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射程喷雾器:杨尚昆披露庐山会议毛泽东批彭德怀真相

杨尚昆

1959年夏的庐山会议，在党的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中央办公厅一些老同志建议把它列为《杨尚昆回忆录》的一章，得到杨尚昆的同意。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一次被推迟了的中央工作会议

众所周知，庐山会议本来是要纠“左”，后来因为毛泽东严厉批判彭德怀的《意见书》，急剧转向了反右倾。杨尚昆当时对此也没有思想准备，但是在和我们谈庐山会议的第一阶段——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的时候，他分析认为，即使没有彭德怀的《意见书》，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也很难实现。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后，毛泽东召开了一系列会议，研究解决“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存在的问题。1959年6月4日、5日，中央书记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讨论当年工业生产指标。会后，我去毛泽东处汇报，毛泽东对我谈了他对当时形势的一些看法后说，中央对农村和市场方面都有了指示，下面贯彻落实需要一定的时间。原定6月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可以推迟到7月。他说想利用这段时间出去摸摸情况，做到心中有数。6月13日，毛泽东在颐年堂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强调计划必须落到实处，要注意综合平衡。他说，1958年搞“大跃进”，成绩很大，现在出现了一些问题不要紧，不碰钉子不会转弯。1957年调低指标是必要的，1956年的错误是不应该公开反冒进，明年的指标也可以低一些，搞一个马鞍形。现在要解决的问题是怎样办好农村食堂。他宣布，6月的中央工作会议不开了。20日。毛泽东离京南下，次日，到达郑州。当晚，毛泽东的秘书高智打来电话，说主席提议在庐山召开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座谈会，要我征询中央常委各同志的意见。我当即报告刘少奇，刘少奇连夜召开会议，中央常委一致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因对庐山承办会议的条件一无所知，决定让我先去庐山，进行安排。这已经是22日凌晨了。上午，我即召集有关人员开会，对庐山会议的会务工作作了简单部署。23日，我直飞南昌，同江西省委的同志见面后即赶赴庐山，到庐山已是晚9时多了。这时我又得悉毛泽东准备回韶山，会议推迟到7月1日。

7月1日，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陆续到达庐山。2日，会议开始。毛泽东提出了准备讨论的从读书到形势和任务，从国内到国际共19个问题。会议的开法是先用几天时间座谈以上一大堆问题，有的问题争取形成文件，然后再开两三天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文件。

会议一开始，毛泽东就借用湖南省委提出的“成绩伟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三句话作为会议的指导思想。当时，与会者对于如何评价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有很大分歧。毛泽东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发生的问题，从郑州会议到现在己经初步解决了。从全局来说，是九个指头和一个指头的问题。刘少奇提出，成绩要讲够，缺点要讲透。有一些同志认为“大跃进”的成绩应该肯定，但是存在的缺点、错误和带来的后果，比想象的要严重得多，应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承认指导思想有失误，采取措施切实纠正。也有一些同志不愿多讲缺点和教训，还有意无意地压制别人揭露问题、提意见。随着讨论的不断深入，批评“三面红旗”的意见越来越多。特别是7月16日毛泽东以《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为题，批印了彭德怀的那封信以后，坚持还是否定“三面红旗”的分歧更加鲜明突出，基本赞成彭德怀《意见书》观点的占多数。这期间，李锐也曾问周恩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的看法，周恩来说“那没有什么吧”。

7月8日。周恩来召集小会，商谈会议讨论的哪些问题需要形成文件。到会同志一致认为会议讨论的问题，许多尚不成熟，可以形成文件的不多，并建议会议尽早结束。10日，毛泽东指定我、胡乔木、陈伯达、吴冷西、田家英5人组成小组，负责为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起草一个《记录》。13日。毛泽东提出5人小组增加陆定一、谭震林、陶鲁笳、李锐、曾希圣、周小舟6人，扩大为11人小组，限2日内写出初稿，14日夜印好送给他。遵照这一指示。起草小组立即开会，给“秀才”们分题目，分头起草，由胡乔木抓总，我负责组织联系。当天午夜，各位“秀才”交卷，随即付印。14日凌晨印出清样，各小组全天逐条逐句边讨论、边修改，14日夜如期印出一稿分送毛泽东、中央常委和各组同志人手一份。15日各小组全天都在开会讨论《记录》。那几天，时间抓得很紧，真是分秒必争，大有会议即将结束之势。

7月15日，就在各组讨论《记录》的同时，毛泽东提出要北京再来一些人，参加最后几天的会议。16日，毛泽东批印彭德怀《意见书》的同时，又提出改变庐山会议分组办法。具体地说，就是北京来的同志要调一下组。比如你原来分在华东组，那么从明天起就不再参加华东组的会议了，换到别的组去。毛泽东说：“这样做，见闻将广博多了，可能大有益处。”

各组对《记录》的意见，大多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实际上就是如何评价“三面红旗”问题。尽管前一段对“三面红旗”的批评意见很多，后来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也是多数表示赞成，但是在最后形成正式文件时，就要字斟句酌了。有人说《记录》对“大跃进”所取得的伟大成绩和丰富经验表述得不够充分，而对存在的问题写得过于具体，会给群众泼冷水；有人说《记录》对缺点看得过重，是一个泄气文件。7月23日以后，有人干脆指责《记录》和《意见书》“唱的是一个调”。这表明，当时虽然许多同志看到了急于求成的指导思想给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带来的危害，要纠“左”；但另一方面，自己头脑里求速成的急躁情绪并未得到克服。在这种情况下，庐山会议纠“左”的初衷，注定无法实现。

7月17日，彭真到达庐山。22日，由彭真主持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修改《记录(第二稿)》，意见还是集中在“关于形势和任务”部分。不料，23日，毛泽东突然在大会上讲话，严厉批评彭德怀的《意见书》，风云突变。但这时刘少奇仍然要求起草小组尽快改出《记录(第三稿)》，争取提交会议通过，形成正式文件发下去。24日，毛泽东也在大区负责人会议上说，《记录》已改到第三稿，合乎实际，有利团结工作。起草是个过程，一稿被推倒，二稿作者本人不满意，现在三稿准备发表。但是随着会议反右倾的不断升级，《记录》的事也就不再提了。

7月29日，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宣布中央关于召开八届八中全会的决定，议题是：(一)经济建设指标问题；(二)总路线问题。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但是人们习惯上把这次会议同前一段的中央工作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统称为庐山会议。

从纠“左”转向反右

杨尚昆一生做了两件违心的事，一件是1978年11月28日，为了尽快出来工作，违心地在留有尾巴的审查结论上签了字；另一件就是在庐山会议上违心地批判彭德怀。对后者，他一直是心怀内疚的。他和我们详细讲述了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特别是批判彭德怀的情况。

7月23日。毛泽东在大会上讲话，对彭德怀的《意见书》中的观点逐条批判。他声色俱厉地说，假如做了10件事，9件都是坏的，都登在报上，一定灭亡，应当灭亡。那我就走。到农村去，率领农民打游击，造反。你解放军跟不跟我走?我看解放军会跟我走的。毛泽东把问题看得如此严重，会议气氛骤然紧张。

7月26日，毛泽东又以《对于一封信的评论》为题批印了东北协作区办公厅干部李云仲反映当时经济生活中一些问题给他的信。这封万余言的长信，既反映了一些重大问题，指出在反对右倾保守思想的同时。忽视“左”倾冒险主义的侵蚀；关于农民和工农关系问题以及计划工作中存在主观主义等；也反映了一些具体问题，如指出铺张浪费之风严重等。毛泽东对此信作了长达2500字的评论，指责信的作者专门收集缺点方面的材料，而对成绩方面的材料，可以说根本不发生兴趣。他认为“现在党内党外出现了一种新的事物，就是右倾情绪、右倾思想、右倾活动已经增长，大有猖狂进攻之势”。这一天，各小组又传达了毛泽东讲的几句话：“事是人做的，对事，也要对人。要划清界限，问题要讲清楚，不能含糊。”话不多，但分量很重。一个文字评论，一个口头谈话，意思是明白的，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反右!

7月30日，迫于当时形势，我在小组会上也不得不违心地批判彭德怀。我说《意见书》的政治方向，是反对建设时期总路线和1958年以来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

7月31日、8月1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两次开会，在小范围内清算彭德怀的历史总账和思想根源。但是会议情况都及时地向各小组传达，推动了大范围对彭德怀的斗争。

8月2日，中共八届八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讲话中把对彭德怀的批判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要求大家讨论路线是非问题。同日，毛泽东写信给张闻天，信中说“你陷入那个军事俱乐部里去了”，说彭德怀同张闻天是“文武合璧，相得益彰”。军事俱乐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在会议期间，有人看见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曾经到彭德怀那里去串门，这本来是同志间的正常交往，可就是有人把它当作问题煞有介事地反映给毛泽东，大概是表白自己同彭德怀划清界限吧。毛泽东就说他们是军事俱乐部。其实，张闻天、周小舟根本与军事无关；彭德怀主持军委工作，黄克诚是总参谋长，他们交往密切是很正常的。

当时给彭德怀戴了几顶帽子，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争取群众”、“组织队伍”，是“有组织、有计划、有准备的反总路线、反党中央、反毛主席的活动”，“代表右倾机会主义向党进攻的纲领”。彭德怀是“漏网的高饶反党集团的重要成员”。是“里通外国”、“与苏修反华相呼应”。彭德怀从维护大局出发，不得不违心地反复检讨，承认“客观上起了反对‘三面红旗’的作用”，“造成严重后果”，但始终不承认“高饶反党集团成员”和“里通外国”。

黄克诚是7月17日才到庐山的。19日，黄在小组会上发言，对“三面红旗”的看法和彭德怀的观点差不多。于是有人批评他，他蒙了。当晚，他跑来找我，问我怎么回事。我把前一段会议情况向他作了简要介绍。他说不管怎么样，有些话我还是要说。23日，毛泽东讲话后，黄克诚同许多人一样，思想不通。当晚，周小舟、周惠、李锐一起到黄的住处。议论毛泽东的讲话。周小舟说了一些过激的话，还说：“主席有没有斯大林晚年的危险?”黄克诚劝他们，有意见应直接找主席当面谈，不要随便议论。这件事后来传出去了，就成了他们背后进行反党活动的证据。

7月21日，张闻天在小组会上作了长达3小时的系统发言。在这以前，胡乔木听说张闻天准备发言，特意给张打电话，要他“注意形势，少讲缺点”。但是张闻天还是按照他准备的发言提纲讲了。他在基本肯定了“大跃进”的成绩以后，着重讲了缺点、缺点的后果以及产生缺点的原因。他肯定彭德怀的《意见书》，说：“这份《意见书》提出了一些问题，中心内容是希望总结经验，本意是很好的。但是从各方面的反映看，不少同志似乎对彭德怀同志这个出发点研究不多，只注意了他信中的一些具体说法，其实是肯定了成绩的。他说，成绩是基本的，这同大家说的一样。至于个别说法，说得多一点少一点，关系就不大。”他强调“现在的问题是防止骄傲自满、麻痹大意的情绪。要更多地看到存在的问题的一面。”他指出：“总结经验时，就不能满足于说缺乏经验，而应该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张闻天的发言材料翔实、观点鲜明，论述有理有据，讲后反应很大。后来把张闻天的这篇讲话说成是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全面系统地发挥”。

还有一个小插曲。按照惯例，与会同志在小组会上发言，都摘要刊登会议《简报》。那天，刊登张闻天发言要点的《简报》刚刚准备付印，他就打电话来要求撤回。我就去请示刘少奇。刘少奇说：“人家自己的东西，要求退回去，就退给他吧。”这说明张闻天在思想上也有顾虑。他在会上评说“大跃进”的缺点是冒了很大风险的。他要求退还他的发言稿，对我来说也很为难，如果我不请示刘少奇就退给他，就会有人说我同“教条主义者”又弄到一块去了。

周小舟那时有些年轻气盛，加上他过去曾经当过毛泽东的秘书，在毛泽东面前说话不大拘谨。在庐山，开始他比较活跃。7月11日夜，毛泽东找周小舟、周惠、李锐谈话，周小舟反映“大跃进”中下面干部讲假话的情况，还说“上有好者，下必甚焉”。毛泽东听了不但没有表现反感，反而谈笑风生，气氛轻松。这次谈话后，周小舟就向人散布空气，说毛泽东要反“左”，引起下面议论纷纷。周恩来听到议论，问我这是从哪里传出的话。我告诉周恩来，听说是周小舟讲的。周恩来就让我转告周小舟，不要再传这个话了。周小舟也把毛泽东找他们谈话的情况告诉了彭德怀，并怂恿彭也去找毛泽东谈谈。彭怕当面谈不好，就写了7月14日给毛泽东的那封信。16日，彭的信印发以后，周小舟在小组会上表示赞同。23日毛泽东讲了话，周小舟就成了重点批判对象。

8月10日，小组会上有人揭发周小舟在7月23日毛泽东讲话的当天晚上，在黄克诚处讲过“主席像斯大林晚年”的话。全场大哗。后来又有人揭发李锐曾向周小舟转述田家英说过“将来有一天他调离中南海时，准备向毛泽东提三条意见：(一)能治天下，不能治左右；(二)不要百年之后有人来议论；(三)听不得批评，别人很难进言。这又引起巨大震动。李锐当场咬定这话不是田家英说的，是他自己的想法。会议转向批判李锐，被刘少奇制止，说李锐不是中央委员，他的问题另外解决。

庐山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彭德怀的《意见书》是“导火索”，看来事情带有偶然性，其实不然。会议前期，大家思想并没有敞开，对形势的估计一直存在分歧，一些不同意见遭到压制。毛泽东原来估计，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后，会引起一些人的批评和反对，而实际情况却是得到了不少人的同情和支持。毛泽东怀疑党内有人在刮风；一些“左”派人物感到批评“三面红旗”的人越来越多，会使人泄气。担心“左”派队伍守不住阵地，有人就到毛泽东那里去告状，要求毛泽东出来讲话。与此同时，从中央到地方都不断传来对“三面红旗”的尖锐批评；在国外，赫鲁晓夫和东欧国家的一些领导人，也连续发表批评中国“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讲话和文章。这一切都使毛泽东感到形势严重，必须进行反击。

会议从纠“左”转向反右。事先并没有经过中央政治局常委讨论。刘少奇对反右是有保留的。他曾找胡乔木谈话，表示对彭德怀的《意见书》，可以在小范围内批判，总的部署还应继续纠“左”，《记录》要争取发出去，让下面继续纠“左”。他要胡乔木向毛泽东反映这个意见，胡乔木说这已经不可能了。

周恩来担心彭德怀对突如其来的严厉批判，身心承受不了，就要我安排彭的夫人浦安修上山，从生活上照顾彭德怀。

8月1日，朱德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上。就彭德怀的《意见书》谈自己的看法，言词比较缓和，还没有讲完，就被毛泽东打断，指责他“隔靴搔痒”，弄得朱德下不来台。林彪调子最高，说彭德怀“这回是来招兵买马的”，“想当大英雄”，“是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又说这次解决彭德怀的问题。消除了党内可能出现分裂的隐患和避免了经济上出现大马鞍形。林彪的话得到了毛泽东的赏识。

邓小平、陈云因病留守北京，没有参加庐山会议。

　　[导读]1996年12月，1997年3月、5月，杨尚昆三次同我们谈庐山会议前后情况。他说，我作为庐山会议的正式成员，又是会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是应当对这次会议说几句话的。

毛泽东与彭德怀

保护“秀才”过关

庐山会议期间，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由于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并私下对“三面红旗”有所质疑，被卷入到批判当中。最初由彭真提议，几位中央常委也同意，最终保护了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过关。杨尚昆在这期间为此做了一些具体工作，他给我们简略讲了讲这个情况。

在上庐山的路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李锐等一批“秀才”，对1958年以来的形势就有一番议论。“秀才”们说话百无禁忌，尽管他们在思想上也不可能不受“左”的影响，但他们面对“大跃进”带来的严重后果，却不能不对“三面红旗”提出质疑。会议开始不久，“秀才”们开始接受起草庐山会议记录任务，心思都集中在如何总结“大跃进”的教训，继续纠“左”问题上。当时，田家英曾把他在四川调查中反映浮夸问题的材料送给毛泽东参阅，引起四川省委负责人的不满；田家英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还同四川省委的那位负责人发生了争吵。彭德怀的《意见书》印发以后，“秀才”们都反映写得不错，同他们起草的《记录》基本观点相同。有的组对彭德怀的《意见书》提出批评，田家英、吴冷西还作了解释。

7月23日，毛泽东讲话后，风云突变，这对“秀才”们如晴天霹雳。有人批评田家英反映四川问题是攻击“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人批评吴冷西和彭德怀一个鼻孔出气，“犯了路线错误”。使“秀才”们最担心的是他们在会下议论过的一些“私房话”，如果泄露出去，会引起不必要的麻烦。但是，没有不透风的墙。“秀才”们会下议论过的“私房话”还是传出去了。

当时，会议除集中对彭德怀、张闻天等人开火外，那些曾经表示赞成或基本赞成彭德怀的《意见书》观点的人，也无不遭到严厉指责，批斗范围有进一步扩大之势。彭真就来找我商量，提出要保护“秀才”。为此，彭真、薄一波和我专门找李锐谈话，要他到此为止，不要再扯宽了。我把这个意思向刘少奇、周恩来和毛泽东汇报，他们也表示同意。随后毛泽东分别找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谈话，批评“秀才”们前一段表现不好，方向有些不对头；同时又要他们不要过分紧张，要夹着尾巴做人；还说过两天向会上打个招呼，下“停战令”，对“秀才”们挂“免战牌”。我到“秀才”们的住地，告诉他们：主席已经要我向各组组长打了招呼，要他们集中精力开好八中全会。不要再提“秀才”们的事情，你们可以放心了。

8月11日。毛泽东在八中全会上作长篇讲话，对彭德怀等同志作了系统的批判，同时也讲了要“保护秀才”。他说军事俱乐部那些人想把“秀才”们挖去，我看挖不去。“秀才”是我们的人，不是你们的人。他还说“李锐不是秀才，是俱乐部的人”。这就正式把陈伯达、胡乔木、田家英和吴冷西保护过了关。

但是，庐山会议后。中央根据庐山会议对“秀才”们的揭发材料。仍决定对他们立案审查。10月，彭真两次找“秀才”们谈话，核对材料。几位“秀才”也向中央作了书面检讨和申辩。10月17日，毛泽东找四位“秀才”谈话，说你们在庐山的表现不好，但不属于敌对分子和右倾机会主义分子，而是属于基本拥护总路线、但有错误观点或右倾思想的人。至此，事情宣告结束。

庐山会议后的彭德怀

庐山会议后，撤销了彭德怀在军队内的职务，但仍保留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职务。党内文件照发，中央政治局会议也照常通知他参加，不过彭德怀照例请假就是了。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彭德怀有什么事都是通过杨尚昆这个办公厅主任向中央反映。

1959年国庆节前夕，彭德怀搬出中南海，移居吴家花园。10月21日，毛泽东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彭真、贺龙、陈毅等同志都到了，我也在座。毛泽东肯定了彭德怀9月9日写信要求学习和参加生产劳动的意见。说读几年书好，要学点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谈话时气氛很好，谈话以后又共进午餐。彭德怀离去以后，毛泽东嘱我以后要经常去看望彭德怀。每月至少两次，主要是了解他的思想动态，帮助他联系和解决学习和生活上的一些问题。11月9日，我和彭真一起去彭德怀处，在彭那里召集高级党校党委常委会，杨献珍、艾思奇、范若愚等同志都到了。当场安排了彭德怀到党校学习的问题，并当面交代，彭德怀是毛主席批准到党校学习的，要派专人辅导他的学习，有什么问题由杨献珍同彭德怀直接联系。

后来，毛泽东多次提出，要彭德怀出来做点事。有一次，他对我说，可以让彭德怀当农垦部部长，要我去征求彭德怀的意见。当然，如果彭德怀同意，下一步还要做王震的工作，让王震把农垦部部长的位置让出来。我考虑，那时彭德怀的情绪很不好，不可能出来工作，因而一直没有同彭德怀谈。还有一次，毛泽东指定我和陈毅、聂荣臻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主要是说服彭德怀承认错误，有所表示。可是彭德怀心里不服，一直顶着不表态，我们三个人都认为不好开口。以后我见到毛泽东，就说你要我们三个人去做彭德怀的工作，你讲个方针才好。毛泽东看到我们有难处，笑了笑说。那就算了吧!

1961年9月19日。彭德怀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到农村去做调查研究。请求中央允许他先去湖南故乡搞三个月，了解农村情况，明年春天再去山西太行。他提出。如果允许他外出调查。行前希望见主席一面。我立即把彭德怀的信送给毛泽东，过了些日子，毛泽东批回来：“彭德怀到哪里去都可以。半年也行。”10月23日，我去彭德怀处，把毛泽东同意他下去调查的情况告诉他。25日晚，彭德怀到我的办公室，交来一份去湖南的调查提纲，并要求中央办公厅给他派一个临时秘书，随他去湖南。帮助整理调查材料。第二天，我把金石同志找来。对他说：“彭德怀最近提出要回湖南家乡看看，作些农村调查。因为庐山会议后彭原来的秘书都回军委去了，这次他下去要求中办给他派一位同志帮他整理材料，我们考虑你去比较合适。”金石有些紧张，我对他说：“彭德怀现在仍然是政治局委员，你还是要尊重他。你帮他整理材料，他要你怎么写，你就怎么写，有错误由他负责，与你无关。”

10月30日，彭德怀离京去湖南。他到长沙后，湖南省委书记胡继宗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在湘潭，由湘潭地委书记华国锋接待。11月3日，彭德怀就到了他的家乡湘潭县乌石大队为民生产队彭家围子村。

一个多月以后，彭德怀从华国锋那里得知中央准备召开一次由中央局、省、地、县委和大的厂矿企业一级负责人参加的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他认为这个会议主要是总结1958年“大跃进"gA来的经验教训。十分重要，决定立即结束湖南调查返回北京。

彭德怀这次去湖南，历时50多天，最后整理了5份调查报告，他要金石交给我，并附信说：“这些材料都已经和省、地、县委同志交换过意见，没有大的不同意见。如有错误，完全由我负责。”我把彭德怀的几份调查材料，连同金石写的随彭德怀去湖南情况的报告，一并报送毛泽东。这件事，事前经过毛泽东批准，事后又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从工作程序和组织原则上讲都是无可指责的。

彭德怀回京以后。看到1962年1月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的文件，对刘少奇的书面报告认为是比较实事求是地总结了1958年以来的经验教训，还是满意的；对报告中再次肯定庐山会议的反右倾斗争，也不想要求平反。但是，1月27日，刘少奇在大会上讲话，说：“彭德怀的错误不只是写了那封信，一个政治局委员向中央主席写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见是不对的，也并不算犯错误。”“庐山会议之所以要展开反对彭德怀同志的反党集团的斗争，是由于长期以来彭德怀同志在党内有一个小集团。他参加了高岗、饶漱石反党集团。”“更主要的不是高岗利用彭德怀，而是彭德怀利用高岗，他们两个人都有国际背景，他们的反党活动，同某些外国人在中国搞颠覆活动有关”。因而。“所有的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怀同志不能平反”。彭德怀对此非常气愤，立即打电话给我说：“请转报主席和刘少奇，郑重声明没有此事。”事后，彭德怀还向人表示，看了刘少奇的讲话，很不舒服。书读不下去，觉也睡不好。彭德怀本来打算春节以后再到太行山老解放区去看看，搞些调查研究，现在这个样子不能去了，去了人家不好办。

七千人大会结束以后，彭德怀立即动手把自己的一生经历。是非曲直，详细地写了一个书面材料，要求中央予以审查。这就是后来所谓彭德怀翻案的《八万言书》。6月16日，彭德怀到中南海把这份材料亲手交给我，我按照他的要求，印发给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各同志。为了郑重，《八万言书》印出清样后，派人先送给彭德怀，请他校阅后再正式印发。他却说：“相信中央办公厅，不看了，印发吧。”当年7月，毛泽东在北戴河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指责彭德怀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风、黑暗风、单干风”。9月，在北京召开八届十中全会和随后的国庆13周年活动，就不再通知彭德怀参加了。在全会上，毛泽东明确表示：我对彭德怀这个人比较清楚，不能给以平反。全会还决定成立“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对他进行全面审查。

后来。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派人去湖南，对1961年彭德怀回乡作农村调查情况作“追踪调查”。原来，彭德怀在湖南调查结束后，湖南省委曾正式书面报告中央，反映彭德怀在湖南期间表现是好的；但这时却又出尔反尔，向中央报告说彭德怀当时有“反党言行”。这次专案调查人员也专门收集一些反面材料，断章取义，肆意歪曲，编造了一个《关于彭德怀同志1961年回湘潭情况的调查报告》，说彭德怀那次回乡调查是“别有用心”、“满腹牢骚”，散布了一系列“反党言论”。这个《报告》送我印发时，我发现《报告》上把那些随彭德怀去湖南的工作人员名字也写上了。我当即打电话给彭德怀专案审查委员会负责人，说那几个随行人员都是组织上派去做具体工作的，不要把他们的名字写上。这样，避免了一次可能发生的新的株连。

1965年9月11日，毛泽东要彭真代表中央找彭德怀谈话，说中央决定你去西南工作，任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副总指挥。彭德怀表示，我是共产党员，应该服从党的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对工业也是外行，还是希望去农村作调查。23日，毛泽东亲自找彭德怀谈话，刘少奇、邓小平、彭真也在座。毛泽东说：“彭德怀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如有人不同意时，要他同我来谈。我过去反对彭德怀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真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0月19日，彭德怀来找我，要我帮助他解决去西南赴任的一些具体问题，我当即应允。次日，我派中办警卫局副局长田畴、中办机要室副主任赖奎到彭德怀那里，问他有什么要办的事，要一一帮他办好。11月28日，彭德怀乘火车离京去成都，我的中央办公厅主任一职已被免去，不便以私交关系送他，实属憾事。又岂知，更为遗憾的是，10月19日一面，竟成永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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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万言书”手稿

1959年7月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开幕。主要议题是总结经验，继续纠正会议之前已经开始纠正的错误，讨论下半年和以后4年的经济工作任务。

受毛泽东表示愿意多听反对意见的鼓舞，彭德怀从7月3日到10日的8天时间内，在小组会上一连作了7次发言或插话。

客观地说，彭德怀的发言和插话，锋芒毕露，言辞尖锐，但是，这些意见在当时却是能引起大家共鸣的。因此，在彭德怀写那封被称为“万言书”的信之前，会议开得还是比较轻松的，的确有会前定的“神仙会”的气氛，大家心情舒畅。会议之暇，元帅们之间或互相拜访串门，或结伴出游，或作诗填词。

但是“神仙会”的和谐氛围只维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彭德怀就发现了一个问题。据随彭一起上山的军事参谋王承光回忆：“老总问我，这几天会议简报你都看了没？我说都看了，他说，我在小组会上讲了一些意见，简报都没有登，简报上也看不到。显得很不高兴。”原来，工作人员在整理简报时，出于好意，将彭德怀在小组会上发言中最尖锐的、直接涉及毛泽东的词句删掉了。

7月11日下午，会议秘书处关于会议将于15日如期结束的通知，增加了彭德怀要把自己的意见尽快在下山之前反映上去的急切心情。彭德怀认为有些问题不好在小组会上讲，想给主席写封信，让主席讲一下才有作用。

7月14日下午，彭德怀令王承光将写好的信直接送给毛泽东的秘书。彭德怀的这封信后来虽然被称为“万言书”，但实际上只有3000来字。

7月23日早晨，临时通知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上，毛泽东严厉地批评了彭德怀7月14日写的信。毛泽东说：“有些人在关键时刻就是动摇的，在历史的大风大浪中就是不坚定的。”“他们把自己抛到了右派边缘，只差30公里了。”

从会场回来时，彭德怀对毛泽东讲话中把这封信看得如此严重，调子那么高，是没有思想准备的，顿时感到困惑。

从7月23日下午开始，6个小组都开会讨论毛泽东的讲话。迫于形势，元帅们都不得不有所表示。但是这一时期对彭德怀的批判还不是很激烈。

朱德参加的是第一组的讨论，他第一个发言。但是在7月23日下午的发言中，朱德还是没有提到彭德怀，而是同彭的基调相似，继续批评“大跃进”。对彭德怀的错误，朱德是这样认为的：“彭德怀的信虽然没有直接说出悲观失望，但是他把缺点错误说重了。这不合乎事实……彭德怀的信起了好作用，但看法是错误的，应当利用这个机会，好好检查一下自己，对某些缺点看得太严重。”最后，朱德还在替彭德怀打圆场：“彭总有一股拗脾气，今后应该注意改掉。彭总在生活方面注意节约，艰苦卓绝，谁也比不过他。彭总也是很关心经济建设的。只要纠正错误认识，是可以把工作做得更好的。”

元帅们不仅在发言中考虑到彭德怀的感受，还多次到彭德怀住处探望。第一个来的是朱德。23日晚上，朱德来看望彭德怀，俩人谈了约1个小时。送走朱德后，彭德怀对身边人说：“朱德同志劝我作点检讨，不要顶牛。”后来，聂荣臻、叶剑英等人也都来探望过彭德怀。

7月31日，毛泽东在他的住处“美庐”主持召开了政治局常委会议，参加的有政治局常委刘少奇、周恩来、朱德、林彪，政治局委员彭真、贺龙、彭德怀，此外黄克诚、周小舟、周惠、李锐4人列席旁听。

这天的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并主要由他来讲活，彭德怀答话，因此其他参加者发言较少。会上大部分时间是毛泽东讲话，他系统地讲了立三路线、两次王明路线、高饶反党联盟，集中批评了彭德怀在历次路线斗争中都犯有错误，提出彭德怀同他的关系是“三七开”，三分融洽，七分合不来。彭德怀没有正面争论，但解释道：“政治与感情，你是结成一体的，我没有达到这个程度，你提得那么高，我还没有了解，跟不上，掉队远，许多历史事件，我一生无笔记，文件烧了。对问题认识上的分歧，但不能说感情不融洽……主席过去曾经送我两本书，《左派幼稚病》和《两个策略》，批语都记得，一直带着。”他想以此说明很早就把毛泽东当做自己的先生，对他是很尊敬的，不同意毛泽东对他们两人关系三七开的评价。后来，彭德怀勉强表示：“我认为我同主席关系是对半开。”但毛泽东坚持“三七开”。

经过将近两天的常委会批判，彭德怀不会不明白，他的问题已远不止是写了内容有“错误”的信。仅靠检讨认错，看来也已不能完全解决问题，恐怕还会有组织上的措施。

8月2日早上，八届八中全会正式开始。开幕式上，毛泽东的讲话比较简短。他虽然没有点出彭德怀的名字，但大家都心知肚明。他说：“现在有一种分裂倾向，去年八大二次代表会议我讲过，危险无非是：一世界大战，二党的分裂。当时没有明显迹象，现在有这种迹象了……”他的这一判断，让与会人员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毛泽东虽然没有点名批判彭德怀，但是林彪帮他把这事做了。因为参加全会的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最后一批是8月1日才上山的。他们只知道会议形势的大致变化，并不知详情。于是，8月4日晚，由刘少奇主持，周恩来、朱德、林彪等人参加，向晚上山的人传达毛泽东在政治局常委会议上的讲话精神。

在传达会上，林彪首先讲话。关于这封信，林彪的看法是：“总的方面是右倾的，是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他是夸大缺点，否定成绩的，对于大炼钢铁、办人民公社，都持否定态度。”林彪还直接把问题拔到了反对毛泽东的高度，他说：“他虽没有提出毛主席的名字，但是在会内会外的讲话，字里行间，攻击的目标非常明显，就是反毛主席，反对党的领袖……”

由于有了“通气会”的定调，因而，在8月3日到6日的小组会发言中，绝大多数发言几乎都充满了对彭德怀等人的批判、谴责之辞。元帅们也不例外，这里以贺龙元帅为例。他在8月3日小组讨论会上的发言仅几分钟：

德怀同志的信，我认为是一个反党的纲领。他过去几次在紧要关头上发生动摇，对毛泽东同志是很不服气的。这一次他迫不及待地拿出反党纲领，也完全是对着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的……彭德怀同志在检讨中，只承认自己是旧军人出身，是无组织、无纪律。并且说他和毛泽东同志是学生和先生的关系，不过是个调皮的学生。我觉得他这样的解释是不好的。他也承认自己是经验主义，但是看来他的灵魂深处的东西并没有掏出来。

8月13日下午，举行全体大会，由彭德怀作检讨。大会由周恩来主持，彭德怀的这一次发言，是在会议上第一次写成的书面检讨。会上，彭德怀作了一个系统的检查，他把会议上对他的批评基本上都接受下来，说：“一个月来会上对我的批评，对我有极深刻的教育意义，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诚恳地感谢同志们对我耐心的教育帮助。”接着检查他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开始，历史上犯过的几次路线错误，以及为什么历次对毛泽东的主张不理解、不赞同或支持不力、贯彻不力的原因。检查了同高岗的关系，着重检查这次来庐山以后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承认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中央和毛泽东的。

八届二中全会结束后的第二天(8月17日)，毛泽东又主持召开了为时一天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研究人事安排和会议精神的传达问题。会议决定：撤销彭德怀的国防部部长和中央军委委员职务，任命林彪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和国防部部长。

回到北京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除了彭德怀元帅无悬念地继续接受批判外，还有一个元帅受到了批判，那就是朱德。9月11日，朱德被迫在会上作了检讨，他检讨的原因是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同情彭德怀。

9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军委组成人员的通知》，宣布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中央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文革中彭德怀惨遭迫害

　　从百战沙场到挨斗百场

　　1967年7月，“无产阶级革命派”在全中国“全面夺权”，掀起“大揭发、大批判、大斗争”高潮。《人民日报》号召“革命派”痛打“落水狗”。一代民族精华、革命领袖人物被揪上批斗台，遭肆意凌辱。

　　江青十分“关注”彭德怀——在她的心目中，元帅、“海瑞”，正需要痛打一下。她几次不阴不阳地提到：“彭德怀在卫戍区养得胖胖的，过去还没有公开批判一下呢”，“要把他批倒批臭呵”。戚本禹连忙告诉北航造反派头头韩爱晶：“彭德怀是军内最大的走资派”，“把彭德怀拉出来斗”。红卫兵提出没有“炮弹”，戚本禹马上叫专案组给红卫兵提供材料。

　　野蛮的、可悲可叹的历史一页揭开了。

　　6月21日，“重新武装”的专案组在戒备森严的八里庄审讯室里第一次提审彭德怀，要彭德怀交代怎样“里通外国”和组织“反党集团”的。彭德怀说：“你们不了解，小娃娃不懂事！”主审人喝道：“老实点，要坦白交代！”彭德怀无可奉告。

　　以后许多天，彭德怀根据专案组的命令写自传。他不愿意写，专案组的人说：“这是组织的决定。”彭德怀说：“既然是组织让写，我服从。”他面对一个无情的事实：专案组代表至高无上的党，代表他一贯服膺的组织。

　　7月19日早饭后，彭德怀正埋头写自传，被告知，要去“开会”。彭德怀抬头问：“开什么会？带纸笔吧？”

　　“不需要带什么东西。”

　　彭德怀大大误解了。直到吉普车开进北京航空学院，他才想到，这是开他的“批斗会”。

　　中午，有人给他一个玉米面饼子。下午他被带到北航六系一间教室里，面对着60多个红卫兵。

　　“彭德怀，交代你的问题！”一个红卫兵厉喝一声。

　　彭德怀态度温和，答：“我不明白有什么问题。几十年忠于毛主席，勤勤恳恳为中国人民出力。”

　　“你为什么要发动百团大战？”

　　“打日本鬼子呗！”

　　“百团大战没有请示毛主席，受到毛主席批评？”(显然这是专案组教的)

　　“嘿，不对的。打电报了嘛！毛主席、中央军委发来了电报祝贺，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在山东其他地方组织一两次’。”

　　听到伟大领袖发了贺电，红卫兵不知怎么“审”下去——这是为开批斗大会而举行的预审会。

　　北航原党委一个负责干部韩爱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批判彭德怀在华北“搞独立王国”，“背着主席打百团大战”，“暴露了我军力量，把日寇引到根据地来，造成很大损失……”

　　彭德怀怒不可遏，打断韩爱晶的话，讲为什么打百团大战，打得怎么英勇。一部分红卫兵似乎听入迷了。在以后中央文革的一份《快报》上，描述了这一场面，说：“他竟恬不知耻，慢条斯理地吹嘘他当时如何英雄，打死打伤多少敌军等，好像讲故事一样。”

　　韩爱晶赶快扭转局面，喊：“彭德怀，交代你在庐山会议上反党反毛主席的罪行！”

　　“我没有罪行，只有错误。对庐山会议还保留我的看法。”

　　“你万言书里骂毛主席，妄图篡党篡军！”

　　口出此言的红卫兵，根本没有看到过他说的那份“万言书”。

　　“我从来没有野心，我拥护毛主席，对毛主席有很深的感情。”

　　“那为什么毛主席要打倒你？”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打倒我。可能出于政治上的需要吧。”——这确是8年来彭德怀在百思不得其解之后，无可奈何地想到的理由，此时冲口而出了。

　　全场喧哗起来，有人带头高呼：“打倒彭德怀！”

　　“彭德怀早就被打倒了嘛！在庐山会议就打倒了！”

　　韩爱晶从桌子上跳过去，指着彭德怀的鼻子吼：“你反不反对毛主席！?”

　　“我不反对毛主席，我只是对毛主席无话不谈。”

　　韩爱晶一拳出去，打得彭德怀倒退几步，跌坐在地上。呼啦围上去一堆人，拽的、打的、踢的，拳脚交加。彭德怀认得其中一个姓陈的红卫兵，说：“小同志，你不要发火，你不懂事……”话未说完，有人几猛拳冲着彭德怀胸部打去，彭德怀头撞在课桌上，跌倒时又撞在水泥地面上，发出重重的响声。

　　彭德怀忍痛喊：“你们怎么这样对待一个快70岁的人！”

　　会场大乱。有了带头人，原来文明一些的也要表现“革命性”了，胆子小的也“勇敢”起来了。彭德怀被拽起来，打倒；再拽起，再打倒，连续7次！一个穿皮靴的大个子飞起一脚，向躺在地上的彭德怀右胸踢去，彭德怀深哼了一声，昏迷过去。

　　韩爱晶问：“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是不是指毛主席？”彭德怀点了点头。韩爱晶把这句话写在一张纸条上，拽着昏迷中的彭德怀的手按印、签字。

　　下午17时50分，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人架回囚室，勒令起身，连夜写“认罪书”。

　　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当晚得知彭德怀被斗的情况，打电话问韩爱晶为什么不执行总理的“五不”指示。审斗会前，周恩来总理指示：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挂牌子，不准游街，不准武斗，不准开万人以上的批斗会。韩爱晶得知后，即打电话请示中央文革，戚本禹回答：“不要武斗，但对彭德怀不要限制过多。”

　　第二天，彭德怀伤重不能起床，被送到267医院检查。病志记载：“胸部正位像X线所见：(1)右第五肋骨中段骨折；(2)右第十肋骨末端可疑不全骨折；(3)右膈角内小量积液(血)；(4)右肺下野部分不张。”

　　傅崇碧向周恩来报告彭德怀伤势并附上胸片，周恩来看后，批评卫戍区有关人员没有尽到责任，指示：马上给彭德怀治病，将结果报告他。今后，没有中央的批准，任何人不得私自批斗彭德怀；卫戍区要绝对保证彭德怀的安全。

　　然而，风云日紧。彭德怀遭毒打的第二天，发生了震动全国的武汉“七？二○”事件。25日，中央文革在天安门广场召开大会，林彪在会上喊出了“打倒军内一小撮走资派”的口号。这使已成为囚徒的彭德怀，又成了“军内一小撮”的总代表，报纸大造舆论，掀起“批彭高潮”。

　　从7月26日开始，重伤中的彭德怀被北京航空学院、清华大学、解放军各总部、国防科委、三军直属机关和在京院校、人民日报社、北京师范大学、空军直属机关及空军在京院校、各文体单位、北京邮电学院等数十个单位连续“揪斗”。在北航南操场召开的十万人批斗彭德怀、张闯天等人的会是大会批斗彭德怀的“揭幕式，是经中央文革正式批准 (实为授意)的”。会后，又突然宣布对彭、张游街。上下车时对彭德怀毒打，在车上，彭德怀在半昏迷中被提耳、托头、架腰拉到天安门游斗。其中6次为万人大会，7次“游街”。张闻天、黄克诚和解放军的一批被“打倒”的著名将领谭政、张爱萍、肖向荣、王尚荣、廖汉生、李志民等被拉来“陪斗”，和彭德怀一起在万千公众前遭受摧残凌辱。彭德怀不甘受辱，强直着头，挺立着身躯。一些彪形大汉被挑选来揪押他。伤痛和愤怒使他在被“游斗”中几度昏迷。

　　同一时期，在北京及全国各大城市一批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党政领导人被押上批斗台，押上卡车，戴高帽、抹花脸、剃鬼头、做“喷气式”，批斗、游街、示众。在会场上，在街头，各种名号的战斗队、战斗组戴着红袖标狂呼高叫，对批斗者拳脚交加。路上的行人，有的伸拳头响应，有的呆呆看着，还有的低头匆匆走过，不忍目睹这使革命历史蒙羞、使善良心灵颤栗的一幕。

　　从“文化大革命”的风暴卷起，彭德怀的妻子浦安修就重新陷入更大的灾难之中。尽管她原任北京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的职务早已经“落选”，被派去担任师大附中校办公室主任，仍属“当权派”之列。而最关紧要的，她是彭德怀的妻子，这使她成了“造反派”的大目标。

　　1967年7月，浦安修的家被抄，人进了“专政队”，白天劳动，夜晚住在没有完工的一间浴室里，潮湿的水泥地面上铺着一床薄褥子。她也一无所有了，仅衣袋里放着一张彭德怀的照片，里面保藏着她28年的回忆。不幸，一次照片掉出来，被看管人员抢了去。为此，浦安修被拉出去批斗，被罚光脚在沙石路上担东西，被勒令交代和彭德怀在一起“干了什么坏事”，又被拉去看“拒不坦白”者的下场——一个老人被绑在树上挨打。

　　群众专政一阵，腻了，把犯人放走。浦安修无家可归，被院内一个好心的同事收留在家中的盥洗室里暂住。

　　1967年8月11日下午，浦安修被一伙红卫兵押到校内教学楼。几个月来，她茫然地承受着一切。骤然间，她看到人群中一辆三轮车上押着一个人，纵然是衣貌全非，她也一眼就看出是他——一别两年的彭德怀。彭德怀也看到了她。四目相视，都痛苦地低下头。

　　彭德怀看到浦安修衣服脏破，形体消瘦，泪眼模糊，一副惨状，不禁浑身发抖。

　　浦安修被勒令传去交代彭德怀的罪行。一向温和文静的浦安修，这时顽强地闭口不答。1967年10月出版的红卫兵《大批判通讯》上登载当时对浦安修审讯记录按语说：“时至今日，浦妖婆拒不揭发彭贼，企图顽抗到底，还千方百计的为彭贼涂脂抹粉。”扁担落在浦安修的肩背上，她的头被揪着在墙壁上撞得咚咚发响。造反派还给她最后通牒：“再不交代，砸烂你的狗头！”

　　8月31日清晨7时，北京西郊颐和园的朱红大门徐徐打开，浦安修低头匆匆而入。

　　两小时后，有人发现了她。她静静地躺在昆明湖边，已经没有了回忆，没有了痛苦。衣袋里还有未服完的安眠药。

　　这时，北京师范大学浦安修专案组的头头，正在胜利的兴奋中仔细研究如何贯彻戚本禹关于对浦安修的问题“要抓紧搞”的指示。

　　浦安修被抬到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抢救，医生从她身上发现一枚校徽。

　　半夜，浦安修苏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病床上，她又回到了多难的人世。

　　一天后，专案组下令将浦安修从北京医学院第三附属医院押回学校严加管制。

　　北师大批斗会以后，彭德怀因精神受严重刺激，右半身麻木，但这个铁铸的人，两天后又站立起来了。

　　8月16日晚，彭德怀在囚室内听到部队在院子里集合。接着，窗外高音喇叭传来《中国共产党八届八中全会关于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的决议》的播音。

　　从1959年8月在庐山会议上产生了这个决定他的命运，也影响着整个中国命运的《决议》以来，还是第一次向全国、全世界公布这个文件(摘要)。《决议》(摘要)在标题中取消了“同志”二字，把《决议》中原有的“鉴于彭德怀同志过去在党的正确领导下作过一些有益于革命的工作”的话也删去了。这意味着什么呢？彭德怀先是一怔，随即把椅子向门口移动一下，仔细听下去。他有时点点头，有时发出笑声，哨兵走到他身旁，可能是为了解他的“反应”，他说：“这叫我怎么活咯。”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决议》(摘要)和一篇题为《彭德怀及其后台罪责难逃》的社论。接着，《红旗》杂志发表社论《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解放军报》发表《宜将剩勇追穷寇》。《人民日报》还报道说：“北京许多单位的无产阶级革命派和红卫兵小将们刚刚联合批斗了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彭德怀，今天他们学习了《庐山会议决议》以后，更增加了彻底埋葬资产阶级司令部的决心。“文革”中，这两报一刊是传达最高司令部声音的，马上，在全国又一次掀起“批彭”高潮。

　　18日，彭德怀专案审查办公室在向领导的报告中说，彭德怀给清华井冈山兵团红卫兵写的所谓“认罪书”，“根本未交代他的反革命罪行，毫无认罪之意，而是疯狂的反攻倒算……”“我们的意见对彭德怀的所谓‘认罪书’，要进行批斗，粉碎他的新反扑”，提出将彭德怀交由红卫兵及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进行批判斗争的意见。于是，在北京，彭德怀再一次被连续“批斗”。军内外各大单位争先恐后来押走彭德怀。不管哪个单位，只要申请批斗的报告一来，时任政治局委员、中央文革成员、国务院副总理、公安部长的谢富治就批：“可以安排”。北京军区、第二炮兵司令部、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海军司令部、北京卫戍区、通信兵、防化兵、装甲兵、铁道兵、工程兵各司令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勤学院、高等军事学院、第六研究所、中央直属机关等大单位又12次召开万人大会“批斗”、“公审”彭德怀。一次次摧残、一次次生死存亡。曾百战沙场的69岁的元帅，被两个大汉拖着跑步上台，在烈日之下，在拳脚之中，在对一串串谁也不识真相的“罪行罪状”的声嘶力竭的揭发批判声中，顽强地屹立于天地之间。

　　在北京军区批斗场，彭德怀被打伤了背；在北京卫戍区批斗中，曾受过彭德怀批评的高级将领李钟奇，冲上去打了彭德怀一记耳光……

　　参加批斗会回来，彭德怀还要写自传——交代全部历史，从6岁起。

　　哨兵日记记载，彭德怀在挨批斗的日子，每天要写自传###个小时；不挨批斗的日子，一天写十二三个小时。

　　连续的“批斗”一直进行到1967年末。曾经百战沙场的元帅，挨批斗又何止百场！

彭德怀(1898—1974)，原名得华，湖南湘潭人。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重要领导人之一。

1916年进入湖南湘军当兵。1922年考入湖南军官讲武堂，1923年毕业，任湘军连长。1926年任营长，不久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战争。1927年冬任代理团长。1928年1月任团长。同年4月，面对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毅然选择革命道路，加入中国共产党。7月与滕代远、黄公略率部发动平江起义，成立红军第五军，任军长。11月率领红五军主力赴井冈山，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四军会师。1929年初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留在井冈山坚持斗争。1930年6月任红三军团总指挥。

1931年11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他参与指挥了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在保卫中央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屡建功勋。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lO月率部参加长征。1935年1月参加遵义会议，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合后，同张国焘的反党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9月任红军陕甘支队司令员。11月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参与指挥了直罗镇战役。1936年被补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先后任抗日先锋军司令员、西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参加指挥了东征和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协助朱德指挥八路军深入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开辟华北抗日根据地。1940年秋，在华北组织发动百团大战，使日本侵略军受到沉重打击。1942年8月，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代理书记，1943年9月回延安，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华北敌后抗战。1945年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兼总参谋长。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西北野战军(后编为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放弃延安后，指挥3万部队在陕北与敌23万人周旋作战，连战皆捷，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的重点进攻。在战略决战阶段，率部解放了西北五省。