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乡新闻网高架桥施工动画:书法大家邓散木为何喜用“粪翁”不雅名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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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02-01 10:55:43)转载 标签： 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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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散木在近代，是以篆刻著称的。当年印坛所谓“北齐南邓”，就是指北京的齐白石与江南的邓散木。篆刻初学浙派，后师秦汉玺印。早年得李肃之先生发蒙，壮年又得赵古泥、萧蜕庵两位先生亲授，艺事大进，又从封泥、古陶文、砖文中吸取营养，形成了自已章法多变，雄奇朴茂的风格。1931年至1949年之间，曾在江南一代连开十二次展览，艺坛瞩目，有书坛的“江南祭酒”之称。他的篆刻，追求的是汪洋恣肆、不计工拙的效果。但显得有些破碎，境界不高。书法也如此，这可能是天分使然吧。
邓散木先生一生勤于艺事，几十年间，黎明即起，临池刻印，至日出方才进早餐，曾手临《说文》十遍，《兰亭》也临过几十遍，去世前几天还在伏案工作。他又十分热心书法教育事业。举办讲座，编印讲义。《篆刻学》一书就是他治印的经验之谈。1955年曾应北京人民出版社之邀担任简化字字模的书写工作，还书写了不少课本及各种普及读物，学生字帖，在书法的普及教育方面贡献很大。
几乎成为传统书法典范式样的“二王”书风，已经积淀为中国书法审美心理上的“正统”。千余年来，书家们弹精竭虑、心仪手追着这一书法风格的典范，在“完美”面前自惭，体现了民族传统文化心态上的封闭性与延续性。偶有逾越的勇士，不是落了“狂颠”名声，便是要打着师法“二王”的旗帜才可能暗渡陈仓——口头上的继承，事实上的反叛。因了这“正统”的笼盖，加上后来者个性方面的不足，纵观晋唐以后的书法史，没有几人可以跳出“圈”外。
一部书法史，无妨说就是一部书写风格的演变史。只是，由于种国书法的特殊性，作为艺术的书法史在视觉形式上的变化比其础艺术部类更显得微妙罢了。如果没有较深厚的传统文化素养范类经验，想在书法欣赏中体察入微，显然存在着困难。林语堂很为书法最能代表中国文化，自有道理。它的民族性之强，是与生俱来的。从这个先天属性上去看，中国书法的与国际性艺术“对话”“接轨”，前景并不如有些人想象得那么乐观。
这种逶迤绵延了相当岁月的书法“正统”风范，到了清朝中叶受到了北碑朴野审美体系的冲击，及至民国以来，基本上又形成了碑访结合和碑帖双峙的局面。也就是说人们的风格表现在新的秩序中趋于稳定，不同的审美理想可以各行其是。经阮、包、康诸氏激起的碑学狂飙渐为平静，人们发现任何矫枉过正都不如互相合更能得到赏会上的满足。此后的书法创作，便难再看到单执一端的碑帖——刚柔——雄秀之争了。活跃于建国前后时期的一位书坛人物——邓散木，便是我们愿意观照的一位代表书家。他传统功力与技法上的深厚全面不待赘言。他的自家面貌在中年时期便已经确立，而且是以比较多样的眉目呈现的。作为一位在继承的基础上建立了较有个性风格的现代书家，我们如果不是从创造性的尺度标准去衡量并将之作一历史性的评估，我们便只有敬重而不会有别的什么。问题在于书法批评提出的要求是：理性的价值判断，给历史人物以应该站到的历史位置。邓散木书法自不例外。
对邓散木书法进行纵向的比较后，结论是他作为一代名家够得上古典风格的功力派代表，在创造历史性的美感风范上尚未臻于突破性的成就。由此带给我们的思考是何以许多并不缺少传统功力与妇技巧的书家却最终难以突破书法传统美感风格上的框限？或臻至传美学的高境界？如邓散木先生这样的书家，也并不缺少人格品质上的强烈个性以及高雅的鉴赏能力和当深厚的文化积累。答案只可是，由于这些书家所具有的传统文激修养，使他们在游刃于传统的艺术式样之内的同时，不自觉地容易落人一种审美心理定势之中，来自民族的、地域的、传统的化积累易于牢笼位传统型文人。本来，纯粹的民族乃至地域性文化积淀往往应该成全更具有大人类文化意义的艺术家，但是一旦这种文化的惰性面与个体意识的保守素质发生联系，其情形不乐观。究其本源，艺术家的个性特征不会脱离他的个性属性发展。艺术家的深层心理的文化原型虽然是最为潜藏的，却为重要的艺术动力。这一艺术动力的规定性与趋向性，很大可以影响到其艺术创作的发展类型。作为继承型的书家，邓散木比较全面地实现了他对传统最高标准“二王”风范的回归与沿聋，这是必须肯定的。他深厚扎实的楷书、特别是小楷功夫，对于“优雅适度”这一中和审美要求的理解与掌握，对于成就一个传统书家必备的书学知识，如小学、文字学、碑帖学、书法史的熟稔等等，集合为他博洽全面的“正统”一脉书家的形象。师承于萧恳庵和赵古泥就更增强了这种气质与走向。遗憾的是，他在传统审美范畴里终于在向“二王”传统“看齐”这个阶段划了句号。与不险少近代书家一样，这个句号离二王法脉的真谛与神韵还远得很。书此，这类书家只好居于二、三流上。
假若，邓散木先生不是那样追求艺术表现上的全面与多能，或许更利于他对书法深度的探索？笔者怀疑，世俗习惯中力争塑造一个全面型的书家的传统，很大程度上的确会影响书家们对书法本体的深层追求与专一的开创性。这样的说法并不意味我们愿把两者割裂开来。但作为艺术的批评我们的归结点终归要落到艺术的形式与风格的创造性价值的研究上。平常与特殊——平庸与创造的分水岭，就艺术而言就在于个性精神的摆脱惯性的模式程度如何！现代意义的价值判断，重视的是艺术的高度与深度——表现的力度，而不是作为基础的广度。我们是现代人，我们不可能不站在现代立场说话。
邓散木书法很容易湮灭在书法历史上，应该说，使先生留名于艺术史并值得大写一笔的，是先生的篆刻艺术以及晚年的篆书作品。理由是，即使以传统标准的批评眼光来衡量，邓散木书法就整体水准言，在同代书家中也不是一流的。邓先生的行草书法没有把点画的“线性”创造提高到个历史意义的水平线上，结字与整体的艺术精神也较泛常化。
而先生的篆刻面貌则是直接承接了乃师赵古泥的风格但毕竟他把这种装饰审美风范推向了某种极致式的高度。而他的篆书却是造成其篆刻面貌的主要因素之一。虽然他重刀趣，但结字的篆书意味是显见的。
先生为人傲介不群，一生坎坷，但是其书法却温润秀婉，不失江南人气质。似与其为人不尽合。看来，书如其人之论也有可刊之处。先生的书法“雅”而木够“高”“逸”，想不尽属胡言罢。
释文：抱林壑之清旷乐琴书以消忧
释文：竹户掩溪畔 松亭筑石巅 廿二年春雪霁 粪翁集句
延伸阅读
书法大家邓散木
邓散木的书法四体皆精，被人誉为“江南祭酒”。其草书尤为人称道。三十年代著名书法家金松岑曾说：“明代无篆隶，清代无草书，民国……草书人才亦稀如星风，而邓纯铁却是此中铮铮者”。他的篆刻与齐白石齐名，被称为“北齐南邓”。
1943年，他在上海举办了“粪翁金石书法展览”。国学大师章士钊先生观后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说：“粪翁所设各体书法皆精妙”。但是他不知粪翁是何许人也，从来也没有听说过。他认为世上有此善书之奇士，而人们不知，“似是读书人之公耻”。章士钊先生被其书法艺术所倾倒，给予如此评价，可见其艺术成就之高及艺术魅力之大。
邓散木在三十年代就在文人荟萃、书画名流云集的上海滩上崛起，全凭他超出常人的刻苦钻研精神和毅力。在他16岁的时候，家庭贫寒，买不起字帖，他以李肃之写的四条屏为样本，天天临摹，废寝忘食，半年后竟神形兼备。李肃之看到后说：“孺子可教”。而后，习字则是他每日的必修课。张建权老人说，邓散木每天凌晨三四点钟起床，磨一大砚池墨，写到吃早饭。下班后，还要写上两小时，不上班时，九点钟后篆刻两小时，下午一点钟后篆刻两小时，然后是著述，晚饭后读书。每周只是星期六下午为会客时间，平时概不见客。在1940年，他自己实行“夏时制”，将时钟拨快一小时，为的是节约时间和日光。
四十年代，邓散木红透长江两岸，如日中天，但他勤奋钻研和创作的精神有增无减，他仍然坚持临帖，务求得其精髓，一直到逝世前。他曾用一个半月的时间临王羲之的《兰亭集序》45遍；用两个半月时间手写全部《篆韵谱》；用三个半月时间手写全部《说文解字》六大本。他学习篆刻是从自学入手，直到33岁才拜赵古泥为师。他每天总要刻几十方印，一年便刻一万方印。从他20岁算起到他65岁逝世，他便刻了65万方印。他每天写字之勤、刻字之多，在当时已属凤毛麟角，今人与其相比当如何？一天写字多少小时？刻印几十方？一年总量如何？
伟大的艺术家罗丹说：“艺术就是感情”，这是指艺术的内容和表现。做一深层的思考，如果对艺术创作没有如醉如痴、废寝忘食、持之以恒的追求与钻研精神，艺术成就又从何谈起？在艺术创作上企图走捷径取得成功的人，古今往来没有先例，他们在邓散木这样的书法家面前，永远不可能成为比肩而立的山峰，只能是高山脚下的一抔黄土。
邓散木出自书香门第。其父邓策，留学日本，获法学博士学位，回国后在上海从事法律工作，立志维新改革，是孙中山组织的同盟会会员。邓散木受进步思想的影响和熏陶，从小便有爱国之志。他12岁进英国人办的华童公学，在这个学校毕业后可公费去英国留学。他16岁那年，写了一篇优秀论文，英国教师康普敲了一下他的脑袋。邓散木觉得人格受到奇耻大辱，回家后愤然把英文教科书付之一炬，从此回家自学中文和书法、篆刻。他在《六十自讼诗》中，还抨击“教师碧眼胡，贱我如奴星”。
对日本侵略中国，他怒火满腔。1932年，上海“1.28”事变，他满腔激愤刻下“忍死须臾”白文大印，并记曰：“1.28是奇痛，是奇耻。两昆仑，今安在？忍死须臾，失誓东海”。对日伪他誓不合作。1943年，他和白蕉先生接到日伪请柬，请他们出席“中日文化协会”的一次活动，并请他代表“华方”发言。他和白蕉接到请柬当场撕毁，给日伪吃了闭门羹。一次他和大画家徐悲鸿到酒楼饮酒，两人一边喝酒一边指斥时弊，趁着酒意，大发感慨，痛骂政治黑暗腐败，全不顾“莫谈国事”的禁忌，直骂得临座食客怕惹来麻烦受牵扯，离座而去。
邓散木文学造诣极高。他喜欢陆放翁、苏东坡的诗歌，及至晚年，则熟读陶渊明、杜少陵的诗作。他一生写诗五百多首，其中有许多是忧国忧民、愤世嫉俗之作，其中也有许多政治讽刺诗，锋芒直指外国侵略者、反动政客和黑暗的社会现实，如一首以某一孔姓官员为对象的讽刺诗，嬉笑怒骂，入木三分：
镜中忽现便便相，方额乌头地阁丰。
行政有方宜姓孔，卖官无爵不须铜。
奴家天下三分定，裙带财神五路通。
天怒人怨谁管得，阿翁惯技是痴聋。
他痛恨黑暗、腐败，向往进步、光明，盼望早日驱逐日寇，还我河山，他曾写诗赠朱德和彭德怀二将军。在1938年他举办了一次“杯水展览会”，取杯水车薪之意，将书刻作品义卖所得全部捐献，支援抗日。后来，在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邓散木写七律四首，来抒发自己喜庆光复的爱国情怀。从此不在用粪翁署名，改用邓散木。
夫人张建权老人说，在全国解放后，她和邓散木几乎把全部精力都用在里弄工作上。邓散木是新成区人民代表、里弄的居民委员会主任。邓散木以饱满的热情投身新中国的建设。在居民委他出黑板报、办扫盲班、参加治安巡夜,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居民委员会的工作虽然琐碎繁杂，但邓散木做起来一丝不苟，经常工作到后半夜一两点钟。他还参加市文联的土改工作队，到农村去参加土改工作。由于当时书刻业冷清，他家生活困难，只好卖掉一些藏书、家具维持生活。但他们夫妻二人心情愉快，在居民工作中找到了贡献力量的舞台。这段生活直到1955年他们迁居到北京市为止。
二十年代的上海滩，灯红酒绿，纸醉金迷，是冒险家的乐园，富人的天堂。对婚礼，达官显贵、富商士绅、社会名流，都讲排场，图阔气，大肆张扬，以炫耀自己的权势或地位，许多人也借此大捞一把。即使是贫苦人家办婚礼，也是尽力操办，免得被人看不起。
邓散木和张建权1926年结婚时，反其道而行之，两人约定不坐轿、不点花烛、不收贺礼、不摆酒筵。他们用明信片当请柬，把“四不”的意思告诉亲朋好友，在明信片上写道：“请不要照可笑而无谓的俗例送什么贺礼。请发表些意见，指导我们…前趋，那便是比较贺礼要感谢到千百倍的”。结婚哪天，张建权娘家要安排个伴娘，邓散木也婉拒了。
他们举办的结婚仪式，一应原来的约定，一切从简，别开生面，这是两个年轻人对封建礼教的蔑视，对世俗的挑战。这样的婚礼不要说当年的上海滩是曲高和寡，就是今天，单说不摆酒筵、不收贺礼这“两不”，能做到者有几人？
邓散木婚后，夫妻相敬如宾。张建权女士身上的传统美德，使这个家庭格外温馨幸福。她婚后一直在家料理家务，为的是支持邓散木向事业的顶峰攀登。在上海那段漫长的日子里，邓散木家经常是高朋满座。每天邓散木都要留宾客吃饭，张建权女士总是亲自下厨，使宾客开怀畅饮，兴尽而归。
邓散木曾用过许多名号，用的最多的是钝铁、粪翁、散木、一足。其中使用最长的是粪翁，用的最短的是一足。他为什么用粪翁这一听来似大不雅的名号呢？张建权女士说，邓散木原名铁，字钝铁。他成名后，好多人仿效，署名也用铁字。邓散木日久生烦，烦而生怒，怒而改名，在1927年改名为粪翁。他取粪字，为“粪除”之意，《国语》云：“洁其粪除”，意为扫除污秽之物，他认为旧社会太肮脏，应荡涤污秽。人们不解其意，惯厌粪字，从此再无人仿效其名。与之相应，他给居室取名为“厕简楼”，朋友来访，他称之为“登坑”。自号“厕简子”，自刻小印“遗臭万年”、“逐臭之夫”。有一次他在宁波开个人作品展览会，竟用上厕所的草纸印请柬，这真是与粪字完全配套了。
由于其书法、篆刻俱精，许多人慕其名，求其字，许以重金，只求不用粪翁二字，但是均遭拒绝。邓散木对一个权贵说：“你既然厌恶我的名字，为什么找我写字？我是贫穷，但是我宁肯吃不上饭，也不会改这个名字！”由于他这一时期署名粪翁，好多人也不愿请他写字，他的收入减少许多，但他矢志不改。他的名号不合时尚，标新立异，独树一帜，十分奇特，但奇特中寓有深意，就是郁结着他对封建礼教、黑暗政治的强烈不满，正如他在一首诗中所言：“行年当三十、去姓字以粪，非敢求惊人，聊以托孤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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