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粱红了 电视剧:中国会持续“治乱循环”的历史吗？

中国历史的一大特点是“改朝换代”。当一个王朝无法解决社会矛盾时，老百姓总是揭竿而起，埋葬旧王朝，开辟新王朝。新王朝昙花一现之后，就陷入衰败，孕育出新的社会矛盾。由此“一治一乱”。至今，“治乱循环”的历史已经延续了2000多年，它仍会继续吗？

有人从资源与人口角度分析了中国治乱循环的深层原因。汉朝到清朝两千年间，中国的人口上限基本稳定在5000-6000万之间。从人口曲线上看，每当人口达到峰值，就会迎来一次历史演变，发生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西汉王莽篡位、东汉黄巾起义、隋末农民起义、唐朝安史之乱、北宋靖康之变、明末李自成起义都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由于战乱与和平的交替出现，中国人口变迁呈现大起大落的特点。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王朝初期，人口因战乱而减少，土地资源相对充裕，得以重新分配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分配殆尽，对资源的利用也达到饱和，用经济学的话语叫做达到了帕累托最优，此时王朝进入鼎盛；王朝晚期，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大量剩余人口为了生存到外地讨生活，形成“流民”，庞大的流民群体最终酿成深重的社会危机，“官逼民反”顺理成章地出现。官僚体系对“流民”的形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权力主导的社会，权力是社会资源分配的依据。王朝伊始，出于对农民造反的畏惧和稳固帝国根基，官僚集团往往可以较为公平的分配土地，对自耕农的盘剥也较轻。随着人口的增加，土地资源日趋紧张，官僚集团与地方乡绅豪强合谋大肆兼并土地，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既得利益集团还利用手中的权力免除本应承担的税务，中小自耕农群体的税负压力陡增，日益走向破产。

由此观之，中国古代“治乱循环”由两方面的原因酿成。一方面，传统中国社会农业经济的单一化，缺乏商业和市场机制，无法容纳农业部门产生的剩余劳动力；另一方面，在集权体制下，权力无法受到有效监控和制约，导致权力与利益的直接合谋，形成既得利益集团，进一步侵害社会的底层群体。

从今以后，中国还会持续“治乱循环”的历史吗？有人感到很乐观：中国已经建立了市场经济，确立了共和政体，已经破除了“治乱循环”的条件。遗憾的是，中国市场经济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权力与资本结合的官僚资本，这与封建时代权力与土地资源的结合并无二致。中国政体虽名曰共和，却根本没有三权分立、政党政治、言论自由、普选等现代政治文明的任何要素。可以说，中国政治的权力运作机制更接近于古代，而不是现代。目前，中国早已超过13亿人口，基本达到了资源所能承受的极限，中国将来能否走出“治乱循环”的老路还是未知数。另一方面，中国如何跳出“治乱循环”却有相当明确的方案。

发展工商业是跳出“治乱循环”怪圈的可行性方案。一方面，工商业可以吸纳大量农业剩余人口，解决农村人口过剩的问题。南宋人口将近7000万，后来由于金国入侵，国土面积进一步缩小，由于南宋朝廷采取鼓励工商业和贸易的政策，南宋消化掉了大量新增人口，从而使南宋没有产生社会危机和动荡。清朝中期人口能够突破1亿，诚有种植技术提升和高产作物推广的功劳，对外贸易的发展也是其中的重要原因。工商业的发展，还可以培育出一个强大的中产阶层。学术界一般认为，理想的社会结构是“橄榄型”的，也就是中产阶层是社会的主要群体，富贵者、贫穷者都占社会的少数。“橄榄型”的社会具有稳定、理性、建设、务实的特点，能够推动建立符合多数人利益的国家政治、经济政策。值得注意的是，发展工商业不是发展官僚资本，权力与资本的结合，从来都是工商业发展的怪胎，是工商业发展必须割除的毒瘤。只有打破官僚资本，让民营企业成为工商业发展的主体，才能藏富于民，让工商业发展的利益为全民所享有。

民主制度是跳出“治乱循环”的根本条件。“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这是毛泽东也曾认识到的真理，只是知行是两码事。有人论证自己统治的合法性，声称是人民和历史选择了它进行统治。这样的论证的确有合理的部分，它摒弃了“君权神授”，承认“君权民受”。不过，一次授权，永恒统治，世界上没有这回事。而是，隔几年，人民就要考核你一下，看看你有没有腐败、堕落，然后全民投一次票，决定是否继续授权给你进行统治。这就是民主制度。谁有资格统治这个国家？这原本就是一个不恰当的发问。当问题被这样提出时，就会有人跳出来标榜自己的资格，如历史的选择、代表谁利益，说一些无耻的话。最终权力与利益的勾结、暴政总是不可避免。实际上，谁当统治者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防止统治者作恶，以及在人们不满意的时候如何和平罢免统治者。这正是三权分立、相互制衡的民主制度的长处。所谓民主，就是国家的统治权由人民授予，授予不是一劳永逸的，隔三五年就要重新授予一次。不然“历史的选择”总会流于“君权神授”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在民主制度下，权力被有效的监管，割断了权力与利益的联姻，从而为实现全民利益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