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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捡了个历史 “大漏”》

2011-07-22 14:5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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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曾国藩的声名远播，不断受到一些学者的研究与重视，特别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研学“曾氏之风”一时兴盛，甚至达到有人认为曾氏具有“立德、立功和立言三不朽”（古人言：人有三不朽，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而今这种炒作之风虽已偃旗息鼓，但依旧余味未了，比如说我吧，嘿嘿。

曾国藩一生宦海总体上说是成功的，这也是多少封建学子梦寐以求的人生之路。

然而，笔者以为，一个人如果没有机遇，纵然才华横溢，也只能是如沧海一粟消失在滚滚红尘之中。因此，作为笔者的一家之言，曾国藩的一生能有此成就，更多的是在于他的机遇。

故，吾以为，曾国藩平生有三大“漏”（机遇），自己创造一个，上天恩赐一个，太平天国这个死对手慷慨“馈赠”一个。三个“漏”成就了他美丽而传奇的人生。

他捡的第一个“大漏”，是他“毫无创意”地巴结到咸丰的重臣穆阿章，所谓“朝中有人好当官”。

——这与其说是穆阿章恩赐于他的“漏”，不如说是他自己给自己创造的“漏”。

自古以来，官场就有搞帮派、走路线的不良习气，而要大家伙走到一起来，方式无非是攀个亲、认个同乡、拜个师，或弄个什么情谊（如同窗之类）。比如，吕布先生，见谁得势就认个“爹地”叫叫，这样自然仕途通畅；比如，同科进士，那就是“同榜之谊”；或比如，要攀上某个大领导，拜贴上自称“学生某某”，觐见时，口口声声“学生长学生短”的，若领导默认，那这师生之谊算搞定了。这就叫官场公关之道。
曾国藩攀上穆阿章这棵大树，那也是老套得掉牙，一点点的创意都没有。
穆阿章，何许人？

穆氏，属满洲镶蓝人，翰林出身，甚得道光皇帝宠信，他与道光甚至达到“水乳之合”。此人有一大爱好，特别喜欢结党，培植亲信，据载其“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为穆党”。

曾公在参加戊戌年会考中，正总裁正好是穆阿章，曾公对官场还是洞若观火的，他曾总结了一句在官场混的经典名言：“无他，但多磕头，少说话耳”，所以他看中穆氏此好后，忙不迭地投靠在其“石榴裙下”，遂拜为师，穆公也乐得多添个党羽，“一个愿挨一个愿打”，从此时常往来。交流中，两人发现在政见上又“臭味相投”，穆阿章在鸦片战争中是臭名昭著的投降派，而曾国藩对他的投降主义是十分认同，真是“惺惺相惜”，不混在一块也不行了。

由此，这一大树攀上后，曾公在仕途上或平时工作中，总是顺手顺脚，处处得到穆氏的关照与提携。十年连升十级，一帆风顺得离谱。1838年，即道光十八年中进士，两年后授翰林院检讨，过七年即提拔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两年后又升授礼部右侍郎，并于此后四之中遍兼兵、工、刑、史各部侍郎。十年七迁，连跃十级，对于出身农民的曾氏，可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所以说，如果没有穆阿章的提携，那么曾国藩终其一生也只能是弄个侍郎（相当于副部级）混混，加上自身在京勤读史书，再搞个文化学者或教授倒也可以，如果要再象易中天那样赚个盆钵满盈，按他老人家“少说话”的官场性格，我看是大大的不可能地。

他捡的第二个“大漏”，是他生逢乱世，所谓“乱世出英雄”，上天恩赐他一个施展才华的平台。

——这是上苍恩赐于他的“漏”。

曾国藩生于嘉庆十六年，此时清政府国运已经走向衰败，处于“内忧外患”。内忧，概括为“官场腐败、社会动荡、天灾不断”，外患，则帝国主义开始对大清朝这块肥肉虎视眈眈，发生了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入侵的历史事件。

政治上一派昏暗腐败，风气萎靡不振，执政者喜好逢迎谄媚，忠言之路基本堵塞。有士子对时局披露得入木三分，“士途钻刺要精工，京信常通，炭敬常丰。莫谈时事逞英雄，一味圆融，一味廉恭”。“大臣经济在从容，莫显奇功，莫说精忠。万般人事要朦胧，驳也无庸，议也无庸。”而，广大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除了要应付当政者盘剥外，又要面临天灾横生不断，以致社会出现了极其严重两极分化，一方面是权贵富贾过着奢侈糜烂醉生梦死的生活，另一方面是广大老百姓民不聊生，卖儿卖女，甚至弃尸野外的凄惨景象。

可见，此时的清政府，已如一位病入膏骨的老人，唯有殘喘，正所谓“官逼民反”，全国各地民变迭起，而成气候的就是太平天国的洪秀全，由燎原之势而起，几年间起义军占领半壁江山。清朝政府急需有人出面平定乱局，最后咸丰皇帝采用“以汉人制汉人”的政策。在这场角力、斗智、决勇中，曾公终于脱颖而出。

终究是历史为曾国藩搭了一个表现的舞台，是上天赐予他一个可以淋漓尽致施展个人才华的广阔天地。

他捡的第三个“大漏”，是天国政府纲领、方针的失误与内部的分化导致革命失败，从而更直接地成就了曾国藩的丰功伟绩。

——这是关键，是太平天国恩赐于他的“漏”。

太平天国运动前后十几年，成也迅速，败也迅速，来去匆匆，在历史的浩瀚里犹如绽放的流星，随即而逝，至今思量无不令人惋惜。其失败最大的原因在于内部的自我瓦解。

首先，天国政府的纲领方针存在发展的局限性。

如前所讲此时中国最底层的广大农民，面临着来自上层的种种剥削，过着无衣无食的生活，抗争是他们的唯一出路。洪秀全在这样的背境下创立了拜上帝教，形成了一些带有浓厚宗教迷信色彩的农民革命思想和信条，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制定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诱人的制度，提出“人人有田种、人人有饭吃”的现实口号，大大地激发广大农民群众的革命热情，再加上军纪严明，有仁义之师的美称，所以，运动初期一路势如破竹，战果极其辉煌，1853年即攻克南京，建立了政权。

然而，令人惋惜的是作为天国的领导决策层却不能清醒认清形势，对根本无法实行或无法实现的绝对平均主义政策，不加以研究和调整，提不出一个切实可行而又能动员广大农民群众的纲领。同时，在革命发展中不断出现的大量新问题、新矛盾，更多的是以带有迷信色彩的拜上帝教理念，去迷惑群众，失去了对现实的清醒认识。即使晚期提出了《资政新篇》，但也得不到重视。同时，天国的领导层已经晕晕然地开始享受即得胜利果实，不思进取，农民群众的那腔饱满的革命热情迅速下降，由此，注定这场运动必败的结局。

其次，在战略方针上，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误。

定都南京后，没有及时乘胜前进，从定都到北伐，一厢情愿地“和平停火”两个月，给清政府予喘息的机会。即使在随后的北伐中，也没有好好利用宝贵的两个月时间，重新整合充实力量。而此时的清政府正千方百计利用现有的一切，调整布局，磨刀霍霍而来，先后重建江南江北大营。再加上帝国主义在经济军事上的帮助，北伐军经过两年的努力奋战，仍然悲壮地失败了。

最后，最让人愤慨的是天国政府内部的堕落和分化，从而注定革命终究要走向灭亡。

建都天京后，从领导人开始，滋生享乐、保守思想，逐渐破坏了团结统一的局面，导致发生内乱、分裂和一系列不正常事件。天京事变是腐败和争权夺利的大暴露，由此一步一步把太平天国引向失败，这一事件是太平天国的一大转折点和分水岭。到后期，朝纲败坏，许多将领拥兵自重，敛财自肥，腐化堕落，甚至发生一连串叛变投敌的行为，从而瓦解了革命斗志，加速了革命的失败。这一点也是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

1944年，是中国农历的甲申年，郭沫若挥笔写就了一篇史论结合的《甲申三百祭》，不仅在历史学界，同时，也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应，文中分析了明末李自成领导的起义军在取得胜利后又迅速失败的原因，对于即将取得革命胜利的工农政权而言，具有了极好的警醒和教育作用。当时的中.共非常认真对待这篇名著。毛主席还专门写信给郭沫若，告诉他延安已把《甲申三百年祭》指定为整风文件，并说：“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假使太平天国在取得了半壁江山以后，能够象毛泽东所说的——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如果真能这样，纵使曾国藩再有能耐，也无法捡到历史这么个一个大便宜、“大漏”！

（原创作品，转载需要联系作者QQ635731841）

注：捡漏，是一句古玩界的行话，形象的体现在‘捡’上，因为古玩界普遍认为捡漏是可遇而不可求的行为，故而，北方的方言，用一个‘捡’来寓意它的难得，是极诙谐的表达，也是汉文化中调侃文化的形象化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