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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秦始皇

秦始皇死去两千多年，其功其过成为不可易移的史实。昔人云“盖棺论定”，始皇所以棺已盖而论不定，不是因为发现了新史料，而是因为需要，需要不同，各是其是，各非其非。例如焚坑一事，有人鼓掌喝彩，有人破口大骂；也许正因为“焚坑”，始皇帝才使人不能忘情，才那么叫座。

秦始皇对中国历史发展有无功绩，有，但不如一些论者估计那样伟大。不少论者把秦始皇视为统一中国的第一人，是没有历史根据的。中国自唐虞起，经夏商周三代，都是统一国家，在其疆域内，有定于一尊的天下共主，不仅拥有天子名号，而且是拥有实权的最高仲裁者，所谓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即制度厘定，律令颁发，国家稳定，疆土完整，边境安宁，甚至邦国内政等，都是天子要料理之事。周至幽王失政，平王东迁，方始王纲坠绪，大权旁落，诸侯力政，列国纷争。

秦始皇不是统一天下第一人，也不是最后一人，他不过是完成国家统一的众多历史人物之一。其功绩大端有二

一废封建而行郡县。郡县制非秦始皇发明，战国时期，西周封建瓦解，其他六国，大致也实行郡县制，如魏之西门豹为邺令，即魏行郡县制一例。秦始皇不过将其推行于全国。秦始皇也未终结封建制，汉初封建，西晋封建，明初朱元璋封建，都是例子。

二统一文字：任何一个统一国家都会实现车同轨，书同文及度量衡之统一。值得一提的是，秦始皇在文字上选择了秦篆（小篆）与秦隶，虽然那是他熟悉的文字，也是历史给予的机遇，为文字选择了一条适用因而也是正确的发展道路。

秦始皇之不足：

秦始皇最大不足是绝对个人集权。嬴政始称皇帝，称朕称制。皇帝可以肆志广欲，用法术势督责臣民。臣民必须唯命是听，对其势其权不能有任何制衡。皇帝系天下安危，社稷存亡，百姓祸福，乃至皇族绝续于一身。秦始皇是皇权高于一切的绝对君主专制独裁之始作俑者，流毒两千余年，造成无穷祸患。

兼并六国前，如果说秦始皇还知道该做什么，就是翦灭六国，一统天下。这个目标也不是他制定的，而是数代先人之谋略，秦自孝公起，已经在打天下的主意，秦始皇不过承其余绪，用贾谊的话说，“奋六世之余烈”。

春秋结束，进入战国，人们就认识到，阳奉宗周，创建霸业的时代已经过去，列国相继走上用武力掠人之地，并人之国，即用武力统一中国的道路。而在其兼并的国土内，郡县制实际已经实行。武力兼并他国，既是当时之历史潮流，也是列国自存之道。不是秦始皇有什么高于列国首脑的政治眼光。

兼并六国后，何者当务，何者不当务，何者当急务，何者当缓务，秦始皇是一头雾水，许多事当做而未做，许多事不当做却大做特做。荦荦大者略举如下：

秦始皇废封建而行郡县，是国家体制大转型期，秦始皇又希图一世而至万世，如此重大历史课题，如此重要历史期许，秦始皇似乎并未认真思考治国理念是什么。中国历经春秋及战国时期百家争鸣，众多学说问世，儒墨并称显学，都可以作为确立治国理念之参考，或者兼取诸家，折中融合，建立适应于新时期的治国理念。

秦自孝公用商鞅变法，施行法术。在武力兼并列国时期，厉行法术，或有必要，六国平定，天下一统，秦始皇仍采用法家学说作为治国理念，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错误抉择。

关于法家，有一种错误看法，或者有意无意作错误引导，把法家说成是法律学家，按法家学说治国就是以法治国。《史记•太史公自序》：“法家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则亲亲尊尊之恩絶矣。”《汉书•艺文志》：“法家者流，盖出于理官，信赏必罚，以辅礼制。”

读读韩非著作，李斯文章，就会发现，法家根本立足点不是“一断于法”，不是“信赏必罚”，而是对在下者用法、术、势厉行督责。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挽圈圈，下套套让人去钻。故法家不是法律学家，法家学不是法律学，法家治国理念不是实行法治，恰恰是实行人治。

法家能否做到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如果说不是绝对做不到，也是很难做得到。赵高、李斯都是法家，史有明征。李斯、赵高矫旨立胡亥是一断于法？赵高杀李斯是一断于法？上世纪吾国搞了一场轰轰烈烈的评法批儒运动，大会批，小会斗，报刊广播，乃至大小字报，莫不篇篇颂扬大法家，人人山呼秦始皇，四人帮之徒莫不以当代法家自居，他们能做到一断于法？他们根本就无法无天。

事实上，法家们有一道跨不过的门槛，就是皇帝，他是最高立法者，也是最高仲裁者，却置身法律之外，不受任何律条约束。依附于皇帝的权力核心，也不受法律约束，如此层层相因，各级土皇帝都可以为所欲为。历史证明，在一切学说中，法家学说最不符合科学精神、民主理念，它提倡绝对专制主义，与广大人民利益格格不入。凡专以法家理念治国，结果都是政令繁苛，民不聊生，冤狱遍于国中，豪强弹冠相庆，国运都不久长，秦不过十五年而终，就是最好说明。

历史给予秦始皇一次机会，可以为他的国家选择一种合适的治国理念，同时也就为其后继者留一笔丰厚的政治遗产。然而，他却酷行法术，失掉了一次造福千秋的机会，也让秦朝过早夭折。这不能用历史局限为其开脱，只说明秦始皇未能站在人类智慧的高处，缺乏透视历史的眼光，知史不明。

秦一六国，一定程度上顺应了历史潮流。所谓历史潮流，就是人民受够刀兵之苦，急需过太平日子。省徭薄赋，廉洁吏治，厘定制度，选拔人才，崇尚教化，开放言路，安定社会，富裕民生，乃所当务，使民得以休养生息。他几乎一样未做，不当务，不当急务之事，如修陵寝等，旷日费时，虚耗大量民力民财，乃至竭泽而渔之事，却做了许多。使黎民比六国未灭时生活更苦，短短十余年，让黎庶有苦秦久矣之感，可谓知世不明。

“异时广招游学”。秦一六国，各国各学派士人大量入秦。天下底定，偃武修文乃是常例，特别在如此重大历史转型期，更应该广设翰林院、编修局之类机构，优容各家各派，用其整理各国史乘，整理各家典籍，光大文化事业。也为这些人安顿一只饭碗，安排一条出路。秦始皇却大肆焚书，拑制人口，复重用方士，费巨亿资财，求长生不死之药！结果上当受骗，被数落一顿，直接导致其坑杀诸生，放逐扶苏，造成弥天大错，可谓知时不明。

秦始皇与李斯共事多年，结成儿女亲家，对李斯却没有透彻认识。李斯确有吏治之才，也善谋略，却是一个逢君之恶的筲小，唯利是图的贪夫，缺乏国家栋梁的中正之气，骨骾之节，一到利害攸关，便不顾信义，不讲原则，待价而贾。这种人只可作干员，秦始皇却依为心膂。沙丘之变，如果李斯有一点忠臣之节，良相之操，完全可以坚持先帝遣命，阻止胡亥与赵高阴谋篡夺。则李斯不仅德高秦室，也保住了自己之官、之命，更使无量数黔首免去一场刀兵之苦。

赵高、胡亥一为近臣，一为亲子，跟随左右有年，秦始皇只见其奴颜媚骨，苟合取容，却不知其包藏祸心，更不知其为亡国灭族之祸水。

韓众、侯生等十足骗子，所谓仙人不死药不过弥天大谎，秦始皇不仅被骗得团团转，耗费大量人力物力财力，结果招来一顿臭骂，成为千秋笑柄；以此为诱因，演出了一曲焚坑活剧，用杀戮手段处理学术问题、文化问题、思想问题，在历史上开了一个恶例。对先秦典籍造成毁灭性灾难，给中国学术带来不可弥补损失。

至今人们还不断说到秦始皇，主要原因（如果不是唯一原因）就是为他搞过“焚坑”，照贾谊说法，此举意在愚惑黔首，搞愚民政治，让老百姓都变成葛天氏之民，无怀氏之民，变成会听话的工具，那样就可以长治久安，一世而至万世。

搞愚民政治史不乏人，凭借武力，凭借高压，凭砣子大，在一个短时间内行得通，不仅帝王可以搞，瓦岗寨里的翟让，水泊梁山里的王伦，青羊宫里的张宪忠都可以搞。但人心高不可及，人世变动不居，历史证明，没有一种愚民政治可以行之久远。黑暗的中世纪欧洲，宗教势力掌控一切，干预一切，用宗教裁判所，火刑柱拑制言论，屠杀一切“离经叛道”者。然而，人类智慧的光芒却在最黑暗的角落迸发出来，哥白尼就是修士。

秦始皇最不该做的另一件事是遣扶苏于上郡监蒙恬军。

　　“祖龙虽死秦犹在”，但种因得果，献关虽子婴，亡秦实赢政，亡于焚坑，更直接亡于放逐扶苏。扶苏被放逐到上郡，远离权力中心，使胡亥、赵高、李斯等筲小得以蝇萤狗苟，成其篡夺阴谋，将秦朝迅速引向崩溃。若令扶苏继承大统，以其宽仁，任用贤良，纠始皇之苛政猛法，秦朝何至十余年崩解？有人对看好扶苏提出质疑，并以燕王朱棣行事作反证，实在不伦不类，有必要多说两句。

扶苏是大勇者。一个像样朝廷，必有拾遗之臣，补阙之官，以匡皇帝不逮，然而秦朝于始皇当政的十余年中，几乎没有一个言官对其举措提出过异议，这是其积威所致。史称扶苏数谏上。尤其在秦始皇受方士之骗、之谤的盛怒中，李斯辈火上浇油，煽其怒焰之时，朝堂噤若寒蝉之际，面对不吝杀人，疏于亲情，极端情绪化的始皇帝，只有扶苏站出来，不顾自身荣辱安危，敢于批逆鳞，履虎尾，据理陈词，为诸生请命。遍数历史，几人能及！

请看扶苏谏词：“天下初定，远方黔首未集，诸生皆颂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绳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

从此可以看出：

扶苏是大智者：对当时形势有清醒认识。“天下初定”，百废待举，六国旧族尚在，多有恢复旧国之想；天下黔首矫首观望，希望皇帝能与民更始，造福苍生，让百姓过几天安生日子，这是当时最大现实，秦始皇却根本看不到这一点，反而大兴土木，修长城，修驰道，修陵寝，修阿房宫，务不当务，施行督责，加重徭役，滥用民力，致使民不聊生，不仅六国之民苦秦苛政，秦民也无法忍受。

“远方黔首未集”，扶苏所谓远方，既指地域之远近，也指异国之民。所谓未集，既指匈奴、西域等地之民，并未怀秦之德，前来归顺，也指六国之民，仍心怀首心鼠。扶苏此言，既为诸生说情，也乘机提醒秦始皇，国家虽然统一，民心犹未稳定，朝廷所为种种，并未给广大黔首带来福惠，并未将秦地建成黔首赖以生存之乐土，既为民请命，也是对周青臣等面谀之词的驳正。唯扶苏有爱民之心，来远之念，实现天下一家的抱负。

“诸生皆诵法孔子”。当始皇坑杀诸生之时，扶苏敢直陈“诸生皆诵法孔子”，至少说明，扶苏具有极高的判别力，早刘彻几两百年，认识到孔学是安天下的大学问，也可以说，是两千余年来，王室中认识到儒家学说在治国平天下中将起巨大作用的第一人。二、在秦始皇盛怒之时，敢于挺身而出，维护认定的真理、学说，有舍身护法之勇气。三、提醒秦始皇，诸生皆诵法孔子，这些人是社稷栋梁，治国能臣，而非韩众、侯生等骗子可比，要秦始皇刀下留人，为国惜才，为国储才，为泰朝可持续发展打下人才基础。

“上皆重法绳之”：所谓皆即不分良莠，不加区别；所谓重法，即轻罪重判，无罪妄判。罚不当罪，即是枉法，无异当面指斥秦始皇滥用权力，滥杀无辜，刑赏乃国大宪，朝廷重器，如此滥施刑戮，岂不等于说秦始皇是昏君！面对秦始皇这样的暴君，后世几人能至此境界？

“臣恐天下不安”：诸生因学获罪，因言获罪，天下士人何能安？诸生皆诵法孔子，即诸生皆是儒者，儒者提倡仁者爱人，提倡民贵君轻，提倡保民而王，平心而论，先秦百家中，儒家学说对百姓较为有利。对儒者重法绳之，天下百姓何能安？“臣恐天下不安”，扶苏已经见到天下不安，天下苦秦，委婉向始皇进言。“唯上察之”，希望他能看到实况，改弦易辙，救百姓之急，脱百姓之困，也是救秦之急，存秦之道。

扶苏是智者仁者勇者，史称：“长子（扶苏）刚毅而武勇，信人而奋士。”

唯扶苏清醒地看到当时国之大势，民心向背，认定了该以孔学作为治国基本理念，可谓文武兼备，为继秦统之上上人选。陈涉、吴广起义，打着扶苏旗号，可见扶苏深得民心。至于朱棣，他不过是窃国大盗，若非建文仁慈，叛徒向朱棣报告南京空虚，他不过是吴王濞，赵王伦之流亚，何劳后世为其刷皮靴！

秦始皇任李斯，亲赵高，爱胡亥，信韓众，逐扶苏，可谓知人不明。

秦始皇于社稷初定，国家粗安之时，本该夙夜匪懈，勤于政事，却于灭齐之次年开始巡游，复出游于28年、29年、31年、37年，十余年间，即有五次远游，大量时间在外，如何勤政？其游历不是体察民情，了解国情，纯粹是游山玩水，令人刻石，自我吹嘘。昔人有言，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秦始皇却不顾帝王之重，远离国都，命驾出入不测之地，近临不安之民，触风雨，犯寒暑，涉江河之险，越山岳之危，复有染时疫杂症之可能。事实上，29年之游，即遇刺客于博浪沙中，31年微行咸阳，遇盗，已经向其示警。却自以为万乘之尊，春秋正盛，天与人皆莫奈他何，结果病死于第五次巡游中，可谓知己不明。

如此知时不明，知世不明，知史不明，知人不明，知己不明之君，能是明君？至于嬴政不是好皇帝，就不用饶舌了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