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高仿大牌服装微信: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

萧功秦：从发展政治学看中国转型体制

　　摘要：当下中国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结构里？这无疑是政治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学界还较少有学者对中国这样一个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化过来的新型政治结构做过类型学考察。这一结构肯定不能再归类为政治学中的“极权政体”，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权型政体，当然更不是竞争性的多元民主政体。如何判断这一结构的类型特征？可以说这是中国变革对政治学界提出的一个问题。

　　提要：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发展，是通过试错反弹的方式的路径来逐渐实现的，它体现为从计划经济时代的全能主义政治体制，逐渐转变为在经济社会文化领域有限多元化的后全能主义体制。本文分析了伴随并影响这一政治转型过程的五个历史—政治要素，它们是决策精英的世俗理性化、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有限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去魅化，政治上的脱两极冲突化，政治录用体制的技术官僚化。本文以此为基础，来考察后全能体制的一些主要特点、矛盾及其发展前景。

　　关键词：发展政治学 后全能体制 历史政治要素

　　中国改革开放已经经历了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以后形成的中国政治体制或结构，在政治学上如何归类？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说，当下中国人生活在什么样的政治结构里？这无疑是政治学上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迄今为止，国际政治学界还较少有学者对中国这样一个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演化过来的新型政治结构做过类型学考察。这一结构肯定不能再归类为政治学中的“极权政体”，也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威权型政体，当然更不是竞争性的多元民主政体。如何判断这一结构的类型特征？可以说这是中国变革对政治学界提出的一个问题。

　　当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从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中演化过来的，它在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已经逐渐具备了威权体制的一些基本特征，如国家对社会的控制范围与幅度已经比改革开放以前时期大为缩小，仅限于与政治稳定有关的那些方面，政治控制的范围已经相对放宽，社会、经济与文化领域出现有限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的功能作用逐渐转换，等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现在已经形成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型权威政治模式，本文把它称之为“后全能主义的技术专家治国的权威主义模式”。下面，本文想对改革开放过程如何形成这样一种转型体制，作一些简要的分析，然后，将从几个方面来谈一谈这一政治体制对于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影响。

　　一、中国政治发展中的五个历史政治要素

　　要认识现行中国政治体制的基本特征，最好的办法是对这一结构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考察，历史溯源的方法能使我们把注意力放在这一结构如何从旧结构中演变过来的。我们就可以从中国社会如何从旧体制中剥离出来的过程中，认识现行体制的结构特点。这里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的转型并不是理性有计划的设计的结果，中国的政治家在针对中国出现的具体问题、矛盾与困境，通过不断地“试错反弹”来修正决策，并在试错中进行制度创设，以解决面对的各种问题，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自然地演化出一种新的体制。人们走出导致社会结构转变的第一步时，并不一定考虑到下一步发展，邓小平说的“摸着石头过河”确实是相当形象地表征了中国转型的非计划性。下面，本文想把中国转型过程中先后出现的五个历史—政治要素对转型的影响，来考察中国政治发展问题。

　　这里的“历史—政治要素”，指的是在一个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人们为解决现实矛盾与困境而在试错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一些制度与策略选择，或由于人们的活动而出现的社会变动，这些制度选择或社会变动一旦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演变出来，它们又会对政治体制或结构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我们可以通过某一时期历史上相继出现的“历史—政治要素”，来透视这一社会在结构层面上出现的变动。通过对这种历史要素与结构层面之间的互动关系的考察，可以把历史分析方法引入政治发展研究。本文也是运用历史方法研究政治结构转型的一个初步尝试。

　　首先，中国政治转型的第一个历史政治要素，是文革后掌权的革命元老派世俗理性的觉醒。中国改革开放所导致的政治结构演变，起源于文革结束以后的革命元老派的世俗理性的推动，所谓的世俗理性(Secular Reason)也可以称之为常识理性，这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为解决面对的实际问题，运用功效最大化原则来做为行为取舍标准的理性态度。这种世俗理性也可以称之为经验理性，它与那种以意识形态教条原则为推论大前提的“先验理性”有根本的不同，它使人们的行动摆脱了教义、信仰与迷信对于人们行为选择的干预。这种日常理性，起源于对文革极左思潮及信仰造成的灾难后果的反思与纠错。这种世俗理性表现在邓小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发展生产力”，“白猫黑猫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这样一些朴素论断中。邓小平作为老共产党人，对中国在极左思潮影响下造成的贫穷落后，有一种深深的负疚感，在改革初期，他说过，“我们的人民太好了，我们犯了那么多错误，他们还支持我们”。正是这种负疚感的压力，成为他改革开放的思想动因。中国元老政治家中的世俗理性的觉醒，是中国的革命政治文化发展的重要里程碑。众所周知，革命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实际上是一组革命救世主义的信念，它与世俗理性原则正好对立。这种救赎理论的魅力与感召力也就在于这种彼岸信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这种信仰主义已经膨胀到了极端。于是引起了历史的反向运动，文革的左祸唤起了邓小平这样的元老派文革受害者的日常理性思维觉醒。实际上，这种理性态度决非个别元老派所独有，可以说文革后期多数中国人都产生了从先验的教条主义思维向世俗理性的回归。世俗理性的苏醒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心态。当它渗透到执政党内部，并通过掌权的元老派邓小平得以表现出来时，这就标志着执政党逐渐发展为务实的、以世俗理性为政治选择的核心标准的发展型执政党。

　　政治转型的第二个要素，是由此引发的经济、社会与文化领域的多元化。世俗理性对于中国政治转型的意义，在于一种新的逻辑环节的形成。我们可以从《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字里行间，看到以下政治逻辑环节的反复强调：在邓小平看来，一，什么是社会主义，过去并没有搞清楚；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让人民富裕起来；三，要使人民生活好起来，就要发展生产力；四，要发展生产力，就要改革开放，就要搞市场经济。五。中国现代化要从温饱、小康到富裕逐渐过渡，市场经济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基本手段。等等。

　　市场经济是一个强大的瓦解旧极权体制的火车头。它的魔力的触角所及，就使劳动力与投资者得以脱离原来的严密控制的计划极权体制与国家对人身的控制，社会成员获得了自由流动的可能，社会空间自主性得以出现，又刺激了社会成员的个人竞争力也得以提升，并唤起了个人的自主意识与个人主义意识的维权意识，长期被全能体制压抑的“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天下熙熙，皆为利来”的经济自主性则被调动起来。经济领域的多元化，进一步导致经济以外的领域的多元化的出现，例如，社会领域作为经济领域的补充与服务组织，从而获得了合法性，也随之获得了自主性。

　　人们可以注意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在经济与社会领域出现多元化的同时，文化领域也开始出现有限的多元化，只要不构成对执政党的地位与国家安全构成直接或间接的挑战，非政治性的“第二文化”也获得了自主性与合法存在的空间。与利益主体多元化的同时，文化多元化与社会自由流动也会相应发展，社会文化、教育、娱乐、学术研究、非政治的社团，作为“第二文化”，与政府主导的“第一文化”平行地共存。

　　而社会、文化与经济的多元化，使原来的社会主义极权体制或全能体制逐渐蜕变为一种新的社会结构。众所周知，社会主义极权主义，本质就是政治上的国家对社会的全面支配与控制，社会并没有自主的细胞。所有的个人与机构都是国家大机器上的零部件，而市场经济激活了中国人的微观活力。整个社会动起来了。不自觉的去极权化过程就此开始。中国逐渐朝向后全能主义转变。

　　第三个要素，是意识形态的去魅与转型。革命救赎性的意识形态对社会的全面控制，是全能主义最重要的特征，换言之，从政治学角度来看，改革以前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即国家全面支配社会的政治体制，是依靠一种全面控制社会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圣德”作为其基础的。革命意识形态为全社会提供了一个未来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的目标意识，一切政治行为与思想观念，只有根据这一革命意识形态原则，才能获得政治上的合法性。意识形态教义与信仰，承负着全能体制的合法性功能与社会凝聚功能。只要一个社会受这种圣德型意识形态支配，就是全能主义社会。这种意识形态淡出，是脱全能主义化的重要标志。

　　这种意识形态是如何得以转变，从而使社会得以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得以相对自由地发展的呢？首先，由于传统官方意识形态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起到抗阻作用，根据官方正统的的意识形态教义，市场经济的改革，以及对西方世界的开放，均被判断为走资本主义道路与受外国帝国主义剥削。中国的改革政治精英为了不让全能主义的意识形态对经济改革构成阻力，就不得不对意识形态进行改造。邓小平所采取的意识形态战略是，对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予以尊重的同时，对意识形态的概念体系进行创造性的新的解释，通过这一新的解释，使官方意识形态一方面能提供改革开放的合法性解释，另一方面，又可以能运用这一意识形态的禁忌与威慑力，来保护执政党的统治权威的合法性，以利于转型时期的权威控制与政治稳定。邓小平所作的这种意识形态的创新工作，可以说充满了变法易教的政治智慧。下面，可以简略地回顾一下，执政党自八十年代以来在意识形态方面采取的创新过程。

　　首先，意识形态创新的第一阶段，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论的提出。这一理论的实质就是，共产党的政策方针，是应该根据常识理性的功效，而不是以教条的信仰，来作为选择标准。其次，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根据这一理论，只有在社会主义的现阶段，即“初级阶段”完成市场经济化，才有可能在未来去实现“高级阶段”的“共产主义”目标，这就巧妙地为市场经济提供了进入中国的准入证。

　　第三阶段，是“三个代表论”，在这一理论表述中，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发展先进生产力与先进文化，成为判断共产党统治合法性的基本坐标。换言之，执政党不像革命党时期那样，以强调要实现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一个阶级的专制，作为自己的权威合法性基础，根据这一理论表述，执政党只要运用各种被实践验证为有效的手段，来达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使生产力与文化得到发展，那么共产党就可以始终保持统治的合法性的地位。这样，意识形态通过创造性的解释与转化，消解了革命党时期的乌托邦终极承诺，三个代表理论是意识形态去魅化过程的最重要、也最关键的阶段，这一意识形态发展实在太重要了。实际上，执政党提出的“政治文明论”以及“和谐社会论”，乃是上述去魅化过程在逻辑上的自然延伸。在政治文明的话语中，传统的革命概念也已经完全消失，平均主义理想彼岸的终极承诺，已经被与世界文明主流接轨的内涵所取代。

　　综上所述，意识形态转型的特点，就是意识形态信仰的去魅化。什么叫意识形态的去魅化？更具体地说，意识形态的概念符号系统依然存在，意识形态的神圣性，法统的至高地位仍然存在，意识形态作为合法性的来源仍然不可动摇，然而，意识形态的内涵却悄然发生了根本转化。原有的乌托邦成分已经被消解，信仰主义的成份、平均主义的未来理想的因素，已经从这一意识形态的内涵中被剥离、剔除了出来，这一过程就是意识形态的去魅过程，即从教条信仰主义向功效最大化的世俗化过程的发展过程。经过这一番意识形态改造，共产党意识形态的符号系统，仍然起到保护政权的作用，并起到威慑作用与对基本的政治游戏规则的规范作用。“四项基本原则”实际上可以理解为政治游戏规则的底线，人们可以看到，实践真理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三个代表论，政治文明论，在现在的官方意识形态中，其原有的革命党的价值内涵已经淡出。作为一个推进市场经济现代化的执政党的意涵，即世俗理性内涵，却越来越突显出来，它不再否定改革开放后的一切新生事物。意识形态的世俗化最终消解了全能主义政治的最核心的特点，即通过不断强化阶级斗争，来实现共产主义乌托邦目标的特点。在中国政治生活中，已经没有了教条信仰。意识形态在政治生活中的控制作用实际上在淡出。脱意识形态化后的中国政治，在事实上已经转变为一种新型的威权主义政治。这是脱极权化的又一重要发展。

　　中国改革的第四个要素，是政治上的脱两极化。一般而言，社会主义全能体制一旦进入改革阶段，当政的改革派精英，就会面对来自在保守方面的党内意识形态官员与来自激进的知识分子自由派的双重挑战。而且，处于保守与激进两极的势力，各自拥有特殊的政治优势与至高点，党内保守派拥有官方正统意识形态话语解释权，他们可以运用这种政治资源，把改革派解释为修正主义或“走资本主义道路”。处于另一极的激进的自由派，则掌握了自由民主的优势话语权以及国际势力的支持。处于两种政治势力压力下的中间派改革家，如果处理不妥，就会在两极压力的互动过程中被边缘化。邓小平的政治战略，在于巧妙的采取中间偏保守的联盟策略，先联合保守一方面，共同打击自由派激进势力，使之在八九年被边缘化。当保守派失去了激进派的对立面而不再有用武之地以后，邓小平又不失时机地摆脱了保守派势力，在九二年南方讲话以后，使保守派边缘化，通过起用大批技术专家，来充实中间派的政治力量。

　　苏联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基本战略，实际上是作为改革的中间派，与激进派建立结盟关系，这种“中间—激进联盟”虽然被西方国家誉为突破共产体制最有利的方式，但实际上却是最失败的方式。其原因在于，当戈尔巴乔夫与激进派的叶利钦结盟时，激进派掌握的自由民主的话语优势，能够相当有效地侵蚀、瓦解作为中间派的戈尔巴乔夫掌握的共产党的组织资源，实际上，叶利钦代表的激进派正是运用这种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话语优势，来使共产党组织被“妖魔化”，成批共产党人纷纷退党，共产党组织则在这种冲击下渐渐瓦解，导致戈尔巴乔夫成为没有权力基础的空架子而最终失败。

　　我们可以把邓小平使激进与保守势力先后边缘化的政治过程，称之为中国政治转型的“脱两极冲突化”。这一“脱两极化”具有极为深远的意义：一个政权在转型过程中如果不断受到来自保守与激进的两极势力的挑战与压力，它就不可能在政治上获得稳定地位。只有在脱两极冲突化以后，才可以形成具有充分主动权的、有效的新权威主义政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认为，九十年代中期，中国已经正式进入了后全能主义的新权威主义体制。

　　第五个要素，录用方式的技术专家化。全能主义的官员体制，是根据“突出政治”的意识形态效忠与革命化的标准的干部选拔制度建构起来的。而邓小平则通过“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四项标准，来选拔干部人材，而同时符合这四项新标准的，恰恰是那些体制内的技术官僚，这样，二十多年以后，中国各级执政层实际上通过新陈代谢，完成了从革命干部向技术专家型官员的更迭。这一执政层相对于革命元老而言，他们一般具有超越意识形态思维的工具理性与务实的决策风格，这种技术专家执政层，对于中国从高度意识形态化的全能主义(Totalitarianism)政治向现代化政治的平稳过渡，对于摆脱保守的马克思主义教条主义与激进的西化自由主义意识形态思维对决策的干预，对于克服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左右政治势力冲突的两极化，无疑具有特殊的积极意义。自九十年代以来，中国之所以能从左右两极意识形态与政治势力的拉锯冲突中摆脱出来，激进自由派与原教旨意识形态保守派逐渐在九十年代以来逐渐边缘化，中国能在保持现存政治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渐进地变革与发展，此种技术型官员执政模式无疑发挥了历史性的积极作用。

　　以上五个方面的历史要素的分析表明，中国在文革以后，经过了邓小平的新政阶段，通过世俗理性化、社会与文化领域的有限多元化、意识形态的去魅化，政治上的脱两极冲突化，政治录用体制的技术官僚化，逐渐从全能体制向有限多元的后全能体制的发展型权威体制转变。

　　应该说，这种体制已经具有了社会学意义上的稳定性，一种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必须以一定的广泛的社会阶层作为其社会基础时，才有可能实现。中国新权威主义的官员基础是技术专家型官员，而其社会基础，则是近年来已经迅速发展起来的城乡中产阶级。在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中国兴起了中产阶级，这里指的中产阶级，包括白领阶层，例如医生、律师、大学教师、中小型企业负责人，以及那些拥有相对稳定的较高收入、受过现代教育、具有专业技能比较富裕的生活的阶层人士。虽然中国当下的中产阶级，还不能用西方标准的中产阶级来加以衡量。如果说，中国的新权威主义体制在90年代初期还没有形成自己的社会基础，那么，自1997年后，随着南方讲话后经济总量的急剧提升，中产阶级是新权威主义的受益者与拥护者。

　　正如前面已经谈到的，中国的改革精英对于转型过程并不是有意识地、刻意地去追求某种既定的政治模式，中国转型是非设计的，而是自然演化的。是在给定条件下，通过面对困境而进行试错过程中，在就事论事地解决问题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并把这些试错后认为成功的经验定立为制度，人们可以称之为试错型的制度创新。当邓小平说到中国要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时，他心目中并没有预定的具体的政治模式作为目标，他只是以“中国特色”来容纳更多的非斯大林主义的模式的可能范围，可以把“市场经济”、特区制度、工具性的价值追求、不受原有信仰支配的意识形态、以及凡是可以用来发展生产力的所有的新事物，统统放在“中国特色”的框架中来，同时，他没有忘记用“四项基本原则”来确定游戏规则的边界。

　　在研究中国改革战略，何以较之苏联改革更为成功时，有一个重要因素特别值得指出，那就是，邓小平个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对于这一点，本文宁愿从政治学的角度，而不是从他个人的人格魅力来加以解释。

　　从古今中外的集权国家改革史的历史来看，一般而言，改革精英主要来自体制外的少壮的“清流党人”，然而，这些改革精英往往缺乏体制内的经验、威望与影响力，也缺乏组织资源。相反，体制内的元老派往往习于所安，思想守旧，又是体制内的既得利益者，因此他们往往在历史上的改革中充当保守派的角色。一般而言，在一个封闭的集权时代，有改革志向的人缺乏经验与政治资源，有政治资源与经验的人又恰恰缺乏改革志向，这种矛盾正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集权体制改革屡遭失败的原因所在。记得当年戊戌变法前夕一位中国官员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了一句后来不幸而言中的话：“默察京师大局，其老成者苦于素无学术，其新进者又苦于未经历练。有有君无臣之忧。”

　　如果元老派一旦出现改革家，那么，就具有了特殊的三大政治优势，这是一般“清流”改革家所不具备的。一是元老派拥有丰富的体制内政治经验。这使他们对于改革所必须把握的分寸感与底线意识有清楚的认知，这就是所谓的“老马识途”。其次，是他们长期政治生涯中积累的个人威望，他们可以运用这种威望来推进难度较大的改革，而不致于引起强烈的反弹，从而可以大为降低改革的成本与代价，他们在经历挫折以后，也由于具有威望而有更大的政治回旋余地。第三，他们在长期官员组织实践中形成的丰富的组织资源人脉关系，使他们足以形成自己的改革基础。中国八十年代邓小平改革所具有的得天独厚的优势在于，正是由于文化革命，使邓小平这样的重量级元老派作为文革的受害者，加入了反思派与改革派的潮流，当他成为掌权人而进行改革时，他在这一官员组织体制内的政治经验、威望、组织人脉资源优势，就成为改革最需要的政治稀缺资源，为顺利改革提供了重要的条件。从政治战略角度而言，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与中国近代戊戌变法的失败，均可以从与邓小平新政的比较中得到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