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清儿歌mv免费下载:第三章 自由市场经济的调控(一)

　　13．美国经济会出大乱子吗
　　羊慧明：最近在中国出版了一本《中国可以说不》的书，书中断言要不了15年美国经济就会出大乱子（问题），甚至提醒人们要及早作好应付美元崩溃后的危机。我想请问宋博士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宋晓江：这倒是个非常新鲜而又刺激的话题。我还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断言。世界上还没有哪个经济学家敢下这样的结论，著名的未来学家托夫勒和奈斯比特也没作过这样的预言。如果《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是一本分析时势的书，那么作者应该有令人信服的基于科学分析的依据，凭主观臆断那未免太武断、草率了，只会授人笑柄。我不知道此书的作者和编者中有没有学过经济学的，如果有一定经济学常识的人是不会随随便便下这样的结论的。到现在为止我们还看不出美国经济要出大问题的迹象。二战以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日本、西欧及东南亚地区经济的崛起，使美国不再是世界上唯一的经济强国，但它仍然是世界上第一经济强国。二战以后半个世纪中，美国经济基本上保持了温和、稳定增长，经济危机的波动幅度及频率大大减小。90年代以后美国经济连续六年保持温和稳定增长，通胀也一直控制在3％左右。这一方面是得益于经济学研究的深入和指导，政府调控经济的办法、手段日趋成熟。他们有一套很好的预警和预调系统，能够及时预测到经济生活将可能发生的问题而防范于未然——在通胀或经济衰退的信号刚发出马上就打提前量预调，消除经济危机的隐患。这种决策机制使政府不致于下很臭的棋。也不大会发展到危机很严重了才去收拾摊子的情况。另外，美国仍然保持着推动经济发展的诸多优势：一是在许多高科技领域美国仍处于世界领先地位，在有些领域还暂时保持着绝对优势。日本、西欧追赶美国也在发展。世界上约有一半重大科技发明诞生在美国。这使它能在一些先导产业和消费领域领导世界新潮流。二是美国的移民政策使它仍然是吸引世界各地人才汇聚之地，科技人才优势和人文优势明显。美国不光在航天航空、电脑技术、通讯技术产品等领域称雄世界市场，而且连他们的影视产品、饮食、旅游服务等也在大规模向世界市场渗透，正在成为一种主导消费文化。再有，亚太地区经济的崛起也并不意味着就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削弱。我已经说过，美国也能从亚太地区经济发展中受益。这些地区的经济发展了，人们才有钱买可口可乐喝，吃美国快餐，
买美国的电脑、汽车、飞机，看美国的电影、VCD。正因为世界上有那么多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给美国经济带来了新的发展机会。基于此，我不能得出美国经济15年内要出大麻烦的结论，更得不出美元要崩溃的结论。下这样的结论一定不能带有很浓的主观色彩和情绪色彩。要实事求是。
　　羊慧明：我想，有的中国作者对美国经济下那样的判断，也有对美国巨额财政赤字、连年外贸赤字，以及美国人寅吃卯粮借钱消费的"气泡"成份的忧虑。
　　宋晓江：巨额赤字问题的确是压在华盛顿头上的一座山。美国财政赤字累计已超过4万亿美元， 近几年外贸赤字每年也在1000亿美元以上。美国的财政赤字摊到每个美国人头上，已达人均一万多美元。这的确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但是，从另一个角度分析，赤字问题未必就那么可怕。曾经有一段时间，美国政府根据凯恩斯的建议，采取主动赤字，也就是政府增发债券，卖债券的钱用以扩大政府对公共建设的投资，如修高速公路、电站等，由此扩大需求拉动经济的发展。凯恩斯把问题点透了，财政赤字是政府欠老百姓的钱，国家是谁的？老百姓的。等于自己欠自己的钱，债权人与债务人是一回事。赤字可以一代一代"挂"下去，像做数字游戏。并不那么可怕。重要的是增大了需求和消费，经济发展有了拉力，生产的东西卖得掉，人们能在有生之年消费更多的产品，这才是实实在在的。当然，赤字太多，吃子孙的饭，总也令人担忧。所以，克林顿政府上台后下决心要大幅度减少赤字，他们采取包括减少财政支出预算。增加税收等措施，但减少的幅度很小。大概在今后若干年美国巨额赤字问题还将愈累愈多。但这不意味着马上会带来大的经济危机。至于外贸赤字，美国近些年来每年外贸赤字达1000多亿美元。但实际上美国巨大的服务输出贸易额未统计在贸易额之内，美国的服务出口一年达1000多亿美元，顺差也有近千亿美元，基本上可以与商品贸易赤字相抵。同时，美国也早已开始加大了贸易保护的力度，包括对日本、中国施压，要求日本增加对美国产品的进口。目前的外贸赤字对美国经济不会构成太大威胁。这本身也是美国消费大于生产的结果。
　　对了，我还没看过《中国可以说不》这本书，只是看到一些报道说它是中国青年知识分子中反美情绪的总爆发。我想知道你对这本书的看法。
　　羊慧明：这本书实际上也是被西方记者"炒"热的。他们看到中国出版了这么一本书，就下结论说这本书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反美情绪。那些外国同行也真会以点概面。他们怎么能下结论几个中国年轻人写的一本书的观点就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的情绪呢？那几位中国年轻作者写的只代表他们自己的观点。当然，与他们观点相同或相近的人也不会少，但绝不能说他们代表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心声。我也是个中国青年作家，也天天在与中国年轻人打交道，我并未从他们身上感到有那么强烈的反美情绪。相反，倒是有许多年轻人包括青年知识分子，喜欢看美国的书、电影、电视，喜欢美国的电脑、汽车、游戏机、大哥大，喜欢美国情调的迪斯科酒吧，喜欢吃美式快餐……如果那几位作者是要针对一种盲目崇美情绪，我倒觉得还有点意思，但倘若把渴望了解美国、向往去美国读书、喜欢美国货、美式作派的年轻人斥为不那么爱国或缺少民族文化感，我认为这也未免太偏激。说实话，我也是受了外电的影响才去买那本书看的，看了以后令我非常失望和遗憾。我甚至怀疑书中的观点是否是那几位作者真实情绪的表露，只是觉得他们好像对美国并不是很了解，缺乏一些最起码的历史常识，而且还用了许多令同胞觉着汗颜的粗话。很显然，作者在选题上是模仿日本前几年出的两本畅销书《敢说"不"的日本》和《日本可以说不》。众所周知，日本的背景与中国完全不一样。日本政府在二战中负有战争罪责，又是战败国，长期受到美国的监护和扶持，是美国的"领养子"，多少年来，一直得看美国的脸色行事，仰承鼻息。但到后来日本经济强大了，羽翼丰满了，不对美国那么顺从了，
敢说"不" ——这当然是一个了不起的转折。因此，《敢说"不"的日本》成了畅销的书，在全球也产生了一定影响。可中国的情况与日本完全不一样。中国不是今天才可以对美国说"不"——早在50年以前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共产党就在同美国"斗"！一直斗了几十年，从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到越南战争，再到意识形态，一直都在"斗"，岂止是说"不"？你模仿日本那两本书的选题有什么意思呢？再有，中美两国自从建立了外交关系，关系有所改善，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美国成了中国最大的出口输出国，年贸易额达数百亿美元，美商在中国的投资是外国在中国投资最大的份额；美国也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受益，美国人能买到中国制造的价廉物美的服装、旅游鞋、玩具、烟花、日用品等，又能将大量的飞机、电脑、汽车、通讯设施等卖到中国，而且让他们的食品、饮料、影视产品等潮水般涌入中国。改善中美两国关系，对双方都是有利的。近两年中美两国的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无论是我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也都希望关系能有所改善，闹僵了对谁都没好处。今天的中国政府推行的是一种务实的外交政策。虽然中美关系出现了一些问题，
但也决不会闹到又要去搞冷战搞国际阶级斗争的份上。 更不会激化到《中国可以说不》一书中所说的要对美帝国主义展开"人民圣战"的地步。民族感、爱国主义都是好东西，
但你把它推向极端， 未必就是好东西。民主是个好东西，"文革"中把它推向极端就成了可怕的东西。狭隘民族主义，搞国际阶级斗争的苦我们已吃了不少。现在已不是越"左"越革命的年代，也不是谁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调子高谁就最爱国最革命。人们已经厌恶了这一套。闭关锁国、一味排斥外来技术与文化，也是中国近代走向衰弱的原因之一。明、清两朝昏君下令禁海，意在防贼，但结果却严重束缚了中国人民向海外拓展的进取精神，而且使自己的海岸无防，反倒使八国联军侵我海疆如入无人之境。清朝皇帝严令"寸板不得下海"，将沿海大船悉数毁之，还让沿海人民退后50里。皇帝老儿在紫禁城里如井底之蛙，把一个天朝上国搞得弱不禁风，还在那里夜郎自大。当洋人表示要向清将演示洋枪火炮时，清朝官僚居然不屑一顾："洋枪洋炮有什么好看的，哪有我天朝上国的长茅大刀厉害！"待到洋枪洋炮打到家门口了，皇帝老儿这才屁滚尿流忙不迭地签署一个又一个可耻的卖国条约。"文革"动乱中国际阶级斗争的调门最高，国门也关得最紧，实行罐头政策，外面世界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中国人还一无所知，经济濒临崩溃还在自我陶醉"莺歌燕舞"，自己肚子都吃不饱还要去拯救资本主义世界水深火热的受苦受难的人民！开了许多世界玩笑。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的改革开放，打破了罐头政策，打开了国门，中国经济正在与全球经济融为一体，再也不可能关上门再去搞国际阶级斗争了。人民也不会答应。当然，我不反对那几位作者发表自己的观点。言论自由嘛！各种意见都能发表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我只是觉得外人没有必要借题发挥，把它上纲上线说成是代表一代人的情绪云云。我也是个新闻记者，我对西方同行中的一些人这种借题发挥随意想象的"技巧"深不以为然。顺便说一下，目前中国国内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发表文章，批评《中国可以说不》一书的偏激及粗鲁的文风。这些批评都是很有见地的。有批评是好事。
　　总之，我的看法是：中国越是开放，外国就越遏制不了中国。西方国家的商人来中国做生意、投资的多了，他们自然就会给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同中国保持正常友好关系，以保证其商业利益不受损害。
　　14．竞争是最好的调节
　　羊慧明：你在前面谈到，由于经济学研究的深入，指导美国政府调节市场经济的办法与手段日益成熟。我感兴趣的是：作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美国政府是如何调节自由市场经济的呢？政府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我想研究这些问题或许对中国有用。我在采访美国国务院、财政部的官员时曾经向他们提出过这个问题，结果他们讲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竞争就是最好的调节，最好的管理。美国政府所做的一切，包括制定法律，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保护公平自由竞争。能够保护公平自由竞争的管理，就是最好的管理，最好的调节。
　　宋晓江：这个观点非常有道理。中国古代哲学思想也强调"无为而治"，与此有异曲同工之妙。自由市场经济从根本上说来是靠信息来调节的，而政府始终与市场隔了一层，对市场的感受只有企业、商人最敏感，他们有权根据市场的变化做出及时的反应，政府不适合进行过多的干预。政府也没法管得太多，管多了也管不好。竞争就是最好的调节，最好的管理，这是有非常丰富的实际内容的颇有哲理的名言。比如，经济生活中的商业欺诈、假冒伪劣等行为，要靠政府去管——靠行政手段去管，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政府只制定相关的法规，维护法规一靠执法二靠社会监督尤其是行业监督。由于有了竞争，同行业某些人搞不正当竞争假冒欺诈，就会损害同行业其它成员的利益，他们就会起来控告，群起而攻之，从这个意义上讲，竞争本身也是一种监督。还有经济的总体平衡，在很大程度上也是靠竞争来调节的。商人竞争要考虑投资风险，上项目之前就得要了解同行业的情形，了解竞争对手的情况和市场情况，尽可能做到知彼知己，这就有了对信息的渴求，他们也就有了自觉防备盲目"撞车"的风险意识，从而避免盲目性的意识和手段。这有点像管交通，交通管理机构只能制定法规和提供各种交通信号，真正要避免"撞车"还得靠司机自己。如果市场预期供大于求商人就不会再去投资重复建设，而千方百计去干那些市场需要别人又没干出来的东西。这本身就是对经济的一种调节。另外，地区之间的大体平衡也是靠竞争来维系的。当然，有统一的联邦法来规范各州地间的竞争。美国各州、地有自定地方税率的权力，但也不能随心所欲无法无谱，你那个州把税率定得太高，企业就要迁到税低的州去注册，有的公司、工厂也要搬走，有的老百姓也要搬到税低的地方去生活，你这里就要萧条。你若把地方税率定得太低，你就拿不出更多的钱来办好教育和建设好公共基础设施，同样会影响你这个地方的投资环境。因此，各州、地之间的竞争实际上也起了一个平衡制约的作用。各州、地的税率、政策也不是悬殊得太离谱。竞争就是最好的调节，最好的管理，这话是很有道理的。
　　马平：诚然如此，但政府在调控、管理经济方面仍然是有所作为的，其作用也不可低估。
　　宋晓江：是的。政府有管理调节经济的职能，但这主要是宏观方面的。美国政府对经济的调节，不像中国那样要调节到某一个具体的行业，甚至直接去管理企业，审批企业的每一笔贷款项目，而只是构建竞争秩序，维护经济的稳定发展。
　　一句话，美国政府一般只制定竞争规则，并不当裁判。美国立法机构制定了浩若烟海的法律来规范经济活动，几乎是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你想搞行业垄断获取超额利润，对不起，有反垄断法制约你；你想搞杀价倾销，不正当竞争，有《反倾销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制约你，甚至小到连锁店，都有专门的法规来管。
　　羊慧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越来越听命于市场，根据市场的需要来采取一些调节措施。政府手中有两大法宝，用以调控经济，那就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经济过热时财政增税节支，经济衰退时则减税或者扩大政府在公共事业上的开支，增加需求以拉动经济。货币政策由联邦储备银行掌握制定。经济发展过快通胀加剧时，联储就紧缩货币，提高准备金率和贴现率，需要启动经济时则降低准备金率和贴现率，同时使用"公开市场业务"：当社会上货币量过多时，联储就抛售国债，换回市场上流通的现金。相反，当资金紧张时，联储便抛出现金购买商业银行、公司或个人手中的国债。由此可以看出政府对经济不仅起调整作用，还有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
　　（我在采访前四川省省长肖秧先生时，他提到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讲宏观调控，不能只讲控制的一面，还有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应强调。我们是为了稳定持续发展而采取一些调控措施。调节本身就包含着支撑的作用。）
　　宋晓江：政府对市场经济的调节作用毕竟是有限的。全球货币市场每天成交额约一万亿美元。 1994年6月，以美联储为首的世界17家最大的银行为支持美元对货币市场进行干预，他们向市场注入了50多亿美元，但对美元汇率却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
　　《纽约时报》对此是这样形容的：这些银行就像动物园中的饲养员一样，为了使饥肠辘辘的大猩猩安静下来，用葡萄干给它当午餐——无济于事。《纽约时报》在报道此事时用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标题："金钱发话，政府听令"。也就像亚当·斯密所预言的：全球金融市场和政府间的力量平衡偏向市场一边。与他们试图施加影响的资本货币与债券市场中的巨额财产相比，这些政府所拥有的一切有时看起来就像葡萄干。
　　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说："一般说来，政府对让市场牵着鼻子走的制度没有异议，因为实践证明，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就会导致经济停滞甚至崩溃。"
　　马平：那么，政府如何来防止竞争的盲目性呢？
　　宋晓江：美国专家认为，早期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确有很大的盲目性，往往引发大的经济危机。后来政府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包括信息预警。另一方面也是更重要的，是许多公司从经济危机中总结出经验教训，变得更成熟了。他们更加注重市场信息的搜集分析和预测，加上计算机革命带来的信息手段的现代化和市场预测科学的发展，大多数公司能够有意识避免"撞车"现象，转而注重开发一些人无我有，人有我精的高新技术产品，淘汰落后的技术产品，在竞争中自然而然调节了经济结构。
　　当然，即便是在美国这样发达的市场经济中，也不可能完全消除竞争的盲目性，总会有一些公司因不能适应竞争而倒闭。美国每年都有几十万家公司破产，又有几十上百万家新公司诞生。这种经济的新陈代谢是很正常的。市场淘汰机制也在自发地起着调节作用。
　　为了保护公平自由竞争，美国还制定了法规，防止官员与私人企业合伙，造成不公平竞争。如果一个商业部的官员离任后到一个与他原来的职务相关的业务公司去，这是不公平的，因为他会带去一些有用的信息。现在克林顿政府规定，经济要害部门的官员在离任五年内不得到相关的私人公司任职。
　　15．从放任到约束
　　羊慧明：竞争就是最好的调节，最好的管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放弃管理、调节经济的职能和作用。事实上，美国经济也经历了一个从放任到约束的过程。政府在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宋晓江：是的，在放任的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经济生活中出现了种种严重的问题：盲目竞争，供需失衡，生产过剩，出现周期性的严重经济危机；商业欺诈层出不穷，资本家任意剥削工人，劳资关系紧张……也正是基于对早期资本主义种种矛盾和问题的分析，马克思、恩格斯指出资本主义由于自身不能解决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的基本矛盾，难以克服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和各种社会矛盾，最终将不可救药。应该说，马恩诊断出了资本主义的一些毛病，但所下的断言还有待历史检验。从某种意义上说马恩的学说也帮了资本主义的忙——那些警世之言仿佛"X"
光照出了资本主义自身的病灶，使资本主义世界感到了这种危险，也开始了自我调节与变革。资本主义也在改革，比如保护劳工利益改善劳资关系，增加社会福利解决社会危机，克服盲目竞争，规范竞争秩序等。后来的许多经济学家包括凯恩斯等，也为资本主义经济开了许多对"症"的"药方"。在日益深入的经济学理论的指导下，资本主义国家调节市场经济的办法与手段也日益成熟，减少和避免了出现严重经济危机。资本主义世界在20世纪仍然保持了稳定发展与繁荣，这同国家的调节作用也不无关系。
　　一个多世纪以来，资本主义世界一直受困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特别是从1929年开始的遍及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严重经济危机持续多年，导致经济大萧条，生产过剩，资本家把大批谷物、牛奶倒进海里，而另一边又是大批工人失业，生活困难，资本主义世界一片恐慌。一些国家、政府束手无策。
　　当此之时，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剑桥大学教授梅纳德·凯恩斯把准了经济危机的"脉"。他认为失业和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生产过剩与萧条。他主张政府要全面调节经济生活，主张管理通货以稳定经济。
　　凯恩斯的理论在当时被奉为圭臬。当时在美国的情势最能印证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说法。随着科技的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生产制造能力大于人们的现实消费需求，也就是人们所拥有的货币和消费方式滞后于生产的增长。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办呢？如果以限制生产来解决经济危机问题，无疑是对生产力的浪费，不利于经济的发展，也不合理。那么，能不能从扩展消费渠道这个角度来寻找解决问题的钥匙呢？
　　凯恩斯想出了许多好办法，主张扩大公共服务业，扩大消费领域，也就是要减少制造业部门的就业人数的比例，发展公共服务业。这一方面有利于消化失业，同时又增加了对制造业产品的消费对象和消费能力，扩大了市场需求。同时，政府还可以增加对公共基础建设的投资来拉动经济，政府可以发债券，筹措的资金用于修公路等基础设施。他认为一定的赤字不可怕。赤字是政府欠老百姓的钱，国家也是老百姓的，债权人与债务人是一回事，等于自己欠自己的钱，可以一代一代"挂"下去。
　　罗斯福的"新政"采纳了凯恩斯的一些主张。美国政府开始全面调节、干预经济，制定了一系列法规，对经济活动进行约束。成立了证券交易委员会等机构，对金融证券业进行管理。新政结束了自由放行的资本主义时代，标志着受约束的资本主义时代的开始。
　　同时，罗斯福政府根据凯恩斯的建议，采取政府主动增加赤字，增加对公共基础服务设施的投资，大力修建高速公路和电站，由此拉动了市场需求，刺激、带动了经济的复苏。因为这些大规模的公共基础建设的投资，40％会转化为消费基金，带动一大片产业，同时又为日后的经济腾飞创造了基础条件。
　　与此同时， 一些企业也想方设法刺激消费。 福特汽车公司早年曾经率先推出"T" 型车，不断降低成本和售价，最便宜的每辆车只要几百美元，普通工人也买得起。此举加快了汽车进入家庭成为大众消费品的步伐，使汽车工业迅速崛起成为本世纪人类制造业中最大的产业。
　　借钱消费的浪潮也在美国兴起，这种分期付款的消费方式，扩大了人们现有的消费能力，扩大了市场需求，同时这种以消费导向的经济模式也有助于克服盲目竞争等问题，因为厂家可以根据订单来生产。
　　羊慧明：似乎可以这样说，本世纪相当长的时期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在同"过剩"作斗争。与之相对应的是，社会主义国家长期是"短缺"经济，所要解决的问题与资本主义国家迎然不同。资本主义世界在二战以后的半个世纪中未发生大的严重经济危机，不能说没有凯恩斯理论的作用。资本主义世界今天仍然在想办法解决生产过剩的问题。而社会主义国家由于推行了经济改革，经济快速发展，正在告别短缺经济，也开始出现了过剩的问题。如果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思路不及时从过去的短缺经济转变过来，正视过剩问题，想办法扩大有效需求，那么，同样也会出现经济危机。
　　宋晓江：是的。
　　16．政府不当裁判法律才是裁判，法律从根本上说是靠公众维护的
　　羊慧明：美国人之间发生了纠纷，很少大吵大闹，而常常会丢给对方一句话："法庭见#便各自走人。可见，法律在美国人心目中的分量。"
　　宋晓江：美国是一个法律体系很庞杂的社会，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主要是靠法律来维系的。
　　在美国，政府只制定竞争现则，却并不事事充当"裁判"的角色。充当"裁判"的是法律，是法官和陪审团。
　　马平：他们把立法、司法和行政的职责分得很清楚。法规与游戏规则要一致。只有法律才是社会认同的共同准则。"主裁判"只能有一个，就是法律机构。政府不当"裁判"，就是要防止有弹性的人为因素对竞争规则的曲解和破坏，防止行业部门和官员滥用权力，立法、行政和司法几大权力部门之间互相制约。
　　羊慧明：法律机构也是由人组成由人去履行司法权力的，同样不可能绝对排除人为因素。这里就有一个问题：谁能监督制约司法机构？也就是谁能制约"裁判"？我们已经看到在这个世界上的许多地方都难免发生执法不公，"裁判"破坏游戏规则的情况。有些国家和地区为了制约权力机构，建立了一些监督机构。但监督机构未必就能监督制约"裁判"，我们已经不幸地看到，有些监督机构本身也很腐化，有的甚至多设一个监督机构，就是一个敲竹杠的机构。
　　马平：的确是有个如何监督制约"裁判"的问题。之所以要法律机构来作"裁判"，是因为法律条文本身是任何人不能随意更改的；执法程序是严密、规范与公开的；再加上陪审团及公众舆论对执法过程的监督，人为曲解或破坏法律规定的现象就不那么容易发生。也就是说，"裁判"是受到严密制约的。"裁判"不公破坏竞争规则的现象是受到严密控制的。如果法官裁决不公，有陪审团制约，陪审团可以推翻法庭的判决；如果法官、陪审团的判决不公，就会受到公众舆论的抨击，还有上诉法院的制约，同时法官、陪审团成员也受相关法规的制约。如果某些法官充当了不公正的"裁判"，不仅会受到舆论抨击，而且会因受到公众的投诉而影响其执法生涯，被投诉多的法官就可能丢掉饭碗，违法者还要受法律制裁。这些制约因素保证了执法的公正性。只有执法公正才能维护社会基本的游戏规则。政府部门之所以不能当"裁判"，是因为行政程序远不如法律程序那样严密、规范、公开和受到严密的制约。如果由行政部门、官员来充当"裁判"，就容易发生各自为政，随意行事，滥用职权、处事不公、破坏竞争规则和腐败现象也容易滋生，社会正常的竞争秩序就难以建立。而且，由于政府部门太多，如果由政府来当"裁判"，还会出现政出多门，规则不一致，甚至相互打架的情况，也就没有办法维护统一的游戏规则。
　　羊慧明：我理解你的看法。简而言之，靠政府的监督机构是监督不了"裁判"的。法律从根本上说是靠公众来维护的，也就是说游戏规则只有靠公众的力量才能维护。比如，在商业领域，如果某些人搞不正当竞争，就会威胁到其他人的商业利益，其他人就会群起攻之，诉诸法律；如果法庭的裁决不公正，当事人会上诉或诉诸舆论，执法者不能不顾及公众的压力。事实上，只有公众才能维护公平。
　　宋晓江：中国正在进行市场经济改革，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和完善游戏规则亦至关重要。
　　羊慧明：是的，我们已经很欣慰地看到中国人大已加快了经济立法的进程，中国正处在以行政手段管经济到依靠法制管经济的过渡时期。当然有些问题不是一下子能解决的。经济生活中的权力垄断、竞争不公、钱权交易、腐败现象等还客观存在。在认识这些问题时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都有一个人云亦云的说法，即腐败问题是改革开放后，受西方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影响，是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过程中难免出现的问题。我认为这种看法未免过于简单。腐败等问题不是改革开放以后才有的，几千年以来一直就有，封建王朝哪一朝不腐败？那时资产阶级还没诞生呢？"文革"中搞罐头政策，没有一点开放，仍然有腐败，"革命委员会"里搞腐败的也大有人在。至于说腐败、竞争不公是市场经济改革的副产物，我更难同意这种看法。市场经济本身并不孕育特权和腐败，真正按市场原则办事才能从经济制度的根本上抑制腐败。
在成熟的市场经济条件下， 政府依法管理经济，政府不当"裁判"，不需要事事管着企业，企业只要依法经营，就不需要事事求权力通关系，也就没有必要事事烧香进贡，钱权交易的机会反而少。相反，在政府充当"裁判"，权力铺天盖地的社会，权力管着企业、商人的方方面面，企业、商人的命脉卡在权力手里，要办事就只有求权力，通关系，进贡行贿也就司空见惯。审批制最有利于搞权钱交易。审批制经济人为因素很大，又没有硬性统一的规则，贷款额度、进出口配额、政府合同想批给谁就批给谁，官员完全可以根据对方行贿的多寡来作决定。而企业、商人为了争得贷款、配额和政府的工程，也乐得吃小亏占大便宜，通过行贿收买权力获得竞争优势。向权力"投资"回报最丰。中国查出的大腐败往往都是握有计划大权者，拥有计划大权的部门腐败大案也多。王宝森、阎建宏等都是控制计划大权部门的要员。这些恰恰说明腐败并非市场经济的必然产物，而是市场经济改革还不深人，用计划经济的手段来管市场经济，留下了许多便于权钱交易的空间，计划经济的残余势力乘机作乱。假如真正按市场经济规律办事，政府不直接管企业，企业的命脉不是系于政府的计划，钱权交易的机会也就会少得多。真正的市场经济改革最终会对腐败釜底抽薪。
　　宋晓江：我在美国看到报道，王宝森作为一个行政官员，挥笔就可以给自己的情妇、亲戚批给几千万美元、几亿人民币的贷款，比银行行长的权力还大。没有哪个市场经济国家是这样干的。
　　17．保护弱小
　　羊慧明：许多外国来客总以为美国是由大企业组成的国家。美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公司。一个通用电器公司的总资产就超过了2500亿美元。总资产在上千亿美元以上的也有几十家。而与此同时美国也拥有多如牛毛的小公司。有统计称，美国的小型企业就有上千万家。
美国总人口约2.5亿，差不多平均十余人就有一家公司。美国政府还成立了小型企业局，专门对小型企业给予帮助和扶持。
　　美国的经济法规有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保护弱小。联邦储备保险公司为小储户的存款保险，银行倒闭，首先偿付那些存款额低于10万美元以下的储户。在证券市场上，法规也着重强调保护散户，保护中小投资者。
　　宋晓江：保护弱小，保护穷人，这也是美国经济法规中的一个重要原则。道理很简单，美国社会贫富悬殊本来就很大，在这个号称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中至今还有2000多万穷人。穷人更难承受经济损失的风险的打击，因此他们的金融、证券法规中特别注重对小储户、散户、小投资者的保护。富人承受经济风险的能力相对强一些，而穷人和不富有的人遭受经济损失后生存就会有问题，就会给社会带来麻烦甚至动荡。保护弱小的政策也是维系社会稳定的至关重要的举措。尤其是在美国的证券、期货市场上，保护散户、小投资者是一条核心原则。因为散户、小投资者不能操纵市场，自我保护能力弱，证券市场上如果有内幕交易或其它非正常的交易，受损害的往往是那些散户——小投资者。因此，法规不允许操纵市场、内幕交易。如果市场上某家公司的股票突然发生异动，波动很大，证券与交易委员会就要查，是哪些机构在哄抬或狂抛？有没有什么内线消息在未正式公布前就走露出去？是谁把内线消息走露出去的？等等，都要查个水落石出。对违规的券商机构的处罚也相当严。美国的股票市场近十年来一直比较稳定，几乎没有出现大的内线交易的丑闻。
　　马平：中国证监会的官员不久前也谈到，证监会对券商的稽查、监管和制定法规，也要特别注意保护散户和小投资者。中国的证券市场刚刚在发育，先天不足的问题不少，内幕交易，操纵市场的迹象非常明显。比如1996年5月1日第一次降息前，市场上早就有人先得到了消息，借机造市猛抬，待消息一公布，散户去追高，大户则趁此"胜利大逃亡"
，套住不少散户。8月22日第二次降息前几天，有市场主力又预先得到消息，金融股突然暴涨，主力机构又导演了第二次"胜利大逃亡"，消息公布前就拉高出货，消息一公布市场马上暴跌。要是在纽约证交所出现这样的情况，证券与交易委员会一定要一查到底的。他们要查也很简单，通过电脑马上可以查出哪几家机构在操纵市场，他们必须交待造市的原因，是谁给他们提供了内线消息。不仅券商要受处罚，透露消息的人也要受重处。还有，一些证券报刊上的股评也极不规范，误导市场。甚至有的传媒、股评者与券商勾结合伙，以消息来造市，他们需要吸筹便大言利空，使股市狂跌；他们需要出货时又大言利多，让其他投资者追高，他们则乘机出货。这些问题已经对市场的发育造成不利影响。中国证监会也已注意到这一点。
　　宋晓江：美国在经济生活中保护弱小，还体现在对小企业的保护与扶持上，他们认为小企业的兴旺发展对一个社会的整体经济繁荣、稳定是至关重要的。中小企业与大企业之间，既互相竞争，又互相弥补，唇齿相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小企业往往是大企业的产品市场，比如机电、加工机械等，多是卖给中小企业。小企业欣欣向荣，大企业的产品也有销路；反之，把中小企业搞死了，大企业也跟着受害。我研究过中国的乡镇企业，前几年治理整顿中一度对乡镇企业、私有企业实行紧缩政策，结果是小的萎缩了，国有大企业也遭了殃，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不买大企业的机电产品和原材料了，大企业马上面临市场疲软。
　　羊慧明：经济学家马歇尔曾经说过，健全的经济结构就像由大大小小的树木所组成的森林。只有参天大树称不上健全的森林，还得要有灌木和杂草，互相依存，这也可以说是经济生态学。只有大企业和中小企业并存才是健全的产业结构。中小企业不发达是一个有缺陷的市场。更重要的是，中小企业具有缓和经济危机和社会冲突的功能。在大企业不景气，出现大批失业时，中小企业可以帮助消化，就可以减少失业者流浪闹事，相反，像韩国过去一味扶持大的财团搞财阀经济，一有风浪，社会就难以承受其震荡，工潮、学潮不断。
　　由此，我们自然会想到中国的乡村集体企业、私营企业、个体户等非国有经济的发展。正是这些经济成份的崛起，解决了上亿人的就业，解决了政府难以解决的难题，中国社会的稳定，这些经济成份功不可没。过去，社会上一有风吹草动有人就对非国有经济说三道四，横加指责，甚至要动刀斧。直到今天，还有人对这些非国有经济看不顺眼，说它们毕竟与社会主义公有制不一致，它们是按资分配，有背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的原则，它们有剥削的性质。甚至还有人认为国营企业搞不好也主要是这些经济成份在"挖墙脚"，收入分配不公动摇了国营企业的"军心"。对此，中国前国家工商总局局长刘敏学坦言：我们不能笼统地把非国有经济这一块都视为"私有制"，乡村集体企业实际上也是小范围内的公有制，股份制企业也不是私有制，即使是干私有的个体户，他们都是劳动人民，靠基本谋生手段过活，也是我们要依靠的对象。怎么能把他们也划到公有制的对立面去，推到统战对象一边去呢？我们到泰国去访问，了解到曼谷各大街小巷开店摆摊的个体商贩，政府一分钱的税都不收他们的，因为他们是靠基本谋生手段过活，值得同情、扶持。
　　宋晓江：美国的小型企业局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的工作中是卓有成效的。他们帮助新办小企业提供贷款担保。通常给一个新办小公司的贷款额在70万美元以内，小型企业局还通过自身的影响，
帮助小企业获得低息贷款，通常年息不超过8％。担保中有一部分钱收不回来，就由政府负责，由小型企业局的基金解决。如果一些地区遭受了天灾人祸，
他们更要去帮助那里的小企业，帮助他们得到年息4％的优惠贷款。
　　同时，小型企业局还为中小企业免费提供信息咨询。仅1992年一年，小型企业局的工作人员就为29.6万人提供了帮助。他们还组织讲课，帮助小企业培训人才，提供建议，帮助经营不好的小企业改善营销计划。
　　另外，小型企业局还向国会游说，为小企业的利益奔走呼喊，要求总统和国会制定保护小企业发展的法规和政策，包括帮助小企业获得政府项目的合同。
　　小企业发展了，大企业也兴旺。而且小企业也可能很快长大。比如，世界知名的"耐克"和"苹果"公司，最初都是小型企业局帮助他们贷款，扶持他们长大的。"苹果"起步时只有两个大学生，没有足够的资金，小型企业局扶他们上路，使之成为一代巨子。
　　联邦小企业局的一份报告说，97％的美国企业都是小企业，总数超过1000万，此外还有300万户农民。 美国对小企业的税率也要优惠得多。法律规定独资经营者的税率低于公司税率。
　　18．经济天平上的两个砝码
　　羊慧明：美国政府调控经济的天平上有两个砝码：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降低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就成了政府的主要责任和目标。在多数情况下，这个天平又倾向于充分就业一边。也就是说，政府通常是把充分就业放在首位。而要保证充分就业，就得保持经济的增长，但又不至于引发高通货膨胀。对政府来说，这就如同走钢丝，得把握好平衡。
　　宋晓江：是这样的。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是美国社会公认的目标。因为这两者与大众的生活状况紧密相关，它们甚至关系到社会底层的不富裕的人的生存。一个社会要稳定，就必须考虑这两个因素。如果大批人失业，生活没有着落，社会就要承受动荡的代价；失业者没有收入来消费，经济就会更加萧条。高通货膨胀对低收入者来说是雪上加霜。因此，无论是美国还是别的国家、地区，都不能不把充分就业和物价稳定作为最基本的政府目标。这两个因素有时似乎又是一对矛盾：要保证充分就业，就得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但过快的经济增长又容易导致通货膨胀。让通胀率低于经济增长率就成为最理想的经济发展状态。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政府就要运用财政和货币政策调节经济。在经济萧条失业增加时，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保证经济发展，创造就业机会，政府可以降低税率、利率，通过增加政府对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启动经济，增加就业机会；在经济发展过快通胀率过高时，则要增税节支，提高利率，抑制需求。
　　马平：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政府在调控经济的过程中有两大作用：首先是支撑经济发展的作用，保持经济适度稳定增长让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的生活，这是政府的首要职责。其次是控制的作用，即保证经济的平稳增长，防止高通货膨胀。两者的目标都是一样的：让人民过上稳定幸福的生活。凋控本身不是目的。只讲调控不讲支撑是本末倒置。
　　宋晓江：可以这样认为。任何国家和地区，都是把经济发展放在第一位的。正如邓小平讲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马平：90年代以后美国的通胀率已连续4年控制在3％以内，是30年来情况最好的。我想知道美国政府在控制通胀方面是否有什么新的举措。
　　宋晓江：克林顿入主白宫后，与美联储配合得不错。1992年以来，通胀率降到3％以下， 经济增长加快，如此引人注目的成果，既有政策因素，又有社会因素和经济因素等客观原因。
　　政策方面，在国内外普遍要求减少财政赤字的压力下，联邦政府已不再可能通过扩大开支的方式来刺激经济，货币政策成为美国对经济调控的唯一杠杆。格林斯潘领导的美联储在这方面进行了新的探索。
　　一是改变经济调控手段。70年代以后，美联储基本上是按照"货币学派"的主张，把确定货币供应量作为对经济调控的主要手段。然而，1993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宣布放弃以货币供应量的增减来凋控经济的货币政策，今后将以调整实际利率作为对经济运行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他说，由于美国人投资方式的改变，美国人已将1.8亿美元存人各种"互助基金"
，社会上大量流动的资金很难包括在货币供应量之内，从而使货币供应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完全被打破。如果仍以货币供应量来作为判断、指导经济增长的准则，就会出现失误。
　　二是实行"中性"的货币政策来取代前几年的以刺激经济为目标的货币政策。也就是使利率保持中性，对经济既不起抑制作用也不起刺激作用，从而使经济以其自身的潜在增长率在低通货膨胀条件下持续增长。
　　三是调整利率的指导思想，应该是防患于未然，防通胀于未萌。官方编制的消费物价指数只能反映过去的情况，而不能反映未来的情况。通货膨胀一旦从消费物价指数反映出来，就要采取大幅度提高利率的措施才能压下去，这就可能引起经济出现大的波动。格林斯潘认为，由于利率对经济影响的"滞后性"，所以货币政策必须有"预见性"，以防止经济衰退。
　　因此，建立预防通胀的晴雨表是非常必要的，也就是要随时能发现早期预警信号。黄金价格、农产品和矿产品价格指数的变动，可能是一种预测通胀的好指示器。此外，期权之类的金融工具，提供了避免未来通货膨胀的更为先进的办法。
　　为此，需要增加政策的透明度。1994年美联储每次提高利率都是在作出决定的当天即予公布的，不能让外界通过各种迹象来想象、猜测当局的货币政策动向，以免误导市场。
　　羊慧明：建立了信息预警系统，才能避免"车到路边才打方向盘"的险情。
　　宋晓江：此外，美国政府对农业大力扶持，每年为农民补贴3000亿美元，以保障农民的利益。农产品充足乃至过剩，基本生活品价格稳定。
　　美国的市场是全世界最开放的，国内某些产品预期不足，马上会有大量的进口来填补，这就能够防止某些物品供应不足而价格陡涨。到美国超级市场上去看看就知道，世界各地的优质产品都在这里集中，应有尽有。
　　马平：你对中国调控经济的一些举措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宋晓江：我注意到，中国经济管理层已开始从过去的类似开关"闸门"的调控办法，转向更多地运用经济手段调控经济，比如1996年两次降低利率，以及银行信贷政策的调整等，都表明中国管理层调控经济的手段日趋成熟，不像以往要到了问题严重了才猛地去"开闸"或"关闸"。1996年中国在保持了经济快速增长的情况下把通胀率降低到7％左右，这表明政府在调控经济方面的成效是显著的。
　　我还注意到，中国管理层近年来对降低通货膨胀强调得特别多，这个砝码压得很重。这是可以理解的，中国大多数人收入还很低，只能维持基本生活，对通胀的承受能力很低，高通胀会威胁到相当多的人的生存，影响到社会的稳定，当局害怕出现高通胀的心理自然比较重。
　　我认为，中国在将通胀控制在一定幅度时，更应加重另一个砝码的分量，那就是考虑充分就业。 中国公布的失业率目前并不高，好像在5％以内。但我不知道其统计的客观性如何。中国人口压力大，将来的就业问题会日益突出，隐性失业的数量庞大。在改革开放的初期，这个问题还不是很突出，是因为那时许多事情没人去干，市场空白点很多，加上许多东西短缺，生产什么都好卖，随便干于个体摆个摊开个店也能赚大钱，正因为如此，私营小集体企业消化了近一亿人的就业。可到了现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空白点越来越少，许多个体户、私营企业不赚钱还亏损，本身还有些人失业，对就业的消化能力减弱，而国有企业又有大量隐性失业，加上农村的一亿多剩余劳动力在往城镇涌。因此，失业大军的问题，将可能是中国即将面临的首要问题，甚至比通胀还可怕。在这种情况下，保持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创造就业机会将是当务之急，而且现在就得防患于未然。如果到问题已经严重了再去抱佛脚，那就为时太晚了。为了保持经济的快速发展，可能得承受一定的通货膨胀的代价。但我认为目前不应将预防通胀放在首位，而应将充分就业放在首位。中国出现较高通胀的隐患还在，但已不是那么可怕。首先，中国已经告别了短缺经济，许多商品供过于求，这是不大可能出现剧烈通胀的基础。只有在商品奇缺的情况下，才可能出现剧烈的通胀，如前苏联改革之初，物价成倍地涨，因为商品短缺。后来商品丰富了，通胀势头自然就降低了下来。应该从短缺经济的情结中转变过来，正视一下过剩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加快发展，扩大有效需求，保证充分就业，应该成为最重的砝码。邓小平强调"发展是硬道理"，这对中国是非常重要的。
　　羊慧明：正如经济学家所言，经济就像一架机器，运转的快慢取决于操纵它的人。凯恩斯最早提出，政府负有特别的责任，通过补充投资来积极影响经济的发展。他认为政府的开支是实现发展和稳定经济这双重目标的主要手段。实行一种审慎的财政政策，增加政府开支或减少税收以增加国债，便可在极大程度上避免萧条。但凯恩斯还有一个常常被人忽略的论点：在经济繁荣时期，政府的盈余应用来清偿债务。在30年代大萧条时期，凯恩斯说：各国"应该靠花钱来恢复繁荣"。他认为应该给失业者创造就业机会，使穷困的人有钱花。
　　19．反垄断——维护公平自由竞争
　　羊慧明：西方经济是建立在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在西方经济思想中，保护公平自由竞争是至关重要的。竞争，才能推进生产技术的进步；竞争，才能丰富供给，平抑物价，给消费者带来好处。为了保护公平自由竞争，就要反对垄断。这也是美国政府管理经济中的一个重要原则。
　　宋晓江：早期的经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等人设计一种理想的自由竞争模式，使生产与消费者趋于小型化，目的在于小规模、大数量的结构能够避免某一个特定的厂家或个人对市场供求及市场价格产生权威性影响。这种模式有利于社会资源合理分布，企业赚取合理利润，消费者和个人也因竞争带来的最低价格而获利。但这个自由竞争模式是一种纯粹理想的状态，在现实环境中，许多行业都是由少数大企业主导，要进入某个行业也非易事。
　　垄断，可以控制供求，囤积居奇，制造短缺，抬高价格，牟取暴利；垄断，只此一家，别无分店，没有竞争，不需要信誉，往往导致服务水平低劣；垄断，不利于平等竞争，也阻碍创新和进步。因此，市场经济发达国家都制定了相关法规，反对垄断。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是美国迅速形成托拉斯的时期。小公司合并成大公司。大公司在不受管制的情况下互相达成协议，限制供应量并抬高价格。他们往往通过减价和不惜亏本来排挤与之竞争的小公司，直到他们破产，然后，胜利者就可把对方资产接管过来，并提高价格。
　　1890年美国国会通过"谢尔曼反托拉斯法"，规定垄断贸易或联合起来阴谋限制贸易均为非法。20世纪初，最高法院阻止了主要由摩根和哈里曼两人所有的两条大铁路的合并。后来，法院又下令标准石油公司分裂为几个小公司。1914年"克莱顿法"和1936年"鲁宾逊一帕特曼法"更加完善和细化了有关规则。主要内容包括：防止企业变成垄断性企业，以保护平等自由竞争；解散已形成的垄断性集团；禁止价格上采取联合行动；禁止独家交易或搭售商品。
　　30多年前， 美国的电信业主要是政府管理的专利事业，为AT＆T所垄断。长途通信的费率不断上涨，一般美国消费者越来越打不起长途电话。后来，MCI向AT＆T发起挑战，控告AT＆T违反反垄断法，打了十余年的官司。1984年1月，最高法院裁定强行分解AT＆T，
AT＆T被迫成为MCI和众多竞争者中的一员。竞争使电话服务质量不断提高。电话服务费也大幅度下降。AT＆T和MCI竞相推出各种优惠服务计划，在特别廉价的长话费率上，提供进一步的省钱优惠。为满足不同语种族裔的通话的需要，AT＆T和MCI开展多种语种服务，其中包括华语和粤语。MCI和AT＆T不时在华文报纸上登出整版广告，竞相降低长话价格。比如在美国打中国的国际长话，夜间和假日最优惠的价格每分钟AT＆T48美分，MCI就来个47美分。仅为在中国打美国长话费价格的1／5。竞争使消费者得到了实惠。
　　在美国，要装部电话非常简单。消费者可以选定一家价格最低的电话公司，打个电话告诉自己的姓名、地址和要求开通的时间，即可按时装上电话。安装费只需要在月底收到当月的电话费单子时一并将支票寄去即可。安装费非常低廉，根据不同地区只要十几美元到几十美元不等。为了拉客户，AT＆T和MCI还竞相给顾客奖励现金。顾客常常会收到这样的电话或信函：如果你转到我们公司，本公司马上给你寄来100美元。
　　AT＆T十多年前被肢解并未使它的辉煌走向终极， 它在竞争中重获新生。当时22个子公司脱离母公司，重组7个地区控股公司，留给AT＆T的只有贝尔实验室和近5万名科学家和工程师。
受命于危难之际的新总裁艾伦采取一系列重大策略，利用近五万名科学家的无与伦比的实力，将新科技迅速转化为产品，如用光纤代替铜线，开发兼容的计算机系统取代不兼容的系统，开发数字计算和无线通讯等。在经营战略上，
建立全球商业通讯网络，开办多语种服务和信用卡。十余年来AT＆T像章鱼一样迅速把触角伸向四面八方。1993年AT＆T营业额达672亿美元，纯盈利42.6亿美元，
仍是美国电信业的老大。 在近几年中，AT＆T不惜以75亿买下NCR电脑公司，1993年又斥资126亿美元， 购进美国最大的蜂窝电话公司——麦考移动通讯公司。一个最大的电信公司，一个第五大电脑公司，一个最大的无线通讯公司，代表世界电汛、通讯、电脑科技之先的三巨头合并联手，令世界瞩目。当年的分解也许是使AT＆T因祸得福。
如果没有那番阵痛，说不定它还不会很快完成脱胎换骨的改造，成为美国企业界的"B——52轰炸机"。
　　马平：电信、邮政等行业，过去在许多国家都被看成是事关国家中枢的特殊行业，特别是在冷战时期，它们被视为关系国家战略利益的重要行业，因此一定要政府来控制，由国家来经营，不容外人插手，不让竞争者介入。但近十几年，这种垄断也正被打破。美国除了电信业早就开始了竞争，邮政业也有了竞争。出现了私人快递公司，邮政服务质量提高。比如，美国国内快件在22小时之内送达，几乎成了法定的标准。
　　你肯定能准时收到，这也是竞争带来的好处。
　　宋晓江：过去在两大阵营对垒，通信又比较落后的时候，通信业常常被看成战略神经中枢。后来冷战结束，加上通信技术的进步，各国各地区间的通信联网日益发展，一些比较务实的国家觉得国家对这些行业的垄断控制已无必要。毕竟人们的着眼点已不是打仗而是发展，电信、邮政业要发展就要打破垄断。许多国家都已经允许民营公司参与电信业的竞争，促进了电信业的发展。日本就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例子。日本的电信业过去也是国家垄断，服务费昂贵，低收入的日本人打不起电话，服务又差。后来，日本电信业改为民营，有了竞争，电信服务质量很快提高，通讯服务费下降了2／3，电信公司还组织30万员工走访4000万用户，改善服务。
　　我还注意到，中国对管制最严的电信业也开始引入竞争，比如成立中国联通公司。
　　羊慧明：在中国，你只要留心观察一下，就会发现，哪些地方还在排长队，服务又不好，那一定是还没放开的垄断行业。有些地方现在装电话还要排长队，走后门。甚至连修理电话故障也要托人走后门。最典型的是大哥大电话，前几年一个得二三万元人民币，还要走后门，服务费也格外昂贵，因而只有少数富人玩得起，成为"大款"炫耀于市的象征。而这种电话，在美国通常是跑外勤的推销员、秘书、记者、应召女郎等户外工作者用的，价格非常便宜，现在有的商店已不要钱，白送你一个电话，只需要交每月29美元入网服务费即可，这中间还包括你打10分钟长途电话的费用。相比之下，中国玩大哥大的费用是美国的若干倍！如此惊人的暴利，谁得了？当然是电信公司及与电信公司官员有关系的某些公司得了。消费者吃了亏，国家也没得多少好处。只此一家，消费者只能求他们。BP机市场，由于放开了，有了竞争，价格一降再降，服务也好了，这说明什么？不是不可以放开，放开了只有好处。
　　邮政也是如此。邮费涨了，邮件走得越来越慢，有时同一个城市里寄封信也要几天对方才能收到。甭说别的，连个信封都要垄断起来。说是要按一定标准。有标准你可以公布，人家照着生产不就得了，为何得由你来指定什么厂独家生产？
　　邮电、银行等，是中国公有制的"嫡系"，"血统"最"正宗"，但没了杂交和竞争优势，自身机制也得不到转换。目前中国服务最差的地方，恰恰就是那些改革没有触动的"嫡亲"，尽管消费者怨声载道，但人们还不得不求它。
　　反垄断，这也将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的话题。令人欣慰的是，中国管理当局已经有了一些举措，竞争机制正在引入电信、金融等行业。
　　宋晓江：我想这也是中国市场经济改革必须要走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