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级战争3双重打击:浅议“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首先我质疑这个“让”字。有时候，“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写成“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让和允许，是同义词。所以本文只讨论“让”。中国百姓的富和不富，是因为“让”和“不让”的原因吗？往前追溯，春秋战国，秦汉唐宋元明清，民国，都有富人，那时候还没有人“让”他们富，他们为什么会成为富人？这个“让”字让得没有道理嘛。

　　既然有“让”那就有“不让”。经常看到某些成功人士撰文说“富民政策好”，因为“富民政策”使他们成功，使他们变富。可是，既然有富民政策，那就有穷民政策。百姓的穷与富真的是由政策决定的吗？那么“政策”又是个什么东西，是超越世俗力量、超越物质力量的、类似于变戏法的某种力量吗？百姓不干活不劳动，政策可以像天上掉的馅饼一样给百姓以幸福生活？按照唯物主义的观点，好象不是这样的吧。政策再好，也要通过劳动产生效益。政策与劳动相比，哪个是根本的决定性的因素，令我们有点糊涂。

　　其次我质疑“一部分人先富”。哪些人属于这“一部分人”，哪些人不属于这“一部分人”，又如何划界呢？还有，执政党的高级干部是否也包含在“一部分人”中？如果包括，致富路上如何体现公平？掌握权力和资源的官员与普通的百姓相比，他们所能够致富的机率要大得多，他们占尽先机，占尽优势，在没有制度约束也没有先进思想和信仰引导的情况下，很容易产生新的“黄世仁”和“南霸天”，甚至要产生新的“四大家族”。这又如何处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不是纯粹的经济理论，它是由执政党提出的理论，必然包函有政治理念，它必然与《国富论》和《沉思录》有本质的不同。可是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我们看不到信仰和理念，甚至也看不到在《国富论》和《沉思录》中流于表面的公平，我们从中只看到了实用主义和痞气。

　　最后我质疑是哪些人“先富起来”了。有人说，勤劳就能致富。但我相信多数中国人不同意。因为先富起来的人中真正勤劳致富的人几乎没有。过去说“不劳动者不得食”，人人视为理所当然，现在呢，很多不劳动者不但得食而且得美食。倒是很多劳动者几乎弄到不得食的境地。因为“劳动创造财富”的观念已经被彻底的否定和颠覆。某“著名经济家”就说：“这个世界上谁劳动得最多？应该是工人和农民。如果说劳动创造了财富，那么他们应该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但现实不是这样”。该经济学家认为是交换创造了财富，是商业创造了财富。是他们这些人提出的经济理论创造了财富。如果仅仅是这个“著名经济学家”持有这样的观点，问题还不算严重。严重的是，身居高位者有权力决策者普遍持这种观点，事情就危险了。　

　　再略微考察一下“先富”的是哪些人。现在我们可以说“先富”的基本是与共产党离心离德的人。这些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党外人士，另一类是党内人士。党外先富的人中，体制外的人占多数，边缘化的人占多数。这些人没有享受过体制内的优越性，因此从来没有把共产党提倡的“甘当革命螺丝钉”、“党叫干啥就干啥”当一回事。他们从来就有一种“自发”的倾向。党内先富的人中，对党所提倡的“两个务必”观念最为淡薄，对党长期以来提倡的吃苦在前、享受在后、不与群众争利有着本能的排斥。这两类人是一有机会就要与共产党离心离德的。而改革所依重的、被认为是“打破平均主义”的先锋和主体力量，居然是与党有着离心离德倾向的两类人。而那些几十年里一惯拥护共产党、听党的话、跟党走的工农大众却普遍地穷下去了。这对“改革”的正义性与合理性无疑是一种嘲讽。

　　精英和官员打造了按要素分配的格局。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最勤劳，但他们不拥有资本这类的“要素”，因此他们不属于“先富起来”的这“一部分人”。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注定了要受穷，最多，等人家先富得不耐烦了，再回头来“带动”着共同富裕。换言之，中国的工人和农民把握不住自己的命运，他们只能等待着先富的人施以“侮辱性给食”附带着跟在人家后面“共同富裕”。要看人家的脸色，要看人家高兴不高兴、愿意不愿意。
　
　　劳动创造人类，劳动创造世界，劳动创造财富，这些基本的常识和原则被否定之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只剩下了扯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