血，作出巨大自我牺牲，更不是哪个人或者少数人的鼓吹就能办到的。它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
到辛亥革命前夜，民众对清政府的不满和愤怒已发展到十分普遍的地步。1911年5月，长沙税务司伟克非在给总税务司安格联的信中写道：“毫无疑问，大多数老百姓是希望换个政府的。不能说他们是革命党，但是他们对于推翻清朝的尝试是衷心赞成的。”“我看在不久的将来，一场革命是免不了的。”他讲得不错：辛亥革命的发生到这时是不可避免的。
辛亥革命在哪些方面改变了中国
为什么说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在哪些重要方面改变了中国？它在中国历史上处于什么地位？我想至少有以下几点。
第一，辛亥革命“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这是党的十五大提出而似乎被人们注意得不够的重要论断。辛亥革命在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进程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奋斗目标，这个意义非同小可。
在世界格局已经发生剧烈变动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在这之前，中国人做过多种尝试：由清朝统治者中一部分人推行的洋务运动，甲午战争的失败已经证明它的破产；希望由无权的光绪皇帝来实行的戊戌变法，虽然有着不可忽视的思想启蒙作用，但在封建顽固势力迅速反扑下也破灭了；下层民众自发的义和团运动，沉重地打击了外国侵略者，但同样没有能够给中国指出新的出路。
孙中山先生不愧为“站在时代前列的伟大人物”。面对近代中国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他提纲挈领地提出三个基本问题：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也就是他所说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并且要用革命的手段来实现。这些主张，在中国历史上还不曾有人提出过，深深地影响了不止一代的中国人。辛亥革命时期其他思想家和政治家，在某些问题上可能比他说得更深刻，但要作为一个时代的代表，没有人能同他相比。
当然，作为先行者，孙中山先生还存在严重的弱点：他提出了这些目标，却没能真正找到实现这些目标的具体道路，对这些目标的理解和后人也不尽相同，更没有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长远目标。但不管怎样，在中国人面前提出民族独立、民主政治、民生幸福三大奋斗目标，主张用革命的手段去实现它，并且成为人们相当广泛的共识，在历史上是迈出了很大的一步。100年来，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坚持为实现这些目标而不懈奋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中国人依然把自己看作是孙中山先生开创的事业的继承者。
第二，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这是辛亥革命最大的历史功绩，是了不起的事情。
对这个历史性巨大变化的意义，人们往往缺乏足够的认识。中国同盟会最早会员之一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林伯渠在1941年曾很有感慨地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中国在君主专制制度统治下已经几千年了。这一专制制度不仅依靠经济、政治、军事的支配和统治，而且通过一整套严密的意识形态牢牢地束缚着人们的头脑。人们从幼年时起，头脑里就根深蒂固地被灌输“三纲五常”那一套封建伦理观念，把它看成万古不变的天经地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到处供奉着。君主还被用神秘的色彩装点起来，被称为“天子”，仿佛代表天意站在封建等级制度的顶端。古代中国是封建制度和封建伦理观念异常发达的国家，旧统治秩序经过长时期经营已编织成一个严密的网络。皇帝便站在这个网络的顶端，独揽一切大权，成为整个旧统治秩序赖以稳定的重心。
到了封建社会末期，虽然出现一些质疑君主专制制度的“异端”思想，但“国不可一日无君”的观念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人们设想不出还可以用什么政治制度来代替它。到了近代，在辛亥革命以前，中国各种进步的社会政治运动不管如何激烈，都没有触动这个问题。太平天国的洪秀全做了天王，其实还是皇帝。戊戌维新运动，想依靠的是光绪这个“好皇帝”来推行变法。义和团运动，旗帜上写的还是“扶清灭洋”。中国同盟会纲领上的“创立民国”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全新观念，有如石破天惊之论，逐步深入人心。
还要注意到：那时，共和政体在世界范围内还为数很少，西方大国中实行了共和政体的只有美、法两国，亚洲连一个共和国也没有。处在这种状况下，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同盟会成立前夜的一次演讲中断然决然地指出：“世界立宪，亦必以流血得之，方能称为真立宪。同一流血，何不为直截了当之共和，而为此不完不备之立宪乎？”这是何等的气概！
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极端专制、腐败、媚外的清政府，扫除了中国历史前进的这个严重障碍，而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起共和政体。中国封建社会有个头，就是皇帝。一旦把这个头砍掉了，整个旧秩序就全乱了套。尽管以后从袁世凯到蒋介石，一个又一个政权轮流登场，旧势力却再也建立不起一个统一的比较稳定的统治秩序来。这为旧社会的崩溃和革命的最终胜利创造了重要条件。
有一种看法，认为辛亥革命的结果带来的只是军阀割据和混战那种更加混乱的局面，并没有带来进步。这是一种肤浅的看法，没有把事件放在长时段的历史大背景下来考察。军阀的割据和混战，在一段时间内可以张牙舞爪、胡作非为，给人民带来极大的痛苦。但这样一种落后于时代、极端不得人心的赤裸裸的野蛮军事统治，注定是不能维持长久的。而且，它反映出中国旧社会势力的统治已经分崩离析，连表面上统一的和比较稳定的统治也难以维持，从而为以后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提供了方便。有如产前的阵痛，这正是历史大转折前夜常出现的过渡现象。
第三，结束君主专制制度，在思想领域也引起十分深刻的变化。它的主要表现有两点：民主精神高涨，思想得到很大解放。
先说前一点：民主精神高涨。民主意识的前提是民众对自己在国家中的地位有正确的认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只有皇帝是至高无上的，他的话便是“金口玉言”；国家大事只能由他作决断，称做“乾纲独断”。老百姓被称为“子民”，根本没有参与国家决策的权利。戊戌维新运动时的公车上书算得是轰动一时的大事，但上书的只是一小批已有举人功名的士大夫，由于都察院拒绝代奏没能送达朝廷，并且在上书中处处把“忠君”和“爱国”看成一回事。现在叫“民国”了，孙中山先生指出《临时约法》中一定要写上一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还把政府官员称作“人民之公仆”。尽管许多事实际上依然如故，但民众的心理有了巨大变化，觉得自己是国家的主人了，有权对国家的事情发表自己的意见。于是，社会舆论空前活跃，报纸刊物上对国事纷纷发表种种议论，各种社会团体像雨后春笋般成立，推动并组织起许多群众性的活动。如果没有这种变化，如果没有形成这样的新的社会氛围和民众心态，7年多后五四运动的发生是很难想象的。
再讲后一点：思想得到很大解放。辛亥革命使中国人在思想上得到一次大解放。皇帝在以前该算是至尊极高、神圣不可侵犯的了，如今都可以被打倒，那么，还有什么陈腐的过时的东西不可以怀疑、不可以打破？这是一种无形的力量，促使人们去想以前不敢想的问题、发表以前不敢说的主张。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写了一篇《偶像破坏论》说：“其实君主也是一种偶像，他本身并没有什么神圣出奇的作用；全靠众人迷信他，尊崇他，才能够号令全国，称做元首，一旦亡了国，像此时清朝皇帝溥仪、俄罗斯皇帝尼古拉斯二世，比寻常人还要可怜。这等亡国的君主，好像一座泥塑木雕的偶像抛在粪缸里，看他到底有什么神奇出众的地方呢？”这里可以清楚地看到辛亥革命这场历史性巨变在人们头脑中激起的巨大反响。思想的闸门一经打开，思想解放的洪流就不可阻挡。人们便大胆地继续向前探索了。
辛亥革命的历史局限和启示
辛亥革命毕竟是20世纪中国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大变化，它跨出了一大步。但这一步仍是有限的，没能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没有改变，中国人民的悲惨境遇也没有结束。
为什么辛亥革命这样全国规模的革命运动依然不能解决这些根本问题？这是当时中国新旧社会势力的力量对比所决定的，也是中国还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盘根错节，根深蒂固，推翻它、消灭它不是一两次革命运动的冲击所能完成的，而需要经过持久的多次冲击。更重要的，在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下，当时的革命党人确实也存在严重的弱点。
第一，那时的革命党人充满着对祖国的热爱，有着革命的决心，却提不出一个彻底的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他们中许多人并未认清帝国主义的真面目，甚至天真地认为，他们既然以西方为学习榜样，就一定能得到西方国家的援助，并且总害怕革命的猛烈发展会招致帝国主义列强的干涉，所以在革命起来后小心翼翼地避免触动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他们对封建主义也没有多少认识，大多数人把清政府看作唯一的敌人，不但看不到旧社会制度的基础是地主阶级土地所有制，而且把一切赞成或被迫同意推翻清朝统治者的汉族地方官僚看作自己人，不惜向他们作出重大让步。因此，当清朝的统治一旦被推倒，建立了民国，许多人便以为革命已经成功，失去继续前进的方向和动力，妥协心理上升为主流，导致革命半途而废。
第二，辛亥革命在一定程度上依靠并发动了群众，但做得远远不够。革命党人不仅在会党和新军中做了许多工作，并且开展了有力的革命宣传，举行了多次武装起义，在社会上博得相当广泛的同情。这是武昌起义能够很快得到多数省响应的重要原因。可是，依靠并发动群众的严重不足，尤其是没有深入到社会底层去，同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相脱离，又是导致它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的重要原因。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在中国的统治那样根深蒂固，要推倒它们，不充分发动广大民众是办不到的。当时的革命党人恰恰做不到这一点，特别是没有一场农村的大变动，不可能吸引广大农民积极参与革命。这样，他们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面前只能深感自己缺乏实力而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从而走向妥协。
第三，领导这场革命的中国同盟会是一个松散的组织，成员复杂。当革命开始取得胜利时，革命阵营内部便呈现出一派分崩离析的混乱局面：内部意见分歧，不少人转眼间成为享有权势的新贵而心满意足，开始争权夺利。吴玉章回忆道：“在南京临时政府中，不仅原来的官僚政客毫无生气，并且有些革命党人也在他们的影响下，开始蜕化，逐渐地丧失革命意志，而一味追求个人的官职和利禄去了。”没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革命政党作为团结群众的核心，也无法使革命进行到底。
一句话，缺乏一个能够提出明确的科学的革命纲领、能够发动并依靠全国最大多数民众、由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组成的革命政党的领导。这是辛亥革命留下的发人深思的沉重教训，而这又是当时中国不成熟的社会条件所决定的。
路总得一步一步走。跨出了第一步，就可能有第二步和第三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中的年长者，如朱德、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早年都参加过中国同盟会，投身辛亥革命，这在当时是最进步的思想和行动。比他们年轻一点的毛泽东在武昌起义爆发后也支持辛亥革命，曾投身湖南新军。他们正是在辛亥革命的洗礼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用新的眼光来看待中国的问题，提高了民族民主觉悟和革命决心；又从它遭受的沉重挫折中接受教训，思考它的不足，开始新的探索。辛亥革命的成功和失败从正反两个方面教育了中国的先进分子，起了某种阶梯的作用。
10年后成立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显示出中国以往任何政党不曾有过的全新特点：有着科学的理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观察和分析中国的问题，提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能够到社会底层去，坚决发动并依靠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民众共同奋斗；组成一个有共同理想和严格纪律的先进分子的革命政党，成为凝聚群众的核心力量。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产生了共产党，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有了中国共产党，中国的面目就为之一新。尽管在90年的征程中遇到了种种困难和曲折，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立党的根本，不断开拓前进，取得了革命、建设、改革的光辉成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道路上大步前进。
这就是历史：后人总是以前人已经达到的位置作为出发点继续前进，又大大超越前人。但前人的历史功绩不容遗忘，应当永远铭记，因为没有昨天，也就不会有今天和明天。　　（作者为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原常务副主任、研究员）
开启中国进步之门——辛亥革命世纪回眸
2011年09月05日 20:38:44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北京９月５日电 题：开启中国进步之门——辛亥革命世纪回眸
开栏的话：辛亥革命是２０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百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从９月５日起，新华社开设《辛亥革命百年》栏目，集中播发一批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的文字、图片（表）、音频视频稿件，反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进行的艰辛探索和悲壮实践，进而揭示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必然性，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继承辛亥革命先贤们的理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奋进力量，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记者霍小光　华春雨　李菲　赵超
百年之变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破旧立新。
一个世纪之前爆发的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成为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回首风雨如晦的年代，聆听革命先行者的足音。今天，我们从一些历史场景和史料中见微知著——历史进程充满曲折，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方能浩荡前行而不可逆转。
共和肇始
２０１０年，国内热映一部电影。观众看到银幕上马拉火车前进的场面忍俊不禁。人们可曾想到，同样的情形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真实一幕。
１８８０年，开平煤矿出资修筑一条铁路。虽然这时离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在英国诞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保守的清朝统治者却下令禁止使用机车。铁路的运行被迫改为由驴马拖拽。于是，十分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几头驴马，力不胜任地拖拽着运煤车在铁轨上艰难行驶。
马拉火车只是清王朝被时代抛离的一个例证。
孙中山在１８９４年兴中会成立时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１１０年前的９月，腐朽的清王朝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空前屈辱的条款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的使命迫在眉睫。
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清朝统治者依然拒绝根本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历史发展到２０世纪初年，清政府已经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说。
新加坡大人路１２号，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红色尖顶两层楼房。“晚晴园”三个苍劲大字的横匾挂在大门的门楣上，大字下面用英文写着“孙逸仙别墅”。
新加坡资深媒体人、历史文化学者韩山元介绍说：“这里是孙中山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辛亥革命之前，几场起义及反清革命活动就是在这里策划酝酿的。”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经过彻夜奋战，中华大地迎来新时代的曙光。
“一面样式新奇、代表着一个崭新历史的十八星旗，在武汉三镇上空高高飘扬。在这面旗帜的鼓舞下，全国爆发了剧烈的连锁反应，革命形成了燎原之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说。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红楼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告“以共和政体建设民国”。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由一个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闭关锁国的、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里程碑。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１９１２年，旅居中国的越南侨民组织越南独立党，提出了民族解放的主张；１９１３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的侨民建立了民族协会和群众大会；朝鲜、菲律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认为，辛亥革命不仅建立了亚洲地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还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亚洲的共和国体制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
新华网北京９月５日电 题：开启中国进步之门——辛亥革命世纪回眸
开栏的话：辛亥革命是２０世纪中国所发生的第一次历史性巨变。百年前武昌城头的枪声，宣告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结束，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树起民主共和的旗帜，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从９月５日起，新华社开设《辛亥革命百年》栏目，集中播发一批纪念辛亥革命１００周年的文字、图片（表）、音频视频稿件，反映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先驱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进行的艰辛探索和悲壮实践，进而揭示从辛亥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发展必然性，更好地激励全国各族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继承辛亥革命先贤们的理想，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凝聚海内外全体中华儿女的奋进力量，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
记者霍小光　华春雨　李菲　赵超
百年之变锐于千载，辛亥革命破旧立新。
一个世纪之前爆发的辛亥革命以摧枯拉朽之势结束了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打开了中国社会进步的闸门，成为中国人民前进道路上的一个伟大里程碑。
回首风雨如晦的年代，聆听革命先行者的足音。今天，我们从一些历史场景和史料中见微知著——历史进程充满曲折，唯“合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方能浩荡前行而不可逆转。
共和肇始
２０１０年，国内热映一部电影。观众看到银幕上马拉火车前进的场面忍俊不禁。人们可曾想到，同样的情形正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真实一幕。
１８８０年，开平煤矿出资修筑一条铁路。虽然这时离世界上第一台蒸汽机车在英国诞生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但保守的清朝统治者却下令禁止使用机车。铁路的运行被迫改为由驴马拖拽。于是，十分滑稽的一幕出现了：几头驴马，力不胜任地拖拽着运煤车在铁轨上艰难行驶。
马拉火车只是清王朝被时代抛离的一个例证。
孙中山在１８９４年兴中会成立时写道：“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
１１０年前的９月，腐朽的清王朝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空前屈辱的条款使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救亡图存的使命迫在眉睫。
在国家处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清朝统治者依然拒绝根本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历史发展到２０世纪初年，清政府已经成为一切矛盾的焦点。”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林家有说。
新加坡大人路１２号，一座有着百年历史的红色尖顶两层楼房。“晚晴园”三个苍劲大字的横匾挂在大门的门楣上，大字下面用英文写着“孙逸仙别墅”。
新加坡资深媒体人、历史文化学者韩山元介绍说：“这里是孙中山在南洋进行革命活动的重要基地。辛亥革命之前，几场起义及反清革命活动就是在这里策划酝酿的。”
１９１１年１０月１０日，辛亥革命第一枪在武昌打响。经过彻夜奋战，中华大地迎来新时代的曙光。
“一面样式新奇、代表着一个崭新历史的十八星旗，在武汉三镇上空高高飘扬。在这面旗帜的鼓舞下，全国爆发了剧烈的连锁反应，革命形成了燎原之势。”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副馆长马振犊说。
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在武昌红楼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宣告“以共和政体建设民国”。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主任张宪文认为，辛亥革命的成功标志着中国由一个以自然经济占主导地位的、闭关锁国的、王权体系十分牢固的传统社会，转向以民主共和制度为主体的现代社会轨道。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翻天覆地的大变化，它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是中国社会进步的重要里程碑。
受辛亥革命的影响，１９１２年，旅居中国的越南侨民组织越南独立党，提出了民族解放的主张；１９１３年，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等地的侨民建立了民族协会和群众大会；朝鲜、菲律宾的反帝反封建斗争也有了新的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所长步平认为，辛亥革命不仅建立了亚洲地区第一个民主共和国，还对近代亚洲各国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对于亚洲的共和国体制的建立具有重大意义。
思想解放
１９１３年７月１日，上海《时报》刊登了一篇文章：江苏第一师范学院的一份考卷要求考生列举自己崇拜的人物。应考者３００多人，都是中小学生。
结果，有１７人列出了孙中山，名列第三。而数千年来被奉为“天子”和“万岁”的皇帝已经风光不再。
人们还发现，美国独立战争的领袖华盛顿、一些西方哲人如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培根、卢梭也成为学生们崇拜的对象。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志琴说：“小小一份测试，显示出在中国社会下层的知识青年已经从沉睡中觉醒，睁开眼睛看到世界前进的潮流。”
今天的人们仍能清晰地听到孙中山一段讲话的录音：“我们近来几百年，我们的国民睡着了。我们睡了，不知道世界他国进步的地方……所以我们百年来，文明退步，政治堕落……我们现在这个地步，要赶快想想法子，怎么样来挽救。那么，我们中国还是可以得救。”
马振犊说：“随着旧制度的倾覆，人们的思想获得了一次空前大解放。辛亥革命促进了中华民族的新觉醒，促进了民主共和思潮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先进分子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打开了新的视野，也在人民心中树立了国家只有强大才有未来的理念。”
从辛亥革命到五四运动，从西学东渐到马克思主义传播，中国先进分子在辨别、在思考、在选择。
与此同时，辛亥革命后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开始着手改变中国人的精神面貌。“禁止刑讯、禁除鸦片、禁赌、实施剪辫令、明令禁止妇女缠足等措施的施行，使中国向革命之后更为长期、深刻的社会变革迈出了第一步。”张宪文说。
传统文化在历史的进步中得到传承，而“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也成为后世对待传统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和主要任务。禁锢人们思想观念的旧文化，不会在一次革命的打击之后就退出历史舞台。但是，“社会变化潮流不可逆转，共和、民主、独立、富强成为中国各族人民的发展路向已成定势。”林家有说。
复兴之路
坐落于南京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集中保管着中华民国时期各个中央政权机关及其直属机构的档案。马振犊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夏威夷一位名叫王青奇的９岁华裔小姑娘给他写过一封信。信中说：您成为中华民国的总统我非常高兴。这星期我卖纪念章赚到了３个美元，请你送给生病的士兵……我希望战争很快永远停止，新中国所有的小男孩和小女孩都幸福。
１８９４年，孙中山在《兴中会章程》中写道，“是会之设，专为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这是“振兴中华”口号的首次提出。
“‘振兴中华’的口号自提出后，就逐渐表现为强烈的忧国忧民意识和挽救民族危亡为己任的使命感，这不仅是辛亥革命的动力与目标，而且造就了中国近代爱国主义精神的核心。”步平说。
当年，孙中山暂留英国时，曾考察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与政治。他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制度并不是普通民众的幸福天堂。“徒致国家富强、民权发达如欧洲列强者，犹未能登斯民于极乐之乡也……予欲为一劳永逸之计，乃采取民生主义，以与民族、民权问题同时解决。”
孙中山在从事革命事业的同时，以广阔的世界眼光观察国际大势，主张实行“开放主义”，“发扬吾固有之文化，且吸收世界之文化而光大之，以期与诸民族并驱于世界”。孙中山先生亲手规划设计的中国现代化发展蓝图，体现了革命先行者的雄心壮志和远见卓识。
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孙中山先生领导辛亥革命带来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革，同时留下或提出了事关中国命运的一系列难题。这些难题最终交给了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把自己视作孙中山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的忠实继承者，始终把自己为之奋斗的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
抚今追昔，曾令孙中山先生忧虑重重的旧中国已经一去不返，令他魂牵梦萦的中国现代化的壮丽画卷徐徐展开。
孙中山先生曾经这样表述他的期盼：“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
百年沧桑，斗转星移。时至今日，中国已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康庄大道。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三步走”发展战略，到本世纪中叶，中国将基本实现现代化，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到那时，中国将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实现辛亥革命先辈们的百年夙愿。
辛亥百年寻访：革命之魂——重访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2011年09月11日 16:20:07　来源： 新华网

这是黄花岗起义中被捕的革命志士（资料照片）。

这是黄花岗起义中就义的烈士遗体（资料照片）。

这是黄花岗起义中被捕就义的林觉民（资料照片）。
新华网广州９月１１日电（记者马晓澄）广州黄花岗公园的北侧角落里，一面长２３米、高３米的巨型浮雕墙刚刚竣工不久，仍然被几块铁皮紧紧围住，等待在今年某个时候向世人揭开它的神秘面纱。
记者从工作人员那里了解到了这面浮雕墙的大致内容：它以历史长卷形式展开，分为《风起云涌》、《前赴后继》、《碧血黄花》、《浩气长存》四个篇章，是黄花岗公园为了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的最新工程之一。
黄花岗公园位于广州市先烈路，正是在这里，埋葬着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的遗骸。
公园入口处，一座１３米高的银灰色大牌坊格外引人注目。牌坊上，孙中山先生手书的“浩气长存”四个大字显得凝重肃穆。墓园绿树环抱、静穆井然，仿佛永远有股浩然正气在此回荡。
沿着宽敞的墓道往前行走，很快来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前。解说牌将人们带回了１００年前的４月２７日（阴历三月二十九日），就在这一天的下午五点半，黄花岗起义爆发了。
当天，黄兴率领１００多名“选锋队员”，从位于广州越华路小东营的指挥部开始，迅速攻入清两广总督署，后遭清军多路合围反扑，革命党人与敌军激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一百余革命党人牺牲。后来，同盟会会员潘达微冒死收敛七十二具革命烈士遗骸，并归葬于黄花岗。
新华网上海９月１１日电题：祖父的爱国情怀一直流淌在家族血液中－－访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永远留下了李烈钧将军的名字和事迹。“祖父的爱国情怀一直流淌在我们家族的血液中，我们都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祖父。”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对新华社记者说。
４８岁的李季平是李烈钧将军１０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李赣骝之子，谈起祖父的事迹滔滔不绝、满腔自豪。“祖父生于１８８２年，江西武宁人。一生走南闯北、戎马倥偬，为了让子女们牢记自己的根，因此在他们的名字中间都取了一个‘赣’字。”李季平说。
１９０４年，２２岁的李烈钧由北京练兵处选赴日本学习陆军，在日留学期间与黄兴等人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１９０７年加入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北伐战争等一系列大事记中留下了不朽的人生足迹。
李季平说：“提起祖父李烈钧，人们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位重要的军事将领，其实鲜为人知的是，他对教育事业也非常重视和投入，对从事教育的社会贤达非常尊敬。”
１９１２年江西光复后，第一个财政年度资金非常紧张，时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毫不犹豫地拿出一部分费用，选派辛亥革命后江西第一批２０名官派留学生赴欧、美、日留学。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官派留学生很多人学成回国后，在相关的行业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包括近代著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寅恪、著名植物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先骕、“中央研究院”院士饶毓泰、首任北大秘书长和北大教授徐宝璜、“中山舰舰长和海军局长”欧阳琳、国立交通大学教授兼秘书长程孝刚、担任过钱塘江大桥的总工程师罗英等。
据史料记载，１９２３年四五月间，李烈钧曾在厦门大学发表两次演讲，全面阐述了对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视和看法。他说：“余以为国家之兴衰存亡，纯视教育之成绩为定”，“夫国家之强弱，视于人才之多寡；人才之多寡，视乎学校之多寡为断，是以教育为立国之本。”
李烈钧对从事教育事业的人非常重视和尊敬，经常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和看法。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和社会贤达保持密切联系，将他们的意见积极向国民政府反映。
李季平介绍说，李烈钧对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非常尊敬，两人友谊深厚。１９３７年，李烈钧推荐马相伯担任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马相伯就任后，因在南京无住所，李烈钧就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马、李两家的后裔到今天还经常来往。
非常重视教育的李烈钧，还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子女在战乱年代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李季平介绍，祖父李烈钧先后有两位夫人，第一位夫人生下儿子李赣鹏后，因病去世；第二位夫人华世琦为李烈钧生了９个孩子。
李季平的父亲李赣骝是李烈钧最小的儿子，也是他的子女中“官衔”最高的一位，曾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现已７９岁，定居北京。李赣骝常常对子女们说：“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爱国家庭的血液，我们到哪里都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为国家和人民奉献全部的力量。”

参观者在广州黄花岗公园内参观七十二烈士纪功坊（2011年3月8日摄）

参观者在广州黄花岗公园内瞻仰七十二烈士墓（2011年3月29日摄）

参观者在广州黄花岗公园内参观七十二烈士纪功坊（2011年3月8日摄）

这是广州黄花岗公园内的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碑（2011年3月8日摄）
１９２１年１２月，孙中山在《〈黄花岗烈士事略〉序》中写道：“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也就在这一年，孙中山为黄花岗纪功坊题写了“浩气长存”四个字。
现在，七十二烈士墓的旁边，立着一块庄重的石碑，上面刻着七十二烈士的名字和籍贯。这些人中，有学生、记者、军人、工人、农民……其中不乏受过良好教育、才识卓绝的人物，但他们为了整个国家的前途，宁愿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换得民众的觉醒。
烈士方声洞在起义前写给父亲的《绝命书》中说：“祖国之存亡，在此一举，事败则中国不免于亡，四万万人皆死，不特儿一人。如事成则四万万人皆生，儿虽死亦乐也……但望大人以国事为心，勿伤儿之死，则幸甚矣！”
牺牲者之一林觉民在《与妻书》中写道：“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今日之中国……”黄花岗公园管理处的工作人员说，曾亲眼见到台湾来的游客在七十二烈士墓前独自背诵《与妻书》，背着背着号啕大哭……

这是广州黄花岗公园内的七十二烈士纪功坊（2011年9月6日摄）

广州市财经职业学校的学生在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2011年3月29日摄）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今年公园接待的港澳台同胞、海外华人华侨参观团明显增多。为了更好地展示黄花岗起义的历史，公园从一百年前的香港《华字日报》上收集整理当年关于起义的报道，编印成《碧血黄花——〈华字日报〉三·二九黄花岗起义实录》，并派发给社会各界人士。同时，公园还专门制作了“黄花岗起义史迹图片展”，让来园参观的学生及游人缅怀革命先烈。
目前，公园正在积极推进“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馆”的建设工作，希望更好地充实和提高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的宣传教育功能，提高作为海峡两岸交流沟通平台的影响力。
现在的黄花岗公园，庄重的墓碑和解说牌仍在诉说着一段段可歌可泣的革命故事，它们的旁边，不时可以看到游人在瞻仰和沉思。绿树下，亭台内，市民们散步、下棋、看书，偶尔可以听到旁边学校传来孩子们的欢笑声。
访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
2011年09月11日 16:14:16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上海９月１１日电题：祖父的爱国情怀一直流淌在家族血液中－－访辛亥革命元老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
新华社记者张建松
1911年的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永远留下了李烈钧将军的名字和事迹。“祖父的爱国情怀一直流淌在我们家族的血液中，我们都非常自豪有这样一位祖父。”李烈钧将军之孙李季平对新华社记者说。
４８岁的李季平是李烈钧将军１０个子女中最小的儿子李赣骝之子，谈起祖父的事迹滔滔不绝、满腔自豪。“祖父生于１８８２年，江西武宁人。一生走南闯北、戎马倥偬，为了让子女们牢记自己的根，因此在他们的名字中间都取了一个‘赣’字。”李季平说。
１９０４年，２２岁的李烈钧由北京练兵处选赴日本学习陆军，在日留学期间与黄兴等人共同组织了以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为宗旨的“攘白团”，１９０７年加入同盟会，从此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民主革命，在中国近代史上的辛亥革命、二次革命、护国护法、北伐战争等一系列大事记中留下了不朽的人生足迹。
李季平说：“提起祖父李烈钧，人们一般都认为他是一位重要的军事将领，其实鲜为人知的是，他对教育事业也非常重视和投入，对从事教育的社会贤达非常尊敬。”
１９１２年江西光复后，第一个财政年度资金非常紧张，时任江西都督的李烈钧毫不犹豫地拿出一部分费用，选派辛亥革命后江西第一批２０名官派留学生赴欧、美、日留学。
值得一提的是，这批官派留学生很多人学成回国后，在相关的行业都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包括近代著名的“中央研究院”院士陈寅恪、著名植物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胡先骕、“中央研究院”院士饶毓泰、首任北大秘书长和北大教授徐宝璜、“中山舰舰长和海军局长”欧阳琳、国立交通大学教授兼秘书长程孝刚、担任过钱塘江大桥的总工程师罗英等。
据史料记载，１９２３年四五月间，李烈钧曾在厦门大学发表两次演讲，全面阐述了对国家教育事业的重视和看法。他说：“余以为国家之兴衰存亡，纯视教育之成绩为定”，“夫国家之强弱，视于人才之多寡；人才之多寡，视乎学校之多寡为断，是以教育为立国之本。”
李烈钧对从事教育事业的人非常重视和尊敬，经常听取他们对时局的意见和看法。１９３１年“九一八”事变后，李烈钧和社会贤达保持密切联系，将他们的意见积极向国民政府反映。
李季平介绍说，李烈钧对复旦大学创办人马相伯非常尊敬，两人友谊深厚。１９３７年，李烈钧推荐马相伯担任当时的国民政府委员，马相伯就任后，因在南京无住所，李烈钧就邀请他住在自己家里。马、李两家的后裔到今天还经常来往。
非常重视教育的李烈钧，还千方百计使自己的子女在战乱年代得到了良好的教育。据李季平介绍，祖父李烈钧先后有两位夫人，第一位夫人生下儿子李赣鹏后，因病去世；第二位夫人华世琦为李烈钧生了９个孩子。
李季平的父亲李赣骝是李烈钧最小的儿子，也是他的子女中“官衔”最高的一位，曾担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副秘书长，现已７９岁，定居北京。李赣骝常常对子女们说：“我们的血管里流淌着爱国家庭的血液，我们到哪里都要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为国家和人民奉献全部的力量。”
孙中山故里：举行“翠亨论坛”纪念辛亥革命百年
2011年09月07日 22:58:39　来源： 新华网 【字号大小】【
新华网广州９月７日电（记者魏蒙）９月７日，在孙中山故乡广东省中山市南朗镇翠亨村，来自海内外的嘉宾１２０多人出席了在这里举行的“翠亨论坛”，拉开了中山市纪念辛亥革命百年系列活动的序幕。
“翠亨论坛——孙中山与中国民主革命”由民革中央、广东省政协和民革广东省委举办。在孙中山故居纪念馆，与会人员向孙中山先生的铜像敬献了花篮。
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在论坛上表示，辛亥革命发生１００年来，海峡两岸都发生了沧桑巨变，然而辛亥历史共同记忆却从未远去，辛亥精神更需要全体中国人共同传承。如今，海内外华人都在积极开展纪念活动。我们一定要充分发挥好、利用好这个平台，努力增进两岸交往和互信，共同推进祖国统一大业。
自今日起，广东省中山市将密集开展一系列纪念辛亥革命百年活动。 辛亥革命先驱黄复生后人眼中的“辛亥情”
2011年09月07日 16:04:48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成都９月７日电　题：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心做事——辛亥革命先驱黄复生后人眼中的“辛亥情”
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祖父不是刺客，而是位真正的英雄。”在年过古稀的黄三德心中，被誉为巴蜀辛亥双雄之一的祖父黄复生，一生为追求救国真理追随孙中山先生，活得轰轰烈烈、两袖清风。
提起“黄复生”这个名字，许多人会感到陌生。但在记载辛亥革命的史料中，他和秋瑾、黄兴、章炳麟的名字并列在一起，被评价为“在辛亥革命运动中英勇战斗的英雄”。
出生乱世、投身革命的黄复生，担任过中国同盟会四川分会首任会长、四川省非常时期代省长等职务。在其政治生涯最辉煌的时候，任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
在推翻腐朽的清朝政府及讨伐北洋军阀的斗争中，黄复生研制炸弹，先后暗杀清朝重臣端方、庆亲王奕劻、摄政王载沣及袁世凯爪牙徐宝山，鼓舞了革命党人士气。
７９岁的黄三德是黄复生的长孙。说起祖父的故事，他如数家珍。他说，常听父母讲，祖父从小喜欢读《刺客列传》，特别尊仰荆轲等英雄。
１９０１年，１８岁的黄复生走出南充市龙市镇付家湾村，走进泸州新式学堂，接受进步思想熏陶。之后，他东渡日本留学，为了革命，在日本刻苦学习制造炸弹技术。
在黄三德家中发黄的相册本里，珍藏着一张祖父和孙中山的合影。他说：“１９０５年祖父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史料记载，１９０７年黄复生遵孙中山之命回川后，积极发展同盟会组织，策划反清起义。在研制炸弹过程中，他不慎引爆伤身，导致左眼失明。
从此，死而复生的他将自己的原名“黄树中”改名为“黄复生”，以显示矢志不渝，献身国家的宏伟抱负。经历过无数生死考验的黄复生，大半辈子是在牢狱中和战场上度过的，对功名利禄看得很淡。黄复生曾说：“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黄三德告诉记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祖父极为不满，指责蒋背叛了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路线，反对内战。祖父与蒋介石政见相左，受到同僚的打压排挤。几年后，中风左身偏瘫的祖父抱病全家返川，居住在重庆郊外的乡下。
当时念中学的黄三德陪祖父走过了人生中的最后几年。黄三德回忆说，祖父崇尚俭朴，常在全家一起吃饭时教育大家要先公后私、勤俭持家、踏实做人。他平日一身粗布蓝色长袍，只有每逢周一去重庆市区参加孙中山先生纪念活动时，才会换上绸布做的黑马褂。
在乡下居住的这段时期，蒋介石曾派人劝黄复生搬回城里去住，或为他修建乡间别墅，并修一条从乡下直通镇上的专用公路。黄老先生不愿花公款、占农田，都一一拒绝了。
在黄三德记忆中，祖父晚年生活平淡而知足。每天上午，祖父会在房间里看看经书、写写字。下午坐在门口抽一会儿旱烟，看看农田的风景。祖父晚年最高兴的是获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平日沉默少言的祖父，那天高兴得从椅子上摔下来，老泪纵横，大呼：“胜利了！胜利了！”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一年，６６岁的黄复生去世了。去世前，黄老先生还心怀民生疾苦，留下两封书信给有关当局。当时，《大公报》等媒体报道了他离世的凄楚：“复生先生家中除了一架子旧书外，没有更值钱的东西”，“黄氏遗体今晚大殓，亦以清贫关系，棺木尚未漆就”。
“祖父安贫乐道、刚正不阿的品格影响了我们。”黄三德说，遵照祖父遗训，他们兄妹几个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一辈子老老实实做人，无愧于心做事。
一面旗帜的作用――辛亥革命中的“五色旗”
2011年09月10日 18:06:09　来源： 新华网
新华网南京９月１０日电（记者顾烨）辛亥革命给中国带来的变化，最直观的就是易帜。据考证，革命前后曾经出现的旗帜有１２种之多，相对晚出的五色旗在１９１２年最后胜出，代替黄龙旗成为当时中国的国旗。
南京中国近代史遗址博物馆展览研究部部长刘刚说，据考证，辛亥革命前后，各地出现了白旗、九星旗、八卦太极旗、井字旗等１２种旗帜，在讨论新生的“中华民国”国旗问题时，因各省革命军使用的旗帜并不一致，引起各省代表的争执。
十八星旗是影响最大的革命军旗之一，原是湖北革命团体共进会的会旗。１９０７年８月，伴随着共进会在日本东京的成立，十八星旗应运而生。它用大红色为底布，由中间辐射出来九个黑色锐角，每个锐角内外两端，各有一黄色圆星，内外各九个共十八个，以表示汉族聚居的十八省人民团结和铁血的革命精神。１９１１年武昌起义后，湖北军政府将其作为政府代表旗帜。湖南、江西等省也曾广泛使用。
而孙中山则对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情有独钟，该旗的前身是青天白日旗，青天白日旗是１８９４年成立的兴中会的革命军旗，中国同盟会１９０５年成立后，孙中山将旗帜上增加红色，成为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由于同盟会党人历次起义使用及秘密渠道传布，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产生了一定的社会影响，成为广东、广西、福建等省较多应用的革命军旗。
相比于其他旗帜，五色旗的出现比较晚。１９１１年１２月４日留沪各省代表、社会名流及江浙沪三督会议，提出以五色旗为国旗。当时各省大都光复，国旗是与筹组临时政府同时被提上议事日程的。五色旗自上而下排列为红黄蓝白黑，寓意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是政治智慧的物化，它的出现成为辛亥革命时期旗帜由纷乱走向有序的开端。
武昌起义爆发后，孙中山归国途中抵伦敦，当地华侨请制国旗，孙中山就曾手绘青天白日满地红之旗。然而，等他１９１１年１２月到达上海，迎接他的却是满眼的五色旗。
１９１２年１月初，南京各省代表会（代行参议院）议决五色旗为国旗。随后，孙中山在复函中列举以五色旗为国旗不当之处，以为从旗之历史、旗之取义、旗之美观而论，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宜，否决了各省代表会的国旗案。
此时各省基本上已经承认五色旗为国旗。１９１２年２月１２日，清帝刚宣布退位，北京即遍悬五色旗，这也充分显示了国内对五色旗的普遍认同。
清帝退位次日，孙中山请辞临时大总统，荐袁世凯继任。３月１０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５月，北京临时参议院在第—次会议上即提出“国旗统一案”，引发了议员们的激烈争论。理由是十八星不能代表全国版图，最后拟定，在十八星旗中央增绘一星合成十九星，而五色旗则在左方上角缀以青天白日。袁世凯同意了十九星旗方案，而反对在五色旗上缀以青天白日。经过复议，临时参议院终于取得一致。６月８日，袁世凯颁布《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临时参议院决议：“以五色旗为国旗，以十九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旗为海军旗。”至此，国旗之争终于尘埃落定。
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副教授姜良芹说，五色旗象征着五族共和，相比于其他旗帜，这一寓意更具包容性，与剪辫、改历一样，南北对五色旗具有高度共识。正是这些共识，降低了革命的代价，以较小的社会震荡完成政权的和平转移。
１９１４年，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重举革命旗帜，进行反对袁世凯专制独裁统治的斗争，《中华革命党革命方略》明确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１９２４年，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告：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１９２５年，国民政府于广州成立，次年进行北伐，所到之处皆竖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国民政府建都南京后，１９２８年１２月１７日，公布《中华民国国徽国旗法》，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国旗。同年１２月２９日，张学良东北易帜，北伐结束，五色旗在全国范围内被青天白日满地红旗取代，退出历史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