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炉渣 种花:失落的招商局长

　　文/本刊记者 钟加勇

　　历史往往会以惊人的相似出现，在那个曾经激动人心的大炼钢铁时代，很多人就此成为伐木英雄，后来，环保重要了，很多人又成为植树英雄。我们无法否认两代人截然相反的努力，他们身处不同的历史背景，没有对错，只是完成了一个轮回。

　　招商亦然。与改革开放初期不同，现在的招商局长处境尴尬。这些人是第一代功臣，但他们的辉煌过去了。改革开放之初招商当道，一切放胆大干，这些人很吃香，但现在，他们面对的形势是：国家在千方百计调整投资结构和经济增长方式，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限制土地，保护环境，而地方政府却还在拼命招商引资，以GDP为本。招商局长夹在中间，如深陷淤泥，举步维艰。他们的命运将如何终结？

　　一个县24个招商局

　　2007年4月5日，清明节，来自苏北的范扬还在上海招商。

　　范扬的身份是江苏省大丰市招商二局的局长，也是大丰经济开发区的副主任。大丰隶属苏北的盐城市，但地理位置更靠近苏中，而且东临大海，距离上海仅230公里(苏通大桥通车后)。由于地处长江以北，大丰身处的苏北，未能像苏南一样，搭上“长三角”这个

　　范扬的使命，就是收集信息，随时打探可能从上海转移的企业，进而完成今年市政府布置的2.4亿元招商任务。他领导的招商二局，连同自己在内只有5个人，其他4个人也都分别挂名“副局长”，分赴各地开展招商。他们一个月中，就有半个月是在外地出差。工作方式也没有一定之规。“一般有个信息，就想方设法证实，然后紧盯。”范扬说。

　　按照大丰市政府的规划，新成立的第一、二、三招商局是开发区的专职招商机构，与大丰市经济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合署办公。第一招商局侧重境外招商，第二招商局侧重上海等苏南地区招商，第三招商局侧重国内招商。

　　此外，大丰还设立了一个海洋经济开发区，该区又设有3个招商局；同时，原来市政府的工业局、轻工局、纺织局、贸易局都改为工业招商局、轻工招商局、纺织招商局、贸易招商局；另外，大丰的14个乡镇，每一个镇都设有一个招商局。这样一来，大丰这个县级市共有24个招商局。

　　2007年3月5日，农历春节、“元宵节”刚过，大丰市政府便轰轰烈烈、敲锣打鼓地举办了“招商人员出征送行仪式”。当天，几十辆车，24个招商局，浩浩荡荡，奔赴各地。

　　范扬这样的积极分子，则早在2月25日(大年初八)上班的第一天下午就来到了上海前线。当天上午，市政府召开了全体表彰大会。范扬拿到了一块120克重的金牌——“2006年特别贡献奖”——大丰以前从没发过类似金牌，这次整个政府系统也只有7个人拿到，而在招商领域只有他一人获得。在去年这个时候，范扬还因为招商获得了盐城市的“重点项目建设标兵”称号。

　　范扬获得殊荣，跟上海纺织产业基地转移有关。2006年7月19日，大丰上海纺织产业园区项目一期工程举行奠基仪式，同时宣告首先实施搬迁的上海17棉已落户大丰。该项目计划投资20亿元人民币，总体规划1900亩，由上海纺织控股(集团)公司吸引战略投资者和合作伙伴共同投资。这是上海纺织业最大规模的一次产业转移，也是江苏省迄今为止承接的最大规模的一次产业转移。

　　“我们这些招商局长只是起到收集信息和联络的作用，大项目领导一定要出面才行。”范扬回忆说，当时上海不少纺织厂由于世博会要搬迁，于是他们沿黄浦江把所有纺织企业都跑遍了，后来这个项目却曾经一度要前往宿迁市的泗阳县，最后是上级领导和上上级领导出面才落户大丰。

　　“黄蜂兵团”来了

　　大丰的财政收入2006年将近12亿，这个数字在全国县市排名96位，但跟苏南的昆山、江阴、常熟、张家港相比，却只是它们的1/10，这些城市的财政收入都在120亿左右。大丰人常说，“经济决定地位，我们的市委书记仅相当于人家昆山市玉山镇的镇委书记。”在这种情况下，招商第一，而且跟政绩挂钩，成了整个苏北地区的标杆。他们的逻辑是，不招商，没有工业项目，经济上不去，和谐也很难。

　　“这不光是政绩问题，还是一方经济和老百姓生活的问题。”范扬说，“现在江苏北部的山东，西部的安徽、江西，都在大力招商，弄不好苏北眼看到手的机遇会时过境迁。”最近台湾台达电一个1万多工人的大厂落户安徽芜湖，更是加剧了苏北招商团队的紧迫感。他们担心长三角的产业迁移会跳过苏北到山东，或者往左转向安徽、江西。

　　于是，大丰招商局长们的任务年年翻番。“我今年的任务是1000万美元，实际投资要在2.4亿。”范扬告诉记者，2005年他的任务从5000万元开始，2006年变成了1.2亿元，今年又翻番成了2.4亿元。

　　昆山市，是台商早期从上海转移出去的聚集地。现在，昆山由于当地劳动力成本、商务成本提高，城市空间受到局限，也面临着再次转移。2006年，小小昆山一下聚集了来自全国各地的300多位招商局长，他们似乎已经嗅到台商意欲西迁和北上的味道。

　　这给昆山台湾同胞投资企业协会及其监事长蔡一明带来了很大的压力和负担，“因为他们这些招商局长一年到头在这里花了那么多钱，总要弄一点成绩出来，你不理他的话，总有一些朋友来找你，你要理他的话就没办法了，360天就得天天有。”

　　蔡一明向记者描述说，这些招商局长都是年轻人，多是些科级干部，每个人都有指标，达到了就回去，达不到也别回去了，回去了招商局长也不是他的了。“他们的地方领导一年总要考察一两次，办个招商会或说明会，那倒霉的就是我们台协会了，总要撑一下场面，找找人。”

　　孙业利，是早期上海浦东新区经贸局负责招商的副局长，后来赴英国留学，回国后创立了上海圣博华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成立至今已为数十家开发区提供管理服务和引进外资上百个，累计吸引外资总额达32539万美元。他直接认为这些招商局长的做法只是权宜之计，没有未来，“他们这样做是在浪费时间和金钱”。

　　“人家根本不会到一个莫名其妙的地方，因为你的地价便宜，跟你的关系好。”在孙业利看来，招商并非技巧，而是需要背后有一个很大的体系支撑，包括市场空间、基础设施、产业配套、基础资源等等。

　　去年，孙业利带了一个日本代表团来国内考察，结果看了12个地方，每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优惠，但是他们自己的优势在哪里都不清楚，大家都说，“只要你来！”其实，日本人之所以委托专业公司来做，正是因为供他选择的地方没有特色，这里远一点，可能税收低一点，土地便宜一点；那里可能近一点，但是劳动力成本高一点，土地贵一点。他不知道选什么好，因为所有的地方都可以做同样的行业。最后，“搞得商务成本高得不得了。”孙业利说。

　　今年，孙业利在上海徐汇区搞的2577号“创意产业园”项目赢得了上海市政府的嘉奖，也因此接待了许多到这里参观学习的地方招商干部。“这些区县级的招商干部在跟我交换名片的时候，无一例外都要我帮他们介绍项目，我最后都拒绝了。”孙业利说，因为我一个人不可能有那么多项目，再说我有项目也不能随便投，我首先要评估那个项目放到什么地方最合适，而不是因为我认识你，吃一顿饭就会把项目丢给你。所以，他们很惨，连中国人自己都觉得帮不了他们，外国人更不会直接莽然地冲过去。

　　“人家一看就知道，是‘黄蜂’来了！”据孙业利的同事们掌握的情况，今年3月份前，至少有4批人涌向温州招商，一批20人左右。“你想温州能忙得过来吗，我说的不光是接待不过来，它有那么多资金去投吗？”孙业利敲着计算器告诉记者，像温州这样的城市在中国有200多个，简单的乘以80，就有大概16000人去过那些地方旅游考察招商，如果按照每人花费2000元计算，仅直接的交通成本就是3200万元。“但是招商效果呢？他们如果花这些钱去研究自己城市的特点，突出自己的魅力特点，让人家来呢？”孙业利说，其实温州人做生意是无孔不入的，不需要你招商。

　　招商困局

　　全国像范扬这样的招商局长不计其数，范扬深知自己的处境。他说，“大丰74万人就有24个招商局，名片都不好意思拿出来。”24个招商局长中，他年龄最长。如果有一天跑不动了，“我会考虑去工会，不想做官”。

　　他向记者坦承自己招商的诸多难处和困惑。首先，在招商引资“全民皆兵”的情况下，没有人会把项目信息交给你。其次，招商局之间没有团队精神，“上海就这么大，大公司就这么多，今天你过去，明天他过去，人家就有不好的感觉。”第三，招商局长明知需通过“市场化运作、企业化经营”招商，但实际工作中因开发区行政体制本身所固有的桎梏无法去实现。客商看你是个“推销员”，官员把你当个“采购员”，有时确实出现两边都难做人的情况。

　　更重要的是，很多项目你挖空心思，百折不挠，但结果可能前功尽弃，而同样拿公务员工资，同样的付出，最后领导考核只看结果，不看过程。“这种考核相当严厉，下达的任务如果没有完成就要戒免谈话，发黄牌，甚至让你挪位置。”范扬坦承，心理压力非常大。

　　范扬的感受并非他个人才有。2006年10月19日，安徽省阜南县安监局长於俊华因为没有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并被指存在虚报业绩被停职。该县市容局局长任献彬则因“检讨态度更差”，被就地免职。49岁的於俊华自言“活在莫名的恐惧中。”

　　而在更早的时候，时任江西全南县环境保护局局长的黄晓峰在当年3月份被县里免去局长职务，并在全县通报批评，原因是没有完成当地政府行政摊派的150万元招商引资任务。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对此还曾做过一期节目，专门批评了该县摊派招商任务的做法。

　　实际上，这种把招商任务层层摊派到下属部门的做法已经成为地方最常见的现象。大丰市亦不例外，除了24个招商局，每个市直属单位都有招商任务。“我们老干部局的招商任务是1000万元人民币。”一位已经60岁的老干部说。

　　范扬向记者描述说，“现在有的地方发展到什么程度，就是一看街上有个饭馆开业了，明明是当地人开的，就包装成浙江客商开的；房子明明是租的，非得说成是自己买的，包装成投资。”

　　与地方这种近乎疯狂的招商冲动相比，中央的宏观导向则已明晰，是要和谐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平衡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保护环境。这也给招商局长们带来了平衡的压力。

　　范扬以沿江发展为例说，你要保证你下游平安，用水清洁，那如何补贴上游的农民，中国现在还缺乏这个体系。于是地方有时候根据地方资源特色发展老百姓还不得益，倒不如发展大众化的化工，口袋有钱。“除非国家财力的调配和转移支付像公务员调工资那样，否则地方能做的就少之又少。”他说。

　　无论如何，局势已经发生变化，如果地方还是按照旧有模式，去拼资源，很快就会走投无路。“大丰市现在一年只能批500亩地，你就是招一个二三十亿的项目也拿不到土地。”范扬告诉记者，“现在国家把土地一收，我们很快就觉得没事干了。”

　　因此，大丰市现在采取的方式是“两条腿走路”：一、前两年用地多的，项目进展慢的，搞土地回收，重新发展；二、外资项目国家鼓励的，高新技术的，1个亿美元以上的项目国家可以单独“点供”。当然，这对大丰这个小地方来说非常不易。

　　“这一轮”已经过去

　　“最后一个特殊政策到此终止了。没了。”厉有为，全国政协常委，前中共深圳市委书记，一个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人物，在2007年两会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刻，他的表情被当作一段历史的终结来解读。

　　厉所谓的“最后一个特殊政策”，是指经济特区外资企业享受15%企业所得税的优惠税率。今年两会，厉有为联合前深圳市长李子彬等几位对经济特区怀有特殊的感情的代表，联名提案《关于保留经济特区15%企业所得税税率的提案》，试图捍卫经济特区的利益。

　　然而，和两会前人们预期的那样，没有任何悬念，全国人大高票通过了“两税并轨”的《企业所得税法》，以一去不复返的气势终结了特区特有的利益。虽然法律会给深圳等经济特区5年以内的过渡期，但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将成为所有内外资企业不得不遵守的法律原则。该法的通过，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完成了一个轮回，进入新的时期。

　　众多的招商局长们一定能从中读出“招商的黄昏”。只是，政策的关门对大丰这样的后发地区来说，无论如何都算不上好消息。“因为人家走了一个轮回，我们才刚刚上路。”范扬说，“你等人家梯度转移到你这个地方，很多政策又已经时过境迁。”

　　同样，招商局长们的仕途之路似乎也变得更加艰难了。与前辈们相比，他们没有了当时的历史机会，需要重新开辟新路。用范扬的话说，他们“虽然没有轮到，但是已经回了”。

　　与厉有为的表情一起凝固的，是国家领导人的新姿态。有些事情多年后注定要进入史册：中国农民几千年交皇粮的历史结束了；农村真正免费的义务教育实现了……有人把和谐社会提出以来的变革归纳为“新政”。

　　范扬有记录每天工作的习惯，下面是从他第17本《工作日记》中节录的内容：

　　3月19日，跟汕头厨具项目的联系人杨先生通电话，约其陈董24日在上海见面。与林副局长商量礼拜三去安徽浙江考察台商铜加工项目。陪市委丁书记到“上海纺织产业基地”调研。

　　3月20日，陪同北京中棉紫光科技有限公司的赵副董事长考察调查的棉花生产、收购及棉籽资源情况，为北京追加投资、提高产品附加值打好基础(项目该已经投资5000万元，尚要追加1 个亿)。吴常务副市长接待了客人。

　　3月21日，与林副局长趁早赶往安徽铜陵，中午抵达。铜陵台商协会会长王文章、铜陵港务局王总经理接待。王会长带我们参观了他的“铜陵大刚金属”、高低压开关厂，介绍了欲将大陆的4处企业重组并在深加工上做延伸的情况。

　　3月22日，我们马不停蹄，又从铜陵赶往宁波，在宁波镇海见到了王文章的胞弟——王文豪，参观了“宁波大刚金属”。王文豪对将现有企业整合到大丰，并扩大投资、延伸产业表现了极大的兴趣。我们表示回去之后立即在土地、环保、海关等方面做好衔接。

　　3月23日，凌晨1：30抵沪。上午9：00拜访汉森公司方经理，主要请其帮助引进韩国的针织项目；下午拜访麦顿投资的杨副总裁，准备将大丰的一些效益好、前景好的企业引入战略投资，准备在国内外上市。

　　3月24日，先后到盐城丰东热处理有限公司、江苏凯嘉橡胶有限公司了解情况、准备基础资料，连夜整理，通过EMAI邮给麦顿刘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