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档衬衣:贵州幸存戴安澜200师女兵施仲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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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幸存戴安澜200师女兵施仲珍(2)

(2011-10-08 08:54:05)

(三)施仲珍印象

    我问施仲珍:“你见过戴安澜吗?”施仲珍笑了:“当然见过。1942年入缅作战之前我们在保山演出京剧《苏三起解》,戴安澜师长就坐在第一排看戏。”

    我说:“您给我来一段《苏三起解》?”施仲珍笑了:“老了!唱不了啦!”

    施仲珍说:“我非常想再到保山去看看,保山给我留下很深刻的印象。”

    我说“我认识保山电视台的辛副台长和蓝天记者,我请她来访访您?”

    施仲珍又笑了:“不敢当,不敢当,哪里有访问老太婆的?哈哈!”

 

   

    施仲珍没有住房,她的孙子杨成清老师也没有住房。他们一起租住在这栋房子的二楼两间。杨成清是小学教师,戴个眼镜,文质彬彬的。

    一个功勋卓著的中国远征军的老兵,连自己的住房都没有,要四处“打游击”,幸亏儿子、孙子孝顺,要不,连个安身立命之处都没有。

    看看施仲珍,我越发羡慕起贪官污吏来。说真的,说假的,人家贪官污吏每一天都吃香喝辣、吃喝玩乐、吃喝嫖赌,三公消费,还常常组织我们学习什么代表、什么讲话。他们才是货真价实过上“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英特耐雄纳尔的生活。

 

施仲珍家门口路上的行人

 

    施仲珍自述:我是1919年3月生人,贵阳云岩人。自小没有见过母亲,父亲在我5岁时谢世。1937年考上贵阳青岩女子师范学校,那时,贵州抗日救亡热潮高涨,我也积极投身抗日宣传的运动中。1939年,施仲珍有参加国军的短期经历。

    1939年经人介绍,认识国民政府贵州省政府参议员杨致道。经过相识、相恋,最终结成伉俪。

    施仲珍回忆:1937年淞沪抗战爆发,杨致道的弟弟是国军旅长,战死疆场。随后,被向后方撤退的部队安葬在上海与苏州之间的昆山。

    在贵州省政府内,杨致道的同僚们说他:“你兄弟战死疆场,你还安心做官?”

    可能是激将法,激发起爱国热情的杨致道。他随即参加途经贵阳的戴安澜200师。

    因为杨致道学历颇高,又会三国文字,还是贵州省政府要员。对于这种临危入伍的知识分子,戴安澜将军当时就唏嘘不已、大为赞赏。

    随即,介绍杨致道到下属郑庭笈部,任200师政治部中校科长。

    1941年,杨致道和施仲珍已经结婚。他们同时参加国军抗战,只是新兵施仲珍怀孕在身,所以,杨致道先一步,走进200师的军营。

    施仲珍回忆:杨致道在政治部搞宣传,他先了解到第5军200师在昆仑关战役的故事:

    1939年冬,200师与日军精锐第五师团鏖战一个多月。终于毙敌6000多人。

    杨致道在给施仲珍的信中,引用长官郑庭笈的日记:

    “昆仑关战役是一个漂亮的攻坚战、歼灭战。说全歼侵华日军第21旅团是毫不过分的:除击毙该旅团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之外,还击毙了第42联队长、接任中村的代旅团长坂田元一大佐;第21联队长三木吉之助大佐;副联队长生田滕一;第一大队长杵平作;第二大队长官本得;第三大队长森本宫等;200师,班长以上军官阵亡85%以上;阵亡士兵4000人以上。虽然中国军队伤亡更多,(郑洞国的第五军荣誉第一师1.3万人撤下战场的时候战斗兵只剩700人,国军第5军负伤一万一千余人,阵亡五千六百余人,生死不明八百余人,另伤亡及失踪的杂役兵共计6416名,合计伤亡约2.4万)。但基本干部仍健全。日军第21旅团已经名存实亡了。”

    他不断给新婚燕尔的妻子施仲珍写信,吐露采访200师亲历昆仑关战役的军官们的内心感受:

    甚至,连师长戴安澜都身负重伤。战火纷飞、硝烟弥漫。中国国军官兵在枪林弹雨、血肉横飞、刀光剑影、尸横遍野、震耳欲聋、杀声震天、血肉迸溅。

    我真是被国军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所震惊、所感动的目瞪口呆。真是:心惊肉跳、热泪横流。——有他们在,我们中国不会亡!

    每一次回信,施仲珍都写上说:“我要上前线!我要和你在一起!我要和抗战将士们在一起!我们的热血,和抗战将士们的热血,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热血!”

    共产党,国民党都有政治部、宣传部。那时的政治部,是要贡献鲜血和生命的!

    1941年10月,施仲珍赶到200师政治部宣传部报道。随即,夫妇团聚。

    1942年初,应美国和英国的一再要求,中国政府组建中国远征军。2月,施仲珍夫妇随远征军第五军200师启程,经贵州、云南,开赴缅甸战场。

 

     我采访施仲珍,施仲珍特意提到和丈夫分别后“家书抵万金”的“家书”中都写了些什么。我内心慨叹:“知识分子,就是知识分子。尽管他们热爱国家、表达感情的方式方法和工农不同,但是,爱国热情是一样的。”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的宣传标语

 

(四)施仲珍经历的同古、棠吉两次战役

 

抗战时期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蒋介石委员长

 

    施仲珍、杨致道夫妇刚刚入伍200师,就开赴缅甸前线,卷进无情的战火硝烟。

    因为福建人民广播电台的《海峡之声》节目要录播,所以,施仲珍对着电话大声说:“第一仗,就是同古。我们去解救英军,包围日本人。没有想到,被解救的英军先撤退了,我们又被日本军队包围。子弹在耳边嗖嗖地响,身边不断有人倒下……。弹片横飞,没有时间害怕,没有时间悲伤。每一口呼吸,都是炮弹爆炸后刺鼻的硫磺味道。枪弹横飞、弹片如雨,我们女兵不敢眨眼睛,要随时跟上大部队的行动……”

 

    我查了一下200师在同古战役的资料:

    1942年3月8日,作为远征军先遣部队的第200师星夜赶到同古。这是一座位于缅南平原的小城,距缅甸首都仰光260公里,扼公路、铁路和水路要冲,战略地位十分突出。此时的英缅军,在日军凌厉攻势下,正如潮水般溃退。

    19日,追击撤退英缅军至皮尤河西岸的日军,率先与防守同古的第200师先头部队接火。战讯传来,戴安澜宣布:“命令各团营进入阵地,准备战斗。本师长立遗嘱在先:如果师长战死,以副师长代之;副师长战死,参谋长代之;团长战死,营长代之……以此类推,各级皆然。”

    21日,同古城北的永克冈机场被日军占领,守城的200师后路被断。28日夜,日军派出小股部队突袭200师指挥部,师长戴安澜手提一挺机枪,率部与日军作战。激战通宵,司令部全体官兵的子弹全打光了,刺刀也拼弯了,危在旦夕。幸亏天亮时,一营援兵赶到,师部才化险为夷。

    由于英缅军已按计划撤退到卑谬,并且在与尾随而至日军的战斗中一触即溃,造成卑谬失守,使第200师陷入到日军第55、56、33师团的三面包围之中。为避免全师被聚歼,30日晚,同古守军主动战略撤退。

同古一战,第200师以仅9000人的队伍,竟抗击两万多日军达12天之久,使日军遭受了南侵以来的第一次重大挫败。这也是远征军入缅作战的首次胜利。

 

    我又查了棠吉之战的资料,施仲珍夫妇就亲历了这次战役:

    200师同古一战开始时,是发挥钢铁之师的强硬;后面一仗在棠吉一战就是强撑了。在没有弹药补充。没有后援部队、没有空中支援、没有粮食补给、没有伤病转移的境况下,一夜之间,战局陡转直下。

    就好像:一个壮汉跑到马拉松终点气喘吁吁之时,你上去和他拳击一样。

    1942年3月24日拂晓,棠吉之战爆发。

    负责收复棠吉的第200师将士率先向日军发起进攻。鉴于敌守军强大,戴安澜便命部队先行强攻棠吉西侧的敌警戒阵地,并一举夺下。

    然而,此时局部战斗的胜利,已无法遏止整个缅甸战场上中英盟军疾速溃败的车轮。日军第56军团除策应正面之敌外,继续秘密穿越缅泰边境1500公里的原始大森林,并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后方腊戍、密支那等城的中国守军面前。

    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有力抵抗,中国远征军返回国门的咽喉之地便一一失守。

 

    5月初,中英盟军全面溃败。施仲珍回忆:棠吉之战不久,200师逐渐丧失战斗力。撤退之时,200师官兵从棠吉向北出发,已经没有成建制的大部队行动了。她所在的一支部队,开始时是一个营,有500人左右。在乱战中穿插,才几天时间已经变成了20几人的一队人。而且,完全没有了粮食的补给。

 

    有文章这样记录当时的200师的戴安澜部队:

 

    5月10日,远征军大部队退至胡康河谷,受到日军第56师团阻击。在进行地面攻击的同时,大批日机还屡屡向路面俯冲而来,对着人群密集扫射。于是,大军不战自乱,争相逃入山林。负责在温佐一带掩护撤退的戴安澜第200师,一时与军部失去了联系。

    在后有追兵、前路不通的情形下,戴安澜毅然决定带部队进入缅甸中北部山区打游击,并寻隙退回国内。18日,第200师兵分两路,横穿细抹公路。前卫部队突然遭到大股日军伏击,意欲逃跑的缅甸向导被士兵抓了回来。向导坚决拒绝为中国军队带路,戴安澜气极,不停用马鞭猛击自己的马靴,随后命令部队立即分散突围。副师长郑庭笈劝阻:“白天突围目标太大,是否改到晚上?”戴悲怆不已,“关公走麦城,也不过如此。缅甸非久留之地,今天只能不是鱼死,就是网破!”

    迎着日军用机关枪、步枪和炮火交叉组织的密集火网,数千名中国士兵义无反顾地端着刺刀冲了上去。敌人以逸待劳,据险伏击,200师伤亡惨重。激战中,一梭机枪子弹射中了戴安澜胸腹部,身后将士赶紧将其救起。师长受重伤,剩余官兵便轮流用担架抬着他,一边与日军周旋,一边艰难奔波在缅北的高山峡谷和原始密林之中

26日傍晚,200师与敌周旋至缅甸一个名叫茅邦的克钦山寨时,因伤口溃烂感染,一代抗日名将戴安澜遗恨而逝,年仅3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