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德导航怎么装到车上:泸定桥如果不是故意放 红军根本过不去

    晚年刘文辉在看人民日报。

    飞夺泸定桥 （油画：雷坦）

    起义者刘文辉

    ●二刘之战（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诸部与刘文辉作战）中，刘文辉大败，他很受震动，开始反思，认识到单靠武力不行，开始多交朋友，几年后就有了“多宝道人”的称号。1942年2月，刘文辉首次在重庆会晤周恩来。为避开蒋介石特务耳目，他俩约一个小时的密谈选择在深夜进行。“中共中央说，希望你今后多宝变一宝，就是相信共产党。”

    ●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事件，即发生在刘文辉部队与红军之间。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回应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实上，木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几块。“泸定桥如果不放，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刘文辉的长子刘元彦说，刘文辉这样做主要是怕蒋介石也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名义进入，失去自己在西康的地盘。

    刘文辉公馆20余年前已经挂上“川西民俗博物馆”的牌子，门额的旧题仍在，曰“进德修业”。

    这里是成都大邑县安仁镇。刘文辉公馆旁，是更著名的“地主庄园陈列馆”―――刘文彩公馆。刘文彩是刘文辉的哥哥，他们兄弟6人，以刘文辉为最小，但却成就最大功名，民国时期他是西康省主席兼第二十四军军长，人称“西南王”。1949年，他率部起义，令蒋介石失去固守西南的念想。起义之后，刘文辉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和林业部部长等职。

    但论起知名度，无疑刘文彩更大。在刘文辉担任新政府要职之际，其已病逝的哥哥刘文彩被树立为中国“恶霸地主”的典型，受到举国批判。这中间呈现微妙的政治关联。

    民国时期，刘文辉与蒋介石关系不睦，长期与共产党秘密接触。在国民党兵败之际，他的选择并不令人意外。只是，新中国成立后新的政治情势下，他要面对新的考验。

    暗助红军夺取泸定桥

    如果要追溯刘文辉与中共的初次正式接触，时间是在王少春派驻四川雅安之前四年。

    抗战进入第二年，中共中央代表董必武、林伯渠和陈绍禹（王明）等人由陕北去汉口参加国民参政会会议，途经成都，遂与刘文辉会面。刘文辉说，他从中共代表的谈话中，初步了解了中共的抗日救国方针和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策，同时也把自己反对蒋政权和拥护中共抗日方针的态度向他们作了明确的表示。

    一年之后，刘文辉与董必武等人再度在重庆会晤。又过了两年多，1942年2月，通过民盟朋友牵线，刘文辉首次在重庆会晤周恩来。为避开蒋介石特务耳目，他俩约一个小时的密谈选择在深夜进行。按刘文辉的说法，周恩来在谈话中表示，对蒋介石政府的一切反动政策措施，都须给以坚决反对和有效抵制，西南地方力量在现阶段有条件这样做，大胆行动起来，共产党愿意在政治上给以支持。刘文辉同中共的关系，至此由一般联系进入了实际配合的阶段。

    刘文辉此时在四川有“多宝道人”的称号。“中共中央说，希望你今后多宝变一宝，就是相信共产党。”刘文彩三子刘元富对南都记者说，刘文辉很佩服周恩来，“也佩服毛泽东，但感觉周恩来可亲一些。毛的政策多变，当然他对此不敢说。”

    如果时间再往前推，早在1935年红军长征时，刘文辉就与中共有过交道。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事件，即发生在刘文辉部队与红军之间。

    刘文彩次子刘元华对南都记者说，“我听其他军人说，泸定桥是刘文辉故意放红军过去的。”刘元华今年88岁，黄埔成都分校19期毕业，1945年参加刘文辉领导的24军，曾任少校营长。

    刘元华之子刘小飞亦对南都记者说，刘氏家乡成都大邑县安仁镇有个杨德辉，是刘文辉部下当年参与守卫泸定桥的士兵，他晚年曾在当地茶馆讲过，刘文辉部队之前与红军有约定，朝天放几枪就先走人，然后红军安然度过。另外，四川大学一位张姓教授曾向他转述刘元（刘文辉侄子，曾任24军代理军长，已逝）的话，说蒋介石曾通电话让刘文辉将铁索桥砍断，但刘文辉回应说那是康熙大帝御批修建的，趁蒋介石思考的间隙，刘文辉表示：没关系，我把铁索桥上的木板拆了就行了。事实上，木板也没有全拆，就拆了几块。

    “父亲部下的连、排长和我讲过，泸定桥就是放过去，不让在那守卫了。泸定桥如果不放，红军根本冲不过去，铁索桥很长。”刘元彦说，刘文辉这样做主要是怕蒋介石也派嫡系部队借追剿红军名义进入，失去自己在西康的地盘。

    刘元彦说，在雅安和康定，什么三民主义，或者蒋介石的头像，也只有在需要时才提起或挂一挂，不像成都尊崇得那么厉害。“父亲表面服从国民党中央，实际是独立力量，蒋介石也没把他当自己人。”

    刘文辉为何反对蒋介石，按其自述，“说实话，当年的动机并不是为了革命，而是基于个人的政治野心。具体言之，在1930年以前，蒋介石还在军阀混战中处于被围攻的地位，而我在四川的实力正在向上发展，那时的反蒋，是为了扩大个人的政治局面；统一四川，控制西南，问鼎中原。1930年以后，蒋的法西斯统治已在全国确立，并逐步把魔爪伸入四川；而我在政治上又逐渐转入逆境，尤以二刘之战（刘湘联合邓锡侯、田颂尧诸部与刘文辉作战）失败，退守西康以后，处境最艰，朝不谋夕。此后的反蒋，则为保持残存的地盘，以便重振旗鼓，再图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