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企业政策:王丽萍之微政治

王丽萍：微政治与社会情绪管理
日期： 2011-09-27    信息来源： 学习时报
访问量：
北大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丽萍日前在《学习时报》发表《微政治——我们身边的政治文化演变》一文，提出今天的政治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社会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并不断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断界定着公民与政府的关系的微政治概念，并对微政治现象的社会原因进入了深入分析，从多方面论述了政府应当如何应对微政治现象，做好社会情绪管理工作，避免使社会情绪主导公共政治生活日程，坚持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责任，顺应民意，引导舆论，努力塑造民众积极情绪并促进这一情绪资源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源。文章发表后，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凤凰网、光明网、中国文明网、共识网、和讯网、21世纪网、东方早报等媒体纷纷转载，引起广泛关注。
从世界不同国家的政治现状和发展趋势来看，人类社会似乎已经进入“微政治时代”。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微政治的出现，一方面是政治过程中民众现实生活需求日益受到关注的结果，另一方面则可能与政府将难以应对和解决的社会问题转化为民众私人领域的问题有关。在后一种意义上，微政治还体现了一种政治技巧。微政治不是微观政治。微观政治与观察和分析政治现象的角度或层面有关，而微政治则涉及政治的内涵，并需要不断对传统的政治概念进行新的界定。
责任政府和回应性政府无疑是现代政府尤其是民主政府的必然要求。微政治的出现与现代社会普遍的情绪氛围有着重要的关联，而不同国家政府的回应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这样的情绪氛围，并可能使生活在充满不确定性和高风险的现代社会中的人们更加脆弱。在现代社会，由焦虑这一现代社会病症笼罩下的民众不安情绪，不仅表现为比较普遍的敏感、多疑、脆弱等公众心理特质，还受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的影响，使社会文化逐渐演化为与之相伴生的治疗（型）文化（therapeutic culture），进而催生了需要对民众给予照顾和抚慰并使其自我感觉良好的治疗（型）国家（therapeutic state）。因此，民众情绪及其日常生活需求不断为政府提出层出不穷的新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社会舆论空间乃至国家政治议程，并不断对“政治”作出新的界定，也不断界定着公民与政府的关系。在治疗文化中，情绪已成为具有政治意义的重要因素。微政治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情绪政治（politics of emotion）的特征。
治疗文化的氛围已然弥漫全球。在发达国家，福利国家似乎在日益成为“保姆国家”，与养老金、同性恋、堕胎、校园午餐、健康生活方式等问题相关的话题正取代曾经主导国家政治的重大议题而主导了国家重要的政治日程。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历经济社会迅速变迁过程的国家也困扰于民众普遍的不良情绪状态，并已在诸多方面作出了积极回应，如政府在其工作议程特别是政治沟通中日益明显地表现出弥补情绪赤字的努力，不断丰富和拓宽言论与沟通渠道，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出现了由社会情绪主导政府日程的日益明显的趋势。
社会普遍的情绪化还在不断改变着公民对自身责任与义务的认识，并使人们对合法权威的认知和情感发生变化。在高度情绪化的社会中，共识与冲突的平衡似乎在不断向冲突的一边倾斜，民众的任性与矫情使质疑政府成为普遍的政治思考习惯和思维倾向，藐视权威、否定权威成为社会流行的政治态度，国家政治日益呈现出“否定性政治”的特征；同时，民众则游移于自我责任与感情用事之间，一方面自认是现代公民，另一方面又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心理）层面对政府高度依赖甚至有不合理的期待。这是人类社会进入微政治时代的重要社会背景和根源，也是现代人焦虑不安的重要原因和结果。
微政治源于对人们日常生活琐碎问题的关注和回应，或可理解为政治人物对难以应付的更大的社会问题所进行的一种策略性转化，但应对和解决微政治时代的问题，特别是实现对社会情绪的有效管理，则不能局限于微政治的“微”层面，也不能寄希望于单一而具体的某项政策。制度层面的努力可以为社会情绪的塑造和表达提供一个基本框架和规则，也有助于确立管理和协调相互冲突的利益的有效方式。其中，稳定、顺畅的政治沟通渠道不仅可以连通民众情绪与政府过程，还有助于满足民众作为社会人或政治人表达和释放激情的渴望，有助于公民情绪的自我控制，培育包容性的公共文化。
在价值层面，明确的、富有吸引力的社会共有价值的确立对于有效的情绪管理在微政治时代尤为重要。对个人而言，在一个存在价值共识的社会，社会共有的价值信仰有助于人们对“什么是重要的”作出较为一致的判断，对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所面临的问题也倾向于作出类似的反应和选择；更重要的是，在共有的社会价值的感召下，人们更容易理解个人生活可能遭遇的困顿和逆境，并在具有反思性的情绪公共空间对个人际遇进行理性思考。对政府而言，价值层面的思考可以避免使政府在弥补政治沟通中情绪赤字的无尽努力之中迷失方向，丧失引导国家实现社会与政治发展的能力。
在现代社会，特别是在微政治时代，对于权威的复杂心态和不切实际的认知常常使人们迷失于理想和现实之间，在真实与虚妄之间困惑、挣扎。权威不一定必然带来秩序，但离开有效的公共权威，人类正常生活的秩序一定无从产生。在微政治时代，无论是正式的公共权威，还是非正式的公共权威（特别是媒体），作为重要的情绪工作者，对于情绪管理特别是良性情绪的培育和不良情绪的消解具有无可替代的作用。
在微政治时代，政治似乎已经从距离人们遥远的天边降落人间，使每个平凡的个体都有机会成为真正的“政治人”，从而要求每个人学习自我情绪管理，并有勇气摈弃和克服将权威与不平等或压迫联系起来的成见，重新确立对合法权威（包括法律与制度权威）的尊重，努力成为一个感性而又富有社会责任感的现代公民。
中国社会已经成为一个日益开放与多元的社会，政府对民生以及与民生相关的各种琐碎问题的关切，不需要对民众生活中可能遭遇的各种问题的廉价同情和情绪化回应，也不是对民众消极情绪的放任和迁就，而需要正视问题并谨慎处之。其中，政府除了作出扎实有效的努力之外，还应避免使社会情绪主导公共政治生活日程，坚持对国家和社会的领导责任，顺应民意，引导舆论，努力塑造民众积极情绪并促进这一情绪资源转化为有利于国家和民族长远利益的精神资源和社会资源。
纵使微政治已经出现，治疗（型）文化、治疗（型）国家等概念也越来越多地被用以概括和描述今天的社会文化特性和国家角色定位，社会情绪空间和私人生活领域始终只是社会问题产生或得到解决的一个领域或关键领域，而不是社会问题产生、发展和解决的最重要的场域和唯一场域。因此，温情的微政治终究不能完全取代有关制度、价值等传统的政治思考，也不能因微政治时代对民众具体生活需求的关注而模糊了对国家和社会整体发展诸多方面问题特别是长期发展目标的关注与思考。
编辑：知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