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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怀揣密旨一举夺权
　　
　　1976年是中国人民经受深重灾难的一年。就在这一年里，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中流砥柱的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和毛泽东相继谢世，7月28日，唐山发生了大地震，数十万生灵转瞬被埋于瓦砾尘埃之中。
　　正在抗震救灾一线现场紧急指挥的北京军区副政委迟浩田突然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指令他第二天一早务必返京。这个突如其来的命令让他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10月7日清晨果然飞来了一架伊柳型专机把迟浩田接到首都，一辆黑色轿车径直把他送进了中南海西楼会议室。在这里，迟浩田见到了新中国首任“将军大使”耿飚，以及曾经担任过教育部长的刘西尧和北京日报社社长孙轶青。
　　耿飚向在座的介绍了华国锋、叶剑英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一举粉碎“四人帮”的经过。并明白告诉大家，如今“四人帮”及其在北京的帮派骨干都已经被隔离审查，中央一致通过叶剑英的提议：华国锋任中共中央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当务之急是要把舆论阵地夺回来，掌控在人民手中。
　　此时，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兼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纪登奎走进会议室，代表党中央给大家布置任务。他说：“浩田同志，这次请你回来，是想给你个任务。上次你在军报落了个‘复辟’的罪名，把你搞得很苦，那是‘四人帮’搞的。这次中央让你到《人民日报》再去搞一次‘复辟’，把舆论大权从‘四人帮’手中夺回来。我们经过研究，认为你有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是最合适的人选。”迟浩田立即表示：“坚决完成任务！”
　　如同大战在即，纪登奎宣布：“中央决定由耿飚同志牵头，主管宣传口。你们一起研究吧，我等着你们的好消息。”
　　在讨论作战部署时，迟浩田考虑到，《人民日报》是“四人帮”长期盘据的舆论阵地，他们的党羽盘根错节，因此必须兵贵神速，速战速决。当此之时，他计上心来，建议由中央组织部出具一封公函，介绍迟浩田等人进驻《人民日报》领导工作并由最高当局予以确认。耿飚也认为没有这柄“尚方宝剑”要去贸然占领这块舆论阵地看来也难，他一面让中组部赶紧照办，一面通过保密的红机子电话召唤鲁瑛马上来中南海“开会”。
　　鲁瑛当时是“四人帮”安插在人民日报社的头面人物，他听说让自己到中南海开会，以为是例行公事，于是急忙坐红旗轿车来到中南海。今天，他感到情况有点异样，一进会议室，却见到一位身穿军装的将星在那里正襟危坐。他不得不迎上前去，魁梧健壮的迟浩田挺直着腰板问道：“你是鲁瑛吗？”鲁瑛应声答道：“我是。”迟浩田见鲁瑛并不认识自己，便十分庄重地说：“今天我受中央委托找你谈话。请你先过目这封介绍信。”说着就把中组部的文件放到鲁瑛面前。
　　鲁瑛展开那封公函，上面写着：
　　鲁瑛同志：
　　为了加强人民日报的领导，中央决定派迟浩田、孙轶青、郄汉生三同志参加你们核心组的领导，有重要事情向他们报告。
　　致敬礼！
　　 中共中央组织部
　　一九七六年十月七日
　　他扫到在正函的尾部竟还附有一道醒目的批示：
　　同意，请中组部办。
　　华国锋 十月七日
　　鲁瑛是长期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新闻界人士，凭他的政治嗅觉，他感到《人民日报》的这番改组意味着什么。他茫然若失，顿时脸色苍白。
　　接着，迟浩田带着孙轶青等人一起乘坐鲁瑛的红旗牌轿车来到位于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老大楼。迟浩田要求鲁瑛在20分钟内把报社核心组成员统统召集起来开会。与会者果然按时赶到二楼会议室，除了挂名的王洪文秘书肖木之外，其余都悉数到会。鲁瑛显得有点神不守舍，他不加介绍就站起来说：“现在就请迟政委作指示。”
　　迟浩田提醒他说：“你先念念中央的通知吧！”这时，鲁瑛才如梦初醒地接过通知和华国锋的批示向大家宣读。接着迟浩田站起身来用洪亮的声音向大家宣告：“请允许我告诉大家一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过去经常插手《人民日报》的那几个人，现在不行了。他们在《人民日报》犯下的一系列严重罪行，党和人民是不能容忍的，是要彻底清算的。《人民日报》是党中央的机关报，绝不是那几个人的舆论工具，从现在起要听党中央的，这是第一点。第二，我们到《人民日报》工作，愿意和大家通力合作，共同把报纸办好。希望大家同心协力，把应该干的工作干好，让党中央放心，让全国人民放心。第三，在关键时刻，每个同志都在经受考验。在座的有人可能会不高兴，感到突然，这也不奇怪。不过，谁唱反调，谁逆历史潮流而动谁就没有好下场。”
　　迟浩田的讲话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在座的大多数都为之热烈鼓掌；有的造反派头目听了感到情况不妙，但不敢做声。在核心组成员表态之后，迟浩田当场宣布约法三章，要求大家严守国家机密，不得乱传乱讲，要求大家坚守岗位，正常出报。
　　散会以后，迟浩田一行立即接管了报社的红机子保密电话，这是报社与中央的联络热线，谁掌控了这条热线，谁就执掌了报社的信息命脉。那几天，“四人帮”在北京的某些部委负责人，像文化部的于会泳，还有在上海的“小兄弟”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与王洪文、张春桥和姚文元已经联系不上，都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纷纷给鲁瑛打电话探听虚实。于会泳说，他本当要去阿尔巴尼亚访问，现在突然又不叫去了，他感到很纳闷，想通过鲁瑛问个究竟。总之，“四人帮”的帮派体系一时间都乱了阵脚。为了确保中央的战略部署，迟浩田让鲁瑛接听了这些四面八方打来的电话，从中监听其有效信息和动向，及时向有关方面汇报。
　　
　　坦荡胸怀团结报人
　　
　　迟浩田从1976年10月7日起进驻《人民日报》，与报社同仁同吃同住一起办报，先后共度过了386个日日夜夜。这是他除了戎马倥偬的岁月之外一段令人终生难忘的从文经历。粉碎“四人帮”后，人们思绪混乱，亟待清淤梳理，正本清源，《人民日报》因此处在风口浪尖上。迟浩田凭着他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硬是挑起了重担。为了及时传达中央的声音，掌握报社人员的思想动态，赢得主动，防止出错，他每天坚持审阅报纸大样和部分要闻小样。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感让他夜以继日地操劳，每天只能睡上两三个小时的觉。当粉碎“四人帮”的消息公之于众，他一身戎装，带领工作组走上前台，与报社群众一起义愤填膺声讨“四人帮”的罪行。他一面组织千人队伍参加报社的天安门大游行，一面组织重头文章、社论庆祝这一伟大胜利。
　　这段时期，《人民日报》先后发表了《亿万人民的共同心愿》和《灭亡前的猖狂一跳——揭穿“四人帮”伪造“临终遗嘱”的大阴谋》。这为《人民日报》扫除“四人帮”遗毒，并提高它在读者心目中的信誉度起到了卓有成效的作用。
　　在中央的统一部署下，《人民日报》也因势利导开展了“揭批查”运动。分清了社内哪些干部、骨干受了冤屈，受到排斥；哪些又受蒙蔽犯了错误；根据群众的要求，对鲁瑛等“四人帮”在报社的代理人采取了隔离审查；不少老编辑、老记者和靠边站的报社领导，像李庄、胡绩伟、贺敬之、成坊和郭渭等一大批骨干力量都被重新启用，为报社挽救了宝贵财富。
　　迟浩田设身处地一心要为报社组建一个能让中央放心、业务能力又过硬的领导班子。本来他是中央物色信任的合适人选，但他早就预感到自己在报社挂帅毕竟是过渡性人物，最终应该把手中权限交还给报社的群众和真正能办报的人才。因此，经过反复考察和征求群众意见，在报请中央的新的领导小组名单时，迟浩田坚持要把本人的名字放在次要的位置。这种自觉让贤的精神得到了大家的称赞。
　　
　　为“天安门事件”冤案平反提供重要根据
　　
　　迟浩田在《人民日报》期间，还做了一件令人难忘的大事——为“天安门事件”冤案平反提供了有重要参考价值的证据。所谓的“天安门事件”说的是1976年清明节前后，广大群众自发前往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前，敬献悼念周恩来总理的花圈，声讨“四人帮”祸国殃民的罪恶行径，贴出了诸如“扬眉剑出鞘，我哭犲狼笑”这样的大字报。这一正义行动令“四人帮”惊恐万状。据报社揭批查材料统计，从当年3月30日至4月26日，王、张、江、姚给鲁瑛打电话24次，要他派记者搜集材料。鲁瑛秉承他们的旨意，派记者日夜守候在天安门广场，混在群众里，择其所需，突击采写，先后编发了12期《动态汇编清样》送给姚文元。经姚修改后印成《内参》——“情况汇编特刊”送中央政治局，欺骗党中央，进而作出结论，指令《人民日报》在4月8日在头版刊登题为《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报道，歪曲事实，颠倒黑白，误导舆论，结果使广大参加悼念的干部群众蒙受诬陷，遭受打击迫害，使“天安门事件”成为牵动全局的惊天大冤案。
　　为了查清真相，迟浩田下令组织专门班子，全面清查了报社内与“天安门事件”有关的人和事，详细分析了“四人帮”的“密旨”和“内参”材料，着手写出了《“四人帮”在天安门事件中的阴谋活动》。这份极为详细确凿的清查材料由迟浩田和孙轶青联合签署，上报党中央和华国峰主席，使它成为日后为这桩惊天大案最终平反的重要根据。
　　迟浩田热爱军旅生活，也爱新闻事业。丰富的革命经历使他成长为一名能文能武、足智多谋的战将，一名极富亲和力和人格魅力的儒将。他不仅在部队大有人缘，在新闻界也结识了大批朋友。《人民日报》40周年庆典时，阔别10年的迟浩田被报社同仁热情相邀，当人们再一次看到这位身穿戎装的身影出现在报社时，都热情地欢呼：“老迟回来了！”

迟浩田奉命接管《人民日报》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