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影响国家经济决策的成功案例   孙钱章

                 ----为李锦的《金融危机在中国的演变》的序言

    李锦同志是新华社著名记者，写过的很多调查得到国家最高决策层的批示，是一名智囊型学者。可是，我们未曾谋过面。不久前，我们一起去枣庄参加一个研讨会，在首都机场候机闲聊，看得出他知识面开阔，思想敏锐，对学界信息很了解。他说起与我有关的《国民经济管理概论》、《社会主义经济决策学》、《领导科学概论》、《知识经济概论》等几本书，竟很熟悉。这几本书多数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初期写出来的，难得他还记得那么清楚。他在枣庄资源枯竭性城市转型研讨会上发言，很有见解，视野开阔，观点鲜明，有气势，也深刻，给人留下印象。

现在，李锦同志写出这本关于向中央反映金融危机现状、提出对策过程的书。我以前是学习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后来又研究管理科学、领导科学等等。我从一个经济预测与决策学者角度翻看了他的这本书，颇有感慨。

全球金融危机后，中国经济决策与管理思想同样经历了一段不平凡的历程。在这一过程中，许多杰出的中国经济决策管理思想家为之做出了贡献，李就是其中引人注目的一位。李锦同志在金融危机到来时，向中央及时提出建议并为最高决策层采纳，这件事当属决策学范畴研究的事，是经济预测与决策创新的成功案例和鲜活教材，对促进经济管理流程变革及实现经济管理创新具有新的启示。

 全球金融危机，是美国长期以来在资本自由的市场经济中，少数金融寡头为追求暴利，缺少监管而导致的。其根子在制度上，然而国家决策失误是毋庸置疑的原因。中国在信贷热潮出现大跃进局面时，同样面临着国家重大决策的判断问题。 

李锦同志长期在基层一线做调查研究工作。2009年春天，来自基层的信息促使他从新的角度思考国家投资决策问题。他深入地思考着：在国家投入四万亿及大量银行信贷资金投入社会后，有没有一个速度、结构与效果问题。光投资够不够？投资的方向是什么？会不会进入股市、楼市？如何防止泡沫经济与通货膨胀？另外，还有财政权分配等诸多问题，国家虽然进行了整体部署，勾画一个总的原则，但也有一个如何实现的问题。这些，是李锦同志最初研究信贷风险的根本动因。

他在研究信贷危机形成的过程中，决定给国家最高决策层写一封信，陈述利害，指明原因，提出对策，这封信写得很长，近达万言。温家宝总理认真看了，在4月4日作出重要批示，李克强、王岐山等都做了批示。在收到这封信的一周内，国家财政部、发改委、央行、银监会相继开会研究。收到这封信的第11天，温家宝总理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专门研究他提出的问题。2009年12月27日，温家宝总理就经济形势和明年工作回答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许多工作还没有结束，现在打分还为时过早。比如，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如果我们信贷保持得更平衡一些，结构更合理一些，规模不要过大，那就好。我们年中开始注意这个问题，并且努力加以纠正，下半年的情况有所好转。”温总理讲的是“年中”开始注意这个问题，温总理是4月4日在李锦给总理的信上批示的。是李锦这封信使得总理“开始注意这个问题”，从而引起一系列重要变化的。李锦这封信在金融危机影响国家前途命运的关键时刻，立了一大功。

中国作为世界文明古国，民族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中以“经邦济世”为主要宗旨的中国历代经济管理思想是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李锦同志在金融危机中的努力，丰富了我国经济管理思想与实践。李锦同志从改革开放开始便投入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之路，1984年便被组织上送到中央党校进修。三十多年来，他在一线调查研究，孜孜以求，成果丰硕，特点突出。他始终追踪发展主题，与时俱进，开创管理研究的新领域和新境界；始终注重从实践需要出发，把管理理论向实际工作延伸；始终把理论基础作为研究的起点和追求的目标，始终从战略上把握全局，树立高层次、综合性的战略思维，又重战术研究，比如他在1995年便提出过企业资本经营的管理思路。

李锦同志过去做的大量工作都是为决策层服务，他是做的是以中央决策层为研究对象的智囊工作，是属于决策学范畴的内容。决策学是一门研究科学决策的理论、原则、程序和方法的新兴综合性学科，它产生于本世纪50年代的美国，其创始人是美国的诺贝尔奖金获得者赫尔伯特西蒙。从本质上讲，决策是人们在改造世界的过程中，寻求并实现某种最优化预定目标的活动。 一般可根据决策的性质、作用及定型程度等作不同的分类： 按照决策的作用，可分为战略性决策和战术性决策。按照决策的定型程度，可分为确定型决策、风险型决策和非确定型决策。 按照决策的性质，可分为常规型决策和非常规型决策。按决策的范围，可分为国际决策、国家决策、团体决策和个人决策。按决策的层次，可分为高层决策、中层决策和基层决策。而李锦同志研究的多属于最高层决策，大多是有关全局性的以及与历史进步有密切联系的重大问题，多是非确定性决策。

决策学是研究，探索和寻求作出正确决策的规律的科学。是天意与人意的完美结合。它着重研究在主观与客观这个矛盾对立统一体中，人的主观能力如何正确地认识、驾驶和控制客观世界的运动，变化与发展、并使其为人类带来巨大利益，同时又能防止近期和远期未来的不利后果的理论和方法。决策学对于国家来说，好的科学决策给社会和经济及企业等带极大的效益；相反，错误、不科学的决策，给国家带来重大损失，轻则损失数十亿，百亿、千亿，重则影响历史进程。对正确理念指导下，产生的正确决策是兴国之福；在错误的理念指导下，产生的错误决策就有亡国之险。

决策学是从哲学、方法学、谋略学及当代智囊演变而来。决策，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和思维活动，是多层次，多性质，多样式的。在美国，总统在作出重大经济决策时，除了仰仗美联储主席、财政部长、商业部长等经济阁僚的智慧和建议，身边还有一个由资深经济学家组成的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在中国近20多年，由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学家们的确也很风光，但大众对中国经济学界在经济改革和发展中的作用也颇有微词，这里就不多说了。李锦同志的努力，是能够证明中国的智囊在国家经济决策中是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

李锦同志在30多年中调查报告曾得到30多位政治局委员批示，多是通过内部奏折形式而上达天听的。经济学家们都很看重类似要报、领导参阅、内部报告等等发行量并不大但可直接通天的渠道。而李锦同志给总理上陈的治理信贷风险之策，则是以个人身份出现的，直接上疏坦陈己见 ，通过给中央领导人写信的方式表达自己的看法和主张，充分表达了自己的看法，就更不容易了。

李锦同志在书中数次强调独立主见精神和对国家负责的精神，我非常赞同。经济决策中智囊们保持理性的独立判断尤为重要。李锦保留着长期当新闻记者的风格，概括能力特别强，朴实、明快，新思想很多。由此引发我对经济决策智囊的素养的思考。

对重大决策的敏感与关心。智囊根据所承担的职责，多在高端，对国家经济运行状态，要保持高度的热心与关切的态度，密切注意国内外政治、经济、科技、文教等形势的发展动向。

   丰富的经验和调查研究功夫。科学决策是建立在调查研究和尊重客观实际及规律的基础上进行的。要习于并且长于调查研究，再加上丰富的经验和知识，就易于在生活实践中尤其是在第一线发现和确定选题。

信息获取与选择能力。为了及时发现和确定问题，应当建立一个选择的价值标准，包括经济价值、科技价值、社会价值。要确定价值指标的主次、层次、缓急、约束条件和取舍原则。决策者一定要有判断和取舍能力，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

与众不同的见解。决策者在制订和实施决策时都要有坚强的意志和自信。很多重大的对策的提出，常常是由某一个人提出，又常处于孤立状态。作“智囊”，要有对“异”的追求。千百次重复已有的定论，是当不了“智囊”的。

科学思维能力。要运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指导决策，具有较强的理论思维能力，既要有直觉思维能力，又要有逻辑思维能力。逻辑思维至少要解决：问题的实质是什么？症结在哪里？出现问题的概率有多少？结果会怎样？

预测能力。决策者既要用望远镜头预测未来，用广角镜放眼宏观；又要用平视镜审时度势，做到实事求是；还要用微距镜头见微而知著。欲知不是改造系统以适应环境，就是改造环境以适应系统。

快速决断能力。决断魄力是决策者必不可少的最重要的素养。反应敏捷，洞察未来，决策果断，不能犹豫不决，似是而非，模棱两可。否则，让人产生疑惑、徘徊、无所适从的消极状态，不利于作出好的决策。

冒险与挑战精神。每一项决策都是一项挑战，其结果尚未知，因此，决策者要有一定的冒险精神，决策的层次越高，承担风险越大。这种冒险精神常与自信心、创造观念、才能和经验等因素有关。

决策表达能力。无论在决策前还是决策后，决策者都要以清晰的方式表达决策的内容，包括解释、说明、鼓动，应当具备五个条件：清楚、完整、简明、具体、正确。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情操。先天下之乐而乐，后天下之忧而忧，文人与当官的价值追求是不一样的，这是发自天性。包括对自己无利甚至有害，但对国家有利也要敢于去做。李锦讲到中国文人自古便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请命的传统，如果光考虑个人，便什么也不要做了，就会把精力用在另一方面了。我很欣赏他有这种境界。

李锦同志还是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理事，他的成功实践为我们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的同志树立了一个榜样，我们都要向他学习。

李锦同志这本书还对当前经济与社会发展问题提出自己的看法，不少是真知灼见，作为一名学者，我很支持他独立主见和大胆探索、不断创新的精神。

 当然，我建议，还可以从政治经济学、行政管理学、金融学乃至智囊学的角度去进一步透视李锦同志的著作。

以上，是为序。

(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校委原委员、中国领导科学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